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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思旅程─75級系友林美莉學姐專訪

「我的學思旅程─東吳歷史系75級系友林美莉學姐專訪」

林美莉學姐，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於100年5月14日採訪。（編輯/採訪：鍾孟津、李琬綺、黃暐婷、梁鈞涵、邱惠鈴）

　　在社會的不景氣與失業率節節攀升的情況下，大部分的大學生對於自己未來的出路是茫然且不知所措的，身為歷史系的我們也不例外。對歷史充滿熱忱卻又還不知該如何踏出第一步的學生來說，林美莉學姐的經驗可以做為想從事歷史研究的學生一個借鏡。我們可以看到學姐不是靠天份，而是靠自己的努力才達到今日這樣的地位，除了努力之外，相信自己的選擇且持續走下去是最困難的。我們可以藉由本文來瞭解學姐從大學到出社會這段歷程其中所遭遇到的問題、挫折和辛苦，學習到他處理這些難題的方法。

在進入大學就讀時，由於家境並不富裕，此時的學姐必須去打工以減輕家裡的負擔，但是學姐對於課業和社團的興趣並未減少。他參與了學校的童軍團，且籌備了多次的活動，這對於他上臺發表意見的表達能力有所幫助，也因為參加社團活動在此時得到全國優秀青年獎項，成績相當亮眼。相對於社團表現，課業上並不突出，當時因為許多課程的老師不是找其擅長的領域，這使得他對於這些課程興趣缺缺，不過此時系主任張元老師的要求，使他奠定厚實的基礎，那就是做書摘以及大量閱讀書籍、翻譯文章，這些能力在大學與研究所的銜接上，有相當大的助益。

因為張元老師之後要去清大任教，所以在任內的最後一年運用人脈，請了許多在研究各朝代、領域方面一時之選的老師來東吳任教，學姐也因此摸索出自己有興趣的領域。也因為張元老師的鼓勵，使他想考取研究所繼續深造。此時班上想考研究所的同學組成了讀書會，大家一起寫書摘、相互討論、彼此激勵。但是學姐第一年卻落榜了，家裡也沒有多餘的錢供他唸書，於是張老師在離開歷史系前安排學姐在歷史系擔任助教，而接任系主任的廖柏源老師也能了解學姐的處境，欣然同意。在這一年裡他一邊從事助教的工作，一邊利用空閒時間去聽課，複習在大學四年和讀書會時所做的書摘，他的同學也不藏私，將自己大學四年所做的筆記借給他參考，終於在次年，學姐考進臺大碩士班。

在大三上學期時學姐便已經確定要走近代史，但是對於要走經濟、文化、政治…等還是毫無頭緒。到了臺大後，因為喜歡劉翠溶老師的上課方式，對於其研究的經濟史也比較有興趣，所以在碩一下學期便確立了自己研究的方向和領域。到碩二要寫論文時，劉老師的方式是不局限學姐，讓他去碰許多材料、慢慢摸索自己想做的題目是什麼，試著擬定題目，試到劉老師覺得這個題目有值得研究的價值後，才開始著手寫作。

考博士班時，因為他覺得臺大能學的東西已經差不多了，想換個環境學習，所以並沒有報考臺大的研究所，最後考取師大，進入師大博士班後，學姐還是想找以前臺大的教授當他的指導教授，而且師大當時並未規定一定要找在本校任教的老師當指導教授，所以他就找了劉翠溶與陳永發老師當做自己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學姐有點自豪的說：「這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吧！因為隔一年開始，師大就規定一定要有一位指導教授必須是在師大任教的。」他覺得自己從這兩位老師學到許多事物。在劉老師的課程中，不但學到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外，更學到了：「勤奮的人，只要肯下功夫，一定會有所發展。」；而在陳永發老師的指導期間，更是了解到寫東西絕對不要趕，別輕易的出手，應當要有充分的準備，對自己的作品負責。這樣的研究態度，使學姐在日後對自己的研究成果謹慎小心，有一分證據才說一分話。

學姐自碩士班畢業後，便開始步入社會工作，在各大學兼課任教，但是他在接觸教職後了解到自己不是個適合教書的人，學姐提到其實他對於現在學生在課堂上投注的心力還不如老師多感到無奈，雖然他能理解學生回應平淡可能是因為他們不是歷史系本科生，但還是認為既然自己選擇這門課就應該負責任讀書才對，「我相對來講是比較會被學生影響的，如果他們沒有回應，我就會感到很無力。」。也因為體認到自己對於教學的無力感，學姐最後選擇進入單純做研究的中央研究院，正如學姐所形容的「我的工作就是政府出錢給我讀書。」不過也體會到學術界的現實並學習習慣中研院的生存法則。

