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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牙醫史研究的介紹:"牙醫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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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竹山教授的文章:全球轉向:全球視野下的醫療史研究初探

提供網上下載了。
出處

人文雜誌

2013年第10

陝西社會科學院雜誌社

 

文章全文下載請見附件


http://www.dhist.ndhu.edu.tw/~nchw/news/news.php?class=101

詳全文 蔣竹山,全球轉向:全球視野下的醫療史研究初探-新文化史部落格-新浪部落 http://blog.sina.com.tw/ginseng/article.php?pbgid=66120&entryid=63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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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得作者同意轉載,特此致謝。




 




瘟疫、社會恐慌與藥物流行




 


林富士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壹、引言:瘟疫再臨




 




20133月下旬,禽流感病毒H7N9侵襲人類的案例,首先見於中國的上海,隨後在長江中下游的省份(江蘇、浙江、江西、湖南等)也陸續發現一些病例,並有逐漸擴散的跡象,連黃河流域的省份(安徽、河南、河北、山東等)也無法倖免,病毒甚至還被大陸台商帶回台灣。截至20134月底,雖然所有的確診病例才128個,死亡也才26人,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認為不太可能造成大流行。但是,因為傳染途徑是經由人類經常接觸的鴿子與家禽,而被感染的禽鳥卻無症狀,也不會死亡,因此,格外難以防備。更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專家認為一旦病毒基因突變,可能會演變成人傳人的流行性感冒。因此,海峽兩岸的政府還是提高警覺,並啟動相關的防疫機制,連周邊的地區和國家也不敢輕忽其潛在的危險。




 




而民間的反應則更激烈。網際網路上充斥著各種流言:有人說H7N9已經演變為人傳人的病毒;有人說這是西方強權的生化攻擊;有人說政府隱匿疫情的嚴重性。口罩、溫度計、洗手乳、消毒液、克流感(Tamiflu)、板藍根等醫護、防疫器材與藥物開始熱銷,禽鳥或被撲殺或乏人問津,活禽交易與觀光旅遊市場開始遭受打擊。這是非常典型的瘟疫所造成的社會恐慌現象。




 




貳、恐慌的宗教反應




 




這樣的恐慌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瘟疫,而且,並不是第一次出現。2003年「煞死病」(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流行時,海峽兩岸便有過類似的現象。而在中國歷史上,類似的恐慌更是不乏前例,只是面對恐慌時的反應與應對措施不盡相同而已。




 




就以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大約從西元三世紀起一直到六世紀)來說,在四百年左右的時間裡,「正史」記載的「大疫」流行至少有二十七次,平均一、二十年便爆發一次。在瘟疫的陰影之下,人總不免會有所不安、惶惑和恐慌,必須尋求解答與慰助。而當時的宗教,無論是傳統的巫覡信仰,還是新興的道教,乃至外來的佛教,都成為恐慌者的心靈「解藥」。巫覡的「厲鬼」說和道、佛二教的「末世」(末劫)論,都被用來理解瘟疫的流行,都曾引起廣大的共鳴。而符咒、祓禳、齋戒、悔過、誦經、祭禱等宗教法術和儀式,也大為風行,即使是最高的統治者也奉行不二。例如,隋文帝開皇十二年(592),當時首都長安流行「疾疫」,隋文帝便召來剃髮為僧的儒士徐孝克(527-599),令他「講《金剛般若經》」,企圖消弭瘟疫(見《太平御覽》、《佛祖統紀》等)。




 




參、恐慌的醫藥反應:從白犬膽到板藍根




 




面對瘟疫,尋求醫藥救助也很常見。不過,在極度恐慌之下,有時候不免會有些荒腔走板的演出。例如,東晉元帝永昌二年(323),百姓訛言「蟲病」流行:這種蟲會吃人皮膚、肌肉,造成穿孔,而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這個謠言從淮、泗一帶一直傳到京都(建康),「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都覺得自己已經染病。不過,當時也傳出解救之道:當蟲還在體表時,「當燒鐵以灼之」,嚴重的話,就要用「白犬膽以為藥」。因此,大家紛紛找人燒灼,有人甚至自稱能燒鐵,專門替人燒灼治病以牟利,還真「日得五六萬」。白犬的價格更是「暴貴」,漲了十倍,大家紛紛搶奪。不過,這畢竟只是傳言,並非真正爆發瘟疫,因此,四、五天之後便平息了(見《宋書五行志》)。




 




H7N9病毒對人類所造成的傷害當然比西元四世紀的「蟲病」真實,再加上過去遭逢瘟疫的恐怖經驗,雖然感染與死亡的人數還不多,社會恐慌依然出現。板藍根(Radix Isatidis)熱潮就是指標。




 




板藍(菘藍;馬藍)是傳統的中草藥,《神農本草經》便有關於「藍實」藥性與功效的記載,而從南北朝時期陶弘景(456-536)的《名醫別錄》起,到明代李時珍(1518-1593)《本草綱目》,此物一直是中國本草學家著錄與討論的藥物之一。至於板藍根,則在宋代廣泛的被用來治療中風、蛇蠍螫傷、藥毒、傷寒、下痢等疾病(見《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等),明代治療各種疾病的複方之中,板藍根也是常見的組合成分之一(見《普濟方》等)。




 




不過,近代以來,板藍根受到矚目似乎是始於1988年上海A型肝炎流行期間,但廣為人知則可能肇因於2003年「煞死病」流行所引起的恐慌。不過,當時主要還是以「民間偏方」的方式流傳。而這一次,則有了官方的倡導或鼓動。例如,201343,江蘇省衛生廳制訂、印發了《江省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醫藥防治技方案(20131版)》,文中建議「高危險人群」要服用中藥,其中便包括「板藍根沖劑」(板藍根顆粒)。這個「方案」一出,「板藍根」立刻熱銷,甚至被認為是「萬能藥」。根據中、港、台、日、美等地的媒體報導:中國有將近五成的受訪民眾表示會去買板藍根;上海市中心的一家藥店設立了板藍根專櫃;南京的大學生開始流行以「板藍根」取代咖啡,有人則創出加牛奶、咖啡的混搭喝法。浙江省的養雞戶和江蘇省的蘇州動物園甚至還拿板藍根餵養動物疫情較多的南方,從上海到廣州許多藥店的板藍根都銷售一空價格也跟著飛漲。到了四月中旬,連北京的板藍根藥材也已缺貨,只剩顆粒製劑。事實上,板藍根顆粒已經進入了中國國家基本藥物目錄,販售價格必須執行政府的「指導價」,但在搶購的熱潮之下,官方的定價很輕易就被打破,例如,湖北省物價局在四月份針對武漢市藥店進行突擊檢查時便發現,當地有些藥店的板藍根顆粒實際售價已經是官價的十倍。




 




當然,根據媒體的報導以及網際網路上流傳的訊息來看,仍有許多人拒絕盲目跟從這一波的板藍根熱潮,對於其效用及搶購行為,或加以嘲諷,或予以駁斥。若干藥物專家也紛紛提出警告,勸告民眾不要胡亂服藥或過度用藥,以免防疫不成反而產生不良的副作用。




 




肆、防疫藥物的先鋒:洗瘴丹




 




在傳統中國的醫藥史上,板藍根基本上只是眾多具有「清熱解毒」的藥物之一,而且,很少作為單方使用。我不知道中國民眾和官方何以會選擇板藍根做為防治禽流感的藥物,這或許是來自近代民間的「經驗方」,或許是根據實驗室的科學實證研究結果,或許是社會恐慌之下的隨機選擇或藥商行銷。無論如何,如果真要選擇一種簡單易用,又能配合南方的風土, 而且還要有醫藥經典為憑據的藥物,那麼,檳榔的妥適性理應在板藍根之上。




 




檳榔此物,唐末五代初年侯寧極(926-930之間的進士)的《藥譜》曾給予「洗瘴丹」的別名。從此之後,從五代北宋初年陶穀(903-970)的《清異錄》、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刊刻,由施元之(1154年進士)、顧禧(fl.
1131
)注,施宿(1164-1222)補注的蘇東坡詩集《註東坡先生詩》(《施註蘇詩》)、元末明初陶宗儀(1329-1410)的《輟耕錄》、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一直到清代諸多的筆記、詩文,「洗瘴丹」這個別名始終是檳榔的專用,由此看來,檳榔必定與防治瘴癘、瘟疫有關。而大量宋、元、明、清時期的詩文中,凡提到中國南方的瘴癘之氣時,無論是親身遊歷之記、送行贈別之作,還是追憶遙想之詞,也常常會同時提到檳榔。




 




事實上,不少「外地人」到了南方(尤其是嶺南、閩粵一帶),都會入境隨俗而嚼食檳榔,而其動機就是為了防瘴辟瘟。例如,北宋蘇軾(1037-1101)〈食檳榔〉一詩便提到:




 




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中虚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随亦苦。面目太嚴冷,滋味絶媚嫵,誅彭勲可策,推轂勇宜賈。瘴風作堅頑,導利時有補。藥儲固可爾,果録詎用許。




 




這是東坡先生吃檳榔的初體驗,滋味有苦有甘,評價有褒有貶,但他還是相信檳榔具有藥效,而人在瘴風之地,也不得不吃。其次,元末明初的劉基(劉伯溫,1311-1375)也有類似的經驗,他有一首〈初食檳榔〉詩便說:




 




檳榔紅白文,包以青扶留。驛吏勸我食,可已瘴癘憂。初驚刺生頰,漸若戟在喉。紛紛花滿眼,岑岑暈蒙頭。將疑誤腊毒,復想致無由。稍稍熱上面,輕汗如珠流。清涼徹肺腑,粗穢無纖留。信知殷王語,瞑眩疾乃瘳。三復增味歎,書之遺朋儔。




 




這是劉伯溫到了南方,在「驛吏」的勸說之下,為了防治瘴癘而嚼食檳榔的經驗談。此外,清代士人從中國大陸到瘴癘之鄉的台灣,其經驗更是豐富。例如,清嘉慶十一年(1806)纂修完成的《續修臺灣縣志》,便收錄了一首「檳榔」詩云:




 




臺灣檳榔何最美,蕭籠雞心稱無比。乍嚙面紅發軒汗,鵔鵝風前如飲酏。人傳此果有奇功,內能疏通外養齒。猶勝波羅與椰子,多食令人厭鄙俚。我今已客久成家,不似初來畏染指。有時食鮆苦羶腥,也須細嚼淨口舐。海南太守蘇夫子,日啖一粒未為侈。紅潮登頰看婆娑,未必膏粱能勝此!




 




這是在讚美檳榔的滋味,也說明大家嚼食檳榔的理由在於它有「奇功」,也就是所謂的「內能疏通外養齒」。此詩作者剛來臺之時,也不太敢吃,但「客久成家」,逐漸就接受了,有時吃了「鮆苦羶腥」的食物之後,還必須「細嚼」檳榔以「淨口舐」。而清代文獻,從蔣毓英《臺灣府志》(1685)、高拱乾《臺灣府志》1695)、陳夢林《諸羅縣志》1717)、李丕煜《鳳山縣志》1720)、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薛志亮等《續修臺灣縣志》1806)、周璽《彰化縣志》1832)、陳培桂,《淡水廳志》1871)、到連橫《臺灣通史》1920)等,在提到臺灣人嗜食檳榔的風氣時,大多會注意到臺人吃檳榔的原始動機就在於辟除瘴癘之氣。




 




伍、檳榔的醫藥功能




 




中國並不是檳榔的原鄉,但接觸甚早。西漢武帝之時(140-87 BC)司馬相如所寫的〈上林賦〉,在描述長安上林苑(皇帝的御花園)的景物時,便提到一種叫做「仁頻」的植物,而根據唐人的注解,仁頻就是檳榔。事實上,漢人所撰的《三輔黃圖》也提到,漢武帝在元鼎六年(111 BC)滅了南越之後,曾經從南越(兩廣、越南一帶)移來各種「奇草異木」,種植在上林苑中新建的「扶荔宮」,其中,便有「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各百餘棵。這或許是檳榔樹首度越過長江流域,進入華北地區。




 




當然,隨著南越納入漢帝國的版圖,當地的檳榔樹也可以說就成為「中國」的物種。不過,在西漢時期(206 BC-24 AD),身處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北方人對於檳榔應該還非常陌生。但是,到了東漢時期,章帝時(76-88 在位)的議郎楊孚在《異物志》中已清楚的描述了檳榔樹的外觀、生物特性、檳榔子的食用方式和功效:「下氣及宿食、白蟲,消穀」。《異物志》原書已經亡佚,我們根據的是北魏(386-534)賈思勰《齊民要術》的引述,因此,中國人對於檳榔的清楚認識是否可以前推到西元第一世紀,還有爭辯的空間。但是,西元第三世紀的吳普《本草》和李當之《藥錄》都已提到檳榔,南朝陶弘景《名醫別錄》更是針對檳榔的產地、藥性和功效(消穀、逐水、除痰澼、殺三蟲、伏尸、寸白)詳加介紹。由此可見,檳榔很早就進入中國的醫藥知識體系之中,中國對於這種原產於異邦他鄉的「異物」的容受,最早可能是出自醫藥方面的考量。




 




總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醫家很快的便將南方「土產」的檳榔納入本草世界,並且開始研究、配製以檳榔為主要成分的各種藥方,而東晉南朝的皇親貴戚、富家豪族,乃至僧人,也開始流行「吃檳榔」。雖然,當時並沒有文獻明白指出他們吃檳榔的目的,但是,因為檳榔在嶺南之外的地區還是相當難得的珍異之物,因此,「誇富」、炫耀應該是動機之一。其次,交州、廣州一帶雖然是可怕的瘴癘之鄉,但也是充滿「財富」和機會之地,到當地仕宦、商貿,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因此,為了防治瘴癘,「入境隨俗」而食用檳榔,可能也是南方王朝轄下的士人、民眾沾染此風的原因。




 




不過,早期的中國醫方或一般文獻似乎並未特別強調檳榔辟瘴、防瘟的效用。到了唐宋時期才有了明顯的變化。例如,在唐昭宗時期(889-904)曾任廣州司馬的劉恂,其《嶺表錄異》便記載:




 




安南人自嫩及老,採實啖之,以不婁藤兼之瓦屋子灰,競咀嚼之。自云:交州地溫,不食此無以祛其瘴癘。廣州亦噉檳榔,然不甚於安南也。(引自李昉等編,《太平御覽.果部.檳榔》)




 




北宋的本草學家蘇頌(1020-1101)也說:




 




嶺南人啖之以當果食,言南方地濕,不食此無以袪瘴癘也。(引自李時珍,《本草綱目.果之三.夷果類.檳榔》)




 




南宋羅大經(1196-1242?)《鶴林玉露》也記載: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痰,餘酲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




 




根據羅大經的觀察,當時嶺南人認為檳榔「可以禦瘴」,而且嚼食風氣非常興盛,已到了「以檳榔代茶」的地步,而他自己的體驗則是:「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飢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飢。」這也就是後來屢屢被文人、雅士所引述、討論的檳榔「四功」。




 




不僅民俗以嚼食檳榔「禦瘴」,當時的醫方中也有不少是以檳榔為主要成分複方,例如,延年桃奴湯、木香犀角丸、木香丸、七聖圓、紅雪通中散、七寶散、達原飲、三消飲、芍藥湯方、檳芍順氣湯等,被用來治療山瘴、溫瘴、瘴毒、瘧疾、伏連鬼氣、瘟疫、下痢等傳染性疾病(見唐代王燾《外臺秘要》;宋代《太平聖惠方》;《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蘇軾、沈括《蘇沈良方》;宋陳自明《婦人良方大全》;明代吳有性《瘟疫論》等)。而李時珍《本草綱目》總括檳榔主治的各種疾病便有:




 




消穀逐水,除痰澼,殺三蟲、伏尸,療寸白(別錄)。治腹脹,生搗末服,利水穀道。傅瘡,生肌肉止痛。燒灰,傅口吻白瘡(蘇恭)。宣利五臟六腑壅滯,破胸中氣,下水腫,治心痛積聚(甄權)。除一切風,下一切氣,通關節,利九竅,補五勞七傷,健脾調中,除煩,破癥結(大明)。主賁豚膀胱諸氣,五膈氣,風冷氣,脚氣,宿食不消(李珣)。治衝脈為病,氣逆裏急(好古)。治瀉痢後重,心腹諸痛,大小便氣秘,痰氣喘息,療諸瘧,御瘴癘(時珍)。




 




其中,瘧、瘴癘、諸蟲(三蟲、伏尸、寸白)等,可以說就是現代所謂的「傳染病」,或是俗稱的「瘟疫」。由此可見,對於傳統中國醫家來說,檳榔不僅是「洗瘴丹」,還頗接近「萬能藥」。




 




陸、結語:藥物的古今之變




 




不過,古人對於嚼食檳榔是否真能防治瘴癘,其實也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南宋周去非(1135-1189)的《嶺外代答》、明代吳興章杰的《瘴說》、本草學家盧和的《食物本草》,都曾討論過檳榔的醫藥功效,也都認為檳榔並不是百利而無一害,如果經常食用,會導致「臟氣疏洩」。至少,若未染病,不應該為了要預防而吃檳榔,否則會「耗氣」、「有損正氣」。不過,他們似乎並不完全否定檳榔能緩解「瘴癘」所引起的一些症狀。




 




但是,到了近代則不同了。尤其是在台灣,檳榔幾乎已經被徹底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199748官方核定的〈檳榔問題管理方案〉,列舉了檳榔所帶來的四大問題:一是個人健康(嚼食會增加罹患口腔癌的風險);二是自然生態(種植氾濫會嚴重影響水土保育);三是公共衛生(檳榔殘渣會污染環境);四是社會秩序(風俗)。於是乎,「檳榔有害」便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價值,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檳榔會招致「亡國滅種」,並大聲呼籲要「早日把這些檳榔危害清除乾淨」。




 




從萬能的藥物到被人厭惡的毒物,檳榔形象與評價的古今之變可謂大矣!目前正在風行的板藍根,乃至克流感等防治禽流感的藥物,是否有一天也會被人唾棄?還是會盛行不衰?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201358完稿於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文史知識》,2013:72013),頁5-12




引自http://newtaiwanshaman.blogspot.tw/2013/08/blog-post.html?spref=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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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中國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

———以臺灣地區及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為鏡鑒的思考

胡成



[摘要]
在今天全球化時代裏,中國史已是一個世界性的學問,我們的中國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就成為一個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臺灣地區、日本與我們有同源、同質的文化背景和學術資源,與居世界學術領導地位的歐美學術的互動,也比我們先行一步。這體現在臺灣地區的中國史研究者關注開創新的議題,矢志於確立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關注在中國歷史思想中開掘概念框架,矢志於建構一個能夠與歐洲比肩而立的東亞世界。我們目前的策略雖還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借鑒西方學者的研究,但未來的發展似可鏡鑒臺灣地區、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者與歐美學術互動的研究經驗,並最終形成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特質,以與世界學術進行更多平等和共用的對話。


[關鍵字]
中國大陸; 中國史研究; 世界學術




[作者簡介] 胡成,南京大學歷 史學系 教授210093

《史林》 2011年第5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922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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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病下的地域社會景況與公衛因應:以1918 年台南廳為例





 





(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刊於《成大歷史學報》第42(2012 06 ),頁175-222





 





 





摘要





1918-20 年間,全球曾爆發重大的流感疫情,於世界各地皆造成莫大災況,臺灣亦無法自免於傳染病的侵襲。在1918 年,包含現今台南、高雄大部分地區的台南廳地域為西部行政區中受創最深者,無論是患者數(153,857 名)、死亡者數(6,787 名)、致死率(4.41%)、人口平均千人死亡數(11.69 名),皆在西部行政區內名列首位,感染率亦高居第二。為何會是台南廳?本文嘗試使用當時的新聞記載、醫學雜誌、統計分析等素材,分就公共衛生體系與社會情況進行分析,並提出數個假設原因。其成因包括公衛體系的輕忽、社經地位的差異下造成的健康不平等、性別因素對於就醫意願的影響,加上集村聚落類型與便利的交通網絡加速病毒間的傳播等因素,方使得台南廳成為此次大流感疫情下受創最深的地區。





 





關鍵詞:台南、打狗、公共衛生、健康不平等





 









陸、結論





1918 年的流感病毒藉由當時已甚便捷的海運系統快速擴散全球,造成嚴重的傷亡。臺灣雖四面環海,但因有頻繁的海運往來,仍給予病毒侵入的契機,造成在1918 年全臺兩萬五千多人死亡、五分之一人口感染的嚴重疫況。而在人口稠密的西部地區,台南廳災況甚值得關注,廳內當時有153,857 患者、6,787 人死亡,及高達4.41%致死率等,在西部行政區中皆是高居首位。疾病掃除與公共衛生一向是日本殖民政府向國際宣稱其統治績效的範本,但為何在此次疫情當中,台南廳會受創如此嚴重,實是值得分析的課題。





台南廳的疫情大致可分為兩波,第一波在1918 67 月間,傷亡人數較少,後因天氣漸熱之緣故逐漸消退,病毒也轉趨潛伏。但1918 10 月中旬開始的第二波流感便造成大規模的傷亡,市景低落、病患續出、醫院診所爆滿、棺木銷售一空,不少家庭因而破碎。究其來源分別來自於自日本內地移防的日本軍隊,以及從港口進入的人員,加以當時便捷的交通網絡,終使病毒散播轄下各支廳內。種種成因,打破原有的社會生態環境平衡,使得流感終一發不可收拾。





