目前日期文章:2012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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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去年10月承蒙中醫科學院的小胡帶我到中科院科學史所參訪的照片(另兩位學者是研究藏醫史和蒙醫史的,真是專業,若加小胡的維吾爾醫史,我則是三竅不通,算是文盲),廖育群所長是一位幽默風趣的人,現已退下過著閒雲野鶴的生活,可以讀自己想讀的書。他對醫學史很有自己的見解,和他聊天受益良多。貼出他近被轉貼的舊文一篇,也是我自己常被學生問到的問題。




 

 



我對「科學史」的理解



作者:廖育群


 




內容摘要: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前所長-------------------------------------------一個滿懷治病救人理想,只知處方用藥、操刀割疣之技的醫學院校學生,卻在離開校門之後步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科學史。在這種大背景下,1954年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195711日 ,科學史所的前身——直屬院領導的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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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滿懷治病救人理想,只知處方用藥、操刀割疣之技的醫學院校學生,卻在離開校門之後步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科學史。作為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員,並在二十餘載光陰荏苒之後成為中國最高級別科學史研究機構的管理者,他對該學科持有怎樣的認識與情感呢?




 




科學史有何用:一個關於意義的追問




我曾問過許多人:科學史有何用?或者說:你如何回答學生的這一問題?




慕尼克大學的文樹德教授說:在我任教的醫學院學生中,只有10%的學生選修這門課程,這就夠了。不學醫學史並不影響其做手術,但永遠只是一名匠人。要想成為好的醫生,就應該學習醫學史。




前任國際科學史學會秘書長阿路教授說:這的確是經常遇到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此乃理解科學的唯一之路。日本著名科學史家山田慶兒說:有什麼用?的確沒有想過。但我以為其為中文版論文集所寫序言中的一段話卻很有意思:作為天文學出身的研究者,面對中國古代眾多的科學著作,覺得無法理解。經過多年的努力,消化吸收、概念重組,而理解其理論與思維體系後,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便是:世界上是否存在著另一種科學?




較之于擔任上海交大人文學院院長的科學史博士江曉原先生喜歡公然宣稱沒用!,本所前任所長劉鈍則習慣以反問的方式作答:那就請你告訴我,整個歷史學有什麼用?科學始終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在不斷探索與揭示自然本質的同時,為利用自然提供強大的知識能源。而科學史,乃至一般歷史學卻似乎總是面向過去,並希望所有文化人都能像他們一樣瞭解古紙舊書中留下的文化積澱。如何評價半個世紀以來,這家中國唯一的國家級科學史研究機構的工作業績,或許會因視角與價值判斷標準不同而有仁智不同之見。但要想到,一個健全的社會難道能夠只有科學技術而沒有文化藝術嗎?因而,中科院路甬祥院長一貫宣導對科技發展歷史的學習與瞭解:科學是人類認知世界不竭的長河,技術是人類對生存發展方式不倦的創造。研究科學史,本質上也就是研究人類創造的歷史,繼往而開來,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同樣,在美國促進科學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動員數百名科學家、工程師和教育工作者,歷時3年完成的、適用于所有學生的、著名的《美國2061計畫》中,也有專門一章來講述科學發展歷程中意義重大的發現和變革,以此來說明科學知識的發展過程和影響。而這一章的篇幅,幾乎是講述包含科學世界觀科學探索科學事業等許多重要內容之《第一章 科學的性質》的兩倍。其原因正是這些科學家與教育工作者認為:離開了具體事例談科學發展就會很空泛科學階段為人類文化遺產作出過卓越的貢獻,為各種思潮的發展樹立了里程碑




 




從歷史和現實的困惑中突圍




大凡某種學問成了體系,也就有了述史鉤沉者。但在大多數文人墨客眼中,修史立典者莫不以帝王政事為先。天文星象、河川地理、礦冶衣食,大多系掛在這一核心之上。這些知識僅僅是在長期的積累與發展中形成了最廣義之科學,但並沒有產生自然科學的概念,因而當然也不可能有自成體系的科學史。




或許是因參照今日研究過去、將歷史上的人物分成推進進步和阻礙進步之人的輝格史觀whig history)的影響,科學史之父薩頓(G.Sarton18841956)提出:科學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類進步的歷史。在這種大背景下,1954年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195711日 ,科學史所的前身——直屬院領導的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成立。




當時的研究方向與工作重點,雖然是定位在發掘整理中國古代科技文化遺產與成就,但循著某一領域探索該學科形成、發展歷史的研究過程卻產生了種種的專科史。就中國而言,大量流傳至今、可被納入自然科學範疇的古籍著作,為研究、建立各科專史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又逐步學會了間接利用那些原本與科技史無關的歷史文獻,從而使得專科史的研究水準大大提高了一步。於是直接史料間接史料間的界限雖然已經消失,但從本質上講,儘管某一史事既可被一般史學家作為政治、經濟史的資料,亦可被自然科學史工作者當成言說科學技術發展史事的憑據,但兩者間仍缺乏溝通。




隨著科學史這一學科自身的不斷發展,研究者不僅認識到用現代自然科學的門類劃分、內涵外延去規範古代的思想、行為與成果,難免有削足適履、牽強定性之感,而且還存在著割裂總體、斬其筋骨之弊。而這一弊害之嚴重,不僅僅是就所謂自然科學各分支相互間存在著的聯繫而論,實乃關係到人類文明史、社會發展史這一足以涵括史學全部範疇的總體。




 




通史之是一種境界




曾有史學工作者感歎:至今尚不能說有一部完整的通史著作!其意或指當時所見的通史巨著不過是局限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兩大門類劃分的前者之內。那麼,是不是說只要將這兩大門類的研究成果在一起,就能構成一部完整的通史呢?我看不是!只有見到能將二者在一起時,才能說達到了的水準。這個,已然不是從古到今——時間坐標系上的通,而是真正將人類文明發展的各個脈絡聯繫在一起之空間坐標系上的通。又曾有人說過哲學的貧困與危機,僅僅是從唯物、唯心的角度去劃分古代的宇宙觀、認識論便是這種貧困與危機的具體表現。不僅研究古代哲學、思想的人如此,科學哲學、自然辯證法也是如此。解決的辦法恰如在現實中所能看到的那樣——兼治自然科學史。只有真正瞭解古代思想的細部與由來,才有可能從宏觀上把握其構造。這也就自然達到了的境界。換言之,這也是真正之通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飯總要一口一口地吃,路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只有鑽進象牙塔,看清人類文明的長河在時、空兩個坐標系上如何經歷無數或由分到和/合、或由(渾沌、本始、統一)到分的錯綜變化,才能站在其頂端看清總體構圖,把握總體以至




總之,在代表著某種新人文主義的學科群體中,科學史立足于過去與未來、自然與社會、科學與技術的交叉點上。在整個人類文明中佔據重要地位之科學的知識積累與發展歷程,各種技術產生、演進的經過及其與科學的關係,科學技術與社會的互動,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對人類文明的促進作用,科學家對社會發展的貢獻等等,不僅構成了該學科的學術範疇,同時也顯示了強大的社會功能。而歷史性的研究與滿足史學建設的需要,可以說永遠都是科學史最本質的屬性與價值所在。




 




 




http://www.66wen.com/09glx/gonggongguanli/xingzheng/20120122/128088.html




廖育群的部落格: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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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透過他者的觀點,我們看到台灣學術研討會的特點,我覺得很有意思。當然,內文提到臺灣學術研討會中午吃便當,除了礙於經費外,我倒覺得很好,因為不會佔去太多時間,也不會吃過飽、過好,以致於大家都回去睡午覺或出去遊玩了。當然,台灣的學術研討會可能更自由,很多人不一定當天報到,也可能聽完特定場次即離開,這大概就是「旁聽」特色的好處吧。


 


臺灣的學術會議怎麼開


 


作者:呂文浩


文章來源:《博覽群書》2012年第一期


體驗臺灣文化生態(1


    初訪臺灣,時時湧上心頭的是一種既親切又陌生的感覺。說親切,是因為臺灣人和內地人同文同種,語言文字和文化心理基本沒有障礙,晚上在臺北街頭不知道回家的路,我也絲毫不擔心自己回不去;說陌生,是因為畢竟由於兩岸長期的獨立發展,在很多方面又表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每天我努力捕捉一切機會,力圖對臺灣的社會文化生態有所體驗,有所感悟。兩個月的體驗對於理解一個現代複雜社會是遠遠不足的,這裏所記錄下來的,只是我所感受到的某些新鮮和震驚,也許很膚淺,但一定是真誠的。       ——呂文浩


   201111月中旬,我作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交流學者,到臺灣“中央大學”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對這裏學術活動的規則也有了大致的瞭解。


“不速之客”受歡迎
  一天我和一位新來的內地學者在電話上聊天,順便問他是否有空參加1820日在政治大學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他馬上說:“我沒有文章啊!”那意思很明白,有了會議主辦方的邀請,自己也提交了論文,才可以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在內地的學術會議上,除了少數德高望重的資深學者和編輯記者以外,一般學者參加學術會議,都要提交論文,相應地,會議主辦方會安排參會學者(有的地方叫“代表”。我不太喜歡這個稱呼,在學術會議上,報告論文應該是文責自負,他所服務的單位對論文本身不負任何責任,也無須由他來“代表”單位報告論文)報告論文要點或評論他人論文,他自己的論文也享有被評論和討論的權利。總之,對於絕大多數學者來說,沒有論文提交給主辦方,就等於沒有拿到參會的入場券。


  多年來,我在內地參加的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都是按照這個規則進行的。難怪這位新來臺北的朋友作如此反應。我告訴他,沒有提交論文,也可以參加學術會議,這種形式在臺北很普遍,用我們內地習慣的說法是,我們這些參會的人是去“旁聽”的。表面上確實是“旁聽”,但我參加過幾次會,總感覺到主辦方很重視也很尊重我們這些“旁聽”的朋友。我們自己也往往不是置身局外,被動地接受會議“正式成員”的賜予,而是具有較高的參與度,有一定程度的“正式參會”的感覺。這也是我問那位朋友是否“參加”會議的原因。


  在臺北的幾個主要大學和研究機構,在教學研究大樓的門口經常貼著許多花花綠綠、設計精美的學術活動海報,除了本單位的活動以外,往往還可以看到許多外單位的海報。學術演講和學術會議的資訊都有。學術會議的海報上往往會附上主辦方的網頁地址、電話號碼和聯繫人姓名等,並說明歡迎各方朋友前來報名。如果是本單位的教研人員和訪問學者,你還會不時地收到主辦方群發的電子郵件通知,你要是願意參與的話,可以填上回執發回去,主辦方有了什麼會議資訊會直接以電子郵件通知你。不僅如此,學術演講和學術會議的通知會提前一段時間公佈在本單位的網頁上,任何關注的人都可以看到。當然,有興趣的話可以報名參加學術會議,在主辦方可以承受的範圍內他們會接受一部分外來者的報名,報名滿了以後就不再接受了。演講就不需要報名了,你在那個約定的時間到場就是了。


  起初,我非常驚異在臺北有這麼多吸收學術新知的機會,但轉念一想:搞一次學術活動,事情本來已經夠多了,還要分出時間精力到各處張貼海報,未免成本太高了。我把這個意思和久在臺北的朋友說了,他笑著說:“不麻煩的,在臺北已經形成了規矩,各單位都有專門負責這種事務的部門,一張海報印上十幾份直接到郵局郵寄一下,收到的單位都有幫助對方張貼的義務。”


    正式報名參加學術會議的朋友,到場時在報到處報到簽名,並佩戴印上名字的胸牌,領取會議議程和論文集。午飯往往是一份便當(即盒飯,有葷素兩種可以自由選擇),和那些提交論文和評論的“正式參會”學者完全同等待遇。在會場上,除了不必陳述論文要點和正式評論以外,所有參會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疑問和討論意見。這麼一來,我們內地所謂“旁聽”會議的人,還真有一種自己“參加”會議的感覺。


  這裏的學術會議往往規模不大,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提交論文,評論或主持,在場其餘人多是那些參與度可高可低的旁聽者。這些參與者的人數視會議主題而有很大差別。以我參加的幾次會議來說,“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會議會期一天,宣讀論文9篇,加上評論人和主持人,“正式參會者”大約20來人,但會場坐得滿滿當當的,大約有80餘人;“蔣中正與蔣宋美齡基督教信仰學術座談會”會議會期一上午,“與談人”(座談會的發言人)7名(其中學者4名,與當事人接近的親屬和部屬3人),但會場上其他參會的大約也有80多人,會議手冊上還把這些人的名字、服務單位和職稱等附在後面;“近代東亞的觀念變遷與認同形塑”研討會暨“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會期三天,宣讀論文、專題演講和評論者總共30人左右。三天會期中。他們不一定都全程參與,而在那個諾大的會場上點綴著的多是這些報名參會的朋友,有時人多一點,有時人少一點。記得會議第二天適逢大雨,去的人就很少。


    規模不大的會議,有了這些外來的報名參與者來烘托場面,顯得更加活躍、熱鬧。中間茶歇和中午吃飯時,我們這些報名旁聽的人往往會聊一聊,甚至會交上幾個可以談得來的朋友。我注意到,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遠道而來的學生,他們通過聽學者們發言討論或自己提問討論來鍛煉自己。


