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感謝蔣竹山老師同意轉載,有關對岸醫療史研究的部份。看這份評論,好像去年大陸醫療史研究大多乏善可陳啊?這還需要瞭解一下。其他研究詳見全文。


 


 


原刊於:楚永全、張仲民(復旦大學歷史系)


2010年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述評


《學術月刊》2011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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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衛生史


醫療衛生史的研究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殖民醫學、醫患關係、性別與醫療、疾病與社會、衛生和消費、醫療衛生文化之建構,乃至近代發生的鼠疫、麻風病,是過去研究中日益重視的方面。但除了少數幾位學者外,諸多成果依舊從近代化角度著眼,不注意醫療衛生的殖民現代性特質,這樣的研究仍然大行其道,依然體現在2010年的醫療衛生史研究中。周東華以近代杭州的麻風救治為例,旨在探討福音醫學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的關聯性。文章顯示出作者對有關殖民醫學理論和當今醫學史研究成果的熟悉,然而,該文依然存在渲染傳教士作用之處,也缺少對於醫患互動特別是麻風病人及其家屬的討論,這固然在於相關材料的缺乏,但決不能就此斷定中華麻風救濟會就代表麻風病人的心聲。[1]胡成的《何以心系中國——基督教醫療傳教士與地方社會》[2],討論基督教醫學傳教士在中國取得成功的原因,並非僅僅由於西方近代醫學在治療方面的優越及其個人的奉獻精神,還在於中國作為一個高度世俗化的社會,中國地方民眾對於傳教士的接納與善待,也促使傳教士重新認識中國社會和反躬自省。楊祥銀從殖民醫學角度,關注了香港1894年大鼠疫。[3]楊的研究屬於香港醫療史研究中涉及比較多的問題,從主題到材料,對於大陸史學界來講,屬於比較新的內容,但放在香港醫療史的研究領域內,有些缺乏開拓性。同樣情形亦見之于崔豔紅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香港鼠疫與港英政府的應對措施》一文[4]。楊祥銀還寫有綜述文章《近代香港醫療衛生史研究的新視角》[5],以香港醫學史立論,來探討目前醫學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研究的新視角,如中西醫關係、醫療慈善、醫療傳教及殖民醫學等問題,文章雖然是就香港立論,而且列舉的所謂新視角其實早已不新,早見於國外海外學者的醫學史、衛生史研究中,以及個別國內學者如胡成、楊念群、餘新忠、張仲民等的研究中,但仍對研究近代中國醫學史,特別是上海等口岸醫學衛生史有不少參考意義。葉宗寶的《擇醫而治:抑齋自述〉所反映的醫患關係[6],則是以近代河南士人王錫彤為例,考察了民國時期的醫患關係。由於該文缺乏對既有類似研究的充分對話(文章只引用了臺灣學者雷祥麟的那個著名研究),這麼一個案例能否就反映出民國時期“複雜”的醫患關係,這則是我們閱讀該文的一個疑問。岳少華《的中醫興衰與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從“廢止中醫”案到赤腳醫生制度》[7],則試圖從中醫興衰的角度來說明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大問題。由於作者的研究視野和考察時段明顯太過局限與短暫,使用材料也不充分,解讀也過分簡單化,這樣的研究只能大而無當。相反的問題見於郝先中、朱德佩的《清末民初中國民眾西醫觀念的演變與發展》[8],該文認為在近代中國,低層民眾先於上流社會接受西醫,他們還依據別人研究,從《申報》廣告分析西醫在上海的流行,西醫在中國的傳播路徑也呈現出由中心城市向邊緣地區逐漸擴散的特徵。如此將不同地區、不同時段、不同群體民眾的西醫觀念線性化、類型化和片面化,又僅此片面的材料來論證某些先入的成見,這樣的研究恐怕說服力不大。


