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本期 (19期,2011515) 「明清研究通訊電子報」,刊載了兩位醫療史學者規畫、執行研究計畫與研究之心得,敬請參閱。





 





中央研究院「影像與醫療的歷史」主題計畫

——
專訪李貞德、祝平一教授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劉威志 採訪整理





  中央研究院「影像與醫療的歷史」主題計畫共執行三年 (2008-2010)(參見網站),由歷史語言研究所李貞德教授、祝平一教授共同主持,參與研究人員有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建民教授、李尚仁教授、戴麗娟教授,臺灣史研究所劉士永教授、近代史研究所張哲嘉教授、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陳秀芬教授。本計劃參與學者試圖突破以文字作為主要(甚至唯一)研究媒介之現狀,改從圖像、影片等視覺材料入手,進行醫療史研究。三年的研究成果於去年底「醫療與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 (2010.11.24-26) 中,與其他國內外學者共同發表,迴響熱烈。本期《明清研究通訊》非常難得邀請到李貞德、祝平 一兩 位計畫主持人,為我們分享本主題計畫的研究取徑與一路過來的種種經驗、心得。





研究背景與計畫源起





  李貞德教授研究漢唐之間的性別與醫療,廣泛使用石刻、圖表、繪畫人體經脈等圖像,察覺圖像不僅可以是文字的輔助說明,本身也可構成值得分析的史料,故投入圖像、視覺相關研究。此次醫療與視覺的研究構想則受到兩個經驗影響,第一個經驗是李教授 1992 年加入史語所的「疾病、醫療與文化」讀書小組,在蒐集資料時,看到四川大足寶頂山摩崖石刻「父母恩重經變相」圖錄,其中一組「臨產受苦恩」造像,產婦一手下垂、一手捧腹,似欲臨盆,並承受臨產陣痛之苦,而身旁有兩位助產女性與一位流露焦慮神情的男性,一般人若不瞭解造像的佛經背景,很難看出這位婦人正面臨生產。這組造像使李教授深受震撼,便開始搜尋古今中外婦女臨盆的圖像,想進一步瞭解產婦如何被描繪,尤其是垂直式生產的臨盆情狀,她也在文獻裡搜查關於垂直式生產的記載,並在 2004 年親自造訪大足,驗證書中所記。這便是李教授從事影像與醫療研究的重要契機。



  過去李教授從事漢唐性別醫療研究時,發現醫書中收錄圖表指示婦女生產方位、姿勢的宜忌,圖表劃分為十二個月,說明產婦須朝子、丑、寅、卯哪一方位生產才能順利安產。中國現存最早的產圖,可能是漢代馬王堆《胎產書》殘存的「南方禹臧」圖,用來「埋胞」(埋小孩的胞衣),但過去生產手冊與助產策略皆以文字記載,且繁複難以理解,隋代德貞常採用易懂好用的向坐方位手冊重構出「十二月圖」;到了唐宋,產圖統合了設帳、埋胞等宜忌,製成一大表,提供產家使用。分析這些中國古代產圖的演變,就能理解歷代人們對於產婦、產家與生產的態度與觀念。[1]另外,日本現存最早的醫學全書《醫心方》(982) 也曾收錄隋代《產經》的資料,裡面也附了月禁脈圖,說明懷胎幾月時哪些穴位不能針灸,很可能是中國最早經脈圖的留存。



  另一個契機則是 2002 年至 2003 年間,李教授至美國哈佛大學訪問之時,她旁聽了科學史學系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science)
的「攝錄科學」(Filming Science) 課程。這門課訓練學生進入科學操作現場拍片,企圖利用視覺呈現的方式,一探醫學或科學在實驗和操作過程中默會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李教授也去校區附近婦幼醫院的卵巢癌實驗室現場跟拍,這次攝影經驗讓她體悟到,作者觀點的融入不只傳達了某一事實、真相或說法,更能啟發觀影者的思考。因此,不僅是傳統文獻裡附載的圖,任何當代的攝影照片、紀錄片、電影等視覺媒材皆是能進一步分析的史料。




