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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十三卷出版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6月出版。本卷710千字,16478頁。收錄論文24篇,研究述評1篇,書評6篇。

本卷的特色在於從更廣闊的視野探討日常生活史,展示日常生活史的多樣性。發表的論文既有理論性的;既注意到不同空間如城市、鄉村的日常生活,又對不同社會群體如士大夫、女性、族群的生活專門探討;特別就日常交往活動的探討發表一組論文;醫療社會史、國家與社會的兩組論文學術性也很強。


4篇論文主要利用日記寫成,可見學者對於日記日常生活史價值的重視。此外利用排日帳、家訓、筆記、檔案、方志、碑刻等文獻以及口述資料研究的論文,展示了生活史資料的豐富性。

書評集中於明清時代,對一些影響頗大的著作的書評,相信會引人注目的。共有日、澳、港、台8位海外學者的賜稿,為本刊生色不少,相信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中國社會歷史評論》,進入CSSCI2012-2013)收錄集刊名單(2012-2013年度)。




目錄如下:

 

海貝與東歐亞文明………………………………………………………………【日】上田信(1

日常史所謂地方”——由蔣夢麟曾經的日常世界展開……………………………朱小田(8

正統化、祭祀權與廟產之爭

——
清末至民國初年杭州吳山汪王廟的兩次重修…………………………………張佩國(24

謠言之鏡:1928年南京拾魂恐慌的多重解讀——從一篇魯迅雜感談起…………李寶吉(38

李漁健康觀初探………………………………………………………………………… 劉佳(54




論魏晉時期塢壁的組織原則——民間社會的民主傳統個案………………………孟憲實(69

滴水藏海:范仲淹《師魯帖》所見北宋士大夫通信行為……………………………胡珂(81

清代中期一位江南文士的日常生活:以《張廷濟日記》為中心的討論……………王健(95




排日帳所見清末徽州農村的日常生活

——
以婺源《龍源歐陽起瑛家用賬簿》抄本為中心……………………………王振忠(107

民國時期江南的廟會組織與村落社會:以吳江市的口述調查為中心【日】佐藤仁史(128

卞白眉在京津地區的生活與思想面貌 (1914-1929)………………………【香港】林愷欣(143

鄭孝胥在上海的遺老生活(1911-1931

——
以《鄭孝胥日記》為中心……………………………………………………張笑川(158

近代旅京冀州商幫的日常消費問題初探——以五金商鋪員工為中心……………盧忠民(176




《奉常家訓》所現鄉紳居鄉行為原理………………………………………【日】陳永福(186

著書只為稻粱謀——社會生活史視野下的清中葉學者職業化研究……張瑞龍、譚紅豔(207

晚明宦游士人的生活世界——兼談《五雜組》的生活史資料價值…………………範莉莉(222




性別視角下的商周合祭…………………………………………………………………耿超(245

民國時期育嬰堂中的乳婦研究………………………………………………………李金蓮(258




家族嬗變與民族融合

——
從耶律倍到耶律希亮的個案家族考察…………………………………………王善軍(286

婚姻結盟與譜系傳承——明代湘西苗疆土司的變遷……………………【香港】謝曉輝(306

名分攸關:近代政制中的中西醫稱謂之爭……………………………………………鄭洪(338

醫療與近代社會——試析魯迅的反中醫情結………………………………(臺灣)皮國立(353)

從醫訟案看民國時期西醫在華傳播的一個側面……………………………………馬金生(377




清代中後期田賦徵收中的書差包征……………………………………………………周健(386




從全球經濟史透視中國封建幣制的特點與共同點………【澳洲】Dr Niv Horesh 荷尼夫(407




宋代鄉村組織的多維畫卷——譚景玉《宋代鄉村組織研究》述評…………………趙樹國(421

評《森正夫明清史論集》……………………………………………………【日】岸本美緒(427

從佛教看明代社會——陳玉女著《明代的佛教與社會》讀後………………………常建華(435

晚明消費文化研究之新思路——評巫仁恕著《品味奢華》…………………………王雨濛(440

中國善書研究的儒學維度及其困境

——
兼評吳震《明末清初勸善思想運動研究》………………………………………朱新屋(448

衝突與整合:晚清公共衛生的蹣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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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彩霞著《清末京津公共衛生機制演進研究(1900-1910)》評介……………劉小朦(458




附:關於雍正寵愛福慧原因的探討的來信………………………………………………………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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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衛生何為——中國近世的衛生史研究(余新忠)





 





作者:余新忠
文章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11.3 點擊數: 18 更新時間:20120508





衛生是一個古老的辭彙,以養生為基本內涵的“衛生”,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與此同時,現代意義的“衛生”概念則又是一個比較年輕的辭彙,它是光緒以降在西方衛生知識的傳入、日本近代的“衛生”(eiseyi)用語與衛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國士人對傳統的重新闡釋和利用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登上歷史舞臺,成為與hygiene對應的現代概念的。1晚清以來,“衛生”的使用日益頻繁,也承載了日益豐富的社會文化意涵。作為與現代西方文明相伴出現的現代衛生觀念和公衛制度,不僅理所當然地被視為現代文明的重要內容和象徵,而且也成了國人為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而孜孜以求的目標。一旦“衛生”被賦予了太多的政治和文化色彩,其本身的內涵、價值和問題反而成了不被重點關注的對象。一部衛生史關乎的不僅是醫療和健康的演變,而且是社會和文化的變遷。可見,關於中國近世衛生史的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對我們更好地理解和認識現實深具意義。為此,本文將在對近百年中國衛生史研究做一鳥瞰式回顧的基礎上,對存在的問題和可能的研究道路做一思考。



一、醫學界的研究



由於在現代人的認識中,衛生與醫學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故而現代意義上的衛生史研究,也是與醫學史研究相伴出現的。早期的醫學史研究多少都會談到衛生的情況,比如中國第一部醫學史專著———初版於1920年由陳邦賢撰著的《中國醫學史》,就在第一篇《上古的醫學》中設有《周秦的生理衛生學》一章,不過談論的主要是《素問》和《靈樞》中的生理知識,對衛生則只是從飲食衛生、性欲衛生和優生學三個方面簡單提及;而在後代各朝的論述中,則未再專門列出“衛生”的名目來加以討論。不過在第四篇《現代的醫學》中,對當時的衛生行政和衛生保健等情況做了不少的敍述。2在這類專著中,衛生顯然只是醫學的附庸,而且在民國之前,還是可有可無的附庸。後來的醫學史著作雖層出不窮,但衛生作為醫學附庸的地位,則基本未有變化。



不過,自清末以來,社會對現實的“衛生”事務一直有較多的關注,刊佈了大量有關衛生的書刊文章。3在這種情況下,專門就衛生而作的史學研究亦應運而生。1934年,從事衛生防疫事業的馬允清,利用數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中國第一部衛生史專著《中國衛生制度變遷史》。4該著雖秉持當時通行的進化論思想,但與一般對中國傳統時期的衛生實踐不屑一顧的做法不同,往往能夠從歷代史料中細心體察中國舊有的衛生制度及其變遷歷程。作者將中國衛生行政的變遷分為“迷信時期”、“經驗時期”、“理學時期”和“科學時期”四個階段,主要依據正史、政書等史料,基本以朝代為順序,對中國歷代中央和地方的醫政管理、醫學教育等制度做了較為全面的梳理。該著的立意在衛生,只是因為認為傳統中國並無近代的公共衛生事業,才將關注點集中于衛生制度。不過其作為第一部具有“衛生史”意識的專著,仍具有不可忽略的開創之功。



民國期間也出現了不少有關衛生史的文章,這類文章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根據現代衛生學的認識,從中國歷代的文獻中去搜羅合乎或接近現代標準的衛生史跡,並以此來彰顯古人或中醫在衛生方面的知識和成績,比如李克蕙的《我國固有之防疫方法》,5束世澂的《中國古代醫藥衛生考》等。6另一類則為從事醫藥衛生事業管理和研究的人員,從現實需要出發,對清末以來衛生行政的制度與實踐所做的史學回顧,比如方石珊的《中國衛生行政沿革》、7金寶善的《三十年來中國公共衛生之回顧與前瞻》、8俞松筠《衛生行政之史的回顧》等。9這些研究的目的顯然不盡相同,不過,在基本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上卻頗為一致。比如,往往從現代的衛生觀念和概念出發,去裁剪史料,而很少能將史跡放在具體歷史情境中來體會和呈現不同時空中不同的衛生觀念和行為;均將源於西方的近代“衛生”當作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追求目標,將中國當時衛生狀況的不良和衛生建設方面的不足視為中國社會落後的表現和原因,等等。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確立了“預防為主”的衛生政策,應該與該政策施行有關,著名的醫史學家范行准於20世紀50年代初完成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一書。該著雖未用衛生之名,但其所述內容多與衛生相關,比如環境衛生、避疫與檢疫隔離等。其目標乃是意欲呈現中國預防醫學的發展歷程,即由“樸素的、迷信的、經驗的預防醫學,終於發展到像今天這樣的有系統的、合乎科學的預防醫學”,以及中國在預防醫學發展史上做出的“卓越貢獻”。10該著梳理了中國歷史上的一些衛生觀念和行為,比如對古代諸多民俗活動和迷信行為中的衛生經驗的呈現,對古代用水衛生和環境衛生史跡的梳理等,均甚有貢獻。而對與衛生相關的天花的出現年代、人痘的出現與傳播、牛痘的引入與推廣問題,細加考訂,用力尤多,其引證之廣博,其考訂之詳洽,至今仍令人感歎。



繼範著之後,零星的論著仍時有出現。大多數研究均較為簡單,基本都是按現代的觀念從史料中摘錄若干相關史料加以鋪敍而成,既不夠系統,也較少細緻的分析。其意義主要在於為我們提示了一些資料線索。另外,這一時期的論著對民國期間的衛生建設甚少注目,而較多關注太平天國、解放區和建國後的衛生建設成就。這在陳海峰編著的《中國衛生保健史》中,11有十分明顯的體現。該著詳今略古,全書近500頁,涉及古代、近代和國民政府時期的僅有25頁,而且還包括5頁中外醫學衛生交流、2頁太平天國衛生事業的內容,真正討論從古代至民國的衛生觀念、行為和制度的內容實在是微乎其微。其對當代包括新中國成立前的蘇區、解放區的衛生建設的舉措、制度和成就,論述甚詳,資料也相對豐富。這些論著對中國相關的衛生事務歷史做了一個較為全面的梳理。



