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上一位甘肅的朋友張振軍在他經營的「張巨湘與三象年曆」(2022-12-11)中發表了《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皮國立）-目錄、推薦序、自序、結論等評價，我看到很有意思，轉貼過來給大家參考。
清人郭篯齡在《吉雨山房遺集》中說：“僕固嘗信其所疑而後疑，疑其所信而後信”、“世之疑者未嘗信，信者未嘗疑”。
對未知、未識的事物和領域，我們也應該“信其所疑而後疑，疑其所信而後信”（相信我所質疑的，經過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終於明晰了我的質疑；質疑我所相信的，經過認真的探究，最後排除或證實了疑問，達到了真正的相信或質疑），而不應如世人般“疑者未嘗信，信者未嘗疑”（輕易的懷疑、否定有些事物而不去深究、理解；盲目的相信有些領域而不去求疑、證偽）。
英國哲學家、數學家、文學家羅素生命晚年告誡後人：認識事物，要避免一廂情願和立場出發，唯一重要的是省察事實。事實本身，是分析、評判、結論事物的基礎。
讀史使人明智。我們要從歷史的幽微處，準確把握、全面認識豐富的客觀事實，兼聽則明，克服一廂情願；開闊視野，不斷修正立場。
本書作者的結論：
一、1918-1920年這場對全球都造成嚴重衝擊的大流感，全球至少五億人受到感染，死亡人數幾千萬，但它在中國所引發的衝擊顯然較世界疫情更為輕微。
二、在許多既有的西方研究中，極少對中國的疫情做出全面的介紹與評估，反而多帶有偏見地認為，1918年大流感造成中國難以估計的人口死亡與損害，而且該病的散播源頭正是中國。
這些論調多站在近代中國行政效率之低落、毫無處理突發疫病的公共衛生機制等主觀認定而進行論斷，往往忽略了歷史背景與中國社會自有的一套認識疫病、防堵疫病的傳統方式，更忽略傳統醫學對疫病之解讀與認識。
三、當時中國的西醫和公共衛生狀況，以及政府的行政效率等，無疑是低於世界先進國家的水準，當時還不存在由國家所主導的大規模防疫舉措，故絕對無法說中國當時“衛生”良好，以至於疫情不嚴重。
四、1917年底到1918年初，中國爆發了鼠疫疫情，1918年秋季，流感疫情最嚴重的高峰在中國出現時，因為鼠疫疫情的經驗，中國人對疫情的防範和認知，顯然仍處於高度警戒狀態，尚未放鬆，特別是在中國北方的大城市。
五、西方學者認為，1918至1919年的疫情在西方如此嚴重，是因為當時人們都認為流感是小病，不需要太過緊張，結果反而因疏忽而釀成大災。
六、反觀中國，流感在一般人認識內也是小病，但中國的官紳剛經過鼠疫疫情，還處在對疫情緊繃的狀態中，尚未鬆懈，因此，面對1918年秋季的流感疫情，許多地方的防疫舉措是相當快速的。而慈善團體、同鄉會也因為每年夏天的霍亂疫情，而有密切的聯繫與購買藥物之舉措。當流感疫情爆發時，這些因素相加起來，造成了當時社會對流感疫情應對之遊刃有餘。
七、慈善團體和同鄉會顯然發揮了很強的作用。在西方，疫病是以防疫、隔離、避免接觸為主；但在中國，基於這些同鄉情誼網路，人們不但外出穿梭，還到處購置藥品運送至各地，醫療隊伍也到處穿梭，並未因疫情而阻礙了必要的幫助，顯然發揮了抗疫的功能。
八、若和全球對比，由於流感的傳播，基本上與人群移動的速度及範圍息息相關，中國幅員廣大，各地因為區域間的交通不便，可能讓流感傳播的速度減緩，故以死亡人數之比例來看，實低於鄰近大眾運輸較為發達的日本和遠方的歐美等國。
九、就醫療技術而言，當時在中國的西醫，其技術與資源都無法和西方社會的情況相比，中國很多鄉鎮內根本沒有西醫。
十、作者認為，過去中醫的體系中，已累積大量應對外感疾病的認識與藥方（東漢末年的張仲景，就是在應對戰亂頻仍、瘟疫肆虐的過程中，寫出了《傷寒雜病論》，因而被稱為醫聖）。
有理由相信，當時的中醫發揮了一定的功能。針對流感疫情，當時的名醫皆提出了來自中醫知識內的見解和療法。當疫情爆發時，地方政府和慈善單位還會找中醫一起商議藥方或討論這個疾病。
