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透過他者的觀點,我們看到台灣學術研討會的特點,我覺得很有意思。當然,內文提到臺灣學術研討會中午吃便當,除了礙於經費外,我倒覺得很好,因為不會佔去太多時間,也不會吃過飽、過好,以致於大家都回去睡午覺或出去遊玩了。當然,台灣的學術研討會可能更自由,很多人不一定當天報到,也可能聽完特定場次即離開,這大概就是「旁聽」特色的好處吧。


 


臺灣的學術會議怎麼開


 


作者:呂文浩


文章來源:《博覽群書》2012年第一期


體驗臺灣文化生態(1


    初訪臺灣,時時湧上心頭的是一種既親切又陌生的感覺。說親切,是因為臺灣人和內地人同文同種,語言文字和文化心理基本沒有障礙,晚上在臺北街頭不知道回家的路,我也絲毫不擔心自己回不去;說陌生,是因為畢竟由於兩岸長期的獨立發展,在很多方面又表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每天我努力捕捉一切機會,力圖對臺灣的社會文化生態有所體驗,有所感悟。兩個月的體驗對於理解一個現代複雜社會是遠遠不足的,這裏所記錄下來的,只是我所感受到的某些新鮮和震驚,也許很膚淺,但一定是真誠的。       ——呂文浩


   201111月中旬,我作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交流學者,到臺灣“中央大學”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對這裏學術活動的規則也有了大致的瞭解。


“不速之客”受歡迎
  一天我和一位新來的內地學者在電話上聊天,順便問他是否有空參加1820日在政治大學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他馬上說:“我沒有文章啊!”那意思很明白,有了會議主辦方的邀請,自己也提交了論文,才可以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在內地的學術會議上,除了少數德高望重的資深學者和編輯記者以外,一般學者參加學術會議,都要提交論文,相應地,會議主辦方會安排參會學者(有的地方叫“代表”。我不太喜歡這個稱呼,在學術會議上,報告論文應該是文責自負,他所服務的單位對論文本身不負任何責任,也無須由他來“代表”單位報告論文)報告論文要點或評論他人論文,他自己的論文也享有被評論和討論的權利。總之,對於絕大多數學者來說,沒有論文提交給主辦方,就等於沒有拿到參會的入場券。


  多年來,我在內地參加的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都是按照這個規則進行的。難怪這位新來臺北的朋友作如此反應。我告訴他,沒有提交論文,也可以參加學術會議,這種形式在臺北很普遍,用我們內地習慣的說法是,我們這些參會的人是去“旁聽”的。表面上確實是“旁聽”,但我參加過幾次會,總感覺到主辦方很重視也很尊重我們這些“旁聽”的朋友。我們自己也往往不是置身局外,被動地接受會議“正式成員”的賜予,而是具有較高的參與度,有一定程度的“正式參會”的感覺。這也是我問那位朋友是否“參加”會議的原因。


  在臺北的幾個主要大學和研究機構,在教學研究大樓的門口經常貼著許多花花綠綠、設計精美的學術活動海報,除了本單位的活動以外,往往還可以看到許多外單位的海報。學術演講和學術會議的資訊都有。學術會議的海報上往往會附上主辦方的網頁地址、電話號碼和聯繫人姓名等,並說明歡迎各方朋友前來報名。如果是本單位的教研人員和訪問學者,你還會不時地收到主辦方群發的電子郵件通知,你要是願意參與的話,可以填上回執發回去,主辦方有了什麼會議資訊會直接以電子郵件通知你。不僅如此,學術演講和學術會議的通知會提前一段時間公佈在本單位的網頁上,任何關注的人都可以看到。當然,有興趣的話可以報名參加學術會議,在主辦方可以承受的範圍內他們會接受一部分外來者的報名,報名滿了以後就不再接受了。演講就不需要報名了,你在那個約定的時間到場就是了。


  起初,我非常驚異在臺北有這麼多吸收學術新知的機會,但轉念一想:搞一次學術活動,事情本來已經夠多了,還要分出時間精力到各處張貼海報,未免成本太高了。我把這個意思和久在臺北的朋友說了,他笑著說:“不麻煩的,在臺北已經形成了規矩,各單位都有專門負責這種事務的部門,一張海報印上十幾份直接到郵局郵寄一下,收到的單位都有幫助對方張貼的義務。”


    正式報名參加學術會議的朋友,到場時在報到處報到簽名,並佩戴印上名字的胸牌,領取會議議程和論文集。午飯往往是一份便當(即盒飯,有葷素兩種可以自由選擇),和那些提交論文和評論的“正式參會”學者完全同等待遇。在會場上,除了不必陳述論文要點和正式評論以外,所有參會者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疑問和討論意見。這麼一來,我們內地所謂“旁聽”會議的人,還真有一種自己“參加”會議的感覺。


  這裏的學術會議往往規模不大,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提交論文,評論或主持,在場其餘人多是那些參與度可高可低的旁聽者。這些參與者的人數視會議主題而有很大差別。以我參加的幾次會議來說,“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會議會期一天,宣讀論文9篇,加上評論人和主持人,“正式參會者”大約20來人,但會場坐得滿滿當當的,大約有80餘人;“蔣中正與蔣宋美齡基督教信仰學術座談會”會議會期一上午,“與談人”(座談會的發言人)7名(其中學者4名,與當事人接近的親屬和部屬3人),但會場上其他參會的大約也有80多人,會議手冊上還把這些人的名字、服務單位和職稱等附在後面;“近代東亞的觀念變遷與認同形塑”研討會暨“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會期三天,宣讀論文、專題演講和評論者總共30人左右。三天會期中。他們不一定都全程參與,而在那個諾大的會場上點綴著的多是這些報名參會的朋友,有時人多一點,有時人少一點。記得會議第二天適逢大雨,去的人就很少。


