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衡》百年︱史家郭廷以與學衡派

宋逸煒（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舞陽人。他一生致力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籌措創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可謂「南港學派」開山宗師。學界關於郭廷以的論著不勝枚舉，本文不揣淺陋，在略述先生生平學思的基礎上，重點關注其與南高學人、學衡名家之關聯。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4年1月12日），郭廷以出生於河南舞陽的一個小康之家。曾祖輩家道衰微，祖、父輩勤於農商。郭廷以四歲開蒙，又受教於新式蠶桑學堂，先後凡十年。

    1918年，郭廷以投考開封二中，課業優秀，並開始接觸胡適、梁啟超的論著和《新青年》、《每週評論》等刊物，積極回應五四運動。1920年，郭廷以負笈南下，就讀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英語、國文、數學和史地等科目成績優異。1923年秋，郭廷以以第一名保送東南大學歷史系，在平靜的校園生活中，他受教于陳中凡、柳詒徵、劉伯明等學衡名師。1925年起，東大學潮漸興，郭廷以雖深受羅家倫之教誨，但在易長風潮的鼙鼓聲中，於1927年初匆匆畢業，先後在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總司令部編譯委員會、中央黨務學校等機構中任職。

    1928年，羅家倫轉任清華大學校長，郭廷以隨之北上。先任校長辦公室主任秘書、兼文書科主任和出版部主任；又因歷史系教員不足，與羅家倫合開中國近代史課程，常奔走于北平各大圖書館、古舊書店。期間，他結識並舉薦蔣廷黻，並逐漸專注於教學研究。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郭廷以先後任教於河南大學、政治學校、軍官學校。至1933年秋，正式轉入國立中央大學，任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戰前五年，郭廷以專精於學，開設近代史、太平天國史、中西交通史、西域史等課程，完成《近代中國史》、《太平天國大事日誌》等書稿。

    抗戰軍興，郭廷以隨中央大學西遷，學術難以為繼。1946年返甯後，郭廷以多次赴臺執教，並曾短暫充任教育部邊疆教育司司長。1949年初，郭廷以再次赴臺，聯絡中大遷校事宜，因船票難得未能返回大陸。留臺後，他執教於臺灣師範大學史地系，兼任文學院院長。1955年2月，應朱家驊之邀，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1965年4月，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郭廷以為首任所長。此後數十年間，郭廷以筆耕不輟，勵精所治，獎掖後進。1968年，當選中研院第七屆人文組院士，卻難逃人事與政治的複雜漩渦。

    1969年7月，身心俱疲的郭廷以請假赴美。1971年夏，正式辭去近史所所長等職。他雖處境困頓，仍專心著述講學。1975年9月14日淩晨，郭廷以因心臟病在紐約聖路克醫院逝世，兩天前，他剛剛完成了集畢生心血的《近代中國史綱》一書。

    郭廷以之史學思想，呂實強等南港學人早有專文詳述。郭廷以一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尤專精中外關係、太平天國、臺灣史與邊疆史等領域。概括而言，他整理史料的基礎工作和對近代化問題的思考影響最大。

    在原中央大學任教期間，郭廷以篤行「史事日誌」的編寫工作，先後出版《大平天國大事日記》、《太平天國曆法考訂》、《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等編年紀事體史料作品。赴臺後，他又完成「姊妹篇」著作《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史事日誌》，旨在為學界提供「一部近代中國的綜合紀錄」和「近代中國史的工具書」。在其看來，「史事日誌」之於歷史研究甚為重要：「歷史研究首須認清史事，方能瞭解它的意義。史事須以史時來聯貫，史時失去正確，史事即因而紊亂，所有過程與前因後果即無從明白，相互關係更無從而知。如將史事按史時順序排次，則全域悉入眼中。分條來看，容有支離破碎之感，綜合參證，自有其脈絡系統可尋。」（《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編者說明」）在《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的凡例中，他亦曾提到：「本書性質為屬於工具一類的史事記，編者個人只求為他人作預備工作，期能節省具有才識德學之史家之精力時間，於願已足。」恰如其弟子王爾敏在《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一書中總結的那樣：「郭廷以先生的史學學術功力，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學養，研治史事，重視年代學。」編年詳盡，史料為先，無疑是郭廷以治史方法的核心要義。

    主持近代史研究所的數十年間，郭廷以更著力於史料輯纂和保存工作。研究所成立之初，他多方奔走，收集海內外各類檔案文獻，帶領所內年輕學人整編史料。郭廷以要求嚴苛，培養後學不遺餘力。據李國祁回憶，編檔時「先做提要目錄，接著才是圈點」，而每一份提要目錄，「郭先生每一個字都過，有不妥之處，郭先生就要我們修改。」（《郭廷以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頁。）在此嚴謹學風下，至郭廷以離任時，《海防檔（1861年至1911年）》九冊、《礦務檔（1865年至1911年）》七冊、《中法越南交涉檔（1875年至1911年）》八冊、《中俄關係史料（1917年至1919年）》九冊、《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1842年至1861年）》一冊、《四國新檔（1850年至1863年）》四冊等書先後印行。離任後，郭廷以領銜主持的《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1864年至1911年）》十一冊、《中俄關係史料（1920年）》三冊、《中美關係史料（1805年至1874年）》三冊、《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1821年至1861年）》二冊、《中俄關係史料（1921年）》三冊、《教務檔》（一至四輯，1860年至1886年）各三冊等書亦付梓出版。數十載的工作，不僅為史學界提供了大量珍貴的研究材料，更培養了南港學人嚴謹的治史態度與方法。

    依託近代史研究所的平臺，郭廷以積極展開學術交流合作。1958年起，哈佛燕京學社在臺設立東亞學術研究委員會，資助相關檔案的整理出版。1962年起，福特基金會支持年輕學人赴美深造進修。1960至1963年間，近代史所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開展口述歷史合作，在郭廷以的籌畫和參與下，累積訪問六十餘人，保存了豐碩的回憶文字。

    郭廷以對史料的高度重視，卻給自己和近史所帶來不少非議，甚至有人對其治史水準提出質疑。然而，如若回到郭廷以的著述中，亦可見其研究之精深。這主要表現在他對「近代中國」的認知和「近代化」問題的思考。

1940至1941年出版的兩冊《近代中國史》，不僅以長編體例排比了大量史料，更闡述了郭廷以對「近代中國」的基本認知。他在書中指出：「從全部的中國歷史來看，『近代中國』是一個大轉變時代。致成這個轉變的力量雖頗複雜，而其主要或中心因素則為此期間的中西關係。無論是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學術、思想，以及任何方面，近代的中國與往昔的中國均有顯著的不同，而此種不同，實無一不直接或間接受此因素的支配或影響。所以我們研究近代中國史，絕不容忍略去『中西關係』。」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主線是中外關係，其轉捩點在於鴉片戰爭：「這個事件不只是具有濃厚的歷史興味，而且有深遠的巨大影響，最少是對於此後整個的中國民族。中國之加入國際會社，感受生存威脅，與一種新文化相接觸，新勢力相激蕩，終於改變了自己生活的方式；所有這些，均須溯源於此次衝突。」當然，傳統與近代之斷裂並非如此顯明，鴉片戰前的中西交往史實已暗含延續性。故而，《近代中國史》第一冊以「中英鴉片戰前之中西關係」為副題，詳細追溯了十六世紀以來俄人東進、西方來華以及早期中英關係的歷史背景，直至第二冊才全面考察鴉片戰爭的過程及影響。郭廷以意識到鴉片戰爭之深遠影響：「中國政府經受此次重大打擊，弱點完全暴露，國威隨之掃地，幾百年來的天朝上國，竟為『紅毛逆夷』所屈服。」但他更深諳此影響之局限：「依照常情，吃虧學乖，理應獲得不少教訓。但實際上並不如此，仗是打敗了，打敗的原因，只知道是船炮不如人家的堅利，軍士不如人家的勇敢，但是，終久不知道怎麼樣才能如人。和約是簽訂了，簽訂之後，初則心存顧慮，進而意有不甘，因之中外齟齬再生；這是後話。」遺憾的是，《近代中國史》僅完成兩卷，其思想只能在《近代中國史綱》等著述中一窺其奧。

    《近代中國史綱》亦從十六世紀以來中西交通的視角探尋「世變」之背景，近代中國的轉捩點在於「西力衝擊」和「內部動亂」的共同作用。中國境遇的初變在於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的簽訂：「過去的中西關係，一切操之於中國，今後是幾乎事事由人；過去是中國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聲聲要爭取平等，現在及今後反以不平等對待中國了。英法聯軍之役不僅使國門開放、主權淪喪、鴉片貿易合法化、各國利益均沾而「形成一個對華聯合陣線」，更使「中國有識之士，經過此次幾乎亡國或改朝換代的危機，亦獲得若干教訓與認識。」加之太平天國等內部衝擊，清朝在憂患中方才踏上自強運動的「近代化」道路。至於造成近代變局的原因，他概括為：「因為以往所接觸的民族，縱能憑其一時武力，乘中國之敝，以圖一逞，彼此形勢猶可相埒。近代所接觸的西洋則大不然。除了強大的武力，尚有別具一格的政治組織、經濟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國的樊籬為之突破，立國基礎謂之震撼。於是張惶失措，自處處人，兩無是處，遂陷入悲運。」簡言之，「任何民族的命運，胥決之於其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力，亦即決之于文化。」

    事實上，在郭廷以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中，亦可看到他對近代中國歷史的整體理解。在1950年發表的〈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一文中，郭廷以指出：「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均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個國家民族的禍福命運。順逆成敗，則又決之於國家民族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能力，亦就是決之於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適應環境或近代化，首須對於環境與時代具有正確的認識，否則就無從說起。無疑義的，近代中國在民族大競賽中，縱不能謂完全失敗，最少也當承認是暫時落伍。」在1951年發表的〈近代西洋文化的輸入及其認識〉一文中，郭廷以指出：「中西接觸最少已有二千年的歷史，西洋文化的輸入中土，自非一日，而其真正在中國發生重大影響，則為近代之事。所謂近代，即指十九世紀前期以來，明確的說，即中英第一次戰爭或鴉片戰爭開始。」在1953年發表的《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一文中，郭廷以曾將西學入中的歷史分為三期：明清之際、道鹹同光、民國初年以來。「嚴格來講，第二期西學的迻譯，應自同治初年算起。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〇年中國所受創痛之深，屈辱之甚，在當時人的感覺，遠過於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災禍之烈極矣』。而自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三年對太平軍的戰爭，複獲得重大而有益的教訓。」何謂「近代化」？在晚年發表的〈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一文中，郭廷以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個人，為使其生活方式，精神的與物質的，能適應時代環境，以增進其福利所作的努力與所獲的成果，即為近代化。」而關於「近代化」的現狀和未來，郭廷以通過回顧歷史而滿懷信心：「中國應拋棄其猜疑心理與自是感，外人應拋棄其強權政策與優越感」；「近代化是自己的事，要靠自己的力量。但如能獲他人的同情援手，自較易順利推進」；「強權解決不了問題，單憑政治經濟的措施亦不易消除隔閡，一切有賴於彼此觀念的一致，而以中國的『恕』與『仁』為準則，『恕』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要之，郭廷以在肯定中國歷史連續性的前提下，從明末清初中西交通的歷史中探尋近代中國的緣起，鴉片戰爭無疑是影響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轉捩點，但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等合力作用亦不可忽視。在其看來，民族歷史的命運不僅取決於武力，更取決於文化。

    不難發現，郭廷以將畢生心血付諸近代史研究和「學術共同體」構建。不必計較他人的功過評說，無需理會人事糾葛的紛繁複雜。郭廷以在史料輯纂中極盡精微，在近代中國的場域中致其廣大，他留給後世的不僅是卷帙浩繁的皇皇巨著，更是南港學風的薪火傳承。

    作為「南港學派」的開創者，郭廷以亦有自己的師承與學術積澱。論及於此，學界往往多引用其在《近代中國史》（第一冊）「例言」中的自述：「編者研習史學，柳翼謀（詒徵）徐養秋（則陵）兩先生首啟迪之，而專力於近代中國歷史，則實受羅志希先生之教誨，本書之編輯，所得羅先生之指導協助尤多。蔣廷黻先生於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同開其風氣，直接間接，編者亦受其相當影響。」然而，論者往往只關注到郭廷以與羅家倫、蔣廷黻等人的密切交往，卻把其與柳詒徵、徐則陵的關係一筆帶過。事實上，通過郭廷以的回憶，不難發現以柳、徐為代表的「學衡派」對其治學亦有重大影響。

