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原文經版主繁體化，應較好讀。最近不太專心的(當閒書)看《什麼是醫學史》，作者Burnham和席文教授都指出這些專史慢慢往社會、文化史發展的傾向，倒是臺灣的醫學界醫史教育，好像還是偏重醫學新發明和菁英醫者的歷史講述，這些外國學者所陳述的「變化」，好像沒有很明顯的在台灣醫界的醫學史內出現。歷史學界的醫史研究，則是以「變化」當作「起始」，一開始就走入社會文化，醫界與史學界的對話仍是不足。至於 席文 教授沒有多提一些臺灣的醫療史和科學史研究，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
科學史和醫學史正發生著怎樣的變化
席文（Nathan Sivin）
【原文出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1期第93～98頁
【英文標題】How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Is Changing
【作者簡介】席文，男，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系中國文化與科學史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賓夕法尼亞大學 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系，美國費拉德爾菲亞
【內容提要】 1950年代科學史成為職業領域時，接受科學訓練的科學史學家用語文文獻學工具或者考證手段分析文本，研究大人物的科學思想。到1970年，多數西方科學史學家接受史學訓練，為外行寫作歷史。198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把研究從古代轉到當代，採取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研究不出名的科學家、管理者甚至患者及其家人，並對社會地位、人際關係、財富、權力、說服手段和受眾進行分析。近來，科學史的研究焦點已經從普適的知識體轉向科學的地方性文化。北宋學人的多才多藝、現代之前科學研究的費用、科學與文學的關係、患者及其家人對於療效的感受等，都是值得人們結合常規進路和創新進路、智識史與社會史，深入開展研究的領域。
In the 1950' s whe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become professional fields, historians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who were trained in science and medicine, investigated thoughts of great men by the tools of philology and evidential research. By about 1970, most of historians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were being educated in history, and began to write for laymen. Since 1980' s, many scholars have moved away from research on ancient times and studied the recent past, took the approaches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to unfamous scientists, administrators,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analyzed social status,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the cost of research, and the role of authority. Recently, the focus has moved to local cultures of modem science. It would be worthwhile to study the widespread involvement in science of literati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the cos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before modern times, links betwee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rapies, by combining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drawing on recent social science, and developing a good balance between conventional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關 鍵 詞】科學史學/科學史/醫學史/方法論historiography/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medicine