對於學術界最常見的師承、派系關係學姐舉了幾個例子說明，譬如說他的同學張家鳳，因為是東吳、清華大學畢業，跟臺大老師沒有師生關係，於是就因為這樣清白的關係而較易被台大錄取為教職。另外以學姐自身為例，由於他碩士班讀台大，博士班讀清大，造成兩間學校都不認為他是自己派系的學生，自然在學術界也不會太提拔他。為了適應這種派系環境，缺少派系支持也只好盡力讓自己和圈子裡的人往來，讓自己不致被孤立。

此外學姐在進入中研院後，最難以適應的就是中研院的升等考核制度。由於每八年就要升等，所以最遲在第七年就要有成果發表出來，例如論文或專書的出版。但以某些優秀但追求完美的人來說，因為對自己的作品不滿意，堅持要有百分之兩百的把握才肯出手，這樣一修再修導致遲至第七年也沒有作品出版，如此一來就被視為沒有成果，第八年時的升等考核自然不能通過，他也只能面臨被中研院辭退的結局。或是每年要有刊登文章，否則考績只能被評為乙等。學姐認為這種重量不重質的考核方式，短期來看也許績效不錯，但長期下來真正對學術界有影響力的作品卻遭到壓抑。因為要專心寫一本書是必須花費數年才行，但這就等於必須忍受數年的考績被評為乙等才行，因為在這幾年是沒辦法寫文章的。對比二十年前中研院可以容許他的老師陳永發先生花八年才出一本書，這種學術氛圍真的差太多了。

而在這種對研究員的成果高要求的環境下，學姐提到為解決這種「棒子」太多的問題，國科會也意圖多釋出些「胡蘿蔔」來鼓勵學術界的研究風氣。但他對於國科會只用提高經費來鼓勵學術研究的作法感到不滿，認為單純提高研究經費對於人文科的研究幫助不大，因為人文科不像理工科需要大量研究器材、助手。人文科最多也只能找個助手來幫忙打打字而已，因為不論是做研究、看史料、找資料等都還是要研究員自己動手才行，所以提高研究經費對於人文科作研究而言真的是沒有太大幫助。

另外國科會評比優秀研究員的方式他也覺得不妥，中研院要求研究員五年內必須向國科會申請三件研究計畫通過才能核准你是優秀的研究員會給予較多的研究經費，但他提及有些人認為自己不需要更多的經費也能做研究，更不想被國科會的研究進度追著跑，於是不願申請國科會計畫，但那些人的研究還是做得很好，所以他認為不申請研究計畫就視為不優秀，實在是不可取的行為。

不過除了台灣自身的學術環境所給的壓力外，國外尤其是和中國大陸學界的競爭也是很大的壓力。由於史料取得更方便加上沒有語言的理解問題，若是讓大陸學者獲悉自己較獨特的構想，那他們可利用自身優勢比原創者更快發表文章，那按照學術界的規矩，先發表者就是贏家，不管你是否為原創者。

然而在上述種種學術環境底下，學姐除了努力適應外還是有自己堅持的研究態度，例如學姐強調一定要有一分證據才能說一分話，文章中的每句話都要是盡其所能的經過考證，確定沒有問題他才敢寫上去，這點是他絕不妥協的。又學姐提到想要在歷史研究這行有突出表現最重要的就是去要有找題目的眼光，要找一個二十年之後還有人討論的問題去做，而非找個當下流行的問題，如此才不會快速的被淘汰。而要讓題目有永久討論的價值，首先就要把問題放入更大的歷史流變中，賦予該問題意義。再來基本上因為史家所能接觸到的史料都是相同的，譬如同樣看《史記》學者們他們要怎麼寫出不一樣的文章，重點就是個人合理的推測，將檔案中隱藏的訊息用自己的推測去解釋它的意義，這也是讓自己的文章比別人突出、更有可看性的地方。

但是雖說做歷史研究解釋史料、賦予史料意義是必不可少的，但學姐提到就現今台灣的學術環境而言，基本上是走保守風格，也就是不敢發表太過創新的想法，老師會給學生踩剎車，希望學生只要寫得不差就行了，不需要太突出。不過學姐認為如此會令學生挫折感很深，認為自己辛辛苦找了那麼多材料，研究那麼久，結果卻還是寫出一篇跟以前老一輩的想法差不多的文章。結果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台灣研究員不只不敢發表太過於爭議的想法，甚至連寫都不敢寫。
最後學姐也給了些勉勵的話給學弟妹，鼓勵學弟妹正視自己的個性，藉此找出適合自己的路，畢竟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向去走絕對比勉強走不喜歡的路要能走得更長、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