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其姿：為中國醫療史研究請命 @ 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梁其姿：為中國醫療史研究請命

原刊於《中華讀書報》（ 2011年07月20日 13 版）

近年來，中國傳統療法漸再抬頭，而且不限於華人社會。一些傳統的技術如針灸、按摩、推拿等在世界各地成為興盛的“另類”醫學，在歐美，不少醫療保險公司也已將這些療法包納在保險政策裏，說明西方社會已承認這些療法的正當性與有效性。傳統草藥的研發，更是學院的主流科研專案之一，往往得到商界大力支持，被認為是充滿商機的投資。在美國，目前至少有39所遍佈各州的提供針灸與“東方醫學”訓練的立案學院。不過，這些近來的發展，似乎仍不能讓傳統醫學獲得“英雄”的歷史地位，因為它始終不被視為可與西方生物醫學平起平坐的“科學”。主流的歷史學也始終以懷疑的眼光對待醫療史研究。

道不遠人, 以病者之身為宗師
名不苟請, 以療者之口為依據
章太炎 1929

中國醫療史的研究者，往往很羡慕西方的同行。最主要的原因是醫療史這個領域在西方學術界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不但相關的專書、學術期刊、專業學會已很多，而且不少大學提供醫療史課程，甚至醫學院裏都有醫史必修課程，以深化醫學院學生的人文修養。現階段西方醫療史專書、論文的主題已極多樣化，適合不同程度、興趣的讀者，學者不難從中找到啟發與靈感。因此中國醫療史學者，平常都得閱讀西方醫史相關書籍, 以擴大視野與開拓思路。

最令中國醫療史學者羡慕的，是西方醫療史這個領域不處於史學的邊緣，而已融入整體的西方文明史，成為其不可分割的構成部分。換言之，醫療史與歐洲主要的歷史發展階段，如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啟蒙運動、19世紀革命、女性主義、後啟蒙思潮等緊密相扣。同時，研究的取向亦自然地隨著主流思潮、史學的發展而發展。20世紀初期的醫療史仍具濃厚的啟蒙思想，英雄式的、代表西方科技進步的醫史為研究的主流，西醫史大體看來較似一部頌揚征服疾病、不斷往前邁進的科學史。1980年代後啟蒙思潮興起後，西方醫史研究也起了基本的變化，甚至可說成為這個思潮的主導力量之一。傅柯(Michel Foucault)以精神病在西方的歷史、醫學臨床的誕生、性史等作為批判西方現代文明的切入點。醫史不再是英雄式的、標榜科學進步的歷史。傅柯描述近代西方文明的醫學知識結合著政治權威織造了一個天羅地網，人在其中無所遁形，無從維護身體自主，是一本充滿悲觀與無力感的歷史。

但與此同時，特別是英國的學者也進一步注意醫史中“英雄”以外的小人物。在Roy Porter、 Margaret Pelling等筆下, 醫史的主角從著名的醫生、醫學技術的大發明、大醫院等轉移到病人、邊緣醫生、郎中、產婆、巫師、外科醫生的前身剃頭師等。Porter提醒讀者，如果只有醫生，沒有病人，就成不了醫史，所以病人與醫生一樣重要。Pelling 則以詳實的史料說明晚至18世紀，正式在學院受訓練的醫生只占活躍的醫療者的一小部分。研究醫療史就要把近代及以前的多元醫者面貌、各類的醫療手段與方式還原。所以20多年來西方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內容更豐富與活潑, 這些英國學者以另一種方式拋開英雄式的、啟蒙式的醫史，平實地研究一般人如何處理身體、病痛的問題。

目前歐美醫史研究更細緻化。它與科學史類似而不盡相同。最具創意的研究範圍之一為醫學知識在空間兩端的建構：一種是醫學知識在具體地方的累積過程，另一取向是全球跨文化的知識建構。前者從地方社區居民的業餘研究活動、他們與主流科學專家的互動來看科學知識從下而上的建構的一個活潑而具體的過程。後者則著重17、18世紀以來長程航運、商業活動所促成的新的客觀知識追求與建立方式，及全球性跨文化知識的流動與轉移。這類從具體歷史個案出發的醫史或科技史研究，強調社會與文化史成分，把西方醫學知識複雜的內容與建構過程仔細地再呈現，是目前最具動力的領域，當中不但有醫學、科技史知識的討論，還牽涉都市史、物質文明史、性別史、宗教文化史、社群史、商業史、國族發展史等史學範圍。

