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育群：重構秦漢醫學整體圖像 @ 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廖育群：重構秦漢醫學整體圖像

除了秦國的醫和、醫緩，西漢的淳于意，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的華佗、張仲景，這些並不需要仰仗專業知識，早已進入史家視野的幾位名醫紀事外，恐怕也就是有關“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是我國醫學發展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藥俱備之作”的專業性評價，以及一句“兩漢四百年，醫學不斷發展”的泛泛之論了。

秦漢史的研究，被稱之為中國古史研究中的“一塊屢經深耕細作的熟地”。據張傳璽先生的介紹，中國學者以近現代的觀點和方法對秦漢史進行研究，大約始於1900年前後。在1928年之前，由於專業史學研究者極少，故尚屬“文史不分”的階段；其後，時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不久，學術界圍繞國家命運與前途，就“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歷史問題”展開了長達10年左右的論戰，“秦漢”作為關鍵性朝代而備受關注，從而大大推動了有關這一歷史時期的深入研究乃至教育機構的產生。

迄今又過了20年，不知這方面的文獻又增加了多少。若要通讀一遍，顯然是不可能的。較為便捷可行的辦法自然是盡可能多地找些近人之作來閱讀，看看他們“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歸納總結。結果是一般史學研究者所關注的仍是政治、經濟、軍事，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工農業“生產力”、“生產關係”的發展變化。就文化與科技而言，雖涉及各種思想理論、文學藝術、天文地理，以及建築、水利、交通之各個方面，但真正深入到醫學領域內部的論說卻較為少見。究其原因，大概是由於：始于宮廷之中“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含括人、官、事、書等四方面內容的“史”，無論中外，自古以來便是以政治及相關內容為主線；儘管中國自20世紀初便已經進入“新史學”的歷史時期，但所謂“新”，無非是指觀點與方法的變化。在更為晚近一些的時代，隨著科學躍居“當代顯學”之位，於是才有了從這一角度述史鉤沉、論其規律變化的所謂“科學史”分支與專門研究隊伍。因而就一般史學論著而言，或為避免喧賓奪主、干擾主題之闡述，或因有意回避自己並不十分瞭解、難以深入的知識領域，從而呈現出許多名曰“斷代”、力求“全面”之史學論著的目光所向，仍是以“政治史”為核心。雖然力圖從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加以深入而廣泛地論說，但對“科技”內容大多點到為止。對此，我以為非常自然，因為“通史”的構建、“全面”的論說，必須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這個“肩膀”當然也應該包括專事“醫學史”研究者所提供

的成果。那麼，醫史方面為其提供的可資利用的基礎性磚石又是如何呢？

有關秦漢時期醫學問題的論著絕對不少，但毋寧稱其為“屢經耕作”（重複）更為貼切；雖然在諸如出土文獻的文字考釋等方面不乏“深耕細作”之功，但囿於某種“範本”之論的制約，所以“總體框架”方面存在的問題始終得不到適當的修正。

因此，當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而使得史學界出現了“走出疑古時代”之論時，醫史界亦謂：“出土的文物資料總是衝擊著史學家的陳舊觀念，把中國文明歷史向前推移”；並希望能有《神農本草經》出土，以證其成書於先秦時代：“我們期待著新的出土文物資料出現，以解決這一本草史上懸而未決的問題。”然而客觀事實卻是，以馬王堆漢墓簡帛醫書為代表的、一系列西漢前期之醫學著作的出土證明：不僅《黃帝內經》的成書年代當在其後，而且那時連“針刺療法”都看不到。換言之，出土文獻不僅未能將秦漢時期的醫學發展狀況向前推移，反而是對經典早成的“範本之論”構成了致命的衝擊。出土文獻對於“一般史學”和“醫史學”何以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兩種作用，其原因恰恰在於：前者秉承的是“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的嚴謹態度，對古來基於聖賢史觀形成的種種“傳說”持謹慎態度，因而便顯得比較“保守”，而一旦有了出土實物為證時，某些“傳說”遂得以證實，華夏文明的歷史自然得以向前推移；而長期以來在中國醫史界佔據主導地位的“範本之論”乃是除了“傳說”，根本沒有什麼實證材料的虛構之論，因而出土文獻不僅無法為其助威，而且會以其實實在在的“原始性”證明經典著作根本不可能成立在前。至於說被重複了無數遍之醫學發展史的“範本之論”，究竟給一般秦漢史研究者提供了哪些可資引述的磚石呢？除了秦國的醫和、醫緩，西漢的淳于意，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的華佗、張仲景，這些並不需要仰仗專業知識，早已進入史家視野的幾位名醫紀事外，恐怕也就是有關“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是我國醫學發展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藥俱備之作”的專業性評價，以及一句“兩漢四百年，醫學不斷發展”的泛泛之論了。既然磚石僅有這麼幾塊，也就無怪一般秦漢史研究者搭建的“斷代專史”大廈于秦代，只能砌入“和”、“緩”二人；入漢，則直逼東漢末年的華佗、張仲景了。

