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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什麼是博雅閱讀

 

2017-04-19 陳平原 墨香學術

 

 

 

 

導讀

 

對於具體專業的超越,中國人有一個巧妙的說法叫做“博雅”,不同于文人,不同于專家,也不同於無所歸依的雜家,有專業但不限於專業那叫“博雅”。

專家在專業領域裡發言的時候我尊重你,一旦超出專業,我不把專家的話、著名學者的話認真看待,因為你說的跟我一樣,或者你說的還不如我說的清楚。而今天的問題就在於一味崇拜專家,忽略了常識。所以“博雅”最可貴。

 

專業match性的讀書和非專業性的讀書或者稱業餘的讀書是有區別的。專業性的讀書是在大學期間為了念本科、碩士、博士,你必須要讀的。而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可以持之以恆,畢業10年還在讀,畢業30年還在讀,這種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必定跨越具體專業的限制,這才是閱讀。為了拿學位的專業性閱讀,那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閱讀”。

 

正文:

    今天的中國人越來越看重實際利益,越來越看重物質的需求,越來越看重欲望,但精神生活越來越少。所以我才會說,談到讀書不是說“讀書”了不起,而是說“讀書”是一個動作,是一種習慣,你在讀書證明你有精神生活的需求。這個問題不要從專業閱讀開始說起,我引用19世紀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一段話:“學術已達到了空前專業化的階段,而且這種局面會一直繼續下去。無論就表面還是本質而言,個人只有通過最徹底的專業化,才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在19世紀發展的大趨勢中,對專業化的人來說身處這個潮流裡面,你必須有對這個專業的真誠和認同,甚至從內心深處有一種特別強烈和熱愛的衝動。如果你對什麼事情都有興趣,當一個新聞記者沒有問題,但是當一個專家就有問題。在專業化的時代,不在具體專業裡面得到承認是很難在社會上立足的。

    20世紀後半期美國教授薩依德發展出另一套學問,他說今天在大學裡教書的人,面對各種各樣的壓力,而所有的壓力裡面最大的壓力就是專業化。專業化已經成為所有大學教授必須直面的問題,從馬克斯·韋伯時代一直走過來的專業化的道路,到了今天專業化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他反而想用業餘性來與之對抗,什麼叫業餘性?就是不因為利益、不因為獎賞、只因為喜愛來做的一件事情,不受行業的束縛,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殺的興趣。專業性、專業能力或者專業化已經成為懸在今天所有的讀書人頭頂的一把利劍,而這個結果是我們的專業確實得到很大的推進,每個人就做一個小領域,在小領域裡做一個小課題,一輩子持之以恆地做一個小課題,然後做出成績,人類文化得以積累。但反過來自由讀書人又受到很大的傷害,因為一輩子就身在這個專業領域裡面,所以薩依德才會說對於大學教師來說是為了一種專業而犧牲自己的趣味,他覺得這有點得不償失。

    說到對於具體專業的超越,中國人有一個巧妙的說法叫做“博雅”,不同于文人,不同于專家,也不同於無所歸依的雜家,有專業但不限於專業那叫“博雅”。在一個專業化時代,一個專家崇拜的時代,請記得魯迅的話:“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為什麼?因為專家們除了他的專長以外,很多見識往往是不如博識家或常識者的。專家崇拜使專家在自己某個小領域裡的才華橫溢到其他的領域。其實專家有他的局限性,因為他一旦跨越了他的專業就是普通人。專家在專業領域裡發言的時候我尊重你,一旦超出專業,我不把專家的話、著名學者的話認真看待,因為你說的跟我一樣,或者你說的還不如我說的清楚。而今天的問題就在於一味崇拜專家,忽略了常識。所以“博雅”最可貴。我說的“博雅”是中國讀書人本來的特點。

