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界疾病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王小軍

　　【內容摘要】中國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卻很快，無論是研究成果的增長還是研究主題的擴展，或者是研究範式的轉換，都在較短的時間裏體現了較高的水準。其中緣由，既有中外學術交流的因素，更是史學界自我反思和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應看到，以往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因此對疾病史研究成果進行必要的梳理和總結，將有助於中國疾病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字】疾病史；學術回顧；學術反思

　　【作者簡介】王小軍，歷史學博士，華東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13．

　　【基金專案】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專案[10YJCZHl62]階段性成果。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界研究熱點迭出，其中疾病史研究繁盛當屬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1]。實際上，中國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較晚，從一定程度上說，其發展和壯大都是近二十年的事情。雖然起步晚，但發展卻較快，因此很快就湧現了一批優秀的成果，以前也有學者對這些研究進行過系統梳理和討論[2]。之後，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持續活躍，且研究內容和範式都有一定的發展，因此很有必要對疾病史研究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尤其是對一些新的研究趨向作一些總結。當然，由於學科專業的差別，本文主要是對歷史學界的相關研究進行總結。

一、疾病史研究：從“漏網之魚”到學術熱點

　　1．歷史學的“漏網之魚”：l990年前的疾病史研究

　　其實，疾病史研究最早源於醫學界。20世紀初，醫史學逐漸發展成為醫學下面的一個分支學科，疾病史的研究自然也多了起來，但是當時大部分疾病史研究還是被涵蓋在整體醫學史的研究當中，如我國第一部系統的中國醫學通史著作即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就十分重視疾病史研究，不僅專門設有疾病史章節，而且特別強調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性，認為“醫學史是一種專門史，研究須分三類：第一類關於醫家地位的歷史；第二類關於醫學知識的歷史；第三類關於疾病的歷史”[3]。在1936年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正式成立後，中國的醫史學界對於疾病史的研究更為活躍，如當時李濤對結核病史、宋大仁對消化器病史、于景枚對痘瘡史都進行過探討[4]。此後，隨著醫史學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幾乎各種疾病的歷史都有研究者涉及，形成了一個比較繁榮的景象。然而，這種繁榮的背後卻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醫史學界對疾病史研究的內容和途徑都相對狹窄，“在主要內容方面，多為研究人類認識疾病的歷史過程與規律，常涉及病名、病因、病理、病候、診斷、治療、流行學等諸多方面。而在研究途徑方面，一般也就遵循兩條：一是以現代病名界定，可為世界醫學、中西醫結合提供史據，為祖國醫家對人類貢獻正名；二是以傳統病證名界定，可為發展中醫學術、實現中醫現代化提供經驗”[5]。這種研究並沒有觸及到疾病背後的社會，如疾病來臨時帶來了什麼樣的危害，國家和社會又是怎樣應對的，而民眾在面對疾病時又是怎樣的一個心態，等等。要解釋這些問題，顯然需要歷史學科的參與。但是，在歷史學的領域裏，疾病史研究卻在相當一段時期裏根本就沒有佔據它應有的位置，成了歷史學的一條“漏網之魚”[6]。

　　疾病史研究雖然是歷史學的“漏網之魚”，但並不是說從來就沒有歷史學者涉足過疾病史的研究，只不過是研究的成果非常零散而已。中國史學界早期的疾病史研究成果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將其涵蓋在整個中國災荒史研究中，如鄧雲特在進行中國災荒史研究時，就對中國歷史上的疫災進行了詳細考察，不僅理清了中國歷代所存在的重大疫災，而且對每個世紀所發生的疫災頻次也進行了總結，同時還對中國歷史上的防疫措施進行了探討[7]。另外一種就是單篇的疾病史研究論文，如史學家陳寅恪早期曾著有《狐臭與胡臭》[8]；此後的l940年代，考古學家胡厚宣撰寫過《殷人疾病考》[9]；到了1950年代，史學家羅爾綱發表了《霍亂病的傳入中國》一文[10]。雖然先後有多名史學家涉足疾病史研究，但史學界對疾病史的研究始終沒有活躍起來，更沒有很大的建樹，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西方疾病史研究的興起都還沒有什麼改觀。