造成人們對於兩漢時期醫學發展幾近空白之像熟視無睹的原因固然有許多，但其中之一便是醫史著作中慣見的文字性描述足以淡化人們頭腦中對於時間長度的形象感覺而不致認為有何不妥。例如，當《黃帝內經》被定位於先秦時代，緊隨其後便是漢代出現了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華佗外科”時，恐怕無論是對說者而言，抑或就讀者而論，都會很容易在頭腦中形成“伴隨著前後相繼的朝代更迭，醫學發展歷程中的標誌性重大事件亦不斷出現”的印象。但如果將其做成圖表，存在的問題便躍然紙上了：兩大紀事之間至少相隔了四五百年，而這四五百年，恰恰跨越了“兩漢”這一中國古代科技、傳統文化大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

1993年在四川綿陽出土了一具同屬西漢時期、通體刻有諸多“線條”的木人。在沒有任何文字可以確認木人用途、“線條”含義的情況下，儘管可以接受其為表述“人體經絡”的說法，但卻不能認同視其與馬王堆醫書、《靈樞·經脈》為同一系統的解釋——彼此之間相距甚遠，可以說完全不是一個體系。

當這些彌足珍貴的文獻、文物重見天日時，加上《史記》所載西漢前期活動於東方臨淄之醫家淳於意的25則《醫案》，除了上述業已指出的研究價值外，事實上還提供了具體分析這一時期不同地域醫學知識“多元並存”狀況的重要線索。然而遺憾的是，囿于某種思維方式的制約，主流聲音在“時間座標”方面，將這些在今天來說無疑屬於“文物”的出土文獻，說成了即便是站在其墓葬年代的時點上看，亦為“文物”的東西——形成於春秋，甚至是更為久遠的時代。在“空間座標”方面，將遠隔崇山峻嶺之江漢平原與四川盆地間的知識文化歸為“一元”；本該因這些出土“故舊”而不再孤單的淳於意，仍就孑然一身棲居齊魯之隅——似乎只有當羅列“最早”之事時，才會想起他的那些《醫案》，並僅僅授予他一個“最早病歷記錄”的榮譽勳章。因此，儘管可以在新繪的“秦漢醫學史圖像”上增加一些新的內容，但還是無法填補兩漢時期的空白狀況。

總之，當我們意識到這些問題後，便不難想到：作為中國傳統醫學理論體系形成這一最重要歷史時期的“秦漢醫學整體圖像”的確需要進行“重構”了。在一系列精細個案的研究基礎之上，概括性的要點有三：

1.先秦時期：醫學的理論與技藝水平均極為有限，並不存在人為描繪的“超前發展”狀況。

2.西漢時期：無疑存在“繼承”的一面，但更為重要的是，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逐漸出現了“各自為說”的新知識；而恰恰是這些獨立城長的“各家各派”之說，才構成了今本《黃帝內經》的主體內容。並極有可能在西漢末期出現了相互融合、“一異說”的態勢。

3.東漢時期：在界定了彙集諸多醫學論文而成的今本《黃帝內經》、融陰陽五行於一體的《難經》，以及“運氣學說”、獨立的藥物知識體系等都形成於兩漢之交至東漢後，不僅可以據此剖析此前存在的不同學說、水準不等的治療方法，及其整合、揚棄的脈絡，而且可以看到東漢時期醫學領域中又出現了哪些新的變化。

總之，醫學實際上是在經歷了兩漢時期的諸多發展變化後，才呈現出通常認為其在先秦即已達到的水準；且與我們今天所知、所見的中醫更為接近。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