    魯迅有一篇文章《隨便翻翻》裡說:大家都說讀書,說起來他還有一個趣味就是隨便翻翻,拿起書來翻翻,有的看,沒的看,就這麼過去了,然後他說了幾個好處:第一,可以休閒;第二,可以增長你在專業閱讀裡面沒有的知識;第三,裡面和外面之間的對話——比較閱讀。他說讀書狹隘的人,眼界狹隘,缺乏一個比較的眼光。所以魯迅說讀那些與自己意見相反的書、甚至過時的書,才會有判斷能力,唯讀和自己趣味完全一致的書,思維會越來越固化在某一點上,就會沒有靈動性,無法自由移動,而這些對讀書來說都是很忌諱的。他在另外一本書《讀書雜談》裡說:讀書,讀不好就變成書櫥,讀書必須要自己思考、自己觀察,跟現在生活相對照,這樣的讀書才有趣味。

    今天魯迅先生所說的那種沒有功利的、隨便翻翻的讀書越來越少。我想起楊絳先生說錢鐘書,說他喜歡讀書,別無營求,“似饞嘴佬貪吃美食:食腸極大,不擇精粗,甜鹹雜進——重得拿不動的大字典、辭典、百科全書等,他不僅挨著字母逐條細讀,見了新版本,還不嫌其煩地把新條目增補在舊書上”。而且還喜歡讀極俗的書。太拘謹的學生就讀老師佈置的基本的書,這是有局限的,有比較的眼光,讀書才有比較大的眼界和趣味。

    汪曾祺也撰《談讀雜書》,說讀雜書一能很好地休息,二能增長知識,三能學習語言,四是“從雜書裡可以悟出一些寫小說、寫散文的道理,尤其是書論和畫論”。其實讀雜書是一種很文人氣的行為,很高雅的行為,讀雜書或者善讀雜書是讀書人的一個訣竅。

    現在的中國人還在讀書,但是問題在於有很多“敵人”,最大的“敵人”是功利化。在這樣一個專業化時代,確實需要達到很多目標,拿學位,考研究生,寫博士論文,獲得某一專業的成就,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途徑,但這不是讀書的全部。過去古代讀書人說“為人之學”和“為己之學”,為自己讀書是一種很好的趣味和境界。我說讀書不能僅僅理解為拿學位、學本事、謀職業,所以我才會說今天要讓大學生,讓社會上的人養成讀“無實用、有大用”的書的讀書習慣。你做什麼事情就讀什麼書,這個不用你說,每個人都懂得。我提倡的是讀跟你的工作沒有關係的書,或者說跟你的晉升或者升級沒有關係的那些書。

    為什麼這麼說,現在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大學本科教的那些知識,到了碩士進一步縮小,到了博士再進一步縮小,到了教授就剩下一個自己的專業了。這個專業化的特徵在全世界都一樣。專業化一方面使得我們人類的具體專業知識大大推進,但另一方面對具體而言的讀書人來說,一輩子從事一個很小的專業,就精神層面而言是有點可惜的。追求人的全面發展,在高深的專業研究之外,保持對宇宙、對人生的廣泛興趣,是一種值得欣賞的生活態度,過分學科化與專業化導致知識之間的隔閡,導致人們對世界理解得不完整,割裂了學術研究和日常生活,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狀態。 

    作為一個讀書人,那些跟你的工作沒有關係的閱讀,不能拿來評職稱、不能拿來報課題、也不能拿來獲獎的閱讀是我們必須堅守的。今天的學科傾向是,理科往工科偏、人文往社科偏,這個趨勢就是越來越講求有用,而人類知識的探尋很多時候是沒有用的,沒有用不是說真的沒用,而是說現在還不是可以實際應用的知識。我這樣講,你會覺得我是人文學教授才這麼說,其實我在人文學教授裡面特別強調防止人文學科的教授變成“深宮怨婦”。20世紀70年代所有第一名的文科生都考中文系,90年代都轉到經濟管理學院去了。香港大學每年招大概1600個大陸學生,家長們趨之若鶩,去了之後首選工商管理。讓人傷心的是這麼多聰明的頭腦都學了工商管理。北大的文科裡面考分最低的是哲學系,而哲學本來應該是最聰明的人學的。我不是說分數不高就不聰明,但是我覺得整個社會的趨向對那些悠遠綿長的東西不感興趣,對不能轉化為薪水的東西不感興趣,這是現在社會的一個大毛病。我承認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重視是有道理的,我只是說今天我們的人文學科學者們必須學會大聲說出自己專業的好處。