當時台南廳的醫療體系在6 月便已接觸到此一疾病,但當時的醫生多以熱病、不明熱等稱呼,對於病情實況並無法確實掌握,因而錯失先機。但這乃非戰之罪,畢竟當時相關的流感醫學試驗、報導相當有限,也沒有能力檢測出流感病毒。而從事後連醫療人員也多所感染的情況下,顯然殖民醫療系統在不明敵人的情況下,其因應大為遲緩,以致無法維持其過往的效率。但在支持性的治療下,醫療體系仍挽回不少人命,卻仍無法抑制台南廳的患者致死率攀上第一。





10 月中旬病患陸續在港口、軍隊中出現,雖醫療與行政體系以注意到流感病毒有捲土重來的趨勢,但在對流感特性不甚了解的情況下並無積極作為,終使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發生了軍隊群聚感染、行政效能低落、學校被迫停課等情況,即便要動用基層的防疫組織,亦因人力缺乏而無法運用。至11 5 日總督府頒佈相關命令後,台南廳政府在11 月上旬末方有所作為,包括開始著手印發防疫宣傳品、協調藥價、製作旬報、對災情嚴重之學校施行停課等。然在沒有可依循的法令及經驗之下,致使台南廳政府的腳步慢了好幾拍,距離第二波疫情爆發時已遲延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且對於停課的施行,校方亦顯得不甚積極,往往是待到疫情已無法控制方被動停課,徒增不少病患。而且面對停戰祝賀會等大型集會,官方亦無力停辦,亦增加人群交叉傳染的機會,因而有報導指出「(11 月)中旬病況較上旬更為嚴重」,恐與公衛體系在對流感疫情認知不清的情形下無法做出適當之因應脫不了關係。而即便後期欲有所作為,病毒已先癱瘓了部分運作體系。





另台南廳的醫療資源相對其他行政區略有不足,但相對提供日人的醫療資源及其就診意願較高之下,日人的致死率仍接近全臺平均(1.17%:1.13%)與臺人高出一個百分點以上的情況大異其趣(4.65%:3.43%),這當中應是涉及了政策、經濟能力、就醫觀念等因素,亦即必需考量到社會經濟因素。就可見的社會因素來看,除前述的族群因素外,當年適逢二期稻作期間南部反覆遭逢旱災、暴風雨,以致農作生產力大幅減緩,使得貧民無力就醫。而婦女則因種種社會限制而無法赴診,且家庭中的醫療資源分配亦往往以男性為主,造就了醫療資源與就醫意願不平等的限制。加以台南廳內聚落多以集村為主,又有相對便利的交通網絡,形成傳染的有利條件等。上述含括公衛因應、就醫選擇、經濟考量、性別社會限制等涉及健康、族群政治、醫療等多重因素,這些因素部分來自於近代公衛技術的影響,部分則延續傳統漢人社會生態環境結構的延續,交雜之下,方使得台南廳的情況如此惡劣。





面對急性傳染病,除一般觀察到疾病對地域社會環境的衝擊,也同時凸顯當時人所構築的社會生態環境內,實存在著種種健康不平等的情況。既然健康的決定因素大部分落在醫療之外,當中的社經狀況與公共衛生運作情形,實更值得關注。1918年大流感對於台南廳的影響,應可作為一個臺灣疾病史的代表討論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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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界疾病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王小軍




  【內容摘要】中國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卻很快,無論是研究成果的增長還是研究主題的擴展,或者是研究範式的轉換,都在較短的時間裏體現了較高的水準。其中緣由,既有中外學術交流的因素,更是史學界自我反思和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應看到,以往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因此對疾病史研究成果進行必要的梳理和總結,將有助於中國疾病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字】疾病史;學術回顧;學術反思




  【作者簡介】王小軍,歷史學博士,華東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13




  【基金專案】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專案[10YJCZHl62]階段性成果。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界研究熱點迭出,其中疾病史研究繁盛當屬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1]。實際上,中國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較晚,從一定程度上說,其發展和壯大都是近二十年的事情。雖然起步晚,但發展卻較快,因此很快就湧現了一批優秀的成果,以前也有學者對這些研究進行過系統梳理和討論[2]。之後,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持續活躍,且研究內容和範式都有一定的發展,因此很有必要對疾病史研究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尤其是對一些新的研究趨向作一些總結。當然,由於學科專業的差別,本文主要是對歷史學界的相關研究進行總結。




一、疾病史研究:從漏網之魚到學術熱點




  1.歷史學的漏網之魚l990年前的疾病史研究




  其實,疾病史研究最早源於醫學界。20世紀初,醫史學逐漸發展成為醫學下面的一個分支學科,疾病史的研究自然也多了起來,但是當時大部分疾病史研究還是被涵蓋在整體醫學史的研究當中,如我國第一部系統的中國醫學通史著作即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就十分重視疾病史研究,不僅專門設有疾病史章節,而且特別強調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性,認為醫學史是一種專門史,研究須分三類:第一類關於醫家地位的歷史;第二類關於醫學知識的歷史;第三類關於疾病的歷史”[3]。在1936年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正式成立後,中國的醫史學界對於疾病史的研究更為活躍,如當時李濤對結核病史、宋大仁對消化器病史、于景枚對痘瘡史都進行過探討[4]。此後,隨著醫史學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幾乎各種疾病的歷史都有研究者涉及,形成了一個比較繁榮的景象。然而,這種繁榮的背後卻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醫史學界對疾病史研究的內容和途徑都相對狹窄,在主要內容方面,多為研究人類認識疾病的歷史過程與規律,常涉及病名、病因、病理、病候、診斷、治療、流行學等諸多方面。而在研究途徑方面,一般也就遵循兩條:一是以現代病名界定,可為世界醫學、中西醫結合提供史據,為祖國醫家對人類貢獻正名;二是以傳統病證名界定,可為發展中醫學術、實現中醫現代化提供經驗”[5]。這種研究並沒有觸及到疾病背後的社會,如疾病來臨時帶來了什麼樣的危害,國家和社會又是怎樣應對的,而民眾在面對疾病時又是怎樣的一個心態,等等。要解釋這些問題,顯然需要歷史學科的參與。但是,在歷史學的領域裏,疾病史研究卻在相當一段時期裏根本就沒有佔據它應有的位置,成了歷史學的一條漏網之魚”[6]




  疾病史研究雖然是歷史學的漏網之魚,但並不是說從來就沒有歷史學者涉足過疾病史的研究,只不過是研究的成果非常零散而已。中國史學界早期的疾病史研究成果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將其涵蓋在整個中國災荒史研究中,如鄧雲特在進行中國災荒史研究時,就對中國歷史上的疫災進行了詳細考察,不僅理清了中國歷代所存在的重大疫災,而且對每個世紀所發生的疫災頻次也進行了總結,同時還對中國歷史上的防疫措施進行了探討[7]。另外一種就是單篇的疾病史研究論文,如史學家陳寅恪早期曾著有《狐臭與胡臭》[8];此後的l940年代,考古學家胡厚宣撰寫過《殷人疾病考》[9];到了1950年代,史學家羅爾綱發表了《霍亂病的傳入中國》一文[10]。雖然先後有多名史學家涉足疾病史研究,但史學界對疾病史的研究始終沒有活躍起來,更沒有很大的建樹,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西方疾病史研究的興起都還沒有什麼改觀。




  2疾病改變歷史19902003年的疾病史研究




  20世紀中期以後,西方少數醫史學家從只關注疾病認識、診斷和治療等方面的研究開始轉向疾病社會史、疾病文化史研究,強調疾病史研究中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這對接受了法國年鑒學派等新史學理論影響的西方史學界以巨大的震動,從而使得歷史學家們也開始涉足疾病史的研究,並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如《疾病改變歷史》、《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等。《疾病改變歷史》是由醫史專家和歷史學教授合作完成的,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完全跳出了傳統醫學史研究框架,開啟了歷史社會學的視角[11]。而同期的《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也對西方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該書在研究中也採用了歷史社會學的視角,從史學和流行病學的觀點,借由敏銳機智的觀察和推理,娓娓道出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扮演的角色”[12]。從這個時期起,疾病史研究就成了西方史學界的重要內容之一,不少歷史系都擁有了專門研究疾病史的學者,以至於讓中國學者留下歐美大學的歷史系都非常重視醫學史研究,將其納入通常的研究範圍的深刻印象[13]




  由於中外交流不暢的原因,西方史學界掀起的疾病史研究熱潮當時並沒有影響到中國,中國史學界對疾病史的研究還是沒有重視乃至於注意,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期。隨著中西方學術交流的加深,以及中國史學界對史學危機的不斷反思,疾病史研究才開始衝擊有關學者的觀念,如較早從事疾病史研究的曹樹基教授就回憶說,在獲得用疾病解釋歷史這一視角後久久不能釋懷,用疾病來解釋中國歷史對於他而言就成了一塊新大陸[14]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史學界對疾病史研究也開始了較多的關注。比較有意思的是,當時史學界較早關注的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疾病,而是中世紀時期歐洲的黑死病,如張緒山在1992年就重點探討了黑死病對歐洲社會的影響[15]。此後,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注意到了疾病史這個研究方向,並將此引入到中國歷史的研究當中來,隨之出現了一些有關疾病史研究的成果,如杜家驥、曹樹基、謝高潮、梅莉、晏昌貴、龔勝生等人先後發表了相關論文[16]。尤其是曹樹基的《鼠疫流行和華北社會變遷(1580–1644)》一文,在學術界引起了不小反應。該文擺脫以往研究明史往往只考慮政治鬥爭、階級衝突和民族對抗的傳統視角,通過對生態環境的異常變化這個視角來分析明王朝滅亡的原因,文章指出:萬曆年間的華北鼠疫大流行使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陷於停滯,崇禎年間的鼠疫則在風起雲湧的起義浪潮中加速了它的傳播和擴散,因此,明王朝是在災荒、民變、鼠疫和清兵的聯合作用下滅亡的[17]。這個老鼠消滅了明朝的結論使得中國大陸史學界真切體會到了疾病改變歷史的意境[18]。而在1998年,史學界第一部研究疾病史的專著《三千年疫情》出版,該書從先秦談起,一直談到清代,對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時期的疫情、醫家治疫、國家應對等情況進行了深人探討,使讀者對整個中國歷史上的疾病與社會的關係有了系統的瞭解[19]




  正是這些成果的推出,使得疾病史研究進入了更多歷史學者的視野。在隨後的幾年裏,更多學者進入了疾病史研究領域,其中表現較為突出的有年輕學者余新忠和李玉尚等人。餘新忠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涉足疾病史研究,並在2000年完成了中國史學界第一篇疾病史方面的博士論文《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20]。該論文獲得了史學界極高的評價,其導師馮爾康先生將此論文認定是我國大陸醫療社會史研究的標誌性成果”[21],而早於大陸進行疾病史研究的臺灣史學界也給予了較高評價:本書無疑是大陸學界近年來的第一部重量級醫療社會史專著。”[22]此後,餘新忠關於疾病史研究更是新作不斷,僅在2001″—2003年間,就發表疾病史研究方面的論文十餘篇[23]。李玉尚也是同期進入疾病史研究領域的一位元重要學者,需要注意的是,他所進行的疾病史研究都是在清晰的現代醫學框架中展開的,而餘新忠則對此不太贊同[24]。李玉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上,幾年下來或單獨完成或與人合作完成了多篇疾病史研究的學術論文[25],並在2003年完成了以疾病史為選題的博士學位論文《環境與人:江南傳染病史研究(18201953年)》。該論文通過對近代江南地區傳染病的研究,說明近代江南的歷史,既是環境、病原體與人




  相互影響的歷史,也是環境、病原體與人相互作用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公共衛生成為國家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方面,環境、病原體與人的關係也因此達成新的平衡[26]




  隨著這些研究成果的面世,疾病史研究在史學界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歷史上的許多疾病被研究者關注,疾病史研究進入到一個發展的快車道。由此看來,疾病這個問題正在悄然改變著中國史學界的研究狀況。




  3.歷史學的研究熱點:2003年後的疾病史研究




  正是因為史學界對疾病史研究的深入,使得人們進一步理解了疾病和社會的關係,而他們研究所得出的疾病改變歷史疾病磕絆歷史之類的結論,剛好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時得到了印證,這使得史學界對疾病史的研究進一步活躍,有兩個現象可為證明:一個是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投入到了疾病史的研究行列,這從每年的碩士博士論文選題就可以看出來。如筆者在中國知網的中國優秀碩士博士論文庫粗略檢索,發現2003年至2005年間有不少有關疾病史研究的學位論文[27]。另一個就是隨著疾病史研究的日趨活躍,專門針對疾病史研究的學術研討會也開展起來。如20068月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就組織召開了題為社會文化視野下的疾病醫療史研究的國際研討會,這在國內史學界尚屬首次。以至於有關媒體在評論2006年度的學術熱點時就指出,環境史研究異軍突起,其論據就是用疾病史研究狀況來說明:近年來非典、瘋牛病、禽流感等疾病的流行,也促使人們開始關注歷史上各種應對機制的是非成敗,從中汲取經驗與教訓。”[28]由此可以看出:疾病史研究在中國史學界已經完成了從漏網之魚學術熱點的轉變。




  當疾病史研究成為史學界的研究熱點後,其研究主題、研究視角及研究群體都有了更進一步的拓展,各個時期各個地方的疾病災害都進入到了研究者的視野當中。這個時段的疾病史研究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具體的疾病災害研究持續活躍,不僅曹樹基、餘新忠、李玉尚等人還在繼續著疾病史研究,而且新的研究力量在不斷加入,新的研究主題不斷被挖掘出來。如劉繼剛對先秦時期疾疫的研究、王子今對漢晉時期瘴氣的研究、楊齊福等對近代福建鼠疫的研究、陳松有對蘇區疫病的研究、王元周對抗日根據地疫病的研究及李洪河對建國初期疫病的研究等等[29],不勝枚舉。




  第二,歷史上的疾病防疫問題被發掘並成了研究重點。對於防疫問題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近代以來防疫觀念形成及防疫制度建設的考察,如餘新忠對晚清時期防疫觀念形成的研究、穀永清對民國時期中國鄉村防疫建設的研究、陳松有等人對蘇區衛生防疫的研究、李洪河對建國初期衛生防疫事業的研究等,都屬於這種情況[30];一是對公共衛生問題的關注,如曹樹基通過疾病控制來考察國家與地方的公共衛生、彭善民對近代上海的公共衛生與都市文明關係的探討、何小蓮對19271930年間上海公共衛生的考察等,屬於此類[31]




  第三,在中國疾病史研究熱潮的推動下,世界史範疇的疾病史研究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如陳志強對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毛利霞對l9世紀英國霍亂的研究、鄒翔對近代英國鼠疫的研究、趙秀榮對近現代英國醫療立法的研究等等[32]




  第四,疾病史研究視角逐漸多元化,研究不再集中於疾病的危害及社會如何控制疾病這些方面,而是從多個視角來解讀歷史時期的疾病,如楊念群的疾病政治史研究、何小蓮的疾病文化史研究、龔勝生等人的疾病地理史研究等等[33]




二、疾病史研究範式:社會史向文化史、政治史的擴展




  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雖然晚,但發展快,為了從更加寬廣的視角去解釋歷史上的疾病問題,其研究範式也有所變化,實現了從社會史向文化史、政治史的擴展。




  1.社會史範式下的疾病史研究




  對於中國史學界來說,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開展疾病史研究固然有受西方史學界影響的原因,但其深層原因卻是當時史學界對自我研究模式進行反思的結果。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的歷史研究主要由政治、經濟、思想三大塊構成,學術重心為階級鬥爭史,使得歷史研究形成了一套僵化死板的思維模式,研究領域狹窄,課題單調,歷史學完全陷入了一個困境。到了20世紀80年代,史學危機成了歷史學界的一個大問題,學術界也開始了對以往研究的反思,其結果就是突破了階級分析是認識中國歷史的唯一方法的僵化觀念,把認識社會的目光擴大到了多種社會關係、社會群體和社會生活,讓歷史研究的範圍擴大,並且適應當今世界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互相滲透這一大趨勢,借用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地理學、語言學等手段來研究歷史[34]。反思的直接結果就是導致了社會史研究的復興,一大批新的研究領域作為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內容被發掘出來,如下層群體生活、民間信仰、災害與救濟、心態史等等。在這些研究領域被越來越細化的時候,疾病史研究就被史學界所關注。所以,史學界疾病史研究的最早範式就是社會史框架,這一點,臺灣史學界也是如此。如杜正勝就把臺灣史學界最初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新社會史,並重點提到所謂新社會史是以過去歷史研究所重視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為骨幹,附益著人的生活和心態,使歷史學成為有骨有肉、有血有情的知識,因此把醫療史當做社會史來研究以彌補以往史學的缺憾,使歷史研究能真正落實到具體的人生問題”[35]




  以社會史範式呈現出來的疾病史研究,顯然跟醫學界進行的傳統醫學史有著顯著的區別,其中最明顯的就是視角和方法的不同。如果說醫學界進行的傳統醫學史是正統醫療科技史的話[36],那史學界進行的疾病史研究則主要以歷史上的疾病醫療為切入點,通過探討疾病醫療與歷史的互動關係來考察疾病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即疾病社會史首先是一個以歷史學為本位的研究,它的根本點不在於疾病本身,而是著力於探悉疾病在歷史變遷進程中的意義。余新忠就總結過作為社會史範式的疾病史研究有四種取向:第一,在一些具體研究中,引入以往被忽視的疾病醫療因素來更好地解釋某些歷史現象;第二,通過對疾病醫療及其相關問題的考察和鉤沉,揭示某些重要而以往忽視的歷史面相;第三,探求疾病醫療與社會的互動;第四,以疾病醫療本身或相關的某一內容為切人點,在一定問題意識的指引下,表明、分析或詮釋社會歷史發展變遷中的某些重要問題[37]




  根據本文第一部分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最初大凡是以社會史研究的形式呈現出來的,無論是較早的張緒山、曹樹基,還是稍後的餘新忠和李玉尚,他們的疾病史研究都是社會史的研究范式,餘新忠的疾病史代表作《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更是在標題中直接用社會史三個字表明了自己的研究視角,而楊念群在評價該著作時也主要是強調其研究範式:中國醫療史研究一直以單純的醫療現象為研究物件,餘新忠的這部著作突破了這一局限,把醫療現象納入地區社會史的研究框架。”[38]也正是因為早期的疾病史研究大多是用社會史的視角來進行,所以當時有關學者在綜述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時,總是偏向於用疾病醫療社會史這一概念來凸顯[39]




  2.疾病史研究範式的擴展:從社會史到文化史和政治史




  隨著疾病史研究的發展,單純依靠社會史範式來解釋歷史進程中的疾病顯然有著明顯的不足,於是疾病史研究範式開始擴展到文化史和政治史方面來,即史學界的研究人員已經不滿足只把疾病史作為社會史來研究,而想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解讀疾病或者是從政治史的角度來解讀疾病史(也可以說是通過疾病來解讀政治史)。




  其實,從文化史的角度來探討疾病史,在西方史學界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查理士·羅森伯格的《形塑疾病——文化史的研究》。羅森伯格在書中檢討了過去西方學界用社會建構論來研究疾病史的缺點,認為這些研究忽略了兩個大問題,第一是疾病概念形塑的過程,第二是疾病概念形成後,如何影響醫療政策、日常生活以及醫療活動[40]。而臺灣學者也注意到了在用社會史的視野來解讀疾病史的同時,不能忽視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解讀疾病史,如杜正勝就強調疾病史研究不能忽略文化,即研究疾病史的時候是以社會文化為中心的,所以他在1997年談到疾病史研究范式時就不再提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了,而是強調我們的路——社會的與文化的”[41]。在這一點上,大陸史學界的動作似乎慢了一步,這從蔣竹山對餘新忠著作的評價就可以看出:我們認為在研究取向上亦應該有所突破,例如該如何跳出傳統社會史的問題意識研究框架,嘗試從文化史的角度來探討疾病史。”[42]而另一學者李建民在2004年談到疾病史研究的發展趨勢時,更是強調有些課題的研究只有進一步與思想史、文化史結合才能突破現有的成就[43]




  面對海峽對岸的批評,加上疾病史研究自身發展使然,大陸史學界在堅持社會史範式的同時,也開始宣導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解讀疾病史了。如餘新忠於2005年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作的《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內容與取向——以中國近世衛生史研究為例》學術報告中,就強調疾病醫療社會史有兩大趨向,不僅關心社會(社會史取向),同時也關注生命(文化史趨向)”[44],而之前常提到的醫療社會史也發展成了醫療社會文化史。這種轉變直接促使了疾病文化史研究的興起,如20068月在天津召開的“‘社會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疾病醫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不少學者就提交了從文化史視角來解讀疾病史的成果,如周瓊的《考》、杜志章的《衛生涵義源流考》、餘新忠的《晚清衛生概念演變探略》等論文[45]。與此同時,其他學者也有相關成果呈現,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對疾病本身的文化史研究,如張軻風對瘴氣的解讀[46];第二是對民眾醫療觀念進行文化闡釋,如馮志陽的《媒體、瘟疫與清末的健康觀念一以(大公報>1902年瘟疫的報導為中心》、郝先中等的《清末民初中國民眾西醫觀念的演變與發展》[47];第三是對中西醫文化交流的探討,如何小蓮的《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汪維真的《棄中擇西:清人吳汝倫醫學觀的轉變及原因分析》等[48]