  我在臺北兩個月,剛去的時候對這裏幾乎是兩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多的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見到會議海報上的報名通知,也沒敢想自己能夠報名,因為我根據的是我們在內地時的慣例:拿不出可以宣讀的論文就別想參加會議。等到朋友介紹我參加會議時,我是抱著“旁聽”的態度去的,中午預備自己出去吃飯,不享受會議提前準備的便當。能夠有機會“旁聽”一下會議,對我來說已經是相當滿意的了。實際上,我所參加的幾個會大都沒有事先報名,而是直接去的。但幸運的是,報名參加者的紀律觀念也不是很強,往往有一些報過名但不能全部場次出席的人,所以會議材料和便當也有剩餘,我每次都能享受報名者的待遇。主辦方也知道報名者不見得能到齊,所以會根據現場情況分配會議材料和便當,既保證報名者的權利,又適當照顧到我們這些“不速之客”。“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裏面的“朋”,既包括了正式邀請的學者,也包括正式報名參會的學者,甚至連沒報名就來的“不速之客”,在可以容納的範圍內都盡可能地給予照顧。所以,我不請自來而得到照顧,格外感到人情的溫暖。


  自由討論必不可少
  有些學術會議設有司儀,一般是由一個女生擔任,她會字正腔圓地用臺灣式的國語宣佈會議開始結束、提示會議規則以及注意事項等。在某一場討論開始前,司儀往往會說“現在把時間交給主持人”,以下就是學者們的發言與討論活動了。我所參加的四個學術會議中,有兩個設有司儀。雖說這只是一個形式,似乎可有可無,但置身會場,有司儀在那裏規規矩矩地宣佈這個宣佈那個,時時給人一種很正式的感覺。


  會議的主辦方為了多方面地對會議主題加以呈現,往往在形式上力求豐富多樣。如“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除了圍繞9篇發表論文的報告、評論與討論以外,考慮到這次會議論文對外交方面較少涉及,特地安排了一場“1950年代的外交”學術座談會,作為會議的第二場。四位“與談人”有近代史學界的外交史專家,有外交系的教授,還有一位資深的外交家,他們從不同視角給大家帶來新鮮的學術新知和啟示。“近代東亞的觀念變遷與認同形塑”研討會和“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合併進行,除了常規的15分鐘論文發言評論與討論以外,還設有專題演講(45分鐘演講和15分鐘討論)、座談會和《東亞觀念史集刊》“新書發表會”(即新書發佈會)等形式。有意思的是,因為這個會議與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資料庫”和政治大學的“中國近現代思想與文學史專業資料庫(1830-1930)”的開發有關,會場外擺著兩台電腦,專門供學者們在茶歇時間使用資料庫檢索。兩台電腦中間放著一盒項目助理 張靖怡 小姐的名片,可以隨意拿走,回去後需要查詢資料庫資料,發個電子郵件給 張 小姐,她就可以將查詢結果發給你。


  我參加的這四次會議,一般的論文發表都是安排每位報告人發言15分鐘,比內地一般通行的10分鐘要稍長一些;評論人發言8分鐘,比內地通行的5分鐘也稍長一些。儘管如此,還是有人不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但這也沒有關係,超時會不斷有鈴聲提醒你,有的會甚至規定超時一分鐘按三聲。所以會上有人說“這三聲鈴聲一響,心跳會加快百分之二十”。為了保證會議上討論的充分性,儘管有時因各種原因有些場次不能按時結束,但主持人往往會宣佈適當延長一會兒時間。在政治大學的會議上,有一次幾個場次都拖延時間了,三場下來,居然延遲了半個小時。就算在這種情況下,自由討論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即使本場結束時間已到,但主持人一定會要求延長時間,容納幾個提問和討論,似乎缺了這一環就對不起報告人和參加會議的人似的。在場的人也能夠保持安靜,沒有煩躁的表示。


  我很感慨於臺灣這種小型學術會議所具有的開放性和呈現形式的多樣性,以及在討論上的充分性。相比於這些學術方面的特質,在物質待遇方面他們似乎有點摳門,大老遠來參加學術會議,中午就以便當招待人家?但相較於這些物質上的“摳門”是精神上的豐裕。學術討論會如果真能擺正這個關係,也就名實相符了。


    學術會議的主體無疑是學術成果的發佈和討論兩項,而討論又是學術會議最為吸引人的方面。一個學術成果能不能引起同行的關注,能不能經得起同行的批評指正,都要在學術會議上一見分曉。把這麼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同行聚在一堂,不就是為了提供一個增廣見識和互相辯難的機會嗎?我注意到,有的會議特意在最後一場設置了一場“綜合討論”,某場討論的未盡之意,可以拿到這一場來繼續討論;不同場次的論文中有些共同點或相異點,引發了與會者的思考,也可以提出來談一談。


    我在內地參加的一些會議,一方面會場的討論不夠充分,另一方面會末設置的“自由討論”往往流於形式,成為一些浮泛感想的彙聚之地,完全失去了學術會議討論辯難的精神實質。在我的印象裏,學術聯誼重於學術討論,學術之外的事務過多地干擾學術討論是內地學術會議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如何把學術本身作為會議的中心來安排,營造濃厚的學術氣氛,讓參會學者在短短的時間裏迅速把握學術前沿,這是我們內地學術會議的主辦方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http://jds.cass.cn/Item/2203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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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自上而下:


鸞堂主神廣成子


《省躬錄》(18941934)與大事紀要


省躬草堂香港分堂舊貌


 



 


版主:20119月 梁 老師在復旦演講的整理稿,貼在下面了。(最早發表於北京師範大學與法國遠東學院合辦,「從明代到民國時期中國城市中的寺廟與市民國際研討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091029-31日。)順便轉貼一下復旦文史講堂所舉辦演講的一覽,請參閱(http://www.iahs.fudan.edu.cn/cn/historyforum.asp?action=page&class_id=31&type_id=0&id=2)這個網頁中除了可搜尋到講者的演講整理外,也有部分的講題有視訊可供觀看,當然也包括梁老師當天演講的實況。


 


 


道堂乎?善堂乎?清末民初廣州城內省躬草堂的獨特模式


梁其姿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講座教授


 


                                          朱坤容  整理   2012-01-17



演講人簡介:
  梁其姿,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史學博士、臺灣中研院院士,現任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為社會史、疾病醫療史,著有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中國麻風病史》)、《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等;合編Health and Hygiene in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婦女與社會》等。


  


  省躬草堂目前位於香港大埔地區,原來的草堂是在清末1894年鼠疫最厲害的時期建立起來的,位於當時廣州城內的番禺縣署附近,是一座道教的殿堂。草堂在近代的宗教行為和施善活動,透露了在近代廣州,宗教活動與施善活動之間既緊密又緊張的關係,這也是清末到民國時期的一個轉變。


  清末廣州西門外的十八甫、十七甫是傳統善堂活動的地方,也是商業活動最為活躍的地方,傳教士建立的醫院都是在西關這一地區。受傳教士蓋醫院的影響,廣州商人也在這裏組織了自己的善堂。另一方面,廣州的道院在清代也蓬勃發展,這些道院都建在城牆外山上的一些清幽之處。但省躬草堂的位置卻很特殊,位於番禹縣縣署旁邊,距貢院很近,是在廣州城比較中心的地區。這個位置能夠說明很多問題。


 


  省躬草堂是個道教的組織,是個鸞堂,其宗教活動主要是扶乩,拜的神仙為廣成子。因為很靈驗,在1895年鼠疫平定之後,番禺縣政府就允許信徒(其中好幾個是縣署裏的人)成立了省躬草堂,用扶乩的方式求符求藥,給人治病。在清代,嶺南以城居信徒為主,且都是專業人士。他們靠著扶乩儀式來凝聚信徒,而且不接受職業道士的參與。廣州的這些人標榜自己較高的社會身份與地位,看不起職業的道士,要直接和神仙溝通。這些道壇或道教組織的信徒就是用扶乩的方式來進行社交,並維繫信徒之間的友誼。省躬草堂因為有這樣的特色,所以有點像一個私人俱樂部。




  從1894年成立到1934年,省躬草堂一共出了24冊《省躬錄》。從第一本的大事紀要中,我們可以看到發起省躬草堂的人員構成情況。大事紀要同時錄有早期弟子的俗名和道名,其中發起省躬草堂的第一批人基本上是清末1894年番禺縣署裏的職員,也有儒生、商人、學者等,且都是男性。


  作為一個鸞堂,省躬草堂最初的活動是求符求藥,在清末這段時間,他們所謂的施醫施藥基本上是以宗教的形式來進行的。除了用畫符的方式來施藥之外,另一個很重要的宗教儀式就是簪冠,即弟子入道若干年後,經過神仙的同意,有一個簪冠的儀式,讓他成為真正的道徒。第一次簪冠儀式很晚才舉行,是在民國十三年。


  簡單地講,省躬草堂作為一個道堂,是要通過回歸古典道教儀式,達到修行、施善、聯誼的目的。基本上,畫符是被當作一個修身的行為。符可以修身,也可以用來施善、治療,還可以用這種儀式與志同道合的信徒聯誼。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裏面的信徒有父子,有兄弟,也有同行。這些道堂就像今天一些基督教的教堂一樣,給這些專業人士提供了一個社交的平臺。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不允許婦女進入裏面參拜。


  上述的省躬草堂是作為一個道堂而存在的,但是到了民國,方志裏描述的這個省躬草堂,基本就不再強調它作為道堂的性質了,而是強調它作為善堂的一面。這就有了一個轉折——從一個道教的組織到一個一般的善堂組織。1894年之後,它從很純粹地用宗教的儀式施醫贈藥,轉變為後來採用比較俗世的方式。為何會有這樣的變化?我認為可以有這樣一個解釋:1901年,梁啟超提出了迷信的概念,認為中國的傳統信仰,佛教也好,道教也好,都是迷信,把這些與他們所稱的西方理性宗教對立起來。從迷信概念的提出,一直到1919新文化運動,主流文化打擊傳統宗教的勢態愈演愈烈,也差不多是在那個時候,省躬草堂開始慢慢淡化傳統宗教的施藥方式,轉而強調和推動俗世的理性的施藥方式。1911年民國成立之後,他們很清楚,這時政治和文化環境已經有所改變,省躬草堂的活動也必須跟著改變,所以非常顧忌別人說他們是迷信,這種顧忌在《省躬錄》裏也越來越明顯。在民國成立後,省躬草堂的發展有三個大的方向:第一,它非常刻意配合廣州新政體的公共衛生體制。公共衛生這個詞在1911年之後的《省躬錄》裏非常頻繁地出現。第二,救濟的網路擴展到廣州城以外,甚至廣東省以外。第三,在省躬草堂旁邊成立一個藥店,叫聖和堂,來應付不斷增加的支出。




  省躬草堂作為一個道堂和善堂,從事著兩種不同的活動,越到後期,這兩種身份的緊張性就越明顯。我們可以在《省躬錄》中看到這一緊張性的發展。比如19141915年的《省躬錄》中說,草堂的子弟應該其外功則以濟為主,其內行則以修身為體,用來分別說明自己的活動,就是省修為體、救濟為用是最基本的,所以草堂最重要的身份還是道堂,救濟、施藥其實只是,最終的目的是要修身,所以叫省躬草堂,他們一直在強調這一點。這一做法在清末並沒有問題,但到了民國,緊張性就越來越明顯。比方說,1917年,他們就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內部之事,與世無關。……與別處之糾集外人,斂財惑世者,迥不相同。這裏內部之事就是指請神仙下來扶乩的這種宗教行為,也就是說,他們非常保護自己核心的宗教活動,對外的救濟其實也是為了這個目的。又如,1918年的乩文說:救濟之法,初則符章,繼則藥茶,再以丹水丹酒。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施醫方式的一個演變,雖然後來還是用俗世的方式施藥,但他們很明確地認為符章治病是最高的境界。大體上,進入民國之後,對迷信的批評——批評所有傳統宗教為迷信——已經給草堂帶來了很大的輿論壓力。對於新進的弟子不重視畫符、不重視扶乩,草堂也越來越感到不安,道堂弟子內部也有一些分歧意見。1928年,廣東政府公佈神祠存廢標準,拜神被認為是一種迷信;1929年,廣州市建立風俗改革委員會破除迷信。這些都給草堂帶來了很大的輿論壓力。


  面對這樣的壓力,草堂在乩文中便強調它是一個私人俱樂部。就是說,它不是斂財的善堂,也不是迷信的宗教,只是一個供人們聊天、修身的地方。即便如此,到1920年代後期,草堂在廣州已經處於非常艱難的處境了。所以1929年,在很多草堂弟子的建議下,就在現在香港的大埔選了一塊地,蓋了分堂。1929年的大埔還是香港一個很偏遠的地方,臨海,非常清幽,跟廣州省躬草堂總堂的位置完全相反。在廣州它是設立在老城中心的位置,到了香港卻是選在一個很偏遠的地方,自稱是世外桃源,不跟俗世有任何糾纏。