1918年時，中西醫論爭尚未如1929年之後的激化，絕大多數的病症，都是靠中醫來治療，官方雖已採用西方醫學模式，但討論病情和治療方法時，卻都缺不了中醫的角色。有理由推斷，中醫藥體系積極地參與了1918年流感的防疫。
十一、1918年，就西藥來說，無論在種類或數量方面，都沒有理由和西方社會相比，鄉間就更談不上買西藥了。而當時中國藥品市場上的各種中藥成藥，已有相當多瓶裝製劑。當時許多藥店，都有自己秘制的藥方，甚至其他省份也都買得到。
若我們肯定中藥具備一定的療效，在那個時代中藥也比西藥更為普及，那麼這些蓄積于傳統社會中的醫療能量，或許發揮了一定的效果。這顯示許多中藥極可能都有普遍對抗感染與發炎的潛力。
十二、中醫歷代對抗傳染病的藥方，能快速施用且發揮療效，這樣的用藥趨勢與中藥的藥理，值得現今反思。
中藥的知識深入鄉間與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1918年流感疫情中，配置或購買中藥材、藥方，應較購買西藥更為容易。這些中藥方往往不需透過醫者診斷，醫隊或慈善團體就能將其送至疫區，所以我們看到慈善單位捐贈或民間有所需求的，往往是中成藥而非西藥。
十三、中國的普羅大眾，在中醫式的防疫和調養指導下，過著一種合理且健康的生活。東方式的飲食乃至生活習慣，在對抗流感上可能是有效果的。
近代世界很長的一段時間，皆缺乏有效對抗流感之特效藥（21世紀，對新冠病毒，仍然缺乏特效藥），所以，往往支持性的治療或調養，更有助於病況的恢復。
中醫在過往的外感熱病學中，積累了大量的身體調養知識，內化至病患的日常思想中，成為當時疾病康復的重要策略，同為中醫在惡疫下得以展現優勢的知識背景。
十四、近代以來，中醫始終未能被擺放在適當的位置上。中醫的治療從理所當然變成無聲的存在。那些1918年中醫或中西醫一同對抗大流感的記憶，只成為一種歷史記憶而存在。對於中醫治療疫病的過往，許多人則是聞所未聞，甚至茫然不知，因為整個疾病的解釋和治療模式，已被西方醫學取代了，中醫成為一有能力治疫卻無法“參與”的尷尬存在。
十五、本書書寫了一段與近代西方防疫、疾病史過程中完全不一樣的故事，在全球史的脈絡中，中國社會乃至傳統醫學的例子，更能展示中國科學與人文多樣性，在全球視野下的“地方”獨特風貌。
同時，人們也能看到，在1918年的流感疫情中，中國的傳統中醫如何受到西醫的影響而做出各種匯通的論述，人們的抗疫舉措，也達到一種中西融合式的存在。
這次抗疫，對中國的傳統醫學而言，是一次全新的體驗，中醫身處其中，吸收了細菌學的解釋方法和相關的衛生防疫舉措，開始了漫長的取長補短的學習過程。
上面，將《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一書第八章結論部分，串聯整理了一下，為了方便閱讀、理解，隨機列了十五條。作者在書中沒有這樣列。
更簡潔一點說，皮國立先生的《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一書，以近500頁的篇幅、詳實的史料和客觀的敘述，表達了以下觀點；
一、1918-1920年的全球大流感，在中國所引發的衝擊顯然較世界疫情更為輕微。
二、中國當時的西醫和公共衛生狀況，以及政府的行政效率等，無疑是低於世界先進國家的水準，當時更不存在由國家所主導的大規模防疫舉措。
三、1918年時，中西醫之間的論爭尚未如1929年之後的激化，而且，由於西醫在中國普及程度有限，絕大多數的病症，都是靠中醫來治療。當疫情爆發時，地方政府和慈善單位在採用西醫的同時，還會找中醫一起商議藥方或討論這個疾病。
四、1918年，在中國，就西藥來說，無論在種類或數量方面，都沒有理由和西方社會相比，鄉間就更談不上買西藥了。而當時中國藥品市場上的各種中藥成藥，已有相當多瓶裝製劑。在那個時代，中藥比西藥更為普及。1918年流感疫情中，配置或購買中藥材、藥方，應較購買西藥更為容易。
五、由以上史實可知，1918年大流感疫情期間，在中國，疫情是由中西醫一同對抗的。而且，就醫療技術的普及和藥品購買的難易程度而言，1918年的大流感疫情，蓄積于傳統社會中的醫療能量，或許發揮了相當的效果。這顯示許多中藥極可能都有普遍對抗感染與發炎的潛力。
