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伍連德
轉載自：vol.2010005, Sun, 07 Feb, 2010 中國新聞週刊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認定的甲類傳染病僅有兩種：鼠疫、霍亂。鼠疫也稱「黑死病」，在世界範圍內曾三次大流行，數千萬人殞命。而在清朝末年，華人醫生伍連德僅用4個月就領導消滅了一場震驚中外的鼠疫，死於疫病的人數止於6萬人
伍連德(1879～1960)，公共衛生學家，我國檢疫、防疫事業的奠基人，劍橋大學首位華人醫學博士。
伍連德祖籍為中國廣東新寧(今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於英屬殖民地檳榔嶼，馬來亞(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他的故鄉。1910年末，東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受清廷派遣，赴哈爾濱主持治疫，因功勳卓著而「獲賞」醫科進士。1911年4月，國際防疫大會召開，伍連德被公舉為會長。
1911年，伍連德創建了「北滿」防疫處(後為東北防疫事務總處)，這是中國常設衛生防疫機構之發軔。他親任總醫官，之後帶領著中國第一代防疫人駐守哈爾濱20餘年。其間，在有準備的情況下成功地抗擊了哈爾濱1919年夏季的霍亂和1920年的肺鼠疫。1932年，他又成功地控制了上海霍亂。
此外，伍連德還創立了中華醫學會，任《中華醫學》雜誌主編，編撰了《中國醫史》《鼠疫概論》《霍亂概論》等專著。他還曾力爭收回了一直由洋人把持的全國海港檢疫主權，制定了中國海港檢疫制度。伍連德籌建了北京中央醫院(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成為其首任院長，並於1926年創辦了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前身)。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伍連德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曾被日軍誣為間諜在瀋陽拘留，後經英國領事斡旋保釋南下赴上海。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侵佔了中國大片領土，伍連德被迫離開上海全國海港檢疫事務管理處，舉家返回馬來亞。
1947年，他最後一次訪問中國，從此淡出了國人的視野。伍連德「重返」現代中國，逐漸被人知曉，始於一場烈性疫病，即2003年SARS以後。
2008年9月，在原東北防疫事務總處舊址上，哈爾濱市建立了伍連德紀念館。
2010年歲初，《中國新聞週刊·往事》欄目謹以此文，紀念伍連德逝世50週年。
本刊記者/楊涵舒
2007年，諾貝爾委員會的官方網站披露了1901至1951年度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的資料。與中國相關的被提名者共有3個人：一位是曾在奉天(今瀋陽)南滿醫學院工作的日本人，一位是在北京工作的法國外交官，以及成功地控制了1910年東北大鼠疫的中國公共衛生學家伍連德。伍連德被諾獎提名的理由是：在肺鼠疫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發現了旱獺(土撥鼠)於其傳播中的作用。
伍連德，儘管當時有英僑民身份，但在諾獎候選人表中，「Country」(國家)一欄為「CHINA」。 這是已公開資料中，首位被提名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獲得提名的1935年，華人醫生伍連德56歲，回到中國服務已28年。
伍 博士在1910
1910年12月24日 ，清王朝的最後一個冬天。臨危受命的伍連德來到哈爾濱的華人居住區傅家甸時，這裡已經是人人自危。
鼠疫的最先感染者，是那些捕捉旱獺的關內移民。人們這次從旱獺身上感染的，是借呼吸和飛沫傳染的肺鼠疫。病人先是發高燒、打寒戰、頭痛、骨痛，然後胸悶、乾咳、咳痰帶血……不久即窒息死亡，死後皮膚呈青紫色。1910年10月25日 ，滿洲裡首次出現客棧暴死患者，11月8日 ，疫情就傳到了「北滿洲」的中心城市哈爾濱。
哈爾濱的名字來自滿洲話，意思是「曬魚網的地方」。1908年中東鐵路建成後，哈爾濱迅速繁榮起來，人口達到七萬。這裡居住了許多俄羅斯和日本僑民，是俄國勢力在「滿洲」的主要中心。