進入21世紀後,由於SARS等疫病的衝擊,重新激發了人們對衛生防疫事務的關注,在這一背景下,出現了兩部由衛生工作者和醫史研究者撰著的衛生防疫著作。其中《中國衛生行政史略》一書,12梳理了從古至今衛生行政發展變化的大致狀況,內容涉及衛生行政內涵、發展階段、衛生與保健、衛生行政制度的發展變化、著名醫藥學家、少數民族醫學和中外醫學交流等內容。另一部由鄧鐵濤主編的《中國防疫史》,13130余萬言,可謂當今國內衛生防疫史的集大成之作。該著頗為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從古到今不同歷史階段衛生防疫的行為、觀念、知識和制度及其演變的情況,並以較多的篇幅探討了晚清至民國在西方影響下現代衛生防疫體系的引入和逐步建立的過程。該著的編撰者均為中醫出身的醫史研究者,但難能可貴的是編撰者同時也把防疫史視為社會史,對歷史上人們防疫的行為和心態有一定的揭示,而且對近年來國內史學界醫療社會史研究的諸多成果也有相當全面的吸納。



除此之外,近年來還有兩部疾病史著作《嶺南瘟疫史》和《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14對清末民國的衛生防疫做了較為系統的探討。《嶺南瘟疫史》的內容雖然以嶺南地區的瘟疫流行狀況為主,但其第六至八章,在探討鼠疫的應對、防疫觀念、瘟疫對社會的影響等時,也較多地關涉了衛生的內容,借助報刊等資料對清末香港和廣州等地的衛生防疫行為和制度建設做了梳理。《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一書對衛生的關注更高,研究也更為深入。該著雖然名為疾病社會史,但並沒有對疾病具體的情況有太多著墨,主要關注的是當時社會的應對機制。該著從建制化、體系化、大眾化和社會衛生等四個方面對此展開了探討。



二、史學界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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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隨著醫療社會史研究的逐漸興起,疾病和醫療不再是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而成為西方歷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衛生作為廣義醫學領域中與社會、文化關聯特別密切的一部分,自然也非常容易受到歷史研究者的青睞,有關衛生的歷史學論著不斷湧現,而且主題上也日漸細化和多樣。15



西方學術界新的研究動向,也在西方的中國史研究中有所體現。自20世紀70年代以後,就不斷有從社會文化角度探究中國疾病醫療的論著出現。史學界最早的衛生史專著當屬程愷禮有關上海租界公共衛生的研究。她主要從城市用水、公共醫療和醫院建設等方面勾勒了上海租界從開埠到19世紀末的50年間,從沼澤荒野之地演化為已基本建成近代衛生機制的近代都市的歷程,認為到1893年上海租界的衛生狀況已經跨入世界至少遠東的先進行列。16葉嘉熾有關民國衛生建設的專著,依靠較為豐富的中英文檔案、報刊以及民國期間的諸多著述,較為細緻地呈現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十年國家建設時期在衛生建設上所取得的成就,認為國民政府的公共衛生和醫療保障制度的建設卓有成就,基本建成了由政府主導、覆蓋全國的縣級醫療衛生體系。17該著基本以呈現成績為主,對存在的問題及衛生現代化過程中的複雜性甚少著墨。



羅芙芸有關近代天津衛生的力作也成為當下西方研究中國衛生史的代表性著作。該著立足天津,探究了“衛生的現代性”是如何被洋人、開放而“先進”的士人精英、國家力量和革命所採用的,進而揭示了現代化背後的文化權力關係和“現代性”值得省思之處。18該著給我們印象最深的似乎是“衛生”這一現代化的象徵,在近代天津是如何參與和影響歷史進程以及人們日常生活的。該著的重心乃是對近代天津“衛生”意涵的解讀,而非“衛生”進程的梳理。



在歐美學術思潮的影響下,醫療社會史研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也逐步開始在日韓學術界興起,並進而影響到他們的中國史研究。日本的飯島涉是東亞地區較早開展中國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學者,他于2000年出版的《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與社會變遷》一書,以晚清民國發生的鼠疫以及霍亂等疫病為契機,探究了中國逐步推進衛生“制度化”的過程。他所謂的衛生制度化,其實也就是衛生的行政化,即衛生行政的推進過程。19該著對近代中國引入和實施衛生行政過程的梳理頗為詳備清晰。韓國的年輕學者辛圭煥有關北平衛生行政的專著,從衛生概念史的梳理入手,從近代出生與死亡管理以及衛生教育、市政府的傳染病管制、空間管制和城市環境與環境衛生改革等方面對20世紀30年代北平市的衛生行政改革及其與國家醫學的關係作了頗為全面細緻的探討。20該著的突出之處,是在一個頗為集中的時空中對衛生行政具體實施情況給予較為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國家衛生行政限度及其實施過程中的複雜性。



就中國醫療社會史和衛生史研究而言,我國臺灣史學界的努力和成就有目共睹。從2002年開始,該領域的領軍學者梁其姿教授召集一批較為年輕的學人,開展衛生史研究計畫。該計畫的主題為“華人社會的衛生史———從傳統到現代”,主要是希望通過從觀念的變化到相關政策的實踐考察,來探討明、清時期至20世紀50年代初期漢人社會的衛生問題。研究的重點主要有二:一為探討傳統至近代之衛生觀念的演變,以瞭解中國“現代性”的問題;二為從漢人社會的衛生觀念與實踐檢視漢人社會的特色,尤其是傳統社會的文化特性。其成員除了主持人外,主要還包括祝平一、劉士永、雷祥麟、張哲嘉、李尚仁和王文基等人。21這一計畫至今仍在延續。2004年在臺北召開了“明清至近代漢人社會的衛生觀念、組織和實踐”學術研討會,以這次會議的論文為基礎,梁其姿還和費俠莉一道主編了《東亞華人社會的健康與衛生》一書,除了序跋,共收錄論文11篇,分為“傳統和變遷”、“殖民地的健康與衛生”和“疫病控制運動”三個主題,內容涉及中國傳染觀念的演變、中國的糞穢處置及其近代演變、清末東北鼠疫中的防疫、19世紀通商口岸的節食與個人衛生、消滅血吸蟲運動以及當代的SARS等。22



該團隊還發表不少相當精彩的研究論文。比如,劉士永在對臺灣公共衛生觀念轉變的探討中,一方面較為細緻地呈現了1895年以前臺灣社會業已出現的各種健康觀和衛生論,另一方面也指出,在殖民地時期,臺灣社會的健康觀和衛生思想開始逐漸趨近於當時重要的世界醫學及衛生學主流思潮,不過,臺灣社會本身的角色基本上是被動的,對於20世紀20年代以後西方各種衛生思想的討論比較缺乏反應。23雷祥麟有關民國衛生的論文,則考察了1930年前後民國社會有關衛生的論述,當時的中國不僅存在著官方標準的衛生概念和規範,同時存在著大量的另類衛生認識,比如對“治心”等個人身心調節的強調等。他並沒有延續那種認為這種另類的衛生認識妨礙了真正的公共衛生在中國開展的一般說法,而是致力於描繪它與西方“hygiene”間的爭議與互相界定的過程,並探索它出現在20世紀上半葉之中國的歷史過程和可能的意義,提出“衛生”不只是保衛生命,同時也是體現自我或自我體驗生命的一種路徑和方式。24而李尚仁則對英國傳教士德貞的衛生論述做了深入的探析。文章首先考察了德貞對中國衛生狀況的認識從批評到讚賞的變化歷程,並進而深入地探討了他那些獨特論述形成的原因及背後的思想淵源。他那種一反常人的論述,既是因為他在體會到了西方公共衛生學說存在著一些難以解釋的現象後,希望藉中國的經驗來反省英國公共衛生運動的局限,同時,也與德貞秉持新古代醫學傳統以及宗教神學中的道德經濟觀念密切相關。25在該文的基礎上,李氏又引入“身體感”這一分析概念,以《腐物與骯髒》為題,探究了19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環境的體驗。該文在比較詳細地呈現了19世紀來華西方人對中國環境描述的基礎上,細膩分析了西方人“不衛生”、“骯髒”等身體感的形成機制和社會文化因素。26李尚仁的研究總體上是在殖民醫學的理論模式中展開的,其關心的中心問題與其說是中國的衛生,不如說是帝國中心與殖民地邊陲在醫學和衛生方面的關係。實際上他的研究也幾乎完全是建立在西文資料基礎之上的,對我們認識和理解19世紀在華的殖民者心態以及現代“衛生”背後的複雜社會文化意涵和權力關係頗有助益。但若希望通過他的研究瞭解晚清以降中國人的心態和中國人的衛生觀念與實踐,恐怕難免會感到失望。



與上述研究團隊的旨趣有所不同,臺灣學界還有些有關衛生史的研究是在城市史特別是城市生活史的研究脈絡中展開的。其中較早出現的代表性成果是梁庚堯有關南宋城市衛生的研究。作者對南宋以臨安為中心的城市中出現的衛生問題以及政府所採取的措施作了論述,認為各類公共衛生與社會福利設施在城市中普遍設立,是宋代以後城市的一項特色,而城市衛生環境惡化之後疫病容易流行,應是這項特色所以會出現並延續的部分原因。27稍後,邱仲麟發表的明清北京城市生活的系列論文中,有兩篇與城市衛生密切相關。其中《風塵、街壤與氣味》一文,考察了明清士人對於北京生活環境的印象與記憶,以翔實的資料呈現了當時士人特別是南方士人印象中的北京風塵彌漫、臭穢難聞的城市生活環境。28另一篇有關明清到民國北京城市用水的論文,同樣以翔實的資料考察了城市供水群體、民生用水以及用水管理及其近代變遷等問題,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鮮活的城市生活圖景。29這些研究雖然對相關衛生問題意涵的解讀用力較少,但研究者均對傳統文獻研究的功力深厚,同時又具有一定的國際視野,故而對我們瞭解中國傳統時期的衛生狀貌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另外,周春燕最新出版的《女體與國族》似乎是目前臺灣僅有的衛生史方面的專著。該著從性別史和身體史的視角探討近代中國婦女衛生,著重從月經應對和分娩處理兩個方面,梳理了在“亡國滅種”、“強國保種”這一近代危機意識的促動下、由國家主導的婦女衛生近代化過程。對這一過程中晚清特別是民國政府在婦女衛生近代化方面的努力均持較為正面的認識和評價。30該著比較重視過程的梳理和呈現,所論亦具一定深度,給人明快清晰之感,但對婦女衛生的全面性和複雜性似乎認識有所不足。