　　2．“疾病改變歷史”：1990至2003年的疾病史研究

　　20世紀中期以後，西方少數醫史學家從只關注疾病認識、診斷和治療等方面的研究開始轉向疾病社會史、疾病文化史研究，強調疾病史研究中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這對接受了法國年鑒學派等新史學理論影響的西方史學界以巨大的震動，從而使得歷史學家們也開始涉足疾病史的研究，並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如《疾病改變歷史》、《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等。《疾病改變歷史》是由醫史專家和歷史學教授合作完成的，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完全跳出了傳統醫學史研究框架，開啟了歷史社會學的視角[11]。而同期的《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也對西方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該書在研究中也採用了歷史社會學的視角，“從史學和流行病學的觀點，借由敏銳機智的觀察和推理，娓娓道出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扮演的角色”[12]。從這個時期起，疾病史研究就成了西方史學界的重要內容之一，不少歷史系都擁有了專門研究疾病史的學者，以至於讓中國學者留下“歐美大學的歷史系都非常重視醫學史研究，將其納入通常的研究範圍”的深刻印象[13]。

　　由於中外交流不暢的原因，西方史學界掀起的疾病史研究熱潮當時並沒有影響到中國，中國史學界對疾病史的研究還是沒有重視乃至於注意，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期。隨著中西方學術交流的加深，以及中國史學界對“史學危機”的不斷反思，疾病史研究才開始衝擊有關學者的觀念，如較早從事疾病史研究的曹樹基教授就回憶說，在獲得用疾病解釋歷史這一視角後久久不能釋懷，用疾病來解釋中國歷史對於他而言就成了一塊新大陸[14]。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史學界對疾病史研究也開始了較多的關注。比較有意思的是，當時史學界較早關注的並不是中國歷史上的疾病，而是中世紀時期歐洲的黑死病，如張緒山在1992年就重點探討了黑死病對歐洲社會的影響[15]。此後，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注意到了疾病史這個研究方向，並將此引入到中國歷史的研究當中來，隨之出現了一些有關疾病史研究的成果，如杜家驥、曹樹基、謝高潮、梅莉、晏昌貴、龔勝生等人先後發表了相關論文[16]。尤其是曹樹基的《鼠疫流行和華北社會變遷（1580一–1644）》一文，在學術界引起了不小反應。該文擺脫以往研究明史往往只考慮政治鬥爭、階級衝突和民族對抗的傳統視角，通過對生態環境的異常變化這個視角來分析明王朝滅亡的原因，文章指出：萬曆年間的華北鼠疫大流行使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陷於停滯，崇禎年間的鼠疫則在風起雲湧的起義浪潮中加速了它的傳播和擴散，因此，明王朝是在災荒、民變、鼠疫和清兵的聯合作用下滅亡的[17]。這個“老鼠‘消滅’了明朝”的結論使得中國大陸史學界真切體會到了“疾病改變歷史”的意境[18]。而在1998年，史學界第一部研究疾病史的專著《三千年疫情》出版，該書從先秦談起，一直談到清代，對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時期的疫情、醫家治疫、國家應對等情況進行了深人探討，使讀者對整個中國歷史上的疾病與社會的關係有了系統的瞭解[19]。

　　正是這些成果的推出，使得疾病史研究進入了更多歷史學者的視野。在隨後的幾年裏，更多學者進入了疾病史研究領域，其中表現較為突出的有年輕學者余新忠和李玉尚等人。餘新忠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涉足疾病史研究，並在2000年完成了中國史學界第一篇疾病史方面的博士論文《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20]。該論文獲得了史學界極高的評價，其導師馮爾康先生將此論文認定是“我國大陸醫療社會史研究的標誌性成果”[21]，而早於大陸進行疾病史研究的臺灣史學界也給予了較高評價：“本書無疑是大陸學界近年來的第一部重量級‘醫療社會史’專著。”[22]此後，餘新忠關於疾病史研究更是新作不斷，僅在2001″—2003年間，就發表疾病史研究方面的論文十餘篇[23]。李玉尚也是同期進入疾病史研究領域的一位元重要學者，需要注意的是，他所進行的疾病史研究都是在清晰的現代醫學框架中展開的，而餘新忠則對此不太贊同[24]。李玉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上，幾年下來或單獨完成或與人合作完成了多篇疾病史研究的學術論文[25]，並在2003年完成了以疾病史為選題的博士學位論文《環境與人：江南傳染病史研究（1820～1953年）》。該論文通過對近代江南地區傳染病的研究，說明近代江南的歷史，既是環境、病原體與人

　　相互影響的歷史，也是環境、病原體與人相互作用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公共衛生成為國家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方面，環境、病原體與人的關係也因此達成新的平衡[26]。