  到1995年的時候,因為找不到乩手,香港的省躬草堂裏扶乩活動已經停止了。現在他們正在慢慢物色一個乩手,想恢復扶乩的活動。另外,以前的弟子有一個靈堂,叫啟靈堂,在廣成子的生日時會舉行儀式。對於弟子的後人,省躬草堂還是會照顧,過去弟子的私人俱樂部的這種形式還在延續著。目前香港的省躬草堂還可以為信徒畫符、求符治病,也還會提供藥簽。裏面雖然沒有乩手扶乩,但還是有專門的畫符人員來治病。除了以傳統的宗教畫符治病之外,還設有中、西醫診所,非常便宜地為附近的居民提供醫藥服務。所以省躬草堂在香港還是延續了施醫和宗教的做法。至於廣州的草堂,在1929年分堂設立之後,它仍然繼續著,但在1950年代以後就完全停止了。很有意思的是,以前草堂裏很活躍的一些老弟子的後人,目前在討論要不要在廣州再恢復這個草堂和它的宗教活動。我也會繼續關注,看看他們在廣州恢復過去的傳統是不是可行。


 


 


引自:http://www.iahs.fudan.edu.cn/cn/historyforum.asp?action=page&class_id=31&type_id=1&id=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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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大 師黃維三 教授學術特點探略


 


張永賢、林昭庚、 李育臣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


※本文由 張永賢 教授提供,特此致謝。


一、前言


  在2008年中國大陸評選表彰30位「國醫大師」,由於條件應為省級名中醫或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從事中醫臨床或中藥工作至少55年以上,具有主 任 醫師或主任藥師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經驗豐富,品德高尚,技術精湛,享有很高聲譽,以致當時年紀最輕74歲,最高年齡96歲,平均年齡85歲。由於表彰只有30位「國醫大師」,以致有人說「國醫大師」比貓熊更少。


  由於今年是中華民國100週年,我們也想台灣應有幾位「國醫大師」。在美 國李永明 醫師寫《美國針灸熱傳奇》(1972-2011)(40週年回顧),由於中國大陸在1966-1977年為文化大革命,以致早期,剛開始針灸熱潮前往中國學習針灸尚不多,許多人,特別台灣到美國移民者,紛紛前來台灣學習針灸。特別在1972-1980年期間,中國醫藥學院(現為中國醫藥大學)在1972年接受衛生署委託成立針灸研習班,訓練 國內外 醫師學習針灸, 黃維三 教授領導教授「針灸科學」,當時有不少 國外 醫師來學習針灸。而這針灸研習班為衛生署承認培訓針灸專業機構(台北榮民總醫院針灸科也曾舉辦針灸研習班)。 崔玖 教授及 黃民德 教授(1934-1995)在台北成立「中華針灸科學研究基金會」教授國外人學習針灸班。吳 惠平 醫師(1916-1992),1959年曾率團參加法國世界針灸學術大會第10屆大會,在1955年成立「中國針灸學會」也教授國內外針灸學習班。當時在美國的院士們推動國家科學委員會,在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及三軍總醫院成立「針灸研究委員會」。國科會在1975年也舉辦「國家科學委員會針灸研討會」。目前大家回顧歷史,想到知道過去針灸歷史。通常大家知道扁鵲、黃帝、歧伯、皇甫謐、王惟一、楊繼州等等較多,但是對早期台灣針灸貢獻者熟悉度不足,希望有心人來介紹,並發揚他們的學術思想。


  最近看到 陳擎文 介紹台灣針灸四大名家,董景昌、孫培榮、修養齊及王運安,並將他們學術特色,放在網路,我們希望更多人來作介紹。在「維基百科」(Wikipedia)看到陳立夫(1900-2001)、黃維三(1923-2001)、馬光亞(1914-2005)、董景昌(1916-1975)及修養齊等等的生平介紹及對中醫藥的貢獻及著作。《針灸科學》、《難經知要》、《難經發揮》、《難經新解》及《 黃維三 教授中醫論文集》。董景昌著《董氏針灸正經奇穴學》。修養齊有《修氏針灸全書》,有「飛經走氣派」。孫培榮《孫培榮增訂針灸驗案彙編》為「古典針灸學派」。王運安使用盤針,透刺華佗夾脊穴等等,希望更多針灸熱愛者或對醫學史熱愛者可作介紹。


 


二、 黃維三 教授生平


   黃維三 教授於1923年出生在山東省臨清縣,自小遵嚴命習醫書針灸,遵儒者知醫之訓,以備上療尊親之疾,下濟貧賤之厄。1940年畢業於天津中國國醫學院本科(天津中醫藥大學前身),於 1948年在南京,參加政府舉辦特考中醫師考試,榮獲第三名優等。後隨國立長白師範學院來台灣,就讀師範大學於1953年畢業後,駐堂看診。1958年中國醫藥大學(當時為中國醫藥學院)創立,即應聘講授「針灸科學」與「難經」,編篡教材講義,為台灣針灸啟蒙,可謂「台灣針灸教育之父」,出版《針灸科學》、《難經知要》、《難經發揮》、《難經新解》及《 黃維三 教授中醫論文集》。1985年出版《針灸科學》為針灸教科書的經典之作,為「教考用」重要典籍。針灸熱潮期,1973年應邀赴加拿大及美國講學,並為翻譯出版《針灸科學》英文版,1974年前往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開創針灸門診,待1974年美國於內華達州舉辦針灸師執照考試(內華達州是美國第一個州核發針灸 師及中 醫師執照),即前往應試,由於豐富針灸學識及經驗,考取針灸及傳統中醫師執照,即在拉斯維加斯執業數年。1977年並獲得加州及紐約州針灸師執照,1981年獲蒙大拿州針灸師執照。由於1972年陳立夫擔任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即邀請 黃維三 教授,於1986年由美返國回校任教,期間擔任中醫學系主任、中國醫藥研究所所長及副校長,暨附設醫院 顧問 醫師。在期間積極將傳統醫學傳播海內外,赴大陸、美、加、日、韓、澳洲、羅馬尼亞等地講學,並出席國際中醫針灸學術會議,發表專題報告,鼓勵學生參加,從事國際中醫針灸學術交流,也指導博士碩士研究論文,並將80篇研究論文彙集,出版《 黃維三 教授中醫論集》,其中醫針灸學術成就斐聲國際。


  


三、 黃維三 教授學術特點:


(一)桃李滿天下,鼓勵青出於藍


  中國醫藥大學創立之時,只有醫學系及藥學系,醫學系必修中醫學分, 黃 教授自第1-13屆教授針灸科學及難經學,中醫學系1-5屆的針灸科學及難經學。由於出國期間中斷,1986年返國,繼續擔任教學,培養相當多優秀針灸及中醫人才, 黃 教授曾獲教育部 80學年度大學暨獨立學院教學特優教師表揚。在中醫師公會經常獲邀專題演講,啟迪後進。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副會長 張金達 教授,張副會長也是加拿大中醫藥針灸學會創會會長,世界針灸相關醫學會(ICMART)秘書長 白晏士 醫師,比利時人,前法 國針灸 醫師聯合會副會長 柯羅德 醫師,前美國佛羅里達針灸學會會長 蔡惠民 醫師等皆是他的學生。


  指導博士有 林昭庚 博士「電腦斷層掃描照相術探討人體胸背部各穴位安全深度之研究」, 高尚德 博士「中醫對支氣管氣喘之微量元素與免疫學之研究」, 張修誠 博士「以脈搏諧波頻譜分析探討中醫臟象學說與器官共振理論之相關性研究」, 呂明進 博士「升陽除濕湯對濕阻證病理造型療效之研究」及 王敏弘 博士「《黃帝內經》有關神的研究」等,而碩士生有30餘人。桃李滿天下,「師者,傳道,授業,解惑」。


  在中國醫藥學院榮退之時,成立「 黃維三 教授獎學基金」愛護學子,鼓勵學生認真學習中醫藥針灸,並積極研究且發揚光大。


(二)重視經脈醫學


  《靈樞‧經脈篇》「經脈者,所以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重視經脈醫學,「不明十二經絡,開口動手便錯」,臨症施行針灸治療法,選用腧穴,遵照經脈之分類取穴,稱為「循經取穴」。在有病之本經,或於該經有關之他經選取腧穴,必須如此,始能發揮針灸之高級療效。否則,何部有病,即在何部下針,如刺經筋法,如取阿是法,則針灸學術將永遠滯留在「以痛為輸」之階段,絶無進步可言。


  臨症時選穴適當,因為重要,但取穴不正,亦足以影響針灸治療之效果。不過,穴位雖然不正,倘下針之部位,仍在該穴所屬之經脈上,則尚無大誤,仍可達成預期之目的,乃有「寧失其穴,毋失其經」之說。


(三)重視標準十四經穴


  歷代針灸書籍記載經穴,古書《黃帝內經》有163個穴名,晉《針灸甲乙經》(280年)有349個穴名,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1680)348個,宋王惟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1026年)354個,宋王執中《針灸資生經》(1220年)357個,元滑壽《十四經發揮》(1341年)354個,清《針灸逢源》361個。1985年世界衛生組(WHO)通過《針灸穴名標準化》,十四經名採用361個。現2008年世界衛生組織公佈《標準針灸經穴定位》也採取361個穴位定位。


  而歷代有關奇穴,唐孫思邈《備急千金方》奇穴即有158穴,《千金翼方》244個,張介賓《類經圖翼》(1624年)85個,郝金凱《針灸經外奇圖譜》(1963年)588個,郝金凱《針灸經外奇穴圖譜》(續集)增加至1,007個。而世界衛生組織只採用48穴為標準經外穴名方針。


   黃維三 教授臨床使用十四經穴,重視十四經重要腧穴,井榮俞原經合穴,起止穴,十六郄穴,十五絡穴,募俞穴,八會穴及六府合穴。


(四)建立「針灸處方學」


  遍觀古今中外針灸書籍,於治療部門,每病條下均有適用本病之腧穴若干,稱為「針灸處方」,但對處方之規律,處方之法則,與方義之說明,尚乏專論述及,為發揮針灸功能,提高針灸療效,提出「處方規律」,依其性能及作用,分為君臣佐使,「君穴」用以治療主要證狀。「臣穴」用以加 強 君穴之療效或解除次要證狀。「佐穴」之作用有二,一為恐君穴之力量太過,用以監制其產生之副作用;二為協助君穴或臣穴,加強其療效,「使穴」為響導,引導諸穴之針力速達於病所。在同一方中,君穴只用一穴,臣穴可用一至三穴,佐穴之多寡可無限制,佐穴仍可再用佐穴佐之。配穴與處方之法則,是在中醫整體觀念之下,慎選腧穴,組合成方,使方中諸穴,發揮個別功能,並產生共同之功能,以提高針灸之療效。


(五)重視針灸手法


  整理針灸大成書中載有下手八法,楊氏十二法,金針賦一十四法,為便利學習,特綜合諸法,刪減重覆,並依照用針程序,分為下針、行針、出針三部敍述。(1)下針基本手法,有揣法切法爪法進法。(2)行針基本手法,有捻法搓法提法按法彈法刮法循法攝法努法盤法動法留法。(3)出針基本手法,有搖法退法拔法捫法。對於各種手法解釋清楚,使醫學便利學習,不痛易扎針,中穴得氣,得到好的針灸療效。


(六)重視實證


  《難經》第一難,提到「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近代生理學,與成人呼吸次數相差懸殊,古今註者,從無對本句懷疑。通常成人呼吸頻率每分鐘16-18次,成人脈搏跳動次數,每分鐘65-85次,以致每次呼吸時,脈搏跳動4-5次。依據《素問‧平人氣象論》「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內經之說與生理學相符,可見是由實驗統計而言,此為「自然呼吸」。


  而《難經》「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若以一日一夜1,440分鐘來計算,1,440×17次呼吸/=24,480息,兩者相差10,980息。 黃 教授即親自實驗結果,認為這呼吸換算,不是「自然呼吸」,而是「使然呼吸」,即針灸醫師進針時,為計算時間,每令病人吸幾口,呼幾口,或留針幾呼時用之。「使然呼吸」(即深呼吸),平均每分鐘約為9.5次,以一日一夜1,440分鐘來計算,為13,680息,與「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數頗為相近,可見內難兩經之言,都是由實驗中得來。


(七)整理中醫典籍


  中醫書籍,浩如瀚海,昔時太醫院為培養醫學學生,考試醫官,每指定若干著作,作為必讀之範本,諸如《黃帝內經》,扁鵲《難經》,仲聖《傷寒論》、《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皇甫謐《甲乙經》,王叔和《脈經》等書,莫不視同經典,奉為圭臬,歷代相襲,無不皆然,即今考選部所訂之應試必修書目中,仍舊大部採用。


  由於古書,上古文字詞義深奧,言簡意賅,故向有難讀,難解,難用之苦,故以整理中醫典籍工作,實屬刻不容緩之事,進行整理中醫典籍之步驟與方法,採分工合作制。中醫典籍整理工作完竣後,堪供中醫學院及自修中醫之學生,當作該科目之教材,可供考選部選為中醫師考試之必讀書籍。承先起後,溫故知新,實踐發揚中醫學術者,其在斯乎。 黃 教授獲第一屆「立夫中醫藥著作獎」。


  台灣中醫藥教材編輯由中國醫藥大學歷屆校長及 黃維三 教授當主持人,由 林昭庚 教授 當協同主持人,負責規劃編輯中醫藥教材書,目前已陸續出版。


(八)挑戰臨床疑難雜病


   黃維三 教授是針灸大師,但也是會開中藥處 方的中 醫師,對於疑難雜病有特殊觀點及經驗,如對中風、閉證脫證,甚至舉凡昏倒不省人事,所謂休克之證,輕者,速以三稜針刺人中、中衝,重者加刺十二井穴、百會及四陽九針。對病後之復健工作,針灸療法易於收效。甚至對於愛滋病,也提出傳統中醫辨證論治及中西醫學結合。認為愛滋病與中醫《溫病學》由上焦(心肺),而中焦(脾胃),而下焦(肝腎)的傳變過程相同。症狀與《難經‧第十四難》,所謂五損證相近。 黃 教授提出潛伏期、急性期、慢性期、衰竭期及恢復期的辨證治法、方劑及針灸療法,以調理血氣,提高免疫機能。