進入新世紀後,衛生史的研究也開始受到中國內地史學界的關注,大體而言,目前內地史學界有關衛生史的探討主要是從醫療社會文化史、城市史和中外關係史特別是來華傳教士史研究等三個角度切入的。筆者2003年出版的《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書,就對清代的衛生概念、防疫和檢疫等衛生問題做過初步的探討。31這一研究無疑還十分粗淺,不過其提出或隱含的諸多問題卻為筆者此後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和探究的動力。又如,曹樹基對鼠疫的探討中也關注到公共衛生的問題,如在探討內地對1894年香港鼠疫的反應時,梳理了《申報》中有關防疫及衛生行政的相關討論。32而有關1918年山西鼠疫的探討,則完全是在公共衛生的主題下展開的,對防疫舉措及其現代衛生機制的理解均持相當正面的態度。33除此之外,隨著國內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影響的擴大,亦出現了不少年輕的研究者從衛生這一主題切入來從事該領域的研究。比如,近些年南開大學就有兩篇專門探究清末和民國公共衛生的博士論文。這兩篇論文主要借助報刊、檔案、方志等資料,對清末以降到民國時期天津和北京由官方主導和推行的公共衛生舉措及其制度建設做了梳理,對我們瞭解近代衛生行政的發展脈絡和施行中的複雜性多有助益。34又如,筆者主編的《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一書的第四個主題“近代境遇中的‘衛生’”中,收錄的四篇青年研究者的有關清代沐浴、北京衛生行政、上海的醫療衛生廣告和民國天津衛生運動的論文,可以說亦反映了同樣的趨向。35



城市衛生乃是現代城市管理無可回避的問題,故而衛生問題也往往容易受到城市史研究者的關注,特別是隨著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興起,更促發了研究者對城市衛生問題的關注。如果說早期的一些通論性研究只是對城市衛生問題有所涉及的話,近年則出現了專門從衛生的角度來探究中國近代城市發展的作品。36其中彭善民的專著《公共衛生與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可謂是代表性的成果,該著將源於西方的近代公共衛生視為現代都市文明的象徵和重要內容,主要從近代城市變革的視角梳理了自清末到民國上海公共衛生的緣起及其演變歷程,探究了上海的近代公衛是如何在華洋及官紳民等多重力量的多方作用下漸趨展開的,而公衛的演進又是如何推動上海都市文明發展的。37他的這一研究在時段上差不多是程愷禮早期開拓性研究的接續,而且在學術理念上亦頗為類同,不過就搜集資料、關涉衛生的相關問題以及涉及區域的廣度上,則較程的研究有一定的推進。



再者,在近代中外關係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西方來華傳教士顯然是其中重點關注的內容之一,而在這些傳教士中,有相當一部分為醫學傳教士,在傳教士的相關活動中,醫療衛生活動也佔有相當的份量。不僅如此,醫療和衛生也是他們較為關注且記錄較多的內容,醫藥衛生問題也自然相對容易受到這方面研究者的關注。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田濤就曾利用《中國叢刊》等中英文資料,對清末民國初的在華基督教會的醫療衛生事業做了探討。38而近年來更是湧現出了一批專門探究西方來華傳教士對中國醫療衛生事業影響的論著。39其中也往往會涉及到衛生問題。比如何小蓮在其專著中列專章探討傳教士與中國公共衛生事業,認為正是傳教士的積極活動與影響促進了中國近代公共衛生事業的艱難起步。40高晞的新著也有一章論述德貞的公共衛生學研究與流行病調查,較多地介紹了德貞對中國衛生習慣的讚賞和對某些中醫學內容的認同。41



近些年來,國內還出現了一些具有國際學術視野、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來探究中國近世衛生的論著。其中較具代表性的當屬胡成的數篇論文。其中《“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的不同講述》一文,主要利用晚清上海的諸多中英文報刊資料,從華人“不衛生”被定義為瘟疫之源、近代細菌學理論的傳入、租界衛生景觀的改善和華人社會的變革維新以及西方文化優越感、民族主義訴求和主權之爭等方面比較細緻地呈現了中外間不同的講述共同塑造了所謂華人的“不衛生”形象。42而其有關衛生檢疫的兩篇論文,則從租界政治和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視角出發,考察了1910年上海租界檢疫風潮和清末東北鼠疫中的檢疫行為,藉此來表明華人的爭取自主檢疫和國家對檢疫的積極推行對加強中國國家主權起到的積極推動作用。其研究在關注外交、主權的同時,特別注意到了普通民眾的感受和回應。43而其最新的一篇評述性論文,則主要立足東北鼠疫中檢疫問題的探討,對國內以往存在的相關研究資料單一、缺乏國際視野等問題提出了批評,並進而通過檢疫中複雜性的呈現,探討了研究中應如何更多地珍視、尊重底層民眾和貧苦階級的生命的問題。44胡成的研究往往能夠借助其頗為前沿的學術理念和廣泛的資料搜集,讓我們看到以往研究中未曾注意到的諸多歷史面相和問題,對目前國內衛生史的研究頗具啟發和促進作用。不過就衛生史研究而言,其涉獵的只是個別的點,不具系統性,而且對“衛生”複雜性及其豐富內涵也仍有較大的拓展空間。



楊念群具有強烈“新史學”色彩的專著《再造“病人”》,也有兩章(第三、八章)較多地涉及到衛生問題。該著的重心並不在探究近代中國具體的醫療衛生問題,而是借其所感興趣的某些特定專題的探析來揭示疾病、醫療和衛生背後的政治和文化意涵。45在第三章中,他探討了民國以降由國家來全面操控醫療衛生事務的醫療“國家化”的改革進程,以及西方醫學人士通過引入“社會服務”理念力圖將西方的醫療空間滲透至城市的各個角落和民眾日常生活之中的情形。第八章則以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的“細菌戰”為切入點,論述了中國政府通過社會動員即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推進現代衛生機制在中國社會進一步確立的過程。46



與上述幾種研究路徑不同,張仲民有關衛生的專著則是從書籍史和閱讀史的角度來展開的,通過對晚清“衛生”書籍的鉤沉,探討了出版與文化政治間關係以及晚清政治文化的形成。就衛生史研究而言,該著最大的貢獻是系統而全面地梳理了晚清諸多有關衛生書籍的出版情況,為人們更好地研究晚清的衛生提供了重要的基礎;不僅如此,他從衛生及衛生書籍的出版和閱讀出發,探究與此密切相關的種族和消費文化問題。47另外,筆者也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就清代的衛生概念、環境和用水衛生、糞穢處置、防疫觀念與行為、清潔觀念與行為、衛生檢疫、衛生行政與身體控制等問題做了探討。48



三、問題與可能的路徑



經過近百年特別是最近十數年的中外相關學者的努力,中國近世衛生史研究至今已經有了一定的積累和成就,在資料積累、呈現歷史經驗以及引入和實踐相關學術理念等方面為後來者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不過總體而言,衛生史研究在中國史學界還是一個正趨興起的研究領域,研究之薄弱毋庸諱言,而內容上的有待進展之處也顯而易見。筆者以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現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紀以降特別是民國時期衛生的探討,對晚清社會在衛生行政等方面的努力和成績似乎重視不夠,而對傳統時期的衛生觀念和行為,則除了邱仲麟等人的個別研究外,還幾付闕如。



第二,由於近代的公共衛生觀念一般均被視為西方的舶來品,也因為現有研究對傳統時期的衛生觀念和行為缺乏關注和探究,使得現有的一些探究中國近代公共衛生的研究,往往存在著割裂傳統和近代之嫌,不能從內外兩個方面多視角地來認識中國近代公共衛生的演變。



第三,目前大多數國內的相關研究者,無論是學術視野還是學術理念,都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而海外的一些研究(也包括國內個別研究)雖然對揭示和探析“衛生”的現代性及其社會文化意涵用力甚多,亦對人啟益良多,但其或許過於注重對意義的探析,反而影響了對具體歷史經驗的呈現,也就是說,對近世中國的衛生觀念、組織和行為及其近代演變脈絡的梳理和呈現還存在著不盡如人意之處。



“衛生”和衛生的歷史並不單純,只要我們能從不同的視角和立場去多方位、多層次地觀察和思考,便不難發現眾多習以為常的認識局限和為人所忽視的歷史面相。誠然,無論用何種方法、以什麼路徑展開對近世衛生史的探究,只要深入而專業,都自有其意義和價值。不過,在當前的學術情境中,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若研究者能有選擇地汲取國際前沿的研究方法,使其無論在內容還是方法與理念上都體現出一種新意來,那自然就會更具意義。隨著研究者對國際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理念的深入探討,從中國史學的傳統和現實出發為我所用,必然會對這一研究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1参阅余新忠:『清末における「衛生」概念の展開』、『東洋史研究』第64卷第3(200512),第104140页。



2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上海書店1984年影印,第1420269292頁。



3
關於晚清衛生書籍的出版,可參閱張仲民:《出版于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版。只要稍稍翻檢一下民國期間的出版書目和報刊,就很容易發現這類書籍和相關刊物、論文的數量大為增加。
关于民国时期国家和社会对卫生事务的关注和实践,可参阅飯島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衞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2000,第209314;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202页。



4馬允清:《中國衛生制度變遷史》,天津益世報館1934年版。



5
《中醫新生命》19364月第19期。



6
《中國文化研究匯刊》1944年第5期。這類論文詳細目錄可以參閱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編:《醫學史論文資料索引(19031978)》第1輯,中國書店1989年版,第3236頁。



7
《中華醫學雜誌》1929年第14卷第5期。



8
《中華醫學雜誌》1946年第32卷第1期。



9
《社會衛生》1946年第2卷第4期。這類的研究目錄亦可參閱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編:《醫學史論文資料索引(19031978)》第1輯,第122133134頁。



10
範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自序”,上海華東醫務生活社1953年版,第12頁。



11
陳海峰編著:《中國衛生保健史》,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



12
劉榮倫、顧玉潛編著:《中國衛生行政史略》,廣東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



13
鄧鐵濤主編:《中國防疫史》,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版。



14
賴文、李永宸:《嶺南瘟疫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5Elizabeth Fee
,“Public HealthPast
and Present
A Shared Social Vision”,in Gerge RosenA Histroy of Public Health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93pp.ixlxvii.



16Kerrie MacPherson
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18431893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1937Ann Arbor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5.