　　隨著這些研究成果的面世，疾病史研究在史學界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歷史上的許多疾病被研究者關注，疾病史研究進入到一個發展的快車道。由此看來，“疾病”這個問題正在悄然改變著中國史學界的研究狀況。

　　3．歷史學的研究熱點：2003年後的疾病史研究

　　正是因為史學界對疾病史研究的深入，使得人們進一步理解了疾病和社會的關係，而他們研究所得出的“疾病改變歷史”、“疾病磕絆歷史”之類的結論，剛好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時得到了印證，這使得史學界對疾病史的研究進一步活躍，有兩個現象可為證明：一個是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投入到了疾病史的研究行列，這從每年的碩士博士論文選題就可以看出來。如筆者在中國知網的中國優秀碩士博士論文庫粗略檢索，發現2003年至2005年間有不少有關疾病史研究的學位論文[27]。另一個就是隨著疾病史研究的日趨活躍，專門針對疾病史研究的學術研討會也開展起來。如2006年8月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就組織召開了題為“社會文化視野下的疾病醫療史研究”的國際研討會，這在國內史學界尚屬首次。以至於有關媒體在評論2006年度的學術熱點時就指出，“環境史研究異軍突起”，其論據就是用疾病史研究狀況來說明：“近年來‘非典’、瘋牛病、禽流感等疾病的流行，也促使人們開始關注歷史上各種應對機制的是非成敗，從中汲取經驗與教訓。”[28]由此可以看出：疾病史研究在中國史學界已經完成了從“漏網之魚”到“學術熱點”的轉變。

　　當疾病史研究成為史學界的研究熱點後，其研究主題、研究視角及研究群體都有了更進一步的拓展，各個時期各個地方的疾病災害都進入到了研究者的視野當中。這個時段的疾病史研究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具體的疾病災害研究持續活躍，不僅曹樹基、餘新忠、李玉尚等人還在繼續著疾病史研究，而且新的研究力量在不斷加入，新的研究主題不斷被挖掘出來。如劉繼剛對先秦時期疾疫的研究、王子今對漢晉時期瘴氣的研究、楊齊福等對近代福建鼠疫的研究、陳松有對蘇區疫病的研究、王元周對抗日根據地疫病的研究及李洪河對建國初期疫病的研究等等[29]，不勝枚舉。

　　第二，歷史上的疾病防疫問題被發掘並成了研究重點。對於防疫問題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近代以來防疫觀念形成及防疫制度建設的考察，如餘新忠對晚清時期防疫觀念形成的研究、穀永清對民國時期中國鄉村防疫建設的研究、陳松有等人對蘇區衛生防疫的研究、李洪河對建國初期衛生防疫事業的研究等，都屬於這種情況[30]；一是對公共衛生問題的關注，如曹樹基通過疾病控制來考察國家與地方的公共衛生、彭善民對近代上海的公共衛生與都市文明關係的探討、何小蓮對1927至1930年間上海公共衛生的考察等，屬於此類[31]。

　　第三，在中國疾病史研究熱潮的推動下，世界史範疇的疾病史研究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如陳志強對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毛利霞對l9世紀英國霍亂的研究、鄒翔對近代英國鼠疫的研究、趙秀榮對近現代英國醫療立法的研究等等[32]。

　　第四，疾病史研究視角逐漸多元化，研究不再集中於疾病的危害及社會如何控制疾病這些方面，而是從多個視角來解讀歷史時期的疾病，如楊念群的疾病政治史研究、何小蓮的疾病文化史研究、龔勝生等人的疾病地理史研究等等[33]。

二、疾病史研究範式：社會史向文化史、政治史的擴展

　　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雖然晚，但發展快，為了從更加寬廣的視角去解釋歷史上的疾病問題，其研究範式也有所變化，實現了從社會史向文化史、政治史的擴展。