六、過去中醫的體系中，已累積大量應對外感疾病的認識與藥方，中醫歷代對抗傳染病的藥方，能快速施用且發揮療效，這樣的用藥趨勢與中藥的藥理，值得現今反思。
皮國立先生在《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中說，1918-1920年的全球大流感，在西方，疫病是以防疫、隔離、避免接觸為主；但在中國，基於這些同鄉情誼網路，人們不但外出穿梭，還到處購置藥品運送至各地，醫療隊伍也到處穿梭，並未因疫情而阻礙了必要的幫助。
1918-1920年的全球大流感，世界先進國家有國家所主導的大規模防疫舉措，可以採取防疫、隔離、避免接觸為主的辦法，中國因為政府的行政效率不高，難以採取由國家所主導的大規模防疫舉措。
對照21世紀的新冠疫情，西方發達國家，因為人們崇尚自由，疫情稍一鬆懈，政府只能讓人們外出穿梭，在中國，由於政府的強力管控，反而採取了防疫、隔離、避免接觸為主的辦法。
三年來的抗疫實踐，表明中國似乎在強力管控上，學習西醫有過之而無不及，弊病叢生；在發揮中醫的優點上，反而做的不夠，疫情中大量醫療機構和個體診所全部停業，完全阻斷了中醫的施展管道。
由下麵這條最新的回應：“所有醫療機構都要接診核酸陽性患者”，可以說，中醫施展身手的機會來了。
當然，任何簡單的類比和輕率的結論都不足取。
任何研究，都要在充分的史實和嚴謹的求證之後，得出符合事實的論斷。
正如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說的那樣：我知道，我在本書中的結論，只要找，人們總能找到反面的證據（大意）。皮國立先生在《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中的結論，只要想找，反對的人也一定會找出各種各樣枝枝節節的反面證據。
希望真正嚴謹認真的人們，不要只為了反對而反對，要“避免一廂情願和立場出發”，對歷史，應該有一種理解之同情，而不是一概而論的單一評價。
下面，分享余新忠教授推薦序中的主要內容：
南開大學余新忠教授在《立足于堅實的歷史研究，以新的思路重新理解中西醫匯通之路》的推薦序中說，1918年的中國，早已不是封閉的國家，而且有大量華工參與一次世界大戰，肯定不可能自外於世界而獨善其身。
因此，考察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在中國的流行情況，並探究它何以較少受到時人和後來研究者的關注，無疑是一個重要且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皮國立先生不僅以宏闊的視野、豐富的史料和細膩的筆觸，十分系統而細緻地向我們展示了，在全球大流感流行的背景下，1918年前後中國流感流行的前因後果、流行狀況以及國家、社會和醫界的應對，同時還非常有說服力的解釋了這一重要的疫情何以長期未受到足夠的關注。
皮國立先生至少在書中談到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死亡人數較少。例如，與同為亞洲國家的印度相比，一般認為，印度死亡人數多達一千萬人以上，皮國立先生在書中以翔實的史料和合理的推理令人信服地表明，這場瘟疫在中國導致的死亡人數，1918年至1919年這兩年加起來，不過在六十萬人左右。
二是流感未被列入當時的法定傳染病（應該也與當時影響輕微有關）。
三是尚缺乏比較統一規範的疾病命名和疫病應對機制。
余新忠教授說，皮國立先生以前沿的學術理念和強烈的現實關懷，推動了中國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不斷深入開展，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至少有兩點：
第一，他將醫療史和日常生活史很好地匯通起來。
第二，是關於中西醫匯通和中醫發展歷程的思考。