18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19飯島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衞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2000



20辛圭煥:《國家·城市·衛生———20世紀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衛生行政和國家醫療》,ACANETSeoulKorea2008



21
參閱相關的“衛生史研究計畫”網站,網址為:http//www.issp.sinica.edu.tw/hygiene/index.html



22Angela Ki Che Leung
Charlotte Furtheds.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23
劉士永:《“清潔”、“衛生”和“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20016月第8卷第1期,第4188頁。



24
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046月第54期,第1759頁。



25
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59月第76本第3分,第467509頁。



26
李尚仁:《腐物與骯髒:十九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環境的體驗》,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臺北2008年版,第4582頁。



27
梁庚堯:《南宋城市的公共衛生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993月第70本第1分,第119163頁。



28
邱仲麟:《風塵、街壤與氣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環境與士人的帝都印象》,《清華學報》20046月新34卷第1期,第181225頁。



29
邱仲麟:《水窩子:北京的民生用水與供水業者(14001937)》,李孝悌主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年版,第229284頁。



30
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版。



31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探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49頁。



32
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349頁。



33
曹樹基:《國家與地方的公共衛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第178190頁。胡成:《東三省鼠疫蔓延時的底層民眾與地方社會(19101911)———兼論當前疾病、醫療史研究的一個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東亞醫療歷史工作坊”論文,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及近代史研究中心,2010625日 ,第14頁。



34
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衛生機制演進研究(19001911)》,南開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朱慧穎:《近代天津公共衛生建設研究(19001937)》,南開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這方面的碩士論文數量較多,於此不再列舉,可在“中國知網”(http//www.cnki.net/index.html)上檢索到。



35
余新忠主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81370頁。



36
具體學術史梳理可以參閱李忠萍:《“新史學”視野下的近代中國城市公共衛生研究述評》,《史林》2009年第2期,第173186頁。



37
彭善民:《公共衛生與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8
田濤:《清末民初在華基督教醫療衛生事業及其專業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69185頁。



39
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高晞:《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李傳斌:《基督教在華醫療事業與近代中國社會(18351937)》,蘇州大學2001年博士學位論文,等等。



40
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第157191頁。



41
高晞:《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第380406頁。



42
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的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18601911)》,《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6月第56期,第143頁。



43
胡成:《檢疫、種族與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發現後的華洋衝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7490;《東北地區肺鼠疫蔓延期間的主權之爭(1910.111911.4)》,《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9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232頁。



44
胡成:《東三省鼠疫蔓延時的底層民眾與地方社會(19101911)———兼論當前疾病、醫療史研究的一個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第14頁。



45
余新忠:《另類的醫療史書寫———評楊念群著〈再造“病人”〉》,《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92104頁。



46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第95126311360頁。



47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



48
余新忠:『清末における「衛生」概念の展開』、『東洋史研究』第64卷第3(200512);《清代江南的衛生觀念與行為及其近代變遷初探———以環境和用水衛生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從避疫到防疫:晚清因應疫病觀念的演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2;《防疫·衛生·身體控制———晚清清潔觀念和行為的演變》,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3卷,中華書局2009年版;Treatment of Nightsoil and Waste in Modern China”,in Angela Ki CheLeungCharlotte Furtheds.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http://jds.cass.cn/Item/2226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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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科技、醫療與社會 14  
出版日期:2012.04

本期作者:王秀雲、鄭斐文、劉紹華、鍾月岑、韓采燕、邱文聰、林郁婷、曾凡慈
規  格:14.8 x 21cm)
頁  數:320
定  價:250
I S S N
1680-5585


 


本期目錄


編輯室報告/王秀雲


 


「性別、身體與健康」專輯


肥胖科學、醫療化與性別身體政治  /鄭斐文
流動的成年禮:中國西南的毒品與愛滋病  /劉紹華
Better Sex and Better Conception? Eugenics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n China, 1950-2000 
/鍾月岑
工程實驗室的陽剛化及穩定機制  /韓采燕


 


一般論文


如何克服公衛訴訟中因果推論的難題:法律系統面對風險社會的一個挑戰  /邱文聰


 


STS動態:STS教學訪談錄


STS教學心得分享:林文源副教授  /林郁婷
STS
教學心得分享:王秀雲副教授  /林郁婷
STS
教學心得分享:成令方副教授  /曾凡慈
STS
教學心得分享:吳嘉苓副教授  /曾凡慈


稿約
文稿刊登格式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購買與訂閱


 


作者簡介


王秀雲  ╱國立成功大學STM研究中心專 任副 教授
鄭斐文  ╱東海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劉紹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鍾月岑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韓采燕  ╱美國羅格斯大學(新伯朗士威分校)社會學系博士生
邱文聰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郁婷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科技與社會組)碩士,現任奇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管理師
曾凡慈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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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本期有余新忠和曹樹基兩位教授的醫史論著,轉貼訊息如下:


 




 




《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目錄




·專題論文·




五四前後外國名哲來華講學與中國思想界的變動 鄭師渠(4




“權力外移”與晚清權力結構的演變(18551875
王瑞成(28




複雜性與現代性:晚清檢疫機制引建中的社會反應 余新忠(47




戰後之疫: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 曹樹基(65




晚清海關洋稅的分成制度探析 陳 勇(76




美國軍方對華態度溯源




——第15步兵團之研究 王成勉(88




·問題討論·




論康有為從經古文學向經今文學的轉變




——兼答黃開國、唐赤蓉先生 房德鄰(100




政治風向與基層制度:“老區”村幹部貪污問題




徐進 楊雄威(115




·讀史劄記·




清代存留養親與農村家庭養老 周祖文(129




·書評與文評·




孫中山形象建構與政治文化史研究




——評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李恭忠《中山陵:




一個現代政治符號的誕生》 李裏峰(137




·學術綜述·




“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會議學術組(145




“近代中國的社會保障與區域社會”




——第四屆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黃鴻山、朱從兵(156




關於舉辦首屆中國歷史學博士後論壇(2012)的通知 (159




 




 




 




複雜性與現代性:晚清檢疫機制引建中的社會反應




余新忠




內容提要 對檢疫這一源自西方並具有一定橫暴性的“現代”防疫制度,晚清大多數官員和士紳精英,儘管對具體做法不無微詞,但基本上還是將其視為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促進國家現代化的愛國和進步之舉;而民眾往往由於自身的利益受損而心懷不滿,甚至進行反抗。社會各界的不同反應,並不能簡單地歸因於觀念的保守與進步,其實還存在著複雜的利益和權力關係。雖然檢疫制度不無防疫的效用,但亦非以追求健康為唯一指針,同時也是種族、財產和文化等方面的優勢者,基於自身的利益,以科學和文明的名義,將相關的舉措強行推之於社會全體的行為,具有強烈的利益和權力色彩。衛生檢疫帶給中國社會的,不只是主權、健康、文明和進步,同時也存在民眾權利和自由在衛生和文明的名義下被侵蝕和剝奪的事實。




關鍵字 晚清 衛生檢疫 社會反應 權力關係 現代性




 




 




戰後之疫: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




曹樹基




內容提要 19441947年滇西鼠疫之流行,在當時被認為源於緬甸境內,或源於日軍的細菌戰。但1940年代公共衛生調查的證據並不能支撐這一結論,而1950年代的疫情調查,也沒有認同這一說法。在1950年代中期鼠疫自然疫源地理論形成之前,人們對於一個地區鼠疫疫情的寂滅與復活,相當不解,遂將鼠疫疫情歸咎為境外緬甸或日軍散佈的細菌。當時的調查員,為了使其調查符合這一預設的主題,不惜強解調查資料。這一研究中的缺失,為近年來鼠疫史研究中民族主義思潮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關鍵字 鼠疫 滇西 抗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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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感謝黃文儀小姐提供訊息,她來信告知本期亞洲研究期刊(JAS)有幾篇跟中國醫療史相關的文章與書評,版主上網後把它找出,貼出來供大家參考。當然,該刊討論的範圍不限中國史,也可以看出外國的亞洲論述還是比較廣泛的。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 ISSUE 01





 





Editorial Foreword 71.1 (February
2012)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1-5





doi:
10.1017/S0021911812000022,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Feb 2012





 





Finding a Place: Mainland Chinese
Fiction in the 2000s





Julia Lovel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7-32





doi:
10.1017/S0021911811002993,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Feb 2012





 





Sino-speak: Chines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William A. Callah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33-55





doi:
10.1017/S0021911811002919,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Jan 2012





 





Reflections on Situating Taiwan in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Christopher Lupk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57-61





doi:
10.1017/S0021911811002981,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
Dec 2011





 





Mobile-izing: Democracy,
Organization and India's First
Mass Mobile Phone Elections





Robin Jeffrey and Assa Dor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63-80





doi:
10.1017/S0021911811003007,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
Dec 2011





 





Choosing to Collaborate: Yi Kwang-su
and the Moral Subject in Colonial Korea





John Whittier Trea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81-102





doi:
10.1017/S0021911811002956,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Feb 2012





 





Hesitating before the Judgment of
History





Timothy Brook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103-114





doi:
10.1017/S0021911811002932,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Feb 2012





 





Yi Kwang-su: The Collaborator as
Modernist against Modernity





Michael D. Sh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115-120





doi:
10.1017/S0021911811002944,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Feb 2012





 





Seoul and Nanking, Baghdad
and Kabul : A
Response to Timothy Brook and Michael Shin





John Whittier Trea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121-125





doi:
10.1017/S0021911811002968,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
Feb 2012





 





Rethinking Missionaries and Medicine
in China: The Miracles of Assunta Pallotta, 1905
2005





Henrietta Harris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127-148





doi:
10.1017/S0021911811002920,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
Dec 2011





 





Resurrecting Seva (Social Service):
Dalit and Low-caste Women Party Activists as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of
Political Culture and Practice in Urban North India





Manuela Ciott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1, Issue 01, February 2012, pp 149-170





 





 





doi: 10.1017/S002191181100297X,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 Dec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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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蜘蛛醫學人類學家眼中的傳染病


作者:日宏煜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


收錄於:《科學發展》201111月,467期,20 ~ 25


 








人類、環境因子和病原菌交織成傳染病的複雜致病網絡,然而編織這個網絡的蜘蛛在哪裡?牠又如何織成一張張縱橫交錯的致病網絡,使許多人因此而成為傳染病的受害者?



 


人類學是一門全貌性的科學,把人類視為具有生物和文化特質的物種。為了了解人類的認知過程、行為和物質文化,人類學家常深入不同的人類社會進行田野調查,透過參與觀察、訪談等研究方法,比較和詮釋各種文化的異同。除希望促進不同文化間的了解外,也希望能應用所累積的人類學知識,解決當今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傳染病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天花、鼠疫、流行性感冒、愛滋病等傳染病,都曾經或正在人類的歷史上造成特定社會的崩解或整個族群的滅亡。


在科學不發達的時代,天花和鼠疫的流行被歸於天譴。晚近由於醫學及流行病學的進步,對於傳染病的病因有了更多的認識,尤其是由寄主(人類)、環境因子和病原菌所交織成的複雜致病網絡。然而這些網絡的浮現也導引出了另外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編織這個網絡的蜘蛛在哪裡?牠又如何織成一張張縱橫交錯的致病網絡,造成許多人因此成為傳染病的受害者?


傳染病在特定人類族群流行有它的社會根源性。例如觀察肺結核在一個社會中的分布,人類學家發現,生活在貧窮社會階層的,罹患肺結核的機率遠高於中產階級。如果這樣的疾病分布狀況不是偶然的,又要如何解釋這個現象?