  自哈佛返臺後,李貞德教授提出先導研究計畫,號召幾位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2]的同仁共同發想研究主題,邀請國外學者訪臺演講,並籌辦了約二十次圖像史料和醫療影像的讀書討論會。計畫進行初期也曾遭遇困難,首先,參與成員對圖片、影像等各種視覺史料之間,及其與文字資料在功能與意義上的異同,討論熱烈,並試圖提出更清晰的分類概念。其次,各成員的研究斷代亦差異甚遠,從魏晉南北朝、隋唐直到明清、近現代,時間上難以統合。幾經討論協調,最後有八位成員參與主題計畫。不過,三年計畫正式啟動前,李教授因借調清華大學負責行政,參與研究討論的時間相對減少,故謙稱共同主持人祝平一教授才是主導計畫開展的領導人。





以性別觀點反思法律與醫療的歷史:李貞德教授





  1986 年,美國歷史學家 Joan Wallach Scott (1941-
)
提出性別 (gender) 一詞,作為歷史分析的類別,
[3]而臺灣學界則至 1990 年代後期才較普遍使用性別一詞,並視為研究取徑。以前臺灣高等院校沒有性別與歷史的相關課程,至 1979 年鮑家麟教授自美國亞利桑那大學返台客座時才首次開設中國婦女史,開啟先聲。之後,婦女與性別課程、論文逐漸增加,學者和學生也開始意識到可以從日常生活的性別權力關係瞭解女性地位、角色,許多課題都能由性別觀點切入,突破才女名媛、婚姻家庭,或女權運動等課題,發展性別分析的研究框架。十多年來,李教授的研究以性別為關懷重點,著重討論法律與醫療領域中女性身體與社會角色所受到之規訓 (discipline)。她認為,法律是國家治理的一種方式,具有強制性,可影響個人的角色位置;從律令規定做為切入點,理解女性處境、男女關係,以及家庭在社會國家中的角色。



  醫療對於生命、生死的處理準則也具有一定的強制性,醫書對於女性生育的措施,包括求孕、墮胎、分娩、產後調理與養育子女,設法給予保護,卻在同時形成了管束的力量。從醫書中對女性產育照顧的規範,以及與他人互動的描述與評價,可以瞭解傳統中國性別化的身體觀。〈笑疾考〉(laughing disorders) 一文是李貞德教授醫療史研究的里程碑。她閱讀唐代孫思邈 (581-682)《備急千金要方》時,發覺古人對於情緒存有性別差異的觀點,認為女性常會忌妒、憂憒,導致疾病難治癒,便著手研究漢唐之間性別、醫術與笑的關係。中古中國認為多話與多笑會讓人體內的氣洩出,而排氣過多會讓人體虛弱,為了避免亡精費氣,傳統醫書發展出「諸情不宜,多笑無益」的養生文化,崇尚人要少言少笑、減少情緒起伏以維持健康。 然而研究結果並未發現女性與笑疾之間的絕對關聯,也讓李教授體認到,研究出發點與結論不見得必然相關,有時預設的性別論述並不存於研究的斷代,而是在之後的時代才出現,但對性別議題的關懷,常能帶動研究思考。





 





  視覺史料則是一種對新材料的探索——從醫療紀錄片、照片中發掘影像記錄與女性生育之間的關係,能觸發更多研究想像。李教授指出,靜止圖像 (still image) 與影像 (motion picture) 的性質截然不同,兩者表達的時間性也有所差異,如醫書圖譜可以供人反覆閱讀、細察,但醫療紀錄片所釋放出的訊息也許就在那一瞬間。李教授憶及中學時期曾看過健康教育宣導影片,當時放映紀錄片十分困難,播映設備昂貴且架設不易,必須要全體聚集在某一定點集體播映,再搭配現場講解與衛生教育解說,然而影片釋放的訊息仍有限,觀影者接受的資訊未必與影片所傳遞的內容相符。又如美國學者研究醫療影片 (medicine’s moving
pictures)
時,就發現早期的乳癌自我檢查與宣導短片因牽涉到女性乳房裸露畫面,不僅拍攝時困難重重,播映時也引起極大騷動,原欲傳達的乳癌衛教知識參雜了許多社會文化的面向。




