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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東北三省鼠疫災難及防疫措施研究




 


 




作 者:焦潤明




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2011/09/06




 




編輯推薦:




焦潤明編著的《清末東北三省鼠疫災難及防疫措施研究》對鼠疫中所涉及的疫源地”“疫源物以及死亡人數、傳播路線等內容都得已精確描述,並得出結論。提出中國近代第一部全國性防疫法規誕生於宣統年間鼠疫防控期間,即1911417日 《民政部擬定防疫章程》是近代中國第一部全國性的防疫法規。認為萬國鼠疫研究會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會議。同時,對於20世紀初期的國際醫學交流以及近代防疫醫學流行病學、公共防疫體系的建立,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指出當時報章雜誌的輿論宣傳、民間防疫組織的建立以及民間的防疫募捐,表明清末的國家意識、公共觀念較以前大大增強。




 




 




目錄:




導論

一、本課題的學術史概述

二、本課題的學術價值

三、本課題的創新之處

四、本課題在史料方面的突破

第一章 東北三省鼠疫災難的形成及影響

第一節 東北三省鼠疫流行及生命浩劫

一、東北三省鼠疫的成因及傳播

二、疫源地及疫派物的確定

三、瘟疫死亡人數及分佈

第二節 東北三省鼠疫對各行業的沖擊

一、對交通業的沖擊

二、對娛樂業的沖擊

三、對社會服務業的沖擊

四、對商業的沖擊

五、對文化教育業的沖擊

第三節 東北三省鼠疫災難的影響

一、清政府財政負擔加重

二、市場蕭條民眾生活困苦

三、引發外國排華辱華事件

第二章 防疫款項的籌集與民間募捐活動

第一節 清政府防疫款項的來源及用途

一、清政府防疫款項的來源

二、清政府防疫款項的用途

第二節 民間的防疫募捐活動

一、民間募捐的方式

二、民間募捐的來源

三、民間防疫募捐的評價

第三章 吉林全省防疫總局的組建及職能

第一節 吉林防疫總局的組建

一、伍連德與吉林防疫總局的組建

二、吉林防疫總局的組織體制及轄區

三、吉林防疫總局的經費來源

第二節 吉林防疫總局的工作職能

一、頒布總局管理章程及相關防疫法規

二、疫情的收集與分析

三、監督與指導防疫工作

四、與各方面的防疫合作

第三節 吉林防疫總局的評價

一、發揮了制度建設和行政作用

二、發揮了獨特的管理協調作用

第四章 應對鼠疫災難的防疫法規建設

第一節 鼠疫災難催生近代防疫法規

一、各級政府異常重視防疫立法

二、防疫法規數量眾多內容廣泛

第二節 防疫組織規章及其運作

一、關於防疫組織宗旨與職責的規定

二、關於防疫組織經費使用與特殊標識的規定

第三節 防疫規程及其實施

一、公共衛生防疫規定

二、預防接種制度

三、疫情報告與檢疫隔離制度

四、醫療救治制度

第四節 行業防疫法規及其執行

一、針對軍隊的防疫法規

二、針對官府的防疫法規

三、針對監獄的防疫法規

四、針對學校的防疫法規

五、針對經營性行業的防疫規定

六、針對交通行業的防疫規定

第五節 獎懲制度及其應用

一、獎勵制度的頒布與實施

二、懲罰制度的頒布與實施

第六節 防疫善後法規及其運用

一、防止疫情復發的善後規定

二、疫亡者的遺產處理規定

三、疫災損失之賠償規定

四、災民安置與救濟規定

第七節 防疫法規的評價

一、此次鼠疫催生了防疫法規建設高潮

二、誕生了中國近代第一部全國性防疫法規

三、東北三省鼠疫期間防疫法規的特點

四、防疫法規的作用及啟示

第五章 應對鼠疫災難的習俗改良

第一節 傳統習俗助長鼠疫蔓延

一、春節回鄉過年習俗加速了鼠疫傳播

二、舊有習俗及落後的生活方式加重了鼠疫疫情

三、傳統的殯葬風俗不利於鼠疫的防控

第二節 鼠疫災難引發對不良習俗的反思

一、報紙刊發大量防控鼠疫的文章

二、引發了改良社會生活陋習的呼聲

三、敦促清政府迅速建立公共衛生防疫制度

第三節 實施強制性的公共防疫措施改革陋習

一、制定並實施公共防疫措施

二、在東北地區推行火葬措施

三、改革不良飲食衛生習慣

第六章 鼠疫期間的中外防疫交涉

第一節 中外防疫交涉的背景原由

一、東北三省鼠疫防疫攸關各方利益

二、日、俄為防疫交涉的主要國家

三、清王朝政治衰弱,衛生事業落後

四、外國自私的防疫行為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

五、當事各國對中國防疫主權的侵犯

第二節 中外防疫交涉的內容

一、阻斷交通方面的交涉

二、籌設防疫行政機關方面的交涉

三、涉及防疫經費方面的交涉

四、有關防疫沖突事件的交涉

五、防疫善後事宜的交涉

第三節 防疫交涉:維護國家主權的另一種努力

一、地方官商成為中外防疫交涉中的重要力量

二、清政府維護主權的努力及其結果

第七章 應對鼠疫災難的中外防疫合作

第一節 列強參與防疫動因分析

一、保護既得利益維護自身安全

二、攫取防疫主權乘亂擴大在華權益

第二節 中外防疫交涉中的合作及其成效

一、清政府自身防疫工作成效

二、與在華各國防疫合作成效

第三節 中外防疫交涉的實質——制約與利用

一、與外國防疫合作中的相互制約

二、與外國防疫交涉中的合作

第八章 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的召開及影響

第一節 萬國鼠疫研究會的籌備

一、選定國際會議場地和落實經費

二、收集防疫中難以解決的技術問題

三、邀請各國專家參加會議及接待工作

第二節 萬國鼠疫研究會所取得的成就

一、明確了病源地和病源物

二、確定了染疫房屋的消毒及焚毀原則

三、解決了疫區大豆、糧食及皮貨出口的規則

四、認定了國際通行防疫方法的有效性和權威性

五、加速了西醫在中國的引進和普及

附錄一

附錄二

附錄三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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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David Bratt提供一場有關佛教醫療史的工作坊訊息




 




 




Healing
Texts, Healing Practices, Healing Bodies: A Workshop on Medicine and Buddhism




Conference/Symposium: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 April 6 – 7, 2012 every
day
| 370
Dwinelle Hall




 




Sponsors: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CJS),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The prevention,
alleviation and cure of diseases or physical ills has been a central concern to
religious traditions across East Asia, as well as a major drive in the cre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ritual and devotional practices. These practices not only
coexisted with, but also integrated (if not complemented) medical ones. Figures
of healers, physicians and ritual specialist have at times competed and at time
overlappe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have consolidated, supported and even
presided over the transmission of medical treatises and healing practices;
Buddhist monk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spread and circula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as well a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edical doctrines well beyond
national borders.



Against this context, the present workshop wishes to be a platform to discuss
the intersections of ritual and medical practices in Tibet, China and Japan
(with a broad focus on medieval/pre-modern periods), by addressing the
following points:



- How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the body, and its place in the universe, inform
the notion sickness, impurity, disease and their treatments as well.

- How fluid are concepts of health and disease?

- How discourses on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have been
constructed, represented, performed



In bringing together experts on Chinese, Japanese and Tibetan religions and
medicine, the workshop wishes to attempt a multi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of health, disease and body.



-----



This conference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generous donation from the Shinnyo-en
Foundation.




 




Event Contact: cjs-events@berkeley.edu, 510-642-3156




 




 




 




http://events.berkeley.edu/index.php/calendar/sn/ieas.html?event_ID=53235&date= 2012-04-06 &filter=Secondary+Event+Type&filter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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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把博論的中英文摘要(The abstract of My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放上來供大家參考。忍痛在國圖選擇「不開放」,因為修改後希望出版更完整的專書,原來的版本就不用繼續獻醜了。




 




「氣」與「細菌」的中國醫療史民國中醫外感熱病學析論




皮國立




中文摘要:




緒論:主要談研究動機、名詞界定(如何謂「外感熱病」)和研究回顧。藉著回顧過去醫史的研究,特別著重台灣的醫療史回顧,並試著提出「重層醫史」的角度來試著以多面向的切入視角來談一個特定之主題,從醫療看中國歷史,在上下層之間,其中必有交會共同之處,但絕對也有上下相異之處。我們已經強調了「內史」之理論建構的上層,還要看看這些知識如何與下層生活產生連結。甚至像是某類知識,如熱病知識(包括預防、調養的技術)在下層如何被理解與實踐的一些問題。




    第二章:主要敘述細菌學普及中國之前,中西醫對熱病面貌的描述。基於翻譯語言和兩者對熱病症狀的描述,其實在近代有著一致性,例如發炎、熱感或「火」的概念。也簡介一下傷寒和溫病的簡史,以及中西醫對「熱」的身體感一致性。對氣的體認與致病因子描述上的一致性,在治療與預防上,中西醫在民國之前的近代,也有許多類似之處,如用發汗與瀉下法等等。




    第三章:本章透過統計與論述相結合,來對民國時期的中醫外感熱病學相關醫籍之出版狀況進行考察,依據傷寒、溫病、瘟疫等三類醫書的出版,先行統計出「民國中醫熱病學文獻編年類纂表」,而後再加以分析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以明瞭當時該學門發展之概況與趨勢。目前,有關該學門的二手研究,多僅止於清朝為止;而近代(1840年開始)至民國後的文獻,尚無人進行統計分析並賦予意義。若論及對中醫產生較大影響或衝擊之理論,類似融入「微生物致病說」這樣顯著且重要的變化,還是發生於民國時期。除了圍繞著古典醫學理論的再發展外,本文還考察了來自日本漢醫的翻譯醫書之影響、西方醫學衝擊與「中醫傳染病學」漸趨成型等幾個面向來加以論述。可以看出以中醫熱病學為主的兩方面學術轉型:對外是與西醫的細菌或傳染病學對話,對內則是傷寒學和溫病學兩個()派別的融合,而且傷寒學說也更加的興盛。不過,這份資料內容龐大,況且民國中醫文獻,去今未遠,典籍佚失或難以考證的狀態也較少見,日後仍不排除增補表格內容之必要。故本章只能算是一個初步的嘗試,謹希望能對研究中醫文獻、疾病史,近代中醫史的學者有些微的貢獻。




    第四章:近代中國傳統醫學與西醫的交會,產生了許多有意思的醫史課題,本章藉由梳理一個疾病名稱的轉譯過程與翻譯前後的意涵,配合中國醫學自身的歷史發展背景,來檢視民國中西醫詮釋疾病的界線與脈絡,它凸顯了民國時期中醫發展之方向與本身轉型之必要與限度。傷寒,西方名Typhoid fever,以之為例,我們看到了一個新名詞,從中國本土之外的西方與日本傳入,並與中國的古代醫學經典《傷寒論》,以及在清代與之對立的溫病理論,進行一次融合、再解釋的歷程。當時中醫的困難來自:必須面對自身學術內的寒溫論爭與分歧的態勢,又要回應西醫的說法。我們將看到,中醫擁有堅定的古典醫學定義,但西醫的衝擊讓中醫必須去反省原來的疾病定義,中醫們除了梳理任何熱病學內統整、劃畫一的說法,還必須用經典去重新定義西醫病名的屬性與名稱,最後,中醫並沒有根本地改變古代疾病論述。這段疾病史,可說是中國醫生對疾病解釋權的堅持,也預示了當時中國醫者與古典醫學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




    第五章:主要著重民國中醫對細菌學的正面回應,是全本論文篇幅最重的部份。文中探討了細菌學對中國醫學的影響及其重要性,並探討中國醫學的一些回應(如章太炎「據古釋菌」的例子:中國人認識細菌的角度不是「觀察細菌」,而是去觀察人的行為導致細菌滋生的原因,另還涉及了「蟲」的觀察過往。)爭議之一,在於氣候生菌,所以氣候是主因,不是菌,這一點成為中醫反覆論證的重點。人在氣中,因氣而生,治療、疾病的身體觀都存乎於氣化之中。爭議之二:人體的本質(氣化、機械工具)與醫學檢驗難易、錯誤之爭議問題(戈公振之死)。中醫雖對細菌學產生諸多質疑和抨擊,卻也在這些討論中,發展「創造」出殺菌藥物。中醫界拼命圍繞著這個議題反覆申論,又反而代表著他們對這類議題之重視。菌與毒、瘀血、解毒問題:中醫不拘病原、病名,但已指出發汗、催吐與下(催便)法為針對病者之體質及病人身上之「毒」而立的方法,後來湯本更將「毒」引伸成「菌毒」;或是殺蟲=殺菌。毫無疑問的,中醫當然能夠治療瘟疫。但是能不能治療具近代意義的、經過細菌學洗禮的傳染病,則是民國以來,透過中醫與西方細菌學不斷的對話,重新詮釋、肯定古典醫書中的經驗與治法,而建立起治療的信心,並賦予外感熱病學新的定義。自西醫細菌學傳入中國之後,中醫就沒有強烈的排拒細菌論,甚至將其納入新課程。中醫從實用的觀點,把細菌在人體內產生的身體變化,用各種「毒」來加以解釋,而對於細菌作為一種生物角色而言,中醫則強調「菌在氣中」,細菌不能脫離空氣、季節、溫度、濕氣等外在客觀因素而生長,進而將細菌學拉至氣論的範疇中,此即近代中西醫氣論與細菌論匯通的歷史模式,也可以說是「再正典化」中的一種具選擇性的「存而不論(西說)」。