事實上,在過去的60年中,人類學家已針對許多傳染病,利用特有的研究方法,嘗試由生物和文化的觀點,解釋傳染病在社會中分布不均的現象。也因為這些研究,一隻隻隱身在人類日常生活中,編織傳染病致病網絡的蜘蛛逐漸被看見,而看見這些蜘蛛也開啟了解決傳染病問題的另一扇門。


生態變化與傳染病的發生


醫學人類學者把人類生存的環境視為一個「總體生態系統」,這個系統又由生物、非生物和文化3個部分組成。其內部又分別有若干的因子參與這3個組成的運作,而當三者間的交互作用達到平衡狀態時,生活在這個生態系統中的人類族群,個體器官、組織和細胞的運作會趨向一個穩定狀態。在這樣的條件下,人類個體和群體會處於較為健康的狀態,一旦系統中的部分組成的運作發生問題,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會被破壞,導致人類族群對特定疾病的感病率增加。


因為生態變化而造成傳染病擴散的最典型例子,是發生在非洲西部的瘧疾。在1950年代,人類學家利文斯通(Frank B. Livingstone)研究非洲西部鎌刀型紅血球疾病和文化演化的關係時,發現瘧疾流行的地區,患有輕型鎌刀型紅血球疾病者,在生理上對瘧原蟲的感染比健康者具有較高的抵抗力,因此在自然選汰上占有存活的優勢,造成在西非的族群中,患有輕型鎌刀型紅血球疾病的比率較其他地區高。


而在探究瘧疾發生的原因時,利文斯通發現瘧疾的發生和人類文化的演進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因為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開始使用鐵器協助農業的活動,這樣的物質文化演變,使人類在土地開發上得以突破以往在舊石器時代的限制,而新的生產模式也因應而生。


為增加耕地面積,人類利用鐵製工具砍伐森林,並建造灌溉渠道引水灌溉,使作物的產量較以往遊耕時期有顯著的上升。同時為適應農業生產模式,人類也由原來的逐水草而居轉變成定居的生活型態,並在農耕地附近聚居,形成大規模的社區。


鐵器的使用和生活型態的改變,使得生態系統的平衡發生變化,砍伐森林和建造灌溉渠道的結果,使自然界中傳播瘧原蟲的媒介瘧蚊的族群快速上升。農耕地附近大型社區的出現,使單位面積內的人口數增加,這樣的結果使人與瘧蚊接觸的頻率上升,導致瘧疾在人群中快速散播,成為影響當地族群健康的主要傳染病。


而利用類似的生態概念,醫學人類學家也發現,晚近愛滋病的流行和人類活動破壞生態平衡有關。為追求經濟發展,大規模砍伐樹木的結果,導致原來只存於森林深處的愛滋病毒,得以突破地理的障礙感染人類寄主。另外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便利的交通工具促成「傳染病通路」的形成,使得愛滋病從1980年代開始,快速向世界各地蔓延,成為20世紀末的黑死病。


人類文化與傳染病的流行


由醫學人類學的角度,人類的健康相關行為可分成4大類:有意識的健康促進行為;無意識的健康促進行為;有意識的健康危害行為;無意識的健康危害行為。由於長時間參與觀察式的田野工作,使人類學家得以觀察到研究對象每日的生活作息,並進一步分析這些人類行為如何影響特定傳染病在不同社會階層、年齡、性別和族群中的流行。這樣的研究取徑,不但讓我們能深入了解傳染病和人類日常生活間的關係,也能發現社會文化因子如何影響傳染病的擴散。


從已知的研究中,了解到傳染病的流行多起因於人類無意識的健康危害行為,而這些行為又受到內部文化或外部因子的影響。在內部文化因子方面,典型的研究例子如文化對疾病的解釋模式,造成南美洲原住民兒童對細菌性痢疾有較高的死亡率。由於細菌性痢疾會引發高燒,因此該地區原住民認為細菌性痢疾是一種「熱」病,而腹泄有助於排熱並使身體復原。


然而由於未考慮到嚴重的腹泄會造成人體大量的脫水,雖然當地的醫護人員會提供電解液給病童的父母,但大多數的父母認為如不讓「熱」由體內排出,小孩子的病會難以復原,因此拒絕讓小孩飲用電解液,造成許多兒童因嚴重脫水而死亡。


在外部因子方面,典型的人類學研究例子,如尼羅河流域水庫興建和血吸蟲病(schistosomiasis)流行的關聯性。研究人員注意到這種疾病在水庫興建後才開始流行,且農民和漁夫的罹患率特別高。由於從事這二類工作的人十分依賴尼羅河的水,而水庫的興建改變了尼羅河流域的生態,造成河流中傳播血吸蟲病媒介的蝸牛族群快速上升,使得長時間和河水接觸的農民和漁夫感染血吸蟲病的機會增加。


然而水庫的興建是為了提供尼羅河下游工業區的用水與用電,被埃及政府視為十分重要的國家建設,但是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果,卻也讓居住在尼羅河流域的居民付出健康的代價。


醫學人類學知識的應用


長時間投入田野調查,以參與觀察和訪談做為蒐集田野資料的研究模式,讓許多人類學家能對研究對象的食、衣、住、行、育、樂等行為深度描寫,並由文化相對論的觀點解釋文化的異同,這些特性使得人類學家成為不同文化群體間的「文化解釋者」。


「文化解釋者」的角色讓醫學人類學家陸續被國際衛生組織邀請協助推動國際衛生計畫,例如在南美洲所進行的飲用水改善計畫。醫學人類學家根據對當地文化的了解,把煮沸過的自來水解釋為具有「熱」特性的物質,有助於健康的維持,藉以說服當地民眾接受飲用煮沸過的自來水,而不再直接飲用可能受汙染的河水。另外,為推廣電解液的使用,醫學人類學家也和醫護人員合作,把電解液解釋為「熱」藥,可治療細菌性痢疾。上述例子說明了人類學在防治與治療傳染病上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解並利用一般民眾對傳染病的解釋模式來推動國際衛生計畫外,醫學人類學家也發現,地方性的知識在預防和治療傳染病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民族植物的使用上,醫學人類學家發現這些植物的使用是人類在演化過程中知識累積的結果,具有生物和文化的意涵,除了植物本身具有的藥理作用外,在各種治療儀式中,民族植物也具有心靈療癒的功能。


以著名醫學人類學家艾金(Nina L. Etkin)在非洲東部的研究為例,她結合民族誌和藥理學的研究取徑,發現豪撒族(Hausa)所使用治療瘧疾的民族植物含有特定的化學成分,可以改變人體內的氧化還原反應,進而抑制瘧原蟲在人體的擴散,達到治療的效果。由於傳統治療瘧疾藥物奎寧晚近已有抗藥性的情形出現,因此艾金的研究為研發新一代抗瘧疾藥物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除「文化解釋者」外,醫學人類學家也是推動醫療和社會改革的推手。例如哈佛大學的醫學人類學家保羅.法門(Paul Farmer)發現愛滋病在海地的流行,反應了當地社會在族群、性別和社會階層上的不平等,導致愛滋病的發生多集中在婦女、兒童和社會弱勢族群的身上。


為解決愛滋病在海地分布不均等的情況,法門結合非政府組織,在海地設立醫院,專門醫治貧困的愛滋病患者,並提供這些人就業機會,協助醫院推動愛滋病的防治工作。此外,還設立基金會為海地募款,所募款項除用來推動愛滋病的防治和治療外,也用來改善貧窮者及孤兒的生活環境。


由於醫學人類學家對人類文化全貌性的研究和了解,且所累積的人類學知識在傳染病的預防和治療上有特殊的貢獻,因此美國的疾病管制局目前聘僱約50名的醫學人類學家,和該局的醫生及流行病學家合作進行各項傳染病研究和推動健康改善計畫。


傳染病人類學在臺灣的發展


經過近60年的發展,美國的醫學人類學的發展已臻成熟,研究的議題包羅萬象,目前醫學人類學也是美國人類學學會中最大的研究社群,擁有超過2,000位會員,且發行專屬的期刊《醫學人類學季刊》(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相較於美國的發展,醫學人類學在臺灣仍處於起步的階段,投入相關研究的學者也較少,因此對於臺灣地區傳染病的研究仍有成長的空間。


如何建立臺灣本土化的傳染病人類學研究,是未來我們所要面對的課題。相較於部分文化人類學者所研究的抽象文化,傳染病有生物特性,較易掌握,因此在尋找研究的主題時,可以參考流行病學的資料,找出屬於臺灣地區特有的傳染病再進行研究。


以筆者的研究為例,就針對臺灣原住民中太魯閣族的肝病進行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因為肝病是造成該族群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且太魯閣族人B、C型肝炎的帶原率約分別為20%及30%。為解釋肝病在太魯閣族的高死亡率和罹患率,筆者的研究議題包括:太魯閣族人對肝病的解釋模式及其對疾病管理策略和結果的影響;社會不均等對肝病在族群中分布的影響;民族植物對肝病的治療和預防效果等。


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中,筆者發現太魯閣族對肝病的解釋模式異於生物醫學的解釋模式。例如太魯閣族人認為肝病是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因此在疾病的管理上顯得較被動,西醫則認為早期發現和早期治療,肝病是可治癒的,因此肝病患者應定期接受檢查。然而醫病在認知上的差距,加上罹患肝炎初期並沒有明顯的症狀,使得許多太魯閣族人沒有定期接受檢查的習慣,直到發展到肝硬化的階段才就醫治療。而醫生又常因病人的延誤就醫而責備病人,導致醫病關係的緊張,甚至影響到後續的治療效果。


筆者研究的另一個主要發現是,B型肝炎在太魯閣族人之間快速的擴散,和日治時期的種痘政策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流行病學的資料顯示,太魯閣族人B型肝炎的帶原率在19201930年代快速上升,而這個時期臺灣總督府為預防天花,針對包含太魯閣族在內的所有臺灣人進行大規模的種痘。


分析日人所留下的種痘紀錄、方法及工具,發現太魯閣族人種痘率和B型肝炎帶原率成正相關,而造成B型肝炎擴散的原因,是消毒不完全的種痘工具所引發的醫源性(iatrogenic transmission)感染所致。因此,B型肝炎在太魯閣族的擴散反應了殖民者對被殖民者身體統治的結果。


另外,為因應新興的傳染病如新流感、SARS等的興起,醫學人類學者可根據已發生的案例,進行疾病史和疾病民族誌的研究,利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研究人類行為和政治經濟活動對這些疾病傳播的影響,並結合流行病學的資料,可應用在制定國際衛生政策上,藉以確保臺灣地區民眾的健康。



 


http://web1.nsc.gov.tw/ct.aspx?xItem=14111&ctNode=40&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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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 李尚仁 老師新文章!