  而談到以政治史的範式來研究疾病史時,我們不得不先提到日本學者飯島涉。飯島涉是海外從事中國疾病史研究的重要一員,他曾經明確指出:傳染病的流行及其防疫對策不單單只是一個人口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性社會性問題,關於這一點至今為止還沒有引起重視。”[49]正是在這種思路下,飯島涉在2006年通過對中國疾病史研究的回顧,探討了疾病流行史特別是其中的流行強度問題、國際關係中的疾病問題、霍亂及地方病問題,認為以後的疾病史研究除了以往較多考慮的商業化、人口問題、社會制度、公共衛生等角度外,似亦可從國際關係史和政治史等角度來著手[50]。在中國史學界,從政治史角度來探討解讀疾病史的主要代表當數楊念群。他從20世紀末就開始從事疾病史研究,最初他以西醫東傳為切人點對近代中國空間轉換的實施制度進行探討,如在他的《民國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與空間轉換》一文中,以舊式產婆陰陽生的訓練與取締為例,深入探討了西方醫療體系傳入北京後對城市空間變化的多重影響,揭示了在近代中國國家權力更為全面地控制城市社會生活的過程[51]。此後他所撰寫的《防疫行為與空間政治》[52]、《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等成果則更進一步,作者利用疾病的隱喻來分析近代中國社會,並由此提出治病在當時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醫療過程,而是變成了政治和社會制度變革聚焦的對象,個體的治病行為也由此變成了群體政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顯然是一種政治史的研究視角,以至於有評論者如此評價:與其說《再造病人》是一部與政治有關的醫療史,倒不如說是一部與醫療相關的政治史,該書作者就是從身體切人到政治,從疾病政治空間相聯繫的角度,講述了一部真正的醫療的政治史[53]




  需要注意的是,楊念群的疾病史研究並非用傳統的政治史框架來進行,而是賦予了政治史以新意,即自覺超越地方性知識,如對於楊著《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一書,餘新忠就認為:該著從醫療入手,相當部分關注的是現代政治運作及其背後的權力關係,自然亦可看做是政治史的探索,不過與以往以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為主要關注物件的政治史研究明顯不同,它對政治的關照是從身體切入,在社會文化的雙重視野下開展的,可以說是政治史的重新出發[54]。而楊念群自己也提出:對政治史的理解不應該僅局限於對上層制度變遷的解讀上,也不應僅僅局限于從社會史的視角詮釋其在某個地方脈絡中發揮的作用,而應該從細微的身體感覺出發,通過對身體在空間位置變化的觀察,仔細解讀其制度化的過程,也就是說當前的史學研究中,我們也可以通過對疾病史的研究來理解現代政治史[55]




  除楊念群外,還有不少學者進行了疾病政治史研究,如郭劍鳴的災疫政治研究。他在《災疫政治研究:從晚清紳士的善舉看知識的權力化》一文中就發現,紳士在晚清時期進行救災、防疫等活動時,充分發揮了提高官僚管理體系的效能和進行儒學教化兩大功能,隱寓出一條知識與權力組合的政治整合路徑[56]。又如胡成通過對1910年東北鼠疫流行期間中、俄、日三國在檢疫問題上所引發的主權之爭的解讀,探討了疾病醫療與政治權力、民族意識的複雜關係[57],等等。




  隨著史學界疾病史的研究範式從社會史擴展到文化史和政治史,疾病史研究的視角也越來越多,這無疑可以進一步推進疾病史研究的展開。




三、關於史學界疾病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雖然目前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越來越熱鬧,相關成果也層出不窮,但是,在疾病史研究過程中,還存在著學科的差異、研究主題的差異,甚至是研究方法的爭議,這些需要進一步理清。同時,目前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研究內容沒有創新、研究方式簡單雷同等等,這也預示著我國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需要解決,研究的狀況或水準也有待提升。




  1.突破學科局限,加強與醫學界的研究合作




  實際上,當下進行疾病史研究的主要群體有兩個,一是來自醫學界的學者,另外才是來自歷史學界的學者。在學術界,由專業工作者所進行的純粹的科學技術史研究,通常被人稱為內史;而由歷史學界進行的與專業技術有關的社會史研究,則被人稱為外史”[58]。這個命題落實到疾病史上就形成了一個區分,即由醫學界進行的研究可看做是內史,主要關注疾病病理和治療技術的發展歷程;由歷史學界進行的研究可看做是外史,主要關注疾病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醫學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非常早,甚至是自古以來就有,以至於在20世紀初期,醫學界專注于疾病史研究的醫史學科就逐漸形成,這直接推動了醫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然而,這種單純就疾病研究疾病的研究取向,對於要全面瞭解疾病的歷史顯然是有缺陷的,因為疾病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正如瑞典的病理學家韓森所宣稱的那樣: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59]。因此,要研究疾病史,就必須要探討疾病對人類社會發展和演變的過程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有歷史學科的參與,由此,外史逐漸興起。其實,史學界從一開始關注疾病史就注意到了與醫學界疾病史研究的區別,如杜正勝就把醫學界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正統醫療科技史,而把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新社會史”[60]




  然而,這種具有明顯學科背景的取向,人為地將整個學術界的疾病史研究分割成為了兩大塊,即醫學界研究者進行的疾病史研究只關注疾病本身而不考慮疾病背後的社會,而歷史學界研究者進行的疾病史研究只考慮社會層面問題而不關注疾病本身。這樣的研究顯然有著嚴重的不足,如在疾病史研究中,歷史研究者如果僅僅是把疾病作為一種切人點,而沒有深入瞭解疾病本身的話,無疑會影響到他的判斷,甚至對疾病產生的社會影響及其與社會的互動都可能出現錯誤的解讀。同樣,醫學界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類似問題。需要說明的是,醫史學界的研究人員已經注意到了自身研究的不足,他們開始從傳統的疾病科技史研究往疾病社會史方面轉變,當前比較出色的醫史學研究者張大慶就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61]。而歷史學界雖然也有個別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多數學者仍是對疾病把握不足,甚至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出現混淆和誤用,從而導致研究出現問題。當然,如果史學工作者每研究一項疾病就需要去積累相應的深層次醫學知識,這顯然難以做到,不過有一個方法很容易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像西方的疾病史研究一樣,打破學科限制,跟醫學界研究者合作。實際上,截止到目前,我國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鮮有和醫學界合作完成的,這明顯不正常。




  2.研究內容需要進一步充實




  就研究內容即疾病本身來說,目前史學界在疾病史研究上存在著兩個現象值得注意,一個是重視烈性疾病研究而輕視或者說是忽視慢性疾病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再一個是重視成為災害事件的疾病而忽視日常生活中的疾病。




  在以往的研究中,史學界重視最多的無疑是鼠疫、霍亂、天花這三種甲種傳染病和以傷寒、副傷寒、痢疾、白喉等為主的乙種傳染病,尤其是重視對鼠疫的研究,目前史學界研究疾病史的一半論文都是以鼠疫為主題的。如曹樹基的疾病史研究成果幾乎全部以鼠疫為研究物件,而餘新忠在研究江南的瘟疫與社會的著作裏雖然宣稱自己研究的是瘟疫,但是他歸納出的瘟疫種類也主要是烈性疾病,主要種類有天花、麻疹、霍亂、傷寒、痢疾、猩紅熱、白喉、瘧疾等。至於其他的疾病,如肺結核、血吸蟲病、絲蟲病、流行性感冒等丙種傳染病和一些其他慢性傳染疾病則關注比較少,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更是缺乏。




  當然,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與歷史學研究的本身特點有關係。我們知道,歷史研究以往都有一種事件史研究的趨向,通過一件事情作為出發點縱觀各個方面的情況,而烈性傳染病的爆發剛好可以迎合這種研究趨向,如疾病一爆發,人口的大批量死亡、社會的動盪、民眾的反應、國家的應對等等在一個較短的時間裏都將會出現,成為一個非常容易進行研究的物件,如在以往以社會史視角來研究疾病史的成果就有著這種痕跡。另外,史學研究是需要史料來說話的,因此歷史學研究疾病史是需要充分的史料來支撐的,沒有相關史料,無論對這個疾病是如何的感興趣都是無法取得研究成果的。而在中國歷史上林林總總的疾病裏面,也只有烈性傳染病的社會性史料較多,就拿中國傳統社會的史書和地方誌書來說,他們所記載的疾病問題大多是大規模的瘟疫,而這種瘟疫其實也多是記載一些烈性傳染病而已,其他的一些沒有引起較大社會問題的慢性傳染疾病、地方性疾病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疾病現象則根本就沒有太多的記載。這個現象到了近代中國仍然存在,如在民國時期,我國就出現了法定傳染病報告制度。法定傳染病主要有霍亂、傷寒、赤痢、斑疹傷寒、回歸熱、天花、白喉、猩紅熱、流行性腦脊髓炎、鼠疫、瘧疾等九種疾病,這些疾病都是烈性傳染病。因為是法定傳染病,所以社會關注就多,留下來的檔案、新聞報導等史料自然也就多,而其他疾病則關注較少,可利用來做研究的史料就較少,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史學界對其進行研究。




  但是,以上這些原因的存在並不能使得那些疾病成為歷史研究中新的漏網之魚,因為只要這種疾病在歷史上存在過,它就必然會留下痕跡,只不過需要研究者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尋找和梳理而已。實際上,只有將這些慢性病、地方性疾病及日常生活中的疾病關注起來,我國的疾病史研究才能夠真正完整和豐滿。




  3.研究範式和具體方法需要不斷豐富




  史學界研究疾病史雖然已經有了多種研究範式,但總體來說,目前的研究成果還存在著視角單一的現象,如文化史、政治史的視角雖然已經成了研究疾病史的重要取向,但是,這些研究視角在目前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當中並不廣泛,當前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還是以社會史視角為主,即主要考察的是疾病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如人口損失、經濟損失等等,或者是考察疾病爆發時國家與社會的應對措施,而其他方面的問題考慮較少,使得很多研究成果成了簡單的研究方法複製品。如疾病文化史,從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視角,但是目前史學界的研究卻並不廣泛,倒是醫史學界在大力開展該方面的研究並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又如疾病政治史,現在雖然史學界有不少人提出要從疾病史的研究中來探討政治史,但真正在這方面出的成果也不多見。




  同時,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目前史學界研究疾病史較多地是採用事件史的研究方法,即在研究內容為一個已經成為了災害性事件的疫病時,僅僅把該事件本身作為研究物件、研究實體、研究領域,只對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做一個真實的描述。這種事件史研究方法有著一種封閉態勢,很容易束縛史學研究的視野,使得研究成果在低水準上徘徊,因此毫無疑問需要提升,需要用事件路徑研究方法來替代。在疾病史研究過程中,面對具體的疫災,採用事件路徑的研究方法具有明顯的開放性,即關注物件從疾病事件本身轉向疾病事件背後的社會制度、關係和結構,這樣研究就能更上一個臺階。在以往的研究中,雖然有研究是採用事件路徑方法的,但並不多,因此需要大力宣導。




 




來源:《史學月刊》2011年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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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文章註釋部份




[1]這裏所指的疾病史,包括了疾病本身的歷史和治療疾病的歷史等內容,與餘新忠所指的疾病醫療史內容一致,即曹樹基所指的疾病史和醫療史的總和。相關內容見余新忠;《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在與可能》,《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




[2]這些梳理主要由餘新忠完成,分別為:《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在與可能》。




[3]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緒言》,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頁。




[4]李濤:《中國結核病史》,《中華醫學雜誌》第25卷第2期,l9392月;宋大仁:《中國消化器病史概說》,《中華醫學雜誌》第25卷第ll期,l93911月;于景枚:《痘瘡源流》,《中華醫學雜誌》第27卷第ll期,l94111月。




[5]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華醫史雜誌》1996年第3期。




[6]麥克尼爾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l998年版,第l頁。




[7]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商務印書館l937年版。




[8]陳寅恪:《陳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9]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0]羅爾綱:《霍亂病的傳入中國》,《歷史研究》1956年第3期。




[11]弗雷德里克·F·卡特賴特、邁克爾·比迪斯著,陳仲丹、周曉政譯:《疾病改變歷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




[12]陳建仁:《古今往來話傳染病史——<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導讀》,麥克尼爾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第1頁。




[13]陳仲丹:《譯者後記》,《疾病改變歷史》,第266頁。




[14]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第4頁。




[15]張緒山:《l4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東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




[16]杜家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對皇族人口的影響》,李中清、郭松義編:《清代皇族的人口行為與社會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l994年版;曹樹基:《地理環境與宋元時代的傳染病》,《歷史地理》第十二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謝高潮:《淺論同治初年蘇浙皖的疫災》,《歷史教學問題》1996年第2期;梅莉、晏昌貴:《關於明代傳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5期;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變遷(15801644)》,《歷史研究》l997年第1期;梅莉、晏昌貴、龔勝生:《明清時期中國瘴病分佈與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2輯。




[17]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變遷(15801644)》。




[18]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第102頁。




[19]張劍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l998年版。




[20]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1]馮爾康:《(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序一》,餘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V頁。




[22]蔣竹山:《(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書評》,臺北《新史學》第l4卷第4期,2003l2月。




[23]主要有:《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後後——基於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清代江南瘟疫對人口之影響初探》,《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第2期;《清代江南疫病救療事業探析一一論清代國家和社會對瘟疫的反應》,《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等等。




[24]餘新忠反對將歷史上所發生的疾病與現代醫學強行對應,認為現代醫學和中國傳統醫學分屬於兩個迥然不同的醫學體系,對應的話很可能出現問題,具體可參見余新忠:《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在與可能》;而曹樹基和李玉尚等人則不太認同餘新忠的觀點,他們在研究中堅持將資料放在清晰的現代醫學的病種框架中展開討論,具體可以參見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第1011頁。




[25]主要有:《鹹同年間的鼠疫流行和雲南人口的死亡》(與曹樹基合作),《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近代中國的鼠疫應對機制——以雲南、廣東和福建為例》,《歷史研究》)2002年第l期;《和平時期的鼠疫流行與人口死亡一——以近代廣東、福建為例》,《史學月刊》2003年第9期;《民國時期西北地方人口的疾病與死亡》,《中國人口科學》2002年第l期,等等。




[26]李玉尚:《環境與人:江南傳染病史研究(18201953年)》(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2003年。




[27]胡勇:《傳染病與近代上海社會(19101949——以和平時期的鼠疫、霍亂和麻風病為例》(博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歷史系2005年;張雲:《l8401937年間兩湖地區瘟疫初探》(碩士學位論文),武漢大學歷史系2005年;曹晶晶:《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及其控制》(碩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歷史系2004年;劉雪芹:《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會——l9261937年上海華界的瘟疫為例》(碩士學位論文),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2005年;尹娜:《兩宋時期江南的瘟疫與社會控制》(碩士學位論文),上海師範大學2005年;陳健:《民國時期新疆疫病流行與新疆社會》(碩士學位論文),新疆大學歷史系2005年;肖建文:《江西的血吸蟲病與地方社會——以民國時期及1950年代為考察時限》(碩士學位論文),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2006年,等等。




[28] 《光明日報》理論部、《學術月刊》編輯部:《2006年度中國十大學術熱點》,《光明日報》,2007116日 ,第11版。




[29]劉繼剛:《試論先秦時期的疾疫》,《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07年第3期;王子今:《漢晉時代的瘴氣之害》,《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3輯;楊齊福、楊明新:《近代福建鼠疫的傳播與社會影響》,《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3期;陳松有:《20世紀30年代蘇區的疫病流行與防治》,《甘肅社會科學》2010年第1 期;王元周:《抗戰時期根據地的疫病流行與群眾醫療衛生工作的展開》,《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l期;李洪河:《新中國的疫病流行與社會應對(1949–1959)》,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30]余新忠;《從避疫到防疫:晚清因應疫病觀念的演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穀永清:《試論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鄉村防疫建設》,《求索)>2008年第5期;陳松有、劉輝:《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央蘇區的衛生防疫》,《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8期;李洪河:《建國初期的衛生防疫事業初探》,《黨的文獻》2006年第4




[31]曹樹基:《國家與地方的公共衛生——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l期;彭善民:《公共衛生與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何小蓮:《衝突和合作:1927-”1930年上海公共衛生》,《史林》2007年第3期。




[32]陳志強:《查士丁尼瘟疫考辯》,《世界歷史》2006年第1期;陳志強:《查士丁尼瘟疫影響初探》,《世界歷史》2008年第2期;毛利霞:《疾病、社會與水污染——在環境史視角下對l9世紀英國霍亂的再探討》,《學習與探索》2007年第6期;鄒翔:《近代早期倫敦醫療界對鼠疫的應對》,《史學月刊》2010年第6期;趙秀榮:《近現代英國政府的醫療立法及其影響》,《世界歷史》2008年第6期。②③




[33]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l98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龔勝生、劉楊、張濤:《先秦兩漢時期疫災地理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第3輯。




[34]趙世瑜、鄧慶平:《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




[35]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臺北《新史學》第6卷第1 期,l9953月。




[36]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臺北《新史學》第6卷第1 期,l9953月。




[37]餘新忠:《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




[38]楊念群:《評<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餘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封底。




[39]餘新忠:《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




[40]轉引自蔣竹山:《(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書評》。




[41]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臺北《新史學》第8卷第4期,l99712月。




[42]轉引自蔣竹山:《(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書評》。




[43]李建民:《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新視野》,臺北《新史學》第15卷第3期,20049月。




[44]科學文化網,http//sci—culihnsaccn/




[45]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社會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疾病醫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中國天津,2006年。




[46]張軻風:《從瘴氣說生成的地理空間基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9年第2輯。




[47]馮志陽:《媒體、瘟疫與清末的健康觀念——以(大公報)對1902年瘟疫的報導為中心》,《史林》2006年第6期;郝先中、朱德佩:《清末民初中國民眾西醫觀念的演變與發展》,《史學月刊》2010年第8期。




[48]汪維真:《棄中擇西:清人吳汝倫醫學觀的轉變及原因分析》,《安徽史學》2006年第2期。




[49]飯島涉:《傳染病與辛亥革命》,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中國》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2頁。




[50] IIJIMAW(飯島涉):Epidemic
Disease in China as In—dex of History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編:《社會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疾病醫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51]楊念群:《民國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與空間轉換》,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2]楊念群:《防疫行為與空間政治》,《讀書》2003年第7期。




[53]張潔:《身體與地方感、政治空間的奧秘》,《科學之友》2010年第5期。




[54]餘新忠:《另類的醫療史書寫——評楊念群著<再造病人”>》,《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55]楊念群:《如何從醫療史的視角理解現代政治》,《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6]郭劍鳴:《災疫政治研究:從晚清紳士的善舉看知識的權力化》,汕頭大學新國學研究中心編:《新國學研究》(第5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1頁。




[57]胡成:《東北地區肺鼠疫蔓延期間的主權之爭(19101119114)》,《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9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58]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第7頁。




[59]轉引自林富士:《中國疾病史研究芻議》,《四川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l期。




[60]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




[61]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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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大 師黃維三 教授學術特點探略


 


張永賢、林昭庚、 李育臣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


※本文由 張永賢 教授提供,特此致謝。


一、前言


  在2008年中國大陸評選表彰30位「國醫大師」,由於條件應為省級名中醫或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從事中醫臨床或中藥工作至少55年以上,具有主 任 醫師或主任藥師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經驗豐富,品德高尚,技術精湛,享有很高聲譽,以致當時年紀最輕74歲,最高年齡96歲,平均年齡85歲。由於表彰只有30位「國醫大師」,以致有人說「國醫大師」比貓熊更少。


  由於今年是中華民國100週年,我們也想台灣應有幾位「國醫大師」。在美 國李永明 醫師寫《美國針灸熱傳奇》(1972-2011)(40週年回顧),由於中國大陸在1966-1977年為文化大革命,以致早期,剛開始針灸熱潮前往中國學習針灸尚不多,許多人,特別台灣到美國移民者,紛紛前來台灣學習針灸。特別在1972-1980年期間,中國醫藥學院(現為中國醫藥大學)在1972年接受衛生署委託成立針灸研習班,訓練 國內外 醫師學習針灸, 黃維三 教授領導教授「針灸科學」,當時有不少 國外 醫師來學習針灸。而這針灸研習班為衛生署承認培訓針灸專業機構(台北榮民總醫院針灸科也曾舉辦針灸研習班)。 崔玖 教授及 黃民德 教授(1934-1995)在台北成立「中華針灸科學研究基金會」教授國外人學習針灸班。吳 惠平 醫師(1916-1992),1959年曾率團參加法國世界針灸學術大會第10屆大會,在1955年成立「中國針灸學會」也教授國內外針灸學習班。當時在美國的院士們推動國家科學委員會,在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及三軍總醫院成立「針灸研究委員會」。國科會在1975年也舉辦「國家科學委員會針灸研討會」。目前大家回顧歷史,想到知道過去針灸歷史。通常大家知道扁鵲、黃帝、歧伯、皇甫謐、王惟一、楊繼州等等較多,但是對早期台灣針灸貢獻者熟悉度不足,希望有心人來介紹,並發揚他們的學術思想。


  最近看到 陳擎文 介紹台灣針灸四大名家,董景昌、孫培榮、修養齊及王運安,並將他們學術特色,放在網路,我們希望更多人來作介紹。在「維基百科」(Wikipedia)看到陳立夫(1900-2001)、黃維三(1923-2001)、馬光亞(1914-2005)、董景昌(1916-1975)及修養齊等等的生平介紹及對中醫藥的貢獻及著作。《針灸科學》、《難經知要》、《難經發揮》、《難經新解》及《 黃維三 教授中醫論文集》。董景昌著《董氏針灸正經奇穴學》。修養齊有《修氏針灸全書》,有「飛經走氣派」。孫培榮《孫培榮增訂針灸驗案彙編》為「古典針灸學派」。王運安使用盤針,透刺華佗夾脊穴等等,希望更多針灸熱愛者或對醫學史熱愛者可作介紹。


 