   黃維三 教授雖是由傳統教育養成,但勇於挑戰難題,如教授《難經》,明知「難經之難」,難讀,難解及難用,但認為「難經」為習中醫必讀之書,即細心研讀並親自教授,且著作《針灸科學》、《難經知要》、《難經發揮》、《難經新解》及《 黃維三 教授中醫論文集》,甚至提出《難經校釋》異議十三條。


(九)促進海峽兩岸及推動國際中醫藥學術交流


    在美國行醫之時,19855-8月獲邀前往山東中醫學院、南京中醫學院、湖南中醫藥研究所、湖南中醫學院、湖北中醫學院及黑龍江中醫學院等分別講學及舉行中醫學術交流座談。黃維三提出針灸教科書有主要問題是尚未建立針灸處方學等8個問題。


  對於國際發展中醫藥針灸擔任美國Bernadean大學健康學院針灸學主 任 教授(1995),美國佛羅里達州針灸學會顧問(1996),澳洲維多利亞中醫藥學會學術顧問(1996),澳洲國立維多利亞大學針灸客座教授(1996),羅馬尼亞國立Oradea大學客座教授及羅馬尼亞Vasile Goldis大學客座教授(1997)。經常海外講學行醫,接受新的機遇與挑戰,猶如唐「過海大師」鑑真大師。


  曾赴世界多國針灸講學,出席國際針灸學術會議,發表專題報告,攜帶學生林昭庚、 張成國 、 張永賢 、陳必誠、 李育臣 等參加國際針灸學術會議。出席中國大陸、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澳洲及羅馬尼亞等國。在國際學術會議自己製作幻燈片,以國際語言英語發表。


    積極參加世界針灸學術聯合會,體會國內要成立針灸醫學會,在 黃維三 教授登高一呼,使得中醫成立專科醫學會前驅。在1997年成立「 中華針灸醫學會 」,本來 黃維三 教授應為創辦理事長,但 黃維三 教授謙虛指導只願意擔任榮譽理事長,而由 張永賢 教授擔任首任及第二任理事長, 林昭庚 教授 擔任第三、四任理事長,目前理事長為陳必誠副教授,秘書長為 李育臣 助理教授,現會員共有逾2千位醫師。


 


(十)推廣太極拳養生


   黃 教授每天早晨在學校鍛練太極拳,並且教授。太極拳傳明洪武年間武當山道士張三豐所創。河南溫州守備陳王廷,於明亡後隱居家園,結合戚繼光拳經32式,練成太極拳五路,長拳108勢一路,炮捶一路,教授陳家溝子弟。楊露蟬(1799-1872)從陳家溝學拳,回河北永年教拳,咸豐年間至北京教拳大內。民國以後,其 孫楊證甫 老師廣授門徒,遍全國南北。


  在台灣師範大學鄧時海傳授簡化稱「簡易太極拳」。太極拳要領,據《拳經》「其根在腳,發於腿,主宰於腰,形於手指」。「雙足立定,收腹歛臀,尾閭中正,頭頂虛領,含胸拔背,沉肩墜肘,氣沉丹田,全身全鬆」。


 


四、結語


   黃維三 教授為孔子家鄉山東儒醫,一生行醫濟世,著作等身,立德立言,作育英才,有「台灣針灸教育之父」之稱號,發揚針灸及中醫藥學,桃李滿天下。積極促進海峽兩岸針灸中醫藥學術交流及推動國際中醫藥學術交流,為中醫界楷模,「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令人景仰及學習,寫出針灸一代歷史,為台灣「國醫大師」。


 


參考文獻:


1.      黃維三: 黃維三 教授中醫論文集,知音出版社,1997


2.      黃維三:針灸科學,正中書局,1985


3.      黃維三:難經發揮,正中書局,1994


4.      林昭庚:台灣中醫發展史,中華民 國中 醫師公會全聯會,2004


5.      林昭庚、鄢良:針灸醫學史,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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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醫學     


原始書名:Man and Medicine


    者:西格里斯


    者:顧謙吉、胡適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日:2012/02/01


 


內容:


這部書是一部最有趣味的醫學小史,作者領着我們去看人體結構的知識(解剖學)和人體機能的知識(生理學)的發達史,去看人類對於病人的態度的演變史,去看人類對於病的觀念的演變史,去看病理學逐漸演變進步的歷史,去看人們診斷疾病、治療疾病、預防疾病的學間技術逐漸進步的歷史,每一門學問、每一種技術、每一個重要理論各有發展的過程,那就是它的歷史。這種種發展過程,合起來就成了醫學史的全部。
這部書不僅是一部通俗的醫學史,也是一部最有趣味的醫學常識教科書。它是一部用歷史眼光寫的醫學通論,它的範圍包括醫學的全部——
從解剖學說到顯微解剖學、體組織學、胚胎學、比較解剖學、部位解剖學;從生理學說到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神經系統生理學;從心理學說到佛洛特(Frend)一派的心理分析,更說到作者最期望發達的「醫學的人類學」;從疾病說到病理學的各個部分,說到病因學、病理解剖學、病原學,說到細菌學與免疫性,說到疾病的分類;從各種的治療說到各種的預防,從內科說到外科手術,從預防說到公共衞生;最後說到醫生,從上古醫生的地位說到現代醫生應有的道德理想。


 


作者:


西格里斯 Henry E. Sigerist 18911957


出生於巴黎,當代最重要的醫學史家之一,是把社會史的方法和路徑引入醫學史研究的開拓者。1917年,在蘇黎世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在瑞士軍隊中從事過一段時期的醫學服務之後,投身於醫學史的研究,曾任教於蘇黎世大學和萊比錫大學。1932年執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史研究所,直至1947年退休。
主要著作有:《人與醫學》、《文明與疾病》、《偉大的醫生》,以及未完成巨著《醫學史》。


譯者簡介
顧謙吉


無錫張涇橋人,近代著名學者、翻譯家、畜牧專家。畢業於清華大學,後常年在西北地區進行畜牧研究,對我國西北地區的農林資源進行了相當多的基礎性研究。顧謙吉行事作風特立獨行,在清華大學上學期間就被稱爲「怪人顧謙吉」。


胡適(18911962


字適之,安徽績溪人,近代著名學者,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曾就讀康乃爾大學,後轉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於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紅學等深入研究,博學多聞。
歷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輔仁大學教授。
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


人與醫學的中譯本序
胡適
  一九三三年,北平協和醫學校代理校長 顧臨 先生(Roger S. Greene)同我商量,要尋一個人翻譯西格裏斯博士(Henry S. Sigerist)的《人與醫學》(Man and Medicine)。恰好那 時顧謙吉 先生願意擔任這件工作,我就推薦他去做。我本來希望中基會的編譯委員會可以擔負翻譯的費用,不幸那時編委會沒有餘力,就由顧臨 先生個人擔負這個譯本的稿費。


    顧謙吉先生是學農學的,他雖然學過生物學、生理學、解剖學,卻不是醫學的內行。他翻譯此書時,曾得著協和醫學校的幾位教授的幫助。李宗恩博士和姜體仁先生曾校讀譯本全稿,給了譯者最多的助力。


    我因為自己愛讀這本書,又因為顧臨 先生獨立擔任譯費使這部書有翻譯成中文的機會,其高誼可感。所以我自告奮勇擔任此書“潤文”的責任。此書譯成之後,我頗嫌譯文太生硬,又不免有錯誤,所以我決心細細重校一遍。但因為我太忙,不能用全力做校改的事,所以我的校改就把這部書的中譯本的付印延誤了一年半之久。這是我最感覺慚愧的。(書中有一些人名地名的音譯,有時候先後不一致,我曾改正一些,但恐怕還有遺漏未及統一之處)


    今年美國羅賓生教授(G. Canby Robinson)在協和醫學校作客座教授,我和他偶然談起此書的翻譯,他很高興的告訴我,不但著者是他的朋友,這書英文本的譯人包以絲 女士又是他的親戚,他又是慫恿她翻譯這書的人。我也很高興,就請他給這部中譯本寫了一篇短序,介紹這書給中國的讀者。


    英文本原有著者作序一篇,和美國黑普金大學魏爾瞿 教授的卷頭語一篇,我都請我的朋友 關琪桐 先生翻譯出來了( 羅賓生 先生的序是我譯的)。


有了這三篇序,我本可以不說什麽了。只因為我 曾許顧臨 先生寫一篇介紹這書給中國讀者的文字,所以在說明這書翻譯的經過之外,我還是補充幾句介紹的話。


西格裏斯教授在自序裏說:


    用一般文化做畫布,在那上面畫出醫學的全景來——這是本書的計劃,可以說是前人不曾做過的嘗試。


    這句話最能寫出這部書的特別長處。這書不單是一部醫學發達史,乃是一部用一般文化史作背景的醫學史。


    這部書當然是一部最有趣味的醫學小史。著者領著我們去看人體結構的知識(解剖學)和人體機能的知識(生理學)的發達史;去看人類對於病人態度的演變史;去看人類對於病的觀念的演變史;去看病理學逐漸演變進步的歷史;去看人們診斷疾病,治療疾病,預防疾病的學問技術逐漸進步的歷史。每一門學問,每一種技術,每一個重要理論,各有它發展的過程,那就是它的歷史。這種種發展過程,合起來就成了醫學史的全部。


    但每一種新發展,不能孤立,必定有它的文化背景,必定是那個文化背景的產兒。埋頭做駢文律詩律賦八股,或者靜坐講理學的知識階級,決不會產生一個佛薩利司(Vesalius),更不會產生一個哈維(Harvey),更不會產生一個巴斯脫(Pas-teur)或一個郭霍(Koch)。巴斯脫和郭霍完全是十九世紀科學最發達時代的人傑,是不用說的。佛薩利司和哈維都是那十六七世紀的歐洲一般文化的產兒,都是那新興的醫科大學教育的產兒,——他們都是意大利的巴度阿(Padua)大學出來的。那時候,歐洲的大學教育已有了五百年的發展了。那時候,歐洲的科學研究早已遠超過東方那些高談性命主靜主敬的“精神文明”了。其實東方文化的落後,還不等到十六七世紀。——到了十六七世紀,高低早已定了,勝敗早已分了:我們不記得十七世紀初期利瑪竇帶來的新天文學在中國已是無堅不摧的了嗎?——我們的科學文化的落後還得提早兩千年!老實說,我們東方人根本就不曾有過一個自然科學的文化背景。我們讀了西格裏斯先生的這部醫學史,我們不能不感覺我們東方不但沒有佛薩利司、哈維、巴斯脫、郭霍;我們簡直沒有蓋倫(Galen),甚至於沒有黑剝克萊底斯(Hippocrates)!我們在今日重讀兩千幾百年前的《黑剝克萊底斯誓詞》(此書的第七篇內有全文),不能不感覺歐洲文化的科學精神的遺風真是源遠流長,怪不得中間一千年的黑暗時期始終不能完全掃滅古希臘、羅馬的聖哲研究自然愛好真理的遺風!這個黑剝克萊底斯——蓋倫的醫學傳統,正和那多祿某(Ptolemy)的天文學傳統一樣,雖然有錯誤,終不失為最可寶貴的古代科學的遺產。沒有多祿某,也決不會有解白勒(Keppler)、葛利略(Galileo)、牛頓(Newton)的新天文學。沒有黑剝克萊底斯和蓋倫,也決不會有佛薩利司、哈維以後的新醫學。——這樣的科學遺產就是我們要指出的文化背景。


    《人與醫學》這部書的最大特色就是它處處使我們明白每一種新學理或新技術的歷史文化背景。埃及、巴比倫的治療術固然是古希臘醫學的背景;但是希臘人的尚武精神,體力競賽的風氣,崇拜健美的人生觀,等等,也都是那個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希臘羅馬的古醫學遺產固然是文藝復興以後的新醫學的文化背景;但是中古基督教會(在許多方面是敵視科學的)重視病人,看護病人隔離不潔的風氣,文藝復興時代的好古而敢於疑古的精神,巴羅克美術(Baroque Art)註重動作的趨勢,全歐洲各地大學教育的展開,等等,也都是這新醫學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這樣的描寫醫學的各個部分的歷史發展,才是著者自己說的“用一般文化作畫布,在那上面畫出醫學的全景來”。這樣的一部醫學史最可以引導我們了解這世界的新醫學的整個的意義。這樣的一部醫學史不但能使我們明白新醫學發展的過程,還可以使我們讀完這書之後,回頭想想我們家裏的陰陽五行的“國醫學”在這個科學的醫學史上能夠占一個什麽地位。


    這部書不僅是一部通俗的醫學史,也是一部最有趣味的醫學常識教科書。它是一部用歷史眼光寫的醫學通論。它的範圍包括醫學的全部,——從解剖學說到顯微解剖學,人體組織學,胚胎學,比較解剖學,部位解剖學;從生理學說到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神經系統生理學;從心理學說到佛洛特(Freud)一派的心理分析,更說到著者最期望發達的“醫學的人類學”;從疾病說到病理學的各個部分,說到病因學,說到解剖學、病原學,說到細菌學與免疫性,說到疾病的分類;從各種治療說到各種預防,從內科說到外科手術,從預防說到公共衛生;最後說到醫生,從上古醫生的地位說到現代醫生應有的道德理想。


