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視野下的亞洲醫療史研究：回顧與展望 @ 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版主：蔣竹山老師的講綱，從他的部落格轉貼過來囉。（讚）

新文化史視野下的亞洲醫療史研究：回顧與展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演講綱要 2010/12/22

蔣竹山(東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講綱

一、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

新文化史標舉了一些口號，從一些關鍵字中，我們可以進而判斷某種研究是否符合新文化史的研究視野。例如：實踐、表象、物質文化、身體、發明、建構、敘事、記憶、感官。

在研究領域上，新文化史也開拓了歷史學家的視界，不斷在找尋新的研究對象，例如聲音與氣味、閱讀與收藏、空間與身體。史料的運用也愈來愈豐富，例如圖像等等。

就醫療史而言，已有愈來愈多的學者的研究取向有著新文化史的風格，例如Larissa N. Heinrich、楊念群、高彥頤、張仲民、Ruth Rogaski、雷祥麟、李尚仁、Hugh Shapiro、Bridie J. Andrews、余新忠等等。

二、圖像、視覺文化與醫療史

圖像與歷史學的關係近來愈來愈受到學界的重視，Peter Burke就曾寫過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一書，介紹當前史學界的「圖像轉向」。Peter Burke在導論中解釋了這本書的用途：「本書的主要內容是關於如何將圖像當作歷史證據來使用。目的有二，一是鼓勵此種證據的使用，二是向此種證據的潛在使用者告知某種可能存在的陷阱。一兩代人以來，歷史學家積極的擴展它們的興趣，所涉及的範圍不僅包括政治事件、經濟趨勢和社會結構，而且包括心態史、日常生活史、物質文化史、身體史等等。如果他們還是把自己侷限於官方檔案這類傳統史料的話，則無法在這些比較新的領域中從事研究。」關於這方面研究的介紹，曹南屏的〈圖像的「文化轉向」：新文化史視域中的圖像研究〉是一篇很好的入門文章。

三、疾病、現代性與後殖民

傳染病與人類的歷史息息相關，彼此有著緊密的互動關係，傳染病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可能扭轉戰爭局勢，或帶來政治、社會的變遷；此外，它亦會影響人類文化活動的傳布。有關這方面的研究，Alfred Crosby的The Columbian Exchange(1972)及William H. Mcneill的Plagues and Peoples(1972)可說是相關著作中的經典，日後西方許多有關傳染病與人類歷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循著這兩人的觀點及模式。近來環境與歷史的課題分別受到中西方學界的重視，例如由Mark Elvin、Liu Ts’ui-jung (劉翠溶) 合編的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以及Jared Diamond的Guns, Germs, And Steel。在亞洲的諸多傳染疾病中，鼠疫是最受到學者青睞的課題，這方面的學者有Carol Benedict、曹樹基、李玉尚、余新忠、飯島涉。由於鼠疫問題的特殊性，從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即不乏調查中國鼠疫的著作，但這些著作大多是醫政主事者的政策執行報告，少有從醫學與社會的關係去探討疾病的流行史。

除了鼠疫之外，另外一個受到醫療史學界重視的疾病是我們今日俗稱為痲瘋病的漢生病(Hansen’s disease)。有關近代亞洲的痲瘋病研究，目前已有梁其姿、李尚仁、王文基、范燕秋、鈴木則子、M. Worboys、Jane. Buckingham, S. Burns、蔣竹山等學者就不同地區的痲瘋病進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梁其姿的新著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本書的重點有三，其一提供了中國史中數個世紀以來的痲瘋病的歷史圖像；其二是將中國的痲瘋病史放在19世紀的殖民主義、種族政治及帝國的險境(imperial danger)的全球化脈絡下；最後，透過近代與現代、地方與全球的聯繫，這本書顯現了中國對於疾病史、公共衛生及全世界的生物學的權力政體的傳播經驗的中心地位。