    第六章:民國初年這段期間,大概是近百年來中西醫衝突、爭論最嚴重的時刻。就實際的歷史來看,中醫在這段期間顯然是區居下風的,但是在言論思想上,反倒可以說是中醫在整個中國歷史中最活潑、多元的一刻。惲鐵憔生在這個時代,他有與傳染病搏鬥的悲傷過往,人生經驗使他培養了對傳統中醫的深厚感情和掌握西醫新知識的能力、意願,造就了他成為民初中醫歷次運動或言論的重要參與者。中西醫匯通、中醫革新、中醫科學化等議題,皆可由其著作中尋找到蛛絲馬跡,這讓他在民初中醫的學術譜系內佔有重要的地位。國內外皆已有學者對民初中西醫的歷史做過梳理,其中,「一病有一病之源」的說法在民初漸漸受到重視,而中醫自古以來從未發展出實驗方法來研究或觀察細菌,故為西醫所訕笑:病人若找中醫治療將「不知死於何病」(Sean Hsiang-lin Lei , 2003)。本章針對惲鐵憔的學術思想與其對西醫的回應,大多是惲鐵樵個人獨特的見解,也有不少是代表當時中醫所面臨之問題的縮影,特別是在細菌學與疾病定義這兩個問題的反省上;藉著這些討論,來釐清民初中醫在這兩個層面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及其回應之道,並於這樣的探索歷程中,拼湊出近代中醫對自身學術,特別是疾病經典的語境重構與實際醫療場域上所出現的某些現象之自我反省。




    第七章與第八章:主要從日常生活史切入,但也扣緊經典醫書內知識的影響,如何影響一般人判斷疾病與日常養生、防疫的一些舉措。西醫知識並不是沒有影響中醫,從肉食、肉精、維他命等營養品到新式「衛生」商品來看,傳統的禁忌界線確實部分鬆動了(當然我們不能誇大這樣的影響,有些知識是僅是換一種語言呈現,例如補腎與外感病調養的問題)。而且,本章之設計,就是希望換一種視角來看「現代性」的問題,由於過去研究都是「大城市衛生史觀」,可能過分誇大西方醫學的現代性在整個中國現代史的作用,甚至我們也不清楚,傳統的一些知識如何可能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實行,例如中醫的防疫與家庭照護等等(當然,用這樣的篇幅來探討還是不夠的,只能作為一種經典日用的輔助說明和解釋路徑而已)。也證實了上層(醫者)與理論知識在下層社會有一種很強的實用性連結,以及一種現代「個人」衛生觀可能的日常性實踐。




    第九章總結論:主要指出本文之貢獻與侷限,並延伸一些觀察與想法。




過去談中醫熱病學史,都只針對大範圍的背景或幾位醫者的貢獻做統括式的論述,學者不知道這個學門有甚麼重要醫書文獻、知識如何轉型,又如何影響日常生活,研究範圍也多僅止於清末,少論及民國。本文試圖以「重層醫史」的構想來開展「中醫熱病學近代史」,實已彌補某些空白之處。歷史本為解釋過往人物與事件而生,現代中醫至少有兩個傾向,是可以從本文的分析中看出來的,第一是現代中醫仍必須反覆閱讀經典,它不僅是一個既存現象,本文尚證實了它思想形成的近代歷程,與近代中醫的學術性格是息息相關的。過去在近代史各學門的研究者,總是強調「西化」的影響,事實上它也是中國近代史不能逃避的問題;但是,除了西化以外,有沒有一種中國本土脈絡還持續存在著的?答案之一是中醫的經典。另外在正文中,或許也能做為「從周邊看中國」的一種延伸,從日本漢醫的歷史來反觀中醫在中國近代之發展。我們看到了日本漢醫研究的推波助瀾,實於精神和物質研究上給中醫信心,日本譯名的可參照性,也讓中醫的疾病定義重新洗牌。民國醫者為發展中醫學術而提倡古代經典的復興,不單是指唐代前的醫書,也包括後出溫病派的經典在內,只是兩者有彼消我長的層次關係,而且直到現代,寒溫派的基準都處在不斷重整中;在民初時,《傷寒論》被抬高至新的地位,也為後來擴張至整個中醫內科學研究奠定基礎,後來劉渡舟又稱該書為「中醫之魂」,其來有自。




    這也印證了第二條道路,即現代中醫為何如此強調統整、融合寒溫兩派的菁華?中西醫在近代的熱病學論爭,證實寒溫爭論已無用於和西說對抗,必須統整融合出一個新的範疇與學科,此即近代中醫傳染病學漸漸成型;清代以前,根本沒有外感熱病學這一學門,它是經過近代不斷討論,才逐漸形成一個學科的界線。其次,經過近代的發展歷程後,《傷寒論》又被抬高至一個新的階段,不但是傳染病學內中的一支,也占據了外感熱病學的經典地位。毫無疑問的,中醫當然能夠治療瘟疫。但是確立能治療具近代意義、經細菌學洗禮的傳染病,則是民國以來透過中醫與西方細菌學不斷的對話,重新詮釋、肯定古典醫書中的經驗與治法,而建立信心,並賦予外感熱病學新的定義,此過程見證了中醫文獻「再正典化」的過程,重要醫書在民國時不斷透過反覆刊刻印行,強化中醫熱病知識體系的對內認同。當然,伴隨著這個現象而生的,是一連串的影響,其歷程實決定了現代中醫的性格。在中醫走向現代化的同時,不自覺的或被各種力量的正、反作用力推向了傳統;中醫的改變是有目共睹的、但其實不變的傳統仍持續著,其學術不是斷裂,而是還具有延續性的意義在內。這個歷程所帶來的影響,至今仍影響著中醫學習的方式。由於「再正典化」的力量非常強,所以也導致了:中醫從吸收細菌論、接受部分理論、論爭,當最後卻放棄「大部分」細菌實驗科學、存而不論,這可以說是一種選擇後又放棄的歷程。它導致現代中醫可以治傳染病,但卻不會找一堆「殺菌藥」,或是用細菌再爭論唯一的病名。




    近代中國學術的「西化」已不用多談,這個舊框架將阻擋我們觀看近代中國史的全貌,因為它只有單一視角而已。很多人也許會質疑,這是不是一種「反科學」的立場?站在歷史研究上,本來就不能只有一種單線論述,就像Dorothy Ko提出的突破五四史觀框架一樣,本文的立場同為:如果我們一直停留在中醫科不科學(怎麼不完全採用細菌學的視角來質問),或中醫為什麼不科學的「五四史觀」中,我們永遠不會發現中醫在近代的多元文化史以及中醫在當時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可行性,而即便我們探究了受西醫影響的部分,我們也無法得知當日中醫對傳統做了甚麼樣的保護與妥協。何況對多數中國人來說,生活不是科學,而是一種自然的文化土壤,文化與歷史的發展可能、也不會只有單線。「重層醫史」視角下的醫療史與國史:必以一主題貫穿一段歷史,求其通達。中醫的實驗場域就在特定文化歷史所構築的個人身體感知與日常生活內。若僅將中醫史視為、或切割成純科學史、內史,就要大失其義了。筆者當初設計「重層醫史」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在專門內史與史家關切之問題上求得一些融會,做為國史,過去的現代史強調中國的現代化,主體只有現代化與西化,而少談古典化;但現在則多呼籲從中國史的或中國中心的脈絡來看歷史。我們要瞭解各個學門的近代轉型,就非深入其中去探索不可。連結至中醫史,若沒有文化的深層關懷,其「出路」何在,恐怕就真的只能是就「內史」而論陳跡了(至少對筆者的主觀而言,感覺不出重大意義,或許這是自己的偏見);就好比拋棄經典的中醫,也不成其為中醫了。從經典的醫書與理論出發的中醫學史,是亦本論文從中醫角度去理解中醫史之謂也。




 




 




關鍵字:中醫、熱病體系、傳染病、醫療史,氣(邪氣),細菌學,西醫,身體觀




 




 




 




 




 




The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of Qi (pathogenic qi) and Bacteria – Analysis
of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in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Pi
Kuo-li




Abstract:




Introduction: This chapter describes the research motives, term definitions (e.g. what is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and research review. By reviewing the past medical history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medical history of Taiwa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iscuss a specific
topic from the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by proposing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layer medical history”. Looking at the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medical perspective
,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rendezvou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layers. The upper layer i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 while the lower layer is the practices in daily
life.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knowledge in the upper
layer
is linked
with the
layer,
such as
knowledge about the febrile disease (e.g., prevention and recovery techniques) is understood and practiced in the lower layer.




Chapter Two: This chapter presents the description of febrile diseases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before bacteriolog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ccording to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the descriptions of febrile disease
symptoms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e were consistent concepts
such as inflammation, heat or “huo” (fire) in modern times. The history of
typhoid fever and epidemic febrile disea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lso briefly introduced. The consistency in the physical perception of
“heat”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s well as the consistency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Qi and descriptions about causative agents is also discussed.
There were many similarities in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such as sweating and
catharsis, in modern times before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Chapter Three: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discourses, this chapter examined
the publications of Chinese medical books on fever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List of Chronological Compil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Books on
Fever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s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publications of medical books on typhoid, febrile disease, and plague. This
research then analyzed the meanings behind the publications of those books in
order to see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Meanwhile,
most second handed researches of this field have been done until Qing Dynasty.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docum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pre-modern era (since 1840) and the Republican Period.
However, there wer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For example,
theories of Chinese Medicine merged with theories, such as “notion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and have had great influence or impact on Chinese
medicine and changed its direction. Apart from the re-development of classic
medical theories, this research examined other dimensions, such as influences
from translated medical books from Japanese Han doctors, impact from Western
medical theori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hinese medicine. This research
found two aspects of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centering on Chinese medical
theories of fever: externally speaking, there was 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al theories of bacteria or infectious diseases;
internally speaking, there was an incorporation of the school of typhoid and
the school of febrile disease which flourishes theories of typhoid. However,
contents of the data are huge because docum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are very recent, and it is rare to see missing or unverified
documents. If it is necessary, contents of the established list will be amended
and extended. Therefore, this chapter is a preliminary attempt to contribute to
studies of Chinese medicine documents, history of diseases, and history of
pre-modern Chinese medicine.




Chapter Four: The exchan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modern times has produced many interesting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This chapter examined the
demarcation and context of illness interpret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by review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he name and meaning
of an illness before and after it was translat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t highlighted the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necessity and restrictions of transformation that it faced.




Taking
typhoid fever for example, it was a new noun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Western
countries and Japan, and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illness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classic, “Shang Han Lun,” and its opposite theory of warm
illnes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difficulties that Chinese medicine faced at
that time were the disputation over the classification of typhoid between
theories of cold illness and warm illness, and the reply to the statements of
Western medicine. It was found that the classical medical definitions of
illness in Chinese medicine were firm; however, the impact of Western medicine
made it necessary for Chinese medicine to introspect the original definitions
of illnesses. Doctors of Chinese medicine started to organize and unify similar
statements in the study of heat illness, and re-defined the properties and
names of Western diseases within Chinese medical classics. At last, Chinese
medicine did not change the discuss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traditional
illnesses thoroughly.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is history of illness
interpretation was the insistence of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on the right over
illness interpretation, which also revealed the endless dialogues between
practitioner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classical medicine at that time.




Chapter Five: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the positive response of TCM to bacteriology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1912-1949),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is pap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bacteriology on TCM, as well as some
responses of TCM (e.g., Chang Tai-yan’s explanation of bacteria according to
ancient interpretations: Chinese people learn about bacteria from observations
of human behaviors that may cause the growth of bacteria rather than “observing
bacteria”; another example is the observation of the history of “worm” in TCM).
One of the disputes is the causation of bacteria by climate. Hence, the climate,
rather than bacteria, is the major cause of disease, and this is a key point of
repeated verification in TCM. People live in Qi and were born in Qi, hence,
treatment and disease should be focus on the context of Qi. Another dispute is:
the contentious issue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human body (Qi vs. mechanical
tool) and the difficulty and error in medical inspection (the death of Ge Gong-chen).
Despite many doubts and criticism on bacteriology, TCM also “created”
bacteria-killing drugs in such discussion. The TCM community’s repeated
discussions and elaborations on this topic indicate their attention to such
issues. In terms of the issues of bacteria, poison, bleeding and detoxification,
regardless of pathogens and disease terms, TCM has pointed out that sweating,
vomiting and catharsis method are methods to purge patients of “poison”. Late
on, Tang Ben further expanded the concept of “poison” to “bacteria poison”, in
other words, killing the worm in TCM =killing the bacteria in Western medicine.
Undoubtedly, TCM can treat epidemics; however, can it treat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based on bacteria in the modern sense? Since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rough continuous dialogue between TCM and Western bacteriology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TCM, the experience and treatment methods in TCM classics
have been confirmed as effective to rebuild the confidence in TCM for
treatment, giving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study in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bacteriology into China, TCM has never
rejected it strongly and even has incorporated it as a new course of study.
From th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CM explains the changes of human body caused
by bacteria by a variety of “poison”. To bacteria in the sense of biological
role, TCM stresses that “bacteria live in Qi” and cannot grow without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air, season,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thus incorporating
bacteria in the field of Qi. This is the historical model to bridge the TCM’s
Qi theory and bacteria of the Western Medicine. It can also be described as an
optional “Epoche (western)” in “Re-canonization”.




Chapter Six: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t was
perhaps the most critical era of the conflict amo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hinese medicine was obviously in a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oretical expression, Chinese medicine was at
its most lively and diverse moment in Chinese history.  Yun Tie -chiao struggled with infectious
disease; life experiences taught him deep feelings towa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ability and intention to learn Western medicine. He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of the previous Chinese medicine political movement and
speech in that period. His writings revealed topic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reform, and scientific Chinese
medicine. This proved his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re are
many collection for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istor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y. Among them, the saying of “there is a source of every
disease” became respected. From ancient days, Chinese medicine has yet not
found experiment to study or observe bacteria; it is mocked by Western medicine
that if patients look for Chinese medicine, they would not even know how they
died (Sean Hsiang-lin Lei ,
2003).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Yun Tie-chiao and his
reaction to Western medicine. They are mostly his personal unique opinion and
many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medicine of the time, especially on
two questions of bacteriology and disease definition. From this discussion, we
clarify the difficulty and its reaction in these two aspects for Chinese medicine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During this exploration, we generalize the
self-examination of certain phenomenon presented in classical disease language
reconstruction and actual medical field.