二、 黃維三 教授生平


   黃維三 教授於1923年出生在山東省臨清縣,自小遵嚴命習醫書針灸,遵儒者知醫之訓,以備上療尊親之疾,下濟貧賤之厄。1940年畢業於天津中國國醫學院本科(天津中醫藥大學前身),於 1948年在南京,參加政府舉辦特考中醫師考試,榮獲第三名優等。後隨國立長白師範學院來台灣,就讀師範大學於1953年畢業後,駐堂看診。1958年中國醫藥大學(當時為中國醫藥學院)創立,即應聘講授「針灸科學」與「難經」,編篡教材講義,為台灣針灸啟蒙,可謂「台灣針灸教育之父」,出版《針灸科學》、《難經知要》、《難經發揮》、《難經新解》及《 黃維三 教授中醫論文集》。1985年出版《針灸科學》為針灸教科書的經典之作,為「教考用」重要典籍。針灸熱潮期,1973年應邀赴加拿大及美國講學,並為翻譯出版《針灸科學》英文版,1974年前往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開創針灸門診,待1974年美國於內華達州舉辦針灸師執照考試(內華達州是美國第一個州核發針灸 師及中 醫師執照),即前往應試,由於豐富針灸學識及經驗,考取針灸及傳統中醫師執照,即在拉斯維加斯執業數年。1977年並獲得加州及紐約州針灸師執照,1981年獲蒙大拿州針灸師執照。由於1972年陳立夫擔任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即邀請 黃維三 教授,於1986年由美返國回校任教,期間擔任中醫學系主任、中國醫藥研究所所長及副校長,暨附設醫院 顧問 醫師。在期間積極將傳統醫學傳播海內外,赴大陸、美、加、日、韓、澳洲、羅馬尼亞等地講學,並出席國際中醫針灸學術會議,發表專題報告,鼓勵學生參加,從事國際中醫針灸學術交流,也指導博士碩士研究論文,並將80篇研究論文彙集,出版《 黃維三 教授中醫論集》,其中醫針灸學術成就斐聲國際。


  


三、 黃維三 教授學術特點:


(一)桃李滿天下,鼓勵青出於藍


  中國醫藥大學創立之時,只有醫學系及藥學系,醫學系必修中醫學分, 黃 教授自第1-13屆教授針灸科學及難經學,中醫學系1-5屆的針灸科學及難經學。由於出國期間中斷,1986年返國,繼續擔任教學,培養相當多優秀針灸及中醫人才, 黃 教授曾獲教育部 80學年度大學暨獨立學院教學特優教師表揚。在中醫師公會經常獲邀專題演講,啟迪後進。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副會長 張金達 教授,張副會長也是加拿大中醫藥針灸學會創會會長,世界針灸相關醫學會(ICMART)秘書長 白晏士 醫師,比利時人,前法 國針灸 醫師聯合會副會長 柯羅德 醫師,前美國佛羅里達針灸學會會長 蔡惠民 醫師等皆是他的學生。


  指導博士有 林昭庚 博士「電腦斷層掃描照相術探討人體胸背部各穴位安全深度之研究」, 高尚德 博士「中醫對支氣管氣喘之微量元素與免疫學之研究」, 張修誠 博士「以脈搏諧波頻譜分析探討中醫臟象學說與器官共振理論之相關性研究」, 呂明進 博士「升陽除濕湯對濕阻證病理造型療效之研究」及 王敏弘 博士「《黃帝內經》有關神的研究」等,而碩士生有30餘人。桃李滿天下,「師者,傳道,授業,解惑」。


  在中國醫藥學院榮退之時,成立「 黃維三 教授獎學基金」愛護學子,鼓勵學生認真學習中醫藥針灸,並積極研究且發揚光大。


(二)重視經脈醫學


  《靈樞‧經脈篇》「經脈者,所以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重視經脈醫學,「不明十二經絡,開口動手便錯」,臨症施行針灸治療法,選用腧穴,遵照經脈之分類取穴,稱為「循經取穴」。在有病之本經,或於該經有關之他經選取腧穴,必須如此,始能發揮針灸之高級療效。否則,何部有病,即在何部下針,如刺經筋法,如取阿是法,則針灸學術將永遠滯留在「以痛為輸」之階段,絶無進步可言。


  臨症時選穴適當,因為重要,但取穴不正,亦足以影響針灸治療之效果。不過,穴位雖然不正,倘下針之部位,仍在該穴所屬之經脈上,則尚無大誤,仍可達成預期之目的,乃有「寧失其穴,毋失其經」之說。


(三)重視標準十四經穴


  歷代針灸書籍記載經穴,古書《黃帝內經》有163個穴名,晉《針灸甲乙經》(280年)有349個穴名,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1680)348個,宋王惟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1026年)354個,宋王執中《針灸資生經》(1220年)357個,元滑壽《十四經發揮》(1341年)354個,清《針灸逢源》361個。1985年世界衛生組(WHO)通過《針灸穴名標準化》,十四經名採用361個。現2008年世界衛生組織公佈《標準針灸經穴定位》也採取361個穴位定位。


  而歷代有關奇穴,唐孫思邈《備急千金方》奇穴即有158穴,《千金翼方》244個,張介賓《類經圖翼》(1624年)85個,郝金凱《針灸經外奇圖譜》(1963年)588個,郝金凱《針灸經外奇穴圖譜》(續集)增加至1,007個。而世界衛生組織只採用48穴為標準經外穴名方針。


   黃維三 教授臨床使用十四經穴,重視十四經重要腧穴,井榮俞原經合穴,起止穴,十六郄穴,十五絡穴,募俞穴,八會穴及六府合穴。


(四)建立「針灸處方學」


  遍觀古今中外針灸書籍,於治療部門,每病條下均有適用本病之腧穴若干,稱為「針灸處方」,但對處方之規律,處方之法則,與方義之說明,尚乏專論述及,為發揮針灸功能,提高針灸療效,提出「處方規律」,依其性能及作用,分為君臣佐使,「君穴」用以治療主要證狀。「臣穴」用以加 強 君穴之療效或解除次要證狀。「佐穴」之作用有二,一為恐君穴之力量太過,用以監制其產生之副作用;二為協助君穴或臣穴,加強其療效,「使穴」為響導,引導諸穴之針力速達於病所。在同一方中,君穴只用一穴,臣穴可用一至三穴,佐穴之多寡可無限制,佐穴仍可再用佐穴佐之。配穴與處方之法則,是在中醫整體觀念之下,慎選腧穴,組合成方,使方中諸穴,發揮個別功能,並產生共同之功能,以提高針灸之療效。


(五)重視針灸手法


  整理針灸大成書中載有下手八法,楊氏十二法,金針賦一十四法,為便利學習,特綜合諸法,刪減重覆,並依照用針程序,分為下針、行針、出針三部敍述。(1)下針基本手法,有揣法切法爪法進法。(2)行針基本手法,有捻法搓法提法按法彈法刮法循法攝法努法盤法動法留法。(3)出針基本手法,有搖法退法拔法捫法。對於各種手法解釋清楚,使醫學便利學習,不痛易扎針,中穴得氣,得到好的針灸療效。


(六)重視實證


  《難經》第一難,提到「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近代生理學,與成人呼吸次數相差懸殊,古今註者,從無對本句懷疑。通常成人呼吸頻率每分鐘16-18次,成人脈搏跳動次數,每分鐘65-85次,以致每次呼吸時,脈搏跳動4-5次。依據《素問‧平人氣象論》「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內經之說與生理學相符,可見是由實驗統計而言,此為「自然呼吸」。


  而《難經》「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若以一日一夜1,440分鐘來計算,1,440×17次呼吸/=24,480息,兩者相差10,980息。 黃 教授即親自實驗結果,認為這呼吸換算,不是「自然呼吸」,而是「使然呼吸」,即針灸醫師進針時,為計算時間,每令病人吸幾口,呼幾口,或留針幾呼時用之。「使然呼吸」(即深呼吸),平均每分鐘約為9.5次,以一日一夜1,440分鐘來計算,為13,680息,與「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數頗為相近,可見內難兩經之言,都是由實驗中得來。


(七)整理中醫典籍


  中醫書籍,浩如瀚海,昔時太醫院為培養醫學學生,考試醫官,每指定若干著作,作為必讀之範本,諸如《黃帝內經》,扁鵲《難經》,仲聖《傷寒論》、《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皇甫謐《甲乙經》,王叔和《脈經》等書,莫不視同經典,奉為圭臬,歷代相襲,無不皆然,即今考選部所訂之應試必修書目中,仍舊大部採用。


  由於古書,上古文字詞義深奧,言簡意賅,故向有難讀,難解,難用之苦,故以整理中醫典籍工作,實屬刻不容緩之事,進行整理中醫典籍之步驟與方法,採分工合作制。中醫典籍整理工作完竣後,堪供中醫學院及自修中醫之學生,當作該科目之教材,可供考選部選為中醫師考試之必讀書籍。承先起後,溫故知新,實踐發揚中醫學術者,其在斯乎。 黃 教授獲第一屆「立夫中醫藥著作獎」。


  台灣中醫藥教材編輯由中國醫藥大學歷屆校長及 黃維三 教授當主持人,由 林昭庚 教授 當協同主持人,負責規劃編輯中醫藥教材書,目前已陸續出版。


(八)挑戰臨床疑難雜病


   黃維三 教授是針灸大師,但也是會開中藥處 方的中 醫師,對於疑難雜病有特殊觀點及經驗,如對中風、閉證脫證,甚至舉凡昏倒不省人事,所謂休克之證,輕者,速以三稜針刺人中、中衝,重者加刺十二井穴、百會及四陽九針。對病後之復健工作,針灸療法易於收效。甚至對於愛滋病,也提出傳統中醫辨證論治及中西醫學結合。認為愛滋病與中醫《溫病學》由上焦(心肺),而中焦(脾胃),而下焦(肝腎)的傳變過程相同。症狀與《難經‧第十四難》,所謂五損證相近。 黃 教授提出潛伏期、急性期、慢性期、衰竭期及恢復期的辨證治法、方劑及針灸療法,以調理血氣,提高免疫機能。


   黃維三 教授雖是由傳統教育養成,但勇於挑戰難題,如教授《難經》,明知「難經之難」,難讀,難解及難用,但認為「難經」為習中醫必讀之書,即細心研讀並親自教授,且著作《針灸科學》、《難經知要》、《難經發揮》、《難經新解》及《 黃維三 教授中醫論文集》,甚至提出《難經校釋》異議十三條。


(九)促進海峽兩岸及推動國際中醫藥學術交流


    在美國行醫之時,19855-8月獲邀前往山東中醫學院、南京中醫學院、湖南中醫藥研究所、湖南中醫學院、湖北中醫學院及黑龍江中醫學院等分別講學及舉行中醫學術交流座談。黃維三提出針灸教科書有主要問題是尚未建立針灸處方學等8個問題。


  對於國際發展中醫藥針灸擔任美國Bernadean大學健康學院針灸學主 任 教授(1995),美國佛羅里達州針灸學會顧問(1996),澳洲維多利亞中醫藥學會學術顧問(1996),澳洲國立維多利亞大學針灸客座教授(1996),羅馬尼亞國立Oradea大學客座教授及羅馬尼亞Vasile Goldis大學客座教授(1997)。經常海外講學行醫,接受新的機遇與挑戰,猶如唐「過海大師」鑑真大師。


  曾赴世界多國針灸講學,出席國際針灸學術會議,發表專題報告,攜帶學生林昭庚、 張成國 、 張永賢 、陳必誠、 李育臣 等參加國際針灸學術會議。出席中國大陸、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澳洲及羅馬尼亞等國。在國際學術會議自己製作幻燈片,以國際語言英語發表。


    積極參加世界針灸學術聯合會,體會國內要成立針灸醫學會,在 黃維三 教授登高一呼,使得中醫成立專科醫學會前驅。在1997年成立「 中華針灸醫學會 」,本來 黃維三 教授應為創辦理事長,但 黃維三 教授謙虛指導只願意擔任榮譽理事長,而由 張永賢 教授擔任首任及第二任理事長, 林昭庚 教授 擔任第三、四任理事長,目前理事長為陳必誠副教授,秘書長為 李育臣 助理教授,現會員共有逾2千位醫師。


 


(十)推廣太極拳養生


   黃 教授每天早晨在學校鍛練太極拳,並且教授。太極拳傳明洪武年間武當山道士張三豐所創。河南溫州守備陳王廷,於明亡後隱居家園,結合戚繼光拳經32式,練成太極拳五路,長拳108勢一路,炮捶一路,教授陳家溝子弟。楊露蟬(1799-1872)從陳家溝學拳,回河北永年教拳,咸豐年間至北京教拳大內。民國以後,其 孫楊證甫 老師廣授門徒,遍全國南北。


  在台灣師範大學鄧時海傳授簡化稱「簡易太極拳」。太極拳要領,據《拳經》「其根在腳,發於腿,主宰於腰,形於手指」。「雙足立定,收腹歛臀,尾閭中正,頭頂虛領,含胸拔背,沉肩墜肘,氣沉丹田,全身全鬆」。


 


四、結語


   黃維三 教授為孔子家鄉山東儒醫,一生行醫濟世,著作等身,立德立言,作育英才,有「台灣針灸教育之父」之稱號,發揚針灸及中醫藥學,桃李滿天下。積極促進海峽兩岸針灸中醫藥學術交流及推動國際中醫藥學術交流,為中醫界楷模,「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令人景仰及學習,寫出針灸一代歷史,為台灣「國醫大師」。


 


參考文獻:


1.      黃維三: 黃維三 教授中醫論文集,知音出版社,1997


2.      黃維三:針灸科學,正中書局,1985


3.      黃維三:難經發揮,正中書局,1994


4.      林昭庚:台灣中醫發展史,中華民 國中 醫師公會全聯會,2004


5.      林昭庚、鄢良:針灸醫學史,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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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很有意思的統計,這些官員都不太會得溫病嗎?只有時症和傷寒屬於傳染病或熱病,這把我搞亂了。


 


雍正朝官員患病類型及其死亡率


《廈門大學學報》 20102 作者︰ 佳宏偉 責編︰ 王旭送


 


摘要︰依據吏科題本檔案,以雍正時期的官員群體為考察對象,分析官員群體的患病類型及死亡率狀況可以發現,雍正時期的官員群體所染患的病癥涉及到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心髒系統以及神經系統等諸種類型。基于地域環境的關系,不同地區的官員群體所面臨的病癥危害有所不同。從死亡率的統計分析,死亡率與某一疾病的病患數量未必成正比,一些疾病的死亡率在各地都表現得相當高,對于當時社會的醫療水平也不能評估過高。這些量化數字從一個側面提示我們︰學術界尤其是醫史學界以疾病本身作為考察重點,集中于病理認識或者醫療技術革新方面的分析思路值得反思,病人及其醫療效果的考察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
  關鍵詞︰雍正時期;官員群體;疾病;死亡率

  中圖分類號︰K24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80460(2010)020094
08
  

  隨著歷史思維和治史方式的轉變,之前鮮有人涉及的研究領域日漸受到學術界重視,疾病醫療史研究即是這一趨向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正如學者所言,目前學界對疾病醫療史的探討有待深入和發掘的論題多多,資料的搜集和利用、新研究方法的運用等等方面,也問題多多。具體地講,研究成果仍較多拘泥于醫學史範疇,考察重點多為疾病本身,集中于病理認識和醫療技術革新方面,病患主體的分析卻較少人涉及;在論證歷史上某一疾病危害時,多以疾病出現的頻率來衡量,疾病醫療效果的考察較為缺乏;方法上則以描述性的定性分析為主,精確的量化研究較少。雖然這些主要是囿于資料限制,而且疾病本身及其發生頻率的研究並非不是不能反映病人的受害情況,一些描述性的分析也相當嚴謹。但是,這些思路相對于患病主體及其死亡率的量化研究仍有反思的空間。幸運的是,筆者所依據的雍正朝吏科題本檔案,詳細記錄了病人的身份背景、所患疾病的癥狀表現及醫療效果,這些記錄無疑對彌補以上缺憾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基于此。本文以雍正時期的官員群體為研究對象,依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吏科題本,通過具體的量化分析,從患病類型與治愈效果兩個方面重點考察其健康狀況,進而對當時的社會醫療水平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資料與方法

  

  吏科史書,是清代內閣六科史書之一。它集中反映了中央政府對文職官員的管理,包括官制與職官兩部分,其中職官部分涉及到各省官員因身體染患疾病而奏請請假、終養、起復、休致、病故、撫恤等題本。這些題本當事人在陳述患病緣由時,對于所患疾病及癥狀均有較具體描述。例如,四川巡撫蔡埏題報資縣知縣袁庶病故本載稱︰成都府屬資縣令袁庶,系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到任之員。茲據布政使戴鐸詳稱,該員因公前往洪雅縣,于雍正元年 正月十一日 晚至雅州歇息飯鋪,忽染中風之癥,至十二日病故等情前來理合。”“湖廣巡撫張連登題為湖北通山縣知縣夏燦因病請休本亦載︰通山縣令夏燦,據布政使張聖弼詳稱,該員染患手指麻木、語言蹇、四體痿癱之癥,舉動維艱,不能供職,經興國州知州黃澄驗明情真,並無虛捏,取具印甘各結。從這兩例題本看,這些題本奏折除了可使我們獲悉一系列職官制度之外,對了解這一群體的健康狀況和當時社會的醫療水平無疑也提供了寶貴資料。

  目前,筆者共收集到1098件與本項研究有關的題本,包括1310人次的病患記錄,這些題本內容涉及到全國各地區,年代為雍正元年至雍正十三年(17231735)。從樣本量上看,本項研究所掌握的資料似乎不大。然而,作為一項以官員群體為中心的個案研究,它的樣本量已具有相當規模。不過,這些題本內容都是一些描述性文字,因此,在進行量化統計時對這些題本記載做了以下處理︰

  1、基于一些疾病經常會伴隨一些並發癥狀,而資料本身提供給我們的信息卻很難界定何種病癥是誘發癥狀,如半身不遂常常伴隨有手足麻木。因此,在進行疾病類型相關統計時,給予分別記錄。另外,根據現代醫學的標準,一些病癥實屬某一病癥的不同臨床表現,但是按照傳統醫學的劃分標準,卻分別記錄。例如,痰癥,基于痰濁的停留部位、病因及癥狀不同,有風痰、寒痰、濕痰、燥痰、熱痰、氣痍、實痰等病癥。顯然,痰癥應該包括風痰,不過奏折題本卻分別記載,所以,在資料統計時為避免歧義也分別計算。

  2、傳統(中醫)疾病的診斷或表述一般分為病、證和癥三種,對于疾病的命名則包括多個層次,或以病因、或以病位、或以癥狀確定,與現代(西方)醫學的命名機理有很大差異。現代醫學基本上不以某一癥狀作為疾病的名稱,如咳嗽作為一種癥狀,中醫以其作為病名,現代醫學雖然有許多以咳嗽為主的癥狀,但是卻不會用咳嗽來命名病名。因而,傳統的疾病表述與現代醫學有時相差甚多,即是病癥相似也未必是同類型疾病。雖然已經有專業學者進行過中西醫病名的對照考證,但是這些分析顯然仍有諸多待商榷之處。因此,筆者在進行疾病統計分析時,並沒有套用現代意義的病癥界定進行中西病名轉換,仍然沿用原始記錄。從現代醫學的角度看,雖然可能會出現某些劃分或者分類不科學的情況,但是筆者認為這更能切合時人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

  3、為便于統計分析,對于一些病癥進行劃一歸類,當然這種歸類完全是基于分析之便,未必嚴格遵循現代醫學科學的分類標準。例如,涉及到腹瀉、脾瀉、泄瀉等癥狀統一歸類為瀉癥;虛癥則包括氣虛和氣血兩虛;耳疾包括耳重、耳鳴及耳聾;腹疾包含腹脹和腹痛;胃疾則包括了胃脹、胃痛和翻胃;寒癥、寒熱病癥統一劃歸為寒疾;瘡癥包括瘡癥、背瘡、惡瘡等;暑癥包括中暑、暑熱、風暑病癥;癱癥則涉及到癱瘓、瘋癱、痿癱病癥;腿疾則包括腿疾、兩腿麻木等癥狀。

  4、考慮到個別省份數據資料偏少,本文在分析空間分布特征時,根據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水平等要素,將全國各個省份劃分為幾個大的區域單位,具體講包括華北區,主要指山西、直隸、河南和山東;江淮區,包括安徽、江蘇、浙江;華中區,包括江西、湖北和湖南三地;西南區,包括雲南、貴州和四川三省;南部區,包括廣東、廣西和福建三省;西北區,包括青海、陝西和甘肅三省;京師地區,特指都城所轄地區。

  

  二、疾病類型

  

  疾病類型即本文所考察的官員群體所患疾病的種類。弄清這一問題,對認識所探究對象的健康狀況及當時疾病的流行情況十分有益。為便于分析,依據以上原則和相關資料首先整理出表1

  




  由表1可知,除去131人次不能確定的疾病外,其余的1179人次的病患記錄中,涉及到51種各類病癥,包括怔忡癥114人次,痰癥101人次,頭暈目昏81人次,手足麻木73人次,年老和風寒病癥各61人次,傷寒59次,虛癥44人次,耳疾29人次,吐血癥狀28人次,痢疾36人次,腿疾34人次,瀉癥30人次,中風28人次,痰火和風痰各26人次,痰喘22人次,寒疾和胃疾各21人次,瘧疾、氣喘、瘡癥、噎膈各18人次,半身不遂16人次,咳嗽17人次,暑癥和時癥各15人次,失血和腹疾癥狀各有14人次,癱癥13人次,瘋疾和足疾各11人次,腰疼臂疾lO人次,瘴病9人次,風濕8人次,嘔吐、中痰、浮腫各6人次,癆病、弱癥各5人次,脾虛4人次,血癥和跌傷各3人次,腫脹、肺疾、心疼病癥各2人次,肉瘤、虛勞、殘疾、瘰癘、項側結核各有1人次。根據表1所計算的各自所佔比例,則更能展現雍正時期官員群體所受各類疾病的危害程度,見表2