很多人把科學史和醫學史看作兩個領域。那是因為60年前，寫自然科學史的是科學家，寫醫學史的是醫生。早期偉大的現代中國科學史學家之一竺可楨教授，就其所受訓練和從事的職業而言，是一位氣象學家。在竺教授之後的60年內開始工作的最重要的科學史家和數學史家，比如席澤宗教授和陳美東教授，受的也是科學訓練。醫學史家在中醫學院或西醫學院受過教育。醫學史和科學史起初並沒有很多接觸，這一點我們從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是分開的機構，就可以看出來。
今天，由於這兩個領域彼此影響很大，其研究的問題和方法就沒有很大差異了。醫學史學家廖育群教授是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現任所長，這一事實就表明，這種機構的分離沒有過去那麼重要了。這兩個研究所都把他們的研究生訓練成職業的史學家。兩個研究所裏，就像國外大學裏一樣，研究的問題和方法一直都在迅速地變化。今天我將談談已經發生了的一些變化，以及正在持續地發生的種種變化。我將主要關注科學史和醫學史發生變化的相似之處，而不是這兩個領域發生變化的差異之處。出於這個原因，我將經常用「科學」一詞表示二者。
職業科學史
我從1950年代說起，那時科學史和醫學史成了職業領域。我說「職業領域」的意思是指高品質學術的起始。這兩個領域品質高實在要早幾個世紀。人們能夠作為研究者或教員謀生。1950年左右，不少學者正在從事科學史或醫學史工作。他們接受的訓練仍然幾乎全都是科學而不是歷史。他們所寫的，是他們領域過去的思想如何發展成與現代科學相似的思想。在他們看來，任何不被現代標準認可的東西都不值得研究。他們用語文文獻學工具，即批判地閱讀和分析文本所說的內容，來批判地研究原始資料。歐洲人有他們的語文文獻學傳統，中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也使用類似和同樣通用的證據研究（考證）工具。這兩種傳統對於弄清某個文獻是誰寫的、是否可靠、與其他文獻有何聯繫，以及其內容的含義，是非常有價值的。
結果，科學史和醫學史往往就成了概念和方法的概要，就像它們在重要書籍中按年代順序看上去的那樣。「變化」通常意味著兩本書內容的不同。這種研究的目的，就是鑒別「成就」——誰最先做的、誰做得更像現在知識。它描繪少數科學英雄，而不是普通人。好像哥白尼(Copernicus)、維薩留斯(Vesalius)、沈括(1031-1095)和郭守敬(1231-1316)與那些和他們一起工作的人幾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這樣的歷史不能解釋他們不同之處的原因。除了用影響之類的模糊解釋之外，它們也不能說明變化。它們說不出科學家何以有時接受影響而有時卻拒斥影響。為了努力理解大人物之間的關係，它們只著眼於機構。（黃小茹，2008）
這種進路(approach)在長時間裏成功了，其受眾就像其作者一樣，是科學家和醫生，他們想知道誰是他們的智識先祖。他們相信他們自己時代的知識就像他們作為學生從教科書中學到的那樣，是非常可靠和合理的。他們自己的工作就是改進他們時代的概念和方法。他們把歷史看作一件追溯同樣的改進模式的事情。他們的科學史與一般歷史幾乎沒有多少共同之處，一般歷史是關於諸種社會中無限複雜、非理性與理性相伴的人類經驗的歷史。
一般科學史的發展
大約從1970年以後，多數西方科學史學家和醫學史學家受的就是史學教育而不是科學教育了。他們開始為外行而不是為科學家寫作。他們從越南戰爭(1959-1975)認識到，科學技術常常被用來摧毀生命也用來拯救生命，它們可以作破壞環境的工具也可以作改善環境的工具。史學家對於科學的政治誤用的關切，導致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把研究題目從古代轉到近代，越來越多的研究生選擇研究當代科學。例如，我自己系裏的12位教授中，有10位研究20世紀甚至21世紀，我們的研究生很少研究1900年以前的事情。
研究你自己的時代時一定要注意，科學家的經濟需要、他們的政治態度、他們的競爭以及他們的人際關係，都不能忽視。要注意那些接受一般訓練、將永不會出名的科學家做著大部分工作，又引起了很多變化。探究所有這些事情以及許多相關的事情，正是我們今天常規研究的一部分。
這就提出了一個很顯然的問題：難道同樣的事情在過去就不是真的了嗎？如果是真的，那麼，一部主要基於大人物思想的歷史就太狹窄了，不能解釋科學是如何真正演進的。
大約到1970年代，就在許多像我這樣的科學史學家都在自問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我們發現，人類學和社會學正在發展的那些研究方法，可能非常有助於研究過去。下一講我將處理這兩個學科的影響，這裏我只稍微說幾句。
舊的科學史是關於英雄科學家個體的理念和理論的歷史。這樣的歷史可以導致有價值的結論，但卻不會導致均衡的結論。為了達到這種均衡，研究社會和文化在形塑技術變化中的角色，就是必要的了。今天，所有的科學家和醫生都意識到社會地位、人與人之間的常規和非常規關係、財富、權力等方面的差異。這些都是社會學研究的概念。科學家和醫生也從他們周圍的人們那裏，認識到如何理解和澄清他們的經驗、如何可以使他人同意，等等。人們分享的那些感覺和方法就是我們所謂文化的東西，屬於人類學。這兩個學科中的多數社會科學家探究的都是當下，而不是過去。
1950年代科學社會史創始時，不外是對科學機構的研究：英國皇家學會、法國科學院。由於這些機構只接納那些通常傑出而並非典型的少數科學家，因此這種研究並不導致理解上的重要創新。從那時起，史學家把人類學和社會學用於過去，他們也就闡明了種種技術性職業的方方面面。為什麼歐洲直到18世紀才有人作為物理科學家或數學家被雇用，而在過去2000年中國科學家就有了這種官職？為什麼在20世紀之前的中國，科學家很少公開爭論，甚至更少公開與在世的對手辯論？為什麼天文官員比數學官員的爭論要多一些？古希臘人以降，科學爭論和公開的面對面的辯論在歐洲很正常。這個重要反差的原因是什麼？這些差異表明的是社會習俗、優先權和價值觀上更深層的差異，是社會和文化上的差異。
讓我通過歷史地思考技術變化，給出一些重要變化的具體例子，這些例子首先是歐洲的，然後是中國的。