　　1．社會史範式下的疾病史研究

　　對於中國史學界來說，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開展疾病史研究固然有受西方史學界影響的原因，但其深層原因卻是當時史學界對自我研究模式進行反思的結果。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的歷史研究主要由政治、經濟、思想三大塊構成，學術重心為階級鬥爭史，使得歷史研究形成了一套僵化死板的思維模式，研究領域狹窄，課題單調，歷史學完全陷入了一個困境。到了20世紀80年代，“史學危機”成了歷史學界的一個大問題，學術界也開始了對以往研究的反思，其結果就是突破了階級分析是認識中國歷史的唯一方法的僵化觀念，把認識社會的目光擴大到了多種社會關係、社會群體和社會生活，讓歷史研究的範圍擴大，並且適應“當今世界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互相滲透”這一大趨勢，借用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地理學、語言學等手段來研究歷史[34]。反思的直接結果就是導致了社會史研究的復興，一大批新的研究領域作為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內容被發掘出來，如下層群體生活、民間信仰、災害與救濟、心態史等等。在這些研究領域被越來越細化的時候，疾病史研究就被史學界所關注。所以，史學界疾病史研究的最早範式就是社會史框架，這一點，臺灣史學界也是如此。如杜正勝就把臺灣史學界最初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新社會史”，並重點提到“所謂新社會史是以過去歷史研究所重視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為骨幹，附益著人的生活和心態，使歷史學成為有骨有肉、有血有情的知識”，因此“把醫療史當做社會史來研究以彌補以往史學的缺憾，使歷史研究能真正落實到具體的人生問題”[35]。

　　以社會史範式呈現出來的疾病史研究，顯然跟醫學界進行的傳統醫學史有著顯著的區別，其中最明顯的就是視角和方法的不同。如果說醫學界進行的傳統醫學史是“正統醫療科技史”的話[36]，那史學界進行的疾病史研究則主要以歷史上的疾病醫療為切入點，通過探討疾病醫療與歷史的互動關係來考察疾病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即疾病社會史首先是一個以歷史學為本位的研究，它的根本點不在於疾病本身，而是著力於探悉疾病在歷史變遷進程中的意義。余新忠就總結過作為社會史範式的疾病史研究有四種取向：第一，在一些具體研究中，引入以往被忽視的疾病醫療因素來更好地解釋某些歷史現象；第二，通過對疾病醫療及其相關問題的考察和鉤沉，揭示某些重要而以往忽視的歷史面相；第三，探求疾病醫療與社會的互動；第四，以疾病醫療本身或相關的某一內容為切人點，在一定問題意識的指引下，表明、分析或詮釋社會歷史發展變遷中的某些重要問題[37]。

　　根據本文第一部分的梳理我們不難發現，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最初大凡是以社會史研究的形式呈現出來的，無論是較早的張緒山、曹樹基，還是稍後的餘新忠和李玉尚，他們的疾病史研究都是社會史的研究范式，餘新忠的疾病史代表作《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更是在標題中直接用“社會史”三個字表明了自己的研究視角，而楊念群在評價該著作時也主要是強調其研究範式：“中國醫療史研究一直以單純的醫療現象為研究物件，餘新忠的這部著作突破了這一局限，把醫療現象納入‘地區社會史’的研究框架。”[38]也正是因為早期的疾病史研究大多是用社會史的視角來進行，所以當時有關學者在綜述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時，總是偏向於用“疾病醫療社會史”這一概念來凸顯[39]。

　　2．疾病史研究範式的擴展：從社會史到文化史和政治史

　　隨著疾病史研究的發展，單純依靠社會史範式來解釋歷史進程中的疾病顯然有著明顯的不足，於是疾病史研究範式開始擴展到文化史和政治史方面來，即史學界的研究人員已經不滿足只把疾病史作為社會史來研究，而想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解讀疾病或者是從政治史的角度來解讀疾病史（也可以說是通過疾病來解讀政治史）。

　　其實，從文化史的角度來探討疾病史，在西方史學界早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查理士·羅森伯格的《形塑疾病——文化史的研究》。羅森伯格在書中檢討了過去西方學界用“社會建構論”來研究疾病史的缺點，認為這些研究忽略了兩個大問題，第一是疾病概念形塑的過程，第二是疾病概念形成後，如何影響醫療政策、日常生活以及醫療活動[40]。而臺灣學者也注意到了在用社會史的視野來解讀疾病史的同時，不能忽視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解讀疾病史，如杜正勝就強調疾病史研究不能忽略“文化”，即研究疾病史的時候是以“社會”和“文化”為中心的，所以他在1997年談到疾病史研究范式時就不再提“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了，而是強調“我們的路——社會的與文化的”[41]。在這一點上，大陸史學界的動作似乎慢了一步，這從蔣竹山對餘新忠著作的評價就可以看出：“我們認為在研究取向上亦應該有所突破，例如該如何跳出傳統社會史的問題意識研究框架，嘗試從文化史的角度來探討疾病史。”[42]而另一學者李建民在2004年談到疾病史研究的發展趨勢時，更是強調有些課題的研究只有進一步與思想史、文化史結合才能突破現有的成就[43]。