    考慮到一些疾病的樣本量較少,因此,將這些疾病進行了合並計算,統稱為其他,包括足疾、風濕、嘔吐、癆病、中痰、腫脹、弱癥、肺疾、脾虛、肉瘤、浮腫、血癥、跌傷、心疼、虛勞、殘疾、瘰癘、項側結核等病癥,佔到整個1310人次疾病記錄的5.24%。另除去不能確定的131人次病患記錄之外,根據表2可知,雍正時期官員這一群體染患疾病最多的是怔忡癥,佔到8.70%,然後依次是痰癥、頭暈目昏、手足麻木、風寒、年老、傷寒、虛癥、耳疾、痢癥、腿疾、瀉癥、中風、吐血、風痰、痰火、痰喘、寒疾、胃疾、瘧疾、噎膈、瘡癥、氣喘、咳嗽、半身不遂、時癥、中暑、失血、腹疾、癱癥、瘋疾、腰疼臂疾、瘴病等病癥,分別佔到7.71%、6.18%、5.57%、4.66%、4.66%、4.50%、3.36%、2.98%、2.75%、2.59%、2.29%、2.14%、2.14%、1.98%、1.98%、1.68%、1.60%、1.60%、1.37%、1.37%、1.37%、1.37%、1.28%、1.22%、1.15%、1.14%、1.07%、1.07%、0.99%、0.84%、0.76%、0.69%。由于頭暈目昏、手足麻木、半身不遂、耳疾、腿疾、年老等病癥經常表現為一些並發癥狀,因此,除去這幾種病癥之外,由表2可知,當時的官員群體患病頻率比較高的是消化系統和呼吸系統疾病,僅風痰、痰火、痰癥、寒疾、咳嗽、痰喘、氣喘等病癥就佔到這一群體所患病癥的17.6%;一些流行性較強疾病的發病率則僅次于後,如風寒、傷寒、痢癥、瘧疾、瘴病等病癥,佔到所患病癥的13.97%;心髒系統疾病的發病率也較高,僅怔忡癥一種疾病就佔到所患病癥的8.70%。不過,從這些疾病的空間分布分析,一些疾病的發病率則表現出顯著的地域特點,詳見表3
  




  表3是根據相關資料統計的各大區發病率前5位的疾病分布情況,由表3可知,雖然有些疾病如怔忡癥、痰癥、傷寒涉及到各地區,且發病率都較高,但是,有些疾病的空間分布則表現出顯著的地域特質。例如,瘧疾,江淮和南部地區的發病率明顯高于其他地區,這兩個地區的發病率都進入前五位。這與現代學者對我國瘧疾發病區的劃分也相當吻合。瘴病是感受山林間濕熱瘴毒或山嵐癘毒之氣所致的一種溫病,因此,這種疾病一般被認為分布于南方和西南地區,表3的統計證明這一點,西南地區的發病率明顯高于其他地區。
  

  三、死亡率統計

  

  死亡率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某一地區因某種疾病死亡的人數與染患該疾病的全部人數的比例,它不僅是衡量某一地區人口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了解這一地區醫療發展水平的重要參數。尤其是本文所考察的官員群體,他們憑借政治資源,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享有所在地區、甚至全國的最高醫療水平。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囿于資料限制,一些病例記載未能精確到最終是否治愈。因此,以下關于死亡率的統計僅依據資料上的記載,明確提到病故才被確定為死亡,因病乞休或者患病漸愈暫被認為是非死亡病例。雖然,此劃分存有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在資料較缺乏的情況下,此量化統計對于我們認識當時病患的醫治效果及醫療水平仍提供了難得的數字指標。具體統計見表4

  表4是根據相關資料計算的雍正朝官員群體所患各類疾病的死亡率。除去足疾、風濕、嘔吐、癆病、中痰、腫脹、弱癥、肺疾、脾虛、肉瘤、浮腫、血癥、跌傷、心疼、虛勞、殘疾、瘰癘、項側結核等病癥,因為所得到的案例較少,其死亡率較難反映真實的情況外,其他病癥的死亡率應該說還是頗能說明問題。由表4可知,死亡率高的都是一些流行性或者傳染性較強的疾病。例如,傷寒病為79.66%,59例傷寒病癥中,其明確記載病故達到47例;痢癥為77.78%,36例病例中,28例記載病故;瘧疾為77.78%,18例瘧疾病中,有14例記載因染患瘧疾而病故;寒疾的死亡率為71.43%,21例病例中,有15例病例記載為病故;瘴病的死亡率更高,達到88.89%,在9例病例中,其中8例記載因為染患瘴疾病故;時令性很強的一些流行性時癥,其死亡率也非常高,達到80.00%。其他疾病死亡率分別是痰癥47.52%、中風64.29%、風寒47.54%、痰喘50.00%、痰火26.92%、風痰19.23%、氣喘27.78%、噎膈55.56%、泄癥33.33%、咳嗽41.18%、暑病66.67%、吐血28.57%、失血14.29%、虛癥20.45%、瘡癥50.00%、胃疾42.86%、瘋癥36.36%、癱癥23.08%。需要指出的是,患病最多的怔忡癥,其死亡率僅為3.51%,114例案例中,只有4例記載因染患怔忡癥而病故。從這些統計數字中至少可以認識到以下兩點︰

  1、一些病癥並沒有找到很好的治療方法,死亡率很高。因此,對于當時的社會醫療水平也不能評估過高,尤其是基于所考察對象的特殊性,從某種意義上本研究可以反映當時社會醫療發展的最高水平。

  2、死亡率與某一病癥的病患數量未必成正比。從官員患病的病癥數量分析,怔忡癥是患病最多的疾病,對于官員群體的危害最大,但是以死亡率分析,卻並不是危害最大的病癥,雖然患病人數最多,但是死亡率僅為3.51%。這也提醒我們在考察傳統社會的疾病危害時,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疾病本身所出現的頻率,不能想當然地認為發生頻率越高,其危害程度就越高。

 




  四、結語
  

  綜上所述,以雍正朝的官員群體而言,所染患病癥包括怔忡、痰癥、風寒、傷寒、虛癥、痢癥、瀉癥、中風、風痰、痰火、痰喘、寒疾、胃疾、瘧疾、氣喘、咳嗽、半身不遂等,涉及到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心髒系統以及神經系統等諸種類型。不過,基于地域環境的關系,不同地區的官員所面臨的病癥危害有所差異。如江淮和南部地區,瘧疾發病率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瘴病則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區。從死亡率的統計分析,若干傳統認知需要認真反思。如死亡率與某一病癥的病患數量未必成正比,一些疾病雖然發病頻率很高,但是死亡率未必一定很高,某些疾病雖並不是患病數量最多的病癥,但是危害卻非常嚴重,死亡率高達70%以上。對于當時的社會醫療水平也不能評估過高,相當一部分病癥並沒有找到很好的治療方法,如傷寒、痢癥、瘧疾、寒癥、瘴病等疾病的死亡率都在70%以上。即便是當時某些疾病在臨床醫學技術和病理認知方面已取得較大進步,也不能據此斷定醫療實踐也有很大進步。例如,中風,當時已有醫家認為中風的病理應從內在病變來考慮,其論治則需從中風的幾種臨床表現分別辨治,但是,從死亡率的統計看,這一認知在多大層面上付諸于臨床實踐,則值得考量。畢竟,在所統計的28例中風病例中,有18例記載為病故,死亡率達到64.29%。更何況,本文所考察的對象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從某種意義上講,死亡率的高低可以表明當時各地甚至全國醫療發展的最高水平。因此,對于更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下層民眾而言,其所享有的醫療水平究竟怎樣,更值得思考。當然,本文由于受到資料的限制也僅限于雍正朝的官員群體,所反映的問題亦未必代表整個清代的醫療發展狀況,尤其是大眾醫療水平。但是這些量化數字至少從一個側面提醒學術界(尤其是醫史學界),以疾病本身作為考察重點,集中于病理認識或醫療技術革新方面的分析思路值得反思,病人及其醫療效果的考察應該引起更多的關注。


 


轉貼自http://www.xjass.com  20110328 15:53:33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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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原文經版主繁體化,應較好讀。最近不太專心的(當閒書)看《什麼是醫學史》,作者Burnham和席文教授都指出這些專史慢慢往社會、文化史發展的傾向,倒是臺灣的醫學界醫史教育,好像還是偏重醫學新發明和菁英醫者的歷史講述,這些外國學者所陳述的「變化」,好像沒有很明顯的在台灣醫界的醫學史內出現。歷史學界的醫史研究,則是以「變化」當作「起始」,一開始就走入社會文化,醫界與史學界的對話仍是不足。至於 席文 教授沒有多提一些臺灣的醫療史和科學史研究,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


 


科學史和醫學史正發生著怎樣的變化


席文(Nathan Sivin


 


【原文出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期第9398


【英文標題】How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Is Changing


【作者簡介】席文,男,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系中國文化與科學史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賓夕法尼亞大學 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系,美國費拉德爾菲亞


【內容提要】 1950年代科學史成為職業領域時,接受科學訓練的科學史學家用語文文獻學工具或者考證手段分析文本,研究大人物的科學思想。到1970年,多數西方科學史學家接受史學訓練,為外行寫作歷史。198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把研究從古代轉到當代,採取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研究不出名的科學家、管理者甚至患者及其家人,並對社會地位、人際關係、財富、權力、說服手段和受眾進行分析。近來,科學史的研究焦點已經從普適的知識體轉向科學的地方性文化。北宋學人的多才多藝、現代之前科學研究的費用、科學與文學的關係、患者及其家人對於療效的感受等,都是值得人們結合常規進路和創新進路、智識史與社會史,深入開展研究的領域。


 


In the 1950' s whe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become professional fields, historians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who were trained in science and medicine, investigated thoughts of great men by the tools of philology and evidential research. By about 1970, most of historians of science and medicine were being educated in history, and began to write for laymen. Since 1980' s, many scholars have moved away from research on ancient times and studied the recent past, took the approaches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to unfamous scientists, administrators,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analyzed social status,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the cost of research, and the role of authority. Recently, the focus has moved to local cultures of modem science. It would be worthwhile to study the widespread involvement in science of literati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the cos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before modern times, links betwee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rapies, by combining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drawing on recent social science, and developing a good balance between conventional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關 詞】科學史學/科學史/醫學史/方法論historiography/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medicine


 


很多人把科學史和醫學史看作兩個領域。那是因為60年前,寫自然科學史的是科學家,寫醫學史的是醫生。早期偉大的現代中國科學史學家之一竺可楨教授,就其所受訓練和從事的職業而言,是一位氣象學家。在竺教授之後的60年內開始工作的最重要的科學史家和數學史家,比如席澤宗教授和陳美東教授,受的也是科學訓練。醫學史家在中醫學院或西醫學院受過教育。醫學史和科學史起初並沒有很多接觸,這一點我們從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是分開的機構,就可以看出來。


今天,由於這兩個領域彼此影響很大,其研究的問題和方法就沒有很大差異了。醫學史學家廖育群教授是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現任所長,這一事實就表明,這種機構的分離沒有過去那麼重要了。這兩個研究所都把他們的研究生訓練成職業的史學家。兩個研究所裏,就像國外大學裏一樣,研究的問題和方法一直都在迅速地變化。今天我將談談已經發生了的一些變化,以及正在持續地發生的種種變化。我將主要關注科學史和醫學史發生變化的相似之處,而不是這兩個領域發生變化的差異之處。出於這個原因,我將經常用「科學」一詞表示二者。


職業科學史


我從1950年代說起,那時科學史和醫學史成了職業領域。我說「職業領域」的意思是指高品質學術的起始。這兩個領域品質高實在要早幾個世紀。人們能夠作為研究者或教員謀生。1950年左右,不少學者正在從事科學史或醫學史工作。他們接受的訓練仍然幾乎全都是科學而不是歷史。他們所寫的,是他們領域過去的思想如何發展成與現代科學相似的思想。在他們看來,任何不被現代標準認可的東西都不值得研究。他們用語文文獻學工具,即批判地閱讀和分析文本所說的內容,來批判地研究原始資料。歐洲人有他們的語文文獻學傳統,中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也使用類似和同樣通用的證據研究(考證)工具。這兩種傳統對於弄清某個文獻是誰寫的、是否可靠、與其他文獻有何聯繫,以及其內容的含義,是非常有價值的。


結果,科學史和醫學史往往就成了概念和方法的概要,就像它們在重要書籍中按年代順序看上去的那樣。「變化」通常意味著兩本書內容的不同。這種研究的目的,就是鑒別「成就」——誰最先做的、誰做得更像現在知識。它描繪少數科學英雄,而不是普通人。好像哥白尼(Copernicus)、維薩留斯(Vesalius)、沈括(1031-1095)和郭守敬(1231-1316)與那些和他們一起工作的人幾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這樣的歷史不能解釋他們不同之處的原因。除了用影響之類的模糊解釋之外,它們也不能說明變化。它們說不出科學家何以有時接受影響而有時卻拒斥影響。為了努力理解大人物之間的關係,它們只著眼於機構。(黃小茹,2008


這種進路(approach)在長時間裏成功了,其受眾就像其作者一樣,是科學家和醫生,他們想知道誰是他們的智識先祖。他們相信他們自己時代的知識就像他們作為學生從教科書中學到的那樣,是非常可靠和合理的。他們自己的工作就是改進他們時代的概念和方法。他們把歷史看作一件追溯同樣的改進模式的事情。他們的科學史與一般歷史幾乎沒有多少共同之處,一般歷史是關於諸種社會中無限複雜、非理性與理性相伴的人類經驗的歷史。


一般科學史的發展


大約從1970年以後,多數西方科學史學家和醫學史學家受的就是史學教育而不是科學教育了。他們開始為外行而不是為科學家寫作。他們從越南戰爭(1959-1975)認識到,科學技術常常被用來摧毀生命也用來拯救生命,它們可以作破壞環境的工具也可以作改善環境的工具。史學家對於科學的政治誤用的關切,導致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把研究題目從古代轉到近代,越來越多的研究生選擇研究當代科學。例如,我自己系裏的12位教授中,有10位研究20世紀甚至21世紀,我們的研究生很少研究1900年以前的事情。


研究你自己的時代時一定要注意,科學家的經濟需要、他們的政治態度、他們的競爭以及他們的人際關係,都不能忽視。要注意那些接受一般訓練、將永不會出名的科學家做著大部分工作,又引起了很多變化。探究所有這些事情以及許多相關的事情,正是我們今天常規研究的一部分。


這就提出了一個很顯然的問題:難道同樣的事情在過去就不是真的了嗎?如果是真的,那麼,一部主要基於大人物思想的歷史就太狹窄了,不能解釋科學是如何真正演進的。


大約到1970年代,就在許多像我這樣的科學史學家都在自問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我們發現,人類學和社會學正在發展的那些研究方法,可能非常有助於研究過去。下一講我將處理這兩個學科的影響,這裏我只稍微說幾句。


舊的科學史是關於英雄科學家個體的理念和理論的歷史。這樣的歷史可以導致有價值的結論,但卻不會導致均衡的結論。為了達到這種均衡,研究社會和文化在形塑技術變化中的角色,就是必要的了。今天,所有的科學家和醫生都意識到社會地位、人與人之間的常規和非常規關係、財富、權力等方面的差異。這些都是社會學研究的概念。科學家和醫生也從他們周圍的人們那裏,認識到如何理解和澄清他們的經驗、如何可以使他人同意,等等。人們分享的那些感覺和方法就是我們所謂文化的東西,屬於人類學。這兩個學科中的多數社會科學家探究的都是當下,而不是過去。


1950年代科學社會史創始時,不外是對科學機構的研究:英國皇家學會、法國科學院。由於這些機構只接納那些通常傑出而並非典型的少數科學家,因此這種研究並不導致理解上的重要創新。從那時起,史學家把人類學和社會學用於過去,他們也就闡明了種種技術性職業的方方面面。為什麼歐洲直到18世紀才有人作為物理科學家或數學家被雇用,而在過去2000年中國科學家就有了這種官職?為什麼在20世紀之前的中國,科學家很少公開爭論,甚至更少公開與在世的對手辯論?為什麼天文官員比數學官員的爭論要多一些?古希臘人以降,科學爭論和公開的面對面的辯論在歐洲很正常。這個重要反差的原因是什麼?這些差異表明的是社會習俗、優先權和價值觀上更深層的差異,是社會和文化上的差異。


讓我通過歷史地思考技術變化,給出一些重要變化的具體例子,這些例子首先是歐洲的,然後是中國的。


首先,新理念不能自動地使人確信它們是正確的而且比舊理念好。有些人不只是要發明新的技術方法,而且還要發明新的說服手段。如果這些理念是革命性的,那麼,科學家還得創造新手段去說服新公眾。沒有這些社會發明,變化可能就極其緩慢。儘管哥白尼作為一位天文學家廣受尊重,但羅伯特·韋斯特曼(Robert Westman, 1980)卻指出,在1543年他的書初版到1600年之間的三代人當中,歐洲總共只有10個人接受哥白尼的地球是行星及所有行星繞太陽運行的理論。哥白尼並非革命家。由於他是為大學裏的保守學者們寫作的,因此,直至伽利略(Galileo)為他創造了大學以外的新公眾的時候,新的理解才過於緩慢地出現
17世紀的英格蘭,大學主要是訓練人做宗教職業。並非令人吃驚的是,那個時代的多數重要科學發現的完成和發展都不在大學裏,由於大學並不準備贊許創新者,那麼,誰來判斷和接受他們的工作呢?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謝弗(Simon Shaffer)1985年對這個新問題給出了一個重要答案(Shapin and Shaffer, 1985),這就是有名望並對科學感興趣的受過教育的紳士們,他們相互論證他們的發現和假說。起初他們只在自己家中向少數訪客做論證。到1660年,他們組織了歐洲第一個科學學會即皇家學會。在這個組織裏,他們可以向大得多的紳士團體展示和討論他們的新工作,並把它作為真正的科學發表在學會的學報上。這在今天,比如在《自然科學史研究》這種學報中,已經是一種正常的模式,但是在1660年代它卻是一項新發明。


另一個例子是標準果蠅(Drosophila melanogaster)的發明(Kohler 1994)20世紀早期,赫爾曼·繆勒(Herman Muller)及其同事在哥倫比亞大學生物學實驗室裏,開始繁殖一種極便於做遺傳學問題實驗的特殊品種的蒼蠅。繁殖了一代以上之後,他們把這些昆蟲送給許多正在做同樣工作的實驗室。結果,這些特殊的果蠅成了多種研究的標準昆蟲。這些實驗室依靠它們,並通過向哥倫比亞大學的這個小組告知其工作進展及經常接受他們的建議,作為對這些贈品的回報。結果,哥倫比亞的這個小組存在的時間很長,在那種實驗中取得優勢地位。這樣,一種昆蟲成了實驗科學中一種占統治地位的工具。


在這兩個例子中,我們都可以看出,科學的理念和理論都依賴社會活動——新科學家之間新關係的創造,甚至一種新昆蟲的創造——都使它們在某些方向的發展更可能。這也使得回答這個問題成為可能,即為什麼1280年元初中國雇用了150多位專家改曆,但是在此後的幾個世紀,歐洲卻沒有這樣的項目把五六位天文學家弄到一起。答案在於中國的集權官僚政體。


醫學史方面,過去20多年也有同樣重要的轉變。此前幾乎所有的研究都是關於醫生及其行醫的研究。醫生們的著作在1980年代仍然是醫學史的主要原始資料,但這些資料並沒有詳細記載病人的經驗。不過在傳記和日記裏,有許多這樣的記載。自那時以來,我們已經廣泛研讀了論述患者經驗的書籍,並且正開始理解普通生活中、病患中和手術中的患者疼痛史


中國醫書幾乎也沒有給出有關患者及其經驗的知識。不過,10年前張哲嘉(Chang, 1998)的博士論文使用了北京故宮檔案館的文獻,非常詳盡地追溯了同治皇帝(1861-1875)和慈禧太后(1874-1908年在位)在他們被醫官和非官方醫師治療期間的個人看法。他們不是典型的患者,但張哲嘉的工作開闢了對一般病人進行研究的道路。


焦點變化
   
過去,人們都認為,現代科學是一種知識體,在哪裏都是一樣的。由於設想其概念和語言是普適的,學者們假定來自不同文化的科學家會用同樣的方式思考和行動。但是,兩個國家的化學家的心智習慣真是一樣的嗎?一項新近的研究提出,把科學作品從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會改變種種意思。作者得出結論說,這在早期是真的,直到今天也是真的。對不同文化的科學家比如中國科學家和日本科學家就相同主題所寫的技術性論文,就內容和思想上的差異去做這樣的研究,會有價值的。


而且,單單研究科學概念過於狹隘,不能回答廣泛的問題。雪倫·特拉維克(Sharon Traweek, 1988)做了一項值得注意的研究,她比較了東京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直線加速器以及使用它們的科學家。組織在多個研究團隊裏的數百名物理學家需要使用這些機器,那些掌管機器的人給每項實驗分配了時段,任何不能得到足夠時間的專案都不會成功。特拉維克發現,斯坦福和東京決定分配時間的方式根本不同。差異並非取決於物理學,而是取決於管理實踐、工作習慣以及每個地方的人際關係。一項對於日本和美國的火箭項目的比較研究,給這個結論提供了另外的證據。換言之,要理解科學研究項目的成敗,就得承認有現代科學的地方文化。