Chapter Seven and
Eight:
The two chapters discuss
some measures that affect the judgments of the public regarding disease
diagnosis, daily health cultivati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 from the history of
daily life with a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medical classics. Western medicine has
certain influence on TCM. From meat, refined meat, vitamins and other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to new “healthy” products, the traditional taboos have
neglected partially (of course, we cannot exaggerate this effect, some
knowledge is only the presentation in another language, such as the issues
regarding kidney nourishing and the recuperation of exogenous diseases). These
two chapters intend to look at “modernity”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As
previous studies are from the “med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large cities”,
the role of the modernity of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may
have been exaggerated. We are even unclear about how some traditional knowledge
is possibly applied in the daily life, such as the TCM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household care (this topic requires a longer paper for discussion, and it only
provides an auxiliary expla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route of the daily
applications of TCM classics). It also confirms that there is a very strong
practical linkage between the upper layer (doctors/healers)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the lower layer, as well as the daily practice of a modern
“individual” health concept.




Chapter Nine
Conclusions
: This chapter points
out the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paper as well as some extended
observations and ideas.




Previous
research on TCM febrile disease history only describes the macro-background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a few TCM doctors as a whole. Scholars have no knowledge
about the major medical literature in this discipline, the course of transformation,
and how it has affected daily life. The research scope is often limited to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with rare discussions cove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velop the “modern history of TCM febrile dise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layer medical history” to fill in the gap.
History is to explain the people and things in the past. Modern TCM is
characterized by at least two tendencies that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First, modern TCM learners or practitioners still have to
repeatedly read classic works. This is not only an existing phenomenon. It has
been confirm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CM think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TCM. Researchers of
modern history in various fields have always emphasized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ization”. In fact, it is an inevitable issu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However, in addition to westernization, is there something indigenous?
The classic works of TCM is one of the answers.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 Japan in modern times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n extension of “looking at
China from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The influence of the TCM study in Japan is
the confidence given to TCM in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 The translatability of
Japanese terms makes it possible to redefine TCM diseases. Doctor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promoted the resurrection of ancient classic works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CM. In addition to works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the classics
of the epidemic school were also included. Nevertheless, the two are in a
mutually failing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Up to now, benchmarks of the
epidemic school are still in continuous readjustment.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was elevated to a new height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TCM internal medicine. The book was late on
termed as “the soul of TCM” by Liu Du-chou for such reasoning.




The above confirms
the second direction, namely, why does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lay a strong emphasis
on integrating the essence of the two fractions of TCM? The debate on febrile
disease o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modern times has proved that the
traditional fractions of TCM cannot be on the equal footing with Western
medicine. A new scope and discipline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thus, the TCM
epidemiology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in modern China.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as no such discipline as the study of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It gradually formed the disciplinary line after continuous discussions
in modern times. Secondly, after the development in modern times,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was
once gain elevated to a new height, becoming a
branch of epidemiology and a classic works in the study of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Undoubtedly, TCM can treat epidemics; however, it was only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rough continuous dialogue between TCM and Western bacteriology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TCM, the experience and treatment methods in TCM classics
have been confirmed as effective to rebuild the confidence in TCM for
treatment, thus giving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study of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s. The process witnessed the “Re-canonization” of TCM literature. Major
TCM works were repeatedly printed and released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l recognition of TCM febrile disease-related knowledge
system. Of course, the series of effects in consequence have determined the
nature of the TCM at present. TCM involuntarily develops or is pushed by
various forces in the direction of traditions when it is under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Changes in TCM are apparent; however, traditions survive and go
on. The TCM academic study has not been interrupted but continued. The effects
brought by such process have an impact on today’s method of learning TCM. Since
the force of “Re-canonization” is very strong, TCM thus absorbs the
bacteriology and some parts of the theory and debate, and finally abandons
bacterial experimental science to a large extent. This can be regarded as a
process of sublation. As a result, the TCM at present can treat epidemic
disease but cannot provide “bacteria-killing




It is
needless to have an in-depth discussion about the “westerniz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s in modern times. However, this old framework can prevent us from
seeing the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s it is only one of the
perspectives. Many people may be doubtful, is this “anti-science” stance? History
study can never be described in a single line. Like Dorothy Ko proposing to
break the historical framework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f
we linger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questing whether and
why TCM is not scientific (why not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cteriology), we can never find the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of TCM in daily
life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TCM, as a part of the diversifie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Even we have explored the parts affected by Western
medicine, we cannot actually know how TCM protected and compromised traditions.
Moreover, to most Chinese, life is not science, but a natural cultural soil.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s not necessarily in a single
direction. The medical histor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layer medic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 uses a single topic throughout the period of
history. The experimental field of TCM is the personal senses and daily life
constructed by specific cultural history. If the TCM history is regarded as a
pur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nternal history, a lot of meanings will be lost.
The purpose of designing “multi-layer medical history” by the author is to find
out the integration of issues concerning specific internal historical study and
historians. As a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previous study in modern China
emphasizes modernization of China with modernity and westernization as the main
subjects, and rarely discusses classic works. However, it is widely appealed to
study the history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or with China as the
center.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rious disciplines in
modern China, in-depth exploration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CM, without cultural influence, we may have to rely on “internal
history” to find the “way-out” (at least, the author subjectively cannot find
out any major significance in this respect, or maybe this is the personal bias
of the author); this is analogous to the fact that TCM without classic works
cannot be regarded as TCM. The history of TC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lassic
works and theories is how we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C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pyretic architectonic, plague, medical
history, qi (pathogenic qi), bacteriology, western
medicine, ideas of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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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Workshop




“National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in the East Asian Context:




Newly
Attempts b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February
24-25, 2012, Naha




 




Organizers




1) 
Research Grant of Prof. IIJIMA by the Grant-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by the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JSPS), Tokyo




2) 
Environmental History Group,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3) 
Environmental History Group,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4) Asian Society for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SSHM), Tokyo




 




Program




February 24




 




13:00-13:10     Opening
Address: IIJIMA Wataru (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
Tokyo )




 




Session
1
 (13:15-14:45)




Chair:
LI Yushang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China )




 




13:15-13:45     LIN Zhenglu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fellow, Changhua
)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Prevention Law in Colonial Taiwan




13:45-14:15    Shen Jiashan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Taipei )




The
study of Taiwan ’s
human vaccines system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14:15-14:45    ODA Toshika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Missionary Medicine in Modern Korea :
Medicine,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4:45-15:15    Coffee
Break




 




Special
Lecture
 (15:15-16:45)




15:15-16:45




Chair: IIJIMA Wataru




Lecturer:




Prof. Christian Oberländer ( 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of Halle - Wittenberg , Halle )




 “to be
arranged”




 




 




February 25




Session
2
 (9:00-10:00)




Chair:
LIU Shiyung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9:00-9:30    CHEN
Tzuchu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fellow, Changhua)




Continuing with the Past and Opening up the Future:
Tseng-Wen Reservoi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in Taiwan




9:30-10:00    WU Zhaozo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Changhua )




Eight
Views of Taiwan Ballot in 1927 and its Amazing Result of 360
million votes




 




10:00-10:30    Coffee
Break




 




Session
3
 (10:30-11:30)




Chair:
ICHIKAWA Tomo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




 




10:30-11:00    Daniel
W.L. WONG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Goto-Shinpei
on Religion: Self-reflections in his later years”




11:00-11:30    Motomura
Ikue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Tokyo)




“Migrant
Workers from Okinawa to Colonial Taiwan : The Case Study of
Miyakojima”




 




11:30-13:00    Lunch
time




 




Session
4
 (13:15-14:45)




Chair:
KU Yawen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13:15-13:45    TSUCHIYA
Yuko (Chuo University, Tokyo)




“Palace Physicians during the Ming and Joseon
Dynasties in the 17th century”




13:45-14:15   GU
Weifa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The
Epidemic History of Schistosomiasis in Yujiang
County , in Jiangxi Province




14:15-14:45     CHE Qun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




“Research on Schistosomiasis Epidemic and
Schistosomiasis-related Population Decrease, a Case Study of Yuanjiang (
沅江)
County, Hunan (
湖南) Province”




 




15:00-16:00     General
Discussion (Chair: ICHIKAWA
Tomo)




16:00-16:10       Closing Address: LIU Shiyung (Academia
Sinica, Taipei)




 




 




February 26




 




10:00-16:00   Excursion




Destination:




Okinawa Prefectural Archives (沖縄県公文書館)




Okinawa Prefectural Peace Memorial Museum (沖縄県平和祈念資料館)




 




 




 




Venue: Naha:
沖縄県青年会館 (http://www.okiseikan.or.jp/new/page.php?7)




Language:
English




For
further details and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IIJIMA Wataru (iijimaw@gmail.com) and ICHIKAWA
Tomo (t-ichikawa@sjtu.edu.cn)




 




 




 




 




 




http://history.sjtu.edu.cn/show.asp?id=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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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同在異起:同志與精神醫療研討會




 




日期: 101325日星期日




地點: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第三講堂




     台南市大學路1號成杏校區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學務處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 (STM ) 中心




                  淡江大學國科會性別與科技規劃推動計畫




協辦單位:台灣精神醫學會




 




9:00~9:30 開幕




精神科醫學會理事長 周煌智醫師致詞




成功大學醫學院學務分處 林志勝醫師致詞 




 




9:30~10:20 性平教育納入同志教育爭議始末




主持人: 林志勝醫師 成功大學醫學院學務分處




發表人: 王儷靜教授 屏東教育大學教育系




       卓耕宇理事長 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10:30~12:00 同志與精神醫療發展史




主持人: 楊倍昌 成功大學醫學院 STM中心主任




吳易叡: 戰後台灣精神醫療史中的同志   英國牛津大學衛康醫學史研究所博士




王秀雲: 美國精神醫療史中的同志  成功大學醫學系副教授




陳質采醫師:兒童發展與性別認同    署立桃園療養院兒童精神科醫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20 圓桌論壇I:近觀與遼望:當同志踏入診療間後




主持人:成大醫院精神科主任 楊延光醫師




與談人:諮詢熱線(妖妖、金金)  陽光酷兒(阿智、詠瓏、大麥)




 




14:30~15:30 同性戀與宗教




主持人: 精神科醫學會理事長 周煌智醫師




與談人: 林成國醫師 
南光神經精神科醫院院長




吳易澄醫師  新竹馬偕醫院精神科醫師




吳台齡醫師 
台齡身心診所院長




 




 




15:40~17:00 圓桌論壇II:內省與外行:當診療間裡的精神科醫師遇見同志時




主持人: 賴其萬教授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醫學教育講座教授/神經學主治醫師




與談人: 王浩威醫師  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長




        楊添圍醫師  精神醫師學會理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科醫師




        徐淑婷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精神科




        衛漢庭醫師  台北榮總精神科醫師




 




*成大醫學院教師繼續教育6學分




 




*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本活動申請醫事相關人員繼續教育學分,將依場次主




  題內容申請醫師公會、護理、心理諮商人員積分,各場次實際授予積分數及積




  分類別將依各公會核定為準。




 




報名網址:建置中




報名截止日期:101316日星期五




聯絡人:成功大學 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 (STM ) 中心 曾若璇小姐




連絡電話:06-2353535 ext 6662




email:tsengjh8@gmail.com




 




 


http://www2.tku.edu.tw/~tfstnet/index.php?node=activities&content_id=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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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科技、醫療與社會 13

出版日期:2011.10

本期作者:林文源、傅大為、王文基、陳嘉新、徐銘謙、林宗弘、 張國暉、朱容萱、黃之棟、陳瑞麟


規  格:14.8 x 21cm)

頁  數:288


定  價:250




 




本期目錄




編輯室報告 /林文源




社論

大海嘯、福島核災、與東亞的科技與社會 傅大為




研究論文

心理的「下層工作」:《西風》與1930-1940年代大眾心理衛生論述 王文基

消失的歇斯底里烙印 陳嘉新

山不轉路轉:公民社會與台灣步道工程技術的轉型 徐銘謙、林宗弘




文獻評述

對技術的社會建構論之挑戰:建構東亞技術研究主體性的一個契機 張國暉




STS動態

別把STS做小了:麥肯其訪談錄 朱容萱、黃之棟

《科技、醫療與社會》十年路──創刊十週年紀念座談會記要 陳瑞麟




稿約

文稿刊登格式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購買與訂閱




作者簡介




林文源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傅大為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教授,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

王文基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陳嘉新 /雙和醫院精神科;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人文科

徐銘謙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兼任講師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張國暉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朱容萱 /愛丁堡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候選人

黃之棟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陳瑞麟 /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http://socio123.pixnet.net/blog/post/36019709-%E6% 9C % 9F %E5%88% 8A %E4%B8% 8A %E6%9E%B6%EF%BC% 9A %E3%80% 8A %E7%A7%91%E6% 8A %80%E3%80%81%E9%86%AB%E7%99%82%E8%88%87%E7%A4%BE%E6% 9C %83%E3%80%8B%E7%AC%AC13%E6% 9C % 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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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即將舉辦之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STS年會。





 





 





主辦單位: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中區技職校院區域教學教學資源中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教學卓越中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所





舉辦時間:2012414()15()





舉辦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










































































414()







09:00~10:00


(60min)



報到(地點:人文大樓11F


1. 年會與會人員報到


2. STS學會會員會費繳交及理監事投票劵領取 (投票到中午.提醒早點到)



10:00~10:10


(10min)



開幕典禮(地點:人文大樓1DH123教室)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侯副校長春看致詞


2. 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 林理事長崇熙致詞



10:10~10:45


(35min)



王玉豐年輕學者論文紀念獎頒獎典禮(地點:人文大樓DH123教室)


1. STM期刊 陳主編瑞麟致詞 10min


2. 「王玉豐年輕學者論文紀念獎」頒獎典禮 5min


3. 「王玉豐年輕學者論文紀念獎」發表 20min



10:45-10:50



休息、移動



 



場地A DH123教室



場地B DH113教室



場地C DS120教室



10:50~12:10


(80min)


15min*3


15min評論


20min綜討



A1 健康知識的建構


1. 江順楠:健康不是用來討論的:使用中的健康飲食知識初探


2. 鄭斐文:批判的肥胖研究、能量說(energy ratio)與身體政治


3. 林奕志:想像中的強壯與脆弱臺灣棒球投手調度與保護觀念之演進



B1 設計與社會()


1. 鄭陸霖:What is "the Social"
in Social TV?