    這正是一部醫學通論的範圍。它的總結構是這樣的:先說人,次說病人,次說病的征象,次說病理,次說病因,次說病的治療與預防,最後說醫生。


    每一個大綱,每一個小節目,都是歷史的敘述,都是先敘述人們最早時期的錯誤見解與方法,或不完全正確的見解與方法,然後敘述後來科學證實的新見解與新方法如何產生,如何證實,如何推行。如以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用歷史敘述法寫的醫學通論。每一章敘述的是一段歷史,是一個故事,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歷史故事。


    這部書原來是為初級醫學生寫的,但這書出版以後,竟成了一部普通人愛讀的書。醫學生人人應該讀此書,那是毫無問題的,因為從這樣一部書裏,他不但可以窺見他那一門科學的門戶之大,範圍之廣,內容之美,開創之艱難,先烈之偉大,他還可以明白他將來的職業在歷史上占如何光榮的地位,在社會上負如何崇高的使命。只有這種歷史的透視能夠擴大我們的胸襟,使我們感覺我們不光是一個靠職業吃飯的人,乃是一個要繼承歷史上無數偉大先輩的光榮遺風的人:我們不可玷汙了那遺風。


    我們這些不學醫的“凡人”,也應該讀這樣的一部書。醫學關系我們的生命,關系我們愛敬的人的生命。古人說,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其實是,凡是人都不可不知道醫學的常識。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更應該讀這樣的一部書。為什麽呢?因為我們實在太缺乏新醫學的常識了。我們至今還保留著的許多傳統的信仰和習慣,平時往往使我們不愛護身體,不講求衛生,有病時往往使我們胡亂投醫吃藥,甚至於使我們信任那些不曾脫離巫術的方法,甚至於使我們反對科學的醫學。到了危急的時候,我們也許勉強去進一個新式醫院;然而我們的愚昧往往使我們不了解醫生,不了解看護,不了解醫院的規矩。老實說,多數的中國人至今還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險了!


    所以我很鄭重地介紹這部《人與醫學》給一般的中國讀者。這部書的好處全在他的歷史敘述法。我們看他說的古代人們對於醫學某一個方面的錯誤思想,我們也可以明白我們自己在那個方面的祖傳思想的錯誤。我們看他敘述的西洋醫學每一個方面的演變過程,我們也可以明白我們現在尊為“國醫”的知識與技術究竟可比人家第幾世紀的進步。我們看他敘述的新醫學的病理學,診斷方法,治療方法,預防方法,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麽新式的醫生要用那麽麻煩的手續來診斷,為什麽診斷往往需要那麽多的時間,為什麽醫生往往不能明白斷定我們害的什麽病,為什麽好醫生往往不肯給我藥吃,為什麽好的醫院的規矩那麽嚴,為什麽醫院不許我自己的親人來看護我,為什麽看護病人必須受專門的訓練,為什麽我們不可隨便求醫吃藥。總而言之,我們因為要學得如何做病人,所以不可不讀這部有趣味又有用的書。


 


                              1935.11.11在上海滄洲飯店


 


總目錄:


中譯本序胡適
中譯本序羅賓生(G.Canby Robinson
英譯本卷頭語  魏爾瞿(Wiilliam H.Welch
英譯本著者自序
第一篇                                 
第一章  人體的結構
第二章  人體的機能
第三章  心理與心靈                   
第二篇  病人
第三篇  病的徵象
第四篇  疾病
第一章  疾病觀念的演變
第二章  疾病的各種普通理論(疾病總論)
第三章  專門疾病的討論(疾病各論)
第四章  疾病發展的路子(病程)
第五章  疾病的變遷和死亡率
第五篇  病因
第一章  病的外因
第二章  病的內因
第六篇  醫治
第一章  疾病的認識
第二章  治療
第三章  預防
第七篇  醫生


 


 


http://www.sanmin.com.tw/page-product.asp?pid=114885&pf_id=99E155q8K107i 7F 100p 71L 106g 123jHXqQLc188S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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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針灸醫學的發展及趨勢


張永賢  教授  提供


 


  針灸歷史悠久,博大精深,起源至少有3千年前。目前留下醫籍,最早有《黃帝內經》,為《素問》及《靈樞經》,而《靈樞經》又稱《針經》。針灸外傳,在6世紀開始,即到韓國、日本與越南。17世紀傳到歐洲,19世紀傳到美國。但是真正針灸熱潮,是1972年之後,由針刺麻醉肺葉切除術,接著針刺鎮痛等。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重視,在1983年提出「實現公元2000年人人享有醫療保健」,即對針灸寄以厚望,防治疾病,保障人民健康。現世界有160國家使用針灸作為治療,而我們盛逢其機。


  日本現是全世界最多的針灸學校有104家,其中有大學、研究所(碩士及博士)。日本醫學院80家,自2003年起全部醫學生必修東洋醫學,甚至列入 國家 醫師考試考題,因為人民喜好漢方,醫師必須認識漢方醫學。日本自1976年開放給醫師使用漢方處方,現為210種漢方製劑為保險製劑,日本醫師75%會開立漢方,日本東洋專門醫(專科醫師)現有85百人,有66所醫學院附設醫院成立漢方門診中心。


  韓國有12家韓醫科大學,1999 年教育部政策支持「韓洋醫結合」,認為「結合醫學是21世紀的新醫學潮流」,首先在慶熙大學及圓光大學推動開設「韓洋醫結合研究院」。韓國積極推動「韓醫產業育成發展計劃」,發行國際針灸雜誌JAMS,每年舉辦國際針灸經絡學研討會(ISAMS),並每年提供10萬美元作獎金,作為針灸經絡學術獎(AMS Awards),成立「韓國韓醫學研究院」(KIOM)。


  德國目前有5 萬名 醫師執行針灸醫療,同時健保給付。德國首家中醫醫院魁茨汀中醫醫院在1991年成立,與北京中醫藥大學合作,住院需經醫師轉診,並經保險公司審核及給付。


  美國自1973年內華達州針灸立法以來,有44州承認針灸師,現有2萬名針灸師,其中5千名為醫師執行針灸。1992年前,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將傳統醫學列為「另類醫學」,1998年為「互補另類療法」(CAM)。19988個學術醫療機構,發動成立「結合醫學聯盟」,現有42所大學醫學院及醫學中心成立「結合醫學中心」,每年舉辦學術大會。


    加拿大首先成立「中醫針灸管理局」(CTCMA),自1996年核發註冊針灸師、中藥師及註冊中醫師。2003年核發註冊高級中醫師(Registered Doctor of TCM)。


  西班牙在國立馬德里大學設立3年針灸碩士研究所,提供給醫師研讀。而義大利國立帕維亞大學醫學院提供4年中醫針灸博士研究所。


  中國大陸現有28所中醫學院,其中14所已升格為中醫藥大學。在制度上有醫師、中醫師及中西醫結合醫師的制度。在台灣有中國醫藥大學及長庚大學8年制中西兼學的中醫學系,中國醫藥大學也有7年制中醫學系。而學士後5年制中醫學系有中國醫藥大學、義守大學及慈濟大學。目前也有碩士及博士研究所。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78年成立傳統醫規劃署。1979年在刊物《世界衛生》介紹針灸專刊,並建議針灸可治療43種疾病。1989年公布《國際標準針灸穴名方案》,1995年發表《針灸臨床研究規範》。1999年發表《針灸基本訓練及安全規範》。2000年發表《針灸臨床對照試驗研究的評論》及《傳統醫學研究和評估方法的規範》。2002年發表《2002-2005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全球策略》。2006年發表《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及2007年發表《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


  針灸醫學在近40年來蓬勃發展,我們要繼承傳薪,也要發揚光大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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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永賢  教授提供


  


     2012年4月3052日 ,在馬來西亞沙勞越州首府古晉舉行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WFAS)學術大會。


  馬來西亞聯邦由馬來半島及北婆羅洲組成,面積約33萬平方公尺,總人口為2270萬人。首都為吉隆坡巿,人口約150萬。馬來西亞是一種多種族國家,其中馬來人和土著約佔60%,華人約佔30%600萬人),印度人佔9%200萬人)。馬來人政治勢力較大,而華人在經濟方面佔優勢。馬來西亞憲法規定回教是國教,但個人則享有宗教開放自由。官方語言是馬來語與英文。由於華人佔30%,故華語、廣東話及福建話也通用。


  馬來西亞中醫藥歷史悠久,超過70%國民應用傳統醫藥,尤其中醫藥,馬來西亞擁有著名熱帶雨林,超過2萬種有研究價值藥用植物,馬來西亞有28個族群,各族群也有各自傳統醫藥,馬來西亞有3大族群,普遍使用英語,其中有許多華裔,最完整及普遍華文教育,華語相當廣泛。


  古晉,位於東馬來西亞沙勞越州的首府,是馬來西亞最大城巿,也是整個婆羅洲較大的城巿,在馬來西亞城巿中名第4大城巿。古晉的譯音,在馬來語中為「貓」,故古晉也稱「貓城」,但與貓無關。古晉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貿易中心,為富有文化遺產的城巿。


  馬來西亞政府肯定中醫藥療效,在9間政府醫院設立中醫門診部,包括3間中醫藥輔助治療癌症。馬來西亞首於2006年承辦世界針灸聯合會「2006年世界針灸學術研討會」非常成功。馬來西亞政府歡迎及批准符合條件的外 國中 醫師在馬來西亞開業行醫。目前馬來西亞衛生部承認北京、南京、上海、廣州與天津,5間中醫藥大學的臨床中醫學士學位。台灣的中醫藥大學在這方面尚要努力爭取。


  馬來西亞的民辦中醫藥教育已超過半世紀的歷史,培養出中醫藥專人,為規範中醫教育,在政府鼓勵下,馬來西亞已有5間大專院校設有中醫學系,其中馬來西亞管理與科技大學(MSU)。目前馬來西亞約有2萬間中藥店及7千間中醫診所,超過70個中醫藥團體。


  研討會報名itpacademy@yahoo.com,研討會網址wfas 2012m alaysia.com,這次主題為「針灸、整骨、癌症及中醫教育課題」徵求論文3,000字,附中英文摘要300字以內。論文截止為2012229日 。台灣護照在15天無需簽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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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至臺中演講,非常感謝大象騎著那台歷史悠久的機車,載著我們兩個「重量級」乘客四界走,還致贈一篇他的大作:〈匯通式的轉折--論章太炎醫學思想的轉變〉《臺灣中醫醫學雜誌》10:3(2011.09)。我非常喜歡和大象聊天,因為他和我同樣關切民國中醫史的發展,他是醫生,從「內史」的角度來關懷中醫的發展,很多人會碰到兩個好朋友做得主題太像,而有芥蒂,我們則完全沒有問題,因為我們兩個即使用同樣的史料,所關心的問題、切入的視角和得出的結論,都有所不同,這也是我認為醫者和史家得天獨厚可以對話的前提。這次演講,主要對話的對象也是醫生,當然,我以史家的立場,還是希望講出一些歷史的趣味,希望讓來聽的醫生們感到有趣。


        這次演講的主題是「民國初年的中西醫邂逅從身體觀到細菌論」,我的基本假設是,近代中西醫在1840年後的匯通,主要是從身體觀的差異展開第一階段的對話,在此之後,整個解剖、生理學的觀點開始漸漸轉向西醫,很多傳統的內經》身體觀,漸漸被新的知識取代,發展到今日,一般中醫也已經不會特別強調以古典醫學為主體的生理學。不過,時間到了民國時期,進入第二波知識的匯通潮,主體是以微生物和氣的爭論以及它們背後所支撐起的治療方式上的論爭,在這個過程中,中醫並沒有如身體觀的匯通那般,大部分往西醫偏,而是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版主的博士論文稱之為「再正典化」),中醫肯定了自己的治療學和疾病理論,穩住了以傷寒、溫病為主體的內科學知識,這兩段發展歷程是非常不同的兩條線。


        我非常感謝張永賢副院長、副校長邀請演講,他在會後還致贈他的新書《國際中醫藥針灸發展之路(續篇)(臺北:新醫藥出版社,2011)給我,張教授對中醫學術,特別是針灸的國際化發展相當有心,也對醫史文化相當有興趣。在他的書中,具有非常多有關醫療史的小文章,例如維薩留斯改變西醫(p576-587)、日本人山脇東洋《藏志》實作解剖(p464-470)、黃玉階的文章(p119-132)和關於孫中山的問題(p2-9)等等。張教授還從我談民初中醫對細菌論的看法中,引伸出許多感想,例如:「西醫常在錯誤中站立起來,而中醫的勇士太少,信徒較多。」其他來自張教授的鼓勵,也令我感激在心。另外,他還提供了一些文章,版主也將陸續貼出,供大家參考。


        回來之後,另一位同門學長和我通電話,感謝他也來抽空聽我演講。他和我聊了很多,在學業和生活上給我相當多的建議和經驗分享,當然也包括我們共同的話題,有關醫經醫史的研究發展問題,基本上,他對這們學科充滿使命感和高度的興趣,但有時卻又有著沉重的無力感,因為一般醫生只想看臨床實效、卻對醫經醫史沒有興趣。當然,我不意外,就像很多非歷史系的同學會問:唸歷史要幹嘛?即使他們的教授、院長,也會認為歷史課佔據了所謂的專業學分,而希望減少、甚至廢除歷史課。最終,喜歡歷史的人,才會認為歷史有用,歷史學的人文素養,本來就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知識,它的趣味與體驗,不能用死的數字、時效指標來看。有時頗感到悲哀,現代學者不斷為SCI/SSCI忙碌,想把每一個下一代,製造成生產SCI/SSCI論文的機器人。司馬遷和希羅多德,不需要SCI/SSCI,曠世鉅作的產生,該指標與其訓練,不能發揮任何正面助益;吉朋的著作,既學術又暢銷,他絕對不知道SCI/SSCI是甚麼碗糕。哀我們所處的時代,人文大師時代之終焉,豈能不怪罪於SCI/SSCI乎?