　　面對海峽對岸的批評，加上疾病史研究自身發展使然，大陸史學界在堅持社會史範式的同時，也開始宣導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解讀疾病史了。如餘新忠於2005年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作的《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內容與取向——以中國近世衛生史研究為例》學術報告中，就強調“疾病醫療社會史有兩大趨向，不僅關心社會（社會史取向），同時也關注生命（文化史趨向）”[44]，而之前常提到的“醫療社會史”也發展成了“醫療社會文化史”。這種轉變直接促使了疾病文化史研究的興起，如2006年8月在天津召開的“‘社會文化視野下的中國疾病醫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不少學者就提交了從文化史視角來解讀疾病史的成果，如周瓊的《“瘴”考》、杜志章的《“衛生”涵義源流考》、餘新忠的《晚清“衛生”概念演變探略》等論文[45]。與此同時，其他學者也有相關成果呈現，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對疾病本身的文化史研究，如張軻風對“瘴氣”的解讀[46]；第二是對民眾醫療觀念進行文化闡釋，如馮志陽的《媒體、瘟疫與清末的健康觀念…一以（大公報>對1902年瘟疫的報導為中心》、郝先中等的《清末民初中國民眾西醫觀念的演變與發展》[47]；第三是對中西醫文化交流的探討，如何小蓮的《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汪維真的《棄中擇西：清人吳汝倫醫學觀的轉變及原因分析》等[48]。

　　而談到以政治史的範式來研究疾病史時，我們不得不先提到日本學者飯島涉。飯島涉是海外從事中國疾病史研究的重要一員，他曾經明確指出：“傳染病的流行及其防疫對策不單單只是一個人口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性社會性問題，關於這一點至今為止還沒有引起重視。”[49]正是在這種思路下，飯島涉在2006年通過對中國疾病史研究的回顧，探討了疾病流行史特別是其中的流行強度問題、國際關係中的疾病問題、霍亂及地方病問題，認為以後的疾病史研究除了以往較多考慮的商業化、人口問題、社會制度、公共衛生等角度外，似亦可從國際關係史和政治史等角度來著手[50]。在中國史學界，從政治史角度來探討解讀疾病史的主要代表當數楊念群。他從20世紀末就開始從事疾病史研究，最初他以西醫東傳為切人點對近代中國“空間”轉換的實施制度進行探討，如在他的《民國初年北京的生死控制與空間轉換》一文中，以舊式“產婆”和“陰陽生”的訓練與取締為例，深入探討了西方醫療體系傳入北京後對城市空間變化的多重影響，揭示了在近代中國國家權力更為全面地控制城市社會生活的過程[51]。此後他所撰寫的《防疫行為與空間政治》[52]、《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等成果則更進一步，作者利用“疾病的隱喻”來分析近代中國社會，並由此提出“治病”在當時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醫療過程，而是變成了政治和社會制度變革聚焦的對象，個體的治病行為也由此變成了群體政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顯然是一種政治史的研究視角，以至於有評論者如此評價：與其說《再造“病人”》是一部與政治有關的醫療史，倒不如說是一部與醫療相關的政治史，該書作者就是從“身體”切人到政治，從“疾病”與“政治空間”相聯繫的角度，講述了一部真正的醫療的政治史[53]。

　　需要注意的是，楊念群的疾病史研究並非用傳統的政治史框架來進行，而是賦予了“政治史”以新意，即“自覺超越地方性知識”，如對於楊著《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一書，餘新忠就認為：該著從醫療入手，相當部分關注的是現代政治運作及其背後的權力關係，自然亦可看做是政治史的探索，不過與以往以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為主要關注物件的政治史研究明顯不同，它對政治的關照是從身體切入，在社會文化的雙重視野下開展的，可以說是政治史的重新出發[54]。而楊念群自己也提出：對政治史的理解不應該僅局限於對上層制度變遷的解讀上，也不應僅僅局限于從社會史的視角詮釋其在某個地方脈絡中發揮的作用，而應該從細微的身體感覺出發，通過對身體在空間位置變化的觀察，仔細解讀其制度化的過程，也就是說當前的史學研究中，我們也可以通過對疾病史的研究來理解現代政治史[55]。

