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自上而下:


鸞堂主神廣成子


《省躬錄》(18941934)與大事紀要


省躬草堂香港分堂舊貌


 



 


版主:20119月 梁 老師在復旦演講的整理稿,貼在下面了。(最早發表於北京師範大學與法國遠東學院合辦,「從明代到民國時期中國城市中的寺廟與市民國際研討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091029-31日。)順便轉貼一下復旦文史講堂所舉辦演講的一覽,請參閱(http://www.iahs.fudan.edu.cn/cn/historyforum.asp?action=page&class_id=31&type_id=0&id=2)這個網頁中除了可搜尋到講者的演講整理外,也有部分的講題有視訊可供觀看,當然也包括梁老師當天演講的實況。


 


 


道堂乎?善堂乎?清末民初廣州城內省躬草堂的獨特模式


梁其姿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講座教授


 


                                          朱坤容  整理   2012-01-17



演講人簡介:
  梁其姿,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史學博士、臺灣中研院院士,現任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為社會史、疾病醫療史,著有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中國麻風病史》)、《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等;合編Health and Hygiene in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婦女與社會》等。


  


  省躬草堂目前位於香港大埔地區,原來的草堂是在清末1894年鼠疫最厲害的時期建立起來的,位於當時廣州城內的番禺縣署附近,是一座道教的殿堂。草堂在近代的宗教行為和施善活動,透露了在近代廣州,宗教活動與施善活動之間既緊密又緊張的關係,這也是清末到民國時期的一個轉變。


  清末廣州西門外的十八甫、十七甫是傳統善堂活動的地方,也是商業活動最為活躍的地方,傳教士建立的醫院都是在西關這一地區。受傳教士蓋醫院的影響,廣州商人也在這裏組織了自己的善堂。另一方面,廣州的道院在清代也蓬勃發展,這些道院都建在城牆外山上的一些清幽之處。但省躬草堂的位置卻很特殊,位於番禹縣縣署旁邊,距貢院很近,是在廣州城比較中心的地區。這個位置能夠說明很多問題。


 


  省躬草堂是個道教的組織,是個鸞堂,其宗教活動主要是扶乩,拜的神仙為廣成子。因為很靈驗,在1895年鼠疫平定之後,番禺縣政府就允許信徒(其中好幾個是縣署裏的人)成立了省躬草堂,用扶乩的方式求符求藥,給人治病。在清代,嶺南以城居信徒為主,且都是專業人士。他們靠著扶乩儀式來凝聚信徒,而且不接受職業道士的參與。廣州的這些人標榜自己較高的社會身份與地位,看不起職業的道士,要直接和神仙溝通。這些道壇或道教組織的信徒就是用扶乩的方式來進行社交,並維繫信徒之間的友誼。省躬草堂因為有這樣的特色,所以有點像一個私人俱樂部。




  從1894年成立到1934年,省躬草堂一共出了24冊《省躬錄》。從第一本的大事紀要中,我們可以看到發起省躬草堂的人員構成情況。大事紀要同時錄有早期弟子的俗名和道名,其中發起省躬草堂的第一批人基本上是清末1894年番禺縣署裏的職員,也有儒生、商人、學者等,且都是男性。


  作為一個鸞堂,省躬草堂最初的活動是求符求藥,在清末這段時間,他們所謂的施醫施藥基本上是以宗教的形式來進行的。除了用畫符的方式來施藥之外,另一個很重要的宗教儀式就是簪冠,即弟子入道若干年後,經過神仙的同意,有一個簪冠的儀式,讓他成為真正的道徒。第一次簪冠儀式很晚才舉行,是在民國十三年。


  簡單地講,省躬草堂作為一個道堂,是要通過回歸古典道教儀式,達到修行、施善、聯誼的目的。基本上,畫符是被當作一個修身的行為。符可以修身,也可以用來施善、治療,還可以用這種儀式與志同道合的信徒聯誼。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裏面的信徒有父子,有兄弟,也有同行。這些道堂就像今天一些基督教的教堂一樣,給這些專業人士提供了一個社交的平臺。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不允許婦女進入裏面參拜。