    最後,也感謝加昇來載我,免去了我早起奔波之苦。


 


                                                                                                    

                                                                                                版主   20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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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中國史主流的醫學史


 



2012-01-17 18:15:50

  來自: fateface (伏帝魔)

 


    梁其姿的這本書其實是論文集,搜集了她20多年來散見各處的論文,根據內容分成三編。第一編是醫學知識的建構與傳播,主要說宋、元、明、清中醫知識構建和流傳機制的社會史分析,以及晚清以來中西醫學知識接觸後的衝突和交流。第二編講宋、元、明、清醫療制度和資源的發展,討論民間和官方的醫療資源和醫生訓練,更像是社會史的研究。第三編以麻風病(或癩症)為中心,討論特定疾病觀念的產生和流變,以及與之相聯繫的治療和治理方式,從概念入手討論實踐,更接近于新文化史的做法。
  具體的醫療史內容,對宋以來中國醫療史有興趣的朋友應該還挺有幫助的。梁其姿寫得清楚明白,翻譯的也都是水準很高的學者,梁還做了校對,文字非常流暢。我讀過之後長了很多見識。想到現在古裝電視劇那麼多,其實這本書可以為以古代醫生為背景的小說或連續劇提供很有用的背景資料。
  給我幫助最大的是書中兩篇討論方法論的綜述,一是代序為中國醫療史研究請命,一是第五章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問題。梁其姿在這兩篇文字中提出,醫學史(history of medicine)並不是中國史研究的邊緣,不是所謂的專門史,而是對中國史主流敍事有巨大衝擊作用的社會文化史研究。
  正如今天我們還在激烈討論的中西醫問題,在中國史領域裏也一直都有激烈的傳統和現代性的討論。是否只有唯一一條通往近代化的道路呢?西方的近代性是否近代的唯一標準?到底什麼才算是近代化?這個問題從晚清開始就困擾著中國人,到現在還沒有答案。梁其姿是從醫學的角度切入這個問題的。她的研究表明,在中國接觸西方醫學知識之前,已經有自己的一套醫學知識系統,以及醫療服務體系,這套系統在西醫進入之前已經相當成熟理性,使中國人免于疾病的困擾。梁以種痘預防天花和隔離治療麻風病的中國前近代實踐證明中國有著與西歐近代化不同的路徑和經驗,這些本土經驗甚至在西方知識傳入時提供了很好的基石,有助於西方知識順利嫁接進本土實踐中。
  梁其姿在這裏採用了查特拉巴提的外地化歐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說法,認為我們不應該把歐洲想像成中心,把非歐洲的近代發展想像成向歐洲這個中心模仿學習的過程。相反,對於每個本土文化而言,歐洲都是一種外地資源,需要整合進既有的本土實踐中,用本土的知識框架來理解。梁對地方性醫學傳播和醫療機構的社會史研究更使她進一步提出外地化中國的說法,避免中國這個大概念遮蓋了具體而多樣的地方史和地方社會微觀結構。(123
  傳統中國史的主流一向是奉政治史為正宗,其他都是細枝末節的小道。梁其姿20多年的努力,就一直想證明,如果有足夠的整體史觀,醫學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不僅能做出專門史以外的意味來,更可以推動我們對整個歷史進程的理解。


 


 


轉引自:http://book.douban.com/review/527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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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歷 史系博士班黃文儀小姐提供的訊息,特此致謝。她提供了今年美國歷史學會頒發的最佳獨立部落格獎,其位置在此:http://thechirurgeonsapprentice.com/


 


此部落格有相當多有關西方醫療、身體史觀的訊息,特別是外科史方面,貼出與眾師友分享。


 


例如:這張照片好像是「陰屍路」嗎?果然夠吸睛。這種關於死亡文化史的研究,在中國研究中好像比較少,是否大家都忌諱談論呢?出自Beyond the Grave: Concepts of Dea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http://thechirurgeonsapprentice.com/ 2011/12/06 /beyond-the-grave-concepts-of-death-in-early-modern-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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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的物質文化」先期計畫101年度第一次討論會


 


 


主講人:顧雅文 教授(中研院台史所助研究員)


 


講題:日治時期台灣的金雞納栽培與奎寧製藥


 


時間:101214() 下午2:00-4:00


 


地點: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大樓701會議室


 


 


 


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mcim/ne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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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中醫藥典籍探討(光碟)




 




作者:楊仕哲




出版社: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出版日期:20111201




 




內容簡介:




探討中醫藥典籍的結核病相關文獻,內容概述如下:現代醫學診治結核病的沿革與進展,中醫藥結核病文獻的目錄學分析,漢至金元結核病中醫藥文獻之探討,明代結核病中醫藥文獻之探討,清代至民初結核病中醫藥文獻之探討,治療結核病之歷代相關方劑分析現代中醫藥診治結核病進展之評論以及結論。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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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村藍水《人參耕作記》書影(1748








歷史與空間:非參不治,服必萬全︰清代的人參消費文化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訪問學人 蔣竹山





清代文人袁枚的《子不語》曾記載一則詐騙人參的故事。事情發生在京城一間頗具規模的張廣號人參舖,一位少年騎馬背著一袋銀子到人參舖,他首先拿出一百銀子給人參舖做樣子,而後慢慢查看幾包人參,對店老闆說:「我的主人個性很挑剔,買的人參若是不合他的意思,肯定會挨罵,我又不善於挑選人參,是否能將這一百銀子做抵押,派有經驗的伙計多帶些上等人參和我一起到我主人那去,任他自己挑選,可以嗎?」參舖主人考慮後,答應了他的請求,遂派了店裡的一位老伙計背著數斤人參和那人一起去。臨走時,還囑咐說:「小心謹慎地帶著人參。」兩人進入東華門後,來到一座大府第,少年和老伙計一起上樓。樓上的主人眉清目秀,身著貂皮裘服,帽子頂上鑲有藍寶石,一副病容狀地依靠在床上,看著背著人參的老伙計說:「你帶來的人參真的是遼東大山頂上出產的嗎?」老伙計答說:「是的」。旁邊兩家僮將人參捧上,逐包打開檢查,說的都是行話,顯現出對行情相當了解的模樣,就在檢驗時,門外忽然一陣喧鬧,有個客人急進屋內,主人慌忙地命侍者下樓,要他告訴客人說他病了不能會客,接著低聲對人參舖的伙計說:「這人是來向我借錢的,絕不能讓他上樓。他上樓見我有能力買參,那我就沒法對他說我沒錢了。」正當樓下客人吵鬧嚷著要上樓時,主人慌張地低聲對參店伙計說:「快把人參藏起來,不要讓樓下客人撞見,床下的竹箱子可以藏參。」主人邊說邊把銅鎖和鑰匙交給伙計,就叫伙計坐在箱子上守護著人參,下樓去應付客人,就在他假裝下樓應付客人的過程中,箱子裡的人參早就讓僕人從挖空的樓板偷走了。





這則故事可以反映幾個實際的社會現象。首先是該書出版的年代正是人參價格飆漲最快的乾隆時期;其次是遼參已成為民間購買貴重人參的首選;第三是人參已成昂貴的奢侈性消費,常與貂皮和寶石等富貴商品一起列名。十九世紀初的一本人參專書如此描述人參的價格變化:「康熙初年到蘇之參,連泡丁及參鬚等共計有幾二百擔,每斤只四、五十,歷年來出數日少,而價日昂,延至雍正九年,統參價長至二百,繼至乾隆九年秋,統參至六百有零,十九年分價抵千金,由此有長無跌,比年來,尋至千六百七百不等,迄今遂長至二千以外。」很明顯地,從康熙朝到嘉慶朝,人參的價格漲了十幾倍。人參的價格為何會在乾嘉朝暴漲,這與清代江南的溫補文化有密切的關係,人們對人參的重新認識可以從許多醫書得到體現,同時人參專書的出現亦是一種指標。醫療習慣的改變對於人參的需求量是一大刺激。這樣的需求或許就反映在乾隆朝至嘉慶朝的人參價格上。





清代自乾隆年間以來,醫書中出現了相當多討論人參的醫論,這些人參論的出現與江南社會好用補藥的文化也息息相關。乾隆二十二年(1757),徐靈胎的一篇《人參論》相當詳實的反映了當時社會好用人參的風氣。這篇人參論當中,反映幾個乾隆時江南社會服用人參補藥的特色。首先,當時普遍有個觀念是價錢貴的藥才是良藥,價低的藥為劣藥。社會大眾普遍喜歡補藥,而不喜攻劑,所以即使是服人參而死,病家都會認為醫者已經盡職,人子已經盡孝,這已是命中注定,所以不會有遺憾。假若是服用攻劑而死,即使是用藥沒有錯誤,病家反而會責怪醫者。在此風氣下,因此一般醫家為了要躲避刑責,通常會開立人參當作藥方。其次,一般民眾都認為人參是藥中之王,有特殊療效,又因為相當貴重,所以深信必定能挽回性命。由於人參價格飆漲,連小康之家服用過人參二、三,都可能會耗盡家產。其三,這種醫者輕易開立人參的風氣,輕者造成家庭經濟情況不佳,重者則是棺殮俱無,賣妻鬻子,全家覆沒。最後,徐靈胎認為醫者的責任相當重要,即使誤診都情有可原,但害人家庭破產,則罪狀甚於盜賊。他呼籲千萬不要過於相信人參是起死回生之藥,一有病就服用。醫者必須審慎評估患者病情,若純粹是虛寒體質,非參不治,服必萬全的話,才服用人參。還有必須考量病家經濟條件,才開立人參,這樣才不至於死生無靠。





清代的人參消費最具特色的在於人參專書的出現。它反映人參消費此時已經進入一種品牌化階段。不僅清代中國在此時出現人參專書,就連朝鮮及日本亦有同樣現象。這些東亞國家的人參流通及消費與中國的關係緊密,其喜好多少受中國人參市場消費風格的影響。例如此時中國出現有《人參譜》、《人參考》及《參譜》,同時期的日本則有《和漢人參考》、《人參耕作記》等書籍。這些人參專書塑造了幾個重要的人參品牌:鳳凰城、船廠及臺貨,當時人認為這三個地方的人參才算是地道人參,這與日後高麗參成為消費大宗的習慣有極大差別。





《參譜》就記載中國的人參消費區可分為三大區塊。銷路最好的地區是兩浙,其次是江南和江西,第三是三楚、兩粵及八閩。此外,直隸地區就屬北京;至於太行山左的太原、山右的濟南都算是人參消費漸拓展地區。有些地區則對人參完全沒有興趣,例如雲貴、川陝、中州等地,曾經有參商帶人參到這幾個地方販售,卻只能在官府衙署中交易,而購買者大多是來自江浙地區的人。人參之中,最劣質的稱為鑲鳳、白熟、泡丁、鬚蘆等,這些人參大多銷往日本;
中國周邊的南洋各國中除了安南喜歡食用人參外,其他如暹羅、大泥、呂宋、呷喇叭及馬辰諸國皆不用人參。人參專書也介紹了各地區人參品種的喜好程度的差異。以浙江為例,該省銷參量最高的地方是塘西。新市及蕭山兩地喜愛大而光的人參,文矮者不拘。海寧、平湖、嘉興、硤石等處只銷光熟品種的人參。江南的松江、毘陵諸郡縣只賣光熟的人參。淮揚地區的銷售則需靠鹽商,由於鹽商專事奢侈,所挑的人參必選大枝人參,但帶皮的也不排斥。閩中地區的興化府雖屬化外之地,但卻喜好光頂熟參。至於寧波、紹興的銷量頗大,卻只進低質品,不但糙癟可行,而且色黑者亦可接受。三楚、八閩、兩廣及江右地區嫌熟參多油,所銷的人參反大多是糙參。蘇州則是當時所有人參的匯集地。





由於清代中葉的人參價格過高,所以假參充斥。清代小說常見這種商家販賣接合人參的例子。《紅樓夢》描寫鳳姐患病時,王夫人命大夫每日診脈開藥,需用上等人參二,王夫人在府內只找到一大包鬚末,沒有一枝完整的人參,只好問賈母,賈母命鴛鴦取出當日剩的,發現有一大包,皆是手指頭粗細不等的人參,就秤了二給王夫人,王夫人叫給周瑞家的拿去,命小廝送至醫生家,結果醫生託周瑞家的轉告:「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只是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別的卻不同,憑是怎麼好的,只過一百年後,就自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也沒有力量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些新的纔好。」王太太聽了,低頭不語,半日才說,這沒辦法了,只好去買二來罷!當周正要出去時,在座的寶釵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沒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攙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最後是寶釵家裡多花了一些銀,託伙計去參行買了二的原枝人參。由此可見,人參是清代富貴之家日常的必備藥品,所藏的多是參膏蘆鬚,全枝上等人參已較難取得,一般需要上等人參必須要透過特殊管道才能從參行購得。