李尚仁,〈英法聯軍之役中的英國軍事醫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2本第3分﹝2011.9﹞。


 


中文摘要:


本文探討英法聯軍之役英國軍事醫學的安排,將之放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英國軍事醫學改革的脈絡,就籌畫管理、醫院系統、個人衛生、軍營衛生以及傷患後送等面向加以考察,並討論軍醫對於英國部隊戰力與紀律之維持的重要性。透過中英雙方戰場傷亡的比較分析,本文由醫學角度入手,分析英國軍事組織與戰爭技術的優勢,並討論十七世紀以來西方軍事沿革與軍醫學發展如何導致雙方的懸殊差距。本文指出,對於速度與管理效率的追求,不只造就英國軍事上的優勢,也成為英國軍事醫療的重要特徵。此外,本文將討論英國軍醫對於中國氣候環境、衛生狀況與流行疾病的紀錄觀察與預防治療,並分析中國苦力、商販等與英軍合作的中國人對英軍後勤與醫療的重要性。


 


http://www.ihp.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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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20113月號收錄兩篇有關醫療與身體史的論文,附記於此,有興趣者可以參考:


 


胡 成 


上海禁娼與在華西人的道德焦慮──以上海進德會為中心的觀察(1918-1924)


1918年至1924年,上海公共租界以西人基督教和道德改良人士為主成立了進德會,發起為遏阻性病蔓延並改良上海道德風化的禁娼宣傳運動,終而迫使工部局不得不宣布以五年為期廢絕娼妓。本文以進德會為中心,探究這些外人道德改良者致力於拯救華人墮落的靈魂,力圖通過傳播基督教教義和西方文明來改造中國,故不同於工部局或一般西人將租界禁娼限於公共衛生和社會治安方面的考量,更為關注改善外人社區的道德風化和解救白人妓女,以便更有效地對華人進行道德示範和宗教拯救。然而,長期以來讓他們感到痛心疾首的,是上海租界存在眾多西人性病患者和白人妓女,致使基督精神和西方文明在華人面前威嚴掃地,並成為其內心深處難以抹去的道德焦慮。在這個意義上,發生在此時上海租界的禁娼,就不只是一個外人市政當局和道德改良人士單方面、或單向度對中國社會進行現代性改造和靈魂拯救的故事,且也事關當地華人社會外人社區就兩性關係意義上爭辯到底誰的文化或文明係屬莊重放縱、純淨淫蕩的相互道德認知和文化想像。這是否也可視為西方人在所謂「外人冒險家樂園」的上海、乃至半殖民地的中國,所承受的另一種的「白人的負擔」?


 


陳樂元 


解剖與刑罰──探究十六至十八世紀法國解剖教學與解剖人體的關係 


人體解剖學的發展是西方醫學史中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之一,其所牽涉到的生命科學倫理議題與器官移植極為接近。西方從十六世紀以來,人體解剖教學在醫學教育中逐漸取得重要性,本文以人體解剖的教學原料的來源為中心,首先探討死刑犯作為解剖教學主要原料之意義,分析此供給機制的運作原則,並以1551年至1672年巴黎高等法院的判決為實例,檢視死刑犯供給機制所引發的問題,以及行政權在面對此一人體資本管理問題所採取的應對措施;其次,本文試圖透過被解剖的人體探討解剖與刑罰之關係,解剖不只是對人身體完整性的侵犯,也是對死者尊嚴的侵犯,而對相信人死後身體知覺繼續活存之民間信仰而言,解剖更是令人懼怕的終極刑罰。從解剖教學與解剖人體關係之探討,本文認為解剖學所具有之佔有人體與支解人體的本質,是理解現代西方醫學與人體關係之關鍵。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huangkc/nhist/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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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介紹一篇文章。


 


  成,〈中日對抗與公共衛生事業領導權的較量——對「南滿洲」鐵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觀察19011911〉,《近代史研究》第1 (2011),頁31-46


 


內容提要: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在「南滿控制區域內的鐵路、港口中心城市大力推進公共衛生事業,與此同時,中國官府也積極創辦當地公共衛生事業,雙方就公共衛生事業領導權展開激烈的競爭和較量,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某些特定區域的衛生環境。然而,由於這是一種擴張/反抗的展開模式,在疾病治療和預防疾病之外被賦予和承擔了更多的政治考量,致使城市貧民區與鄉村的醫療衛生條件並未得到重點關注和大量投入,很長一段時同內垓地區仍然疾病叢生,惡性傳染病蔓延。在這個意義上,日本推進的公共衛生事務自然有其殖民主義擴張、帝國主義統治處心積慮、老謀深算的一面,中國官府和社會的「自強衛生救國醫學則或可被視為一種不得已的推進方式。


 


 


關鍵詞:中日對抗、公共衛生、南滿洲鐵路和港口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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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古今論衡》第21期出刊,有幾篇醫療史的文章,貼過來供學友參考。


 


第二十一期 目錄


新學術之路:


從往來書信看傅斯年與夏鼐的關係:兩代學術領袖的相知與傳承       李東華


 


研究與討論:


忽必烈乳母的不揭之謎                                                                          洪金富


漢字與「言靈」:日本傳統漢字論中的「執拗低音」                         王小林


魏晉南北朝隋唐醫者與醫學                                                                   范家偉


 


田野調查:


重疊的邊界:彝族食俗與族群關係                                                       徐新建


 


書評&評介:


醫療社會文化史外一章──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序   杜正勝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評介                                               顏世鉉


 


研究動態:


「新政治史研究的展望研討會」紀要                                                   童永昌  


 


編後語


 


 


http://www.ihp.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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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瘟疫下的社會拯救 中國近世重大疫情與社會反應研究》,中國書店,2004年。 


石濤,〈我國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004) 


喻嶸黃愛群,〈我國歷代疫病流行及防範述略〉《湖南中醫學院學報》3(2004) 


白茅,〈《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出版〉,《中華醫史雜誌》4(2003) 


陳雁,〈20世紀初中國對疾疫的應對——略論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檔案與史學》,2003年,04期。 


尹鈞科於德源,〈北京歷史上的瘟疫及其經驗教訓〉《天津科技》3(2003) 


楊念群,〈防疫行為與空間政治〉《讀書》7(2003) 


李玉尚,〈和平時期的鼠疫流行與人口死亡——以近代廣東、福建為例〉,《史學月刊》,2003年,09期。 


李永宸,賴文:《嶺南瘟疫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 


閔宗殿,〈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疫情研究〉《學術研究》,2003年,10期。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 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包慶德,〈清代內蒙古地區災荒研究狀況之述評〉,《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05期。 


李玉尚曹樹基,〈清代雲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華醫史雜誌》,2003年,02期。 


胡勇,〈清末瘟疫與民眾心態〉《史學月刊》,2003年,10期。 


余瀛鼇,〈清以前溫病溫疫十大名著選介〉《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9(2003) 


王玉德,〈試論中國古代的疫情與對策〉《江漢論壇》,2003年,09期。 


符友豐,〈晚清首部鼠疫專著作者書名考略〉《醫古文知識》,2003年,02期。 


淺川,〈萬曆年間華北地區鼠疫流行存疑〉《學海》,2003年,04期。 


梁峻,〈中國古代防疫資鑒—遼至明清防疫概覽〉《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端教育》8(2003) 


龔勝生,〈中國疫災的時空分佈變遷規律〉《地理學報》,2003年,06期。 


孔潮麗,〈15881589年瘟疫流行與徽州社會〉《安徽史學》,2002年,04期。 


余新忠,〈20世紀以來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年,10期。 


范曉豔,〈簡析清代《鼠疫彙編》的理法方藥〉《河南中醫》,2002年,01期。 


李玉尚,〈近代中國的鼠疫應對機制——以雲南、廣東和福建為例〉《歷史研究》,2002年,01期。 


余新忠,〈咸同之際江南瘟疫探略——兼論戰爭與瘟疫之關係〉《近代史研究》5(2002) 


余新忠,〈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後後──基於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02期。 


余新忠,〈爛喉痧出現年代初探〉《中華醫史雜誌》,2001年,02期。 


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間的災害、信仰及相關習俗─以婺源縣浙源鄉孝悌裏凰騰村文書《應酬便覽》為中心〉《清史研究》,2001年,02期。 


余新忠,〈清代江南瘟疫對人口之影響初探〉《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02期。 


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療事業探析—論清代國家與社會對瘟疫的反應〉《歷史研究》,2001年,06期。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歷史研究》1(1997) 


梅莉晏昌貴,〈關於明代傳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5(1996) 


楊素芹,〈清同治初年蘇浙皖的瘟疫〉,《中學歷史教學參考》,1996年,09期。 


蔣文明,〈論明清時期溫疫病的治療特色〉,《遼寧中醫雜誌》,1995年,05期。 


王日根,〈論明清時期的商業發展與文化發展〉《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科學版)1(1993) 


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賑濟及善後問題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02期。 


趙延坤,〈明代醫家萬全對溫病學的貢獻〉《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1992年,02期。 


王興亞,〈明代官吏的回避制度〉《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01期。 


龐春生,龐景三,趙春玲,〈明清中醫急症學發展概要〉《中醫研究》,1991年,04期。 


柴瑞靄,〈讀案析案  可法可師——《清代名醫醫案精華》痢案賞析與運用〉《上海中醫藥雜誌》,1989年,07期。 


范天福,〈吳有性的學術成就及其對清代溫熱病學的影響〉《新中醫》,1981年,07期。


 


http://wupeilin.fyfz.cn/art/565971.htm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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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大陸明清疫病史研究的梗概,來轉貼文一下。(應該是1980年至至2010年初之間的統計)


明清疫病研究論文、論著索引之一


 


王日根王亞民,〈從《令梅治狀》看清初知縣對鄉村社會的治理〉《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01期。 


余新忠,〈從避疫到防疫:晚清因應疫病觀念的演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02期。 


張崇旺,〈明清時期江淮地區的疫災及救治〉《中國地方誌》,2008年,02期。 


鞠煜潔:《內經溫疫理論及清代防治溫疫方藥規律研究》2008碩士論文。 


路彩霞,〈年中度歲與晚清避疫——以光緒二十八年為主的考察〉《史林》5(2008) 


袁豔麗, 和中浚,〈淺論清代喉科興盛的原因及特點〉《中醫藥文化》5(2008) 


張曉紀,〈清代安徽水災的時空分佈特點及其原因〉《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03期。 


江太新,〈清代救災與經濟變化關係試探——以清代救災為例〉《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03期。 


郭劍鳴,〈試析晚清災疫防治中以紳士為仲介的政治整合模式〉《政治學研究》,2008年,03期。 


李華麗,〈晚清華北地區天災人禍與老人非常態生活〉《蘭州學刊》,2008年,09期。 


曹晶晶,〈1910年東北鼠疫的發生及蔓延〉《東北史地》,2007年,01期。 


楊齊福楊明新,〈近代福建鼠疫述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04期。 


吳文清,〈近代中醫防治鼠疫著作及特點分析〉《河南中醫學院學報》,2007年,01期。 


鄭春素,〈明清瘟疫學派治疫特色〉《河南中醫學院學報》,2007年,02期。 


李麗華肖林榕翁曉紅,〈明清醫家治疫特色研究〉《江西中醫學院學報》1(2007) 