    自1920年南下金陵，郭廷以便開始接受「學衡派」的文化薰陶。在南高附中就讀期間，國文教師許誠先生將郭廷以引薦給業師柳詒徵。郭廷以晚年口述自傳中說，柳詒徵曾囑咐他們一般年輕學生：「你們不要受胡適影響不看舊書，要有本領把《史記》、《漢書》都標點出來才好。」柳詒徵不僅把自己的《中國文化史》交給郭廷以，還要求他標點段氏《說文解字》。正因如此，郭廷以才下定讀史決心。此時，郭廷以有很多機會聆聽教授學者的演講，在他看來，對自己影響最大的當屬南高哲學教授劉伯明：「最難得的是劉先生常來我們中學演說，談有關道德學問的問題，出口成章，很能吸引聽眾。他強調一個做學問的人必須要有基本的訓練——即科學的訓練，而科學的訓練以數學為第一，物理化學為其次，再次是工具書的運用。」

    進入東南大學歷史系後，郭廷以直接受教於諸位學衡名家。大一學年，柳詒徵親授中國文化史、西洋史、西洋哲學史等，他極其重視學生的課外閱讀，解決學生們提出的問題。大二學年，柳詒徵又開授近代史課程，郭廷以晚年口述自傳中說：「中國近百年史從鴉片戰爭講到近代大約有七十多年，因為材料問題不好解決，拿日本資料來教，另外要我們自己看東華錄，初看茫無頭緒，後來越看越有興趣，從道光朝到咸豐朝，再往前看到乾隆朝，我另編出一套章節，很得劉先生贊許。後來我又讀《聖武紀》、《清朝紀事本末》，得益極多。」史學方法的課程由歷史系主任徐則陵承擔，「（他）用中國的歷史作例來解釋西洋的新史學方法，他精通西洋歷史及研究方法，中國學問也有根基，教起來融會貫通，使人傾服。」此外，劉伯明、湯用彤、繆鳳林、劉崇鋐、羅家倫等先生也先後在歷史系授課。東南學風也深刻影響了郭廷以學術習慣的養成：「在大二時受柳先生影響，一天到晚做讀書劄記，後來把做劄記的習慣應用到記時事方面。我隨時記內閣變遷，記各省軍隊番號，記軍隊駐防區的變更，記軍官的出身，並列出表格，記得很熟，這些工作等於是我後來研究現代史的準備。」

    東南大學的四年學習奠定了郭廷以一生的史學功底，時隔數年，輾轉奔波的他再次回到南京。此時，東南大學已經易名為國立中央大學，郭廷以成為母校的一名近代史教師。1937年前，郭廷以專注於學，據其回憶：「為了研究太平天國歷史，我經常在國立圖書館、江蘇省立圖書館、金陵大學圖書館查閱書報資料，金陵大學是教會學校，英文書多，想不到地方誌有七八百種之多，這些是各地教士搜集來的，李國鼎的兄長李小緣幫我很多忙，讓我在圖書館閣樓上查書，我把所有地方誌都看過，善本書也全看過，相當下工夫，當時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熱溫度一高，汗流浹背，非常之苦。」其著作甫一出版，即在學界引發巨大反響。

    至1949年的數十年間，郭廷以在中央大學歷史系勤勉執教，廣受學生讚譽。王覺非曾回憶：「我在大三時上郭廷以先生的『中國近代史』。這門課是必修課，郭先生上課史料豐富，他按照年代順序和歷史事件經過，詳細講授。同學們都很用心聽。他聲音小，講話速度又快，記筆記非常辛苦，不太能全部記下來。當年，我們參加學生運動、示威遊行時，郭先生既不鼓勵，也不干預。」「就我所瞭解，郭先生非常用功，他極為重視史料。······此外，別的一些教授也很重視史料，中央大學有這個特點，這些老師都是講究史料的正確性與豐富性。因此，學生受老師影響，也重視史料。」（《南港學風：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頁）劉敬坤亦有如下回憶：「郭先生上課從不遲到，而下課時間一到，無論講到哪裡，都準時下課。他對我們同學非常嚴格，舉個例子，上第一堂課，他一個一個點名，而且一個一個仔細地看，之後，就不再點名；到下一次上課時，他只要把卡片拉出來一看，就知道哪個人沒來，當場就做了記號。」「郭先生指定我們看的書，例如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籌辦夷務始末》等清季外交史料」，「後來，我的研究多少還是受到郭先生對史料下工夫的信念影響······郭先生為我們打下很好的基礎，我很佩服他做學問的精神，以及教書認真的態度，他教了我們實際的歷史知識。」（《南港學風：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393頁）郭廷以重視史料的治史方法，不僅影響了中央大學歷史系的青年學子，更是對南高師、東南大學學術傳統的踐行與傳承。

    誠然，郭廷以的治學理念受羅家倫、蔣廷黻等清華學人的影響甚大。然而，在民國學術南北雙峰並峙的時代，郭廷以雖未曾在《學衡》等刊物上撰文，但他成長並執教於「學衡派」大本營二十餘年，無論是對史料整理之重視，還是「近代化」史觀之構想，均是汲取各家所長之結果。這種相容並包、貫通古今之學風，無疑是對學衡精神的絕佳詮釋。

2022-01-29 來源：澎湃新聞

引自《学衡》百年︱史家郭廷以与学衡派 (thepaper.cn)

      恭喜臺灣大眾史學會成立，也恭喜張弘毅教授榮任第一屆理事長，我們在臺中烏日站的會議中心見證了這個過程。大眾史學早在1970年代就已在歐美興起，周樑楷教授於1990年代開始大力推倡，沒想到直到今天，臺灣才成立第一個這樣的歷史學會，能夠將相關理念推展到實務階段。我在論壇時提出，由於臺灣的學術評鑑評鑑制度僵化且沒有彈性，還是以寫論文為主(請注意，寫論文不是不好，它反而是應該重視的基礎)。相較於音樂、戲劇、電影等領域，有人強在學術研究，當然也有人擅於操作實務展演，對後者來說，雖不會產出論文，但擁有很強的展演能力，還是能在學院中、學院外的業界生存下來的。反觀歷史學界呢？如果一個人不寫很正式的學術論文並發表於核心期刊上，他不但找不到工作，也無法在大學中生存，兩相比較，即可知歷史學今日發展之瓶頸。

       若假使年輕學者沒有時間投入，也對他們升等評鑑沒有幫助，那台灣史學界當然就很難產出動人的大眾史學作品，於是大眾歷史的大餅只能被其他領域的人士分食，歷史系的訓練當然也就無法展現這方面的特色。並且，當我們談到大眾史學中的影視史學、歷史小說、歷史遊戲、歷史動漫、公共政策史、企業口述史，甚至是具備撰寫通俗歷史讀物的能力等等，都不被視為是「正統」，而難以登堂入室。而偏偏、偏偏事實是殘酷的，大眾並不需要那些四平八穩的「正統」論述，他們只是想要一種能夠陪伴他們人生與度過枯燥生活的良伴，一個有趣的歷史玩意兒。職是之故，目前的學術環境，是無法培養大眾史學的師資與人才的，故只能「借將開課」，而使史學之主體，則在日積月累中化為無形，被人們遺忘，豈不悲哉？所以今天非常樂見這個學會成立，也希望學會能給歷史學界之發展注入一股活水，吸引更多喜歡歷史而不一定是或要成為學者的各年齡層的人士，一同來喜樂「閱聽視」歷史、而願意走入歷史系所。

 

版主：謝謝余新忠教授推薦。

立足堅實的歷史，以新的思路重新理解中西醫匯通之路

余新忠/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兼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

兩年多來，全球性新冠肺炎的爆發和持續流行，極大地激發了世人對瘟疫歷史的關注和回憶，與人類同在的瘟疫，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實，都對人類的歷史進程和日常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用說，關於歷史上的瘟疫與人，一定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們去發掘和探究。這兩年，受疫情的加持，大量有關瘟疫歷史的書寫，紛紛湧現。其中，一九一八年前後爆發的「西班牙大流感」，這一發生在現代世界中，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席捲全球的大瘟疫，由於其年代上離現在不遠，加上疫死人數巨大（一般估計五千萬至一億）和症狀方面與新冠肺炎比較接近等原因，一時成為時下最受關注的歷史疫情。然而，儘管這場瘟疫在世界疫病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在中國的疫病史中，卻幾乎處於失語狀態。作為長期從事疾病醫療史研究的研究者，在看到眾多有關西班牙大流感的介紹時，才突然意識到，那段時間自己印象較深的中國疫情似乎只有綏晉鼠疫，而對全球性的流感疫情，卻幾無瞭解。根據常識，當時的中國早已不是封閉的國家，而且有大量華工參與一次世界大戰，肯定不可能自外於世界而獨善其身。這不禁讓我深感震驚和汗顏，不過當我對既有研究進行了一些調查後，又稍感寬慰，因為這可能不只是因為自己不夠敏銳或知識上不專業，更主要的還是緣於既有中國近現代疫病史研究確實對它缺乏關注，只有比較晚近的區區數文論及於此。這又促發我思考何以如此？顯然，考察這場全球大流感在中國的流行情況，並探究它何以較少受到時人和後來研究者的關注，無疑是一個重要且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一度我曾想啟發我的研究生關注此一課題，不過很快得悉皮國立教授對此早有關注，並已有數篇重要的論文發表。我知道國立兄是一位非常勤奮且高產的學者，故覺得用不了幾年就應該可以讀到他系統的研究成果。不過，當去年底收到他書稿和邀請寫序的郵件，還是深感驚喜，一方面訝異於他令人驚嘆的研究和寫作速度，另一方面，則為閱讀過程中，我心中的相關疑惑每每能得到解答而感到欣悅。在本書中，國立兄不僅以宏闊的視野、豐富的史料和細膩的筆觸，十分系統而細緻地向我們展示了，在全球大流感流行的背景下，一九一八年前後中國流感流行的前因後果、流行狀況以及國家、社會和醫界的應對，同時還非常有說服力地解釋了這一重要的疫情何以長期未受到足夠的關注。就筆者的理解，國立兄至少在書中談到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死亡人數較少。這場流感流布全球，不僅對歐美，對亞洲也造成了極大的人口損傷。一般認為，同為亞洲國家的印度，死亡人數多達一千萬以上，所以現有一些海外的研究也多估算中國的死亡人口為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不過本書以翔實的史料和合理的推理令人信服地表明，這場瘟疫導致的死亡人口，遠少於一般的估計，1918至1919年兩年加起來，不過在六十萬左右。這一數字若放在現代，當然顯得頗為驚人，不過相比於其他國家，特別是放在當時中國的歷史情境中，就不足為奇了。二是流感未被列入當時的法定傳染病。作為一種新的疫病，當時沒有列入是理所當然的，不過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也沒有列入，這應該跟當時病原微生物學尚不夠發達和中國社會向來視感冒為非嚴重的疾病有關。未列入法定傳染病，不僅會影響官方的應對行為，也會影響當時對這類疾病的統計及相關記載等文獻的記錄和流傳，從而間接影響後來的研究者對這一疾病的關注。三是尚缺乏比較統一規範的疾病命名和疫病應對機制。當時的中國，疫病頻仍，民間的公共衛生狀況難盡如人意，政局也不夠穩定，比較缺乏統一規範的疫病應對機制，這種情況下，非烈性的低致死率瘟疫，相對也不太容易引起普遍的關注，流感的致病率和死亡率雖然高於普通感冒，但還是比較容易混跡於眾多的時疫之中，而當時的中醫往往將其視為溫病的一種，使得這場流感在當時的諸多文獻中辨識度和顯示度相對較低。

這些論述不僅很好地解釋了這場流布世界各地的全球大流感為何長期在中國疫病史中處於失語狀態，同時，也顯示了開展這項研究的難度。不過儘管存在著諸多的困難，國立兄還是憑藉他超強學術探究精神、深厚的學養以及勤奮，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成功地將這場疫病在中國的流行情況比較清晰地呈現了出來。當然，本書的成功也不僅僅在於比較清晰地揭示這場疫情的流行和應對狀況，還在於他能將這一新研究置於既有的學術史脈絡中，以前沿的學術理念和強烈的現實關懷，推動了中國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不斷深入開展。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至少有兩點：第一，他將醫療史和日常生活史很好地匯通起來，將與流感相關疾病認知、醫藥知識置於具體的日常生活中來加以探討，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這場疫病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並踐行了他提倡的「重層醫史」的研究理念。這一點，他在書中，特別是緒論和結語中都有清晰的論述，毋庸贅言。