對於另外一個問題的研究還沒有很大的進展,關於中國的科學文化的研究尤其如此。在每個熱切專注於科學研究的國家,剽竊都是一個問題。大量研究調查了近幾年美國的許多案例(Judson2004,第7章)。在中國,一項發表的調查提出,應當對剽竊進行歷史研究⑤,但是再過了十幾年之後,我們就不知道更多的事情了。據我們所知,20世紀之前模仿在歐洲是一種被廣泛認可的慣例。但是沒人研究中國的模仿。一些學者也許會把剽竊看作可恥的,但在很早的時代,它在科學上完全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我們想把科學理解為一種歷史現象,就必須對之做無偏見的探討。


對中國科學史的新探討


亞洲研究中國科學的史學家已經開始把許多這樣的新方法和新進路用於他們自己的工作了。


日本學者山田慶兒和栗山茂久在關於醫學和科學的書中已經把智識史和社會史結合起來。例如,山田慶兒對於授時曆的研究(山田慶兒,1980),就是第一部考察中國一次改曆的社會、政治和建制方面的著作,該書同時也是技術性方面的著作。當我就同一次改曆撰寫自己的書(Sivin, 2008)時,我發現這部著作極其有用。馬伯英的《中國醫學文化史》(馬伯英,1994),對其主題有多維度的豐富調查。馮賢亮(2002)是一直在用新方法研究環境史的幾位中國學者之一④。當年輕學者接受訓練從種種研究技巧中選擇工具時,中國將在常規進路與創新進路之間得到均衡的發展。


使用新工具


讓我列舉我們知之甚少或者就不知道的一些中國科學史領域,以及研究它們將會用得上的工具。


1973年在一部沈括傳記中,我注意到北宋時期的許多人都異常地擅長於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的藝術和科學,從繪畫和詩歌到制地圖、發明、數學、天文學和煉丹術,這些學者在此前後的數百年間都罕見。30年後,還沒有人解釋這種有趣的現象。無疑,很多學者對此都有見解,但這是一個研究問題,而研究還沒有做。確實,這個問題,即智識廣度的模式,應該有廣泛研究興趣的人去探討。


●對於古代科學研究的費用,幾乎就沒有做過什麼研究。對於大規模的醫學貿易,隨便是帝國內部還是國際的,也沒有多少研究。經濟史正好提供了處理這些問題的技巧。例如,清華大學李伯重教授把經濟學技巧用於農業史和工業化史⑦。由對老中藥鋪的研究,我們知道,有豐富的記載可供定量經濟學的學者們進行分析⑧。董煜宇對於北宋政府的曆日專賣(2007)的新近研究⑨,提供了一個模式。


●對於歐洲的科學和文學相關的研究在近三十年得到了相當的發展,並且提供了許多富有成效的研究課題。這種工作在中國幾乎還沒有開始,儘管中國古代科學家和醫生在詩歌和其他藝術方面的技能通常高於西方的同類人。文學和詩歌集成往往倖存下來,而且篇幅通常很大。喜歡文學的人都知道,詩歌表達感情,這種感情用文章很難寫出來。對此進行的研究,提供了途徑去接近那些會被學術所忽略的思想和感情,這樣的研究當然還將闡明古代中國文學與科學之間的重要聯繫。


●醫學史學者最忽視的領域,很可能就是療效,不僅是藥效,還有其他治療方法的效果。史學家傾向於要麼認可早期醫生成功治癒患者的陳述,要麼拒斥多數陳述。兩者都不是理性進路。我們如何評價療效聲稱?從狹義的技術性的現代觀點看,試驗測試並沒有給出答案。


我們從醫學人類學知道,現代實驗室裏的療法產生的結果,不同於原始的社會和環境裏用同樣的藥物或同樣的操作所產生的結果。要理解結果,除了技巧之外,我們還得理解那些社會和文化環境。我們也需要研究治療者與患者之間的真實關係、他們相互作用的特徵、家人或其他在場者的角色,等等。我目前的研究專案是處理一千年前的功效問題,因為一項對於療法的各個維度的研究是理解古代衛生保健如何發展的唯一可靠的方法。這樣的研究是許多學者可以做貢獻的。


5年前出版的一本書裏,我的同事傑佛瑞·勞埃德(Geoffrey Lloyd)和我論證說,為了得出最可靠的結論,研究問題的各個維度在比較研究中常常是有用的。比較實際上是一種廣泛的探究方法。不必要求比較兩種不同的文明。我們也可以探究同一個社會的兩個時代或兩個地方。


史學家趨向於僅僅研究思想史或者僅僅研究社會史,但是這些傾向都是基於歐洲習慣的區分。在研究中國古代科學家時,還必須理解他們中的多數人所屬的官僚文化,以及科學家彼此說服的方式,等等。我提出,最有效的進路就是首先要問哪個維度——個人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組織的、藝術的、數學的等等——與給定的問題相關。然後,我們可以考察那些相關的各個維度。這讓我們不僅理解了與問題相關的每個維度,而且還理解了它們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這個系列演講中的後續演講中,我將論述比較和文化簇(cultural manifold)


我最後想留給你們的,是可能相當大地擴展研究中國科學的學術範圍的理念。竺可楨教授65年前寫的一篇文章用這些話結尾:苟能引起博雅君子對於本問題之探討,則此文為不虛作矣。⑩


 


收稿日期:2009-10-20


注釋:


①全稱是“倫敦改善自然知識皇家學會”。


Porter, Dorothy, & Roy Porter, 1989, Patient's Progress: Doctors and Doctor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Montgomery, Scott L., 2000, Science in Translation: Movements of Knowledge through Cultures and Ti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to, Yasushi, 2005, Local Engineering in the Early American and Japanese Space Programs: Human Qualities in Grand System Building. Ph. D. Dissertation,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⑤李佩珊、薛攀皋:《是英文問題,還是科學道德問題?》,《自然辯證法通訊》1996(4):74-80Li Xiguang and Xiong Lei, 1996, Chinese Researchers Debate Rash of Plagiarism Cases, Science (New Series), 274(5286):337-338.


⑥馮賢亮:《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Li Bozhong, 1998,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 (Studies on the Chinese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s Ltd..李伯重:《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社會經濟觀念史叢書),王湘雲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⑧見劉永成、赫治清:《萬全堂的由來與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1):1-15;唐廷獻:《中國藥業史》,北京:中醫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


⑨董煜宇:《從文化整體概念審視宋代的天文學——以宋代的曆日專賣為個案》,載孫小淳和曾雄生編:《宋代國家文化中的科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50-63頁。


⑩竺可楨:《二十八宿之時代與地點》,載《竺可楨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53頁。


【參考文獻】


[1]黃小茹,2008,中國近現代科學史研究中的體制化芻議,《中國科技史雜誌》,29(1):30-41.


[2]馬伯英,1994,《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Chang, Che-chia (張哲嘉), 1998,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 The Imperial Physician -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1874--1908), Ph. D. Dissertation,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4]Judson, Horace Freeland, 2004, The Great Betrayal: Fraud in Science, New York: Harcourt.


[5]Kohler, Robert E., 1994, Lords of the Fly: Drosophila Genetics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6]Kuriyama, Shigehisa, 1999,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日)栗山茂久,2001,《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陳信宏譯,臺北:究竟出版社。(日)栗山茂久,2009,《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陳信宏和張軒辭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7]Porter, Roy, & Dorothy Porter, 1988,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he British Experience, 1650-1850. London: Fourth Estate.


[8]Shapin, Steven, & Simon Schaffer, 1985,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美)史蒂文·謝平、賽門·夏佛,2006,《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蔡佩君譯,臺北:行人出版社。(美)史蒂文·夏平、西蒙·謝弗,2008,《利維坦與空氣泵:霍布斯、玻意耳與實驗生活》,蔡佩君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9]Sivin, Nathan, 2008, Granting the Seasons: The Chinese Astronomical Reform of 1280, With a Study of Its Many Dimensions and a Translation of Its Records (授時叢考,Sources 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al Sciences, Secaucus, NJ: Springer.


[10]Traweek, Sharon,1988, Beamtimes and Lifetimes: the World of High Energy Physicis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美)雪倫·特拉維克,2003,《物理與人理:對高能物理學家社區的人類學考察》,劉珺珺、張大川等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1]Westman, Robert S. , 1980, The Astronomer' s Rol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 Preliminary Study, History of Science, 18:105-147.


[12]山田慶児,1980,《授時暦の道:中國中世の科學と國家》,東京:みすず書房。^


 


 


本文來源於CSSCI學術論文網:http://www.csscipaper.com/ 全文閱讀鏈結:http://www.csscipaper.com/zhexu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kexuejishu/130138.html


 


 照片來自席文的網頁:http://ccat.sas.upenn.edu/~nsivi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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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得學長楊明哲副教授贈送文章一篇,特此致謝。在網路上可以看到他的文章PDF全文,並得其同意,在此轉介。


楊明哲,〈李鴻章與近代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佈〉,《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2(2009) , 頁299-340。


 


摘 要


 


對於一個已經長期擁有自己醫學理論與技術的民族而言,當面對西方醫
學時,人們在態度上的接受與抗拒,必然是個偌大的光譜。
在晚清的西方科技與西方文化移植過程中,李鴻章是人們無法迴避的重
要人物,舉凡軍事、交通、教育、外交、經濟等各方面,都有他的一席之地。
同樣的,在晚清時期西方醫學輸入中國的過程中,李鴻章也曾扮演重要的角
色,本文希望還原李鴻章對西方醫學在近代中國傳佈的重要影響地位。
本文的寫作,一者根據較多李鴻章的相關史料,特別是新出版的《李鴻
章全集》,提供許多探討李鴻章與近代西方醫學關係的一手資料;二者從更
廣闊的視野,多方探討他對西方醫學的支持與提倡。李鴻章在個人與家人醫
療上大膽選擇西方醫學,並且在醫學教育與軍醫需求上率先移植西方制度。
影響所及,包括部分身邊的政治人物逐漸重視西醫,甚且清末各省先後提倡
醫學教育及設立軍醫學堂。李鴻章對西方醫學的提倡與實踐的毅力,是近代
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傳佈史上,鮮明的代表人物。


請參考:http://memo.cgu.edu.tw/cgjhsc/2-2%20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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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上海寶善齋光緒辛醜年(1901)石印本,卷九九第7頁。
[
]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79頁。
[
]韓康信、譚婧澤、何傳坤《中國遠古開顱術》,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5頁。
[
]韓康信等《山東大汶口開顱手術鑒定意見》,《中國遠古開顱術》,第1頁。
[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第二冊第七章《中國和歐洲之間傳播科學思想和各種技術的情況》,第451頁。及羅伊·波特《劍橋醫學史》中譯本,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3頁。
[
]徐永慶、何惠琴《中國古屍》,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24頁。
[
]林梅村《麻沸散與漢代方術之外來因素》,《學術集林》卷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第241頁。
[
] “華佗外科術外來說淵源已久,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認為華佗外科術事蹟來自於印度佛教故事,林梅村《麻沸散與漢代方術之外來因素》支持此觀點,日本松木明知《麻醉科學史研究最近の知見(10——漢の名醫華佗は實はペルシャ人だった》(日本《麻醉》1980年第5期,第946-948頁)認為華佗之名及其醫術來源於波斯,以上論斷的依據多為語音上的對音(主要是華佗和麻沸散的名字)及華佗事蹟與外國傳說之接近。證據應該說是比較單薄的。目前已經有學者對這些文章中的語音證據、學術進化史的認識提出質疑,筆者亦認為,近年來考古發現可以證明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即有外科手術,可見華佗事蹟在學術進化史上並不算突兀。而且要證明華佗外科手術來源於印度或者波斯,就必須證明在華佗之前印度、波斯確實已經存在著大型胸腹腔外科手術並對外傳播,在這一點上外來說者做得並不充分。
[
]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扁鵲倉公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788頁。
[
] “為整理、折疊,可通,爪通,幕即膜,幕,覆也(周祖謨校箋《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73頁),日本丹波元簡《靈樞識》:幕、膜同,……全元起注曰:膜者,人皮下肉上筋膜也。’”轉引自《靈樞經校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第271頁,注釋2
[11]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五十二病方》,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82頁及第92頁。
[12]
參看湯惠生《古代文化中的碎顱與開顱》,《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第64-70頁;韓康信等《中國遠古開顱術》第二章第七節《原始時期開顱手術的動機》。

[13]
古代印度的人體解剖學知識也不豐富,但是古印度著名醫學家蘇斯魯塔(約西元前9世紀)的著作《本集》中列舉了許許多多的外科手術,有整容術、肛瘺手術、扁桃體切割術、膽石切除術、膿腫切除術、截肢手術等。並且提到了121種外科手術器械的名字(羅伯特·瑪格塔著《醫學的歷史》,北京:希望出版社,2003年,第20頁)古埃及也有各種外科手術,包括摘除小腫瘤。希臘也有不少針對潰瘍、顱腦損傷、膀胱結石的外科手術和專著(羅伊·波特《劍橋醫學史》中譯本,第323-325頁)。
[14]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799-800頁、第804頁。範曄《後漢書》卷一一二《華佗傳》記載略同。
[15]
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七四○《疾病部·盲》,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283頁。
[16]
吳海林, 李延沛編《中國歷史人物生卒年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頁。
[17]
夢裏《華佗三疑淺析》,《江淮論壇》1985年第2期,第101頁。
[18]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1頁。
[19]
參見尚啟東《華佗三傳考》,《安徽中醫學院學報》1981年第1期。
[20]
餘雲岫《我國醫學革命之破壞與建設》,《余雲岫中醫研究與批判》,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1頁。
[21]
《靈樞經校釋》,第290頁。
[22]
班固《漢書》,第4145-4146頁。
[23]
範行准認為《八十一難經》是六朝作品,《中國病史新義》,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0頁。
[24]
孫思邈《千金翼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頁。
[25]
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一注引《蜀本草》:李當之……華佗弟子,修神農本經,而世少行用。李當之名不見於正史華佗本傳,故其華佗弟子身份只能存疑,《神農本草解故》雲:及至曹魏之世。有李當之者出。修神農本草三卷。(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第二十二類《神農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8年,第1226頁)陶弘景修《本草經集注》對李當之著作多有引用。觀其條文,李當之所擅長亦是藥物。
[26]
陳壽《三國志》,第211-212頁。
[27]
王勃《王子安集》卷四《〈黃帝八十一難經〉序》,《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102冊,第314-315頁。
[28]
參看李建民《中國古代〈禁方〉考論》,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八本第一分,1997年。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
[29]
《靈樞經校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下冊第7頁。
[30]
《黃帝內經素問校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第175頁。
[31]
《黃帝內經》中也有少量外科手術的記載,例如《靈樞·癰疽篇》中記載了脫疽切除術,《玉版篇》記載以砭石鈹鋒治療膿瘡,都是些體表型手術,而且地位並不顯要。
[32]
孫思邈《千金翼方》,第813頁。
[33]
《千金翼方》提到咒禁術,即巫術療法,而前引《內經》文沒有提到巫術療法,並不意味著唐代比漢代更迷信,恰恰相反,漢代醫療活動中迷信色彩更濃厚,許多醫人兼行巫覡事,並將物理化學療法與巫術緊密結合,因此在醫學分科上反倒顯示不出湯藥針灸與巫術療法的區別。
[34]
敦煌文書龍530號《本草經集注甲本殘卷》第165—171列;錄文參《敦煌醫藥文書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48—549頁。
[35]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第3頁。
[36]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522頁。
[37]
葉夢得《玉澗雜書》,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368頁。
[38]
《靈樞經校釋》,上冊第145頁。
[39]
喻昌《醫門法律》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83冊,第332頁。
[40]
葉權《賢博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5頁。
[41]
蕭繹《金樓子》,武漢:鄂官書處,民國元年(1911)刻本,卷五第5-6頁。
[42]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五(1936)年,卷三五,第19頁。
[43]
呂複《九靈山房集》卷二七《滄洲翁傳》,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89年,卷二七,第17頁。
[44]
孫一奎《醫旨緒余》,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66冊,第1088頁。
[45]
蘇軾《蘇軾文集》卷四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06頁。
[46]
樓鑰《攻媿集》卷七一《跋〈華氏中藏經〉》。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89年,卷七第21頁。
[47]
王燾《外台秘要》序言,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第19頁。
[48]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五《唇卒有傷缺破敗處者方》引《葛氏方》,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第1015頁。
[49]
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一八《治金瘡腸斷方》引《葛氏方》,第1137頁。
[50]
李經緯《中醫外科學的發展》,《中國醫學百科全書·醫學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第46頁。
[51]
陳自明《外科精要》,薛己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第1頁。
[52]
齊德之《外科精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第5頁。
[53]
汪機《外科理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年,第1頁。
[54]
例如唐代治療腦後淋巴結腫大原本有割無辜一法,但是崔知悌卻提出以針法代替之(《外台秘要》卷一三),無辜即腦後淋巴結腫大(範行准《中國病史新義》第598頁)。《千金翼方》卷二○《刺在肉中不出方》記載治療箭鏃在背脊中經年不出,按理說這種創傷最佳處理方式是手術摘除,但孫思邈處以瞿麥丸斷口味令瘦,肉緩刺則自出矣,至來年春季,其鏃不拔自然而落 (《千金翼方》第570頁)
[55]
王執中《針灸資生經》,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9年,第260頁。
[56]
汪機《外科理例》,第1頁。
[57]
陳自明《外科精要》,第3頁。
[58]
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醫》,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93頁。
[59]
本表內藥材名稱依照原文,不做分析。
[60]
有關中國古代解剖學史請參看餘雲岫《靈素商兌》,《余雲岫中醫研究與批判》,第26-46頁;陳垣《中國解剖學史料》,《陳垣早年文集》,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2年,第362-369頁。侯寶璋《中國解剖史之檢討》,《齊大國學季刊》新11(1940),第1-17頁;侯寶璋《中國解剖史》,《醫學史與保健組織》1957年第1期,第64-73頁;日本三上義夫《王莽時代の人體解剖と其當時の事情》,《日本醫史學雜誌》131(1943),第1-29頁;山田慶兒《中國古代的計量解剖學》,《尋根》19954期,第39-42頁;日本山田慶兒,《伯高派の計量解剖學と人體計測の思想》,收入山田慶兒、田中淡編《中國古代科學史論·續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1),第427-492頁;Yamada Keiji, "Anatometrics in Ancient China," Chinese Science 10(1991),pp.39-52;廖育群《岐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年;李建民《王莽與王孫慶——記西元一世紀的人體刳剝實驗》,《生命與醫療》,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36-55頁。王道還《論〈醫林改錯〉的解剖學——兼論解剖學在中西醫學傳統中的地位》,《新史學》611999),頁95-112。栗山茂久 (Shigehisa Kuriyama),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61]
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六《針灸》,第729頁。
[62]
班固《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第4146頁。
[63]
李建民《王莽與王孫慶》,《生命與醫療》第49頁。
[64]
趙與時《賓退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3頁。
[65]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六《藥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7頁。
[66]
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795頁。
[67]
靳士英《〈存真圖〉與〈存真環中圖〉考》,《自然科學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280頁。
[68]
中國古代的人體解剖案例還有不少,但它們對於醫學的發展都沒有起到明顯的推進作用,其中最為令人遺憾者是宋慈及其名著《洗冤集錄》。該書被譽為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書,內裏有關於屍體檢驗的許多內容。在傳統禮教寶重屍體的情況下,經常接觸、檢驗屍體的仵作們按理來說有機會為正確認識人體結構作出貢獻,但是很遺憾,仵作們的觀察也存在很大的謬誤,例如認為人體有骨頭365塊,男子骨白,女子骨黑,以及腦顱骨男子8片,女子6片,蔡州人9片,肋骨男子12條,女子14條,並憑空杜撰出心骨,有關這些謬誤及其駁正見楊奉琨校釋《洗冤集錄校譯》,北京:群眾出版社,1980年,第44-45頁校釋者按言。廖育群認為:(法醫們)何致會有這類錯誤,實屬耐人尋味之事,這亦說明中國傳統文化思維特點的潛在影響,即多注重外表之,以為有諸內必形於外,注重與結果(死因)直接相關之原因(損傷)的查找,而不注重類似解剖學那樣純以形態學基礎研究為目的的知識體系。(廖育群《宋慈與中國古代司法檢驗體系評說》,《自然科學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374-380頁)此說是也。宋慈及仵作們的頭腦中並沒有對醫學理論的懷疑,相反還受到其束縛(例如有關人骨有365塊的說法就來源於《內經》);只注重死因的調查,而未曾留意人體結構與經典醫書的差異,從而與改寫醫學史的寶貴機會失之交臂。從這個角度來說,宋慈及仵作們與王莽的太醫並沒有本質區別。
[69]
參看何兆武《明末清初西學之再評價》,《學術月刊》1999年第1期,第24-2935頁。
[70]
丁福保《歷代醫學書目序》,轉引自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第257頁。
[71]
參看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第四編第一章《新醫學的蓬勃》;郝光中《晚清中國對西洋醫學的社會認同》,《學術月刊》2005年第5期,第73-79頁。
[72]
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九第9頁。
[73]
王揚宗《明末清初西學中源論說新考》,劉純、韓琦等編《科史薪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頁。
[74]
王仁俊《格致古微》,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吳縣王氏刻本,第1頁。
[75]
沈雁冰《也算紀念》,《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78年第3期,第108頁。
[76]
有關西學中源論的問題請參看全漢昇《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嶺南學報》第4卷第2期,1935年,第57-102頁;王揚宗《西學中源說在明清之際的由來及其演變》,《大陸雜誌》第90卷第6期,1995年,第39-45頁;及前揭氏撰《明末清初西學中源論說新考》;賈小葉《1840~1900年間國人夷夏之辨觀念的演變》,《史學月刊》2007年第10期,第54-62頁。
[77]
王韜《弢園著述總目》,收於《弢園文新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380頁。
[78]
鄭觀應《盛世危言》,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166168頁。
[79]
王仁俊《格致古微》,微二第4頁。
[80]
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上海:上海書局,1911年,卷六,第4-5頁。
[81]
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上海:寶善齋石印本,光緒辛醜年(1901),卷九九第7頁。
[82]
惲鐵樵《群經見智錄》,與《靈素商兌》合刊,周鴻飛點校,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第113頁。
[83]
區結成《當中醫遇上西醫》,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78頁。