  李教授表示,影像資料除了內容,其製作與再現脈絡皆值得探究。去年的研討會,李教授延續先前研究成果,進一步探討美籍女性傳教士孫理蓮 (Lillian R. Dickson,
1901-1983)
女士在臺灣佈道與協助醫療設施的歷史,其中將近32分鐘的紀錄片《趁著白日:孫理蓮的台灣》(While It Is Day: Lillian
Dickson’s Taiwan, 1972)
成為她的論文焦點。這部宣教紀錄片,由美國教會領袖包伯皮爾斯 (Bob Pierce, 1914-1978) 籌劃與拍攝,向美國教友介紹這位在臺灣奮力傳播基督福音的女性宣教士;在報告宣教成果的同時,也透過影像傳達台灣的醫療困境與需求,以期激發母國與母會的同情,獲得更多支持,並且呈現台灣在公共衛生史上的特殊性。




  李貞德教授在分析《趁著白日》時,將其中烏腳病防治的片段,和電影《一隻鳥仔哮啾啾》(1997),以及公共電視臺製播的臺灣公衛發展史紀錄片《戰疫——臺灣流行疾病》(2004) 的影片相比較,發現即使是同一課題,不同的視覺史料敘事方式不同,呈現患者、醫生與政府的方式也因影片類型與主題有所差別。[5]





從事視覺與醫療研究的契機與心得:祝平一教授





  祝平一教授關注天主教教士與信徒面對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議題,偶然間看到醫書中「翻圖」的記載,覺得十分有趣,便加入了本項主題計畫,著手研究「圖」在中國醫學傳統中扮演的角色。





 





  祝教授坦言,自己一開始便困在「圖」這個字裡,因為就中文詞意而言,「表」也是圖的一種,但西方已有許多表達 image(圖)與 diagram(表)概念的同義字。西方學界一直探討圖像與再現之間的現實關係,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之後,科學家對於透過顯微鏡等新技術,以儀器、圖像再現現實更為關注,製圖能力也越發精良。醫學的圖理論上較為功能取向,與為了美學而製作的圖不同。然而不論是那種圖像,其符號與指涉間的關係不見得就能輕易解讀,有許多複雜因素交互影響,這正是「再現」過程的複雜性。中國版刻、手繪圖畫使用的技術在十七世紀後與西方已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版圖不論是抄本或刻本往往都沿襲過去式樣,雖然可描摹精細,但同一類圖的精細與粗糙差異甚大。因此,中國醫書裡的圖在畫工、刻工、出版商的技術網絡中,與文本和圖原作者所想傳達的訊息之間的關係為何,尚待探討。



  祝平一教授討論的是十九世紀的「翻圖」。根據醫書記載「翻」是「痧」的別稱,「痧」在清代已成為疫病的代名詞。「翻圖」似是描繪「痧症」病狀與治法的圖譜,乃疾病圖的一種。祝教授寓目的「翻圖」有三種版本:一為刊於咸豐元年 (1851) 的《繡像翻症》,二為附刊於《繪圖針灸易學》的〈七十二翻全圖〉,三為柏林國家圖書館的手抄本《繪圖針灸易學》。〈七十二翻全圖〉附於《繪圖針灸易學》,其原版為河南長葛李守先所著,原名《針灸易學》,分上、下二卷,為嘉慶三年 (1798) 出版的自刊本。此醫書版本甚多,但原刊本與道光二十七年本 (1847) 最早的兩個版本,書名皆無「繪圖」二字,亦無〈七十二翻全圖〉,可見「翻圖」乃後來附加。從〈七十二翻全圖〉內容也可看出,其來源當為刊於咸豐元年 (1851) 的《繡像翻症》。李守先於《針灸易學》中強調針灸「手法」之重要,當時治痧使用括挑技術亦強調手法,以實用為取向,少討論醫理問題;而《針灸易學》以灸法治療小兒之豬癇、羊癇、牛癇、馬癇、犬癇諸疾,在命名上與「翻症」頗為相似,具有親近性 (affinity);另外,李守先的墓誌透漏了當時修德被認為是一種具有療效的醫療手段,故刊刻醫書能修德行善去邪,療治天行時疫。因此祝教授認為,清末將《繡像翻症》的「翻圖」附於李氏的針灸書上,或與《針灸易學》文本性質近於治痧手冊、強調「手法」以及崇尚修德去邪有關。而李守先逝世兩年後的道光元年 (1821),河南宜陽大行瘟疫「翻症」,是年江南亦大疫,但由於記載不同,也難以斷定這些疫病是否為同一疾病分類,即使為同一疫病,南北稱謂各殊。[6]