張祥穩:《清代乾隆時期自然災害與荒政研究》2007博士論文。 


馮磊張金鐘,〈清代鄉村疫病救助中道德資源的積極作用〉《中國醫學倫理學》2(2007) 


周瓊,〈清代雲南瘴氣環境初論〉《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03期。 


李禾,李建梅,〈清末醫家羅芝園《鼠疫彙編》版本源流考〉,《中醫藥文化》1(2007) 


于文善,吳海濤,〈晚清淮河流域災荒成因及其影響——以皖北、豫東為中心的考察〉《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03期。 


董傳嶺,〈晚清山東的疫災及其防治〉《前沿》,2007年,04期。 


彭榕華,〈瘟疫對福建古代社會風俗的影響〉《南平師專學報》,2007年,02期。 


周榮,〈中國傳統荒政程式:理論與實踐——基於明清救荒書和兩湖地區賑濟實例的考察〉《江漢論壇》,2007年,06期。 


費振鐘,〈1641年的瘟疫〉《蘇州雜誌》,2006年,03期。 


黎霞,〈1892年襄陽府瘟疫透視〉《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03期。 


馮志陽,〈媒體、瘟疫與清末的健康衛生觀念——以《大公報》對1902年瘟疫的報導為中心〉《史林》,2006年,06期。 


吳媛媛,〈明清徽州災害初探〉《蘭州學刊》,2006年,07期。 


翁曉紅李麗華,〈明清時期疫病的預防思想與方法〉《福建中醫學院學報》4(2006) 


賴文李永宸,〈清代嶺南地區烈性傳染病防治專著〉《中醫文獻雜誌》1(2006) 


賴文張濤,〈清代四川兩次霍亂嚴重流行〉《中華醫史雜誌》,2006年,01期。 


魏珂劉正剛,〈清代臺灣疫災及社會對策  〉《中國地方誌》,2006年,05期。 


楊鵬程,〈清季湖南疫災與防治〉《湖南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02期。 


李永宸賴文,〈清末嶺南醫家治療鼠疫的單方驗方和外治法介紹〉《中醫文獻雜誌》,2006年,04期。 


黃傑誠蔡燕蓉,〈香港清末鼠疫流行中醫辨治分析〉《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06年,03期。 


郭玉剛,〈中醫預防瘟疫的特點和方法〉,《陝西中醫學院學報》,2006年,02期。 


周同,〈被瘟疫滅亡的明朝〉,《健康大視野》,2005年,01期。 


余新忠,〈大疫探論:以乾隆丙子江南大疫為例〉,《江海學刊》,2005年,04期。 


朱滸,〈江南人在華北——從晚清義賑的興起看地方史路徑的空間局限〉《近代史研究》,2005年,05期。 


劉甯,李文剛,〈論溫疫學說的歷史沿革與發展〉《北京中醫》,2005年,06期。 


嶽精柱,〈明代官辦醫學研究〉《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04期。 


張麗芬,〈明代華北瘟疫成因探析〉《忻州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06期。 


張麗芬,〈明代山西疫災特點及救療措施述略〉《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5(2005) 


許新民康春華,〈清末滇南地區瘟疫述評〉《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03期。 


王道瑞,〈清末東北地區爆發鼠疫史料()()〉《歷史檔案》,2005年,12期。 


李銀濤,〈清末東三省鼠疫流行和防治的思考〉《南陽師範學院學報》11(2005) 


李禾李建梅,〈晚清鼠疫專著書名人名及版本相關問題辨疑〉《中醫文獻雜誌》4(2005) 


張照青,〈19171918年鼠疫流行與民國政府的反應〉《歷史教學》,2004年,01期。 


趙獻海,〈簡評《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中華醫史雜誌》,2004年,03期。 


劉波、劉正剛:《嶺南舊志瘟疫史料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 


劉景源,〈明清時期中醫疫病學與溫病學的形成與發展()()〉,《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端教育》,2004年,12期。 


杜家驥,〈清初天花對行政的影響及清王朝的相應措施〉《求是學刊》6(2004) 


雷妮王日根,〈清代寶慶府社會救濟機構建設中的官民合作——以育嬰堂和養濟院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03期。 


唐振柱董柏青,〈清代廣西疫病流行病學初步考證分析〉《實用預防醫學》4(2004) 


徐心希,〈清代閩臺地區自然災害及其救治辦法研究〉《自然災害學報》6(2004) 


李群偉,〈瘟疫—流行史及影響流行的因素〉《泰山醫學院學報》,200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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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中國圖書評論》2010年第2


 醫學史:不是科學是文化
——
近年七種醫學史著作述評

 江曉原   劉 兵


  《劍橋醫學史》,(美)羅伊·波特著,張大慶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醫學史》,(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範主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楊念群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肯尼士·基普爾主編,張大慶主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7
  《醫學史》,(美)洛伊斯·瑪格納著,劉學禮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日)栗山茂久著,陳信宏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9
  《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高晞著,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
  

  
   在我們科學史的視野中,醫學史是一個有點特殊的領域。由於西方人習慣將醫學視為與科學、數學並列的門類,所以有些論著在討論通常所說的「科學」——即所謂「精密科學」(比如天文學、物理學等)——的歷史時,不將醫學包括在內。而在我們國內的論著中,則幾乎毫無例外地將醫學史包括在科學史的範疇之內,因為我們一直將醫學視為「科學」的一部分——而實際上,這種觀念卻是中國人在「全盤西化」時,受西方人影響而確立起來的。
  2000年以來,醫學史方面的書已經出版了不少,包括幾種卷帙較大的著作。對於這些著作,我經常注意到的,往往首先不是其中所敍述的醫學發展的歷史,而是這些著作引發的對於疾病、健康、身體等等基本概念的思考。
  例如,在閱讀卷帙浩繁的《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時,我經常聯想到的問題是:疾病究竟是什麼?——它們是早就存在於客觀世界中的,還是人類隨著文明的發展而逐漸建構出來的?此書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了各種想法都有所反映的做法。我們既能看到「相信疾病是具有自身存在的真實的實體」的本體論觀點,也能看到生理學家認為疾病「是一段時期內某人身上的一個獨特過程」的觀點。激進的本體論觀點甚至認為,一次成功的手術可以「可以把病人與其疾病分開,它將病人送回床榻,而將疾病放到瓶子中去」。而19世紀的C. 伯納德則認為:「生命、死亡、健康和疾病,這些詞都沒有客觀實在性。」本書作者也明確認識到:「疾病的定義在歷史中隨時間和地點而變化」、「疾病最終是由構成一個特定社會的那些人的話語和行為來定義的」。
  考慮到現代醫學還遠遠未能成為一門精密科學(比如像天文學或物理學那樣),所以疾病概念的社會建構成分肯定是相當大的。更別提在醫德敗壞的情況下,醫生和藥品公司的利益聯盟會幹出什麼事情來了。

   順著你的思路,也許我們還是先談談醫學是否是「科學」這個話題為好。這也是為後面的談話做些準備,因為,如果就歷史的研究來說,對其研究物件的性質在認識上還有問題,那肯定會影響到相關的歷史研究的。
  你剛說,我們這裏一直將醫學視為「科學」的一部分,這種觀念是受西方人影響而確立起來的。從原則上講,這似乎有些道理,即我們受到了某種「科學主義」的影響,並因而將建立在西方近現代生理學等學科基礎之上的西方當代醫學作為「科學」來看待。但具體地講,這種說法又有些問題。因為,許多以醫學為研究物件的人文學者,其實並不把醫學視為「科學」,這也恰恰反映在那種像學術會議等的名稱上,會將醫學與數學、技術和科學相並列的做法。比如,我就曾記得,在好多年前聽著名的美國醫學史家席文的講座時,聽他說他認為醫學不是「科學」,而是一種「術」(或者再加上些限定稱為「仁術」)。
  前兩年,在寫有關的文章時,又聽到我們的朋友、國內醫學文化研究專 家王一方 先生,對我講的「科學不是科學」的觀點,進行了更加精細的限定,即也許我們說「臨床醫學不是科學」(或精密科學)會更恰當些。
  之所以這樣說,那時因為考慮到在我們現在對西方近現代科學之比較狹義的界定時,是以其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之可重複實驗的特徵作為其最根本性特點的。但在醫學中,像這樣的特徵卻是很不明顯甚至經常在醫療實踐中所無法實現的。
  以前在某些講座中,當我提到說數學不是科學時,經常會引起一些搞數學的人的激烈抗議。數學更是不需要經驗事實的支撐,因而不是經驗科學,這比醫學要更加明顯。現在我們又講醫學不是科學,恐怕也會引起不少人的「憤怒」。但是,當我們說某個領域不是科學是,卻並不意味著它不好或不重要。實際上,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醫學的出現肯定不比科學更晚,它對於人類生存的重要性,甚至也總是比科學要大得多的。
  
   那些憤怒,有的恐怕是來自于當年中西醫之爭時所提出的「是科學則存,非科學則亡」這樣一種荒謬的觀念。
  不過我們之所以要辨析醫學是不是科學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認識,是對醫學及其歷史正確理解的必要條件。
  由於醫學不是一種精密科學,西醫雖然現在佔據著壓倒性的優勢,它仍然還遠遠未能象西方的天文學、物理學那樣在全世界「一統天下」。所以當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在不同的文化中,對於身體、疾病等等的認識其實是眾說紛紜的。
  例如,栗山茂久在《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一書中,將不同文化中對身體的描述和認識比喻為一個「羅生門」。他看到,中醫用把脈來診斷病情的技術,在西方人看來是難以理解的。相當西化的栗山茂久自己也說:「這種技術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謎。」之所以如此,他認為原因在於中國人和西方人看待身體的方法和描述身體的語言,都是大不相同的。作為對上述原因的形象說明,栗山茂久引用了中國和歐洲的兩幅人體圖:一幅出自中國人滑壽在西元1341年的著作《十四經發揮》,一幅出自維薩里(Vesalius)西元1543年的著作《人體結構七卷》(Fabrica)。他注意到,這兩幅人體圖最大的差別是,中國的圖有經脈而無肌肉,歐洲的圖有肌肉而無經脈。而且他發現,這兩幅人體圖所顯示出來的差別,最晚在西元二、三世紀就已經形成了。所以,雖然西醫也承認脈搏的有無對應於生命的有無這一事實,但依靠診脈就能夠獲得疾病的詳細資訊,這在西醫對人體的理解和描述體系中都是不可能的、無法解釋的。