四、出版文化、衛生與國族

除了上述從現代性的角度探討衛生史的課題外，有的學者則從書籍史、閱讀史的角度討論。例如大陸學者張仲民即關注晚清文化市場上出版的「衛生」書籍。他之所以研究衛生書籍，理由是晚近學術界對近代衛生史、疾病史、醫療史、身體史、性文化史、種族觀念的論述的研究愈來愈多，但這些著作都沒有充分利用晚清出版的衛生書籍，即便是關注近代衛生觀念傳播與影響的Ruth Rogaski(羅芙芸)，在《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一書中也只是稍微提到而已。有關「衛生」的意義，南開大學的余新忠在〈晚清「衛生」概念演變探略〉一文裡，整理了Rogaski的研究成果，對「衛生」在近代的含義進行了梳理，他認為近代「衛生」概念已經確立。張仲民則認為，「衛生」在當時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直線演變的情況，換句話說，「衛生」概念尚未出現一個「近代化」，由「保衛生命」的傳統意義演變到現代性的「衛生」。張仲民應該是目前所見大陸學者中，首位標榜其研究是採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學者，他說：「在研究方法上，筆者主要吸收中國書籍史研究及西方閱讀史研究中的一些做法，借鑑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典範，特別是從文化的意義上著眼」。

五、性別與身體

Peter Burke認為：「如果說新文化史中有這麼一個領域，今天正經歷著盛況空前，但在一代人之前，也就是1970年代，這幾乎是不能想像的，那麼這個領域非『身體史(history of body)』莫屬」。這個領域的重要推手之一的已故英國醫療史家Roy Porter亦指出：「人們對於這個主題的興趣之所以迅速升溫，無疑是受到愛滋病傳播的影響，因為這個疾病讓人注意到『現代身體的脆弱性』」。此外，身體史的興起與法國哲學家及歷史學家的Michel Foucault的一系列有關癲狂、診療、監控與性的研究有相當大的關連。身體史是一種由醫療史延伸出來的次領域，是西方史學界的新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項目。美國中國醫療史學者Charlotte Furth曾寫過當前身體史研究的兩種取向是「再現(representation)」與「感知(perception)」。近來，劉宗靈則針對國內外的身體史研究概況作了詳細的回顧。這方面著名學者有：Charlotte Furth(醫案)、Frank Dikotter(醫學科學與性認同)、苗延威(纏足圖像與科技)、Larissa Heinrich(病體觀)、傅大為(亞細亞的新身體)、游鑑明(健美)、楊瑞松(東亞病夫)、黃金麟(身體與國家)、高彥頤(纏足)、楊念群(再造病人)、海青(自殺)、周春燕(女體與國族)。以下我們則以高彥頤的纏足研究為例，探討帶有新文化史視野的身體史研究特色。

六、物質文化與醫療史

藥的物質文化也是新文化史視野的醫療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有關亞洲醫療史中的藥或醫療的物質文化史研究，目前研究的學者還不多。目前所見僅有張哲嘉(大黃)、劉士永(仁丹)、雷祥麟(常山)、呂紹理(肥皂)、蔣竹山(人參)等人寫過類似文章。有關這方面醫學知識、商業文化與藥物之間的關聯性的研究，西方學界已有一些很好的著作可供參考，例如著名性別史研究者Londa Schiebinger編的Colonial Botany: Science,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以及英國醫學史家Harold J. Cook的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二者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到物的流通與商業及醫學知識之間的相互影響。

七、全球史、文化碰撞與醫療史

新文化史研究中有關「文化邊界」(cultural frontiers)與「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的概念是近來研究文化交流常被討論的觀點。有關這個課題，近來台大陳慧宏教授有深入的討論。在〈「文化相遇的方法論」：評析中歐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視野〉(2007)一文中，她主要是回應比利時鍾鳴旦教授(Nicolas Standaert)2002年發表的論文“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針對鍾氏運用的理論及其解釋，陳慧宏提出問題，並做了深入的討論。陳氏提出兩個分析方向，一是關於「他者」(the other)的問題。她認為鍾氏在批判第三種創新類框架時，「強調歐洲對他者的建構，也有可能受到他者以及他者針對歐洲人的自我建構所行塑。因此，我們會發現，中歐文化接觸的研究中，並非單純地由歐洲中心轉向地區文化而已。需要思考的是，在獲致平衡觀點的結果，強勢的地區文化該如何處理？」。第二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論。陳慧宏提出了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中歐文化相遇的研究，在過去與未來如何讓跨文化的研究豐富歷史學的方法論，不可避免的要從要從西方歷史學方法論的轉向文化史之取徑來作理解。例如2007年Peter Burke與夏伯嘉合編的近代早期歐洲文化史著作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便是將焦點集中在「轉譯」(translation)的課題上。在交往互動與溝通妥協的概念下，「交流」“exchange”一詞退居到較不顯著的位置。此外，陳慧宏提醒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文化結構的定義是以文本為指標。她不認同鍾氏所說的：「資訊的傳遞除了文本的形式，還包括地圖、各種物品和文化習慣等，但分析中心仍是文本，因為文本是留存下來的最重要資料。陳慧宏認為我們應當要參考Roger Chartier的研究，要特別留意「文化產品」(cultural product)如書籍、圖畫和觀念等物質文化的材料。此外，陳慧宏所說的「世界史概念中的文化接觸」對我們的計畫亦有很大的啟發。她認為「『相遇』(encounter)一詞的深遠含意，應該是指向一種世界史概念的文化之間的接觸，以及意識性與隨機性的跨文化互動，而這也應是我們對整體跨文化交流歷史研究開發的期許。」(2007, 頁272)上述觀點可以用來討論近代以來中醫碰到西醫的課題。全球史的觀點如何影響史學研究，我們可以參考近來的另外一本重要著作Vermeer’s Hat。