當時的傅家甸是貧民棚戶區，約有2.4萬名中國人聚居，疫情首先在那裡爆發了。「那裡沒有醫院、實驗室和防疫消毒站，只有兩名西醫和一個曾經是浴室的防疫室，用來安置那些懷疑被傳染的病人，就是那些發燒、頭痛、咳血痰的病人，他們被不加區分地扔在那裡。」40年後，伍連德在他的英文著作《抗疫鬥士——一個現代華人醫生的自傳》裡這樣記述。
那時，整個傅家甸只有兩名中國西醫，是總督錫良由奉天(今瀋陽)派來的。他們只能將病人遣送到特定地點，並將病死者收殮埋葬。
儘管這場肺鼠疫和老鼠無關，但當時為了防疫，採取了獎勵捕鼠的措施。東北三省規定：「活鼠斃鼠每個銅幣七枚,由就近巡警發給。」僅奉天省處置的老鼠就有80972只。公共衛生也第一次引起了重視，吉林省「各關檢疫分所於城甕內設機器藥水，見人消毒」。在鐵嶺，政府發放了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盡帶呼吸囊」「由巡警隨時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違警論罪」。
然而疫情愈演愈烈。1911年1月8日 的《盛京時報》記載：「入街地方，見有華人屍身七具，圍觀之華人約有四十名，又見溝內倒斃華人兩名，甚至見有賣瓜子華人一名，隨地倒斃。」1月11日 ，來支援防疫的法國醫生邁斯尼，因不相信伍連德呼吸飛沫傳染的理論，未按要求戴口罩防護，也染病身亡。到1月31日 ，傅家甸的2.4萬人，四分之一的人喪生。
疫情沿著鐵路迅速擴散：龍江、呼蘭、長春、奉天，甚至河北、山東……時任東三省總督錫良向朝廷告急，形容那裡疫情「如水瀉地，似火燎原」。
抗疫鬥士
以瘟疫調查員的身份來到哈爾濱時，伍連德剛剛31歲，職務不過是袁世凱開辦的天津陸軍醫學堂幫辦，即副校長。這位年輕人隨即被任命為欽差東三省防疫總醫官，帶著一名醫校學生，來面對這場災難。
他要求醫護人員把嘴和鼻子都用紗布和棉絨遮擋起來。藥品沒有絲毫作用，因為這種疾病對肺的破壞太快了。伍連德實行「隔離」，整個傅家甸被分成四個區，各自擁有消毒站、消毒車、醫務人員等，外圍駐守著1100多名士兵和600名警察。
按照白、紅、黃、藍四色，各區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證章，可以在本區內活動，但要去往別的區域，必須申請特別准許證。每天各區派出40多支搜查隊到各家各戶巡視。鼠疫病人被移送隔離處，他們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碳酸消毒。沒有出現症狀、但和病人有過接觸的人則被送往「疑似病院」隔離，這是伍連德的首創。
伍連德自述：「整整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組織逐漸步入正軌。官員們接受了我的觀點。1911年1月，疫情達到最高峰，(傅家甸)最多的一天有183人死亡。」
他奏請朝廷執行嚴格的鐵路檢疫，檢查出入境者。春節將近，當局不得不出動軍隊控制意圖返鄉南下的流動人口。
東北當年的12月到次年3月間，積雪達五寸到七寸高，無法挖開土地埋葬，疫斃的屍體在雪地上連綿至一里開外，鼠疫桿菌在屍體上能夠存活數周到數月之久，為了阻斷鼠疫通過屍體傳播，伍連德不得不作出向中國傳統觀念挑戰的重大決定——將屍體焚化。
1912年出版的《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中，記載了伍連德的憂慮：「至於死亡之事，我國人視之，猶重保存屍體，既同於神聖之不可侵犯。今者亦因防扼傳染之故，乃欲其屍體施種種消毒之法，或則遽令掩埋，或則加以火化，彼死者之父若兄妻若子目擊耳聞，能無不動於心乎？」伍連德相信：唯有皇帝下一道聖旨，才能解決問題。
同當地士紳交流並得到支援後，伍連德向清廷上書，請旨焚化屍體。三日後，伍連德收到了清政府的回復：同意火化。
「伍連德這個人，既有學術能力又有行政能力，這十分難得。」中國科學院研究員、中國微生物學會原秘書長程光勝向《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介紹了這段歷史，「他能發動群眾。幾千具屍體，他說燒了，當地沒有人(敢)反對。送信的郵差、老中醫……都被他發動起來(投入抗疫)。」
1911年1月31日 ，伍連德僱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屍體以100為單位，分成22堆，火葬淨盡。這天是大年初一，人們按照伍連德的要求，燃放了比往年更多的爆竹，爆竹裡的硫磺同樣有消毒之效。