  疾病的出現與消失,是西方醫療史長期以來探討的議題,但不見得都能清楚地將每一疾病的起因與症狀和現在的疾病分類相互連結。疾病的定義與命名也有一段發展過程,疾病的命名可能只存於某一時期,疾病概念更有其歷史性的變化。



  「翻圖」出現年代很晚,醫書中亦罕見,同一時代的「痧症」概念也已有轉變,且越來越難被指認;而記載「翻症」作為一種疾病的文獻出現於山東泰山與山西太行山地區,被認為是北方病症,但「痧症」的論述大多來自於南方醫家。「痧」並非正統醫學裡的疾病分類與知識,而是將民間流傳的疾病知識寫回文本中。「翻症」亦然,且翻圖的文字比較類似宗教治療。從「翻症」的例子可以再討論一般民間醫療知識和醫家的同異處。



  醫療記述與文本、圖像之間的關連,疾病本身的歷史變遷等等都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議題。從多種醫書與文獻資料中發現細微的問題也十分重要,可拓展中國醫療史的研究範疇。中國醫書中有許多圖,但特別集中在婦科、兒科、外科,內科則多為經脈圖,而且圖大多重複,且圖不見得與文字配合。祝教授提醒道,人的疾患有時間性變化,一般醫生若只照著圖的指示,不見得能妥善處理,過去時代醫學知識運作的方式與現今相差甚遠,因此醫書圖像是否能增進醫術也屬未知,是知識論上很大的難題。



  祝教授認為以視覺文化談醫療十分有趣,但牽涉的範圍太龐雜,分析困難,必須事前做好心理準備。





影像醫療史的研究心得與未來方向





  隨著「影像與醫療的歷史」主題計畫的推展,祝平一教授接觸到各類史料,發現不同醫書作者記述的「痧症」大同小異,相互傳抄,讓人不禁思考中國醫療體系中知識生產的意義。祝教授也提到,中國醫書中經脈圖的原型相同,雖然各時代的繪製可能有粗細、造型的不同,但所擺出的姿勢均雷同。雖然很多圖像的研究者都想探討圖的意涵,但也許醫書裡的圖像只具有點綴性、裝飾性的意涵。最後,圖像反映出的科學觀察也隱含了許多個人訓練與表達的差異,有時候科學觀察像是靈光一現,一眼而見現象的全體結構。現代科學研究的圖像往往是探索未知,無法於第一眼就掌握圖像所給予的全部線索。祝教授笑說,進行研究就是從中學習新知識的過程,將來考慮將清代的痧症寫成一本小書。之後會繼續西學輸入的的研究。



  李貞德教授也補充自己對於醫療圖像的研究心得。前幾年她研究日本平安朝的醫書《醫心方》,發現丹波康賴 (912-995) 蒐集中國醫書圖像時只留下搭配病症解說之用最精要的圖,並不像中國醫書有完整的經脈圖,實用性非常強,這表示丹波康賴也對中國醫療概念作出取捨,建構出屬於日本的醫療理論。[7]因此,圖的來源與指涉,也與醫書種類以及醫書的預設讀者十分相關,如記載「翻圖」、「痧症」的醫書也只畫出病狀、施行醫術處理的位置與方法,以實用為取向。本次計畫讓她體悟到,圖像與影像的分析截然不同,需分門別類處理,才能理解不同的視覺材料,詮釋個別脈絡。