首先，新理念不能自動地使人確信它們是正確的而且比舊理念好。有些人不只是要發明新的技術方法，而且還要發明新的說服手段。如果這些理念是革命性的，那麼，科學家還得創造新手段去說服新公眾。沒有這些社會發明，變化可能就極其緩慢。儘管哥白尼作為一位天文學家廣受尊重，但羅伯特·韋斯特曼(Robert Westman, 1980)卻指出，在1543年他的書初版到1600年之間的三代人當中，歐洲總共只有10個人接受哥白尼的地球是行星及所有行星繞太陽運行的理論。哥白尼並非革命家。由於他是為大學裏的保守學者們寫作的，因此，直至伽利略(Galileo)為他創造了大學以外的新公眾的時候，新的理解才過於緩慢地出現。
在17世紀的英格蘭，大學主要是訓練人做宗教職業。並非令人吃驚的是，那個時代的多數重要科學發現的完成和發展都不在大學裏，由於大學並不準備贊許創新者，那麼，誰來判斷和接受他們的工作呢？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謝弗(Simon Shaffer)1985年對這個新問題給出了一個重要答案(Shapin and Shaffer, 1985)，這就是有名望並對科學感興趣的受過教育的紳士們，他們相互論證他們的發現和假說。起初他們只在自己家中向少數訪客做論證。到1660年，他們組織了歐洲第一個科學學會即皇家學會①。在這個組織裏，他們可以向大得多的紳士團體展示和討論他們的新工作，並把它作為真正的科學發表在學會的學報上。這在今天，比如在《自然科學史研究》這種學報中，已經是一種正常的模式，但是在1660年代它卻是一項新發明。
另一個例子是標準果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的發明(Kohler 1994)。20世紀早期，赫爾曼·繆勒(Herman Muller)及其同事在哥倫比亞大學生物學實驗室裏，開始繁殖一種極便於做遺傳學問題實驗的特殊品種的蒼蠅。繁殖了一代以上之後，他們把這些昆蟲送給許多正在做同樣工作的實驗室。結果，這些特殊的果蠅成了多種研究的標準昆蟲。這些實驗室依靠它們，並通過向哥倫比亞大學的這個小組告知其工作進展及經常接受他們的建議，作為對這些贈品的回報。結果，哥倫比亞的這個小組存在的時間很長，在那種實驗中取得優勢地位。這樣，一種昆蟲成了實驗科學中一種占統治地位的工具。
在這兩個例子中，我們都可以看出，科學的理念和理論都依賴社會活動——新科學家之間新關係的創造，甚至一種新昆蟲的創造——都使它們在某些方向的發展更可能。這也使得回答這個問題成為可能，即為什麼1280年元初中國雇用了150多位專家改曆，但是在此後的幾個世紀，歐洲卻沒有這樣的項目把五六位天文學家弄到一起。答案在於中國的集權官僚政體。
醫學史方面，過去20多年也有同樣重要的轉變。此前幾乎所有的研究都是關於醫生及其行醫的研究。醫生們的著作在1980年代仍然是醫學史的主要原始資料，但這些資料並沒有詳細記載病人的經驗。不過在傳記和日記裏，有許多這樣的記載。自那時以來，我們已經廣泛研讀了論述患者經驗的書籍，並且正開始理解普通生活中、病患中和手術中的患者疼痛史②。
中國醫書幾乎也沒有給出有關患者及其經驗的知識。不過，10年前張哲嘉(Chang, 1998)的博士論文使用了北京故宮檔案館的文獻，非常詳盡地追溯了同治皇帝(1861-1875)和慈禧太后（1874-1908年在位）在他們被醫官和非官方醫師治療期間的個人看法。他們不是典型的患者，但張哲嘉的工作開闢了對一般病人進行研究的道路。
焦點變化
過去，人們都認為，現代科學是一種知識體，在哪裏都是一樣的。由於設想其概念和語言是普適的，學者們假定來自不同文化的科學家會用同樣的方式思考和行動。但是，兩個國家的化學家的心智習慣真是一樣的嗎？一項新近的研究③提出，把科學作品從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會改變種種意思。作者得出結論說，這在早期是真的，直到今天也是真的。對不同文化的科學家比如中國科學家和日本科學家就相同主題所寫的技術性論文，就內容和思想上的差異去做這樣的研究，會有價值的。
而且，單單研究科學概念過於狹隘，不能回答廣泛的問題。雪倫·特拉維克(Sharon Traweek, 1988)做了一項值得注意的研究，她比較了東京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直線加速器以及使用它們的科學家。組織在多個研究團隊裏的數百名物理學家需要使用這些機器，那些掌管機器的人給每項實驗分配了時段，任何不能得到足夠時間的專案都不會成功。特拉維克發現，斯坦福和東京決定分配時間的方式根本不同。差異並非取決於物理學，而是取決於管理實踐、工作習慣以及每個地方的人際關係。一項對於日本和美國的火箭項目的比較研究，給這個結論提供了另外的證據④。換言之，要理解科學研究項目的成敗，就得承認有現代科學的地方文化。
對於另外一個問題的研究還沒有很大的進展，關於中國的科學文化的研究尤其如此。在每個熱切專注於科學研究的國家，剽竊都是一個問題。大量研究調查了近幾年美國的許多案例（Judson，2004，第7章）。在中國，一項發表的調查提出，應當對剽竊進行歷史研究⑤，但是再過了十幾年之後，我們就不知道更多的事情了。據我們所知，20世紀之前模仿在歐洲是一種被廣泛認可的慣例。但是沒人研究中國的模仿。一些學者也許會把剽竊看作可恥的，但在很早的時代，它在科學上完全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我們想把科學理解為一種歷史現象，就必須對之做無偏見的探討。
對中國科學史的新探討
亞洲研究中國科學的史學家已經開始把許多這樣的新方法和新進路用於他們自己的工作了。
日本學者山田慶兒和栗山茂久在關於醫學和科學的書中已經把智識史和社會史結合起來。例如，山田慶兒對於授時曆的研究（山田慶兒，1980），就是第一部考察中國一次改曆的社會、政治和建制方面的著作，該書同時也是技術性方面的著作。當我就同一次改曆撰寫自己的書(Sivin, 2008)時，我發現這部著作極其有用。馬伯英的《中國醫學文化史》（馬伯英，1994），對其主題有多維度的豐富調查。馮賢亮(2002)是一直在用新方法研究環境史的幾位中國學者之一④。當年輕學者接受訓練從種種研究技巧中選擇工具時，中國將在常規進路與創新進路之間得到均衡的發展。