人參的藥用文化在中國雖不是起於清代,但由於清代特殊的產地品種及運銷方式,再加上江南溫補文化的影響,人參的消費文化可說是歷來最為特殊的。透過人參消費史的研究,我們不僅可以探討清代歷史發展的特性,還可以了解清中葉以來,東亞間的物質文化交流。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http://paper.wenweipo.com
[ 2012-01-15 ]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2/01/15 /OT1201150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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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轉貼自宇斌兄發佈的消息。




 




原訊息:




這個網站提供了比較詳細的日文醫療史和醫療人類學文獻目錄




http://www.cscd.osaka-u.ac.jp/user/rosaldo/medabib.html




 




網頁首頁:

日本語で書かれた醫療人類學文獻(文獻リスト)

作者是大阪大學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Design 教授池田光穂,

主攻中美洲醫療人類學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6778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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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台灣留學日本醫師之探討




 




作者:卞鳳奎




出版社:博揚




出版日期:20111229




 




內容簡介




本書透過學術與人文之間的互動關係,對日治時期留學日本的醫師背景,進行深入的探討。分別討論臺灣總督府對於留學生的態度,留學日本的醫師家族在政權轉換後的因應等。以及留學日本的醫師在日本的生活狀況及與日、臺朋友的互動情形。另外,留學日本的醫師學成返台後,對臺灣有何具體貢獻等,也是本書企圖想要闡述的內容。




 




作者簡介




卞鳳奎




  現職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1957年生於台南,廈門大學歷史博士,日本關西大學文學博士。1999年獲日台交流協會之獎助,赴關西大學擔任歷史訪問學人,著有《日治時期臺灣籍民在海外活動之研究(1895-1945)(台北:樂學書局,2006)。翻譯有《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東亞海域與臺灣的海盜》(松浦章編著)(台北:博揚文化公司,2008)、《新編南部臺灣誌》(台北:博揚文化公司,2010)




 




自序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相關研究回顧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四、章節安排




第一章 日治時期留學日本醫師家族之探討以萬華洪氏家族為例

一、洪以南家世簡介

二、洪以南對於新思潮的受容

三、小結




第二章 日治時期日本官紳與臺灣士紳的交流-以木村匡與洪以南為例-

一、前言

二、木村匡簡歷及其教育理念

三、木村匡與洪氏家族互動關係

四、小結




第一部 留學日本之醫師赴日留學之狀況




第一章 日治時期臺灣人赴日留學之狀況

一、前言

二、臺灣留學生留學日本的狀況

三、留學日本的原因

四、選讀醫學校的原因

五、留學日本醫師的出生與在日本的分布

六、小結




第二章 臺灣總督府對臺灣人出國之規範兼論留學日本之醫師在中國之動態

一、前言

二、臺灣總督府對出國之規範

三、留學日本醫師前往中國的案例

四、小結




第二部 留學日本之醫師在日本的動態




第一章 留學日本之醫師在日本生活之狀況

一、前言

二、在日本的生活狀況

三、小結




第二章 留學日本之醫師與友人互動之情況

一、前言

二、在日本之臺灣友人

三、在日本之日籍友人的影響

四、小結




第三部 留學日本之醫師對社會的影響




第一章 留學日本之醫師開業的情況及對臺灣醫療的貢獻

一、前言

二、臺灣地區人口動態

三、醫療工作及醫療活動

四、小結




第二章 留學日本之醫師參與政治活動之狀況

一、前言

二、留日習醫學生在日本活動狀況

三、留學日本之醫師在島內的政治活動

四、留學日本之醫師對地方建設之推動

五、小結




結論

附錄一 《臺灣醫師名鑑》中登錄日治時期留學日本之醫師一覽表


附錄二 地方志書中登錄日治時期留學日本之醫師一覽表

參考文獻

索引




 




自序




  1999年我在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因工作的關係,負責編輯由中央研究院呂芳上所長計畫主持的《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專書工作,因為是承辦人,瞭解文中的內容,是責無旁貸的工作。在此前提之下,我也細讀各章及每位政治受難者的經由。當閱讀到朱華陽先生敘述一家兄弟共有五人有留學日本的經驗時,感到非常訝異且佩服。雖然我自己也是在日本唸書,有留學日本的經驗。但因為時空環境的不同,直覺到他們一家人怎麼那麼會唸書,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要出國留學應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是我對日治時期留學生的議題產生相當大的興趣。




  2004年,我也因為辦理編輯由林慶彰老師主編的《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在中國》一書,瞭解到書中所談到的江文也、張深切、劉吶鷗等人,都有留學日本的經驗後,再前往中國大陸發展的情況。編輯工作的過程中,也得到林慶彰老師許多的啟發,告知臺灣史仍有許多議題有待開展,特別是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知識份子往來於臺灣、日本及中國之間的知識份子,並希望我日後能關注這些議題,多蒐集此相關資料,以作為日後研究此議題的基礎材料。




  20078月我進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擔任教職工作後,開始大量蒐集人物傳記、回憶錄以及口述歷史等專書,企圖瞭解日治時期臺灣青年前往日本留學的狀況。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非常感謝基隆礦工醫院洪啟宗院長,多次邀請我至他府上走訪,並熱心提供他家族洪以南先生的日記、家書和書畫;以及洪長庚先生的書信及昔日眼科使用的看診器材等,慷慨的同意我閱讀以及翻拍,並親切的為我解說照片中的人物。從中瞭解到日治時期留學日本的醫師家族,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如何因應日人所建構的殖民體制,以及為何會將子弟送往日本學習醫學等諸多問題,提供我許多新的思考方向。於是我就以此為基本材料,以〈洪以南對新思潮受容之探討〉為題,發表在《臺北文獻》;以及〈日本統治時代的日本官吏臺灣地方紳士的交流〉為題,刊登在《靜宜大學2009 年『日本學與臺灣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3 回「漢字文化圈」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算是些許最基礎的呈現。




  雖然藉由洪啟宗院長的協助完成了以上二篇小論文,並使得我閱讀和蒐集資料的範圍更為寬廣。但也瞭解到以日治時期留學日本醫師為議題的研究論文和專書者不少。可見此議題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對當時臺灣的影響力。於是在繼續蒐集文獻和資料的過程中,也不斷的構思,如何以專書的方式呈現。




  經過二年的醞釀,我將前揭二篇小論文作為基礎的研究成果,再補充其他篇章,於是整理成本書。其中有耳熟能詳的杜聰明、洪長庚、吳新榮、許世賢等多位知名人物之外,更有許多是我們所不熟悉的留學日本的醫師。但他(她)們當時都是懷抱著各種理想,遠離家鄉,前往日本,學習新知識。經過數年的努力,等到學成返臺後,他(她)們,將自己所學服務於社會與臺灣百姓,足見對當時臺灣的貢獻及影響,個人對此深感敬佩。




  本書能夠完成,首先要感謝的是我內人李玉珍女士。她在工作、教子及家務之餘,協助我翻譯,打字。是我最大的支持者與協助者。其次,是我就讀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的指導教授陳支平老師;以及我在日本關西大學博士班的指導教授松浦章老師,他們二位治學嚴謹,待人親切。不僅在教學與研究方面給予相當多的指導,對我個人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二位老師的教導之恩,學生衷心感激。




  再者,前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鄭喜夫委員,在出版本書之前,協助逐字校稿之外,並給予章節編排方面相當多的寶貴意見,隆情厚意,無限感激。助理蔡慧潔同學犧牲假日,協助打字、校稿,謹表示謝意。




  最後,承蒙博揚出版社的楊蓮福社長,同意出版本書,李淑芬小姐及葉兩發先生提供諸多編輯方面的協助。一併在此致謝。




卞鳳奎

201112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3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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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臺灣中醫(西元1895~1945)




 




作者:林昭庚、陳光偉、周珮琪




出版社: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出版日期:20111101




 




內容簡介




《日治時期(西元1895-1945)的台灣中醫》:作者為林昭庚、陳光偉、周珮琪,內容簡介:本書時間鎖定日治時期(西元1895-1945年)探討當時台灣中醫概況,研究涵蓋政府單位出版品、醫學專業書籍期刊、民間生活日記、非醫學專業以及報章雜誌中與中醫相關的紀錄,並探討當時中醫在協助提升公共衛生所扮演的角色、民間生活所使用的中醫、中醫學教育與專業研究及專業醫事制度的建立,本書撰寫依以上所提中醫之各種面向分章節闡敘。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3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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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第二次學術講論會】




 




主講人:李尚仁 教授(本所副研究員)




 




講 題:觀察、推理與說服——萬巴德 (Patrick Manson)的瘧疾研究




圖像




 




時 間:2012130日 (週一)上午10:00




 




地 點:本所文物陳列館五樓會議室




 




http://www.ihp.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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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本期近史所集刊,刊出兩篇有意思的醫療史論文,如下:


 


第七十四期


類型:近史所集刊


作者: 如下


出版年: 2011-12


平裝本:250


定價: 未出版


頁數: 199


冊數: 0


開本: 16 


 


摘要


本期收論文四篇:張寧著〈腦為一身之主:從「艾羅補腦汁」看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林孝庭著〈朝貢制度與歷史想像:兩百年來的中國與坎巨堤(1761-1963)〉、鍾欣志著〈晚清「世界劇場」的理論與實踐以小說《黑奴籲天錄》的改編演出為例〉、雷祥麟著〈習慣成四維:新生活運動與肺結核防治中的倫理、家庭與身體〉,及書評三篇:陳耀煌撰〈Mary G. Mazur, Wu Han, Historian: Son of China’s Times〉、吳蕙芳撰〈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林敬智撰〈Micah S. Muscolino, 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全文下載頁面:http://www.mh.sinica.edu.tw/PGPublication_Detail.aspx?tmid=3&mid=45&pubid=645&majorTypeCode=2&minorTypeCo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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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其姿院士《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出版


系列(新史學&多元對話系列)


作者:梁其姿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1


定價:45


ISBN:9787300148199


 


關於本書


 


本書凝結了著者近二十年來近世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心得,側重考察醫學知識的建構與傳播、醫療制度與資源的發展、疾病觀念的變化與社會的關係。著者跳出傳統的醫史研究,試圖發掘醫療史與近世中國社會與文化歷史息息相關的歷史。由於醫學知識的傳播,不同社會階層所獲得的醫療資源也相當豐富,其中女性作為醫療者的角色不容忽視。另一方面,明清以來國人對各類疾病與療法的觀念也隨著上述的變化而改變。近世中國醫療史所呈現的社會理性,與近代西方所呈現者並不相同,中西醫的相遇與融合,激蕩出色彩紛呈的社會文化意涵。這一融合的過程,至今依然在持續。


 


關於作者


 


梁其姿,香港大學歷史系學士,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 史學 博士。19822008年任職臺北中研院,曾先後任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大學歷史系兼 任 教授。2008—2010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2011年起任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兼講座教授。2010年被選為中研院人文組院士。早年研究明清慈善組織,著有《施善與教化》(1997)一書。近年專注于醫療史, 著有《中國麻風病史》(英文, 2009)一書, 並主編《女性與醫療》(英文, 2006)、《東亞華人社會近代健康與衛生史》(英文,2010)等書。


 


目錄


為中國醫療史研究請命(代序)    


第一編  醫學知識的建構與傳播    


第一章 宋代至明代的醫學              


第二章 明清中國的醫學入門與普及化         


第三章 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  


第四章 十九世紀廣州的牛痘接種業             


第五章 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問題         


 


第二編  醫療制度與資源的發展    


第六章 宋元明的地方醫療資源初探             


第七章 明清時期的醫藥組織: 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官立和私立醫藥機構             


第八章 明代社會中的醫藥              


第九章 前近代中國的女性醫療從業者         


 


第三編  疾病的觀念         


第十章   疾病與方土之關係:元至清間醫界的看法 


第十一章  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       


第十二章  麻風隔離與近代中國    


第十三章  從癩病史看中國史的特色           


 


 


作者心聲


 


如果年輕的學者能掌握更多有利的分析工具、史料,堅持地走下去,未來的醫療史研究就可建立在更深厚的描寫與分析上,逐步向更高的層次、更廣的範圍發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一天找到醫療史的真正活力所在,也才能更全面地瞭解古近代的中國文明。那時,研究其他文明醫療史的學者,也不得不參考中國醫療史的著作。相信有一天,中國醫療史會真正從過去的另類成為未來的主流


 


 


 


延伸閱讀


 


新史學&多元對話系列  叢書主編 楊念群


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


楊念群 著


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


  笛 著 李德英 謝繼華 鄧  麗 譯


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


  飛 著


自殺時代的來臨?——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知識群體的激烈行為和價值選擇


  青 著


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


梁其姿 著


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第2


楊念群 著


民族自覺的思想史——近代中華民族認同及相關研究


黃興濤 著


以革命的名義——近世中國社會變遷的生態系統分析


夏明方 著


近代知識的回歸線——20世紀初教科書裏的中國表述


  江 黃東蘭 著


 


 