網址同上文
於賡哲(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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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技藝往往是醫家經驗積累產物或者經由世家秘傳,仍然帶有個案性質,未能做到蔚然成風。操行外科手術的人可能絕大多數是民間草澤醫,恃一技以糊口,被主流醫家目為庸俗之人—— “況能療癰疽、持割補、理折傷、攻牙療痔,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51]宋金元以後中國的外科治療越來越強調整體治療、辨證論治、外病內治,外科手術被湯藥針灸主流療法取代的趨勢越發明顯,宋代陳自明已經開始強調內外合治,尤重脾胃。至元代齊德之《外科精義》以內消托裏兩法,結合針砭灸療等法攻療外科,極力主張外科內治,齊氏雲:獨瘡科之流,多有不診其脈候,專攻治外,或有證候疑難,別召方脈診察,於瘡科之輩,甘當淺陋之名,噫其小哉如是!原夫瘡腫之生,皆由陰陽不和、血氣凝滯,若不診候,何以知陰陽勇怯、血氣聚散耶?由是觀之,則須信療瘡腫於診候之道不可闕也。”[52] 明代汪機雲:然外科必本於內,知乎內以求乎外,……有諸中,然後形諸外。治外遺內,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53]其實在宋以前,一些較為簡單的體表型手術已經開始逐漸被藥物或針灸療法所替代,[54]及至宋元明清,這一趨勢更為明顯,我們在上古、中古史料中看到的一些手術技法逐漸失傳,即此理也。中國古代的外科手術可謂命運多舛。

實際上,外科這個詞在古代的含義與現代漢語之外科有較大區別。《周禮·天官》中把外科稱為瘍醫,無論是《漢書·藝文志》還是《隋書·經籍志》、兩唐書《經籍志》、《藝文志》均未記載以外科為名的醫書。自宋代開始使用外科字眼。伍起予《外科新書》始肇其端,專以外科為名。古代外科一詞大概有二指向,一指針灸,如南宋王執中《針灸資生經》卷二《針灸須藥》條:世所謂醫者,則但知有藥而已,針灸則未嘗過而問焉,人或詰之,則曰是外科也。”[55] 一指攻療體表癰疽瘡瘍之術,明代汪機《外科理例·前序》:外科者,以其癰疽瘡瘍皆見於外,故以外科名之。”[56] 明代薛己為《外科精要》所作序言雲:外科蓋指瘡瘍門言也。上古無外科專名,實昉于季世,後人遂分內外為二科。”[57] 觀歷史上有名的外科專書(如《衛濟寶書》、《外科精要》、《外科精義》、《外科正宗》、《外科理例》、《外科證治全生集》)無不是以癰疽瘡瘍為主題,基本不涉及內臟器官手術。廖育群指出:近代西方醫學的外科surgery),是以手術、器械治療損傷、畸形和其他病變的技藝,但其核心是手術;主要處理急性損傷和一些非手術治療不可的慢性病。而中醫外科基本上沒有以手術治療內臟疾患等慢性病的內容,……在矯形(如唇缺修補)、損傷、痔漏、化膿性感染等方面雖然也使用手術療法,但更注重藥物療法。由此構成了中西外科醫學的主要區別。因此,如果將所謂的中醫外科譯為surgery,是不能正確表述其內涵的。對此有較多瞭解的外國學者,往往使用external組詞以表明中醫外科的本質。”[58] 可以想見,將近代西方醫學的surgery附會為中國古代的外科,實際上是由於漢語語境中缺乏與surgery相對應辭彙的結果,只好以概念勉強接近的外科代替之,究其根本,這是中國傳統醫學對華佗的遺忘在語言上的體現。

可以這樣說——華佗之後中國醫界的外科手術在性質上已經與華佗術存在區別,日趨保守,呈現出簡單化、體表化的特點,是針灸湯藥之外的輔助療法,有時會在某方面呈現出高超的技藝,但始終是星星之火,未能形成燎原之勢。







與中國相類似,在西方歷史上,以蓋侖學說為代表的形而上學醫學體系也存在了上千年,在教會的支持之下,也曾擁有不可質疑的權威性,同時,屍體解剖也為當時宗教和法律所不允許,以至於一些想觀察屍體結構的人不得不與盜墓賊同流合污。社會上流行的外科手術也以小手術為主。但是,伴隨著文藝復興的大潮,安德列·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年)向傳統醫學發起挑戰,在解剖觀察人體的基礎上推出《人體的構造》,從而拉開了醫學革命的序幕,他身後不久蓋侖學說逐漸崩塌,以實證主義為基礎的近代醫學逐步登上歷史舞臺,對於人體結構、醫療技術、藥物的認識較之以往都有質的改變,人常說現代醫學是最年輕的學科之一,道理即在於此。

維薩里的時代相當於我國明朝中葉,同樣都是無經驗積累可言,同樣都沒有先進的觀察技術,維薩里的懷疑精神卻如手術刀一般破開了蓋侖體系對醫學發展的束縛,而萬里之外的中國,一切依舊平靜。至於外科手術存在的兩塊基石麻醉術和人體解剖知識,前者失傳,後者則受到證聖法古思想局限,錯訛迭出且缺乏進展,使得大型外科手術繼續沉寂。

兩塊基石之一的麻沸散早在華佗死後就失傳了,後世出現過多種麻藥,但是從下表中可以看出來它們絕大多數都另有用途:



表二:麻沸散之後的麻醉藥[59]

名稱
出處
主要成分
用途
備註

莨菪酒
《舊唐書》卷二○○
莨菪
迷醉


睡聖散
《扁鵲心書》卷下
山茄花、火麻花
灸痛
清乾隆三余堂刻本胡玨注雲今外科所用麻藥即是此散,適用於割瘡、灸火

押不蘆
《癸辛雜識》續集上
押不蘆(其餘不詳,唯雲別用他藥制之
不詳,但明確知道其麻醉效應


紅散子
《聖濟總錄》卷一四○
曼陀羅子、草烏頭尖、騏驎竭、茄子花、蓖麻子
箭傷
此處記載雖然沒有提到麻醉作用,但是考慮到所針對的是戰傷,曼陀羅、草烏又均有麻醉作用,故估計此劑當有麻醉效應。

草烏散
《世醫得效方》卷一八
豬牙皂角、木鱉子、紫金皮、白芷、半夏、烏藥、川芎、杜當歸、川烏、舶上茴香、坐拏、草烏、木香
骨傷、箭傷
注雲傷重者更加坐拏、草烏各五錢及曼陀羅花五錢入藥。

蒙汗藥
《桂海虞衡志》
曼陀羅花幹末
盜賊劫取
《七修類稿》卷四五引

(無名)
《物理小識》卷一二
威靈仙、天茄花、粘刺豆
盜賊劫取


紅散
《續名醫類案》卷二九
莨菪
盜賊劫取及迷奸





這些麻藥並非服務於胸腹腔手術,而且目前無從證明它們與麻沸散之間的關係。其麻醉效果是否足堪胸腹腔外科手術之需也值得懷疑。

至於人體解剖問題,如前所述,中國古代對人體的認識有一些解剖觀察作為基礎,但是受制于技術水準的限制和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錯訛迭出,[60]在傳統醫學理論基本定型的漢代,思想和學術正在由戰國時期的百花齊放走向僵化和統一,國人思維模式也在那時逐步定型,證聖法古思想左右著人們的頭腦,《尚書·說命》: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歷史大環境如此,醫界自然無法獨善其身,唐代名醫甄權雲:且事不師古,遠涉必泥。”[61]在《內經》的光環之下,對於人體結構的探索陷於停滯,醫家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付之闕如,對人體的實際探索往往先入為主,幾次可以修正模糊認識的機會被輕易錯過,二千年來對人體結構的認識始終未能完全超越《內經》時代。前揭王莽時期解剖王孫慶案例的一個細節值得關注——“(解剖者)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雲可以治病。”[62]案經絡之有無在今日尚且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而王莽的太醫們竟然能夠以竹筳導其脈,李建民指出這是將血管當作脈絡了,由此可見太醫們的頭腦早已被經脈學說佔據,絲毫沒有批判懷疑的打算。李建民指出:在經脈體系大抵成型的年代,王莽刳剝人體的結果,只是證成醫典已知的知識,尊經述古,並不一定發現了新事物。”[63] 觀王莽人體解剖活動之後,中國醫學界並未引發什麼大的變化,顏師古注這段文字時還是大段引用《內經》,可以說這次人體解剖除了證聖之外別無收穫。

宋代有兩次人體解剖活動在醫學史上較為有名,《賓退錄》卷四:

慶曆間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為圖以傳於世。[64]

然而遺憾的是,這次解剖顯然也對匡正誤識無所助益,比如他們觀察咽喉的結果是認定人的咽喉有三竅,分別是水、食、氣的入口,如果說對心臟、大腦、血管的詳盡觀察為當時技術條件所不允許的話,那麼對於咽喉的觀察竟能得出如此結果,只能說觀察過於粗略。沈括就此批評曰:又言人有水喉、食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希範真五臟圖》亦畫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65]

數十年後,又有一次人體解剖活動,較之前人觀察更為仔細,其成果繪成圖畫傳世,《文獻通考》卷二二二存真圖條:

崇甯間泗州刑賊於市,郡守李夷行遣醫並畫工往,親決膜摘膏肓曲折圖之,盡得纖悉,介校以古書,無少異者,比《歐希範五臟圖》過之遠矣,實有益醫家也。[66]

《存真圖》影響較大,明清諸多臟腑圖與內景圖均以《存真圖》為藍本,或原圖引用,或衍化成新圖,影響長達七百餘年。” [67]《存真圖》對於內臟的觀察較為仔細,許多描述比前人更加精細(請參看前揭靳士英論文),但就整體而言它也只是在補充古人空白,對於《內經》等經典並未作出什麼大的突破,例如對部分血管的描述仍然使用細脈細絡等字眼,對於生殖系統的描述也基本照搬古人說法。當然,要求這一二次解剖就能使宋人掌握血液迴圈和內臟主要器官功能知識未免過於苛刻,不過問題在於,主持解剖者的頭腦裏事先就不存在以實證推翻古人成見的意識。既然照搬以血管為經絡的成說,那麼可以想見,他們必然以已有的經絡學說覆蓋眼前,從而使對血管的觀察流於表面。請注意,作者在繪圖之後還有校以古書,無少異者的舉動,可見他還是無法擺脫證聖法古的思想束縛。[68]

面對不準確,非實證的責難,現代中醫常常強調自己是不同于西醫的獨立體系(例如藏象學說的創立和發揚),強調傳統醫籍中有關人體結構的記載注重的是功能和相互關係的闡述。現代醫學史研究者則喜歡以中西方解剖學比較為視角強調文化的差異,但就本文所探討的主題而言,人體就是人體,外科手術所依據的必須是實證基礎上的人體結構知識和資料,中國傳統醫學在這方面的理論不能保障大型外科手術的生存,這一點已經被華佗外科術的境遇所證實。


不獨是醫學問題,與漸進性的中國歷史相比較,西方的歷史常有階段性的突變,由古希臘文明到基督教文明,由中世紀到文藝復興,西方文化往往會對過去進行大幅度的修正甚至顛覆,就醫學而言,古羅馬時期對蓋侖醫學理論的接受和近代對蓋侖的否定其實都有著同樣的文化基壤,既對過去的揚棄。而中國的文化基壤中缺少這樣的成份,秦漢以來證聖法古的思想束縛住了人們的頭腦,變革只能是漸進的、緩慢的,要做到與過去的決裂更是不易,這就是國人思維模式特徵之一。在這種歷史大背景下,即便出現對《內經》《難經》的懷疑也會被裹挾在思維定勢的大潮中迅速湮滅。所以中國傳統醫學始終不能以實證主義的態度面對人體。而且醫學理論的發展趨勢也越來越不利於大型胸腹腔外科手術的生存,可以說胸腹腔手術缺位勢在必然。從這個角度來說,中西方的外科手術並非一條跑道上孰先孰後的問題,而是壓根就在兩塊不同的場地上各自奔跑。

華佗當年的腹腔外科手術,一定是在掌握了一定的人體結構知識基礎上取得的成果,但這可能是他個人經驗的積累,隨著他的死亡,技藝立即湮滅。不僅僅是醫界,這是中國古代技術階層的普遍現象——許多技藝的突破性發展依靠個人經驗積累,傳授依靠血緣、師徒等身份關係,一有變故則往往人亡技亡,華佗的外科術也就因此不能轉化為公共技術。正如本文開篇所說,華佗外科術僅僅是中國傳統醫學歷史上的一個,並未形成,遑論成,那麼這一技術在中國傳統醫學歷史上也只能被視為一條不大的枝蔓。在華佗身後的近二千年裏,他的技藝逐漸被懷疑,這實際上是中國傳統醫學界遺忘胸腹腔外科手術的結果。

西學東漸大潮之下,這個局面發生了微妙變化。明代至鴉片戰爭之前,西方醫學已通過傳教士等管道滲入中國,但是國人對其並不十分瞭解,而且許多傳教士帶來的並非近代醫學,而是中世紀醫學。[69]及至鴉片戰爭前後,近代化的西醫大舉進入中國,西人東漸,餘波撼蕩,侵及醫林,此又神農以後四千年以來未有之奇變也。”[70]觀此階段內清人有關西醫的許多文章可知西醫給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有外科手術、化學藥物、牛痘、金雞納霜、醫事制度、衛生觀念等等。不少民眾對其始則畏疑,繼之以嘗試,最終產生信賴乃至崇尚,[71]而中醫則面臨著重新解釋自己的局面(尤其面對著國人近代以來對科學宗教般的崇拜熱情,中醫必須對自己與科學不一致的地方做出科學的解釋),不過也有意外收穫,外科手術使得中醫獲得了重新發現自己的機會——原本對華佗外科術的懷疑已然泥定,但是在目睹西醫精湛外科手術技藝之後,國人恍然大悟,原來華佗之術確實有存在的可能!《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九《中西醫理優劣論》:

後漢華陀傳雲疾發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先令服麻沸散,剖腹背,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積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即愈。亦與扁鵲換心事相似。人皆以神醫目之,乃不謂西醫入中國,竟有飲病人以麻藥而割視臟腑,去瘤取蟲等事,是幾與古之扁鵲華陀無異矣![72]

發現之餘,立即有西學中源論者指稱華佗實為西醫外科術之鼻祖。明末清初西學入華之初,中國知識份子中已開始出現西學中源論,其初衷本在於縮小中西學術的隔閡,引進西方科學”[73],其所涵蓋的範圍也僅限於天文曆法等。但是隨著清後期西方文化的侵迫,中國部分知識份子強烈反彈,開始以新式西學中源論收復民族自信,其所涵蓋的範圍幾乎擴大到自然科學各個門類,重點在於強調中國自古所重乃是人道之本,雖不重視格致奇巧之末技,但是西方各門學科早已為我古人所發明,惟不屑而已。此論雖牽強而從事眾。俞樾為王仁俊《格致古微》作序雲:自堯舜三代以來,吾人皆奉聖人之教以為教,專致力於人道,而於物或不屑措意焉。是以禮樂文章高出乎萬國之上,而技巧則稍遜矣。彼西人之學,務在窮盡物理,而人道往往缺而不修。……苟取吾儒書而熟複之,則所謂光學、化學、重學、力學,固以無所不該矣。”[74]民國時期此種言論的代表性人物北京大學教授陳漢章雲:我明知我編的講義,講外國現代科學,在二千年前我國都已有了,是牽強附會,但為什麼要這樣編寫呢?揚大漢之天聲,說對了一半。鴉片戰爭以後,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養成一股崇拜外國的風氣,牢不可破。中國人見洋人奴顏婢膝,實在可恥。忘記我國是文明古國,比洋人強得多。即如校長胡仁源,也是崇拜洋人的。我要打破這個風氣,所以編了那樣的講義,聊當針砭。”[75]可以看出來,西學中源論目的在於重塑民族自信,所據縱然薄弱亦勉力為之。[76]

清代翻譯家王韜述及自己參與翻譯的《格致新學提綱》(1853)時說:格致之學,中國肇端乎《大學》,特有其目,亡其篇。……蓋(西人)格致一門,所包者廣,如算學、化學、重學、電學、氣學、聲學、地學、礦學、醫學、機器、動植,無乎不具;皆由古人所特創,後乃漸造其微。觀此書可以略窺一斑矣。”[77]這裏的論述已經涉及醫學,可以想見,與西醫外科術神似的華佗外科術必然會被西學中源論所涉及,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二雲:

如此之類(指華佗等人的外科術),不勝枚舉,實為西醫剖割之祖。

(西醫)其外治諸方儼扁鵲、華佗之遺意。有中國失傳而逸於西域者,有日久考驗彌近彌精者。[78]

再例如王仁俊《格致古微》:

(華佗之術)此亦西醫所本也,《(華佗)傳》及注引《別傳》所載醫案甚多,西人有竊其成說者,有變通其法者。[79]

許克勤《中西醫理孰長論》:

至今刳割之法華人不傳,而西人航海東來,工製造,精化學,乃兼挾其醫術鳴。如產難幾死剖婦以出其兒,小便石淋刳小腸而去其石,以及割瘤去贅、截足易木之類,彰彰在人耳目焉,蓋皆中國之古法,西醫頗能用之者也。[80]

再如前揭清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九《格物部·中西醫學異同考》:

乃知今日西醫所長,中國自古有之。……至今刳割之法華人不傳,而西人航海東來,乃以醫術甚行于時。[81]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大約就是華佗外科鼻祖稱號的由來。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醫學史專門著作(如陳邦賢《中國醫學史》、謝觀應《中國醫學源流論》等)並沒有加入這種合唱,反倒是熱衷於中西比較及保存國本者操持此說,可以說這並非是一個嚴肅的學術話題,更像是一種宣傳,正是在這種思潮作用下,華佗逐漸聲名再起,影響至於今日。最近這幾十年來加在華佗身上的讚譽比以前一千多年的加起來還要多,不僅是一般性出版物,就連很多教材和專業論文也都給他冠以外科鼻祖的稱號,我們看到,歷史上華佗外科術經歷了被推崇——被懷疑、被遺忘”——再度被推崇的馬鞍型歷程,而後面這個高峰實際上是面對西方醫學外科手術成就時國人在華佗身上重新認識自己、重新建立自信的結果。相較而言,筆者認為那個馬鞍型歷程的中間部位不應該被遺忘,而且更值得深思,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樣的塌陷?華佗術聲名的塌陷與隆盛,究竟哪個才反映了傳統醫學歷史的真貌?