    有一個朋友說是晚清的制度導致了這個狀態,因為中了歐美大學制度的毒。我認為這並不對,因為歐美一流的大學,不管是綜合性大學還是文理學院,都特別重視“博雅”的課程,強調對人類、對歷史、對人生的理解和接受,今天的專業化其實是遺留了上世紀50年代的狀態,今天的專業化,特別是教育裡過早的專業化,其實是不好的狀態。我再三抨擊今天中國的文理分科制度。以前的人是雜食出來的,什麼都吃的,今天都是精糧、細糧,培養出來的人除掉這一口其他都不懂,或者其他的都不感興趣,這是大學教育的問題。

 

文章來源:摘自陳平原教授在“強素質·做表率”讀書活動中的演講。

 

陳平原,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老北大的故事》《大學何為》《大學有精神》《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大學新語》《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與境界》等著作三十餘種。治學之餘,撰寫隨筆,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

 

 

引自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ODQ0MjU5Ng%3D%3D&mid=2247484889&idx=1&sn=ef6dc16c66d58debf9c77b79fbd41271&chksm=eb57a2d2dc202bc42d5e2a596c166949639bad62ff9b3db8d5e3c5a06f22de2fe85e589584d7&mpshare=1&scene=1&srcid=0419ertcqGmphYP39i1bHtPx#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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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

下週五(2/24)下午陽明與中研院合作的「醫療史研究群的建構與發展」計畫與陽明大學STS所聯合邀請皮國立老師到陽明大學演講。國立最近出了新書《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在這場活動中他也會分享他新書的內容。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近代「病人」研究有兩個視角,狹義者為歷史人物自身的疾病,廣義者則為近代國族之病。⋯⋯
魯迅和蔣介石,兩人身份不同,政治立場更是南轅北轍,但他們兩人都相信西醫,也曾對代表傳統文化的中醫和中西身體觀提出各式看法和評述。兩人各為近代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他們如何面對自身的疾病和健康?又如何擴大自我和他者作為「病人」的意義,來放大思考整個國族的衛生和未來之發展?

主講人:皮國立(中原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講題:近代「病人」研究的一些觀察:魯迅與蔣介石的例子
主持人:郭文華(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教授)
時間:2017年2月24日(五)下午1-3點
地點:陽明大學人社中心大樓201教室
校園地圖:http://web.ym.edu.tw/files/13-1133-26980.php(演講地點建築物編號: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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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考一下醫學大學通識中心的社會參與式課程怎麼做。

計畫1-2 深化社會參與及服務學習融滲(延續)

http://geducation.tmu.edu.tw/projects/super_pages.php?ID=projects&Sn=38

計畫主持人:通識教育中心林文琪主任、通識教育中心張國城副教授

【計畫理念】

本校社會參與式課程實施目標在於啟發學生個人或是集體對於公共事務關懷的動機與能力,讓學生在醫學相關的專業知識之外,得以連結不同學科的觀點,從學生自身之日常社會場域出發,關心社會發展與結構趨勢,並透過運用行動/問題導向/服務學習運用體驗/探索式學習等課程,了解社會現況,增進對公共事務的了解與社會事務的參與。

【預期成效】完成本專案後,學生/教師應能:

1.出現兼具教學與研究能量的教師社群,提升教師在社會參與課程的研發能量。

2.開設運用行動/問題導向/服務學習運用體驗/探索式學習等相關課程,使學生能在學習中深化社會參與。

3. 建立可供教師長期合作的社會教學行動基地。

【特色指標】本專案預定達成下列指標:

1.  形成教師社群,鼓勵通識、專業服務學習與專業課程教師,帶著課程進入社群研發。

2.  增加社會參與式課程,如行動/問題導向教學、服務學習、體驗式與探索式學習等。

3. 建構長期實踐之社會行動教學基地,依地理區位分為:校園、社區以及偏鄉,經評估與探索選擇可資長期經營重點場域。

1032社會參與式課程活動集錦  

1042社會式參與課程
活動集錦全球衛生專論
              性別與心理健康
社會服務功能與技巧
              專業服務與社會參與
              歐洲社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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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醫醫史文獻學會」會員大會日前已於一月二十二日順利結束。

會上安排兩場精彩的演講,希望將來運作更為順利,先以網站重整為第一要務。歡迎對醫經、醫史、中醫文獻有興趣的朋友加入。

最近發表的幾篇論文,貼一下供老師、朋友們參考、指正

皮國立,〈民國疫病與社會應對──1918年大流感在京、津與滬、紹之區域對比研究〉《新史學》27.4(2016) 。
皮國立,〈從口述歷史視野看兩蔣總統的醫療與健康〉《東吳歷史學報》35期(2016)。
皮國立,〈上海中醫藥的發展(1950-1965)──以《人民日報》為中心的考察〉《漢學研究通訊》35.4(2016)。
皮國立,〈碰撞與匯通:近代中醫的變革之路(從中國醫療史看中醫發展之路)〉,《文化縱衡》1期(2017)。

 

部分摘錄:

民國疫病與社會應對──1918年大流感在京、津與滬、紹之區域對比研究

 

  1918年世界大流感之疫情,無疑導致自黑死病以來單獨一場疫病損失人口最多的記錄,「至少」有2000多萬人因此殞命,甚至有殺死1億多人之說。由於當時沒有檢驗微生物的器具,故無法精準地判斷死亡人數或解釋流感是從何而來。但史學家始終不曾放棄對它的解釋權,他們根據此病的特點去尋找蛛絲馬跡。[1]當年的流感同時襲擾許多相隔很遠的地區,因此難以確定1918年的流感疫情是從何地開始的。[2]由於這次疫情是世界性的,所以中國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捲入這場疾病史的論述中。史家已或多或少的指出這次疫情的影響,或是針對各個時期的疫情進行對比,但多偏重世界疫情,對中國疫情的論述較少,近年來略有新作,但仍缺乏深入的研究;整體來說,在中國疫病史的論述中,流感常被史家忽略。[3]日治臺灣與日本之流感疫情皆有學者梳理過,[4]包括官方的處理態度、民眾反應、對社會的衝擊等面向,都非常適合與當時的中國做一區域對比研究。[5]可是,目前我們無法掌握當時中國疫情的細節,區域對比變得難以展開,[6]故急需挖掘當時中國疫情的狀況,才能接著談細部的研究。[7]

 

  為了更完整地回答一些問題,本文先就大流感發生的當下一些人的遭遇,梳理他們所描述的流感疫情的實際狀況。起初,筆者即感到非常驚訝,這與接下來的論述有關,即1918年大流感在中國所導致的恐懼與死亡,似乎與它給全世界那種恐怖殺手的形象有所出入,雖有研究者指出當時沒有抗病毒藥物,而且經歷戰爭後人們抵抗力較低,所以死亡人數眾多,但中國的情況似乎還需再檢視。[8]以下舉兩件史事來對照。首先,中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1888-1985)回憶,在1918年大戰將露結束之契機時,他未能去巴黎參加和會,其中一個原因即顧的妻子被大流感奪去了生命,而且駐華盛頓的其他國家外交人員與家屬,也有數人遭到不測。[9]但顧的妻子是在美國死去,那是在流感非常嚴重的異鄉。另一個反差的例子是精研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蕭公權(1897-1981)曾幸運逃過一劫,他說:「民國七年六月我在青年會中學畢業。那一年春末夏初,蔓延全球,死人無算的流行感冒病症[influenza]傳到了上海,我也染上了。在大考前的星期四下午感覺不適,星期五勉強上課,到了晚上便不能支持而病倒了。當時認為是平常的『重傷風』。同學好心給我飯食,都不能下咽,只是口渴,大喝冷水。臥床三天之後,勉強能夠起身。雖然全身酸痛,卻喜無礙動作。到了星期一我居然能夠去應畢業考試。這個險症我竟糊里糊塗地熬過去了。這可說是『勿藥有喜』,也許是命不該絕。」[10]「重傷風」在中文意義中即比較嚴重的感冒,並未給人一種致命、恐怖的感受,況且蕭不但未求助任何中西醫,還靠著多休息、多喝水而康復。他與顧妻的狀況大不相同,這只是偶然的兩個極端例子嗎?