這裡我想稍微多說兩句的是第二，他關於中西醫匯通和中醫發展歷程的思考。幾年前，我在拜讀他的《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一書時，就真切地體會到了我們作為歷史學者，在真正關心中醫發展上的意趣相投；這次閱讀本著，我不僅再次更明確地感受到了他的這一心願，同時感受到的還有他對中醫的認同。本書中，他提出了一個頗有衝擊力但多少是假設性的看法，當時那場流感疫情，中國之所以病死人數相對較少，應與中醫作用的發揮有關，我們不應該忘記或抹殺中醫的功勞。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結合現實，認為中國大陸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醫的介入治療對提升新冠病人的療效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樣的判斷儘管自有其道理，但要想得到扎實史料和科學資料的證實，似乎也頗為困難，實際上，這可能根本也不是歷史學者可以完成的任務。不過作者通過具體的研究提出這樣的認識，其意義並不在於這一結論是否可以成立之本身，而是提示學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實有必要立足於堅實的歷史研究，以新的思路和理念來重新認識和理解至少已歷經百餘年的中西醫匯通之路。遙想一百多年前，徐壽、李鴻章等人率先提出中醫西匯通之論，未必真的從內心認同中醫的學理，而唐宗海等人首先在醫學界舉起中西醫匯通的大旗，也未必真的理解西醫醫理的精妙何在，但他們都出於本能性的民族文化認同，基於西方文明已成現代世界主流文明、中西醫療效上各有所長和中西醫學同為治病救人的醫學等基本事實，開啟了意義深遠的中西醫匯通之路。時至今日，儘管這樣一條道路為現代中醫的形成和中醫在現代中國依然與現代醫學並列於主流醫學體系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然而，出於中西醫醫理匯通上的困難重重、中醫理論現代化研究乏善可陳以及現代的研究者往往狹隘地理解中西醫匯通的內涵和意義等因素，也出現相當多頗為強烈的反對中西醫匯通和結合、主張回歸「中醫」的聲音。於是，現實社會中嚴重對立的「中醫粉」和「中醫黑」之間無休止的拉鋸戰也獲得了專業上的背書，嚴肅的學理之爭與一地雞毛的口水戰相互攪合，讓本來就頗為複雜的中西醫之爭變得更加糾纏混亂。

若要跳脫這一現實的困境，就有必要回到歷史的起點，去認識和思考中西醫匯通思想出現的來龍去脈，並結合現實，去體認以下事實：中醫的現代化及其取得重要成就，可以說根本上就是中西醫交流匯通的成果；雖然現代醫學突飛猛進，但中醫在治療上、效果上依然具有其特色和某些方面的優勢。在現代社會，任何專業、學術乃至文化，都不可能完全自外於現代文明體系而獨立存在和發展，中醫也不例外；現代研究表明，醫學具有科學和人文的雙重屬性，所以從文化上凸顯中醫的價值和意義，無論從策略上還是學理上都有其合理性，但同時，中醫作為醫學無疑更具有科學的屬性；中醫雖然有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和臨床經驗積累，但專業而現代的研究，歷時尚短，而現代科學研究的投入，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相較於西醫及其相關學科，都極為欠缺和薄弱，所以在中醫理論現代化等中醫醫理研究方面，暫時未能取得良好的成績，應該也是頗為自然的事。若能如此，我們就可以以新的觀念和思路來重新理解中西醫匯通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立足中醫的療效，以更加開放的心態、科學的方法和創新的精神去尋求現代中醫理論和治療上的突破和發展，在中西醫匯通的道路上，開創中醫發展的新格局、新氣象。

我想，這應是國立兄內心的祈願和我們共同的心意吧！故謹此聊贅數語，以志對國立兄出版新著的敬意和祝賀！

余新忠

2022年2月3日於津門寓所

      史家余英時昨日過世了，最初讀他的著作，是因為前輩和學長都說研究所的題目會從他的書出來，要好好唸。所以啃了《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之類的書。其實，那時似乎只有清大、臺大歷史所會考余先生的書，而我考研究所的那年(2000)，並沒有碰到相關的題目。後來不往思想史發展，只把余先生的著作當成通俗作品來看，反而感到《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重尋胡適歷程》和《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更加平實且有味道。須知在平易近人的文字中書寫自己的觀點與複雜的思想脈絡，那才是學者得真功夫，大部分學術專書，只有堆砌史料和理論，難以咀嚼，無法深入一般人的內心。摘錄幾段我書內的文字，也算對余先生史學人生之悼念吧：

余英時：「史學必須與文學融化為一體，然後才能產生雅俗共賞的敘事作品。」……閱讀與寫作，不只是技巧或方法，還是一種態度與精神，失去了核心的後者，再好的技巧或方法，也只是奇技淫巧，換一題目或寫作模式，立刻捉襟見肘，只能立於無用武之地。正如余英時所言，所謂的方法論是「為學如扶罪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一方面吸取新方法雖然有用，但新方法又隱藏著無數的陷阱，「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在史學研究上是沒有捷徑可走的，一切都要靠史學家自己去辛苦而有耐心地摸索。」要隨著不同主題，靈活地運用相關研究法，才會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余英時有一段廣為學者引用之名言：「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20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國史者先有外國框框，則勢必不能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

———摘自《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頁19-27。

         章開沅先生今天與何兆武先生一同仙逝(2021年5月28日)，史學界可謂一日痛失兩位英才。2014與2015年，有機會和中原大學的同事連續兩年帶學生去華中師範大學，都見到章開沅先生，他真是一位毫無架子的老者。章先生還贈送《章開沅口述自傳》給每位師生，我後來還把他口述史封底的一段話，寫在我的《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內，原文是這樣的：

……做學問的最佳精神狀態是什麼？簡單地講，就兩個字，一個是「虛」，一個是「靜」。「虛」即是虛空，腦中沒有絲毫雜念，沒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羈絆，沒有計畫項目，沒有考核，甚至於沒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論知識，將自己完全放空。「靜」即寧靜，不生活在熱鬧場中，才能寧靜；心不為外界誘惑所動，才能寧靜。能虛能靜，方能神遊萬古，心神專一，思慮清明。「虛」「靜」的學者，在旁人看來，可能是「發瘋了，癡呆了，入迷了」，但這確實是做學問的最佳精神狀態。擁有「虛」、「靜」的學者，是純真的學者；越「虛」越「靜」，純真度越高，他不是為了計畫獎金或評鑑需要而寫作，而是他真的樂在其中。一個學者最終能達到什麼樣境界，開創什麼樣的局面，和他的純真度是大有關係的。

      這張照片內有諸多回憶，那些年和老同事的快樂時光，章開沅的入鏡，成為回憶的一瞬間。後來寫書時，作為一種勉勵，希望自己和未來的史家都能永不忘懷那份最初的「純真」與對學問的單純執著，不被困難打倒、不被俗務纏身，能優游享受讀書與研究的樂趣。

「前衛」歷史學者蔣竹山

作者：曾夢龍 2021-05-14 23:33

如果你對歷史普及和史學趨勢感興趣，多半對蔣竹山這個名字有點印象。

他被看作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推手，創立的新文化史網站在史學愛好者和研究者當中很有影響；他常常出現在各種歷史書籍的封面和導讀中，為出版社主編新史學叢書，比如「全球視野與物質文化史」系列的《植物與帝國》《設計異國格調》《奢侈與逸樂》等；他也辦了很多推廣新史學的活動，比如動物史、情感史、概念史、醫療史、環境史、閱讀史、食物史、海洋史、全球史、歷史記憶、歷史人類學、博物館歷史學，令人眼花繚亂。

2021年3月，蔣竹山出版新書《看電影，學歷史》，這是本歷史通識讀物，源自他在大學開了近20年的課程「電影與社會」。蔣竹山覺得，電影像是一扇窗，希望通過電影引導讀者思辨歷史問題，培養分析與理解事物的技巧。「此外，還希望讀者能認識到，看待歷史不應用現代的觀點，而是要回溯當時的脈絡，立足於當時的經驗與看法，採以‘神入’（即同理心，Empathy）方式。」他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寫道。

於是，你可以從電影《荒野獵人》瞭解北美的毛皮貿易、白人與原住民的關聯；隨著《海洋深處》探尋人類第一個全球性產業——捕鯨業的歷史；從《希特勒回來了》思考戰後德國的歷史記憶光譜；從《伊本·白圖泰》看橫跨亞洲世界的中世紀旅行者；從《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看17世紀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跟著《霸王別姬》從戲曲看近代中國等等。

2021年4月，我和蔣竹山做了一次視頻訪談，聊了聊他為公眾普及歷史的心得和想法；怎麼看待歷史學研究從社會史到新文化史，再到全球史的轉向；他自身的研究又如何受到新文化史和全球史轉向的影響。

在許多人眼中，蔣竹山在歷史學界是個「前衛」的人，一是他穿著打扮時髦，頭髮挺有特色；二是他不願受傳統束縛，喜歡創新，熱衷介紹學術前沿。但是，他也不贊同學者盲目追逐「前衛」：「我倒不會覺得新的東西就一定好，只是說它會讓你在舊文獻裡找到一些新的關注點。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新史學家，所以不見得大家一定都要轉到新，或者一定都繼續做舊。」

讓普通人對歷史感興趣

2003年秋天，當時還是大學講師的蔣竹山想通過電影教歷史，但擔心學生對歷史不感興趣，所以把課程取名「電影與社會」，「先把學生‘騙’到課堂上來，再夾帶一些東西」。第一年開設時，他只講性別電影，並將每年12月的國際女性影展花蓮巡迴場列入課程活動，一百多位學生參與修課，反響熱烈。

後來，這門課的課程設置調整過多次，除了性別，加入全球化、記憶與鄉愁、戰爭與媒體、國家與社會、族群認同等議題。每部電影的課程內容定型為四部分，先是「電影本事」，講述電影的基本故事；再是「電影裡沒說的歷史」，探討電影裡的歷史片段；然後是「像史家一樣閱讀」，援引和導讀當代史家的作品或歷史文獻；最後是「用曆想想」，啟發學生討論問題。

蔣竹山稱，和十年前不一樣，現在學生都是「手機世代」，影像不見得對他們有太大吸引力，所以老師不能只放電影，讓學生自己看，要學會設計不同橋段。

除了《看電影，學歷史》，蔣竹山還寫過兩本歷史普及讀物。一本是《裸體抗炮：你所不知道的暗黑明清史讀本》，改寫自他20年來所撰的明清文化史論文，探討物、身體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包括裸體抗炮、過癩習俗、士人的身體書寫、五通神、官員的拉薩之旅、清代姦情的社會文化史、纏足的修正史、物的十七世紀流通、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呈現一場明清的感官世界之旅。

另一本是《島嶼浮世繪》。蔣竹山稱，寫這本書是想說服學者寫一些給大眾看的書，所以自己先做一個示範。在書中，他用41個關鍵字，如銅像、地震、服裝、麻雀、咖啡店、寫真館、納涼會、圓山動物園、臺北鐵道旅館，書寫和臺灣地區民眾息息相關的日常生活史（1895~1945）。

雖然已經有許多人意識到公眾瞭解歷史的必要，甚至誕生了大眾史學（PublicHistory，又譯為「公眾史學」、「公共史學」）這一派別。但是，由於學術評價和觀念偏見等原因，真正踐行大眾史學的學者還是少數。

皮國立稱蔣竹山是老師輩，自己年輕時因新文化史網站知道他，後來和他常有通信和學術交流。受其影響，現在皮國立運營了一個網站「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也和蔣竹山成為同事，在「中央大學」任教。

他對我說，像蔣竹山這樣願意向公眾推廣歷史的學者在學界比較少見。「我們現在一直講大眾史學，可是傳統歷史系跟那些比較有名望的教授，他們不管歷史學大眾化，覺得歷史是高深研究的學問，有很強的學術脈絡。但是，在這個時代，對於大部分不是歷史系的民眾，你怎麼讓他接觸更多歷史，讓他喜歡歷史，不可能給他看一篇很硬的學術文章，要用其他方式。」

2003年，蔣竹山寫過一篇對南開大學教授余新忠著作《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的評論，「有鼓勵讚揚的話，也有不少批評性意見」，余新忠說，「雖然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批評意見，但一些批評意見對我有幫助，甚至有觸動，所以我主動寫了一封郵件，向他表示感謝」。兩人因此結識，成為相交十多年的好友。

在余新忠印象中，蔣竹山對資訊傳播的公益工作很熱心。他敬重大眾史學這類工作，對我說：「這樣的工作做得好比我們這些站在象牙塔的人對社會的影響更有直接效應。當然，沒有象牙塔真正的知識生產，推廣也是不可能的。」不過，他也覺得，蔣竹山在大眾史學、前沿追蹤、舉辦活動、外出講學上面花了太多時間，可能多少也會影響他在具體研究中扎實和深入程度。

關於大眾史學，不同國家有不同發展，遠比學者普及歷史的單一維度豐富。

蔣竹山在《看電影，學歷史》中就介紹了英國大眾史學的最新趨勢，包括越來越多著名學者從學院進入影視、出版、媒體等公共領域，接觸社會大眾，典型代表為西蒙·沙瑪的《藝術的力量》、尼爾·弗格森的《帝國》等；地方史受到歡迎，地方檔案需求增加，以及各式各樣的文化遺產方案等；大眾考古活動流行，「尋寶」的金屬探測構成興趣社群；越來越多人熱衷跳蚤市場、古物交易、拍賣。「收藏」成為大眾建立自我認同的關鍵之一，西方有25%至30%的成年人認為自己是收藏者，其中三分之一住在英國；歷史角色扮演活動、歷史紀錄片、數字歷史興起，等等。

