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近代中國醫療衛生史研究回顧
（周曉傑，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近代中國醫療衛生史研究發端於醫學界，上世紀末逐漸受到中國史學界重視，並在近十年越來越多地受到社會史、新文化史、微觀史學、生命史、物質文化史、全球史等新興史學思潮與流派的影響，出現了許多具有社會史、新文化史、生命史等研究取向的成果。本文特選取學界相關代表性的研究論著進行回顧。
醫療衛生的現代性及其反思
從現代化視角出發分析近代中國醫療衛生制度的構建仍是醫學史研究的主流範式。杜麗紅著作《制度與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衛生》從現代國家建立的角度研究近代北京的公共衛生，論述近代北京由清末新政時期附屬于員警制度的日式衛生體系、到1920年代蘭安生所主持的美式公共衛生模式、至南京政府時期融合二者形成的員警衛生與公共服務相結合的衛生制度；同時考察國家與社會互動對制度形成的影響，從環境衛生管理、食物衛生管理、飲水衛生等具體問題入手，剖析現代知識演變、民眾日常生活與衛生制度、國家權力的互動。嚴娜《以“衛生”之名的擴張——上海公共租界近代衛生體系的形成》詳細考訂上海公共租界衛生機構從無到有的歷史過程，指出租界當局以“衛生”這一在近代具有絕對正義性的概念為名，借助頒佈衛生法規、控制自來水公司、接管醫院與社會衛生教育等手段，溫和巧妙地完成了工部局在上海衛生行政權力的擴張。高晞《衛生之道與衛生政治化—20世紀中國西醫體系的確立與演變（1900—1949）》以官方視角考察近代中國制定國家醫療衛生政策的過程，甲午戰後中國醫學領域的主要學習途徑由歐美變為日本，創立了日式衛生管理體制，同時兼具中國“衛生政治化”特徵；北伐後，各學派競相提出衛生管理的建議，伍連德推崇美式衛生管理模式，胡定安則主張先英美法德各國經驗、構建中國模式；南京政府最終借鑒歐美諸國創建多元化中國衛生行政體制，但醫學教育體制較為混亂，三大學派學術紛爭背後則是政治權力之爭。
同時，近年來學界也越發注重對醫療衛生話語中的現代性與殖民醫學進行重新審思，分析醫療衛生現代化進程中的複雜面相。余新忠《複雜性與現代性：晚清檢疫機制引建中的社會反映》對檢疫這一“現代”衛生防疫制度及其近代化歷程進行省思，通過呈現晚清接受衛生檢疫制度過程中的社會各界的不同反應，分析檢疫制度與手段背後的複雜利益與權力關係，認為衛生檢疫制度的引檢在維護晚清主權完整、文明進步之外，也存在以文明與衛生的名義漠視、剝奪民眾權利的一面。胡成著作《醫療、衛生與世界之中國（1820－1937）》用專題研究的方式，分析中國地方社會、醫療傳教士、華人病家與醫藥、來華西醫、華人不潔觀念、烈性傳染病、戰地救護、殖民醫學、檢疫制度、上海南京的廢娼運動等一系列案例，以日常生活史的視角探究底層國人在現代國家建立、科學文明話語霸權確立的過程中的角色，講述普通民眾在面對身體的國家化。近代化的過程中對自身生命權力、生命尊嚴的捍衛。
傳染病與近代防疫體制
傳染病是近代中國疾病史研究的重點，近代防疫檢疫體制研究也因此頗受學者青睞。同時，這些研究也因近代傳染病的全球傳播屬性而與全球史視野與方法有某種天然的契合。曹樹基《戰後之疫：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運用翔實考證與流行病學調查，認為是鼠間鼠疫流行並傳播至人間鼠疫流行，而這種疏漏似乎與當時盟軍方面觀點有某種因果關係。餘新忠著作《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以疫病應對觀念為中心考察清代衛生觀念、衛生防疫機制，選取城市水環境、糞穢處理、清潔觀念、檢疫制度等問題，在歷史演進理論的整體視域下考察近代衛生觀念、防疫機制的轉型。餘新忠的論文《真實與建構：20世紀中國的疫病與公共衛生鳥瞰》則圍繞疫病尤其急性傳染病與公共衛生的關係，選取防疫體制、鼠疫、天花、疫苗、清潔觀念等要素，分析公共衛生維繫社會穩定、表達統治合法性的作用，認為除科學之外，它還蘊含著社會、政治、文化因素的建構。杜麗紅《海港檢疫全球化對華影響之研究——以1894年香港鼠疫為例》在海港檢疫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察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期間上海、香港、廣州三地的應對方式，認為當時中國並未真正接受西方防疫和衛生治理方式。飯島涉著、餘新忠等譯的《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和社會變遷》從鼠疫、瘧疾、霍亂等對近代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疫病入手，分析疫病的國際流行與中國近代衛生行政引入與衛生制度化的複雜關係，並將其納入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現代國家建設和全球衛生防疫體系發展的脈絡，探究中國衛生制度近代化和社會變遷中的各種內外因素。