所有的努力開始奏效，1911年3月1日 ，哈爾濱的疫情報告出來了——死亡人數為零。其他各地也相繼控制住疫情。在爆發4個多月、死亡6萬人後，伍連德將這場大瘟疫終結。
銷聲匿跡的英雄
1937年，伍連德在上海的府邸毀於日軍炮火，他在中國從南到北建立的近20所醫院、檢疫院、研究所或被毀、或被佔領，伍連德舉家取道香港回到故鄉馬來亞。長子伍長庚則繼續著父親的事業，任流行病部門負責人，但不幸於1942年，因為染疫而在北京殉職。
1951年，伍連德將其位於北京東堂子胡同的住宅捐獻給中華醫學會。
1960年1月21日 ，伍連德逝世於馬來亞。英國《泰晤士報》評論：「他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鬥士，沒有比他留給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們引以為豪的了……」《英國醫學週刊》致悼詞：「伍連德的逝世使醫學界失去了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他的畢生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無以回報，我們永遠感激他。」
悼念，來自世界各地，除了他甘冒性命風險為之服務的祖國。「我們這些新中國建立時的中學生，直到大學畢業，所用的教材大都是從蘇聯的教科書翻譯的。」程光勝還保存著他在50年代用的《微生物學》教科書，伍連德和他1910年抗疫的事，當然一個字都沒有被提到。
1965年，由伍連德和王吉民合著的《中國醫史》(英文版，1932年於上海出版)被選中，成為批判「封資修」和「崇洋媚外」的對象。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所原所長、參與了該書中譯本出版的李經緯回憶：這本書在當時被認為「對中醫有一些不太合適的認識問題，那是限於王吉民和伍連德對中醫的瞭解有限，受了民族虛無主義的影響」。
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的馬堪溫和蔡景峰承擔了批判材料的翻譯任務。書譯好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領導們無暇過問，倒是排好版的印刷廠等不及了，找上門來要求付錢印書。
李經緯和馬堪溫商議：書還要不要印？李經緯認為不印的話連資料都沒有了，而且至少應印100到200本。馬堪溫則認為，「王伍醫史」不應該受到批判，頂多印10本作內部交流。最後，其唯一的中譯本印刷了15本，現在也多已佚失，只有李經緯手裡還有一份清樣本。
從建國後到上世紀90年代，這或許是伍連德其人其作在中國的學術視野中，最後一次被想起，卻是封面註明的「供批判用」。
重回正統記憶
1990年，中國微生物學會接到國際微生物學會聯盟的來信，查詢其創始人之一伍連德的資料。時任中國微生物學會代秘書長的程光勝當時對此一無所知，查閱檢索相關資料後，他驚訝地發現，連伍連德這個名字也很少在中文出版物中見到。倒是科學院裡一位老先生還記著伍連德的一些事情，並看過伍所寫的《鼠疫概論》，但這本書也很難找到。
2003年的「非典」，喚起了人們對於烈性傳染病的關注。程光勝應《中國教育報》之約，撰寫了介紹伍連德和他在東三省防治鼠疫事跡的文章。半個世紀以來，這位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的先驅第一次通過大眾媒體公開出現在人們面前。
「他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做了這麼多，卻被國人遺忘到這個程度！」中國新聞社退休記者禮露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訪問時，為此唏噓不已。而她本人因為罹患SARS開始關注烈性傳染病問題，才偶然「發現」伍連德。在禮露和《黑龍江日報》記者、文化遺產保護志願者曾一智等的努力下，伍連德北京故居——原東堂子胡同55號在拆遷中得以保留。2010年，禮露的新書《發現伍連德》也將付梓出版。
「發現和找回，鑒往知來——讓那些在人類文明進程中做出偉大貢獻的人重回到我們的正統記憶中來——這不單是史學界的責任。」程光勝表示。★
(本文感 謝禮露 女士熱忱提供資料及採訪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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