「在這個人人都是史家的年代，歷史已成為商品，歷史消費者可以通過物質媒介接觸歷史。大眾不僅可以通過學院史家掌握歷史知識，也可以借由大眾文化發展趨勢下的虛擬轉向（virtualturn）與視覺轉向（visualturn）接觸歷史，並以此為起點發展他們自己的敘事、故事及歷史經驗，這種趨勢在英國尤其明顯。」蔣竹山寫道。

在接受採訪時，蔣竹山稱，英國的趨勢是歷史成為商品，這對美國史家來講，憂心忡忡，覺得可能流於通俗。美國的大眾史學比較傾向於歷史學家寫給大眾看，關注博物館怎麼扮演歷史教育的重要平臺，史家如何參與地方社區發展等，這方面內容可以參看浙江大學教授李娜的《公眾史學研究入門》。

「我不見得特別喜歡美國，或者特別喜歡英國，尤其在我們這邊，你同時要去關注。有一塊，現在年輕人的歷史知識是打電玩打出來的，所以遊戲本身變成值得探究。像中國人民大學姜萌教授在編《中國公共史學集刊》，裡面就提到‘遊戲史學’。」蔣竹山說。

他覺得，有些學者對商業這一塊嗤之以鼻，但對另一些學者來講，你越不理它，就越不瞭解它，覺得是旁門左道，但其實社會非常大一塊的人在通過這種方式接觸歷史，需要史學裡的人特別關注和研究。如果史家要保護大眾的歷史意識，他們首先就必須要瞭解民眾是如何被告知且擁有歷史資源的。

從經世濟民到聲色犬馬

除了大眾史學，蔣竹山另一重要工作是介紹國際學術前沿。正如余新忠所言：「他對前沿學術的關注和追蹤，在整個大陸和臺灣史學界，都是很突出的，特別對我們醫療史研究來講，更是如此。」

蔣竹山稱，20世紀的歐美史學發展有兩次重大轉變。一是1960年代以來，社會史挑戰傳統史學，成為史學研究主流。學者遠離精英的歷史，轉向自下而上審視歷史，關注普通人、被邊緣化或被壓迫的人的經歷。

二是1980年代發生語言學轉向，新文化史取代社會史成為學界寵兒。他援引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的說法：「新文化史的史家們大多認為，個人是歷史的主體，而非客體，他們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長時段裡影響歷史的發展。新文化史的最新發展方向是在文化裡包含了政治、飲食、服裝、日常語言、身體等主題。」

歐美史學這些變化逐漸擴散，身處其間的蔣竹山，學術關懷重點隨之發生變化。

1987年，蔣竹山考入「政治大學」歷史系。他回憶，那時臺灣高校的歷史教育處於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外交史轉到社會史的階段，所以比較強調斷代史、國別史。不過，雖然學院大部分是老教授，但少數從美國回來的老師給他們帶來新的研究趨勢，包括介紹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何炳棣的《明清的社會史論》，衝擊很大。

「我看書有一個習慣，會看一些不是傳統史學的東西。那時候臺灣在流行年鑒學派，我後來的老師梁其姿，在我大學的時候已經編了一些書，把年鑒學派的一些重要論文翻譯進來。臺灣出現一個刊物叫《新史學》，代表從傳統走到比較西方史學訓練。我大概大四時接觸這些東西。」蔣竹山說。

1991年，蔣竹山進入臺灣「清華大學」念思想文化史。當時，許多西方漢學家會到學校講學，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A.Elman）。艾爾曼開設的課叫「十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教育與社會」，主題雖是「教育」，但重點強調「社會」。蔣竹山在這門課上閱讀了許多歐美社會史的重要著作。

他說：「第一代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最早從沿海城市看中國問題，有衝擊才有回應。但是，到艾爾曼這一代，他們從比較社會史的方式研究中國，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在研究士紳、宗族、廟宇等。這其實代表《在中國發現歷史》那本書裡一個大的方向。艾爾曼的思想史也開始轉向社會史，看起來還在研究思想，但背後在談思想在某個時代怎麼跟社會結合，變成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關鍵。比如談宋明理學，朱熹的思想怎麼變成地方社會運作非常重要的支柱。那時最常被提到大概是孔飛力的《叫魂》。」

受艾爾曼啟發，蔣竹山的碩士論文看起來在做宗教史，但是從社會脈絡去做宗教，談地方社會跟宗教之間的關聯。當時，學界關於上層文化跟通俗文化之間有一場論辯。他恰好讀了論文集《明清時期的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裡面講了很多民間信仰，所以最後做的是「五通神」研究。

1990年代初，蔣竹山參加一個「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讀書會，開啟他日後對醫療史的研究興趣。不過，他關注的醫療史以文化史取向居多，第一篇醫療史研究明清華南地區麻風病，就是從該讀書會的報告發展而來。

博士期間，蔣竹山轉向醫療史，開始從身體史的角度研究醫療，於是有了陰門陣、晚明祁彪佳家族的醫病關係等研究。有一段時間，他甚至想做明清身體史研究，但最終研究的是「物」的歷史，也就是東北人參的歷史，成書為《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

他回憶：「有一本書對我影響蠻大，叫《歷代醫師筆記》。它把所有筆記裡跟醫療有關的資料全部摘錄出來。我慢慢摸索出來，筆記裡怎麼那麼多人參？我就問老師（注：蔣竹山的碩博導師都是梁其姿，現任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兼歷史講座教授），這個題目可不可以做？她說，可以。」

「剛開始覺得這是個醫療的課題，後來發現這跟清朝內務府息息相關，因為它是專賣制度。它怎麼開發東北，怎樣透過內務府專賣，然後賣到江南，所以跳脫醫療史範疇，有政治、經濟、社會蠻多不同層面。整個環節接起來，你會看到在做人參的社會生命史，物的背後有一些制度或者人在影響物的流通、發展。」

蔣竹山稱，曾有學者認為，當代臺灣明清史研究的走向可以概括為「從經世濟民到聲色犬馬」。他覺得這話一點都不誇張，體現了「文化轉向」。

在大陸，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轉向同樣影響到研究者，比如「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如劉志偉、科大衛、鄭振滿；南開大學成立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推動社會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王笛提倡微觀史、新文化史，寫出《街頭文化》《茶館》、《袍哥》等作品；趙世瑜、孫江、楊念群、張仲民等學者都採用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方式；新史學相關的刊物和書籍不斷湧現，羅伯特·達恩頓、彼得·伯克、娜塔莉·澤蒙·大衛斯、林·亨特等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都有大量中譯，等等。

有關新文化史導致史學破碎化的擔憂，蔣竹山認同王笛的看法，覺得這是個假議題。新文化史的量遠遠不夠，根本沒有衝擊傳統史學。但是，在臺灣，由於史學工作者數量有限，傳統史學非常擔憂新文化史的衝擊。

皮國立稱，像他的老師呂芳上對此就有很深的危機感。「醫療，有意思！情感，好新奇！動物，好快樂！這些歷史都很有趣。但我的老師呂芳上先生認為，歷史的主幹是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不能偏廢。大陸人數多，學術呈現百花齊放是很好的發展。可在臺灣，研究歷史的人沒那麼多，所以當新文化史很紅時，另外一派的人很緊張，覺得他們的話語權可能會消失。」

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熱

蔣竹山稱，21世紀初，新文化史在美國獲得空前勝利，沒有人再去標榜自己做的東西是新文化史，內化到所有研究。但是，新文化史因為過於關注虛構、表像、符號，熱衷探討什麼被建構、發明，導致傳統史學社會、實體的層面被丟棄。大概在2010年，另外一波變化發生，全球史跑出來。

「你如果去找全球史的源頭，更早會有一些關鍵字跑出來，但它有一些是外在的東西。所謂外在，‘9·11’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9·11’之後，美國史學家開始跳脫西方中心觀看其他世界，瞭解歷史裡西方文化跟其他文化之間接觸的關聯性。比如，2010之前就有一些重要著作跑出來，彭慕蘭的《大分流》是非常重要的作品，看起來是中國史，但是後來變成研究18世紀前後世界史的參考讀物。在他之前，也有一些相關研究，比如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

彭慕蘭認為，1800年之前，中國與歐洲在經濟發展方向大致相同，此後才有了「大分流」。「大分流」最主要的關鍵不在於過去說的技術創新等，而是一種偶然因素，也就是所謂地理上的好運帶來的能源革命，以及海外人力資源的特權。這一歷史變遷和白銀密不可分。缺少白銀，16世紀後期及17世紀初期中國商品的全球出口就不可能出現。

蔣竹山覺得，這些論點影響了後來的卜正民、歐陽泰、包樂史等漢學家，引發關於大分流的各種爭論，誕生了一系列全球史著作，包括《維米爾的帽子》《塞爾登的中國地圖》《從丹藥到槍炮》《看得見的城市》等。他們認為，工業革命之前，世界中心是在亞洲，尤其在中國。

「他們寫的明清史是把明清放在世界框架裡去看，所以老外會覺得他們不是在寫中國史，而是在寫世界史，只是所有寫的課題都導向中國在那時的重要性。這個時代他們的主流看法就是這樣，轉向看亞洲，看中國。」

受此影響，蔣竹山的研究也轉向全球視野，最近正在做味精的全球史，主要關注它在東亞的流變，講述一個物的社會生命史。

比如，味精是一項化學工業發明，開始被認為是現代性的科學產物，但在1980年代變成具有負面意味，為什麼人們的看法會發生這樣的轉變？味精如何塑造亞洲乃至世界的味覺？

味精剛發明時，打入日本市場是靠改變年輕女性的看法。因為日本在1920年代有所謂新女性的誕生，所有女性都要走入職場時，不太有時間待在廚房。這種科學發明宣稱讓女性可以快速做出現代的健康料理。

到了民國時期，上海興起國貨運動，所以味精的故事變成愛國企業家如何創造出中國自己的味精，然後與日本競爭。

「通過探討味精在東亞的生產、流通與消費，我們可以認識到受日本影響的幾個東亞地區如何接受這項新商品，並且獲得一場感官與味覺的新體驗。這裡頭有化學工業技術史與產業發展史的關聯，有株式會社鈴木商店的企業史和經濟史問題，有海外推廣的廣告與消費文化的文化史重點，也涉及與20世紀飲食文化變遷有關的感覺史課題。此外，在戰時體制下，更涉及了殖民體制的政治史課題。因而，通過味精的全球視野研究，我們更能理解一種商品的全球化特色。」蔣竹山在《看電影，學歷史》中寫道。

除了味精的全球史，蔣竹山還在做《燕行錄》裡的中朝醫藥交流、透過10本日記寫1941年的全球史、東亞生活史四部曲等寫作項目。

因為全球史比較新，對學者的要求也比較高，臺灣和大陸真正做全球史的人很少。像在大陸，蔣竹山注意到李伯重、葛兆光等學者在用比較全球史的方式處理問題，採取跨文化、跨區域視角。

不過，由於全球史在西方的興起，和新文化史的傳播路徑一樣，先是大量作品被引進中文世界。這四五年以來，中文出版市場掀起一股全球史圖書熱潮。「兩岸三地大概都是出這種書，因為它是一個趨勢，西方現在很紅。」蔣竹山說。

他將這些書大致分為四類，一類是物的交流，比如《維米爾的帽子》《茶葉大盜》《青花瓷的故事》；一類是環境與歷史，比如《槍炮、病菌與鋼鐵》《哥倫布大交換》《瘟疫與人》《1493》；一類是大歷史、比較史、全球化，比如《人類簡史》《西方將主宰多久》《世界是平的》《大分流》；最後一類是帝國，比如《文明》《全球帝國史》《世界帝國史》《未終結的帝國》。

蔣竹山認為，全球史出版熱背後，實質討論的是東西方大分流的問題——近代以來，為什麼西方佔優勢？所以人們會用全球比較的眼光看待和解釋。粗略劃分，傳統一派強調制度，如《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A.羅賓遜，新的一派則強調環境，如彭慕蘭、蔔正民、戴蒙德、麥克尼爾。

這種出版熱也帶來一些問題。他擔心可能太「一窩蜂」，議題需要平衡。「你看中信做全球史，後浪、社科文獻也做全球史，大家差異、區隔越來越小，但是還有很多書沒被介紹，而且有不同議題。讀者的嗜好有時是被養大的，他會忽略掉史學其他重要作品，像軍事史、教育史、家族史都各自有相當不錯的作品。」

對於全球史熱，皮國立覺得，這股熱潮只停留在出版市場，對中國歷史學界所起的影響有限，有待觀察。他說：「西方人寫那種歷史，大而化之，一下到亞洲，一下到歐洲，跳來跳去。他們允許這麼做，但在傳統中國歷史論述和評價體系，似乎不太支援。」而且，「有些學者笑笑說，你目前看到的全球史著作，沒辦法探討古代史。一是沒辦法掌握古代資料，二是古代也沒有那麼多跨區物質交換，貿易或文化交流比較少」。