2. 邱大昕:下個百年如何才能沒有障礙?


3. 翁注重:建立設計與社會的連結STS看設計研究



C1 醫療知識的身體治理


1. 沈佳姍:日治時期臺灣對人用疫苗感受的轉換~1916-1920霍亂預防注射為核心


2. 簡羽君:實習醫師過勞之爭議研究


3. 許宏彬:發現過敏:戰後初期臺灣的過敏病診斷與治療



12:10~13:10


(60min)



午餐 (播放鹿野忠雄紀錄片)


1310投票結束立即開票(人文大樓2DS203



13:10~14:30


(80min)


15min*3


15min評論


20min綜討



A2 科技知識的在地性


1. 顏彩妮:全盲夫妻家用科技的使用經驗與性別關係


2. 林靖修:供水系統、在地知識與地方社會:以當代陳有蘭溪流域的布農族社區的簡易自來水系統建置的民族志研究為例


3. 周湘雲:看見熱帶南國:日治時期椰子樹的種植與臺灣熱帶意象的形塑



B2 設計與社會()


1. 張志源:淡水鼻仔頭地區殼牌倉庫、水上機場、氣象測候所工業遺產保存再利用之論述


2. 黃書緯:設計一種夜生活:新加坡全球城市策略的空間營造與社會效應


3. 李士傑:急難回應行動中的軟體與行動者/使用者:以Sahana災難協調軟體系統為例



C2 科技公民的實踐


1. 陳恒安、陳佳欣、翁裕峰:公民參與環評


2. 林子倫、郭士筠、蕭新煌:In experts we trust? Public
attitude toward science and elitism in Taiwan


3. 李明穎:科技公民的社會實驗:網路公眾參與環境運動的行動網路



14:30~15:00


(30min)



茶敘



15:00~16:40


(100min)


15min*4


20min評論


20min綜討



A3 石化業的環境健康風險爭議:檢視台塑石化王國


1. 杜文苓、施佳良:環境影響評估中的「科學事實」建構:檢視台塑六輕健康風險評估爭議


2. 胡瑋元:中科三期環評爭議中的風險溝通風險社會學的觀點


3. 邱花妹、蔡卉荀:環境影響評估中的「科學事實」建構:檢視台塑六輕健康風險評估爭議


4. 林宜平:從六輕到八輕:回顧臺灣石化業空氣污染的健康效應研究與政策



B3 安全與風險認知


1. 劉清耿:個人造業個人擔:臺灣汽車安全的認知與想像


2. 鐘培軒:環境安全的「安全化/反安全化」對話~以國光石化為例


3. 張瑜倩: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Predicting people’s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n 29 countries


4. 林政佑、施琮仁:How Do Different Presentation
Styles in Science Media Affect Viewers’ Perceptions and Reactions to Global Warm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A Documentary Film and Animation.



C3 空間權力的STS論述


1. 周佳靜:物質.性別.家屋臺灣現當代飲食散文中的廚務場域新詮


2. 易俊宏:空間權力、都會索驥:機車道路空間的科技與社會觀點分析


3. 洪朝貴:「我可能不會害你」-你身邊的道德無感數位內容員警



16:40-16:50



休息



16:50~17:30



STS學會會員大會、第三屆理監事當選名單公告(人文大樓DH123教室)



18:00-20:00



新任理監事選舉新任理事長





414日,共計29篇發表



























415 ()







08:30~09:30


(30min)



報到處(地點:人文大樓11F


1. 年會與會人員報到



 



場地A DH123教室



場地B DH113教室



場地C DS120教室



09:30~10:50


(80min)


15min*3


15min評論


20min綜討



A4 技術的社會生成


1. 陳政宏:臺灣遊艇業早期的技術擴散


2. 賴曉黎:資通科技的工具面向從科技決定論談起


3. 林孟琪:叫我第一名?奈米標章的產官學分析



B4 復原、流離、遷徙裏「家」科技觀與地方災變志


1. 胡正恒:評價歷史災變的部落復原意識:從達悟語地名隱喻談起


2. 高婉如:移動的家園:南投縣神木村遷村的民族志研究


3. 林怡資: 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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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一立教授轉知的訊息,即將在香港舉辦的一場中國性別與健康的歷史研討會。會議網址和部分相關學者所提供之PDF檔,請參考:


 


http://hku.hk/ihss/Health%20and%20Gender/index_3_yellow.html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The concept of "Asia" has been repeatedly criticized for its Eurocentric origins, placing an inconsistent imaginary geographical and conceptual division onto the vast regions inhabited by populations of the diverse "Eastern other." Despite the criticism, "Asia" has been envisioned and utilized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junctures within "Asia" as political entities, socio-cultural identities, fictional ideals, social spaces and functional enterprises. "Asians" and their place and experiences within "Asia" and the modern world have been and continue to be redefined, producing diverse and often contradicting results.


Th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ill examine the formative problems and issues of "Asia" and "Asians" through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gender and health.


From the turbulent global power relations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ians" had visceral, gendered experiences of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decolo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s and practices of traditions, modernity, nationalism, religion, class, race, and identity—all of which affected human health, and the ways "Asians" imagined their body and health, in life and in death.


Health regimes and technologies mediated and regulated bodily experiences in emerging states and their colonies, often with a "civilizing" mission to escape the "Asian" body.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ranslated from new systems of health care was conducted in various sites, including family, school, and other modern institutions, with new groups of professionals laying claim to superior knowledge in face of the new "traditional medicine." Selectively using fears of Malthusian population growth, eugenics and "family planning" provided the new vocabulary to understand biological reproductio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establish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new nation-states, taught health as patriotism, and modern wage labor, where workers en masse became ill in factories, gave birth to industrial hygiene. Bioethical and other narratives cannot keep up with the speed of new medical technologies and their developments, as human bodies are commercialized and rendered "natural" through material interventions. All such processes, and others, contribute to questioning "Asia" and the bodies of "Asians."


Three broad topic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potential panels: 1. Civilizing Asian Bodies; 2. Knowing Healthcare Practice; and 3.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Civilizing Asian Bodies aims to address one of the key terms used by Asian countries to self-orientalize. Yet "civilizing" was and is a historically specific process, with "civilization" being a moving target. In the push towards "civilization", how did the new nation-states of Asia "civilize" their people? How was gendering positioned in various "Asian" civilizing strategies? How do these diverse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activities contribute to the making of a gendered Asian body/Asian bodies, or not? How did they contextualize each nation-state into the region? Colonial/postcolonial bodies?


Knowing Health Care Practice refers to the agents of distributing/transferring knowledge in modern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in the family. With the extension/invasion of knowledge into multiple sites (including the "home", hospitals, workplace, schools etc.), who were/are the agents of "care", and what are the gendered/racial/class divisions of roles in the specialization/professionalization of Asian "care"?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refers to the technologies that mediate, regulate, and form the way "reproduction" is understood, both biologically and socio-culturally. The interaction/intersection of new and traditional technologies with different religious or ideological regimes synthesize into gendered and culturally-specific acts—what are the commonalities /differences within the imagined "Asia"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junctures, and how is "Asia" thus defined and problemat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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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界疾病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王小軍




  【內容摘要】中國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卻很快,無論是研究成果的增長還是研究主題的擴展,或者是研究範式的轉換,都在較短的時間裏體現了較高的水準。其中緣由,既有中外學術交流的因素,更是史學界自我反思和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應看到,以往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因此對疾病史研究成果進行必要的梳理和總結,將有助於中國疾病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字】疾病史;學術回顧;學術反思




  【作者簡介】王小軍,歷史學博士,華東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13




  【基金專案】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專案[10YJCZHl62]階段性成果。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界研究熱點迭出,其中疾病史研究繁盛當屬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1]。實際上,中國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較晚,從一定程度上說,其發展和壯大都是近二十年的事情。雖然起步晚,但發展卻較快,因此很快就湧現了一批優秀的成果,以前也有學者對這些研究進行過系統梳理和討論[2]。之後,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持續活躍,且研究內容和範式都有一定的發展,因此很有必要對疾病史研究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尤其是對一些新的研究趨向作一些總結。當然,由於學科專業的差別,本文主要是對歷史學界的相關研究進行總結。




一、疾病史研究:從漏網之魚到學術熱點




  1.歷史學的漏網之魚l990年前的疾病史研究




  其實,疾病史研究最早源於醫學界。20世紀初,醫史學逐漸發展成為醫學下面的一個分支學科,疾病史的研究自然也多了起來,但是當時大部分疾病史研究還是被涵蓋在整體醫學史的研究當中,如我國第一部系統的中國醫學通史著作即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就十分重視疾病史研究,不僅專門設有疾病史章節,而且特別強調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性,認為醫學史是一種專門史,研究須分三類:第一類關於醫家地位的歷史;第二類關於醫學知識的歷史;第三類關於疾病的歷史”[3]。在1936年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正式成立後,中國的醫史學界對於疾病史的研究更為活躍,如當時李濤對結核病史、宋大仁對消化器病史、于景枚對痘瘡史都進行過探討[4]。此後,隨著醫史學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幾乎各種疾病的歷史都有研究者涉及,形成了一個比較繁榮的景象。然而,這種繁榮的背後卻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醫史學界對疾病史研究的內容和途徑都相對狹窄,在主要內容方面,多為研究人類認識疾病的歷史過程與規律,常涉及病名、病因、病理、病候、診斷、治療、流行學等諸多方面。而在研究途徑方面,一般也就遵循兩條:一是以現代病名界定,可為世界醫學、中西醫結合提供史據,為祖國醫家對人類貢獻正名;二是以傳統病證名界定,可為發展中醫學術、實現中醫現代化提供經驗”[5]。這種研究並沒有觸及到疾病背後的社會,如疾病來臨時帶來了什麼樣的危害,國家和社會又是怎樣應對的,而民眾在面對疾病時又是怎樣的一個心態,等等。要解釋這些問題,顯然需要歷史學科的參與。但是,在歷史學的領域裏,疾病史研究卻在相當一段時期裏根本就沒有佔據它應有的位置,成了歷史學的一條漏網之魚”[6]




  疾病史研究雖然是歷史學的漏網之魚,但並不是說從來就沒有歷史學者涉足過疾病史的研究,只不過是研究的成果非常零散而已。中國史學界早期的疾病史研究成果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將其涵蓋在整個中國災荒史研究中,如鄧雲特在進行中國災荒史研究時,就對中國歷史上的疫災進行了詳細考察,不僅理清了中國歷代所存在的重大疫災,而且對每個世紀所發生的疫災頻次也進行了總結,同時還對中國歷史上的防疫措施進行了探討[7]。另外一種就是單篇的疾病史研究論文,如史學家陳寅恪早期曾著有《狐臭與胡臭》[8];此後的l940年代,考古學家胡厚宣撰寫過《殷人疾病考》[9];到了1950年代,史學家羅爾綱發表了《霍亂病的傳入中國》一文[10]。雖然先後有多名史學家涉足疾病史研究,但史學界對疾病史的研究始終沒有活躍起來,更沒有很大的建樹,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西方疾病史研究的興起都還沒有什麼改觀。




  2疾病改變歷史19902003年的疾病史研究




  20世紀中期以後,西方少數醫史學家從只關注疾病認識、診斷和治療等方面的研究開始轉向疾病社會史、疾病文化史研究,強調疾病史研究中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這對接受了法國年鑒學派等新史學理論影響的西方史學界以巨大的震動,從而使得歷史學家們也開始涉足疾病史的研究,並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如《疾病改變歷史》、《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等。《疾病改變歷史》是由醫史專家和歷史學教授合作完成的,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完全跳出了傳統醫學史研究框架,開啟了歷史社會學的視角[11]。而同期的《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也對西方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該書在研究中也採用了歷史社會學的視角,從史學和流行病學的觀點,借由敏銳機智的觀察和推理,娓娓道出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扮演的角色”[12]。從這個時期起,疾病史研究就成了西方史學界的重要內容之一,不少歷史系都擁有了專門研究疾病史的學者,以至於讓中國學者留下歐美大學的歷史系都非常重視醫學史研究,將其納入通常的研究範圍的深刻印象[13]