使用新工具
讓我列舉我們知之甚少或者就不知道的一些中國科學史領域，以及研究它們將會用得上的工具。
●1973年在一部沈括傳記中，我注意到北宋時期的許多人都異常地擅長於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的藝術和科學，從繪畫和詩歌到制地圖、發明、數學、天文學和煉丹術，這些學者在此前後的數百年間都罕見。30年後，還沒有人解釋這種有趣的現象。無疑，很多學者對此都有見解，但這是一個研究問題，而研究還沒有做。確實，這個問題，即智識廣度的模式，應該有廣泛研究興趣的人去探討。
●對於古代科學研究的費用，幾乎就沒有做過什麼研究。對於大規模的醫學貿易，隨便是帝國內部還是國際的，也沒有多少研究。經濟史正好提供了處理這些問題的技巧。例如，清華大學李伯重教授把經濟學技巧用於農業史和工業化史⑦。由對老中藥鋪的研究，我們知道，有豐富的記載可供定量經濟學的學者們進行分析⑧。董煜宇對於北宋政府的曆日專賣(2007)的新近研究⑨，提供了一個模式。
●對於歐洲的科學和文學相關的研究在近三十年得到了相當的發展，並且提供了許多富有成效的研究課題。這種工作在中國幾乎還沒有開始，儘管中國古代科學家和醫生在詩歌和其他藝術方面的技能通常高於西方的同類人。文學和詩歌集成往往倖存下來，而且篇幅通常很大。喜歡文學的人都知道，詩歌表達感情，這種感情用文章很難寫出來。對此進行的研究，提供了途徑去接近那些會被學術所忽略的思想和感情，這樣的研究當然還將闡明古代中國文學與科學之間的重要聯繫。
●醫學史學者最忽視的領域，很可能就是療效，不僅是藥效，還有其他治療方法的效果。史學家傾向於要麼認可早期醫生成功治癒患者的陳述，要麼拒斥多數陳述。兩者都不是理性進路。我們如何評價療效聲稱？從狹義的技術性的現代觀點看，試驗測試並沒有給出答案。
我們從醫學人類學知道，現代實驗室裏的療法產生的結果，不同於原始的社會和環境裏用同樣的藥物或同樣的操作所產生的結果。要理解結果，除了技巧之外，我們還得理解那些社會和文化環境。我們也需要研究治療者與患者之間的真實關係、他們相互作用的特徵、家人或其他在場者的角色，等等。我目前的研究專案是處理一千年前的功效問題，因為一項對於療法的各個維度的研究是理解古代衛生保健如何發展的唯一可靠的方法。這樣的研究是許多學者可以做貢獻的。
在5年前出版的一本書裏，我的同事傑佛瑞·勞埃德(Geoffrey Lloyd)和我論證說，為了得出最可靠的結論，研究問題的各個維度在比較研究中常常是有用的。比較實際上是一種廣泛的探究方法。不必要求比較兩種不同的文明。我們也可以探究同一個社會的兩個時代或兩個地方。
史學家趨向於僅僅研究思想史或者僅僅研究社會史，但是這些傾向都是基於歐洲習慣的區分。在研究中國古代科學家時，還必須理解他們中的多數人所屬的官僚文化，以及科學家彼此說服的方式，等等。我提出，最有效的進路就是首先要問哪個維度——個人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組織的、藝術的、數學的等等——與給定的問題相關。然後，我們可以考察那些相關的各個維度。這讓我們不僅理解了與問題相關的每個維度，而且還理解了它們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這個系列演講中的後續演講中，我將論述比較和文化簇(cultural manifold)。
我最後想留給你們的，是可能相當大地擴展研究中國科學的學術範圍的理念。竺可楨教授65年前寫的一篇文章用這些話結尾：苟能引起博雅君子對於本問題之探討，則此文為不虛作矣。⑩
收稿日期：2009-10-20
注釋：
①全稱是“倫敦改善自然知識皇家學會”。
②Porter, Dorothy, & Roy Porter, 1989, Patient's Progress: Doctors and Doctor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③Montgomery, Scott L., 2000, Science in Translation: Movements of Knowledge through Cultures and Ti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④Sato, Yasushi, 2005, Local Engineering in the Early American and Japanese Space Programs: Human Qualities in Grand System Building. Ph. D. Dissertation,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⑤李佩珊、薛攀皋：《是英文問題，還是科學道德問題？》，《自然辯證法通訊》1996(4):74-80；Li Xiguang and Xiong Lei, 1996, Chinese Researchers Debate Rash of Plagiarism Cases, Science (New Series), 274(5286):337-338.
⑥馮賢亮：《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⑦Li Bozhong, 1998,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 (Studies on the Chinese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s Ltd..李伯重：《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社會經濟觀念史叢書），王湘雲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⑧見劉永成、赫治清：《萬全堂的由來與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1):1-15；唐廷獻：《中國藥業史》，北京：中醫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