去年好幾個學者都對醫學傳教士進行了研究,注意到其扮演的複雜角色。李傳斌的《醫學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禁煙》[9],關注醫學傳教士在近代中國禁煙運動中扮演的角色,認為他們聯絡中外各方面的力量,積極從事禁煙的宣傳活動,在收治吸食者的同時,他們積極探索戒煙的方法。這些活動在當時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對於近代中國的禁煙事業產生了積極影響。馮秋季則關注了加拿大醫學傳教士在河南衛輝的醫學傳教工作,這些傳教士根據不同時期政局、民情狀況及自身特點,先後經歷了用藥品“裹挾”其福音的謹慎發展階段,邊行醫邊傳教、“療靈”與“療身”互為手段、互為目的、交叉滲透的“黃金”發展階段,以及行醫與傳教貌離神合的深入推進階段,在此過程中,“療靈”與“療身”的信仰和醫療目的,始終既存衝突又相互滲透。[10]胡衛清的《基督教與中國地方社會——以近代潮汕教會醫院為個案的考察》[11],試圖從區域社會史的角度審視教會醫療事業設立之進程及其與中國地方社會的關聯性,希望為人們認識教會醫療事業提供一個新的視角。楊天宏的《中華基督教會在川、康邊地的宗教活動》[12],關注中華基督教總會在1930年代末期發起的“邊疆服務”運動,認為該運動社會福利明顯,“上山下鄉”取向濃厚,這一努力雖然取得一定成績,但限於當時各地複雜的情況,傳教士未能達到預期的傳教目標。相形見拙,鄧傑的《抗日戰爭與邊疆服務運動——中華基督教會邊疆服務的緣起》,[13]則是在以近代化和開發的觀念來討論類似問題,簡單化了抗戰時期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發起的這場到“邊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服務工作。總起來看,可能陷於資料關係,楊、鄧兩文都還比較缺乏對傳教士服務物件自身——邊疆老百姓的勾勒與討論。陳兆肆的《借醫佈道:走在醫療與傳教之間:從奉天三十年〉一書看晚清東北地區傳教[14],介紹了蘇格蘭傳教士杜格爾德·克利斯蒂所著《奉天三十年》一書的史料價值,認為該書在近代中國傳教史研究中,尤其是東北近代傳教史研究中,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或許能給近代傳教史的研究帶來一些新的啟發和生機。顯然,陳介紹太過簡單,也缺乏殖民醫學的研究視角,而且他在介紹中使用材料太過單一,沒有結合相關資料及研究進行旁證與闡發。


就衛生史的研究來說,像杜麗紅的《知識、權力與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飲水衛生制度與觀念嬗變》[15]、許新民的《近代雲南瘟疫流行考述》[16],兩文都是在以一種近代化的視角來討論問題,不但缺乏與既有研究對話,思路也有些簡單和線性化。路彩霞的《天津衛生局裁撤事件探析》[17],則描述了作為管理衛生防疫事務的專門機構——天津衛生局在清末民初的遭遇,唯討論沒有展開。周正慶對清末民初廣州城市環衛制度及環境治理的研究,只集中於制度、規章層面,相關討論非常簡略,材料使用也不夠嚴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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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hist.ndhu.edu.tw/~nchw/app/news.php?Sn=805








[1] 参看周东华:《公共领域中的慈善、福音与民族主义:以近代杭州麻风病救治为例》,《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2] 《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3] 杨祥银:《公共卫生与1894年香港鼠疫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4] 《历史教学》2010年第12




[5] 《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4期。




[6] 《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7] 《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8] 《史学月刊》2010年第8期。




[9]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0] 冯秋季:《“疗灵”与“疗身”:近代加拿大传教士在卫辉的借医传教》,《史学月刊》2010年第4期。




[11] 《文史哲》2010年第5期。




[12] 《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3] 《史学月刊》2010年第10期。




[14] 《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




[15]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7月号。




[16]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7] 《史林》2010年第3期。




[18] 周正庆:《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的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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