  由於中外交流不暢的原因,西方史學界掀起的疾病史研究熱潮當時並沒有影響到中國,中國史學界對疾病史的研究還是沒有重視乃至於注意,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期。隨著中西方學術交流的加深,以及中國史學界對史學危機的不斷反思,疾病史研究才開始衝擊有關學者的觀念,如較早從事疾病史研究的曹樹基教授就回憶說,在獲得用疾病解釋歷史這一視角後久久不能釋懷,用疾病來解釋中國歷史對於他而言就成了一塊新大陸[14]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史學界對疾病史研究也開始了較多的關注。比較有意思的是,當時史學界較早關注的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疾病,而是中世紀時期歐洲的黑死病,如張緒山在1992年就重點探討了黑死病對歐洲社會的影響[15]。此後,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注意到了疾病史這個研究方向,並將此引入到中國歷史的研究當中來,隨之出現了一些有關疾病史研究的成果,如杜家驥、曹樹基、謝高潮、梅莉、晏昌貴、龔勝生等人先後發表了相關論文[16]。尤其是曹樹基的《鼠疫流行和華北社會變遷(1580–1644)》一文,在學術界引起了不小反應。該文擺脫以往研究明史往往只考慮政治鬥爭、階級衝突和民族對抗的傳統視角,通過對生態環境的異常變化這個視角來分析明王朝滅亡的原因,文章指出:萬曆年間的華北鼠疫大流行使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陷於停滯,崇禎年間的鼠疫則在風起雲湧的起義浪潮中加速了它的傳播和擴散,因此,明王朝是在災荒、民變、鼠疫和清兵的聯合作用下滅亡的[17]。這個老鼠消滅了明朝的結論使得中國大陸史學界真切體會到了疾病改變歷史的意境[18]。而在1998年,史學界第一部研究疾病史的專著《三千年疫情》出版,該書從先秦談起,一直談到清代,對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時期的疫情、醫家治疫、國家應對等情況進行了深人探討,使讀者對整個中國歷史上的疾病與社會的關係有了系統的瞭解[19]




  正是這些成果的推出,使得疾病史研究進入了更多歷史學者的視野。在隨後的幾年裏,更多學者進入了疾病史研究領域,其中表現較為突出的有年輕學者余新忠和李玉尚等人。餘新忠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涉足疾病史研究,並在2000年完成了中國史學界第一篇疾病史方面的博士論文《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20]。該論文獲得了史學界極高的評價,其導師馮爾康先生將此論文認定是我國大陸醫療社會史研究的標誌性成果”[21],而早於大陸進行疾病史研究的臺灣史學界也給予了較高評價:本書無疑是大陸學界近年來的第一部重量級醫療社會史專著。”[22]此後,餘新忠關於疾病史研究更是新作不斷,僅在2001″—2003年間,就發表疾病史研究方面的論文十餘篇[23]。李玉尚也是同期進入疾病史研究領域的一位元重要學者,需要注意的是,他所進行的疾病史研究都是在清晰的現代醫學框架中展開的,而餘新忠則對此不太贊同[24]。李玉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上,幾年下來或單獨完成或與人合作完成了多篇疾病史研究的學術論文[25],並在2003年完成了以疾病史為選題的博士學位論文《環境與人:江南傳染病史研究(18201953年)》。該論文通過對近代江南地區傳染病的研究,說明近代江南的歷史,既是環境、病原體與人




  相互影響的歷史,也是環境、病原體與人相互作用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公共衛生成為國家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方面,環境、病原體與人的關係也因此達成新的平衡[26]




  隨著這些研究成果的面世,疾病史研究在史學界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歷史上的許多疾病被研究者關注,疾病史研究進入到一個發展的快車道。由此看來,疾病這個問題正在悄然改變著中國史學界的研究狀況。




  3.歷史學的研究熱點:2003年後的疾病史研究




  正是因為史學界對疾病史研究的深入,使得人們進一步理解了疾病和社會的關係,而他們研究所得出的疾病改變歷史疾病磕絆歷史之類的結論,剛好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時得到了印證,這使得史學界對疾病史的研究進一步活躍,有兩個現象可為證明:一個是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投入到了疾病史的研究行列,這從每年的碩士博士論文選題就可以看出來。如筆者在中國知網的中國優秀碩士博士論文庫粗略檢索,發現2003年至2005年間有不少有關疾病史研究的學位論文[27]。另一個就是隨著疾病史研究的日趨活躍,專門針對疾病史研究的學術研討會也開展起來。如20068月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就組織召開了題為社會文化視野下的疾病醫療史研究的國際研討會,這在國內史學界尚屬首次。以至於有關媒體在評論2006年度的學術熱點時就指出,環境史研究異軍突起,其論據就是用疾病史研究狀況來說明:近年來非典、瘋牛病、禽流感等疾病的流行,也促使人們開始關注歷史上各種應對機制的是非成敗,從中汲取經驗與教訓。”[28]由此可以看出:疾病史研究在中國史學界已經完成了從漏網之魚學術熱點的轉變。




  當疾病史研究成為史學界的研究熱點後,其研究主題、研究視角及研究群體都有了更進一步的拓展,各個時期各個地方的疾病災害都進入到了研究者的視野當中。這個時段的疾病史研究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具體的疾病災害研究持續活躍,不僅曹樹基、餘新忠、李玉尚等人還在繼續著疾病史研究,而且新的研究力量在不斷加入,新的研究主題不斷被挖掘出來。如劉繼剛對先秦時期疾疫的研究、王子今對漢晉時期瘴氣的研究、楊齊福等對近代福建鼠疫的研究、陳松有對蘇區疫病的研究、王元周對抗日根據地疫病的研究及李洪河對建國初期疫病的研究等等[29],不勝枚舉。




  第二,歷史上的疾病防疫問題被發掘並成了研究重點。對於防疫問題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近代以來防疫觀念形成及防疫制度建設的考察,如餘新忠對晚清時期防疫觀念形成的研究、穀永清對民國時期中國鄉村防疫建設的研究、陳松有等人對蘇區衛生防疫的研究、李洪河對建國初期衛生防疫事業的研究等,都屬於這種情況[30];一是對公共衛生問題的關注,如曹樹基通過疾病控制來考察國家與地方的公共衛生、彭善民對近代上海的公共衛生與都市文明關係的探討、何小蓮對19271930年間上海公共衛生的考察等,屬於此類[31]




  第三,在中國疾病史研究熱潮的推動下,世界史範疇的疾病史研究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如陳志強對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毛利霞對l9世紀英國霍亂的研究、鄒翔對近代英國鼠疫的研究、趙秀榮對近現代英國醫療立法的研究等等[32]




  第四,疾病史研究視角逐漸多元化,研究不再集中於疾病的危害及社會如何控制疾病這些方面,而是從多個視角來解讀歷史時期的疾病,如楊念群的疾病政治史研究、何小蓮的疾病文化史研究、龔勝生等人的疾病地理史研究等等[33]




二、疾病史研究範式:社會史向文化史、政治史的擴展




  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雖然晚,但發展快,為了從更加寬廣的視角去解釋歷史上的疾病問題,其研究範式也有所變化,實現了從社會史向文化史、政治史的擴展。




  1.社會史範式下的疾病史研究




  對於中國史學界來說,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開展疾病史研究固然有受西方史學界影響的原因,但其深層原因卻是當時史學界對自我研究模式進行反思的結果。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的歷史研究主要由政治、經濟、思想三大塊構成,學術重心為階級鬥爭史,使得歷史研究形成了一套僵化死板的思維模式,研究領域狹窄,課題單調,歷史學完全陷入了一個困境。到了20世紀80年代,史學危機成了歷史學界的一個大問題,學術界也開始了對以往研究的反思,其結果就是突破了階級分析是認識中國歷史的唯一方法的僵化觀念,把認識社會的目光擴大到了多種社會關係、社會群體和社會生活,讓歷史研究的範圍擴大,並且適應當今世界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互相滲透這一大趨勢,借用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地理學、語言學等手段來研究歷史[34]。反思的直接結果就是導致了社會史研究的復興,一大批新的研究領域作為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內容被發掘出來,如下層群體生活、民間信仰、災害與救濟、心態史等等。在這些研究領域被越來越細化的時候,疾病史研究就被史學界所關注。所以,史學界疾病史研究的最早範式就是社會史框架,這一點,臺灣史學界也是如此。如杜正勝就把臺灣史學界最初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新社會史,並重點提到所謂新社會史是以過去歷史研究所重視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為骨幹,附益著人的生活和心態,使歷史學成為有骨有肉、有血有情的知識,因此把醫療史當做社會史來研究以彌補以往史學的缺憾,使歷史研究能真正落實到具體的人生問題”[35]




  以社會史範式呈現出來的疾病史研究,顯然跟醫學界進行的傳統醫學史有著顯著的區別,其中最明顯的就是視角和方法的不同。如果說醫學界進行的傳統醫學史是正統醫療科技史的話[36],那史學界進行的疾病史研究則主要以歷史上的疾病醫療為切入點,通過探討疾病醫療與歷史的互動關係來考察疾病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即疾病社會史首先是一個以歷史學為本位的研究,它的根本點不在於疾病本身,而是著力於探悉疾病在歷史變遷進程中的意義。余新忠就總結過作為社會史範式的疾病史研究有四種取向:第一,在一些具體研究中,引入以往被忽視的疾病醫療因素來更好地解釋某些歷史現象;第二,通過對疾病醫療及其相關問題的考察和鉤沉,揭示某些重要而以往忽視的歷史面相;第三,探求疾病醫療與社會的互動;第四,以疾病醫療本身或相關的某一內容為切人點,在一定問題意識的指引下,表明、分析或詮釋社會歷史發展變遷中的某些重要問題[37]




  根據本文第一部分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最初大凡是以社會史研究的形式呈現出來的,無論是較早的張緒山、曹樹基,還是稍後的餘新忠和李玉尚,他們的疾病史研究都是社會史的研究范式,餘新忠的疾病史代表作《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更是在標題中直接用社會史三個字表明了自己的研究視角,而楊念群在評價該著作時也主要是強調其研究範式:中國醫療史研究一直以單純的醫療現象為研究物件,餘新忠的這部著作突破了這一局限,把醫療現象納入地區社會史的研究框架。”[38]也正是因為早期的疾病史研究大多是用社會史的視角來進行,所以當時有關學者在綜述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時,總是偏向於用疾病醫療社會史這一概念來凸顯[39]




  2.疾病史研究範式的擴展:從社會史到文化史和政治史




  隨著疾病史研究的發展,單純依靠社會史範式來解釋歷史進程中的疾病顯然有著明顯的不足,於是疾病史研究範式開始擴展到文化史和政治史方面來,即史學界的研究人員已經不滿足只把疾病史作為社會史來研究,而想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解讀疾病或者是從政治史的角度來解讀疾病史(也可以說是通過疾病來解讀政治史)。




  其實,從文化史的角度來探討疾病史,在西方史學界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查理士·羅森伯格的《形塑疾病——文化史的研究》。羅森伯格在書中檢討了過去西方學界用社會建構論來研究疾病史的缺點,認為這些研究忽略了兩個大問題,第一是疾病概念形塑的過程,第二是疾病概念形成後,如何影響醫療政策、日常生活以及醫療活動[40]。而臺灣學者也注意到了在用社會史的視野來解讀疾病史的同時,不能忽視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解讀疾病史,如杜正勝就強調疾病史研究不能忽略文化,即研究疾病史的時候是以社會文化為中心的,所以他在1997年談到疾病史研究范式時就不再提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了,而是強調我們的路——社會的與文化的”[41]。在這一點上,大陸史學界的動作似乎慢了一步,這從蔣竹山對餘新忠著作的評價就可以看出:我們認為在研究取向上亦應該有所突破,例如該如何跳出傳統社會史的問題意識研究框架,嘗試從文化史的角度來探討疾病史。”[42]而另一學者李建民在2004年談到疾病史研究的發展趨勢時,更是強調有些課題的研究只有進一步與思想史、文化史結合才能突破現有的成就[43]




  面對海峽對岸的批評,加上疾病史研究自身發展使然,大陸史學界在堅持社會史範式的同時,也開始宣導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解讀疾病史了。如餘新忠於2005年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作的《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內容與取向——以中國近世衛生史研究為例》學術報告中,就強調疾病醫療社會史有兩大趨向,不僅關心社會(社會史取向),同時也關注生命(文化史趨向)”[44],而之前常提到的醫療社會史也發展成了醫療社會文化史。這種轉變直接促使了疾病文化史研究的興起,如20068月在天津召開的“‘社會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疾病醫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不少學者就提交了從文化史視角來解讀疾病史的成果,如周瓊的《考》、杜志章的《衛生涵義源流考》、餘新忠的《晚清衛生概念演變探略》等論文[45]。與此同時,其他學者也有相關成果呈現,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對疾病本身的文化史研究,如張軻風對瘴氣的解讀[46];第二是對民眾醫療觀念進行文化闡釋,如馮志陽的《媒體、瘟疫與清末的健康觀念一以(大公報>1902年瘟疫的報導為中心》、郝先中等的《清末民初中國民眾西醫觀念的演變與發展》[47];第三是對中西醫文化交流的探討,如何小蓮的《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汪維真的《棄中擇西:清人吳汝倫醫學觀的轉變及原因分析》等[48]




  而談到以政治史的範式來研究疾病史時,我們不得不先提到日本學者飯島涉。飯島涉是海外從事中國疾病史研究的重要一員,他曾經明確指出:傳染病的流行及其防疫對策不單單只是一個人口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性社會性問題,關於這一點至今為止還沒有引起重視。”[49]正是在這種思路下,飯島涉在2006年通過對中國疾病史研究的回顧,探討了疾病流行史特別是其中的流行強度問題、國際關係中的疾病問題、霍亂及地方病問題,認為以後的疾病史研究除了以往較多考慮的商業化、人口問題、社會制度、公共衛生等角度外,似亦可從國際關係史和政治史等角度來著手[50]。在中國史學界,從政治史角度來探討解讀疾病史的主要代表當數楊念群。他從20世紀末就開始從事疾病史研究,最初他以西醫東傳為切人點對近代中國空間轉換的實施制度進行探討,如在他的《民國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與空間轉換》一文中,以舊式產婆陰陽生的訓練與取締為例,深入探討了西方醫療體系傳入北京後對城市空間變化的多重影響,揭示了在近代中國國家權力更為全面地控制城市社會生活的過程[51]。此後他所撰寫的《防疫行為與空間政治》[52]、《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等成果則更進一步,作者利用疾病的隱喻來分析近代中國社會,並由此提出治病在當時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醫療過程,而是變成了政治和社會制度變革聚焦的對象,個體的治病行為也由此變成了群體政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顯然是一種政治史的研究視角,以至於有評論者如此評價:與其說《再造病人》是一部與政治有關的醫療史,倒不如說是一部與醫療相關的政治史,該書作者就是從身體切人到政治,從疾病政治空間相聯繫的角度,講述了一部真正的醫療的政治史[53]