    規模不大的會議,有了這些外來的報名參與者來烘托場面,顯得更加活躍、熱鬧。中間茶歇和中午吃飯時,我們這些報名旁聽的人往往會聊一聊,甚至會交上幾個可以談得來的朋友。我注意到,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遠道而來的學生,他們通過聽學者們發言討論或自己提問討論來鍛煉自己。


  我在臺北兩個月,剛去的時候對這裏幾乎是兩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多的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見到會議海報上的報名通知,也沒敢想自己能夠報名,因為我根據的是我們在內地時的慣例:拿不出可以宣讀的論文就別想參加會議。等到朋友介紹我參加會議時,我是抱著“旁聽”的態度去的,中午預備自己出去吃飯,不享受會議提前準備的便當。能夠有機會“旁聽”一下會議,對我來說已經是相當滿意的了。實際上,我所參加的幾個會大都沒有事先報名,而是直接去的。但幸運的是,報名參加者的紀律觀念也不是很強,往往有一些報過名但不能全部場次出席的人,所以會議材料和便當也有剩餘,我每次都能享受報名者的待遇。主辦方也知道報名者不見得能到齊,所以會根據現場情況分配會議材料和便當,既保證報名者的權利,又適當照顧到我們這些“不速之客”。“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裏面的“朋”,既包括了正式邀請的學者,也包括正式報名參會的學者,甚至連沒報名就來的“不速之客”,在可以容納的範圍內都盡可能地給予照顧。所以,我不請自來而得到照顧,格外感到人情的溫暖。


  自由討論必不可少
  有些學術會議設有司儀,一般是由一個女生擔任,她會字正腔圓地用臺灣式的國語宣佈會議開始結束、提示會議規則以及注意事項等。在某一場討論開始前,司儀往往會說“現在把時間交給主持人”,以下就是學者們的發言與討論活動了。我所參加的四個學術會議中,有兩個設有司儀。雖說這只是一個形式,似乎可有可無,但置身會場,有司儀在那裏規規矩矩地宣佈這個宣佈那個,時時給人一種很正式的感覺。


  會議的主辦方為了多方面地對會議主題加以呈現,往往在形式上力求豐富多樣。如“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除了圍繞9篇發表論文的報告、評論與討論以外,考慮到這次會議論文對外交方面較少涉及,特地安排了一場“1950年代的外交”學術座談會,作為會議的第二場。四位“與談人”有近代史學界的外交史專家,有外交系的教授,還有一位資深的外交家,他們從不同視角給大家帶來新鮮的學術新知和啟示。“近代東亞的觀念變遷與認同形塑”研討會和“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合併進行,除了常規的15分鐘論文發言評論與討論以外,還設有專題演講(45分鐘演講和15分鐘討論)、座談會和《東亞觀念史集刊》“新書發表會”(即新書發佈會)等形式。有意思的是,因為這個會議與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資料庫”和政治大學的“中國近現代思想與文學史專業資料庫(1830-1930)”的開發有關,會場外擺著兩台電腦,專門供學者們在茶歇時間使用資料庫檢索。兩台電腦中間放著一盒項目助理 張靖怡 小姐的名片,可以隨意拿走,回去後需要查詢資料庫資料,發個電子郵件給 張 小姐,她就可以將查詢結果發給你。


  我參加的這四次會議,一般的論文發表都是安排每位報告人發言15分鐘,比內地一般通行的10分鐘要稍長一些;評論人發言8分鐘,比內地通行的5分鐘也稍長一些。儘管如此,還是有人不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但這也沒有關係,超時會不斷有鈴聲提醒你,有的會甚至規定超時一分鐘按三聲。所以會上有人說“這三聲鈴聲一響,心跳會加快百分之二十”。為了保證會議上討論的充分性,儘管有時因各種原因有些場次不能按時結束,但主持人往往會宣佈適當延長一會兒時間。在政治大學的會議上,有一次幾個場次都拖延時間了,三場下來,居然延遲了半個小時。就算在這種情況下,自由討論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即使本場結束時間已到,但主持人一定會要求延長時間,容納幾個提問和討論,似乎缺了這一環就對不起報告人和參加會議的人似的。在場的人也能夠保持安靜,沒有煩躁的表示。


  我很感慨於臺灣這種小型學術會議所具有的開放性和呈現形式的多樣性,以及在討論上的充分性。相比於這些學術方面的特質,在物質待遇方面他們似乎有點摳門,大老遠來參加學術會議,中午就以便當招待人家?但相較於這些物質上的“摳門”是精神上的豐裕。學術討論會如果真能擺正這個關係,也就名實相符了。


    學術會議的主體無疑是學術成果的發佈和討論兩項,而討論又是學術會議最為吸引人的方面。一個學術成果能不能引起同行的關注,能不能經得起同行的批評指正,都要在學術會議上一見分曉。把這麼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同行聚在一堂,不就是為了提供一個增廣見識和互相辯難的機會嗎?我注意到,有的會議特意在最後一場設置了一場“綜合討論”,某場討論的未盡之意,可以拿到這一場來繼續討論;不同場次的論文中有些共同點或相異點,引發了與會者的思考,也可以提出來談一談。


    我在內地參加的一些會議,一方面會場的討論不夠充分,另一方面會末設置的“自由討論”往往流於形式,成為一些浮泛感想的彙聚之地,完全失去了學術會議討論辯難的精神實質。在我的印象裏,學術聯誼重於學術討論,學術之外的事務過多地干擾學術討論是內地學術會議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如何把學術本身作為會議的中心來安排,營造濃厚的學術氣氛,讓參會學者在短短的時間裏迅速把握學術前沿,這是我們內地學術會議的主辦方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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