從本文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來,假如沒有弘揚傳統醫學的需求,就不會有近百年來對華佗外科術事蹟的推崇,因為按照中國傳統醫學發展的脈絡自然發展的話,華佗外科術將繼續被視為神怪傳說,永遠塵封在故紙堆中。耐人尋味的是,國人近百年來對華佗的推崇,首先是因為西醫外科成就使其重新確認了華佗外科術的真實性,其次是因為華佗外科術諸要素與西醫暗相契合,這等於是完成了一次小規模的建立在西學話語權基礎上的民族自信重建。除了外科手術問題之外,類似現象在近百年來內史研究領域內是屢見不鮮的,例如對於解剖學史的研究、有關髒象學說的討論、醫學分科、藥典問題等等,這些均被視作中醫史重大問題,但是現代有關這些問題的研究無不受到西學話語權的影響,研究者以現代醫學知識為出發點,關心的是如何發掘傳統醫學中與現代醫學相契合的節點,或者是對傳統醫學中與現代醫學相違背的地方予以科學的解釋,我們以髒象學說為例,這一學說目前已經成為中醫反駁中醫非科學論的重要武器,其重點在於強調傳統醫學之臟腑不同于現代解剖學之臟腑,強調中醫有關內臟的論述所重的是臟腑與功能活動、病理變化之間的整體聯繫。但是這樣的問題在近代西方醫學傳入之前並不成其為問題(雖然《素問六節藏象論》裏有藏象一詞,但也僅此而已,並非形成理論體系),至民國中醫存廢論戰中惲鐵樵《群經見智錄》提出故《內經》之五藏,非血肉之五藏,乃四時之五藏”[82]始有此說。區結成指出這實際上開啟了一片空間,為後來的中醫家們脫開臟腑解剖是否有誤的糾纏,發展臨床有用的髒象(藏相)學說”[83]也就是說現在被視為中醫重要基礎理論的髒象學說其實也是應對西學的產物。再例如藥典pharmacopoeia)問題,許多現代中國醫學史著作將唐代《新修本草》(《唐本草》)稱為世界上第一部藥典,這又是以西學視角看待國史,蓋因西史有藥典(《佛羅倫斯處方集》、《紐倫堡藥典》等),故為國史爭此榮譽,實際上藥典之關鍵並不在於其官修身份,也不在於它記錄了多少藥材,而是在於其法定性和體例的規範化,其目的在於以政府或者行業公會的力量規範藥品生產,改進藥品品質,保障用藥效果和安全。唐代除了宮廷設有藥園之外,並沒有一個針對全社會的藥材管理機構和藥材管理規定,民間也無藥材行業公會,《新修本草》也不具備法定規範效應,與其說是藥典,不如說是藥材百科全書。類似的現象還有很多,一一論述為篇幅所不允許,請容以後專文探討。

總而言之,現代內史的研究無論是問題的提出,還是問題的研究仍然無法脫離西學話語權的影響。對於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者來說,借鑒這樣的研究模式並無不可,只是我們要做到進退自如,要明白借鑒來的成果中哪些已經接受過西學的洗禮,並在此基礎上明確問題的提出與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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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臺灣研究外科史的李建民老師也許感興趣,李老師之前也討論過華陀,現在大陸也開始注意外科史了嗎?(若有些字轉成繁體時出錯,可參考原網站PO文)


 


被懷疑的華佗——中國古代外科手術的歷史軌跡


于賡哲


內容摘要:由其生前的聲名隆盛到後世對他的懷疑,再到近代西學東漸之後傳統醫界對他的重新發現,華佗外科術的聲譽在一千多年裏經歷了一個馬鞍形歷程。華佗身後不久,主流醫學已開始逐漸將外科手術排斥在外。留存的外科手術絕大多數是體表型小手術,腹腔外科手術付之闕如,人們對華佗的事蹟感到難以置信,甚至有將其歸為神怪傳說者。直到接觸到近代西方外科醫學的成就才使國人相信華佗外科術確實可能存在過。基於重塑民族自信的需求,部分知識份子以西學中源論為基調對華佗進行褒揚,影響深遠。華佗外科術聲譽的一波三折能從側面反映中國傳統醫學外科術發展的脈絡和近代西學東漸後國人的微妙心態。
   主題詞:華佗 外科手術 馬鞍形歷程 西學
  
   項目:2007年度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項目編號NCET-07-0530
  

   陝西師範大學211工程建設專案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子項目
  
  
  
   毫無疑問,疾病、醫療社會史這一跨學科的史學新領域(外史)必須從專業醫學史領域(內史)汲取營養。在此過程中有必要辨清各種外因對於內史研究的影響。面對西方醫學的傳入和民國以來數次有關中醫本質和前途的爭論,中醫學界及內史學界在對西學的侵壓進行反彈的同時,又往往不自覺地受到了西學話語權的影響,在某些問題上反倒陷入了西學鏡像的怪圈,研究者們不自覺地將中醫中的成就與西醫加以比對,尤其喜於發掘其中與現代醫學理念相契合的個案,並以此作為中國傳統醫學成就的象徵。看待這種現象必須辨清外來影響,追根溯源。筆者認為,看待中國傳統醫學發展史上的各種成就必須堅持點、線、面結合的原則,要明瞭傳統醫學曾經達到過的高度(所謂各個),又要顧及中國傳統醫學經驗科學的特色以及私相傳授的教育模式(所謂),還要考慮這項技術是否得到發揚光大,並且轉化成公共技術,從而對醫學的發展和社會福祉產生重大影響(所謂),並非所有的醫學成就都經歷過點————面的歷程,有時永遠是,並沒有對中國傳統醫學和全社會產生深遠影響。探索此類現象的原因可能更有助於歷史真相的發掘。本文謹以華佗外科術近二千年來的聲譽變化為例對這個問題進行探索。
  
   目前有關華佗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身世、醫技之上,且多以褒揚為主,其外科鼻祖稱號似已成共識。然而二千年來國人對華佗的看法並非一成不變,尤其是他的外科手術的聲譽可謂一波三折,由其在世期間的巨大成就,到身後技藝的失傳,再到後世對其事蹟的逐漸懷疑,及於近代則又備受推崇,可以說有著一個馬鞍形的歷程。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引起學界足夠重視,對這一過程的研究比研究華佗本人的醫術更能夠反映中國傳統醫學發展的全貌,並能映射出西學東漸之後中醫重新發現自己的心理軌跡。
  
   華佗並非世界及中國最早實施外科手術之人,而且其技術又後繼乏人,以至於細節已經漫漶不清,現代國人對華佗外科手術的推崇,應該說是西方近代醫學在外科方面的巨大成就對中國傳統醫學界的刺激所致,華佗在這裏已然是一個符號,對其外科術的推崇包含著近現代中醫界和民眾重壓之下激發出的民族情感,同時還包含著些許惋惜,即對外科手術在中國未能持之以恆的惋惜。清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九《格物部·中西醫學異同考》:
  
   乃知今日西醫所長,中國自古有之。如《列子》言扁鵲之治魯公扈、趙齊嬰也,飲以毒酒,兩人迷死,乃剖胸探心,互為易置,投以神藥,既悟如初矣。《抱朴子》言張仲景之為醫也,則嘗探胸而納赤餅矣。《後漢書》言華佗精于方藥,病結在內,針藥所不及者先與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之中平復矣。他若太倉公解顱而理腦、《抱樸子》言之徐子才剖跟而得蛤、《北齊書》載之,如此之類,指不勝屈,所可惜者,華佗為曹操所殺,其書付之一炬,至今刳割之法華人不傳,而西人航海東來,乃以醫術甚行于時。[]
  

   這段文字可以代表睜眼看世界的傳統醫者面對西方近現代醫學成就時的初期心態,較之現代醫學史著作在感受方面更加樸素自然。其要有三:一則辯外科手術在中國古已有之,二則歎華佗其術不傳,三則感慨西人醫術之時行。然華佗神術既然在世時已為人所稱道,何故不得流傳?華佗之後,中國雖複有解剖人體之舉,又何故使其不能轉化為醫學革命,如同安德列·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之于蓋侖(Claudius Galen)醫學體系一般?換言之,華佗外科術的境遇,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
  
   展開論述之前,筆者要強調——本文所探討的主題是以華佗外科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醫學外科手術的歷史境遇,並非華佗本人醫術的全部,因此所謂被懷疑也僅僅指他的外科術本身而言,華佗本身的歷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雲:夫華佗之為歷史上真實人物,自不容不信。然斷腸剖腹,數日即差,揆以學術進化之史跡,當時恐難臻此。” []陳先生的這一看法應是產生于閱讀古籍時所感受到的華佗時代腹腔外科術之罕見,故有揆以學術進化之史跡云云。但是近年來考古活動證明——華佗的外科術並非孤例,以學術進化史而言,似有一條若隱若現的外科手術發展軌跡。據韓康信等介紹,在國內考古中已經發現開顱術案例三十多起,其中可以確信帶有病理治療色彩的約有十一起,時間多為距今2000~4000年前,[] 2001年在山東廣饒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遺址392號墓發現的一個顱骨則將我國開顱手術歷史上推到5000年前,該顱骨右側頂骨有31×25mm橢圓形缺損,根據體質人類學和醫學X光片、CT檢查結果,392號墓墓主顱骨的近圓形缺損系開顱手術所致。此缺損邊緣的斷面呈光滑均勻的圓弧狀,應是手術後墓主長期存活、骨組織修復的結果。這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開顱手術成功的實例。”[]這種手術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排出某種原因導致的顱內壓。就全球範圍而言,開顱手術的歷史有可能上溯到舊石器時期。[]
  

   在特定情況下,人體其他部位的手術案例亦有發現,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鄯善縣蘇貝希村發掘距今約2500年的古代墓葬時發現一具男性乾屍,腹部有刀口,以粗毛線縫合,[]很有可能是腹腔手術,但是顯然沒有能挽救其生命。林梅村先生認為這表明華佗之前中國西部地區的古代醫師已經開始實施外科手術”[],並以此為華佗外科術西域外來說之例證,但是既然比剖腹手術還要複雜的古代開顱手術案例在內地屢有發現,我們就沒有理由認定腹腔外科手術必然要由西部傳入。[]新疆能發現腹腔外科手術實例可能是因為該地區特有的乾燥氣候保留了更多的古代乾屍,從而擁有了更大的發現概率,內地環境只適於骨骼之保存而不利於軟組織保存,因此內地留下的開顱術證據較多,而腹腔手術實例的發現則尚待時日。
  
   綜合以上使人相信,《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記載的上古醫人割皮解肌的手術技藝是有一定根據的,傳曰:
  
   中庶子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此段記載不無誇大,但是其程式卻頗有章法(可能是幾種手術的一個概括性綜述),即剖開皮膚肌肉(割皮解肌)——血管結紮和韌帶處理(訣脈結筋)——拉開胸腹膜和大網膜(揲荒爪幕[]——病變部位處理(搦髓腦,湔浣腸胃,漱滌五藏),與現代手術基本程式大致吻合,應該說沒有一定的手術經驗是無法做出如此陳述的。另外,馬王堆出土西漢《五十二病方》中有疝修補手術和痔瘡切除術的記載。[11]當然,此時的外科手術並非建立在準確的人體解剖學知識基礎之上,很可能還混雜有巫術成分,[12] 至於術後感染問題則只能聽天由命,因此成功率估計很低,可謂是原始性的、經驗性的,帶有嘗試的意味。無獨有偶,古代世界其他地區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即在尚不具備準確的人體解剖知識的情況下進行各種外科手術,[13]今人總是習慣以自己的思維模式來揣摩古人,以為在醫學尚不發達的時代古人應該是不敢動刀剖開人體的,但是,古人有自己的思維模式,有自己的人體觀,他們並不見得認為自己不瞭解人體。他們的手術並不一定找到了病變位置,並不一定真的起到了作用,問題的關鍵在於這種手術在他們的文化觀之下被認為是正確的、必需的。古人對待其他自然界問題也有類似的做法,例如水旱、地震、日食,古人都有自己的應對方式,而這些行為並不建立在對這些自然現象的科學解釋基礎之上。可以說,原始手術是原始醫學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體現。當然,其實際效果應該是很有限的。
  
   有關華佗外科手術的記載主要有以下幾條:
  
   《三國志》卷二九《華佗傳》:
  
   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雲: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同卷載《華佗別傳》:
  
   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余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14]
  

   沈約《宋書》:
  
   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陀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內之以藥。[15]
  

   此事或可疑。一般認為華佗卒于建安十三年(208),是年景皇帝司馬師誕生,但月份未詳,華佗死前有請假回家、系獄等波瀾,二者是否有機會謀面不可知。有的學者推斷華佗卒于建安八年(203[16] 或九年(204[17] ,果如是則絕無可能為司馬師治病,此一疑;為景皇帝治病乃醫人顯跡,《三國志》、《後漢書》之《華佗傳》及二書所保存之《華佗別傳》均無載,相反為縣吏、軍吏治病之事卻有載,此又一疑;《晉書》卷二《世宗景帝紀》: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18] 僅雲,而未雲華佗,此三疑也。但無論如何司馬師幼年接受過眼部手術是確實的,施行手術者很可能並非華佗本人,而沈約將此歸功於華佗,所據應為當時之傳聞,此為當時華佗外科術聲名顯赫之例證。
  
   有學者認為陳壽所依據的史料極有可能出自《華佗別傳》,而此傳作者與華佗是同時代人,[19]果如是則證明傳世文獻中有關華佗外科術的種種傳聞在華佗在世時已經出現。當然,僅根據以上文字來研究華佗手術的技術細節恐怕是很難做到的,因為真實情況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極可能已遭到有意無意的變形和誇大,醫學史上這種現象是很普遍的,對於某醫有信仰心者、有好感者,則其批評之言,往往有溢實過量之譽;有不信任心者、有惡感者,則必有溢實過量之毀。”[20] 史籍中華佗的神奇大約也包含有溢實過量之譽,但我們卻不能因為部分細節的失實就否定華佗外科術的存在。
  
   筆者相信華佗外科術存在的另一依據是史籍中華佗外科術的基本要素與現代外科術基本要素的契合。基於實證基礎的人體解剖和麻醉術的運用是現代大型外科手術的兩塊基石,而這兩個要素在華佗時代似乎都能找到存在的證據,《靈樞》卷三《經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21]這是漢語中解剖一詞的首先出現。《漢書》卷九九《王莽傳》:翟義党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雲可以治病。” [22]可能稍晚于華佗時代成書的《八十一難經》[23]中也記有大量關於人體各個內臟器官的度量資料,當然,這些解剖活動所帶來的人體結構知識可能並不準確,但是卻能促使我們產生聯想——華佗對於人體結構的認識很可能淵源有自,並非空穴來風。如果說這些解剖行為構成了那個時期的醫學文化觀的話,那麼它們可能就是華佗敢於操行腹腔外科術的要素之一。當然,這種解剖很可能是粗淺的,它所帶來的療效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現存史籍中的華佗外科手術案例實際上只有兩條(本傳正文中只有一條),外科手術在其醫術生涯裏大約並不佔據主要地位。至於現代外科手術的另一大要素麻醉術,毫無疑問,華佗的麻沸散恰恰與之契合(麻沸散的運用大概也是華佗比他之前的那些外科手術實施者更成功的原因),麻醉的目的(施行手術)、全身麻醉的狀態(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麻醉的效應(不痛,人亦不自寤),與現代麻醉術如此吻合,很難想像這一切都是某個毫無手術經驗的人向壁虛構出來的。
  
   曾經存在的原始手術、華佗外科術兩大要素與現代外科術的暗相契合——以上因素每一個單獨拿出來也許都不足以證明華佗外科術的存在,但是它們合在一起恐怕還是有說服力的。
  
  
  
  
  
  
  
   筆者懷疑華佗健在的時候腹腔外科手術已然是醫家另類。約定型於漢代的《黃帝內經》及成書於六朝的《八十一難經》記載了當時對人體結構的認識,歷來被奉為醫界寶典,但均未顯言華佗這種刳破腹背,抽割積聚的腹腔外科手術。華佗在外科手術方面取得的成就隨著其身亡而失傳,《千金翼方·序》雲:元化(華佗字)刳腸而湔胃,……晉宋方技,既其無繼,齊梁醫術,曾何足雲。”[24]《後漢書》、《三國志》記載華佗身邊有廣陵人吳普和彭城人樊阿二位弟子,華佗給吳普傳授了五禽戲,給樊阿傳授了針法和服食,據《隋書》卷三四《經籍志》記載,傳世的吳普作品有《本草》六卷和《華佗方》十卷,均為本草類著作,可見吳普還擅長藥物。但是沒有明文記載吳普和樊阿繼承了華佗的外科術。[25] 《三國志》卷二九《華佗傳》: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26] 華佗臨死所要託付的應是生前未曾傳授於人的醫術,很可能就包括了外科術及麻沸散配方,惜其未成。華佗之所以對其弟子有所保留,估計還是受了當時醫界技術保密風氣的影響,所謂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針石之道不可妄傳也[27] 此為傳統醫界之痼疾,[28]華佗可能也不能免俗。不過話說回來,假如當時社會上外科手術療法是普遍現象的話,華佗一人之死,也不至於使腹腔外科術和麻沸散就此失傳。因此華佗當時傳奇般的名氣及其死後技藝的失傳,很可能反襯出當時腹腔外科手術的罕見。在他那個時代或者更早,腹腔大型外科手術就已經從中國醫學的主要治療手段中被排除了,《靈樞》卷七《病傳》有雲:黃帝曰:余受九針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爇、飲藥之一者。”[29] 這裏提到了幾種當時流行的治療手段,無外是湯藥、針灸、按摩、導引之類,《素問》卷四《移精變氣論》: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針石治其外。”[30] 毒藥乃當時對藥物的稱呼,這裏提到的治療手段是藥物和針砭,均未把外科手術列入其中[31] ,所以說華佗生前就已經是一個另類了。《千金翼方》卷二九《禁經上》:故有湯藥焉,有針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導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術也。”[32] 救急治療之意,觀文意可知隋唐時代治療手段是湯藥、針灸、導引、咒禁,與《內經》時代無大異。[33] 此後直至明清,中國醫學的主要治療手段也不外乎如此。就現有史料來看,至少自南朝開始,醫界就開始將華佗外科術排除在正道之外,陶弘景雲:
  
   春秋以前及和緩之書蔑聞,道經略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意,至漢淳于意及華佗等方,今之所存者,亦皆備藥性,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候以(意)消息之耳。至於刳腸剖臆,刮骨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34]
  

   陶弘景距離華佗時代不算久遠,且身為名醫,但卻將華佗刳腸剖臆刮骨續筋之法斷言為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言下之意似暗指屬於巫覡行徑),以今之觀點看來,刳腸剖臆非醫家事複誰家事耶?但是當時醫療技術已經基本局限於湯藥針灸,故陶弘景將外科手術摒於醫門之外自有其時代根基。無獨有偶,唐代孫思邈對於胸腹腔外科手術也採取消極保守態度,而北宋校正醫書局校正《備急千金要方》序言對此則加以讚揚:
  
   合方論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驗,四種兼包,厚德過於千金,遺法傳於百代,使二聖二賢之美不墜於地,而世之人得以階近而至遠、上識於三皇之奧者,孫真人善述之功也。然以俗尚險怪,我道純正,不述刳腹易心之異;世務徑省,我書浩博,不可道聽塗說而知。[35]
  

  我道純正,不述刳腹易心之異我道者,醫道也,不述刳腹易心之異竟成為醫道純正之體現,易心乃指《列子·湯問篇》所記扁鵲為二人易心的故事,確實不可信,而刳腹當包含華佗故事,竟也被歸為異類,可見華佗那種腹腔外科手術已被以北宋校正醫書局館臣為代表的主流醫家目為奇說異聞,此思想與陶弘景如出一轍。可以說華佗身後的中國古代醫界已經基本上沒有了胸腹腔外科手術的傳統,湯藥針灸佔據了主流地位。應該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歷史的進步,在人體解剖知識極不完善、感染問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胸腹腔外科手術一定有著巨大的風險和較高的死亡率,前引華佗本傳為某士大夫剖腹治病之事證明,華佗本人對外科手術也採取極其謹慎的態度,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施用。所以外科手術被逐漸放棄是可以理解的,湯藥針灸等危險係數較低的療法逐漸成為主流也是順理成章的。發展及後,人們甚至對華佗事蹟真實性也產生懷疑,這種懷疑主要表現有二:一為不信,一為神化。
  
   《宋史》卷四六二《方技·龐安時傳》: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36] 龐安時是名列正史傳記的名醫,但看起來他從未涉及腹腔外科手術,也不相信這種手術是人力所能為。亦有人從醫理角度否定華佗事蹟的真實性,宋葉夢得《玉澗雜書》:
  
   華陀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云云,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陀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刳割與能完養,使毀者複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以破裂斷壞,則氣何由含?安有如是而複生者乎?審陀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無所複施矣。[37]
  

   葉氏認為人體不可破裂斷壞,否則(應指中醫所謂真氣)無所含,則亦不復存在,《靈樞》卷二《壽夭剛柔》: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38] 葉氏概以此為據(此可視為今世民眾動手術傷元氣觀念之濫觴)。明末清初名醫喻昌同樣不相信華佗事蹟,他認為這是撰史者的虛妄,氏著《醫門法律》卷二:華元化傳寖涉妖妄,醫脈之斷,實儒者先斷之也。”[39]正因為超出了人們的認知能力,所以華佗故事的真假成為縈繞古人心裏的巨大疑問。有人曾以奇特的方式加以驗證,明代葉權《賢博編》:雞瘟相次死。或教以割開食囊,探去宿物,洗淨,縫囊納皮內,複縫皮,塗以油,十餘雞皆如法治之,悉活。莊家所宜知,且華佗之術不誣也。”[40] 葉權在給雞動手術的過程中悟到華佗之術不誣,不過這種驗證方式對當時人來說恐怕是缺乏說服力的。
  
   在質疑之外,後世對待華佗外科手術還有神化的一面。有的人將華佗之術看作是異怪傳說,例如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篇》:夫耳目之外,無有怪者。余以為不然也,水至寒而有溫泉之熱,火至熱而有蕭丘之寒。重者應沉而有浮石之山,輕者當浮而有沉羽之水。淳於能剖臚以理腦,元化能刳腹以浣胃。”[41] 明宋濓《贈醫師賈某序》:淳于意、華佗之熊經鴟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刳腹背、湔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42] 亦有將華佗技能看作是天賦異稟者,元末明初呂複雲: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43]明孫一奎《醫旨緒餘》卷上:世傳華佗神目,置人裸形于日中,洞見其臟腑,是以象圖,俾後人准之,為論治規範。”[44] 華佗何以能刳腸剖臆?因為華佗造詣自當有神或有神目”——這就是二文對於華佗的與後世的不能之原因的解釋。應該說對華佗外科手術的神化過程本身是一個去人化的過程,即將曾經實際存在的腹腔外科手術看作是非人力所能致,將華佗這個實際存在的人物塗抹上神異色彩,究其根本,這是對腹腔外科手術的另一種懷疑。宋蘇軾《擬進士對禦試策》: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肺胃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45] 宋樓鑰《跋〈華氏中藏經〉》: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於獄。使之尚存,若刳腹斷臂之妙又非紙上語所能道也。”[46]明末清初名醫程衍道:若夫刳腸湔胃,無論其方不傳,即令華元化方傳至今,而亦難乎效其為方也。”[47] “無其術不敢行其事非紙上語所能道也難乎效其為方也,古人與華佗外科術的距離感在這些話語中表露無遺。
  
   綜合以上可以看到,華佗外科手術的真實性在他身後受到了很大的質疑,這種懷疑的根源就在於人們對腹腔外科手術的陌生。從這個角度來說,儘管華佗是公認的名醫,但是其醫技之精華卻隨著時間逐漸消逝,這並非偶然現象和個人悲劇,而是因為中國傳統醫學沒有給他的外科術提供生存的土壤。
上表證明,中古時期的外科術主要是體表型手術或者創面開放的搶救型手術,醫人不會主動切開腹腔進行內臟手術。宋以後的相關史料更多,涉及骨折及脫臼、鼻息肉摘除、穿刺引流、導尿術、咽喉異物剔除、針撥白內障、痔瘡切除等等,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舉,和前面列舉的手術案例一樣,這些手術絕大多數屬於體表小手術,(這一階段)我國外科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即強調整體的理論觀念日漸發展,而外科手術的發展除小手術外,已接近停頓。”[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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