相對於發展成熟而多元化的西方醫史，中國醫史或醫療社會史在中國史學範圍裏的“妥當性”似乎仍受到質疑。近年來我經常被問到我為何仍在做醫療史，為何不回去做傳統的社會史。言下之意，醫療史在中國史裏是有點偏門、有點不入流，甚至乏味，所以淺嘗其中滋味即可，不宜久留。這些質疑，不是沒有道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是中國傳統醫學在清末巨變後的歷史書寫中，從未能蛻變為“英雄”。在20世紀初期新文化運動中，傳統醫學成為中國舊文化中“落後”與“迷信”部分的主要符號。就算民國時力挺中醫的章太炎，也不留情地質疑傳統醫學的一些核心觀念：“然謂中醫為哲學醫，又以五行為可信。前者則近於辭遁，後者直令人笑耳。”這與19世紀末以來的西方醫學，佔有科學發展的“龍頭”歷史地位，正好相反。而近代東亞學術主流，無不以追求科學或科學精神為己任。無論是明治日本揚棄漢醫、魯迅痛斥庸醫，或1929年國民黨精英廢除中醫之議，都說明了當時在西方強勢的文化與政治威脅下，傳統醫學存在的空間不斷被壓縮。雖然1960年代以來，傳統醫學在國內被尊為國粹，但是其知識內容與學制已大幅度西化，或曰“科學化”。既然傳統醫學不被認為是中國文化裏值得全面保留的東西，醫療史研究的妥當性受到質疑，是可以理解的。

近年來，中國傳統療法漸再抬頭，而且不限於華人社會。一些傳統的技術如針灸、按摩、推拿等在世界各地成為興盛的“另類”醫學，在歐美，不少醫療保險公司也已將這些療法包納在保險政策裏，說明西方社會已承認這些療法的正當性與有效性。傳統草藥的研發，更是學院的主流科研專案之一，往往得到商界大力支持，被認為是充滿商機的投資。在美國，目前至少有39所遍佈各州的提供針灸與“東方醫學”訓練的立案學院。不過，這些近來的發展，似乎仍不能讓傳統醫學獲得“英雄”的歷史地位，因為它始終不被視為可與西方生物醫學平起平坐的“科學”。主流的歷史學也始終以懷疑的眼光對待醫療史研究。

學界的懷疑也有其他的原因，如印象中的醫書深澀難懂，無論病名、藥名、診斷過程都與我們日常用語相差太遠；又如不能確定研究者有充分的資料作研究，因為傳統醫書內容多與政治、社會等研究者熟悉的現象脫節；或者認為沒有讀過醫學的，也難以研究醫史。總而言之，醫療史是否適當地為中國歷史的構成部分仍是一個問號。這些質疑，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實並不成為忽視醫療史的充分理由。今天我們如果看傳統醫書比看西醫書難懂，無法瞭解各種症狀疾名的話，其實正說明這是一個亟待探討的歷史問題：當我們的思維模式經近代西方生物醫學徹底洗禮後，如何重拾古人對身體、疾病的想像？重新瞭解古人思考身體、環境、宇宙的方式，並以現代的文字說明清楚，正是學者責任所在，也是研究樂趣之所在，當然也是困難所在。西方學者研究醫療史，包括古希臘、亞述文明的醫療的主要目的，也正是要瞭解古人如何想像身體、疾病，因為那是古文明重要的構成成分。如果我們難以理解、或無法以現代語言說明古人的身體疾病觀，那意味著我們對古文化仍沒有充分的、全面的認識。在上古的身體觀方面，過去近20年來臺灣的學者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不過上古以下的變化，則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這個困難的課題對學者而言是個較大的挑戰，然而正確的反應，應該是努力去面對它，而不是逃避它。

至於資料不足夠的疑慮，則只是一種想當然的困難。對醫史研究有經驗的人而言，並不存在資料不足的問題。困難在於資料太分散。研究者不單要看各類型、版本的醫書，還要注意文集、詩詞、官箴、宗教文獻、檔案材料、文學創作、外國人在中國的遊記、考古的文物、各種的圖像、器物等，如有需要，還要做田野訪談。至於研究者沒有醫學訓練所產生的困難，主要在於研讀醫學文獻時會較吃力，要克服困難，得靠多閱讀、思考、多向人請教。如果選題不直接牽涉醫術實踐本身，這個弱點並不特別嚴重。就如環境史學者不一定要有環境工程的背景、經濟史學者不一定受過完整經濟學的訓練、藝術史學者不必是畫家、也不要求學術史學者精通哲學一樣。