　　除楊念群外，還有不少學者進行了疾病政治史研究，如郭劍鳴的災疫政治研究。他在《災疫政治研究：從晚清紳士的善舉看知識的權力化》一文中就發現，紳士在晚清時期進行救災、防疫等活動時，充分發揮了提高官僚管理體系的效能和進行儒學教化兩大功能，隱寓出一條知識與權力組合的政治整合路徑[56]。又如胡成通過對1910年東北鼠疫流行期間中、俄、日三國在檢疫問題上所引發的主權之爭的解讀，探討了疾病醫療與政治權力、民族意識的複雜關係[57]，等等。

　　隨著史學界疾病史的研究範式從社會史擴展到文化史和政治史，疾病史研究的視角也越來越多，這無疑可以進一步推進疾病史研究的展開。

三、關於史學界疾病史研究的一些思考

　　雖然目前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越來越熱鬧，相關成果也層出不窮，但是，在疾病史研究過程中，還存在著學科的差異、研究主題的差異，甚至是研究方法的爭議，這些需要進一步理清。同時，目前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研究內容沒有創新、研究方式簡單雷同等等，這也預示著我國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需要解決，研究的狀況或水準也有待提升。

　　1．突破學科局限，加強與醫學界的研究合作

　　實際上，當下進行疾病史研究的主要群體有兩個，一是來自醫學界的學者，另外才是來自歷史學界的學者。在學術界，由專業工作者所進行的純粹的科學技術史研究，通常被人稱為“內史”；而由歷史學界進行的與專業技術有關的社會史研究，則被人稱為“外史”[58]。這個命題落實到疾病史上就形成了一個區分，即由醫學界進行的研究可看做是“內史”，主要關注疾病病理和治療技術的發展歷程；由歷史學界進行的研究可看做是“外史”，主要關注疾病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醫學界的疾病史研究起步非常早，甚至是自古以來就有，以至於在20世紀初期，醫學界專注于疾病史研究的醫史學科就逐漸形成，這直接推動了醫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然而，這種單純“就疾病研究疾病”的研究取向，對於要全面瞭解疾病的歷史顯然是有缺陷的，因為疾病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正如瑞典的病理學家韓森所宣稱的那樣：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59]。因此，要研究疾病史，就必須要探討疾病對人類社會發展和演變的過程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有歷史學科的參與，由此，“外史”逐漸興起。其實，史學界從一開始關注疾病史就注意到了與醫學界疾病史研究的區別，如杜正勝就把醫學界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正統醫療科技史，而把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看做是“新社會史”[60]。

　　然而，這種具有明顯學科背景的取向，人為地將整個學術界的疾病史研究分割成為了兩大塊，即醫學界研究者進行的疾病史研究只關注疾病本身而不考慮疾病背後的社會，而歷史學界研究者進行的疾病史研究只考慮社會層面問題而不關注疾病本身。這樣的研究顯然有著嚴重的不足，如在疾病史研究中，歷史研究者如果僅僅是把疾病作為一種切人點，而沒有深入瞭解疾病本身的話，無疑會影響到他的判斷，甚至對疾病產生的社會影響及其與社會的互動都可能出現錯誤的解讀。同樣，醫學界的疾病史研究也存在類似問題。需要說明的是，醫史學界的研究人員已經注意到了自身研究的不足，他們開始從傳統的疾病科技史研究往疾病社會史方面轉變，當前比較出色的醫史學研究者張大慶就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61]。而歷史學界雖然也有個別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多數學者仍是對疾病把握不足，甚至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出現混淆和誤用，從而導致研究出現問題。當然，如果史學工作者每研究一項疾病就需要去積累相應的深層次醫學知識，這顯然難以做到，不過有一個方法很容易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像西方的疾病史研究一樣，打破學科限制，跟醫學界研究者合作。實際上，截止到目前，我國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鮮有和醫學界合作完成的，這明顯不正常。

　　2．研究內容需要進一步充實

　　就研究內容即疾病本身來說，目前史學界在疾病史研究上存在著兩個現象值得注意，一個是重視烈性疾病研究而輕視或者說是忽視慢性疾病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再一個是重視成為災害事件的疾病而忽視日常生活中的疾病。