皮國立先生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頗有衝擊力但多少是假設性的看法：當時那場流感疫情，中國之所以病死人數相對較少，應與中醫作用的發揮有關，我們不應該忘記或抹殺中醫的功勞。
皮國立先生還進一步結合現實，認為中國大陸在二十一世紀的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醫的介入治療對提升新冠病人的療效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在本書的200-201頁，作者比較了中、西醫應對流感和新冠疫情時的優缺點：
西醫可以在檢查出病原體後，找出特效藥。但是，面對突如其來、傳播迅猛的疫情，一來檢查花時間，二來研發特效藥也要耗費時間，而病人卻無法等待，疫情不會踩刹車。
中醫審證著重證型而不論細菌，符合症狀特徵就可以立刻用藥，反而省時且快速，這是用傳統經驗架構起的診治技術，而不拘泥於病原體的檢查。
本次中國大陸新冠肺炎疫情之治療，也是依據此而來，先根據中醫辨證，再大面積的預先發放中藥給疑似患者服用，而不待檢查確診。因為確診需要時間，醫療體系無法承受如此大量的病患，而在等待中，可能病患已由輕症轉為重症，所以抓緊時間及早給藥，在這次疫情中，中醫的傳統經驗反而帶來無法想像的正面效率，後繼的效應與未來之發展，值得觀察。
余新忠教授說，這個判斷，要想得到扎實史料和科學資料的證實，似乎也頗為困難，實際上，這可能根本也不是歷史學者可以完成的任務。
余新忠教授認為，作者提出這樣的認識，更大的意義在於提示學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實有必要回到歷史的起點，立足于堅實的歷史研究，以新的思路和理念，來重新認識和理解至少已歷經百餘年的中西醫匯通之路。
下麵，再分享皮囯立先生所著《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一一中醫抗菌史》第416頁《結論：用中國醫學書寫中國現代史》中的一段：
近代中國學術的“西化”已不用多談，這個舊框架將阻擋我們觀看近代中國史的全貌，因為它只是單一視角而已。
很多人也許會質疑，這是不是一種“反科學”的立場？站在歷史研究上，本來就不能只有一種單線論述，就像高彥頤（Dorothy Ko）提出的突破“五四史觀”框架一樣，作者的立場同為：如果我們一直停留在中醫科不科學，或者中醫為什麼不科學的“五四史觀”中，我們永遠不會發現中醫在近代的多元文化史以及中醫在近代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可行性。而即便我們探究了受西醫影響的部分，也無法得知當日中醫對傳統做了什麼樣的保護與妥協。何況對多數中國人來說，生活不是只有科學，而是一種自然的文化土壤，文化與歷史不會只有單線發展。
讀到這一段，感歎於大家常常守著單一視角，執著於一種單線論述。
由皮國立先生突破“五四史觀”框架一說，發現了高彥頤先生和她的幾本書（《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高彥頤先生已經突破了思想認識上的舊有桎梏，我們為什麼不能學習、借鑒，為什麼還會、還要固守在自己的“五四史觀”框架裡呢？
高彥頤先生的高超見識：
“為了探求那些被淹沒的聲音，為之撰寫一部另類的歷史，作者不得不抗拒一概而論的衝動、過度簡化的傾向，以及道德主義的口吻──正是這些衝動、傾向和口吻，綁架了我們當前所理解的纏足史。”
我們現在看待很多事情，都有這樣的不足：
一概而論的衝動、過度簡化的傾向，以及道德主義的口吻……
附：1918-1920年的全球大流感，中國的疫情也是非常嚴重的，雖然最後的死亡人數少於其他國家，但疫情初起時的慘狀，也應該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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