即使停留在出版市場的熱，臺灣和大陸也有一些區別，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余新忠對背後思潮的觀察：

「我們原來的敘事，中國是落後國家，西方是先進文明。在這種認知之下，西方很早就很厲害，中國很早就落後，至少明清以來是這樣。這種認知自然值得反省，無疑我們需要破除西方中心主義。不過有必要注意，反省與批評西方中心主義也是從西方興起，西方全球史研究興起也與此密切相關。但中國社會歡迎這樣的思潮，並積極跟進，相當一部分原因跟民族自豪感有關，希望表明我們曾經強大，到近代因為一些偶然因素才導致落後，現在要重新崛起。」

「我們正處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機遇期，這樣的心理和認知可以理解，這樣的思潮也具有意義。但是，作為學者，對於這樣一種潮流，我覺得應保持清醒頭腦。我們不能因為要破除西方中心主義，就認為我們的落後是偶然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固然理應讓我們擁有文化自信，但我們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盲目地認為我們一直都很好，如果這樣，中國近代又怎麼會經歷那段屈辱歷史呢？」

「做全球史的意義，不是讓我們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自我滿足，而是要通過引入全球視野，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性，不再總把自己想像成世界中心，破解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也要避免東方中心主義，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中國還是美國，顯然都只是人類世界中的一份子。」

關於全球史對公眾的當下意義，葛兆光曾說，它可以達成歷史學的一個崇高理想，即培養世界公民。蔣竹山覺得，作為世界公民，我們不僅要跳脫傳統的民族國家史觀，將自身歷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來看待，更要多加接觸全球史著作，以瞭解世界歷史的演變。

引自：「前衛」歷史學者蔣竹山-經濟觀察網 (eeo.com.cn)

林富士教授演講「神乎其技：近代中國「新媒體」中的「祝由科」形象之一」紀要

「祝由科」是林富士教授關注超過十年之課題，已發表成果有〈「祝由」釋義：以《黃帝內經．素問》為核心文本的討論〉、〈「祝由」醫學與道教的關係：以《聖濟總錄•符禁門》為主的討論〉、〈中國傳統醫學社群對於「祝由」療法的評價與態度：從隋唐到清代〉等，除此之外尚有許多以近現代中國為時空背景的研究未公諸於世。林教授立基於古代祝由醫療的研究，進一步追問明清的祝由實踐，能否對應於古代留存下來的醫學文本？另一方面，透過考察明代以降乃至新媒體誕生之後的祝由文本，能否反映祝由醫者之活動、技術、觀念與語言等細微變化。由於涉及長時段研究，早期有關祝由科活動的紀錄少之又少，晚近則是出現大量新媒體史料，如何面對史料性質不同、數量高度差異等侷限，對本研究構成不小挑戰。

　　上述研究成果預計收錄於林教授的新書《從正統到異端：祝由科的歷史》（暫定）。林教授首先為大家介紹新書的架構，前五章即整合林教授早期研究成果，闡釋祝由科之醫論、制度與技術，並破除長期以來祝由科所背負的「異端」形象。六至九章則以「人」為重心，一路從隋唐談到 1949 年，藉傳統文獻和新媒體史料探討祝由醫療活動情形，以及祝由科醫者之社會形象。第十章則以「文本」為核心，透過明清至民國時期留存下來的祝由書抄本、刊本或散見於醫者、士人著作中的祝由方，分析當時祝由術的內涵及在民間流傳的情形。第十一章為結論。

　　本次講論會聚焦之「新媒體」，運用在專書第七至九章。第七章主要探討祝由科醫者的醫療活動及人群學特色；第八章藉由報紙的新聞與輿論，一方面檢視祝由科之負面形象，另一方面探討祝由科在中、西醫論戰中的位置；第九章則分析新媒體中的祝由科廣告，討論近現代中國民間祝由科之生存策略，以及醫者在醫療方面的訴求。

　　「祝由」自元代 1305 年定名為官方醫學科目，至明代 1571 年廢除祝由科為止，歷經不到三百年，故當代對祝由術常存兩種誤解，其一為明隆慶年間廢科後，祝由科從此不傳。其二，官方廢祝由科，正表明了其長期以來不容於正統醫學。林教授駁斥上述觀念，指出祝由科自唐「咒禁」、宋「書禁」一脈相傳，皆屬正統醫學的一支，雖明末祝由科衰微，然而到了清代，民間祝由科醫者反有增多之跡象。問題在於，要如何證明民間祝由科的傳承與活動規模？

　　林教授從清代官方文獻、實錄、方志、詩文等史料多方查找，發現從明末至民國時期，有具體醫案、姓名或事蹟可考者僅有三十四例，總量相當稀少。但是這未必代表祝由術衰微，因為醫者在彼時仍屬賤業，除了少數儒醫、世醫以外，醫者幾乎不會成為傳統文獻的書寫對象。即便是祝由尚列在官方醫學科目中的元明時期，也很難找到具體醫療活動的文獻。這種情形直到晚清引入新式報刊與雜誌才有所轉變。林教授列舉了晚清至民國報刊及雜誌上計有四十三則祝由科相關的「正面」報導，時段從 1872 年至 1948 年，其中清代十八則，民國則有二十五則，但須留意晚清的報刊數量遠不如民國時期。由此可見，祝由科在帝國晚期受到媒體關注與報導程度，絕不遜於民國時期，也絕未出現「不傳」或「無傳」的情況。反而在民國時期，祝由科被人以「科學」、「西醫」的名目打壓為迷信，負面形象日益增加，輿論也開始對祝由科不利，祝由科終於面臨邊緣化的趨勢。但是藉由新媒體的史料證據，呈現出祝由科在晚近中國社會仍有蓬勃一時的景象。

　　相對於傳統中國的文書，近代中國的「新媒體」至少有四個特點，首先是新媒體的「作者」與「讀者」（即訊息的提供者與接受者）數量大幅增加，且不再限於「士人」階層，創造更多元的書寫與閱讀品味、習慣與價值觀。其次，新媒體的訊息具有即時性、連續性、互動性與公共性，且能容納更多元的聲音。其三，新媒體出現大量「廣告」，意味著「廣告主」不僅積極提供資訊，其資訊內容亦包含明確商業訴求，同時新媒體成為同業競爭的平台，如何吸引讀者目光、獲得市場，又如何能經得起消費者檢驗，乃廣告是否成功的關鍵。最後，新媒體有大量報導與文稿需求，「記者」、「作者」形成一門專業，新聞與社論的品質隨之提升，而閱眾的認同與反應也可能會轉變為「輿論」，發揮其社會影響力。彼時新媒體的「新聞」常與「評論」混雜，寫作風格亦常帶有傳統文人筆記風格，故訊息正確性仍須謹慎考慮。不過，林教授所羅列之四十三則報導，大多有較精確的人、事、時、地、物等資訊提供檢驗，且當時報刊不乏有「讀者」針對內容訛誤投書抗議、指正。因此，即便報導有誇大或虛構之處，完全捏造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在概要介紹四十三則報導之後，林教授引借英國學者 Lawrence Stone (1919-1999) 的概念，將清代以降的祝由醫者視為一個特殊的、具共同性的「社會群體」，進行「人群學」分析，以釐清幾個醫療史所關注的問題：一、醫者性別以男性為主，此與女性月經、懷孕等生理性別特質被視為「汙穢」的中國傳統觀念有關。二、地域分布上，祝由醫者分布相當廣，其中又以中國南方省分居多，尤其是江蘇、浙江及上海，這可能是因以上地區為新媒體主要發行地所致。明代以前醫學重鎮大多位於中國北方，祝由科「南方化」的趨勢在清代才出現。有趣的是，若以醫者「出身」來看，四十三則中有十六則皆稱醫者為湖南人或「操湘音」者。更特別之處則位於漢、苗交界處的辰州，自清代起已有諸多記載指出祝由醫者多出身湖南辰州，《點石齋畫報》甚至稱辰州為「祝由科」的原鄉，晚清報刊許多廣告以「辰州符」為招牌，內容不外乎是在推銷祝由科，可見「辰州」幾已成為祝由之代名詞，然此觀念形成的脈絡還須加以考究。三、就執業身分而言，專業醫者共有二十五位，兼差或業餘行醫者近半。此外，無論專業醫者或業餘人士，以祝由術為人治病者，屢有「不計酬勞」或僅收取微薄費用之記載，此特殊現象有時與祝由術傳授時師徒間的「盟誓」或師訓有關，也可能與報導撰寫人試圖強調的道德形象有關。四、接受祝由術治療的病人涵蓋各性別、年齡及階層，儘管晚清到民國時期祝由術常被視為「迷信」，甚至被地方官員當作「邪教」懲禁，但庶民卻不忌諱以祝由術來治療疾病。五、在治療方法上，多數醫者兼用「符」與「咒」，少數僅使用「咒」，偶爾兼施藥方，幾乎不做侵入式治療，甚至無須接觸病患。近代中國社會祝由術醫治的疾病五花八門，有不少案例皆為患者病重、命危，眾醫束手無策之際轉由祝由醫者診治，被認為「神乎其技」正在於祝由術具有超乎一般醫療的能力，在清代甚至已經發展出祝由醫者以郵寄符咒的方式遠距治病。林教授認為，這代表祝由術在臨床醫療上絕無消亡之實，更不應簡化為一種心理或精神治療。

　　最後討論祝由術的傳習與系譜，祝由這套技術究竟如何傳授與學習？是師傳、自修抑或是神授呢？從史料可知，除湖南和四川之外，江西地區也存在地域性的祝由派別，有醫者自稱奇人傳授，也有一些是家傳的世醫。此外，祝由醫者在行醫之前，有祭拜「祖師」之儀式，所奉祖師多為「軒轅黃帝」，少數也祭拜祝融或大禹，此乃祝由科與道教符咒醫療區別之處。祝由醫者學成後，尚須與祖師或師父發誓，立下一些限制與禁忌，如財富、飲食方面，部分祝由醫者甚至必須為他的醫術而絕嗣。無論以上是傳言或經刻意塑造，可以確定的是，祝由科與一般醫者之執業規範不同，增添了許多道德上的條件與束縛。林教授推測明代廢祝由科，或許正是因為門檻過高，習學者不敢恭維而導致傳承困難。

　　最後，在具體個案之外，晚清報刊、雜誌亦提及祝由科盛行之況。有些記者或讀者投書分享其親歷祝由療效之經驗，這類報導一方面強調祝由科的確神秘、非科學所能解，一方面則又強調其靈驗、神效，絕非迷信、騙術。投書中當然也不乏關於祝由的各式傳聞、評論或渲染。對於祝由科治病之原理有各方說法，有些撰稿人認為「祝由」為「巫醫」所演變，有些批評祝由術治病與當時醫療的「科學化」背道而馳，卻又不得不承認其受到民眾信賴。另有一類說法認為祝由術乃科學、玄學、藥物相輔相成之醫學，即現代所謂「精神醫療」法，足以和西方精神分析學說相抗衡。

　　總結來說，近代中國新媒體的訊息提供者，不見得透露真名、身分與訊息來源，他們的說法有時來自親眼目睹，有時出於轉述，或者單純只是議論或廣告。因此，若單憑這些報導來推知祝由科在近代中國社會之面貌，仍有失真之嫌。然而新媒體的「公共性」與「互動性」，使得其仍有檢視的價值，且其重要意義在於保存了祝由術在晚清到民國時期活躍的證據。作為結語，林教授表示歷史材料的「數位化」持續進行中，期許後輩能夠使祝由科的歷史研究更臻完備。同時，秉持自身對於數位人文學的提倡，將會在出版後公開電子全文及原始材料，使得材料、知識可以成為「活」的、可不斷修改、增長、演化之物。此亦為林教授對於新的數位人文出版的願景。

　　討論時間，主持人陳雯怡教授首先提出晚清新媒體書寫祝由科的方式與宋代筆記有許多相似之處，林教授則補充指出隨著文本的形式改變，新媒體文章的作者群及閱眾不僅人數上擴增，其身分背景、價值觀皆更加多元；新聞報導的「正確性」也會受到更多目光查核。

　　李貞德教授關注湖南辰州的特殊性，好奇祝由與辰州的連結是否與報導人對於苗族的想像有關，苗族內部又是否存在類似祝由術之發展。李仁淵教授亦指出湖南一帶素有以武術、符咒治病的巫道團體「梅山派」。祝由與道教、巫皆有所區隔，但在傳承、學習上，是否有類似「巫」或「道」的傳統？林教授解釋祝由科與苗族的關係為後世所附會。此外，祝由科不會進行巫者的「附身」儀式，祝由醫者亦無「神選」之傳統，與道教、巫的共通處主要在於使用符咒。至於「祝由」與「湖南」的連結，林教授初步提出戰亂和「湘軍」的潛在影響，由於戰場上的傷兵有外科醫療需求，祝由醫者大有活動空間。戰後湘軍卸甲後，部分祝由醫者也隨之在長江一帶擴散。亦有清代人認為此與白蓮教有關，儘管尚無定論，但可想見應該與晚清社會動亂及湖南人口的向外移動有關。