　　在以往的研究中，史學界重視最多的無疑是鼠疫、霍亂、天花這三種甲種傳染病和以傷寒、副傷寒、痢疾、白喉等為主的乙種傳染病，尤其是重視對鼠疫的研究，目前史學界研究疾病史的一半論文都是以鼠疫為主題的。如曹樹基的疾病史研究成果幾乎全部以鼠疫為研究物件，而餘新忠在研究江南的瘟疫與社會的著作裏雖然宣稱自己研究的是“瘟疫”，但是他歸納出的“瘟疫”種類也主要是烈性疾病，主要種類有天花、麻疹、霍亂、傷寒、痢疾、猩紅熱、白喉、瘧疾等①。至於其他的疾病，如肺結核、血吸蟲病、絲蟲病、流行性感冒等丙種傳染病和一些其他慢性傳染疾病則關注比較少，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更是缺乏。

　　當然，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與歷史學研究的‘本身特點有關係。我們知道，歷史研究以往都有一種事件史研究的趨向，通過一件事情作為出發點縱觀各個方面的情況，而烈性傳染病的爆發剛好可以迎合這種研究趨向，如疾病一爆發，人口的大批量死亡、社會的動盪、民眾的反應、國家的應對等等在一個較短的時間裏都將會出現，成為一個非常容易進行“研究”的物件，如在以往以社會史視角來研究疾病史的成果就有著這種痕跡。另外，史學研究是需要史料來說話的，因此歷史學研究疾病史是需要充分的史料來支撐的，沒有相關史料，無論對這個疾病是如何的感興趣都是無法取得研究成果的。而在中國歷史上林林總總的疾病裏面，也只有烈性傳染病的社會性史料較多，就拿中國傳統社會的史書和地方誌書來說，他們所記載的疾病問題大多是大規模的“瘟疫”，而這種“瘟疫”其實也多是記載一些烈性傳染病而已，其他的一些沒有引起較大社會問題的慢性傳染疾病、地方性疾病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疾病現象則根本就沒有太多的記載。這個現象到了近代中國仍然存在，如在民國時期，我國就出現了法定傳染病報告制度。法定傳染病主要有霍亂、傷寒、赤痢、斑疹傷寒、回歸熱、天花、白喉、猩紅熱、流行性腦脊髓炎、鼠疫、瘧疾等九種疾病，這些疾病都是烈性傳染病。因為是法定傳染病，所以社會關注就多，留下來的檔案、新聞報導等史料自然也就多，而其他疾病則關注較少，可利用來做研究的史料就較少，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史學界對其進行研究。

　　但是，以上這些原因的存在並不能使得那些疾病成為歷史研究中新的“漏網之魚”，因為只要這種疾病在歷史上存在過，它就必然會留下痕跡，只不過需要研究者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尋找和梳理而已。實際上，只有將這些慢性病、地方性疾病及日常生活中的疾病關注起來，我國的疾病史研究才能夠真正完整和豐滿。

　　3．研究範式和具體方法需要不斷豐富

　　史學界研究疾病史雖然已經有了多種研究範式，但總體來說，目前的研究成果還存在著視角單一的現象，如文化史、政治史的視角雖然已經成了研究疾病史的重要取向，但是，這些研究視角在目前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當中並不廣泛，當前史學界的疾病史研究還是以社會史視角為主，即主要考察的是疾病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如人口損失、經濟損失等等，或者是考察疾病爆發時國家與社會的應對措施，而其他方面的問題考慮較少，使得很多研究成果成了簡單的研究方法複製品。如疾病文化史，從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視角，但是目前史學界的研究卻並不廣泛，倒是醫史學界在大力開展該方面的研究並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又如疾病政治史，現在雖然史學界有不少人提出要從疾病史的研究中來探討政治史，但真正在這方面出的成果也不多見。

　　同時，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目前史學界研究疾病史較多地是採用“事件史”的研究方法，即在研究內容為一個已經成為了災害性事件的疫病時，僅僅把該事件本身作為研究物件、研究實體、研究領域，只對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做一個真實的描述。這種“事件史”研究方法有著一種封閉態勢，很容易束縛史學研究的視野，使得研究成果在低水準上徘徊，因此毫無疑問需要提升，需要用“事件路徑”研究方法來替代。在疾病史研究過程中，面對具體的疫災，採用“事件路徑”的研究方法具有明顯的開放性，即關注物件從疾病事件本身轉向疾病事件背後的社會制度、關係和結構，這樣研究就能更上一個臺階。在以往的研究中，雖然有研究是採用“事件路徑”方法的，但並不多，因此需要大力宣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