 

  流感疫情對世界造成重大影響,對中國而言可能不是。但既有的研究成果,卻多將這次流感疫情的元凶指向中國,認為是因中國華工為參戰而投身至歐洲各國服務,同時將病菌帶過去,亦或是認為1918年之前華南已有流感病毒。[11]但這些「西病源於中國說」論點,學界未必完全認同。例如有研究指出在1918年初中國已有流感或致命的肺炎流行,其實是相當大的誤判,因為該疫情應是肺鼠疫,與流感無直接關係。甚至有美國科學家指出:1918年在哈爾濱的流感疫情和美國、歐洲一樣嚴重;但從《申報》來看,哈爾濱並沒有爆發流感疫情,如果有,也是肺鼠疫。[12]飯島涉認為:一般認為中國有將近1000萬人死於1918年的流感為估計錯誤,應該只有100萬人左右。[13]其實,中國的流感爆發晚於世界各地的疫情,而最新研究顯示,1918年之後的大流感與之前的流感病毒不同,[14]這就顯示如華工因素或中國人早已因環境或接觸病毒而有抵抗力的說法,不攻自破。例如劉文明就指出,流感是當年3月由香港傳入中國,否定了中國本土作為流感原發地的質疑;[15]而最新研究指流感病毒可能是從牲畜直接跳躍至人傳人的說法,[16]也不適用於香港模式,因為它是商業貿易城,而非農業聚落,這更加證實流感疫源地不在中國。

 

  凡此種種模糊之論述,皆說明了我們需要一幅更清晰的,流感在1918年中國流行的圖像,來幫助理解當時人們應付疫病的醫療史,甚至填補世界瘟疫史的一個環節。若沒有一個扎實的、對中國疫情史的考察,則一切跨國比較、文化現象之分析,都無從展開。故本文主要先以《申報》的記載為主要分析材料,乃因該報對疫情的描述比較全面和詳細,為其他報刊所不及,[17]而多能兼顧全國之情況,再以其他報刊作為輔助補充。探討區域雖以京、津、寧、滬、紹等地為主,但也旁及其他幾個流感爆發的地方,期望能對釐清這場疫情在中國肆虐的狀況,以及紳商、慈善等團體在疫病中的具體作為。[18]

 

 

從口述歷史視野看兩蔣總統的醫療與健康

 

摘要

  本文主要是探討蔣介石與蔣經國兩位總統在台灣的醫療照護,及其對醫師、疾病與日常生活健康的看法與態度。元首醫療,由於事涉私人與檔案不易見到,加上與國家大歷史發展的關係較少,所以過去每易為史家所忽略。但或許是基於好奇,民間文史工作者或媒體卻反而對兩蔣的疾病與身體狀況有許多猜測與傳言,遂導致事實的真相模糊不清。本於史家追求真相的職責,過去因資料不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法掌握某些歷史事實的解釋權,但從學界陸續出版的醫師、醫院和侍從人員等類型的口述歷史,有不少內容已補充了這些空白之處。這些口述的史料,急待史家賦予歷史意義,並提高口述史料本身之價值。當然,透過本文的研究,也可以來探討這些在元首身邊的醫師、侍衛對兩蔣的看法,讓我們可以看到做為「凡人」的元首,以及兩蔣的不同個性與態度,如何形塑其對身體與疾病的認知;並且,口述者本身對元首的看法,有時也牽涉到一種特別的醫病關係建構,從而我們也可以來檢討口述者敘述的各種角度,這對檢討口述史料的價值與應用,也是有意義的。

 

 

關鍵詞:蔣介石、蔣經國、總統、口述歷史、醫師、身體觀

 

 