我認為最需要受到檢討的，是在克服了研究方面的各種技術性困難後，寫出來的醫療史是否會被認為是中國歷史的構成部分，如能做到上述西方醫療史那樣清楚而自然地顯示西方文明發展的階段、甚至主導著史學取向的變化，那這種醫療史是成功的歷史書寫。如果中國醫療史要在中國史學穩占一席之地，這方面的功夫是關鍵的。傳統醫學裏有許多高度技術性的內容，牽涉療效或哲學上的討論，對醫者可能有極大的意義，但對史學者而言，這些面向可能因無法有效地反映歷史的變化而不被研究。史學研究者的關注點，必然在歷史的變化：社會的、文化的、即與人群有關的。在史學研究者筆下的醫療史裏，應能看到了人的角色：醫生、病人、家屬、醫書作者與出版者、產婆、巫師等等；或者能看到相關社會組織的轉變，如病坊、醫院、藥局等；或影響社會行為的身體與疾病觀的變化等等。這些變化是否與其他社會制度或知識系統的變化相關聯，如地方家族制度、理學、法律等？雖然這類老生常談適用于所有專史研究，但對新興的醫療史而言，似乎仍要不斷強調，因為學界對這個專史的疑慮似乎仍深。

這個疑慮可能來自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即認為醫學作為具較高專業性的知識系統，如數學、天文學一樣，自有其發展的內在理路，與國家、社會發展並無顯著的關係。然而，西方成功的醫史足以說明這個偏見的謬誤。其實醫學是身體、疾病的問題，是個人、社群、政府經常面對的切身與管理問題。醫療、保健、藥物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分量本來就極重。在最高的層次，社群與政府處理疾病的策略與方式，均能反映社會或國家治理的主流理念。在中間的層次，專業醫生、艱澀的醫典其實並沒有壟斷對身體、疫疾的想像與解釋。處在醫療關係最底層的病人、或其家屬其實都各有一套身體觀、疾病觀、療疾習慣、死亡觀等；宗教人員也可能另有一套。對史學研究者而言，這些林林總總的觀念同等重要，無論是來自“專業”的醫學知識，或滲進了各種地域、時代、階層、族群、性別、年齡、信仰、哲學等因素的對身體的知識，都是史學或人類學者特別感興趣的課題。療治疾病非單向行為，而是互動的過程，純粹醫學技術的施展只是過程中的一部分。因此，醫學知識系統的發展，與整個文化的發展，應該有密切的相關性。而史學研究者的主要責任，就是要找出這個相關性。

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的醫療史研究群在幾年前曾召開研討會，共同思考如何“從醫療史看中國史”的問題。後論文出集成書，主編李建民教授在序文中指出，“在既有的中國醫學史成果裏, 我們尚未清楚辨識中國醫學真正的‘內在活力’性質為何。同時也應追溯中國醫學代際傳遞漫長週期中衰敗與斷裂的成因; 探求古典中國醫學的‘內在活力’的特質及其變遷, 無疑是下一個階段重寫中國醫學史責無旁貸的任務吧。”而這個“內在活力”，應正來自醫學知識系統與整個中國文化發展間的密切與微妙的關係。

要如何找到這個“內在活力”，可能目前尚需同行的努力與合作以找出明晰的方向。不過，我們可能要及早警覺遙遙探索路途中的種種“絆腳石”，以免走冤枉路。我認為其中最大一塊的絆腳石，就是按西方科學史或醫學史的發展路線瞭解中國醫史。近一個世紀以來循著這個思路書寫的中國醫史已證明了此路不通。它之所以不通，不但是因為西方科學史的架構與中國相關史料往往相扞格，而且這種取向下的歷史研究明顯無法開拓更大的思考空間，不能激發更多的研究想像力，反而局限了思路。在西方科學語言的擠壓下，中國醫學不是被指迷信不科學，其價值僅在於（不能用科學解釋的）經驗，就是反動式地被吹捧為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無所不能的中國式科學。在兩個極端之間幾無討論的餘地。學者在抽象“科學”概念的束縛下，無法啟動歷史研究想像力，想不通古人對待身體的方式，看不見醫史裏林林總總的人群與人的行動，也因此無從追溯醫學知識建構的歷史。所以說，思考中國醫史問題時，把西方近代科學發展的模式暫放一邊，是必須的思想準備工作。這樣做並非基於民族主義，更不是矯枉過正地貶低科學的重要性。西方科學在近代世界產生的重大影響無遠弗屆，已是公認的歷史常識。只是瞭解傳統醫學發展的軌跡就必須回到歷史情境本身，而現代人要置身歷史情境，是件艱難的任務，因為我們的思維已深受科學思想左右，要脫下科學的有色眼鏡、擺脫生物醫學的語境來思考歷史中的醫療問題，比想像中要艱難許多。研究者不但需要誠實地解讀大量史料的耐心與智慧，還要其他學科，尤其是人類學、社會學等在分析概念上的支持。如李建民所說，“研究中國醫學史的進路必須是一種再中國化（＝去西方化）的歷程。”去西化是一個說來輕鬆，但行之不易的高難度任務。