　　另外一組值得深入討論的議題是新媒體的祝由「報導」本身，如李仁淵教授好奇辰州以祝由聞名之印象，會不會因此塑造成一種「品牌形象」，使得各地祝由醫者皆以此自我宣稱。巫毓荃教授對於報導中將「祝由」與「催眠術」、「精神療法」相提並論之說感到興趣。林教授補充說明傳統醫學原為西醫傳入後被打壓的對象，祝由科反藉由與西方醫學連結，轉變為可與西方醫療或精神醫學競爭獲相提並論的傳統技術。最後，陳韻如教授提出報導者無法像學者一樣做出精確的判斷，很可能僅以畫符籙治病就指認為祝由醫者，故有必要區分哪些報導為醫者自稱，哪些則是報導人自行判斷。林教授也同意這樣的建議。

引自：

中央研究院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 演講活動 (sinica.edu.tw)

版主：剛好上到李先生著作，順便閱讀他的專訪。

盧正恒（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撰稿

李孝悌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委員會博士。曾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亦曾任教於輔仁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等知名學校，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研究領域廣泛，在明清史、社會史、城市史、文化史等領域均有精闢的見解以及貢獻。迄今已著有《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等專書，另主編有《中國的城市生活》，其以中英文發表之學術論文、書評等近六十篇。近年來持續探究擅長的城市史，焦點也從十七、十八世紀的揚州轉移至明清之際的南京。

求學經驗及從事歷史學緣起

　　當問到何以會對歷史產生興趣，是否因為求學時曾受到什麼啟發，李教授不假思索地表示，早在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時期即決定選讀歷史，因當時教授歷史課程的向玉梅老師具批判性的教學方式，不拘泥於教科書內容授課，深深影響著高中時期的李教授，自此便以臺大歷史系作為第一志願，並以乙組最高分順利考取臺大歷史系。李教授笑稱自己讀大學時並非專注於課業上的學生，話雖如此，但於臺大求學期間，仍有許多老師對自己有著深遠影響，令他印象深刻的不僅僅是歷史系的諸位師長，亦包括許多外國語文學系的老師，特別是齊邦媛教授。大學畢業後，李教授坦言並沒有特別的想法，僅因大學已經念了歷史，於是選擇繼續求學，考入臺大歷史研究所。就讀碩士班時，接觸了史學名家吳湘湘的《晏陽初傳》，深受吸引，遂以此為契機，以鄉村與地方社會為題撰寫碩士論文《「平教會」與河北定縣的鄉村建設運動（民國十五年—民國二十五年）》。雖然碩士論文廣受好評，李教授仍謙虛地表示自己無論在當時或現在，都對碩論不甚滿意，認為還有許多議題可以深入探討。因為過去的社會史訓練，當李教授再次回顧近代的鄉村建設時，發現仍有不少議題可重新思考。專訪時，李教授特別推崇 2013 年在山西晉城舉辦的「第三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中來自北京大學的王奇生教授，其發現國民黨在控制中國後，並無法確實控制「省」以下的各級單位，致使在中國大陸最終的失敗。王教授透過社會史的觀點重新省視近代史，這樣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和學習。碩士班畢業後，自 1982 年起，李教授開始服務於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期間，李教授同時思考未來的方向，最終決定前往美國哈佛大學繼續進修深造，攻讀博士學位。

　　談到在哈佛的時光，李教授興奮地表示在哈佛學習的四年完全改變了他的人生，不僅僅開拓了眼界，也重拾了以往對歷史的熱情，並決定獻身於歷史研究，以此作為終生志業，可說是造就目前的自己的一段重要時光。就讀哈佛期間，受業於史學名家孔復禮 (Philip A. Kuhn) 教授，這也是影響李教授最深的學者。據李教授自述，這段期間不僅僅是培養學術的能力、增加學識，更學會了用各種不同角度來思考。如在哈佛修讀中國近代史時，一開始的講授方式就顛覆了同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李教授的看法。孔教授透過社會史的觀點，探討中國鄉村、社會與叛亂等議題，這樣的看法與當時兩岸所教導的情況完全不同，使李教授領會到未來可用更多元的角度分析問題。

哈佛求學與歐洲思想史的啟發

　　在哈佛期間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三：「宋明理學」、「中國近代史」與「歐洲近代思想史」。當時除了「中國近代史」外，受益最多的則是十七至二十世紀的歐洲思想史。因為修課的關係，李教授接觸到許多歐洲思想史的作品，漸漸地培養出濃厚興趣，時常獨自浸淫於哈佛大學豐富的館藏中，細細品味近代歐洲哲學家的思想。早在求學於臺大時，李教授就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等議題有所涉獵，卻以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價值主要在學術和史料方面，與人生體悟的相關性較低。這種想法並非否定中國近代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也具有啓迪作用，如魯迅的小說，但是直到廣泛的接觸歐洲近代思想史後，李教授才發現歐洲自從啓蒙運動以來，許多思想不僅僅呈現在書本文字之中，對個人價值觀和人生觀皆有重大的啟發，影響力更勝於中國近代思想。這一層發想令李教授意識到「學術不是死的」，可有更實際明確的表現，帶來不小的震撼。李教授認為歐洲近代思想能夠如此發展，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宣布上帝死亡無疑是重大的轉變，改變了西方思想的發展進程，讓後現代主義等理論得以蓬勃發展，否則以基督教對西方思想的侷限，歐洲思想恐怕會如仍然困在儒家三綱五常的中國一般受到箝制。李教授認為「存在主義」推翻了許多舊有的既定思想和框架，「存在先於本質，或是本質先於存在」的觀念時至今日仍影響著李教授的價值觀及道德觀。總括而言，李教授認為：「歐洲思想的特點在於思考人類實際，現實人生。」存在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等思想，不僅僅有豐富的人文關懷，更帶有現實上的意義。另外，啓蒙運動和社會主義也對李教授影響深刻。

　　涉獵過如此多的名著，李教授對哪一位思想家的作品印象最深刻？李教授毫不猶豫的提及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和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 的經典著作，此二人的思想內涵極為豐富，不僅對人生思想以及處世哲學有所啟蒙，透過閱讀經典所累積的深厚的基礎，使李教授日後能將之熟稔地運用理論於研究工作上，從李教授在文化史、城市史等領域的成果中，均可以看到當初學習的影子。閱讀過的各式作品當中，與未來研究最息息相關者，應屬西蒙．沙瑪 (Simon Schama) 的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書中描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諸多細節，不僅是因為有華美的文字、豐富的內容，更令李教授感動的是書中佔一半篇幅的圖像，如此圖文並茂的寫作方式，不禁讓李教授開始思考，甚至懷疑：中國是否也存在如此大量的圖像？能否運用相同的方式來寫中國史？最重要的是，這本著作令李教授了解何謂城市史，何謂文化史，直接啓迪了日後關於揚州、南京等地區的城市史、文化史之研究。

　　自哈佛歸國後，李教授旋即返回中央研究院工作，一度接下不少非關學術的外務，包括替著名的報章雜誌撰寫書評、影評等。訪談中，李教授隨手指出了放在一旁大量的書評，笑著說數量實在太多，沒有時間可以仔細整理散在書櫃上的書評。因為受到極大的迴響和好評，相關的工作不曾停歇，遂藉此契機閱讀更多的書籍。在浩瀚的書海中，李教授獨鍾英國著名左派史家霍布斯邦 (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2012) 的鉅作《十九世紀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帝國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書中鮮活地討論婚姻與社會生活的細節，生動活潑地解說歷史。由於霍布斯邦並非傳統學院派的學者，更能跳脫出既有的學術框架，並融合左派思想，讓在哈佛接觸過西方思想史的李教授深受吸引，至今仍感到裨益無窮。或許也因為雜務纏身，李教授笑著說由於太過不務正業，這段時期似乎顯得有些浪費時間，開始反省是否該將心力專注於學術研究上，因而毅然決定暫停龐大的外務。由於接受過西方史學、社會學、思想史等扎實的訓練，以及閱讀過各式各樣的名著，李教授迅速抓住研究的重點與方向，開始著手博士論文的撰寫。當時服務的近史所收藏的史料相當多元、豐富，李教授先查閱一手史料，仔細閱讀微捲、報紙等，本擬從中找出新穎有趣的議題以撰寫博士論文，但隨著收集的材料與日俱增，漸漸發現無論是質與量，均已超乎原先想像的龐大及有趣。徵得指導老師孔教授的允諾後，遂暫停博士論文的寫作，以這批材料為基礎，短短半年就寫出第一本專書《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且廣受好評。李教授特別感謝當時劉廣京院士的鼓勵提攜，劉教授甚至將此書與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綱》並列為兩本近代史的重要著作，讓李教授能夠確定自我，持續寫作。時至今日，回憶這段往事時，李教授仍充滿感激。

研究轉向和文化史再省思

　　雖然完成了鉅作，但反覆的閱讀材料、研究中國近代史，李教授對於中國史在 1840 年後，往往被史學界定位為一段失敗的歷史，幾乎所有事情無一不與失敗、錯誤等字眼劃上等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厭倦感。此時，李教授開始注意清代盛世時期的康熙、乾隆朝的皇室歷史，並為袁枚等中國上層士大夫所創作的華麗詩詞著迷，進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被這些象徵精緻文化的文字和行為深深吸引，於是決定將研究領域從下層社會轉向上層社會，從近代史轉向明清史，希冀能夠研究古典與傳統。李教授由於被這些文化意涵極高的詩詞、歌賦、文章深深吸引，從中體悟到閱讀、解釋文字的重要性，對於考據學派析解文字的功力感到佩服。他進一步闡述對中國文字之體會，以及對文化史的省思，並以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教授的《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Remembe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為例，該書分析杜甫的詩句，將詩中背後的意涵一一剖析，用一首詩建構出一幅圖像。求學於哈佛時，孔教授曾要求閱讀著名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 (Clifford Geertz, 1926-2006) 的作品《文化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作者透過印第安人眨眼這個細微的動作，指出雖然美國人並不懂箇中含義，但再微小的細節、儀式或行為背後，均富含特殊的文化意涵，研究者理當詮釋其中意義。李教授認為文化史不僅僅包括行為、儀式的詮釋，歷史學家理應將此概念推廣到對文本的詮釋，把隱藏於隻字片語後的每一層意義都挖掘出來，而且不能只著眼於紙本，更需進入文化本身，親身體會。如此一來，不只可以更加了解該文化，且更可完整的拼湊出真實意義所在。文化史和重視律則的社會史不同，文化史偏向後現代主義，不相信任何本質性的東西，認為一切都是被創造出來的，不同於社會史。文化不是要追求社會史所謂的放諸四海皆準的模型，而是相信差異，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要精確地把文本隱含的差異一層一層地找出來。李教授提到孔教授的《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一書，剖析民間社會上的細微活動及其後牽扯的巨大涵義，以及與中國官僚制度之間的關係，這即是新文化史的典型，將一個又一個的儀式和細節緊密扣合，建構出其欲傳達的圖像和關懷。善於舉例的李教授將羅伯‧丹屯 (Robert Darnton) 的《貓的大屠殺》(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與《叫魂》一書相比較，前書以一場發生於下層工人社會、平凡的殺貓事件為起點，漸漸勾勒出十八世紀法國的世界觀與隱藏其後的文化意涵，將每一個意義和細節一層一層挖出，這即是李教授相當重視的「意義的詮釋」。

　　發表過數篇與戲曲相關的論文，本以為李教授對於戲曲應當有著濃厚的興趣及多年的觀賞經驗，令人驚訝的是，被譽為戲曲研究專家的李教授透露其實最初並不喜歡戲曲。幼時在因緣際會下，曾多次接觸豫劇，李教授笑著說：「小時候覺得那根本是鬼哭神嚎。」雖然撰寫博士論文時接觸過與戲曲相關的議題，且寫過不少影評、戲評，甚至運用不少理論或社會學方法點評，但對於戲曲依舊意興闌珊。直到前幾年看了中國大陸於 1949 年後新編的《曹操與楊修》等京劇，對於戲曲的興趣才真正被培養出來。後來前往河南開封開會，在主辦單位的安排下看了當地知名的《秦雪梅弔孝》、《穆桂英掛帥》等豫劇戲碼，雖然這些豫劇亦如同現代京劇般，業已經過不少改良，與童年所聽到傳統豫劇相比，失去了舊有的印象與原味，仍喚起些許記憶。多年後造訪西安，參觀了曾經研究過的秦腔易俗社，該劇團創立於 1911 年，當超過百年的易俗社在眼前表演時，李教授發現活生生的歷史近在咫尺，深受感動。2013 年，隨著中研院所舉辦的歷史研習營到山西，晉城市政府特別邀請與會學者和學員欣賞擁有三位中國梅花獎、五位山西杏花獎的演員所演唱的「上黨梆子戲」，精湛的演出令人拍案叫絕。直到受訪當天，李教授仍對在山西所欣賞到的劇目記憶猶新，不斷稱譽該劇團的演出。

