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迫繼續賦閑。眼看開學在即，而課業荒廢已久，於心不安之際，倒是耐下性子來慢慢看了一些暑假買的書。
八月中重回博雅堂，一眼就看見魏老師曾經提及的《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南開大學社會史中心余新忠老師主編。這書裏的內容以2006年在南開的某疾病醫療社會史會議論文為主，另邀稿若干而成。所有這些作者都可算是我的同行先輩，因此若說我將來要做的東西和這本書裏的大致相近，應該也八九不離十。
近年來，把西化等同於現代化、或把西方式的現代化等同於全人類共同歸宿的觀念在學術界四面楚歌，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致力於找尋不同於西歐北美的“另類”現代化模式。對醫療史來說，現代公共衛生制度和現代西醫傳入東亞的過程，也開始受到更多關注。有人注意到，在十九世紀傳入中國的西醫與今天人們心目中的西醫相比，無論是醫理還是治療手段上都存在天壤之別，因此對於晚清人眼裏的西醫傳教士，需根據當時的實際史料重新考量。還有學者仔細研究從清末新政開始的中國城市公共衛生建設史，看從西歐產生的衛生觀念和制度如何改頭換面，在東亞落地生根。從醫理、藥理方面探討清末民初醫家對中西醫會通的論著也不在少數。今年出版的這本論文集，其實並算不上太新的點子，不如說是先請若干資深學者對十年以來的研究工作略作總結，再加上年輕學者的一批摹仿與回應之作為多。
在書裏讀到若干與我之前想過的問題暗合的論述。比如梁其姿開篇即提出向中國前現代的歷史中去梳理中國本身的歷史脈絡，以期尋找東亞“近代性”（或者說現代性）的意義。但梁認為明清時代的制度和醫學創新均與中央政府無關，須把目光轉向地方史，是我不能完全贊同的。又比如楊念群一直感興趣的話題，現代醫學對個人身體的控制如何轉化為實際操作層面上的現代政治，其實可以順著相似的思路往明清時期去推（“現代”不“現代”可以暫時撇開），再往回看它如何與民國政治體制相銜接。蔣竹山關於清代人參貿易壟斷和江南士紳對人參的消費文化的文章是聞名已久的了，不知道上學期認識的韓國博士後姐姐是否還打算繼續從朝鮮史的角度來把這個話題寫一寫。
惱人的是總覺得這個集子裏的文章不夠好看，除了少數幾篇例外，都堆砌史料，味同嚼蠟，幾乎看標題就知道他全篇的論點何在了。辛辛苦苦做半天學問，並不是為了說明“十九世紀西醫亦有吸收中醫觀點”或“清末新政為後來北平城公共衛生建設做了不少好事”這樣的結論就可以止步了的。最近讀的史學好文章，無論是哪國文字，幾乎都是研究古代史的。簡直要以此作為自己興趣向古代史轉移的藉口了。另外中國近代史尤其和書面語言的劇變緊密勾連，從民初開始的史料，半文不白，文章就開始粗惡蕪雜起來，比滿清地方官的奏摺還要難看。49年以後政府檔的官樣文章更不要提了。讀史料都找不到一點新鮮感和美感的話，可不是大麻煩麼。（我覺得我的這個想法很不對頭，拿出來大家批判吧⋯⋯）
與這書形成對照的是另一本，費振鍾《中國人的身體與疾病——醫學的修辭及敍事》。費振鍾先生何許人之前並沒聽說過，似乎不是史學科班出身，看作者簡介裏寫過題為《為什麼需要狐狸》這樣的書，不由得心生好感。翻開一看果然不是學術書，沒有註腳（關於footnote的感想改天再寫）。可最大的好處是語言生動好看，即便有幾分野氣，幾分掉書袋的呆氣，還有若干脫落不通的歐化詞語散落在這裏那裏，都無傷大局。
全書分六章，按時間順序，從《黃帝內經》說到“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借用了頗多Charlotte Furth《繁盛之陰》的觀點、話題甚至結構（也有一章專論明清江南醫學，一章專論宋代儒醫，一章專論婦人科），讓我一開始頗為疑惑，讀下去卻每每能翻出新意，不被國外理論所拘束。例如講宋代醫學轉型的一章，就從趙光義對技術專家的偏愛講起，引出《太平聖惠方》的成書內幕，繼而接上北宋士人中“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風氣，以及蘇軾結交醫人、給自己和別人亂開方子的逸事，再講到新儒學讓知識份子都去格物致知，會念書的人就能學治病，最後才歸結到朱丹溪這樣大器晚成的儒醫。雖然回頭想想，整個敍事中存在不少引證和論理上的漏洞可以攻擊，但史實大體準確，故事講得也聰明，讀起來不知道比枯燥的論文好看多少倍。說起來這本書也同樣有虎頭蛇尾之嫌。講到作者熟悉的明清士人，就有點收筆不住，這個人也想寫，那件事也不能不提，結果一章分成支離破碎的七個單篇，未免可惜。
歸結起來，還是不能不時刻警醒自己，寫史終究是寫故事，而且是寫給人看的故事。想好的意思一旦落筆，就要能見得人，就得負責任。古人言治大國如烹小鮮，今人治學文章，何嘗不該如是。
轉貼自：http://eileenbh.blogspot.com/2009/08/blog-post_25.html
版主按：這位女士的部落格很有意思，我猜她應該是在美國攻讀歷史的博士學位，很可能與醫療史相關。有興趣者可以上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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