 


http://site.douban.com/widget/notes/283957/note/194005236/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43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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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老胡編輯是我在南開認識的朋友,為人豪爽、熱情。前日寄來《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出版的消息,這部書的編輯花了他一年多的時間。研究清史最重要的資料就是檔案,但是目前滿文檔案的解讀頗有困難,會的人也不多。所以各類滿文檔案的翻譯出版,就成了研究清史的基礎工作。另外,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中可見的醫療史資料,主要就是滿人最畏懼的天花和遊牧民族最擔心的牛馬瘟疫,檔案中似乎顯示,動物疫情與人類的疫情有相互傳染的態勢,這在中原漢人的資料內似乎極為少見。當然,該檔案最重要的資料絕對不僅止於醫療、疾病的面向而已,其他的重要性自不待版主多言,以下就轉貼編輯的介紹與戴逸的總序,給大家參考參考吧。


 


 


 


宮廷密檔  史料瑰寶


     ——評《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



 


胡寶亮 撰寫


 



    

 清朝統治中國近三百年時間,留下了汗牛充棟的檔案史料。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明清檔案1000余萬件,其中五分之一數量為滿文檔案。此部分滿文檔案涉及清朝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對研究清朝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滿文寄信檔就是其中一種。


    寄信檔系寄信上諭檔的簡稱,是清代軍機處專門抄載寄信上諭的重要檔簿。上諭,又稱諭旨,一般是指皇帝的命令和指示,是清代皇帝發佈日常政令的通稱,有滿文與漢文兩種。上諭以文書的形式頒發,便形成了上諭文書,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行政約束力。清政府中央機關將上諭文書抄錄成冊,存案備查,形成了各種上諭檔簿,如內閣的上諭檔、諭祭檔,內務府的上傳檔,軍機處的上諭檔、寄信檔、電寄檔,等等。這些上諭檔簿為清史研究提供了系統而真實的清帝上諭。滿文寄信檔是從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中分離出來的一種重要檔簿。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軍機處滿文寄信檔存有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朝本。此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研究人員從中選擇了乾隆一朝的滿文寄信檔進行翻譯、出版,定名為《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並被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叢刊》。本書收錄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六十年的滿文寄信上諭4289件,加上附件22件,共計4311件,並將其全部翻譯為漢文,譯文部分約200萬字。這部《譯編》共24冊,第一冊為總目錄,其他各冊為滿漢合璧形式,前半部分為影印的滿文,後半部分為排印的對應譯文。本書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專家王小紅、關孝廉主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清史專家杜家驥作序,湖南嶽麓書社有限責任公司出版。


 關於檔案史料的價值,著名明清史專家鄭天挺先生曾經指出:“歷史檔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視,應該把它放在歷史研究的最高地位,就是說;離開了歷史檔案無法研究歷史。靠傳說、靠記錄流傳下來,如無旁證都不盡可信。歷史檔案是原始資料的原始資料,應該占最高地位。” 這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正是一種史料價值高且稀見的檔案彙編。滿文寄信檔是以滿文記載事關這些領域各種事件之密寄上諭專檔。通過皇帝的密寄諭旨,既可以清晰地瞭解眾多歷史事件發生、發展的進程,又有助於瞭解清朝皇帝政務決策過程及心理狀態,真實地反映了皇帝面對各種事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通過寄信上諭中皇帝的密諭,也可窺知其性格與治國理念,誠為深入研究清史的最為真實、原始的第一手資料。


    由於滿文寄信檔所使用的語言是清代的“國語”,其記載多屬當朝密不宜宣之事,對乾隆朝的一些重要史事的記錄較之漢文史料更為詳細、真實,而且,滿文寄信檔不但抄載了寄信上諭,而且同時記載了寄信上諭發交情形,從中可以瞭解寄信上諭如何送交接奉之人,對研究清朝官僚系統的公文傳遞情況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其史料價值超過了漢文上諭;又因為寄信檔是歷史事件進行過程中形成的檔,是對事件最原始、最真實的記錄,反映了皇帝對某事前後的處理意見與態度,是根據某種需要而撰寫、編制的實錄、方略等官修史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滿文所發上諭內容多為機密不宜外傳的要務,所以即便在清朝亦未曾全部漢譯。清代為修方略,曾經選擇漢譯了其中的大約百分之三十左右,尚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密寄上諭從未面世。《清高宗實錄》等書收錄了一些諭旨,亦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且多為摘錄。此次《譯編》將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全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影印並翻譯,顯而易見,其具有彌足珍貴的史料價值。《譯編》內容非常豐富,涉及政治、軍事、民族、外交、宗教、經濟、文化、語言、風俗、疾疫、皇族事務、民間信仰等諸多方面。


    清史專家杜家驥先生在本書《序》中指出:“邊疆、民族事務以及邊疆地區與鄰國關係事務,構成了這部《譯編》內容的突出特點。”誠如斯言。乾隆朝是清代鼎盛時期,也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近代中國疆域確立的重要時期,西北、西南、東北的民族、邊疆問題成為國之要務。寄信檔中大部分內容,即是發與東北、西北、西南地區軍政長官(如盛京將軍、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定邊左副將軍、烏裏雅蘇台將軍、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西寧辦事大臣、駐藏辦事大臣等)以及少數民族王公貴族、宗教首領(如喀爾喀親王、吐魯番郡王、章嘉呼圖克圖、新疆各城伯克等)的廷寄。廷寄物件不乏乾隆朝重要人物,如尹繼善、兆惠、劉統勳、明瑞、阿桂、和珅、和琳、福康安、福長安、高晉、李侍堯、阿裏袞、英廉、舒赫德、溫福、海蘭察、國泰、勒爾謹、伊勒圖、成袞紮布、車布登紮布、拉旺多爾濟、桑齋多爾濟、蘊端多爾濟、額敏和卓等。從此亦可見這些寄信上諭的重要性。


    邊疆、民族事務方面,寄信檔涉及新疆地區的屯田與牧廠事務、遣犯問題、各民族關係,東北地區的私墾、參務問題,西藏與青海地區的宗教領袖入覲、呼畢勒罕確認問題,等等。


    對外關係方面,寄信檔涉及清朝與俄羅斯、中亞各國(哈薩克、巴達克山、愛烏罕、霍罕、布魯特、安集延等)、朝鮮、緬甸、安南、南掌、廓爾喀的關係。其中,反映與俄羅斯的邊界交涉、恰克圖貿易、逃人問題以及中亞各國使者入覲的內容頗多。


    除邊疆、民族事務與對外關係外,寄信檔亦涉及一些乾隆朝的重大事件,如烏什事變、明瑞征緬、土爾扈特部回歸、王倫起義、六世班禪入覲、蘇四十三起義、林爽文起義等,特別是烏什事變、明瑞征緬兩事,寄信檔有著系統、詳細的記錄,可反映事件的基本過程,更可補實錄、方略等之闕誤。內政方面,寄信檔有反映處理甘肅冒賑案、李侍堯貪污案、國泰貪污案的意見、措施等整頓吏治方面的內容,有製造文字獄(涉及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章知鄴獻詩案、王錫侯《字貫》案等)、查禁鳥槍、查禁八卦教等民間秘密宗教、查禁天主教、鎮壓新疆遣犯暴動等強化統治秩序的內容等。


    此外,寄信檔中還有祈雨祈晴儀式、祭祀河神、祭祀劉猛將軍及八蠟神、關帝崇拜、割辮案、滿族人及錫伯人改漢姓漢名、某地或某部族流行天花等記載,這些內容可為清代社會史研究提供參考資料。


 寄信檔所涉及的內容還有很多,筆者在此不一一贅述。下面舉兩三個引用寄信檔史料的例子,讓讀者對其具體內容有所瞭解。


    其一:土爾扈特部回歸祖國的途中因遭俄羅斯、哈薩克、布魯特等阻截,人員、牲畜損失很大;回到國內後不久,部族內天花流行,人口銳減。乾隆帝擔心土爾扈特部遷徙途中已遭重大損失,甫經歸國,又遭痘疫,在人禍、天災不斷打擊下,人心難免浮動,也許有人後悔不該從俄羅斯回來,遂於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寄信伊犁將軍舒赫德,令其留心打聽土爾扈特部人等情形:“土爾扈特、和碩特等人自俄羅斯來歸以來,伊等之屬下人等又被災,損失甚多,且于此間伊等之台吉內病故者亦連續不斷。此輩······自額濟勒來時,沿途為哈薩克、布魯特所掠,饑寒交迫,人口受損。到伊犁地方後,又染瘟疫,台吉、民人等損失甚多。因此,不能未有怨望不該來。此輩皆系自願來歸,並非騙伊等招徠者,而且到後,朕施恩救濟,賞賜衣食用品,指給好地駐牧、耕田,撥給孳生牲畜。是乃撫恤外番之恩,真是無微不至。今伊等之台吉、民人被病災受損者,皆為伊等之定數,無可奈何,伊等亦不必怨我。······或有妄行埋怨者,亦不能烏有,但亦應不令知覺,暗中留意。將此著寄信舒赫德,其土爾扈特、和碩特等人,因伊等人如此受損,有無心存怨恨?伊等之情形如何?皆留心觀察,惟不以為事,妥善防範。”


     這一諭旨,表明了土爾扈特部是自願來歸,不是清政府騙其前來;而清政府對土爾扈特部來歸,做了大量善後工作,如賞賜衣物、食品,撥給牧地、耕田、牲畜,“真是無微不至”;同時也表明了乾隆帝對厄魯特蒙古(包括土爾扈特部)一貫的防範心態。


    其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在定邊左副將軍瑚圖靈阿的奏摺內發現:據從俄羅斯輾轉逃出的土爾扈特人莫霍賴報告,俄羅斯薩爾普利城內聚集兩千厄魯特蒙古人,號稱察罕圖克。這立即引起了乾隆帝的警覺,因為察罕圖克是先前發動叛亂,後投俄羅斯的阿睦爾撒納屬下人之名號, “阿睦爾撒納死於俄羅斯地方,將其屍骸,俄羅斯等出示我人皆看之。阿睦爾撒納之屬下人等,亦皆被殲滅,而今在俄羅斯地方,怎麼又有二千厄魯特,號稱察罕圖克?”乾隆帝認為這些人若是阿睦爾撒納的餘黨,其禍非小。他想到莫霍賴的主人、土爾扈特郡王舍楞 “久住俄羅斯,必定知此緣由”,於是寄諭科布多參贊大臣明善,令其詢問舍楞“現在俄羅斯地方名曰察罕圖克之厄魯特,究竟何等厄魯特,是否阿睦爾撒納之人”。後據舍楞告稱此系莫霍賴妄言,這些厄魯特蒙古人並非阿睦爾撒納屬下。乾隆帝才放心,表示“此事還是不必深究”,表現了其對邊疆事務的高度敏銳性。


    其三: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副都統阿敏道前往庫車,招撫南疆回部首領霍集占,霍集占不從,設計將阿敏道及隨行百名兵丁殺害,發動叛亂,後被清軍擊敗。乾隆帝對阿敏道如何遇害的細節,不太瞭解,直到乾隆四十八年,他仍不忘此事: “阿敏道原曾領兵一千,攜糧前往庫車,何又只留下一百兵丁,其餘俱令返回,遂後即被戕害?叛亂之和卓木,究竟如何將阿敏道誘騙至庫車城內,如何將其戕殺,及一百隨兵如何遭和卓木殺害者?”他認為烏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之子摩咱帕爾或許知情,寄諭阿桂、福隆安詢問之,乾隆帝為避免摩咱帕爾猜疑,還特別用朱筆批示“只是欲知耳”,別無他意,反映了乾隆帝對新疆事務的高度關心與細緻考慮。


    最後,筆者介紹一下本書的翻譯經過。目前我國能夠諳熟滿文並且能直接利用滿文檔案者已為數不多,從事滿文檔案翻譯者更是鳳毛麟角,此次參加本書編譯、審校的人員,集中了新中國培養的老、中、青三代滿文檔案人才,他們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研究館員關孝廉、王小紅、張莉、張鳳良,副研究館員趙玉梅、關精明,助理館員李剛、李陽。滿文寄信上諭翻譯的困難非同一般,其內容豐富而龐雜,時間跨度大,涉及的人名、地名、官職名異常繁複,而且滿文翻譯成漢文後,還要符合清代官方文書的表達方式,翻譯者必須具有充分的歷史學、語言學、歷史地理學、民族學、宗教學、民俗學等方面的知識,才能確保翻譯基本準確。翻譯、審校的人員本著高度負責的敬業精神,克服了種種困難,同心同德,耗時數年,完成了《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的翻譯工作。全部譯文完成後,主編王小紅女士認真對近200萬字的漢文譯稿進行了最後的通稿,盡力統一了文稿風格。經過編譯、審校的人員不懈努力,這一藏于深宮的秘檔終於得以面世,為從事清史研究的人們所廣泛應用,這是一件造福學術界的好事,筆者對他們的辛勤勞動深表敬意。


    筆者在編輯該書的過程中,深切感受到此書的史料價值重大,在此鄭重推薦,期待治清史者能夠充分利用這部《譯編》,深化、細化對乾隆朝歷史的研究,開創清史研究的新局面。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眾見,決定啟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為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眾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為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為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為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于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于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于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為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品質;二為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為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為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眾,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檔,出之于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連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鉅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敘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眾懷昆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淩,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澌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于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抄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餘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在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攜赴海外,故今日在世界各地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攜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裏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複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雲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眾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路,設資料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遝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歎。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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