揚州經驗及田野調查之思考

　　李教授專精於明清的城市史以及文化史，其中又以十七、十八世紀的揚州城為主要關注之場景，本以為李教授會對揚州有著特別的憧憬，實際上十多年前李教授初次造訪揚州時，發覺繁華秀麗的揚州只存在想像中，因而深感失望。直到多年後，再次應邀前往揚州開會，主辦單位精心策劃一連串的活動，才讓李教授的第二次揚州之行充滿感動。乘坐畫舫遊河，在甘泉古鎮親身體會揚州風俗，觀賞不同的戲曲演出，身歷其境地感受十七、十八世紀的士人如何生活在這個巨大的城市，彷彿走進清代中國。前文提及李教授對於文化史的想法，第二次的揚州行可謂是親身體驗歷史與文化，再透過研究加以詮釋的具體表現。然而時光荏苒，李教授發現揚州已不能再滿足鑽研歷史的熱忱，加上已有太多學者投入此一領域，故而開始思考揚州是不是值得持續關注。研究過程中得知明清兩代，如冒襄等文人士紳對晚明的追憶，其生活方式都源自於南京。李教授希望新的鑽研主題是一個比揚州更大、更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南京因而成為首選；而細數明清兩朝，最有文化、逸樂色彩的時代則在晚明，因此晚明的南京城遂成為下一個研究課題。

　　至於南京的相關研究結束後，未來的研究議題是否已有初步的概念？李教授希望能再回頭重新思考社會史，如果有可能的話，甚至期待現階段就能利用更多社會史的觀點研究南京。經過多年的歷史研究，李教授認為中國學者不該侷限於史料上的文字，也不該一味套用西方的觀點來討論中國歷史。

　　第二次參訪揚州的經驗以及對於文化史的新體悟，也讓李教授對於「親身經歷」這一概念有了全然不同的感受，對於近年來蔚為顯學的「田野調查」也有了另一番見解。這幾年，李教授時常隨著廈門大學的鄭振滿教授在中國大陸各地從事田野調查，獲得極大的啟發。專訪中，李教授不只一次推崇鄭教授在田野調查方面的功力，由於每次都有熟悉田野的鄭教授在旁逐一講解，更可以快速的進入地方社會，在考察後得到極大的收獲。累積幾年的田野經驗後，發現了各式各樣的寺廟，而廟宇的祭祀對象更是五花八門，儀式和內容看似全無章法。透過鄭教授鞭辟入裡的解釋，方知廟宇的位置、周圍環境，以及各種符號皆有深意，寺廟的儀式、祭祀對象均有跡可循，背後都富含意義。李教授認為田野調查對於歷史學者的重要性有二：第一個是能夠在田野中讀文獻，這也是「華南學派」最推崇的方法和主要的學問。第二個則是研究中國歷史必須與田野調查結合，最好能夠由熟悉地方的專家學者引領，才能更順遂地體會各地所蘊藏的文化背景。專訪時，李教授用了強烈的字眼形容：「不要以為我們很容易可以理解中國歷史。沒有田野研究，我們很難對中國歷史有真正深刻的體認。中國是廣大且文化廣泛的地區，很複雜，並不是輕易能夠踏入的。一如詩詞般難以進入和理解。」這些年的田野調查令李教授一點一滴地找回對社會史的關懷，認為社會史和文化史同等重要。幾年前到上海，李教授決心把田野調查的精神體現在都市，把上海戲園放在社會史的觀點下研究，將位於貧民窟的戲園與崑曲中象徵精緻文化的士大夫相比較，有更多的體會。近年來與諸多學者們一同大力推廣許多田野研習營及歷史研習營，其中相當大的一部份即是著重在田野調查。

 學術研究群專訪：

劉維開教授談社群運作及青年學者培育

採訪／李宛芝  撰文／李宛芝

學術研究群業務為本中心期許學者能以具原創性或前瞻性的議題，促成團隊研究交流、挖掘多元視野，特別鼓勵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主題，希望能進一步深化研究能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於2017年起，已擔任過三次學術研究群召集人，執行表現出色，本次特別邀請劉教授分享研究群的執行過程與心得。

緣起

在研究群成立之前，劉教授與當時多為各大學歷史所博、碩士研究生的研究群多數成員，於2006年開始一起參與《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讀書會。此讀書會一路從2006年到2016年，整整進行10年，閱讀完整套84本的《事略稿本》。藉由讀書會，有些成員的研究因此有所改變，有些則於讀書會中找到發展方向，並進入學術界工作。10年讀書會的運作，讓劉教授深感定期的交流討論，對與會學者及學生來 說，具有莫大助益。在事略稿本讀書會結束前，以政大歷史系博、碩士班學生為主， 並在其他幾位他校歷史所研究生的共同參與之下，於2015年自發性地成立了「中國近現代史讀書會」。當時這個讀書會的成立，主要是希望結合政大及國內各系所研究民國史的青年學者，以共同研討史料及交流為目的，並且在幾位資深學者的帶領之 下，藉此形成一個以青年世代為主的研究群體。除了每月定期的讀書會外，當時每年也固定舉辦民國史相關的工作坊，提供民國史研究學者對話交流的平臺。在工作坊之後，考量到碩士生需要的是研究方向及方法的引領，而博士生以上的成員，則是需要更多外界的學術刺激與交流資源。當時的成員中，有博士班學生、有博士後研究人 員、也有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關任職，因為《事略稿本》讀書會所展現的效益，大家都很贊同固定聚會交流討論，也希望另外成立一個研究群體。恰好此時劉教授看到人社中心的學術研究群業務，在與讀書會的成員討論後，決定以「近代中國與東亞」作為這個研究群的研究主軸，並在劉教授的帶領下，開始研究群的運作。

之所以選擇近代中國及東亞地區，主要是研究群成員的研究領域多為中國近現代史，但若僅侷限在中國近現代史，範圍又過於狹窄。因此劉教授思考除了近代中國 外，可以將範圍擴及到東亞地區。東亞地區在此時期，不論東南亞或東北亞，多為殖民地。而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這些地方的關係具有複雜且多元的樣貌。如此，不僅可以處理近代以來非常重要的中、日關係，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與朝鮮、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區之間的互動關聯，形成一個近代以來大區域史範圍的研究探討。

執行

研究群運作過程中，劉教授與主要協助研究群事務的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楊善堯博士候選人，一致認為如何讓研究團體維持常態化運作是一大挑戰，因為過去看過很多學術單位組成研究群體或讀書會之類的研讀組織，最後都因為無法維持常態化運作導致無疾而終。劉教授及楊博士也提出研究群目前的兩點作法：

一、設立明確的研究方向。劉教授認為，如果研究議題過於發散，就還是每位成員各自處理各自的研究，無法凝聚成員的向心力。因此研究群最初就設定以近代中國及東亞作為主軸，並從1920年代開始，每年循序漸進的往前推進至1930年代、1940 年代、1950年代等，並加入相關檔案共同研討等方式。如此設定研究方向不僅讓研究群成員每年有既定目標，同時也拓展研究群成員的研究視野與縱深。例如有成員本來的研究主題並不在研究群預計討論的時間跨度中，在參與研究群後接觸到不同年代相關議題，因而將研究年代橫跨到更長的時間脈絡中。亦有成員本來的研究僅聚焦在某一領域，如思想史，在參與聚會接觸到其他成員的研究領域，如政治、軍事、經濟等面向後，因而將自身的研究主題拓展或跨越到其他的領域之中。

二、研究群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研討會。此一發想來自於在研究群開始前所舉辦的民國史相關議題工作坊，當時除了國內學者外，也開始邀請許多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及中國大陸青年學者前來交流。不論是日常的每月例會或是年度的工作坊由於討論熱烈成效很好，因此國內、外的與會學者，都很期望往後能定期舉辦這樣相關議題的研討性活動。緣此，劉教授就想到可以將研究群的討論與研討會結合，讓研究群成員每個月固定交流聚會的研究成果，可以在研討會上發表。此一運作模式，劉教授都與成員們戲稱這是「以戰養戰」。因為每個月參與討論例會，對撰寫完博士論文的博士來 說，提供了能夠持續鑽研相關研究的動力與撰寫論文的機會。雖然與原本的研究主題可能不盡相同，但透過研究群及研討會的一系列產出，讓青年學者可以將一整年的研究成果投稿到學術期刊，或提交研討會發表，增加了他們的學術產能。

透過上述兩種做法，研究群於每年年底討論後，定下隔年的研究主題與方針，就會讓每位成員申報下一年度欲研究的題目，而此題目通常就會成為下一年度舉辦年度研討會時的發表成果。藉此方式，不僅可以凝聚向心力，也能讓成員自由選擇自己專長或有興趣的研究議題，也不會過度造成每位成員在研究上的負擔。持續運作至今已將近5年，這些運作方法著實讓研究群施行的成效良好。雖然中間有一年未獲人社中心補助，但因為研究群有明確的目標跟方向，因此每位成員仍願意繼續參與與耕耘這塊大家堅持至今的成果。目前研究群除寒、暑假期間暫停聚會外，每年固定會有九至十次的定期例會，每次出席也都維持一定人數參與討論，無法出席的成員，因為研究群已建立一個機制，會請每次報告成員事先將報告資料在開會前提出並寄給大家，因此無法出席的成員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知悉每次例會的討論進度。

劉教授認為近十多年來，事略稿本讀書會的成功，為民國史領域樹立了一個良好的研習典範，研究群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繼續耕耘，有了非常好的參考基礎。而到了研究群階段就更為開放，讓每位成員可以依研究興趣進行不同的嘗試。透過訂立議題、固定成果發表等方式，讓成員都理解到固定聚會之後就是成果產出，同時，匯集成為專書。目前幾次會議的研究成果，如192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2018年出版，1930年代會議的成果正在編輯當中，1940年代會議的研究成果則正在進行收稿審查作業中。

匯集

此外，劉教授也談到，當初希望成立研究群還有另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匯集更廣泛的學術網絡能量。目前民國史的研究學者，大多為政大歷史系系友，在全國多所各大專院校的歷史相關系所任教，因此劉教授首先希望能透過此人際網絡，建立校際之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意一起研討的青年學者匯集在一起，織就更密集的學術網絡。

除此之外，在與各國學者交流後，劉教授觀察到來自日本及中國大陸的與會人員中，與研究群成員差不多世代的青年學者亦為數不少，且都有相關的學術團隊。因 此，透過不同國家地區的群體交流如日本方面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的研究室，每年的研討會都會請川島真教授推薦優秀的青年學者前來臺灣參與會議；又或是與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合作，每年都有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學者來臺參與研究群的研討會。而讓臺灣的青年學者與其他各國同樣領域的優秀人才一起同臺發表交流，更是一種良性的學術刺激。

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因為中國大陸積極推動有關抗戰史的研究，而相關的學術單位，如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等，就以舉辦青年論壇邀集中國大陸各大學研究抗戰史的青年學者參加，形成抗戰史的研究風潮，幾年下來，成果斐然。當時中國大陸舉辦青年論壇的幾個主辦單位，亦希望能廣邀各國相關的研究學者參與。但當時在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繫時，發現並沒有較適合的對口聯繫單位。後來研究群成員中有幾位當時以個人身份前去與會，在與會過程中，也發現到中國大陸舉辦這類史學青年論壇的參與者，除了研究領域外，世代都很接 近，因此營造出能量相對強的學術網絡，但臺灣對於這部分的經營則較少，殊為可 惜。因此研究群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此的刺激，希望可以在臺灣的學術界中也串起一個強而有力的青年團隊，成為與其他國家地區相關學術界交流的對口平臺。

因此，每年固定一次的研討會中，除了研究群成員外，劉教授也會邀請國外的青年學者參與，希望可以讓臺灣的青年學者，將學術網絡及人脈視野拓展到國外。目前研究群與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許多青年學者，已經建立起固定的聯繫網絡，日本、香港也都有合作往來的學者。近一兩年亦開始聯繫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希望可以串起更綿密的學術網絡。劉教授也希望現在積極培養的這批青年學者，在未來幾年成為中生代學者後，也可以如此往復，持續培育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展望