以下兩個例子或可較具體說這個“絆腳石”的問題。首先是病名。傳統病名或來自病症，如身體表面症狀：癩、瘰鬁等，又如指突然昏倒的“厥”、或有吐瀉症狀的“痧”。病名又可能來自病因，如由六淫（風、寒、暑、濕、燥、火）引起的“中風”、“傷寒”、“火瀉”、“濕腳氣”；或五臟六腑之證，如“心痹”、“肺壅”；或因虛勞而得的“傳屍體蒸”等。這些病名今天已少為人所用，或用意已與古時不一樣。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些病名？如果用西方“科學”來思考的方式就是用生醫學病名套進或直接“翻譯”老病名，如“癩”即今天之漢生（或麻風病）；或“中風”即腦溢血、“吊腳痧”即霍亂、“傳屍”即肺結核等等。對中國醫史貢獻甚偉的范行准先生于此也不能免俗，用這個方式寫了“中國病史新義”一書。范老雖然以其博學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資料，但是中西病名“對號入座”的處理法，把傳統疾病的界定過程(framing)完全一筆勾銷了，殊為可惜。這個以“科學”角度出發的研究方法結果是最不科學的，因為它把兩個互不相干的知識系統硬作對比。我們如能回歸古病名及其歷史語境，分析其內容與變化，可有助深入瞭解傳統病因論與疾病界定過程，這是切入古代醫史、病史的最好角度之一。

另一個例子就是有關儀式療法的問題。從生物醫學的角度，這些均是無科學根據的迷信行為，不值得研究。我們也確實無法以科學方法去研究儀式療法的確實治療作用。大概只能泛泛地以“心理療法”去解釋它的存在。然而這些由來已久的儀式卻處處反映病人的身體觀、疾病觀、宇宙觀，那正是醫療文化的基本構成因素。研究者必須依賴醫療人類學、或宗教研究所提供的分析架構去瞭解宗教、儀式與醫療之間的微妙關係。而這些問題是傳統醫史裏的重要的、必須處理的課題。“科學－迷信”這個簡單的二元思維無疑會將這方面的研究空間嚴重地壓縮。撇開“迷信”與科學的對比，我們才可以自由地觀察儀式過程中各參與者，包括或神祗、巫師、家屬、鄰居等與病人的關係與互動方式，分析治療場所、時間安排的意義，所用器具、符號、語言所指涉等等。這些分析所透露的訊息，正是用來瞭解身體疾病觀的重要資料。在這方面，我們的確得依賴醫療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中國醫療史的寫作在上世紀初已開始，陳邦賢、伍連德、謝觀等大家已為這個領域奠下基礎。此後，如范行准等學者均在不同時期對中國醫史的研究與寫作作出重要的貢獻。他們的成就多在於對醫生、醫籍、醫學思想源流等方面的歷史研究。在西方，李約瑟與魯桂珍在推動中國醫史研究方面功不可沒。在日本，山田慶兒的著作影響甚巨。前輩學者成長在科學掛帥的時代，他們的問題意識免不了受西方科學發展經驗的影響，往往要把中西醫學的高下作有意無意的比較，或者努力地把傳統醫學裏的“科學性”找出來，或者把目標放在中西醫“合璧”上面，以推動傳統醫學的“現代化”。章太炎雖常鼓吹中醫“務求自立，不在齗齗持論與西醫抗辯也”，但卻顯然仍無法擺脫“科學西醫”的陰影。早期這些大家之說處處顯示出西醫、科學對傳統醫學史研究的啟發與限制。21世紀的中國醫史研究者，應該可以擺脫20世紀早期的思想上的包袱，在更大、更自由的學術空間裏作更多發揮。

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早在1992年在杜正勝的領導下成立“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積極推動醫療的文化與社會史，到今已17年。今天中國醫療史在臺灣漸成氣候，小組之功不可沒。