  上述的省躬草堂是作為一個道堂而存在的,但是到了民國,方志裏描述的這個省躬草堂,基本就不再強調它作為道堂的性質了,而是強調它作為善堂的一面。這就有了一個轉折——從一個道教的組織到一個一般的善堂組織。1894年之後,它從很純粹地用宗教的儀式施醫贈藥,轉變為後來採用比較俗世的方式。為何會有這樣的變化?我認為可以有這樣一個解釋:1901年,梁啟超提出了迷信的概念,認為中國的傳統信仰,佛教也好,道教也好,都是迷信,把這些與他們所稱的西方理性宗教對立起來。從迷信概念的提出,一直到1919新文化運動,主流文化打擊傳統宗教的勢態愈演愈烈,也差不多是在那個時候,省躬草堂開始慢慢淡化傳統宗教的施藥方式,轉而強調和推動俗世的理性的施藥方式。1911年民國成立之後,他們很清楚,這時政治和文化環境已經有所改變,省躬草堂的活動也必須跟著改變,所以非常顧忌別人說他們是迷信,這種顧忌在《省躬錄》裏也越來越明顯。在民國成立後,省躬草堂的發展有三個大的方向:第一,它非常刻意配合廣州新政體的公共衛生體制。公共衛生這個詞在1911年之後的《省躬錄》裏非常頻繁地出現。第二,救濟的網路擴展到廣州城以外,甚至廣東省以外。第三,在省躬草堂旁邊成立一個藥店,叫聖和堂,來應付不斷增加的支出。




  省躬草堂作為一個道堂和善堂,從事著兩種不同的活動,越到後期,這兩種身份的緊張性就越明顯。我們可以在《省躬錄》中看到這一緊張性的發展。比如19141915年的《省躬錄》中說,草堂的子弟應該其外功則以濟為主,其內行則以修身為體,用來分別說明自己的活動,就是省修為體、救濟為用是最基本的,所以草堂最重要的身份還是道堂,救濟、施藥其實只是,最終的目的是要修身,所以叫省躬草堂,他們一直在強調這一點。這一做法在清末並沒有問題,但到了民國,緊張性就越來越明顯。比方說,1917年,他們就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內部之事,與世無關。……與別處之糾集外人,斂財惑世者,迥不相同。這裏內部之事就是指請神仙下來扶乩的這種宗教行為,也就是說,他們非常保護自己核心的宗教活動,對外的救濟其實也是為了這個目的。又如,1918年的乩文說:救濟之法,初則符章,繼則藥茶,再以丹水丹酒。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施醫方式的一個演變,雖然後來還是用俗世的方式施藥,但他們很明確地認為符章治病是最高的境界。大體上,進入民國之後,對迷信的批評——批評所有傳統宗教為迷信——已經給草堂帶來了很大的輿論壓力。對於新進的弟子不重視畫符、不重視扶乩,草堂也越來越感到不安,道堂弟子內部也有一些分歧意見。1928年,廣東政府公佈神祠存廢標準,拜神被認為是一種迷信;1929年,廣州市建立風俗改革委員會破除迷信。這些都給草堂帶來了很大的輿論壓力。


  面對這樣的壓力,草堂在乩文中便強調它是一個私人俱樂部。就是說,它不是斂財的善堂,也不是迷信的宗教,只是一個供人們聊天、修身的地方。即便如此,到1920年代後期,草堂在廣州已經處於非常艱難的處境了。所以1929年,在很多草堂弟子的建議下,就在現在香港的大埔選了一塊地,蓋了分堂。1929年的大埔還是香港一個很偏遠的地方,臨海,非常清幽,跟廣州省躬草堂總堂的位置完全相反。在廣州它是設立在老城中心的位置,到了香港卻是選在一個很偏遠的地方,自稱是世外桃源,不跟俗世有任何糾纏。


  到1995年的時候,因為找不到乩手,香港的省躬草堂裏扶乩活動已經停止了。現在他們正在慢慢物色一個乩手,想恢復扶乩的活動。另外,以前的弟子有一個靈堂,叫啟靈堂,在廣成子的生日時會舉行儀式。對於弟子的後人,省躬草堂還是會照顧,過去弟子的私人俱樂部的這種形式還在延續著。目前香港的省躬草堂還可以為信徒畫符、求符治病,也還會提供藥簽。裏面雖然沒有乩手扶乩,但還是有專門的畫符人員來治病。除了以傳統的宗教畫符治病之外,還設有中、西醫診所,非常便宜地為附近的居民提供醫藥服務。所以省躬草堂在香港還是延續了施醫和宗教的做法。至於廣州的草堂,在1929年分堂設立之後,它仍然繼續著,但在1950年代以後就完全停止了。很有意思的是,以前草堂裏很活躍的一些老弟子的後人,目前在討論要不要在廣州再恢復這個草堂和它的宗教活動。我也會繼續關注,看看他們在廣州恢復過去的傳統是不是可行。


 


 


引自:http://www.iahs.fudan.edu.cn/cn/historyforum.asp?action=page&class_id=31&type_id=1&id=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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