 《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確實是一本難得見到的好書。其中的觀點與研究方法,極有啟發性。不過在這裏,也許我們先來注意一下,在那些寫西方醫學的典型的歷史著作中,對於如何看待和研究醫學史問題的一般性看法。
  如果說,那本有了中譯本的《劍橋醫學史》在傾向上更有些科學主義的味道的話,那麼,最新譯出的洛伊斯·瑪格納的《醫學史》,則表現出一些更新的意識。該書作者在其「序言」中提到,自上個世紀40年代西格裏斯提出了醫學史領域的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即將醫學史作為社會史和文化史來研究)之後,「醫學史研究發生了諸多的變化。學者們原來幾乎只專注于現代醫學理論的演變,而現在則已經轉向對社會、文化、經濟以及政治等諸多背景中一些新問題進行研究,而這些背景都是根植于醫生和病人頭腦之中的。由於深受源自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和人口學的技術的影響,新興的社會文化醫學史的專家們更強調一些影響因素,比如種族、階級、性別以及習俗與職業的聯繫等。雖然關於該學科的屬性問題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爭議,但業已達成一項共識,即醫學史並不僅僅只是對從過去黑暗到現代科學啟蒙這一過程的簡單描述。」
  如果我們不僅僅把上述說明看做是醫學史外史化的表現,那麼,將那麼多原來不被認為是醫學史中需要注重的「非醫學」內容的作為關注的物件,其背後,顯然是有著更深層的含義的。因為,那些與醫學,也即同時對與疾病的認識與對疾病的治療相關的要素,本來就是與醫學不可分離的。
  
   確實如此。即使是卡斯蒂廖尼初版於1927年的《醫學史》,明顯帶有1819世紀之交現代科學高歌猛進的色彩,「就醫學論醫學」的味道相對濃些,書中也對許多與醫學有關的文化現象有所觀照。而當代醫學史著作中,對於你上面所說原先被認為是「非醫學」內容的關注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則是明顯的趨勢。這一點與科學史研究領域中「外史」日益受到重視的傾向倒是相當同步的。
  在這次我們要討論的集中醫學史著作中,《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引起我注意一個問題:即我們今天關於醫學的觀念是如何建立起來的。這裏似乎有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先將我的想法簡要陳述一下:
  本來在西方人的觀念中,如前所述,醫學並不是一種能夠和天文學、物理學之類的「精密科學」相提並論的「科學」,但是現代中國公眾的心目中,絕大多數人卻都下意識地將現代醫學——即西醫——視為通常意義上的「科學」的一部分。而中國公眾的這種觀念,又恰恰是德貞之類的人士幫助建立起來的。這種觀念的建立,對於西醫此後在中國的勝利來說,應該是決定性的。
  於是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德貞之類的人士——他們的個人品德經常是無可挑剔的——在幫助中國公眾建立上述觀念時,他們有沒有私心呢?
  第二,上述中西方觀念的錯位,為什麼會長期存在呢?

 在《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這本書中,作者對於德貞其人,以及傳教士在將西方醫學帶入中國,以及中國如何開始了醫學「現代化」的諸多問題進行了細緻的研究,是近年來有關此類問題的出色工作。就此而言,聯繫到你問的問題(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而且不一定就能有確切肯定的答案),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來進行一些嘗試性的分析。在西方傳教士配合其傳教工作而傳入中國的各種「西學」中,既包括我們現在在廣義上的講的「科學」,也包括「西方近代現醫學」。前者,實際上,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繫並不密切,甚至與日常生活幾乎無關,但由於當是對於科學與技術的相混,再加上對於科學的意識形態化,首先是把對西方技術的學習,在很大程度上等同於對「科學」的學習。而至於後者,即醫學,則與真正的科學不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關的。雖然有傳統中醫知識系統與文化對於這種新傳入的西方近現代醫學的抵抗,但畢竟因為現實的生活需要,還是有一些空間可以讓人們逐漸接受一些這種外來的醫學。
  當這兩種力量,即對科學的意識形態化,把它等同於真理、力量等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面對有一些具體應用價值,雖然在西方並不一定被認為嚴格等同於「精密科學」的醫學,畢竟還是與某些科學(不是在臨床意義上,而是在其基礎意義上,如生理學、解剖學等)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樣,由於這個階段的特殊背景,大部分中國人把近代西方醫學等同於科學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所以說,西醫在中國的被接受,雖然因為中國有與之不同的中醫傳統而遇到相當的阻力,但也正是借助了科學的這種名義,在缺少對其本性之正確認識的情形下,這種觀點部分地幫助它克服了這種中國傳統的阻力。比如,試看看當年魯迅對有關中醫西醫的論述,就是典型的例子。
  至於這種錯位的長期存在,恐怕就與為什麼我們這裏雖然是在科學本身並不發達的情況下,卻對科學有超級崇拜,也即科學主義的長期存在這一問題相關了。你說呢?
  
   那似乎可以這樣說:那些將西醫植入中國的人士——不管他們出於什麼動機——在看到上述觀念錯位出現時,即看到中國人對西醫的認識與他們自己國內對此的認識有所不同時,至少也認為沒有糾正的必要?畢竟,考慮到「五四」以後科學主義在中國獲得勝利的大背景,這種錯位對於讓西醫擊敗中醫是有利的。
  如果上面的推測成立的話,那我覺得「私心」的指控也就不是完全無法成立的了。因為這種觀念錯位對於中醫來說曾經是一種致命打擊——這就是上面我們提到的「是科學則存,非科學則亡」的荒謬論點。因為和「科學」的西醫相比,中醫經常被視為「非科學」甚至「偽科學」;而對於「非科學」的東西就可以而且應該窮追猛打斬盡殺絕。只有在科學主義獲得勝利的情況下,這樣的荒謬論點才會出現並被某些人認可。
  接下來,我想到閱讀這些醫學史著作給我們帶來的另一個教益——讓我們看到「科學」的西醫明顯具有「非科學」甚至「偽科學」的出身或血統。這一點在洛伊斯·瑪格納的《醫學史》中就有比較明顯的反映,她專門寫了「玄學:占星術和煉金術」一節,裏面當然要談到著名的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和這種「非科學」甚至「偽科學」的血統相對應的,是西醫在歷史上那些用現代眼光看起來非常簡陋甚至殘暴的治療手段。
  當然,今天的西醫是用各種各樣精密科學儀器設備武裝起來的,它已經具有讓公眾感覺非常「精密」的外表,這當然大大加強了公眾將它視為「科學」的衝動。而從它簡陋殘暴和神秘主義的昨天發展到今天,則被順理成章地描繪為「科學的進步」——這些醫學史著作往往認為有一個時間節點,從那個節點之後,「醫學成為科學」(這時採用的當然是廣義的「科學」)。但是如果醫學史著作能夠讓我們知道西醫曾經有過那樣的昨天,而不是刻意去粉飾或隱瞞這個昨天,畢竟是一種人文關懷的表現。

 你對於西醫在中國的被接受與作為「科學」而接受的錯位的分析很有道理。要想糾正這種錯位,可以有多種途徑,比如,當下對於醫學哲學的研究,對於醫學社會學、醫學人類學、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對於醫學文化的研究,等等。
  當然,正如你提到的,對於醫學史的研究與學習,也可以為糾正這種錯位提供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甚至於比前面例舉的那些學科更為有直接的關聯。
  但是,醫學史也像一般的科學史一樣,在不同的階段是有著在觀念上的差異的。雖然,因歷史學科的本性,它總不能只寫當下或臨近當下的醫學,而對於那些歷史久遠的醫學,無論怎樣撰寫,都可以明顯地看出它們與當下西醫的不同。這樣,以什麼立場來看這些久遠的醫學,就顯現出歷史撰寫者的歷史觀念的差別了。在傳統的輝格史觀之下,顯然不會把那些東西作為重點,甚至只會作為反襯。而在反輝格歷史觀興起後,則就會有像你所舉的那些例子很突出地出現在醫學史著作中。
  不過,在此之後,在醫學史研究觀念上是否再有發展,可能就與如何看待你說的「節點」,以及如何看待節點之後的西方醫學的問題相關了。無可否認,在「節點」過後,西醫有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快的發展速度和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大的影響、更廣泛的傳播。但從邏輯上講,這並不能成為近現代西醫被當作是唯一的醫學真理的理由。近現代西醫的「出身」如何,「血統」怎樣,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上個世紀科學史和醫學史中反輝格主義的變化是重要的,但僅此還是不夠的。在承認近現代西醫強勢的同時,也看到諸多已經消失,或仍然存在但已被邊緣化的其他地方性醫學知識的價值和意義,承認在醫學中的文化相對主義,持有一種多元的醫學文化的立場,也許這應是醫學史研究的更進一步的發展。
  
   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事實上,在一些新的醫學史著作中,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身體的語言》一書中,就已經開始這樣做了。我們這次所討論的六種醫學史著作,當然是很不完備的,但是已經可以隱約看到「在醫學中的文化相對主義」趨勢正在逐步形成(例如在洛伊斯·瑪格納的《醫學史》和栗山茂久的《身體的語言》中就能夠看到一些端倪)。這種趨勢將補充以往「科學」醫學史的不足,幫助我們更好、更深刻地認識醫學。
  以前我在文章中說過「每個人都是自己的醫生」這樣的話,這話的意思,當然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需要醫生的幫助——這在今天基本上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就是醫生自己生了病,還要去求助別的醫生呢。我的意思是說,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或多或少地照顧自己的健康。考慮到我們對自己身體的瞭解是那麼不足,考慮到個體之間的差異又是那麼大,考慮到今天的醫學仍然遠遠沒有成為精密科學,還要考慮到當下「醫學的人性正在技術和利益中陷落」,我們自己設法照顧自己健康的情形肯定是經常發生的。在這種情形中,一部持有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的醫學史,會給我們帶來有益的啟發和幫助;而那種秉持輝格史學立場和科學主義立場的醫學史,只會增強讀者對醫學的誤解和迷信,最終受害的將是讀者本人。

 是的,這裏說的患者自己對於自己身體的照顧,恰恰是一種對於身體的控制權的爭奪。過去,在傳統的中醫中,是有這樣的意味的,就像在《再造病人》中所提到的,過去中醫在診病時,患者與醫生的交流與建議,是很正常的活動。而在近現代西方醫學中,患者對於自己的身體的控制權卻幾乎喪失貽盡。
  我們過去經常討論研究與學習科學史的價值和意義。在說到醫學史時,也許其讓讀者對於醫學有一種歷史的、更全面的瞭解,會更有一種現實的意義。這恰恰是因為醫學是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緣故。但遺憾的是,在像一些對於「公眾科學素養」的「標準要求」中,卻很少看到這樣的內容。
  從更人文的、歷史的角度上來看醫學,可以有許多許多收穫,但鑒於我們在談話的一開頭就提到的目前國內的現狀,也許,學習醫學史可以帶來的對於近現代西醫不確定性的認識,以及醫學的文化多元性的認識,這方面價值是應該被突出強調的。
  


 


                   http://shc2000.sjtu.edu.cn/1005/kxwh/yxs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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