  「影像與醫療的歷史」主題計畫可視為一大型的先導計畫,開展了許多視覺史料與醫療史的新興研究方向,如醫書的圖像類型、圖像的技術、流傳與閱讀或圖像的內容進行分析。西方學界研究書籍史的潮流已風行多年,臺灣學界也可以朝著這方向進行。若能在每一子議題下再設立三年期的計畫,針對不同主題、類型進行深入研究,成果會更具體而細緻,藉著主題計畫與讀書會的討論,也可與同道合作、切磋。



  李貞德教授的近期研究針對孫理蓮女士等傳教士的宗教醫療紀錄片做進一步探索,範圍從宣教片裡的醫療影像,擴展至當代衛生教育的宣傳政策與論述。另外,李教授對於台灣健康教育的推廣及其中的性別議題也已蒐集了許多資料,包括教科書的圖像、海報掛圖,以及美援時期及聯合國衛生組織計畫製作的衛教宣導短片等,近期內應可發表新作。至於史語所的「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未來則會繼續這個脈絡,以「醫療的物質文化」為主題,申請新的整合計畫,除了影像和圖片之外,醫療物品與器材(如顯微鏡成像、超音波攝影)也將成為分析的焦點,希望聯合時代差距、媒材差異,且結合同仁們的研究興趣,延續本主題計畫對醫療史的研究。









院內明清研究學者的優勢





  根據兩位教授的觀察與瞭解,臺灣學者接觸新的理論或學術觀點之機會甚多,接受度也高,而院內歷史學者的治學態度嚴謹,擅長細微考證與精細敘事,思維縝密,能將線索放入更大的研究脈絡中深入理解,不只是空泛地陳述而無詳實例證與描述,也不僅為羅列出瑣碎訊息,而沒有一套完整的研究架構與發展脈絡。這一直是院內歷史學人們的研究特色與優點,使得跨領域、跨斷代的交流更有可為。









對明清研究委員會的建議





  李教授與祝教授對於委員會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過去委員會舉辦過多場學術活動,邀請來的國際學者講演內容精采,提供了許多創新、獨特的研究觀點,為推動研究氣氛、促進院內與國際學界交流的努力有目共睹。祝教授表示本院明清史的大型計畫,成果斐然。如歷史語言所李孝悌教授曾主持「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研究計畫,聯合院內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以及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美國賓州大學歷史研究所等諸位學者,從文化、文學、社會、政治、經濟等不同角度,對傳統中國的城市文化和繁庶生活內容進行專題探討,發展時尚、豪宅、情色、節慶、寺院、感官之娛、城市文學與城市想像等等饒富趣味,成為國內外學者稱讚的對象。李教授亦提到,委員會籌辦的《明清研究通訊》電子刊物資訊豐富,報導詳細而不失真,對於國內與國際學界的認識和交流提供可行的管道,更熱心提議專題訪問,若能找兩三位相同研究範圍的學者圓桌會談,針對一項議題暢談研究發現與心得,相信訪問內容會更豐富,也能刺激讀者點閱,讓此刊物益臻完美。

















[1]
李貞德:〈生產之道與女性經驗〉,《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台北:三民書局,2008),頁 71-134



[2]
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原即「疾病、醫療與文化」讀書小組。相關資訊可參考網站



[3]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No. 5 (December 1986): 1053-75.



[4]
李貞德:〈「笑疾」考──兼論中國中古醫者對喜樂的態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1 (2004),頁 99-148



[5]
李貞德:〈宣教影片中的疾病、醫療與文化──以《趁著白日:孫理蓮的台灣》為例〉,發表於「醫療與視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0 11 24 日至 26 日。



[6]
祝平一:〈圖像與分類:從翻圖談起〉,發表於「醫療與視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0 11 24 日至 26 日。



[7]
李貞德:〈《醫心方》論「婦人諸病所由」及其相關問題〉,《清華學報》第 34 卷(2004 年),頁 47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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