[1] 弗雷德里克.F.賴特(Cartwright, Frederick Fox)、邁克爾.比迪斯(Biddiss, Michael)著,陳仲丹、周曉政譯,《疾病改變歷史》,頁145-150。關於書寫1918年流感的歷史,較具社會史視角的西文著作:Howard Phillips and David Killingray, ed., The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 美國的疫情史研究非常多,僅舉Carol R. Byerly, Fever of war : the influenza epidemic in the U.S. Army during World War I. 英國的如:Niall Johnson, Britain and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 : a dark epilogue. 有關中國疫情的全面分析,則較缺乏。

[2] 當時的名稱「西班牙流感」是一誤導,可參見蔡承豪,〈流感與出草——臺中地區的泰雅族動亂(1918-1923)〉,頁171-205

[3] 傳統論近代疾病史,流感疫情常被忽略,例如鄧鐵濤、程之范主編,《中國醫學通史—— 近代卷》,頁458-468。新的綜合研究內,有關流感疫情篇幅也不多,參見鄧鐵濤,《中國防疫史》,頁448。應先做中國疾病史的基礎研究,再與世界疫情進行比較,立基才會有所根據。皮國立則略為提到在流感疫情爆發時中醫的治療、調養應對,參見皮國立,「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 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頁234-237280-283

[4] 速水融,《日本を襲ったスペイン・インフルエンザ 人類とウイルスの第一次世界戦争》。傳染病對日本社會的影響,可參見飯島涉,《感染症の中囯史—— 公衆衛生と東アジア》。

[5] 參見甄橙,〈記80年前流感大流行〉,頁207-211。另有施信如,〈H1N1知識篇——流感病毒的前世今生〉,頁427-430。李秉忠,〈關於1918-1919年大流感的幾個問題〉,頁84-91。個案研究有郝紅暖,〈1918年流感的中國疫情初探——以直隸獲鹿縣為中心〉,頁65-72。可惜僅羅列南方疫情,沒有對南北區域加以比較。姬淩輝則討論了1918-1919年上海的流感與霍亂疫情,初步討論到本文將會觸及的慈善團體力量,參見姬淩輝,〈流感與霍亂—— 民初上海傳染病防治初探(1918-1919)〉,頁51-59Darwyn Kobasa et al., “Aberrant innate immune response in lethal infection of macaques with the 1918 influenza virus,” 319-423. NP. Johnson and J. Mueller, “Updating the Accounts: Global Mortality of the 1918–1920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105-115. 約翰.M.巴瑞(John M. Barry)著,王新雨譯,《大流感—— 致命的瘟疫史》。吉娜.科拉塔(Gina Kolata)著,黃約翰譯,《流行性感冒—— 1918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的發現》。在臺灣的部分,則有蔡承豪的研究成果:蔡承豪,〈歷史殷鑑—— 1918年流感的侵襲台灣〉,頁570-576。蔡承豪,〈「西班牙夫人」來了—— 1918年流感侵襲下的臺灣社會景況〉,頁337-362。蔡承豪,〈流感疫病下的地域社會景況與公衛因應——  1918年台南廳為例〉,頁175-222。蔡承豪,〈紙上惡疫——   世紀流感下的總督日記〉,頁44-54

[6] 目前對中國傳染病史多偏重鼠疫、瘧疾、肺結核、傷寒、霍亂等疾病,流感之流行病學史分析,相對較少。可參見張泰山,《民國時期的傳染病與社會—— 以傳染病防治與公共衛生建設為中心》。鼠疫可參見Sean Hsiang-Lin Lei, “Microscope and Sovereignty: Constituting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ontaining the Manchurian Plague,” 73-108. 傷寒史可參見皮國立,〈民國時期中西醫詮釋疾病的界線與脈絡——以「傷寒」(Typhoid fever)為例的討論〉,頁25-88。其他研究甚多,不一一贅列。

[7] 本文的分析方式,先使用報刊資料來重建當時中國流感疫情的爆發情況,接下來才能處理「流感」在民國時期所代表的文化史意義。有關論述疾病史的研究與意義,可參見林富士主編,《疾病的歷史》,頁1-21。疾病的文化史研究,參見Charles Rosenberg, Explaining Epidemics and O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305-318.