  需要注意的是,楊念群的疾病史研究並非用傳統的政治史框架來進行,而是賦予了政治史以新意,即自覺超越地方性知識,如對於楊著《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一書,餘新忠就認為:該著從醫療入手,相當部分關注的是現代政治運作及其背後的權力關係,自然亦可看做是政治史的探索,不過與以往以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為主要關注物件的政治史研究明顯不同,它對政治的關照是從身體切入,在社會文化的雙重視野下開展的,可以說是政治史的重新出發[54]。而楊念群自己也提出:對政治史的理解不應該僅局限於對上層制度變遷的解讀上,也不應僅僅局限于從社會史的視角詮釋其在某個地方脈絡中發揮的作用,而應該從細微的身體感覺出發,通過對身體在空間位置變化的觀察,仔細解讀其制度化的過程,也就是說當前的史學研究中,我們也可以通過對疾病史的研究來理解現代政治史[55]




  除楊念群外,還有不少學者進行了疾病政治史研究,如郭劍鳴的災疫政治研究。他在《災疫政治研究:從晚清紳士的善舉看知識的權力化》一文中就發現,紳士在晚清時期進行救災、防疫等活動時,充分發揮了提高官僚管理體系的效能和進行儒學教化兩大功能,隱寓出一條知識與權力組合的政治整合路徑[56]。又如胡成通過對1910年東北鼠疫流行期間中、俄、日三國在檢疫問題上所引發的主權之爭的解讀,探討了疾病醫療與政治權力、民族意識的複雜關係[57],等等。




  隨著史學界疾病史的研究範式從社會史擴展到文化史和政治史,疾病史研究的視角也越來越多,這無疑可以進一步推進疾病史研究的展開。




三、關於史學界疾病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雖然目前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越來越熱鬧,相關成果也層出不窮,但是,在疾病史研究過程中,還存在著學科的差異、研究主題的差異,甚至是研究方法的爭議,這些需要進一步理清。同時,目前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研究內容沒有創新、研究方式簡單雷同等等,這也預示著我國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需要解決,研究的狀況或水準也有待提升。




  1.突破學科局限,加強與醫學界的研究合作




  實際上,當下進行疾病史研究的主要群體有兩個,一是來自醫學界的學者,另外才是來自歷史學界的學者。在學術界,由專業工作者所進行的純粹的科學技術史研究,通常被人稱為內史;而由歷史學界進行的與專業技術有關的社會史研究,則被人稱為外史”[58]。這個命題落實到疾病史上就形成了一個區分,即由醫學界進行的研究可看做是內史,主要關注疾病病理和治療技術的發展歷程;由歷史學界進行的研究可看做是外史,主要關注疾病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醫學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非常早,甚至是自古以來就有,以至於在20世紀初期,醫學界專注于疾病史研究的醫史學科就逐漸形成,這直接推動了醫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然而,這種單純就疾病研究疾病的研究取向,對於要全面瞭解疾病的歷史顯然是有缺陷的,因為疾病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正如瑞典的病理學家韓森所宣稱的那樣: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59]。因此,要研究疾病史,就必須要探討疾病對人類社會發展和演變的過程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有歷史學科的參與,由此,外史逐漸興起。其實,史學界從一開始關注疾病史就注意到了與醫學界疾病史研究的區別,如杜正勝就把醫學界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正統醫療科技史,而把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新社會史”[60]




  然而,這種具有明顯學科背景的取向,人為地將整個學術界的疾病史研究分割成為了兩大塊,即醫學界研究者進行的疾病史研究只關注疾病本身而不考慮疾病背後的社會,而歷史學界研究者進行的疾病史研究只考慮社會層面問題而不關注疾病本身。這樣的研究顯然有著嚴重的不足,如在疾病史研究中,歷史研究者如果僅僅是把疾病作為一種切人點,而沒有深入瞭解疾病本身的話,無疑會影響到他的判斷,甚至對疾病產生的社會影響及其與社會的互動都可能出現錯誤的解讀。同樣,醫學界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類似問題。需要說明的是,醫史學界的研究人員已經注意到了自身研究的不足,他們開始從傳統的疾病科技史研究往疾病社會史方面轉變,當前比較出色的醫史學研究者張大慶就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61]。而歷史學界雖然也有個別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多數學者仍是對疾病把握不足,甚至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出現混淆和誤用,從而導致研究出現問題。當然,如果史學工作者每研究一項疾病就需要去積累相應的深層次醫學知識,這顯然難以做到,不過有一個方法很容易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像西方的疾病史研究一樣,打破學科限制,跟醫學界研究者合作。實際上,截止到目前,我國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鮮有和醫學界合作完成的,這明顯不正常。




  2.研究內容需要進一步充實




  就研究內容即疾病本身來說,目前史學界在疾病史研究上存在著兩個現象值得注意,一個是重視烈性疾病研究而輕視或者說是忽視慢性疾病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再一個是重視成為災害事件的疾病而忽視日常生活中的疾病。




  在以往的研究中,史學界重視最多的無疑是鼠疫、霍亂、天花這三種甲種傳染病和以傷寒、副傷寒、痢疾、白喉等為主的乙種傳染病,尤其是重視對鼠疫的研究,目前史學界研究疾病史的一半論文都是以鼠疫為主題的。如曹樹基的疾病史研究成果幾乎全部以鼠疫為研究物件,而餘新忠在研究江南的瘟疫與社會的著作裏雖然宣稱自己研究的是瘟疫,但是他歸納出的瘟疫種類也主要是烈性疾病,主要種類有天花、麻疹、霍亂、傷寒、痢疾、猩紅熱、白喉、瘧疾等。至於其他的疾病,如肺結核、血吸蟲病、絲蟲病、流行性感冒等丙種傳染病和一些其他慢性傳染疾病則關注比較少,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更是缺乏。




  當然,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與歷史學研究的本身特點有關係。我們知道,歷史研究以往都有一種事件史研究的趨向,通過一件事情作為出發點縱觀各個方面的情況,而烈性傳染病的爆發剛好可以迎合這種研究趨向,如疾病一爆發,人口的大批量死亡、社會的動盪、民眾的反應、國家的應對等等在一個較短的時間裏都將會出現,成為一個非常容易進行研究的物件,如在以往以社會史視角來研究疾病史的成果就有著這種痕跡。另外,史學研究是需要史料來說話的,因此歷史學研究疾病史是需要充分的史料來支撐的,沒有相關史料,無論對這個疾病是如何的感興趣都是無法取得研究成果的。而在中國歷史上林林總總的疾病裏面,也只有烈性傳染病的社會性史料較多,就拿中國傳統社會的史書和地方誌書來說,他們所記載的疾病問題大多是大規模的瘟疫,而這種瘟疫其實也多是記載一些烈性傳染病而已,其他的一些沒有引起較大社會問題的慢性傳染疾病、地方性疾病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疾病現象則根本就沒有太多的記載。這個現象到了近代中國仍然存在,如在民國時期,我國就出現了法定傳染病報告制度。法定傳染病主要有霍亂、傷寒、赤痢、斑疹傷寒、回歸熱、天花、白喉、猩紅熱、流行性腦脊髓炎、鼠疫、瘧疾等九種疾病,這些疾病都是烈性傳染病。因為是法定傳染病,所以社會關注就多,留下來的檔案、新聞報導等史料自然也就多,而其他疾病則關注較少,可利用來做研究的史料就較少,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史學界對其進行研究。




  但是,以上這些原因的存在並不能使得那些疾病成為歷史研究中新的漏網之魚,因為只要這種疾病在歷史上存在過,它就必然會留下痕跡,只不過需要研究者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尋找和梳理而已。實際上,只有將這些慢性病、地方性疾病及日常生活中的疾病關注起來,我國的疾病史研究才能夠真正完整和豐滿。




  3.研究範式和具體方法需要不斷豐富




  史學界研究疾病史雖然已經有了多種研究範式,但總體來說,目前的研究成果還存在著視角單一的現象,如文化史、政治史的視角雖然已經成了研究疾病史的重要取向,但是,這些研究視角在目前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當中並不廣泛,當前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還是以社會史視角為主,即主要考察的是疾病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如人口損失、經濟損失等等,或者是考察疾病爆發時國家與社會的應對措施,而其他方面的問題考慮較少,使得很多研究成果成了簡單的研究方法複製品。如疾病文化史,從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視角,但是目前史學界的研究卻並不廣泛,倒是醫史學界在大力開展該方面的研究並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又如疾病政治史,現在雖然史學界有不少人提出要從疾病史的研究中來探討政治史,但真正在這方面出的成果也不多見。




  同時,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目前史學界研究疾病史較多地是採用事件史的研究方法,即在研究內容為一個已經成為了災害性事件的疫病時,僅僅把該事件本身作為研究物件、研究實體、研究領域,只對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做一個真實的描述。這種事件史研究方法有著一種封閉態勢,很容易束縛史學研究的視野,使得研究成果在低水準上徘徊,因此毫無疑問需要提升,需要用事件路徑研究方法來替代。在疾病史研究過程中,面對具體的疫災,採用事件路徑的研究方法具有明顯的開放性,即關注物件從疾病事件本身轉向疾病事件背後的社會制度、關係和結構,這樣研究就能更上一個臺階。在以往的研究中,雖然有研究是採用事件路徑方法的,但並不多,因此需要大力宣導。




 




來源:《史學月刊》2011年第8




 




http://economy.guoxue.com/?p=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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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文章註釋部份




[1]這裏所指的疾病史,包括了疾病本身的歷史和治療疾病的歷史等內容,與餘新忠所指的疾病醫療史內容一致,即曹樹基所指的疾病史和醫療史的總和。相關內容見余新忠;《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在與可能》,《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




[2]這些梳理主要由餘新忠完成,分別為:《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在與可能》。




[3]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緒言》,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頁。




[4]李濤:《中國結核病史》,《中華醫學雜誌》第25卷第2期,l9392月;宋大仁:《中國消化器病史概說》,《中華醫學雜誌》第25卷第ll期,l93911月;于景枚:《痘瘡源流》,《中華醫學雜誌》第27卷第ll期,l94111月。




[5]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華醫史雜誌》1996年第3期。




[6]麥克尼爾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l998年版,第l頁。




[7]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l937年版。




[8]陳寅恪:《陳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9]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0]羅爾綱:《霍亂病的傳入中國》,《歷史研究》1956年第3期。




[11]弗雷德里克·F·卡特賴特、邁克爾·比迪斯著,陳仲丹、周曉政譯:《疾病改變歷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




[12]陳建仁:《古今往來話傳染病史——<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導讀》,麥克尼爾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第1頁。




[13]陳仲丹:《譯者後記》,《疾病改變歷史》,第266頁。




[14]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第4頁。




[15]張緒山:《l4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東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




[16]杜家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對皇族人口的影響》,李中清、郭松義編:《清代皇族的人口行為與社會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l994年版;曹樹基:《地理環境與宋元時代的傳染病》,《歷史地理》第十二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謝高潮:《淺論同治初年蘇浙皖的疫災》,《歷史教學問題》1996年第2期;梅莉、晏昌貴:《關於明代傳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5期;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變遷(15801644)》,《歷史研究》l997年第1期;梅莉、晏昌貴、龔勝生:《明清時期中國瘴病分佈與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2輯。




[17]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變遷(15801644)》。




[18]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第102頁。




[19]張劍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l998年版。




[20]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1]馮爾康:《(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序一》,餘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V頁。




[22]蔣竹山:《(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書評》,臺北《新史學》第l4卷第4期,2003l2月。




[23]主要有:《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後後——基於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清代江南瘟疫對人口之影響初探》,《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第2期;《清代江南疫病救療事業探析一一論清代國家和社會對瘟疫的反應》,《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等等。




[24]餘新忠反對將歷史上所發生的疾病與現代醫學強行對應,認為現代醫學和中國傳統醫學分屬於兩個迥然不同的醫學體系,對應的話很可能出現問題,具體可參見余新忠:《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在與可能》;而曹樹基和李玉尚等人則不太認同餘新忠的觀點,他們在研究中堅持將資料放在清晰的現代醫學的病種框架中展開討論,具體可以參見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第1011頁。




[25]主要有:《鹹同年間的鼠疫流行和雲南人口的死亡》(與曹樹基合作),《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近代中國的鼠疫應對機制——以雲南、廣東和福建為例》,《歷史研究》)2002年第l期;《和平時期的鼠疫流行與人口死亡一——以近代廣東、福建為例》,《史學月刊》2003年第9期;《民國時期西北地方人口的疾病與死亡》,《中國人口科學》2002年第l期,等等。




[26]李玉尚:《環境與人:江南傳染病史研究(18201953年)》(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2003年。




[27]胡勇:《傳染病與近代上海社會(19101949——以和平時期的鼠疫、霍亂和麻風病為例》(博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歷史系2005年;張雲:《l8401937年間兩湖地區瘟疫初探》(碩士學位論文),武漢大學歷史系2005年;曹晶晶:《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及其控制》(碩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歷史系2004年;劉雪芹:《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會——l9261937年上海華界的瘟疫為例》(碩士學位論文),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2005年;尹娜:《兩宋時期江南的瘟疫與社會控制》(碩士學位論文),上海師範大學2005年;陳健:《民國時期新疆疫病流行與新疆社會》(碩士學位論文),新疆大學歷史系2005年;肖建文:《江西的血吸蟲病與地方社會——以民國時期及1950年代為考察時限》(碩士學位論文),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2006年,等等。