八、結論：我目前的研究

日本江戶時代的天保六年(1835)，伊賀侍從藤原高猷為一本琉球的本草書籍《質問本草》寫了一篇序，兩年後，本書由薩摩藩正式出版，1837年的刻本距離1789年的彩色寫本已隔五十年之久，序中清楚描繪了此書的成書概況，其中最特別的莫過於這本書與清中國的關係。表面上，這是一本由日本薩摩藩對琉球的產物所進行的產物調查成果；然而，本書的內容實際牽涉到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日本、琉球與中國三地的本草知識交流的主題，可視為當時東亞博物學知識交流的一個縮影。目前中國醫學史學界對《質問本草》的了解有限，至今仍停留在1984 年中醫古籍出版社的初步介紹。近二十年來，本書並未受到中國學者的注意，究其原因，一來中國醫療史中本草的社會史研究原本就較少人著墨，再來現有的本草史研究又太偏於本草的經典，例如《本草綱目》對日本江戶時期本草學的影響；反而忽略了一些較邊緣地區的本草知識的交流。反觀日本學界，其博物學史已有一些成果。本文關注的焦點有三，一是地方性的本草知識如何建構？二是圖像的辨識如何影響本草知識的書寫？其三是透過《質問本草》瞭解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東亞的博物學知識。我們的初步作法是先行探討這本書贊助者、寫序跋者、鑑定者，以及赭鞭會、藥園署，進而觀察十八至十九世紀東亞之間的博物學知識的文化碰撞(cultural encounters)。

雖然《質問本草》在中國本草學史的研究光譜上未有一席之地，但若將此書置於更大的東亞本草學史的脈絡下來看，其地位應該需要好好的重新定位一番。第一，本書應視為江戶時代薩摩藩的博物學調查成果的一環；其次，本書可以再現當時十八至十九世紀東亞的中日之間博物學知識的交流縮影；第三，本書中豐富的圖像資料，可提供我們對於當時本草學知識如何建構的了解一個重要的管道，亦即一本本草書籍如何製作，從調查、採集、寫真、觀看、鑑定、對話進而質疑，而後編輯出版，本書都是一個很好的微觀對象。除了上述的研究視野之外，如何從物質文化的角度切入，亦即探討醫學知識、商業文化與藥物之間的關聯性，這是我們下一步可以關注的焦點。有關這方面的課題，西方學界已有一些很好的參考著作，例如著名性別史研究者Londa Schiebinger編的Colonial Botany: Science,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以及英國醫學史家Harold J. Cook的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二者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到物的流通與商業及醫學知識之間的相互影響。《質問本草》在十八世紀末的出版，除了可視為當時東亞博物學知識交流的重要體現，更可以放在藥物知識與消費文化的脈絡下來看。例如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的東亞，出版了許多人參專書，當時的朝鮮、日本及中國約有四十幾部這方面的書籍，可見這些東亞國家的醫藥知識與博物學的交流相當密切。唯有透過這些書籍的出版文化與醫學知識互動的研究，才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東亞間的博物學知識交流的實際面貌。

延伸閱讀書目(見內文)

延伸閱讀書目

一、中文專書

[美]麥克尼爾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沖擊》(台北：天下，1998)。

李尚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聯經，2008)。

李建民，《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台北：三民，2005)。

李建民編，《從醫療看中國史》(台北：聯經，2008)。

李貞德編，《性別、身體與醫療》(台北：聯經，2008)。

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0)。

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台北：聯經，2008)。

栗山茂久，《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台北：究竟，2001)。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