⑨董煜宇：《從文化整體概念審視宋代的天文學——以宋代的曆日專賣為個案》，載孫小淳和曾雄生編：《宋代國家文化中的科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50-63頁。
⑩竺可楨：《二十八宿之時代與地點》，載《竺可楨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53頁。
【參考文獻】
[1]黃小茹，2008，中國近現代科學史研究中的體制化芻議，《中國科技史雜誌》，29(1):30-41.
[2]馬伯英，1994，《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Chang, Che-chia （張哲嘉）, 1998,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 The Imperial Physician -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1874--1908), Ph. D. Dissertation,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4]Judson, Horace Freeland, 2004, The Great Betrayal: Fraud in Science, New York: Harcourt.
[5]Kohler, Robert E., 1994, Lords of the Fly: Drosophila Genetics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6]Kuriyama, Shigehisa, 1999,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日）栗山茂久，2001，《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陳信宏譯，臺北：究竟出版社。（日）栗山茂久，2009，《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陳信宏和張軒辭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7]Porter, Roy, & Dorothy Porter, 1988,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he British Experience, 1650-1850. London: Fourth Estate.
[8]Shapin, Steven, & Simon Schaffer, 1985,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美）史蒂文·謝平、賽門·夏佛，2006，《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蔡佩君譯，臺北：行人出版社。（美）史蒂文·夏平、西蒙·謝弗，2008，《利維坦與空氣泵：霍布斯、玻意耳與實驗生活》，蔡佩君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9]Sivin, Nathan, 2008, Granting the Seasons: The Chinese Astronomical Reform of 1280, With a Study of Its Many Dimensions and a Translation of Its Records （授時叢考，Sources 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al Sciences）, Secaucus, NJ: Springer.
[10]Traweek, Sharon,1988, Beamtimes and Lifetimes: the World of High Energy Physicis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美）雪倫·特拉維克，2003，《物理與人理：對高能物理學家社區的人類學考察》，劉珺珺、張大川等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1]Westman, Robert S. , 1980, The Astronomer' s Rol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 Preliminary Study, History of Science, 18:105-147.
[12]山田慶児，1980，《授時暦の道：中國中世の科學と國家》，東京：みすず書房。^
本文來源於CSSCI學術論文網:http://www.csscipaper.com/ 全文閱讀鏈結：http://www.csscipaper.com/zhexu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kexuejishu/1301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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