[8] Philip Harding, “Pandemics, Plagues and Panic,” 29.

[9]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頁165-166

[10]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頁26-27

[11] 例如Kennedy F. Shortridge, “Is China an Influenza Epicenter?” 637-641, Christopher Langford, “Did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 originate in China?” 473-505.

[12] 約翰.M.巴瑞(John M. Barry)著,王新雨譯,《大流感—— 致命的瘟疫史》,頁450-452。吉娜.科拉塔(Gina Kolata)著,黃約翰譯,《流行性感冒—— 1918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的發現》,頁317-318。以及李秉忠,〈關於1918-1919年大流感的幾個問題〉,頁87

[13] 飯島涉,〈作為歷史指標的傳染病〉,頁38

[14] 阿麗塔、許培揚、田玲、張汾、劉曉婷,〈基於文獻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中國疫情分析〉,頁47-50

[15] 劉文明,〈1918年大流感的起源及其全球性傳播〉,頁296-306

[16] 范宗理,〈1918年大流行的感冒病毒的來源〉,頁25

[17] 筆者查閱過包括《晨鐘報》(《晨報》)、《大公報》、《盛京時報》等,報導皆不如《申報》詳實,而像《盛京時報》這類地方性報紙,對跨區域的疫情記載,更是不足,故本文仍以《申報》為主來進行梳理。

[18] 本文主要以1918年的疫情分析為主,至於19191920年之狀況,已另為文探討。參見皮國立,〈近代中國的大流感—— 1919-1920年疫情之研究〉,收入劉士永、皮國立主編,《衛生史新視野——  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頁11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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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說明:

 
  下學期幾位通識課老師開發「課群」的概念,豐富中原大學通識教育的內容。其中皮國立老師負責的「醫療、健康與日常生活」課群,包括目前已開設的:生命與醫療史、食品與健康、運動與健康、中醫科學觀、中醫與保健、個人健康管理、緊急照護與安全教育、飲食自覺與營養管理、運動經絡按摩、運動與營養、美食的真相等11門課。
  新的學期,可以思索更多整合的層次,開發一些共同的課程活動。
 
 
「醫療、健康與日常生活」課群說明:
 
  本課群精選與醫療、健康、疾病等主題相關的課程,除了有歷史文化層面的關照,也涵蓋了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各種與醫療相關的實際問題。課群內的課程除了培養學生關心自己與周遭人的健康外,也提升學生對歷史和社會上的醫療文化和科學技術等各層面的深度理解與認識。課群內不但有中西醫學素養的介紹,也有歷史文化和實際保建技術之初步理論與操作,希望讓學生更加認識身體與醫療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學習尊重生命,活得健康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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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中,大概選禮拜六舉辦
「中西醫學在東亞社會的發展與匯通、碰撞與回應」國際學術研討會
如有興趣發表論文的師友,可先私訊我,請容我先PO此訊息,希望讓有興趣的師友提早準備。
 
以下是論文主題建議
1.中西醫學與近代社會變遷。
2.中西醫文化與新身體觀的塑造。
3.近代中西醫文獻、典籍問題。
4.中西醫學之機構分層、分科的歷史考查。
5.中西醫學理論與技術(如:健康、保健)之傳播或日常生活中的影響。
6.中西醫學在近代新技術之開展或舊理論之反思。
7.其他有關中西醫學史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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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毓荃(Yu-chuan Wu
職 稱:助研究員
電 話:02-2652-3116

 

學歷: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衛爾康醫學史研究中心博士 (2012)

 

經歷:
本所助研究員 (2014.1- )
輔仁大學醫學系臨床助理教授 (2006.9-2013.12)
天主教耕莘醫院新店總院主治醫師 (2005.9-2013.12)

國際東亞科學、技術與醫療史學會竺可楨青年學者獎 (2008)

學位論文 ▼

1.〈「病態」的民族:日治晚期台灣的民族性精神疾病史〉,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5