傅大為，《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亞細亞的新身體》(台北：群學，2005)。

二、中文論文

[法]F.布萊特—埃斯塔波勒，〈19-20世紀的來華法國醫生：南方開放港口、租界和租借地的拒絕或依從〉，孫立新、呂一旭編，《殖民主義與中國近代社會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美]Charlotte Furth著，蔣竹山譯，〈再現與感知：身體史研究的兩種方向〉，《新史學》10卷4期(1999)。

[美]韓依薇(Larissa Heinrich)，〈病態的身體：林華的醫學繪畫〉，收入楊念群編，《新史學》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07)。

[英]Harold J. Cook著，周遜譯，〈全球醫學史會是什麼樣子？〉，收入王淑民、羅維前(Vivienne Lo)《形象中醫：中醫歷史圖像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

皮國立，〈探索過往，發現新法：兩岸近代中國疾病史的研究回顧〉，《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5期(2006)。

余新忠，〈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歷史研究》第4期(2003)

余新忠，〈防疫、衛生行政、身體控制：晚清清潔觀念與行為的演變〉，黃興濤編，《新史學》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9)。

余新忠，〈從社會到生命——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余新忠，〈晚清「衛生」概念演變探略〉，《西學與清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06)。

余新忠，《海峽兩岸中國醫療社會史研究述論》，收於孫江編《事件•記憶•敘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李忠萍，〈「新史學」視野中的近代中國城市公共衛生研究評述〉，《中國近代史》(2009.8)。

杜正勝，〈「疾病、醫療和文化研討小組」的緣起與立意〉, 見氏著《古典與現實之間》，台北：三民，1996。

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 開介紹「疾病、醫療和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新史學》第6卷第1期(1995.3)。

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新史學》第8卷第4期(1997.12)。

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的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6期(2007.6)。

張哲嘉，《「大黃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運大黃的策略思維與文化內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期(2005.3)。

曹南屏，〈圖像的「文化轉向」：新文化史視域中的圖像研究〉

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二分(1999.6)。

陳秀芬，〈醫療史研究在台灣(1989-2009):新史學、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會議論文)

雷祥麟，〈負責任的的醫生與與有信仰的病人〉，《新史學》14卷1期。

劉宗靈，〈身體之史：歷史的再認識：近年來國內外身體史研究綜述〉，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蔣竹山，〈「非參不治、服必萬全」：清代人參與江南溫補文化〉(《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八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蔣竹山，〈生態環境、人參採集與國家權力：以清嘉慶朝的秧參案為例的探討〉，王利華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7)。

蔣竹山，〈明清華南地區有關麻風病的民間療法〉，《大陸雜誌》第90卷4期(1995)。

蔣竹山，〈清代的人參書寫與分類方式的轉向：從博物學到商品指南〉，《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7卷2期(2008.3)。

三、外文專書

A. Bashford, Imperial Hygiene: A Critical History of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Public Health (New York: Palgrave, 2004).

Ann Bermingham and John Brewer, The Consumption of Culture1600-1800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Carla Nappi, The Monkey and the Inkpot: Natural History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China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09).

David Arnol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David Arnol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Colonial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0).

Harold J. Cook, 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YaleUniversity Press, 2007).

Jane. Buckingham, Leprosy in Colonial South India: Medicine and Confinement (New York: Palgrave, 2002).

Londa Schiebinger, Claudia Swan, Colonial Botany: Science,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2005).

R. Edmond, Leprosy and Empire: A Med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6).

R.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W. Anderson, Colonial Pathologies: American Tropical Medicine, Race, and Hygiene in the Philippin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上野益三，《博物學の愉しみ》(八坂書房，1989)；上野益三，《博物學の時代》(八坂書房，1990)。

山田慶兒，《本草と夢と鍊金術と物質的想像力の現象学》(東京都 : 朝日新聞社，1997)。

山田慶兒編，《東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学の世界》(京都 : 思文閣出版，1995)。

田代和生，《江戶時代における朝鮮藥材調查の研究》(東京都：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1999)。

高津孝的《博物學と書物の東ｱｼﾞｱ：薩摩琉球海域交流——》(沖繩：榕樹書林，2010)。

国立国会図書館編，《描かれた動物。植物 : 江戶時代の博物誌》(東京都 : 国立国会図書館，2005)。

四、外文論文

Beverly Lemire & Giorgio Riello, “East & West: Textiles and Fash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summer 2008), pp.887-916.

Maxine Berg, “In Pursuit of Luxury: Global History and British Consumer Good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2004), pp.85-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