[28] 《光明日報》理論部、《學術月刊》編輯部:《2006年度中國十大學術熱點》,《光明日報》,2007116日 ,第11版。




[29]劉繼剛:《試論先秦時期的疾疫》,《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07年第3期;王子今:《漢晉時代的瘴氣之害》,《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3輯;楊齊福、楊明新:《近代福建鼠疫的傳播與社會影響》,《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3期;陳松有:《20世紀30年代蘇區的疫病流行與防治》,《甘肅社會科學》2010年第1 期;王元周:《抗戰時期根據地的疫病流行與群眾醫療衛生工作的展開》,《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l期;李洪河:《新中國的疫病流行與社會應對(1949–1959)》,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30]余新忠;《從避疫到防疫:晚清因應疫病觀念的演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穀永清:《試論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鄉村防疫建設》,《求索)>2008年第5期;陳松有、劉輝:《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央蘇區的衛生防疫》,《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8期;李洪河:《建國初期的衛生防疫事業初探》,《黨的文獻》2006年第4




[31]曹樹基:《國家與地方的公共衛生——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l期;彭善民:《公共衛生與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何小蓮:《衝突和合作:1927-”1930年上海公共衛生》,《史林》2007年第3期。




[32]陳志強:《查士丁尼瘟疫考辯》,《世界歷史》2006年第1期;陳志強:《查士丁尼瘟疫影響初探》,《世界歷史》2008年第2期;毛利霞:《疾病、社會與水污染——在環境史視角下對l9世紀英國霍亂的再探討》,《學習與探索》2007年第6期;鄒翔:《近代早期倫敦醫療界對鼠疫的應對》,《史學月刊》2010年第6期;趙秀榮:《近現代英國政府的醫療立法及其影響》,《世界歷史》2008年第6期。②③




[33]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l98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龔勝生、劉楊、張濤:《先秦兩漢時期疫災地理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第3輯。




[34]趙世瑜、鄧慶平:《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




[35]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臺北《新史學》第6卷第1 期,l9953月。




[36]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臺北《新史學》第6卷第1 期,l9953月。




[37]餘新忠:《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




[38]楊念群:《評<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餘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封底。




[39]餘新忠:《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




[40]轉引自蔣竹山:《(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書評》。




[41]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臺北《新史學》第8卷第4期,l99712月。




[42]轉引自蔣竹山:《(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書評》。




[43]李建民:《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新視野》,臺北《新史學》第15卷第3期,20049月。




[44]科學文化網,http//sci—culihnsaccn/




[45]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社會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疾病醫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中國天津,2006年。




[46]張軻風:《從瘴氣說生成的地理空間基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9年第2輯。




[47]馮志陽:《媒體、瘟疫與清末的健康觀念——以(大公報)對1902年瘟疫的報導為中心》,《史林》2006年第6期;郝先中、朱德佩:《清末民初中國民眾西醫觀念的演變與發展》,《史學月刊》2010年第8期。




[48]汪維真:《棄中擇西:清人吳汝倫醫學觀的轉變及原因分析》,《安徽史學》2006年第2期。




[49]飯島涉:《傳染病與辛亥革命》,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中國》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2頁。




[50] IIJIMAW(飯島涉):Epidemic
Disease in China as In—dex of History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社會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疾病醫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51]楊念群:《民國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與空間轉換》,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2]楊念群:《防疫行為與空間政治》,《讀書》2003年第7期。




[53]張潔:《身體與地方感、政治空間的奧秘》,《科學之友》2010年第5期。




[54]餘新忠:《另類的醫療史書寫——評楊念群著<再造病人”>》,《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55]楊念群:《如何從醫療史的視角理解現代政治》,《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6]郭劍鳴:《災疫政治研究:從晚清紳士的善舉看知識的權力化》,汕頭大學新國學研究中心編:《新國學研究》(第5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1頁。




[57]胡成:《東北地區肺鼠疫蔓延期間的主權之爭(19101119114)》,《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9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8]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第7頁。




[59]轉引自林富士:《中國疾病史研究芻議》,《四川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l期。




[60]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




[61]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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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感謝黃文儀小姐提供的新書訊,可以稱之為寄生蟲與蟲子:宗教與文化的身體史。




 




Parasites, Worms , and the Human Body
in Religion and Culture




 




Brenda Gardenour (Author, Editor), Misha Tadd
(Author, Editor)




Hardcover: 228 pages




Publisher: Peter Lang Publishing; First printing
edition (December 15, 2011)




Language: English




 




Book Description



December 15,
2011




The fear of parasites—with their power to invade, infest, and
transform the self—writhes and wriggles through cultures and religions across
the globe, reflecting a very human revulsion of being invaded and consumed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However, in ancient China , the
parasitic wasp and the worm illum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age and
his pupil. O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Hindu cultures worship Nagas, entities
who protect sources of drinking water from parasitic contamination, and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asite and host is a recurring theme in Vedic
literature and ayurvedic texts. In medieval Europe ,
worms are symbols of both corruption through sin and redemption through Christ.
In traditional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disease is attributed to infestation
by supernatural spiders, bugs, and worms, while in the rainforests of southern
Argentina, parasitologists fight against very real parasitic invaders. The worm
represents our Jungian shadow, and we fear their bodies for they are our
own—soft and vulnerable, powerfully destructive, mindlessly living off the
corpses of others, and feeding on the corpse of the world.




This
book gathers together scholarly research from diverse disciplines, including
anthropology, the health sciences, history, literature, the medical humanities,
parasitology, soci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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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Reviews




About the Author




Brenda Gardenour holds a Ph.D. in medieval history from Boston University
and is currently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Saint Louis College of
Pharmacy. She has been a Fulbright scholar in Madrid ,
an Evelyn Nation research fellow at the Huntington Library in California ,
and an NEH fellow at 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in London . Her current
research examines the use and abuse of Aristotelian discourse in the medieval
world and its continued influence on the deeper structures of modern
mentalités, particularly those linked with the horror genre.




Misha Tadd is a Ph.D.
candidate at Boston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Early Daoism. He received a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Doctoral Fellowship
for his work on Heshang gong zhu, a little-studied, but seminal, Daodejing
commentary. Through this text, his dissertation explores the intersection of
body, religion, and politics, and the ideal of harmony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Currently, he is an adjunct faculty member at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




 




http://www.amazon.com/Parasites-Worms-Human-Religion-Culture/dp/1433115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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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郭文華老師「棄文從醫」了?還好,好像是醫文雙修吧。



我的大學之道



【採訪‧撰文/林佳禾】





創造更多可能性



高等教育擴張是台灣社會近20年來最大的變遷之一。90年代初期,大學聯考錄取率還在40%以下;如今,人人都有大學念,對這個世代的台灣青年,是再自然不過的現實。然而,不確定要在大學裡學到什麼,卻也是許多青年正在面臨的茫然。



大學課程越開越多,越調整越複雜,卻沒有投入相對足夠的教育資源。教課的人無法用適合的方式教學;聽課的人也難以從中得到啟發。教育品質參差,卻難以有效改善。



走出巨塔的人生實驗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郭文華,20年前從人人稱羨的醫學系畢業,沒有成為執業醫師,反而一頭栽進醫學史與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學術修煉,當起大學教授;現在,為人師數年之後,他卻回到醫院重新穿上白袍,成為住院醫師。一手執教,一手問診,20年的跨領域實驗人生,未完待續。對於「大學之道」,郭文華頗有自己的一番見解。



90年代初,台灣醫界正開始思考醫學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如何提升「人文素養」是關鍵課題之一。郭文華當時是陽明醫學系的公費生,按規定畢業後必須分發服務。不過「一般認為醫師是個賺錢的行業,所以從培養人才的角度,留在學校發展也被視為一種『服務』。」他回憶道:「各種研究都有人做,但幾乎沒有人把人文社會研究,也當成一個方向。因為當時長官的寬容與視野,才讓我變成『第一個』這樣做的陽明人。」



「我在這方面從來沒有特殊的才華或表現,當時對醫學人文的理解也很淺薄,只是覺得醫療需要人文專業,所以就想試試看。」於是,背負著公費服務的使命,郭文華先進入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爾後又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博士學位。「醫學教育正在摸索怎麼在醫學院裡教人文,也缺乏人才……」他說:「所以學校把我當成一個實驗品,我也把自己的人生當成一個實驗去做。」



培育多樣化人才



近年來,在教育改革主事者的鼓吹下,從通識教育、品格教育到全人教育,大學青年得接受越來越多的「套裝」教育,有越來越多的抽象「素養」和「能力」要培養。「棄醫從文」轉眼十多年,郭文華又回到母校執教,教的正是這些被看做「專業之外」的課程。由此位置出發,他開始有更多的反省。



「台灣的醫學院,實質上就是職業教育。」細想,對一個修業七年有近半時間都在醫院度過的科系,這麼說並不為過;只是擺在台灣社會輕忽技職教育體系的脈絡下,郭文華把滿是績優「秀才」的醫學院比為職業教育,還是不免讓人感到訝異。一般總是批判大學不該成為職業訓練所,他卻不以為意,反而強調:「問題不在於是職業教育有什麼不好?而是就算是職業教育,大學能不能培育出多樣化的人才?」



郭文華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台北榮總家醫科住院醫師。(高中時埋頭猛衝拚醫科,上大學後懵懵懂懂,只知道醫學不該只有生理與病理,還有社會與人情。機緣之下,得以進入不同領域淬煉琢磨。對他來說,「大學之道」沒有終點,因為它是專業與人生的永恆追尋,而風光自在其中。





完整內容請見《人籟論辨月刊20122月號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MAIN_ID=97&f_SUB_ID=3553&f_ART_ID=36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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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衛生史研究計畫學術演講




   目:誰是"公共"?誰的"衛生"?現代西洋公共衛生的興起、差異,與東亞擴散

 


主講人: 劉士永教授(人社中心衛生史計畫合聘副研究員兼執行祕書/臺史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


 


  間 : 101222(星期三) 1600



  點 : 中研院人社中心第一會議室


  


 


盧詩婷    敬上
「衛生史計畫」 行政聯絡人
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地址: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電話: 02-27898124
 hygiene@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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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Call for
submissions





The Congress will consider two forms of submission:
Symposia and Individual Papers. A Symposium is an organised thematic panel
consisting of several papers addressing a specific topic. The call for
Individual Papers will be managed separately, and will open in May 2012 (see
key dates). The call for Symposia is now open.





A printable version of the information
below
(pdf) is available.





How to submit





You can download a submission form in Microsoft Word (.docx) format or Rich Text Format. Please email the completed
form to
mcc.reg@manchester.ac.uk.





We expect to replace this form by an online
submission form with equivalent content soon.





General
guidelines





The Congress requires that each Symposium is
organised by two or more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Organisers may be representatives of institutions, or act together as
individuals. We encourage organisers to ensure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panels reflects a range of different national backgrounds and perspectives.





The theme of the 24th Congress is ‘Knowledge at
Work
.’ All proposals must indicate how the Symposium fits into this theme,
broadly considered.





Each Commission of the Division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expected to organise at least one Symposium in its
area.





The Congress has no funds to support Symposia,
excepting the probable availability of student bursaries (to be announced at a
later date). However, any sponsorship (academic or commercial) that a Symposium
may obtain will be fully acknowledged at the Congress and in its publications.





Programme
structure





The expected timetabling is as follows: each day of
the Congress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half-day slots, and each slot into two
90-minute sessions (giving four sessions per day). A Symposium may occupy from
one to eight half-day slots in the programme.





Within this session structure, Symposium organisers
are free to propose any arrangement of speakers. For instance, a session may
contain eight 10-minute papers or three 30-minute papers, with or without
commentators.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total number of papers in a
Symposium proposal, provided they can be accommodated in the slots requested.





All proposal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five keywords
reflecting the theme of the Symposium. To minimise clashes in a programme which
will include many parallel sessions, the choice of these keywords is vital, as
they will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first draft of the programme. Keywords may
be short phrases, and might include a geographical region, a chronological
period, a theme, a named individual, etc. For example: ‘nineteenth century’
‘institutions’ ‘chemistry’ ‘ England ’
‘Humphry Davy’.





The Programme Committee will try to arrange for
Symposia requiring more than one slot to run sequentially, but this cannot be
guaranteed.





To minimise clashes, the Programme Committee also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d papers from elsewhere to a Symposium.





Language





Papers may be presented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languages: English, French, Spanish, German, Italian, Chinese, Portuguese,
Russian and Arabic. Descriptions of Symposia may be submitted in any of these
languages, but must be followed by a French or English translation.





Unfortunately, we are unable to provide facilities
for translation at the Congress.





Completing the
submission form





Symposium organiser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all the
spaces on the form.





Your ‘Description of the Symposium’ should explain
how the Symposium addresses the theme of ‘Knowledge at Work’, and indicate as
far as possible who will be speaking (the Programme Committee appreciates that
you may only be able to give provisional details at this stage).





The form will be taken down at midnight (British
Summer Time) on Monday 30 April 2012. No proposals can be considered after this
point.





The Programme Committee will send confirmations of
all accepted proposals to the named organisers, via the contact details given,
by Saturday 30 June 2012. It will then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ymposium
organisers to ensure that their speakers submit their individual abstracts via
the individual paper submission system.





Organisers should note that no speaker will appear on
the programme who has not registered by 1 July 2013. It is the organiser’s
responsibility to make sure that all potential speakers are aware of this.





 





 





詳情參閱https://www.meeting.co.uk/confercare/ichst2013/cal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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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與社會︰跨界的對話與創新





Nursing & Society: The
Transdisciplinary Dialogue & Innovation





 





作者:張淑卿、范國棟、翁裕峰.../合著;盧孳艷、蔣欣欣、林宜平/主編





出版社:群學





出版日期:20120206





 





內容簡介





    SARS風暴席捲全台時,第一線的和平醫院醫護人員跨越封鎖線,大喊「我們不要等死!」、「我們不想感染SARS!」政府與媒體卻以「防疫脫逃視同抗命」、「醫護人員有救人的責任」等理由大加撻伐,究竟孰是孰非?





