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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病下的地域社會景況與公衛因應:以1918 年台南廳為例





 





(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刊於《成大歷史學報》第42(2012 06 ),頁175-222





 





 





摘要





1918-20 年間,全球曾爆發重大的流感疫情,於世界各地皆造成莫大災況,臺灣亦無法自免於傳染病的侵襲。在1918 年,包含現今台南、高雄大部分地區的台南廳地域為西部行政區中受創最深者,無論是患者數(153,857 名)、死亡者數(6,787 名)、致死率(4.41%)、人口平均千人死亡數(11.69 名),皆在西部行政區內名列首位,感染率亦高居第二。為何會是台南廳?本文嘗試使用當時的新聞記載、醫學雜誌、統計分析等素材,分就公共衛生體系與社會情況進行分析,並提出數個假設原因。其成因包括公衛體系的輕忽、社經地位的差異下造成的健康不平等、性別因素對於就醫意願的影響,加上集村聚落類型與便利的交通網絡加速病毒間的傳播等因素,方使得台南廳成為此次大流感疫情下受創最深的地區。





 





關鍵詞:台南、打狗、公共衛生、健康不平等





 









陸、結論





1918 年的流感病毒藉由當時已甚便捷的海運系統快速擴散全球,造成嚴重的傷亡。臺灣雖四面環海,但因有頻繁的海運往來,仍給予病毒侵入的契機,造成在1918 年全臺兩萬五千多人死亡、五分之一人口感染的嚴重疫況。而在人口稠密的西部地區,台南廳災況甚值得關注,廳內當時有153,857 患者、6,787 人死亡,及高達4.41%致死率等,在西部行政區中皆是高居首位。疾病掃除與公共衛生一向是日本殖民政府向國際宣稱其統治績效的範本,但為何在此次疫情當中,台南廳會受創如此嚴重,實是值得分析的課題。





台南廳的疫情大致可分為兩波,第一波在1918 67 月間,傷亡人數較少,後因天氣漸熱之緣故逐漸消退,病毒也轉趨潛伏。但1918 10 月中旬開始的第二波流感便造成大規模的傷亡,市景低落、病患續出、醫院診所爆滿、棺木銷售一空,不少家庭因而破碎。究其來源分別來自於自日本內地移防的日本軍隊,以及從港口進入的人員,加以當時便捷的交通網絡,終使病毒散播轄下各支廳內。種種成因,打破原有的社會生態環境平衡,使得流感終一發不可收拾。





當時台南廳的醫療體系在6 月便已接觸到此一疾病,但當時的醫生多以熱病、不明熱等稱呼,對於病情實況並無法確實掌握,因而錯失先機。但這乃非戰之罪,畢竟當時相關的流感醫學試驗、報導相當有限,也沒有能力檢測出流感病毒。而從事後連醫療人員也多所感染的情況下,顯然殖民醫療系統在不明敵人的情況下,其因應大為遲緩,以致無法維持其過往的效率。但在支持性的治療下,醫療體系仍挽回不少人命,卻仍無法抑制台南廳的患者致死率攀上第一。





10 月中旬病患陸續在港口、軍隊中出現,雖醫療與行政體系以注意到流感病毒有捲土重來的趨勢,但在對流感特性不甚了解的情況下並無積極作為,終使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發生了軍隊群聚感染、行政效能低落、學校被迫停課等情況,即便要動用基層的防疫組織,亦因人力缺乏而無法運用。至11 5 日總督府頒佈相關命令後,台南廳政府在11 月上旬末方有所作為,包括開始著手印發防疫宣傳品、協調藥價、製作旬報、對災情嚴重之學校施行停課等。然在沒有可依循的法令及經驗之下,致使台南廳政府的腳步慢了好幾拍,距離第二波疫情爆發時已遲延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且對於停課的施行,校方亦顯得不甚積極,往往是待到疫情已無法控制方被動停課,徒增不少病患。而且面對停戰祝賀會等大型集會,官方亦無力停辦,亦增加人群交叉傳染的機會,因而有報導指出「(11 月)中旬病況較上旬更為嚴重」,恐與公衛體系在對流感疫情認知不清的情形下無法做出適當之因應脫不了關係。而即便後期欲有所作為,病毒已先癱瘓了部分運作體系。





另台南廳的醫療資源相對其他行政區略有不足,但相對提供日人的醫療資源及其就診意願較高之下,日人的致死率仍接近全臺平均(1.17%:1.13%)與臺人高出一個百分點以上的情況大異其趣(4.65%:3.43%),這當中應是涉及了政策、經濟能力、就醫觀念等因素,亦即必需考量到社會經濟因素。就可見的社會因素來看,除前述的族群因素外,當年適逢二期稻作期間南部反覆遭逢旱災、暴風雨,以致農作生產力大幅減緩,使得貧民無力就醫。而婦女則因種種社會限制而無法赴診,且家庭中的醫療資源分配亦往往以男性為主,造就了醫療資源與就醫意願不平等的限制。加以台南廳內聚落多以集村為主,又有相對便利的交通網絡,形成傳染的有利條件等。上述含括公衛因應、就醫選擇、經濟考量、性別社會限制等涉及健康、族群政治、醫療等多重因素,這些因素部分來自於近代公衛技術的影響,部分則延續傳統漢人社會生態環境結構的延續,交雜之下,方使得台南廳的情況如此惡劣。





面對急性傳染病,除一般觀察到疾病對地域社會環境的衝擊,也同時凸顯當時人所構築的社會生態環境內,實存在著種種健康不平等的情況。既然健康的決定因素大部分落在醫療之外,當中的社經狀況與公共衛生運作情形,實更值得關注。1918年大流感對於台南廳的影響,應可作為一個臺灣疾病史的代表討論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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