生命史：身體、健康與性別
許多學者從生命史出發關照近代醫療衛生研究，學者們的目光更多聚焦於日常生活中的身體經驗、空間中的身體意義、女性的身體等，一些新的研究方向進入學者視野。余新忠《晚清衛生行政與近代身體的形成》借鑒福柯、克裡斯·希林等人的身體與社會理論，從衛生防疫的角度論證近代中國民眾在擺脫傳統社會人身依附後，在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烈性傳染病的挑戰等內外交困的歷史危局下接受近代科學、衛生、文明等話語，在追求現代化、文明國家的進程中，自覺地接受了國家各職能部門、相關法律的約束與規訓，完成了這一不得不為的身體近代化過程。王瑤華等人《身體規訓與社會秩序——近代中國公共衛生和身體“革命”視野下的口腔和牙齒》分析牙科知識在近代中國的特殊國情和身體隱喻下，以公共衛生名義對民眾身體、空間時間安排的滲透與監控。皮國立的《從鎮靜到補養的救贖：民國時期新醫藥對縱欲致病的醫療史》則以縱欲疾病為切入點，利用民國醫藥廣告等材料，分析民國時期在開放的社會文化、中西匯通的醫學觀念、近代新式身體觀的綜合作用下出現的與舊式中醫補劑不同的補養方式、藥品科技和新式滋補文化，呈現出民國時期人們面對縱欲疾病時頗具時代風貌的身體經驗與衛生觀。王鳳展、餘新忠《牛奶的近代性：以營養和衛生為中心的思考》分析牛奶消費與近代衛生觀念的關係，指出隨著近代營養學的傳入，傳統中醫的滋補觀念、西方營養學知識、強國保種的宣傳、近代時局的變化等，共同促成了牛奶的工業化生產，牛奶一躍成為衛生而營養的標誌、建身強國的現代因數，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意味。
也有學者從女性身體與性別角色方面研究近代醫療衛生。姚霏、鞠茹《醫療內外的社會性別——近代中國子宮癌的認知、發病與診療研究》認為近代西方醫學傳播、婦女問題的興起使得中國女性高發的子宮癌逐漸受到社會各界關注，並與近代女權思想交織，但中國傳統性別觀下的女性身體觀與女弱男強的醫學話語互相融合，將子宮癌汙名化；此外，中西醫療文化的差異、中國傳統性別觀念中對女性生殖價值的強調，也影響了近代女性對子宮癌診療手段的觀感與選擇。趙婧《醫學、職業與性別——近代女子習醫論再探》研究女醫這一新興職業群體，從西學東漸、婦女解放、性別與疾病建構等視角出發，分析女權主義觀念與女子習醫論的聯結，將國族、女權等話語與女醫實踐聯繫起來，強化女子習醫中家庭與職業的雙重意涵，強調女醫性別與醫療領域的限定，使得女醫執業範圍逐漸窄化，在婦女解放的背景下反而強化了男女有別的傳統性別規範。
疾病、醫藥與社會
受新文化史影響，醫史學者愈發傾向採用物質文化史、消費文化史、環境史等多維視角思考近代疾病、醫藥觀念等問題。蔣竹山著作《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醫療社會史、物質文化史、環境史、全球史等多維視角出發，利用明實錄、清實錄、清宮奏銷檔、醫書醫案等史料，認為清初人參專賣制度、清中期江南溫病學派的發展等，塑造了清朝獨特的人參文化與醫療消費觀念，借助與日本、朝鮮等國的國際貿易流通網路形成了特殊的東亞人參貿易與消費文化，更從全球視野出發反思這一“人參帝國”中的醫療文化、藥物流通、疾病譜系與環境史。梁其姿著作《麻風：一種疾病的醫療社會史》選取麻風這種在中外曾被長期汙名化的疾病，進行從帝制時代到近現代中國的長時段考察，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醫學話語、宗教傳統、社會倫理、政府政策等對麻風病體的解釋與處置，又將近代中國麻風病史納入19世紀殖民主義、種族觀念與中國努力進入國際社會的全球視野中，認為在這一語境下中國的麻風病被與民族主義情緒、現代化國家建設、中國重回文明國家序列的努力扯上千絲萬縷的聯繫，深刻地影響了19至20世紀國人公共衛生運動。沈宇斌《近代中國的疾病、身體與成藥消費文化：以五洲大藥房“人造自來血”為中心的考察》則對“人造自來血”的消費文化進行分析，考察了近代民眾的疾病感受與身體體驗是如何被塑造的。
醫患關係與醫生群體
近代醫患關係研究是史學關照現實的重要領域。馬金生著作《發現醫病糾紛：民國醫訟凸顯的社會文化史研究》運用民國醫訟案件材料、新聞報導、小說文集等，以長時段視角分析明清社會醫患關係，並從多維視角探究轉型時期的民國醫病糾紛與社會文化，分析醫生、病患、媒體、社會大眾在醫患糾紛、醫政管理中的角色與互動，探究民國醫事糾紛高發的政治、社會等多層原因，力圖為當今愈演愈烈的醫病矛盾提供鏡鑒。龍偉的著作《民國醫事糾紛研究（1927－1949）》則更集中關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醫事糾紛，全面分析歸納了民國160餘見醫事糾紛案件，並對其糾紛內容、不同類型、性質特點進行歸類，分析國家衛生體制發展過程中不同社會群體對醫患關係、醫事糾紛的影響。