  政策與制度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造成護理界人力短缺、低薪高壓長工時的糟糕環境?當我的親朋好友入院,能否得到適當的照護?





  女人只要月經來就愛生氣?有週期性的情緒障礙?天生就是不理性的生物?當「經前症候群」、「更年期」、「骨質疏鬆症」成為大眾皆朗朗上口的醫學名詞,女人的身體成為醫學凝視與規訓的對象,一旦懷孕,更要焦慮自己是否會生出「唐寶寶」或「遲緩兒」,自我監控儼然成為應盡的義務。但你知道這些疾病定義與篩檢標準是如何訂出來的、有何潛在意圖嗎?





  精神疾病被稱為21世紀的流行病,但「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疾患」、「精神分裂症」究竟是如何診斷的?「舉世皆然」的診斷標準真能適用於所有文化?除了吃藥與住進精神病院,我們是否有其他選擇?





  護理工作與醫療技術並非完全中性客觀,時常受到政經社會變遷、性別、階級與權力等因素影響。不論你是醫護人員還是一般民眾,在生老病死的人生必經過程中,都會與此領域有所接觸。本書呈現出護理、醫療科技以及我們所身處的社會相互形塑千絲萬縷的關係,在遵從各界專家與媒體的建議之前,你或許可以先翻開這本書。





 





主編簡介





盧孳艷





  美國密西根大學護理學博士。曾任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系副教授、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護理系副院長兼系主任,現為國立陽明大學臨床暨社區護理研究所教授,並兼任臺灣護理人員權益促進會理事長。研究專長為婦女健康、醫療科技與性別、社區護理,以及跨文化護理。





蔣欣欣





  現為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系教授,並擔任國際團體心理治療學會理事、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常務理事、以及台灣生命倫理學會理事。專長領域為團體治療、質性研究法、遺傳諮詢倫理、護理倫理學、精神衛生護理學、護理教育等。著有《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倫理議題》、《台灣護理:研究倫理議題與困境》、《護理照顧的倫理實踐》等學術專書,以及有關產前遺傳諮詢、安寧緩和療護、感染SARS醫事人員等議題之中英文期刊論文七十多篇。





林宜平





  原本念心理,到美國念教育,回到台灣之後改念公衛,現在是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近年來的研究主題是科技爭議與健康風險,以及嘗試結合公共衛生、性別研究和科技與社會研究。





作者簡介(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王秀雲





  (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STM〕研究中心副教授)





尤素芬





  (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安勤之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吳易叡





  (英國牛津大學衛康醫學史中心博士候選人)





吳燕秋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





林宜平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林修雯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附設清新坊長青關懷中心主任)





林雪貴





  (陽明大學臨床暨社區護理研究所博士生)





范國棟





  (麻醉科醫師)





翁裕峰





  (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STM〕研究中心兼醫學系助理教授)





陳嘉新





  (雙和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人文科助理教授)





張淑卿





  (長庚大學醫學院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副教授)





曾凡慈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楊舒琴





  (萬芳醫院護理部督導)





蔡友月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助研究員)





蔣欣欣





  (陽明大學護理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盧孳艷





  (陽明大學臨床暨社區護理研究所教授)





 





目錄:





推薦序(一)跨界的思維王秀紅

推薦序(二)重新看見病「人」陳月枝

推薦序(三)串起社會、性別與技術的另一條軸線傅大為

主編序 跨界之對話盧孳艷

導讀 醫療科技與護理臨床實作之相遇盧孳艷





第一篇 技術與護理

1.
護理技術與專業認同:歷史面向的分析張淑卿

2.
護理人力市場范國棟

3.
緊急防疫與醫護職業安全衛生保護:以SARS期間和平醫院封院為例翁裕峰、尤素芬





第二篇 性別與身體

4.
骨質疏鬆超音波篩檢之身體規訓盧孳艷、林雪貴

5.
台灣婦女停經的身體政治楊舒琴

6.
戰後婦女墮胎技術選擇的轉變(1945-1960s吳燕秋

7.
子宮切除的歷史︰醫療知識、性別與女人的經驗王秀雲





第三篇 精神心理衛生與社會

8.
社會變遷與跨文化精神醫療:以達悟族精神失序者的疾病歷程為例蔡友月

9.
醫學凝視與女性身體:從歇斯底里症到經前症候群陳嘉新

10.
精神醫學診斷戰後分類及標準化的歷史:以世界衛生組織的跨國計畫為例吳易叡

11.
會所經驗對社區精神復健社工的挑戰林修雯





第四篇 倫理與政策

12.
唐氏症母血篩檢技術網絡蔣欣欣

13.
對蚊子宣戰:以噴灑DDT根除瘧疾的社會世界研究林宜平

14.
台灣保健食品的社會學分析︰政策、產業與中草藥安勤之

15.
「看見」遲緩風險:嬰幼兒發展監管的技術與政治曾凡慈





附錄1.相關法案及網站

附錄2.醫療機構醫護人員配置相關規定

作者簡介





 







序:





主編序





跨界之對話盧孳艷(陽明大學臨床暨社區護理研究所教授)





  本書的付梓源自於我與STS領域知識及學者的相遇和交流,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或者也稱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於1960年代在歐洲與美國漸漸發展成為新興跨領域學門,其歷史可追溯至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一書,書中首度探究科學知識的統一性如何產生,並將科學與其他人類活動同樣描繪為社會活動。接著英國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提出了清晰的理論架構以探討科學知識的建構,後來被歸類為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爾後STS領域發展許多分析架構,諸如Actor Network TheoryANT)、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COT)、Social Worlds Theory,以及與女性主義結合的性別視野等等,並且在歐美國家的發展脈絡下逐步機構化,大學院校紛紛成立相關學系或碩博士班 Sismondo, 2008)。總的來說,STS的理論視野著眼於科學與技術的發展起源、動態、及其影響之整體性理解(Hackett, Amsterdamska, Lynch & Wajcman, 2008),其本質乃在於整合跨領域知識並進而產生開創性視野。





  目前許多醫療爭議,例如護士被視為晚娘、病患在手術或治療期間非預期死亡、病患在短暫的看診時間內無法聽懂醫師與護士專業的語言,種種現象都被以「醫療倫理」包裹放入黑盒子,進而要求醫療人員應加強溝通能力、培養親切態度、提升人文素養,甚至「倫理課程」成為醫護學院的必修課程,畢業後接受在職教育時還必須修習倫理學分;然而,對於醫療爭議的內涵,以及醫療系統內包括知識、技術、使用之科技物、醫院管理系統、人力、工時、研究方法、政策等面向,還未能有系統性的深入分析。雖然我肯定「醫療倫理」是值得也是應討論的方向,但同時我也認為STS可以提供顯著不同於過往的視角。舉例來說,科學的中立客觀性需要受檢視,醫療場域的各類實務操作如產前超音波檢測、癌症化學治療之移入、發展與擴散及品質監控等需要一一揭露,HPV疫苗是否需要施打的科學證據也須放在台灣社會脈絡下討論;意即,在這抽絲剝繭的歷程中鋪陳各種面向,促使更好的策略與政策被創造出來。其次,隨著科技發展而產生科技爭議與災難(如核災)、醫療體系被批評醫療化、出現醫療糾紛、藥商利益無擴大等各種情況,運用STS擅於分析科學實務操作過程如何形塑科學知識的特點,加之其個案研究方法很能抓住特定時空脈絡,促使各方論點得以深入且充分被納入,STS視野將是重要的切入角度,創造另類的解決方案。





  民國九十六年,我與蔣欣欣教授、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王文基所長合作,進行教育部顧問室〈新興議題及專業教育改革中程綱要計畫〉下,屬於科技與社會跨領域教學計畫的醫護類〈護理、醫療科技與社會〉。這計畫持續執行了四年,後來王文基所長接任總計畫主持人,轉由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林宜平教授加入。-計畫目標為,透過課程開設、活動舉辦、教材發展,讓具有科技與社會兩大面向特質的護理專業有多樣思考角度,加強護理學院師生跨領域視野,提升專業自省與人性化關懷照顧能力。本著這樣的目標和期許,我們進一步開設新課程︰〈健康、科技與社會〉、〈性別與身體〉與〈環境、社會與健康〉,並且修訂原有必修課程,選定〈護理學導論〉及〈精神衛生護理學〉兩門課融入STS視野;此外,定期邀請STS領域學者授課、演講,舉辦讀書會和工作坊,在跨領域的教學創新過程中,激發編寫教案的火花,讓教學更具啟發性。歷經二至三年籌畫與執行教育部教學計畫,期間深刻體會到台灣本土教材的缺乏,這不僅降低教學效果及學習意義,更是教與學上的一大障礙。有鑑於此,本計畫團隊決議邀請相關專家集體書寫,以本土研究為基礎,改寫成教案,出版一本讓教學更順暢的教科書。





  對護理系師生來說,STS這個新興跨學門領域顯得有些陌生。為此,教科書的定位在於輔助教師授課時掌握住每個主題的核心概念、各主題之理論架構,也期待學生能有可閱讀的本土材料,而與生活產生更直接的連結,方能刺激批判性的思考與對話。所以讀本的每一單元主題都以「現象發想」為開端,引導出問題意識,緊接著的「理論架構」則旨在鋪陳主題的理論範疇並勾勒討論的主要概念,佐以「概念辭典」減少專有名詞對主題詮釋帶來的阻礙,「問題討論」部分則作為活化課室活動之策略,並為讓教師能有多元選擇,安排「延伸閱讀」囊括相關論文、影片媒體等等。





  《護理與社會:跨界的對話與創新》預設的讀者是大專院校的老師與學生,尤其是我們認為護理學系(科)開設的課程中,適用的必修科目包括:〈護理學導論〉、〈護理專業問題研討〉、〈精神科護理學〉、〈護理倫理〉,選修科目包括:〈多元文化護理〉、〈性別與身體〉、〈健康、科技與社會〉、〈醫病關係〉、〈性別與醫療〉等。醫療相關科系如醫學、公衛、醫技等科系的老師及學生亦適用。另外,也推薦給開設醫療社會學等課程的人文社會學科作為必讀教材。對於醫療相關包括醫護、公衛、健康照護相關專業人員的在職教育PGYPost Graduate Year)受訓,本書也是非常好的教本,能夠培養專業人員的醫療倫理素養及文化敏感度。





  《護理與社會:跨界的對話與創新》由一篇導讀與四個主軸組成:「技術與護理」、「性別與身體」、「精神心理衛生與社會」、「倫理與政策」。導讀引言一開始,由一個長年爭辯未歇的護理知識發展的護理史議題開展︰護理是否為一種專業?護理專業知識發展之路徑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在不同歷史社會脈絡下,護理專業知識有何樣貌上的不同?而這些重要提問,也應是護理發展最基本的反思課題。





  本書第一部分以護理人員實務工作內涵,包括技術、人力及工作場域之討論為主軸。護理實務工作不只是「護理技術」,更不應只是「如何操作技術之步驟」。這幾年護理人員短缺是不爭的事實,照顧人力配置議題亦備受重視,然而許多討論往往聚焦於健保給付太低以及經營成本考量。我們試圖加入並強調醫療科技的日新月異、醫療體系的變遷、醫院管理科技之更迭、社會健康需求或新興傳染病的產生,形塑了醫療團隊互動模式及護理專業認同等等的討論面向。





  第二部分凸顯STS學者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相反的,也顯現台灣護理專業仍然存在性別盲點。當99.9%的執業護理人員是女性,具性別意識的相關論文卻非常缺乏,護理專業教育的內容也未能納入性別課程。討論如何照顧婦女例如產科護理學,不等同於具性別意識的婦女健康。1970年代,女性主義者創造「gender」(社會性別)概念,與「sex」(生物性別)區隔,強調社會建構的性別差異創造了性別不平等,與生物性別差異毫無關係。然而1990年代女性主義者如Nelly
Oudshoorn
2001)就指出gender∕sex的分野,只是在複製社會科學與生物科學的二元論,雖然創造了gender意圖打破生物決定論的謬誤,結果卻將sex(生物性別)本質化。當我們重新檢視生物性別的「婦女身體」時,會發現不同時空脈絡形塑出了不同的身體及身體經驗。也就是說,生物性別與社會性別會相互形塑,第二部分的主軸試圖闡述身體的性別必定是特定時空下生命週期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與實踐。





  第三部分是精神科護理學課程這幾年來持續研擬修訂與執行的結晶。我們對於「醫療化」的護理課程內涵非常不以為然,本書試圖挑戰主流精神疾患的藥物治療思維,甚至是精神疾病基因模式之致病機轉詮釋。例如檢視「WHO既定準則」精神醫學診斷的產生歷史,看見問題化診斷分類之建構,尤其是標準化過程中的文化地域特異性影響;精神疾病的故事敘述,則將蘭嶼達悟族面臨社會鉅變時如何被邊緣化的歷程,活生生展現在我們眼前;疾病診斷在界定「正常不正常」的過程本身就是權力的展現,婦女的身體往往是醫學凝視的客體;最後揭露醫療體系的不平等權力關係,鼓勵學生創造賦權的臨床實務照護模式。





  第四部分剖析醫療科技發展、使用與擴散,如何由人與非人行動者轉譯、吸納、結盟等建構技術網絡。STS視野促使倫理與政策議題的討論,著眼於社會文化影響及權力關係的鋪陳,而非侷限於道德說教。太過仰賴專家科學知識的政策,相信科學的中立性與客觀性,反而容易忽略政治社會因素的影響。再者,護理人員往往是政策執行者,盲目追求效率,可能成為政策壓迫的共犯。例如,嬰幼兒發展遲緩篩檢,以新住民婦女所生的「新臺灣之子」為對象,如何汙名化新住民婦女。護理人員要能檢視政策制定過程隱含的政治社會因素,才更能具備文化敏感度、勝任護理實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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