2. "A Disorder of Ki: Alternative Treatments for Neurasthenia in Japan, 1890-1945", Ph.D. Dissertation, 2011, Wellcome Trust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期刊論文

1. 巫毓荃,鄧惠文,〈熱、神經衰弱與在台日人:日治晚期台灣的精神醫學論述〉,《台灣社會研究》54 (2004)61-104。同文經增補資料修訂後,以〈氣候、體質與鄉愁-殖民晚期在台日人的熱帶神經衰弱〉為題,收錄於李尚仁編輯《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

2.
〈思鄉病與「性症候群」:日治晚期台灣日台人男性的心氣症〉,《女學學誌》21 (2006)1-68

3.
〈消失的憤怒:日治晚期藤澤茽的原住民心理學實驗〉,《新史學》18.2(2007): 103-157。同文刪節版翻譯為英文,刊行於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6:199-219 (2012)

會議論文

1.〈氣候、體質與鄉愁〉,第一屆台灣科學、技術與社會(STS)工作坊,2004

2.
〈疏離的情緒與反抗的自我:當代台灣由神經衰弱到憂鬱症的轉移〉,憂鬱、自我與社會:憂鬱盛行的社會歷史解碼,台灣精神分析學會,台北,2006

3. "Hypnotherapy in Japan, 1890-1945: A Modern Way of Practicing Zen?" The Future of History of Medicine, Wellcome Trust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t UCL, London, 2010.

4. "Historiography of Psychiatry: An Overview,"
第四十九屆台灣精神醫學會年會,高雄,2010

5. "A Disorder of Qi: Hypnotism-derived Psychotherapy for Neurasthenia in Japan, 1890-1945," The Fourth EAS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ngaging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aipei, Taiwan, 2012.

翻譯

1. 羅伊‧波特,《瘋狂簡史》,台北:左岸出版社,2004

http://www2.ihp.sinica.edu.tw/staffProfile.php?TM=3&M=1&uid=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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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劉佳祐醫師是我以前一起修醫學史的同學,很高興看到他們團隊的研究成果登上國際期刊。一者是從歷史來看,中醫科學化有了很大的進展,另外,以前我自己有時也有肝指數升高的問題,人胖,有脂肪肝嘛,看了西醫,西醫跟我說,世界上沒有一種保肝藥產品有確實根據可以降低肝指數,他說,要保肝唯一的方法,就是少吃藥和健康食品。不過,我後來偷跑去看中醫,短暫服用龍膽瀉肝湯或加味逍遙散,都可以降低我的肝指數,不過,這畢竟是我的個人「經驗」或中醫的「經驗」,近代醫療史可以倒著看:現在有了科學「實驗」證據,百年前西醫抨擊中醫僅是經驗之學,經不起「實驗」的那些反中醫言論,該如何看待此事呢?最後我要說的是:不懂真的不要亂講,看醫生要多看幾個啊,多方參考,這可是苦口婆心的病人經。

 

原新聞:

中藥「寬心飲」治肝炎登國際期刊

 

北市聯合醫院和陽明大學傳統醫藥研究所研發出中藥複方「寬心飲」,可改善肝炎患者功能異常,成果並已刊登於7月的SCI國際知名期刊中。

聯醫林森中醫院區主治醫師劉佳祐說,寬心飲是以「扶正」理論來改善肝功能異常的B肝患者,進而降低血清病毒量。組成藥材包括黨參、白朮、茯苓、甘草等七味中藥組成。

林森院區於20112月至12月間,共有57名受試者完成全程試驗。經6周治療後,寬心飲組在肝功能上有顯著改善,它能降低25%血清丙酮酸轉氨酶(GPT)與降低18%血清麩草酸轉氨酶(GOT)。

在北市衛生局經費贊助下,目前研究團隊正針對C型肝炎患者進行寬心飲改善肝功能異常的臨床試驗,有興趣參加的民眾請向該院聯絡。


全文網址: http://udn.com/NEWS/HEALTH/HEA1/8160581.shtml#ixzz2evAaMY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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