同時，學界也出現了一些醫療衛生相關群體的研究，如衛生行政人員、西醫、護士、產婆、娼妓等。鄭言《中醫學體制的近代轉型研究——基於醫學與國家關係的分析》從中醫群體與國家建設的關係入手，探討近代中醫從個體到群體的社團化、從自由職業群體到規範行醫資質的中醫職業化、從師徒制到學校制的教育體制化、從家庭到醫院集中診療的空間轉化四個方面，呈現近代中醫學體制近代轉型的雙動力機制。
醫學知識、技術的建構與傳播
醫學知識與技術的建構傳播一直是醫療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方向，近年則有轉向通過文本分析、細節考察等重構當時的歷史情境，從多維視角思考近代醫學知識技術的歷史的趨勢。皮國立著作《“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從“重層醫史”的視角出發，分析中醫熱病學和西醫細菌學對傳染病病因的觀念，剖析傳統中醫經典醫書對傷寒、溫病的認知，認為民國中醫在西方醫學特別是細菌學的衝擊下，對外將西方細菌理論進行吸收、排拒與匯通，對內將傷寒學與溫病學融合，彙聚成了今日外感熱病學的基本內涵。其另一新作《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則在近代中西醫之爭的大背景中，抓取中醫應對細菌學這一方面，闡釋了中醫在國家衛生政策向近代醫學全面靠攏、中醫傳統藥物理念受到細菌學劇烈衝擊的情況下，如何運用其自身的外感熱病知識體系，展示傳統中醫文獻和疾病觀念在日常生活養生中的作用，並關照中西疾病觀的對話，使近代中醫在西醫衝擊下實現對自身體系的認識、變革與創新。張樹劍《針刺消毒史：近代以來的曲折遭遇與社會反應》回顧晚清以來中醫針刺消毒觀念與技術的曲折歷史，認為細菌學說的傳入、政府法規的引導、商業廣告的宣傳、中醫學校對消毒方法的引入等，共同促成針灸醫生逐漸接受細菌致病觀念與針刺消毒規範。
基督教醫療事業在近代中國醫療衛生史研究中佔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李傳斌的《條約特權制度下的醫療事業：基督教在華醫療事業研究（1835－1937）》一書詳細講述基督教在華醫療事業從艱難初創、黃金時期到去宗教化、本土化轉變的百年歷史。胡成《何以心系中國——基督教醫療傳教士與地方社會（1935－1911）》修正以往研究中片面強調中國社會與傳教士互相對立、普通民眾頑固保守、西方近代醫學高歌猛進的不足之處，描繪了一個中外雙向互動的近代醫學傳播模式。
醫學組織與全球醫療衛生事業
近十年的醫學組織研究大多具有全球史視野的關照。陶飛亞、王皓《近代醫學共同體的嬗變：從博醫會到中華醫學會》分析近代中國醫學體系轉型中醫學共同體的重要地位，認為西方醫學傳教士為主的博醫會雖有時序上的領先優勢，但因其宗教性限制和對會員身份等要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發展，反而催生了一批同類組織，其中以中國西醫為主的中華醫學會一方面同博醫會密切合作。另一方面借助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和醫學本土化進程，與博醫會合並成為一個新的國際性組織，並與國民政府衛生部門密切合作，實現了近代中國醫學話語與權勢從西到中的過渡。李璐、張大慶《蘭安生的貢獻：中國公共衛生經驗在印度的移植》認為蘭安生將其在中國的經驗移植到他在全印衛生與公共健康研究所、健康調查與發展委員會的工作中，參考定縣模式建立衛生示範區和三級衛生網，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崔軍鋒《中國博醫會與近代東亞西醫學一體化發展（1886－1932）——基於＜博醫會報＞相關報導的分析》則試圖跳出民族國家視角的研究範式，將中國博醫會納入東亞整體史的視角，分析博醫會與東亞乃至西方醫學界在人員構成、醫療組織、醫學研究、疫病防治、醫學教育等方面的協同合作與一體化趨勢，從更宏觀眼光審視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
應當指出的是，上述專題分類並不能完全精准地將近十年來學界關於醫療衛生史研究進行概括分類，大多研究都具有跨學科多維度的研究視野和理念。通觀近十年來醫療衛生史研究，其研究方向從制度、社會逐漸轉向文化、生命，疾病體驗、身體經驗、醫療行為的文化意涵等以往少有關注的歷史面相成為研究熱點，並開始嘗試跳出民族國家視域、運用全球史這一史學研究新取向。
發佈時間：2020-03-27 09:15:34 來源：團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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