這些論文為我過去20多年間的習作。它們包括我在醫史研究領域內遊走的兩個時期的工作。即早期有關明清醫療制度與天花問題的研究。最早的論文發表在1987年，當時並非刻意要進入醫療史的領域，只是在研究地方慈善機構時，被看到的資料所吸引。我留法的經驗讓我對醫療機構、身體觀念相關的資料特別敏感。我那時發現這些資料所顯示的社會現象尚未被廣泛注意，因此整理資料後寫了兩篇小文。1990年代後期以後，我才比較系統地對醫療史相關的社會史課題做研究。這段時間內，我在早年的基礎上，繼續對醫學教育、制度與醫療者身份等問題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因為我並沒有醫學的訓練，論文的性質明顯地偏向社會史、文化史。同時在歷史時代方面，仍偏重我較熟悉的宋代以下的前近代。

1990年代後期以來我的研究重點在癩病史，包括在古今中國醫籍裏對癩病的病因與病症討論、癩病所引起的社會反應，以及後來被稱為麻風病的疾病在近現代中國社會與政治文化中的意義。在癩病研究告一段落以後，我開始注意19世紀以來廣東地區的醫療文化發展。這個興趣其實也來自癩病史的研究。我在這個地方看見傳統醫學發展的一些地方特色，也看見西洋醫學在19世紀早期的引入。此時西醫的引入與明末耶穌會教士的引入西洋科技不一樣，因為受影響的是不再限於上層士人，而廣及一般居民。另一方面，傳統儀式療法依然為社會各階層所固守。這些各式各樣的醫學知識、療法，並沒有明顯的消長關係。就算已成為歐洲的殖民地的香港、澳門也同樣包容著不同類型的醫學與療法。三地之間的醫學、病人交流也相當通暢。在這商業文化蓬勃發展的地域，療法、藥物、醫書、各種技術、工具、醫者、病人如貨物一樣流通，但也牽涉著複雜的翻譯與轉移問題。這些現象構成一個什麼面貌與內容的醫療文化？究竟當時的廣州人或香港人、澳門人，他們的身體觀與疾病觀是否在慢慢改變？有沒有新的醫學知識在形成，或舊的做法被淘汰或修改？地方醫學知識建構的過程到底是如何進行的？民眾解決病痛的資源有沒有更豐富、或反而更貧乏？政治與社會精英所建立的醫療機構，包括各類型的醫院、診所，是否符合社會的期待與要求，或催生了新的醫療行為，或鞏固了新的技術與知識？這個醫療文化與以往大家所想像的“現代化”過程是不是類似的？其中商業、或政治的角色有多重要？直覺上，近代廣州地區廣義的醫療文化的探討可較具體地呈現中國“現代性”的複雜面向。

本書所涉及的主題只是個人能力所達的極少部分，其中在20多年前出版的論文現在看起來也似乎有點“過時”了。不過，我希望它至少能透露一點：可切入中國醫療史的研究角度很多，方法也因主題不同而改變。記得史學前輩何炳棣先生私下閒談時曾說過一句話, 是關於研究方法的，大意是：“我在大海拼命往岸邊遊，不要問我姿式正規不正規、漂亮不漂亮，總之我能遊上岸，就是成功。”進入醫療史這個新領域，就是要抱持著冒險精神，與不輕言放棄的堅持。

中國醫療史裏有太多有趣的課題仍在等待學者發掘。除了上文提及的一些問題外，我認為特別有發展潛力的範圍還包括醫療中的性別問題，這個問題在西醫史裏是一個極有啟發性的課題，曾產生不少精彩而重要的著作。在中國醫療史裏，雖然有關女性醫療者、健康照顧者的研究已有不錯的成果，但是有關醫學知識如何圍繞著性別的身體建構而成這個課題，仍待深耕。尤其在近代史的部分，這方面的研究特別缺乏。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當西方解剖學進入中國之後，醫學裏性別的定義如何受到衝擊？這不但是個醫學上的問題，也同時與近代國家意識形態與體制的建立息息相關，但這方面的研究者並不多。有關性別與醫療這個課題，研究成果之少與可掌握的資料之多不成比例。此外醫療與宗教的關係，也非常引人入勝。至於在文化上與中國關係更深的日本、朝鮮、越南之間的醫學知識流傳歷史，我們至今仍弄不清楚。

尚待開發與深究的課題實在很多，而其中不少都是中國歷史、文化裏的重要問題。如果年輕的學者能掌握更多有利的分析工具、史料，堅持地走下去，未來的醫療史研究就可建立在更深厚的描寫與分析上，逐步向更高的層次、更廣的範圍發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一天找到醫療史的真正活力所在，也才能更全面地瞭解古近代的中國文明。那時，研究其他文明醫療史的學者，也不得不參考中國醫療史的著作。相信有一天，中國醫療史會真正從“過去的另類”成為“未來的主流”。

（《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