劉教授亦提到另一個在執行過程中較難解決的問題，就是後進的新血逐漸減少。研究群運作至今，參與成員雖然隨著畢業或是工作調動的關係，有些人無法定期參與，但基本上每年還是維持著穩定成長的態勢，成員人數約在15至20位左右。但近幾年新進的史學博士研究生，人數上已逐年減少，以民國史為研究領域的人則更是不多，劉教授亦對此現象感到擔憂。研究群體新血人數來源的萎縮，部分也反映出目前少子化帶來的高教環境危機。劉教授以政大歷史系為例，目前每年博士班的招收名額僅有4位，其中來就讀的人中，也不一定會從事民國史的研究。而且高等教育的就業員額，也因為學生人數縮減而減少，就業環境的問題，成為影響了碩士攻讀博士學位的意願。在此情況下，研究人才的接續問題，確實是相關單位或主事者迫切需要認真思考且提出因應方針。

雖有此隱憂，但劉教授對於學術研究群的運作，仍是有相當信心。劉教授也分享，研究群因為運作成果頗佳，加上每年的研討會交流者眾，有很多來自日本、美國、中國等國家的學者，因此慕名而來參與聚會。這些學者都會趁著來臺訪問的時間，積極參與研究群聚會。若是遇到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跟研究群相關，研究群也會主動邀請對方擔任研究群講員，前來舉辦相關專題演講進行學術分享，形成良好的循環。

研究群對內，有目標導向、具向心力，每年也有固定的研究成果產出。持續運作。對參與的成員而言，可以擴大研究領域及延展思考角度，而成果累積的時間越長，學術能量也越強。研究群對外，也積極與國內、外學者聯繫，建立學術網絡。畢竟研究民國史，與日本與中國大陸兩地的學者往來亦是必然，了解各國的研究進展並適當交流，才能知己知彼，掌握主動的話語權。劉教授最後也總結，研究群的個人成就了這個團體，有亮眼的成果，而研究群也提供個人發表交流的舞臺跟機會。雖然劉教授已於2020年8月退休，未來研究群將交棒給成員中的青年學者，但劉教授也表示還是會固定參與聚會，持續努力培育新一代的史學研究者。

引自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ntu.edu.tw)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申請受理時間：每年3月、8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33

版主：這篇文章很棒，特別轉載過來給大家參考

黃進興談史語所的學人與學風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

 精神傳統 

郝倖仔：史語所內部的學術環境，或者說是精神傳統，一直保持下來了。被聘到香港任教的李孝悌教授，就說自己“對史語所是無盡的懷念”。因為有一點他在所裡時不曾留意，離開之後感覺越來越強烈：史語所是一個有傳統的所，出過這麼多重要的史學家。這樣的機構就會變得非常不一樣。所以大家知道什麼是學術，心裡會有一個標準。

黃進興：他說得很好。以我個人為例，在回到臺灣服務之前，也就是在國外讀書的時候，比較注重理論訓練，舊學的底子就弱一些。進所之後，請教了很多舊學方面的專家，當時很多老先生還在，很大地彌補了這一知識結構上的不足。所以我常常鼓勵年輕人，只要你有雄心大志，史語所就是一個最好的進行人文研究的環境。因為這裡雲集了不同門類的專家，隨時可以敲門求教，都會得到答覆，得以補偏救弊。

郝倖仔：所裡老人們共同回憶，有這麼一段時光，史語所的很多老前輩還在，請教問題是可以隨時敲門進去，不用預約的。

黃進興：那時候所裡還沒有今天這棟新樓，是座很小的老樓。大家都挨得很近，真的就在隔壁，敲個門就進去了，從來不預約。進去以後就隨便聊，他們對後進非常愛護。

郝倖仔：邢義田院士說，當時他受益最大的就是嚴耕望先生。嚴先生做制度史，大熱天在所裡，就穿個大短褲、大汗衫，坐著聊天。

黃進興：嚴耕望先生有一段時間去了香港，後來又回台大來開課。勞榦先生則是去美國又回來，也是在這個階段，在台大開課，正巧被我們這些年輕人趕上了。還有像許倬雲先生，當時相對年輕，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做教授，也經常回所裡來，都有機會交流請教。那個時候稱得上是黃金的20年，至多不過30年。

郝倖仔：那同時也是臺灣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

黃進興：重視年輕人是老史語所的傳統。老所長傅斯年1947年去美國看病，把所長的位子交給夏鼐來做，沒有交給李濟或者其他老人，就交給年輕人。夏鼐當時才37歲，就你這麼大。夏鼐說好，我就為您做一年，等您回來還是您做。一個敢交，另一個也敢接。

郝倖仔：我讀夏鼐日記，他也是猶豫的，上面都是自己的老師，怎麼管？但還是接下來了，而且還管得不錯。

黃進興: 重視年輕學人；重視他們之間友誼的建立；培養他們平等交流、不畏權威的精神。這是史語所一貫秉承的學風。這跟所裡的機制有關係。

郝倖仔: 史語所有個講論會，安排在每隔一周的禮拜一上午。我實地參加過一次，兩點感受：氣氛自由、態度認真。大家無論層級、職稱，都把研究心得寫成文章，拿出來一起商討。很多博士和博士候選人也會來旁聽。就是您說的這種學風。

黃進興：史語所是個老所，有很多老規矩、老慣例。講論會就是一個。大家都秉承著非常嚴肅的態度來討論問題，彼此攻錯。這對於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鼓勵，也是一個表現。你見到的博士和博士候選人，剛開始可能是為給老師捧場而來，結果聽出了疑問就發問，當場就討論起來，結束之後還要圍著講者東問西問。

郝倖仔：有沒有初生牛犢，質疑發問很激烈的？

黃進興：剛剛進來的學者，沒有講過，不瞭解陣仗，所以容易激烈、活躍；反而是進來幾年以後，會冷靜很多，因為知道自己講的時候也會被人家問，所以自己也就不敢多問了。很有趣。

郝倖仔：我在現場確實沒有感覺到論資排輩，不論所長、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大家的確是暢所欲言。

黃進興：所裡人事行政的會議，偶爾可能還會有一點點火藥味，但講論會是絕對不會允許論資排輩的。有時候會為一個學術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但絕對不會有拍案叫停的事情發生。這種平等磋商的態度體現了大家對學術的尊重，是一種很好的風氣。我自己做所長的時候上去做報告，也是兢兢業業，非常地緊張。

 同儕互評 

郝倖仔：我很想聽一聽您對史語所這幾位與您同輩的院士的評價。評價才是真正的學術，但很難得。您當然只會說好，不會說不好，但同樣是說好，也會各有內容。

黃進興：1980年以降的這個階段，從人才建設來看，套句俗語，史語所是人才濟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期間產生了幾位對國際漢學頗有影響的代表性人物，像邢義田、石守謙、王汎森、王明珂等。說到這幾位先生都是趣味橫生、成就非凡。邢義田院士在秦漢史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尤其在運用地下考古發掘和竹簡進行研究這一塊很是嫺熟。此人淡泊名利，一心向學。他在臺灣大學兼課，課講得非常出名：備課充分，圖文並茂，趣味性也很高。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做學術訪問，北京的學者告訴我：“你們史語所有五六位同仁，剛好與你同時，也就是此刻，正在北京的各個高校講演。”我聽了嚇一跳，原來大半個所都受邀到北京講學來了。正好期間有一天，我從北京大學到社科院去，有朋友告訴我說，邢義田院士這個禮拜來北京，不到一周，做了五六場演講。北京的學生非常好學，他講到哪一個學校，就追到哪一個學校，像追星族一樣，當然也追到社科院。由此可見邢義田的好口才、善講課。我聽了非常為同仁驕傲，他們的學問能夠為大陸學界所賞識，也是一個奇緣，很不容易。

郝倖仔：漢語的使用人數多，但範圍不廣，其實主要就是集中在大陸和臺灣。所以中國兩岸研究中國文史的學者之間的互相肯定和彼此承認，在某種程度上就可以構成這一領域的判斷體系。

黃進興：石守謙講課也很出名，他的中國藝術史研究在臺灣無疑是首屈一指的，也蜚聲國際漢學界。他的母校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要把他挖回去，給他一個講座教授，他都沒有答應。他講課也是充分備課，兢兢業業；上起課來，投入忘我，天昏地暗，不計時間。按規制一次大課一般就是兩三小時，可他一講起來根本不管不顧，經常從傍晚6點一直上到午夜12點，一口氣講六七個鐘頭。以至於他的太太規定他在捷運結束之前必須下課，以免學生回去太晚不安全。這裡有個很有趣的事情，我親身經歷。有一次我和他上課的地點排在一起，課間去洗手間，只見他的幾個研究生沖進來說：“老師，對不起，對不起，請讓一下，石先生只給我們五分鐘時間。”教書育人如此投入，所以他桃李滿天下，培養出的學生許多在美國第一流大學任教。

郝倖仔：訪談了史語所這麼多人，石守謙先生是聊的時間最短的，滿打滿算40分鐘。第一句話是：“我不喜歡見朋友。”話題多圍繞要我呼籲盡可能地開放藝術品館藏，方便藝術史研究。感到大概可以對得起所裡的安排了，就起身邀我一起去聽個講座，我當然知趣地告辭了。事後方知他平日裡根本不接電話，對我已是相當重視了。儘管如此我還是超級愛他，他的形象讓人“驚豔”，一襲白衣，還有美髯，仙風道骨，頗類得道高人。

黃進興：還有王汎森院士，用力在明清的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他年少得志，很早就當選為“中研院”院士，我記得好像是四十五六歲左右，總之非常早。

郝倖仔：46歲。2004年當選。1958年生人。

黃進興：他成名也早，在大陸學界久負盛名。因為他文筆非常好，流利可讀，議題也新穎，所以能夠普遍受到學界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和欣賞。他在大陸的粉絲的確不少，去年有出版社跟我講，他的書在大陸，一萬本三個月很快就賣光了。在臺灣也很暢銷。我們寫的都是專業知識書，像他這樣能把專業書寫成暢銷書，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歷史學家一般會更重視史料和理論，敘事語言和歷史寫作這一方面往往受到忽視，但事實上還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從王汎森的史學實踐，還有史景遷在西方漢學界的大受歡迎來看，都是如此。

郝倖仔：我上大學那個時候，王汎森院士在《讀書》雜誌一段時間內集中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開始名聲大振，粉絲蜂擁。

黃進興：其他像王明珂院士，族群史研究很有成就。有人到臺灣來，都會問起王老師怎麼樣，王老師長王老師短的，都很想來跟他學習。他在大陸的講演橫掃大江南北，聽者七八百人以上。大作一刊行便賣上兩三萬本。在大陸的簽書會都大排長龍。據兩位年輕朋友告知，他僅在上海就為書商簽了3000本。據說出去講座時，責編如貼身保鏢一樣緊緊跟隨，對其他出版社嚴防死守。另外還有梁其姿院士的生命醫療史研究等等。我常常講，史語所人在所裡是一條蟲，好像蟄伏在少林寺裡苦練功夫；到外面都是一條龍——史語所同仁在境外，不是當校長，就是院長、系主任，都能獨當一面。

郝倖仔：方才您一一點將，各有評述。同樣的問題我問了林富士。他是您和王汎森教授的小師弟。您二位做所長時都找他搭班做副所長。他在我的要求下對您和這幾位學人也做了點評。說到開懷之處，他常會後仰大笑，非常可愛。我在您和王汎森、陳弱水這幾位身上，還有史語所其他幾位同年齡、同資歷學人身上都沒有看到過如此放得開又極具感染力的大笑。所以我想他有詩人氣質。

黃進興：難逃法眼。林富士本人為詩人兼散文家，還得過獎。

郝倖仔：首先說到的是王明珂。據說王明珂他們都超好玩的，只是在我這個來訪者面前嚴肅。王很會煮菜，是個美食家。且超級討厭做行政，讓他接的時候就不想接，他更沉湎於學術，對教書和寫書有興趣。王明珂是基督徒。基督教有一句名言：你的獎賞在天上。所以他不太追求塵世的獎賞。

黃進興：史語所大部分人都不喜歡做行政，一找到誰誰就嚇個半死。現在王明珂正在請辭所長，院裡要我再度兼任，我實在是幹不動。

郝倖仔：我說王汎森應該喜歡做行政，林富士不認同。他認為王只是不拒絕，更準確地說，王是喜歡研究權力。王汎森身上有宮廷，尤其是清宮的那些東西。他腦子裡至少有500個以上各行各業的人才庫。這是天生的，也是有準備的。但他是被選中的，並不是權力欲非常重。

黃進興：王汎森不僅才氣逼人，行政也非常幹練。我做史語所所長就是接替他，他是我的前任。他在所長任內主編了一套《中國史新論》。後來因為他的才幹又到院方服務，做了“中研院”的人文副院長，也做了很久，七八年的樣子。

郝倖仔：王汎森用功的程度讓人想不到。林富士和他一起去美國開會，飛機上，林看電影，王看書，一趟旅行下來，林看了三部電影，王一本書讀完了。林笑言，王汎森對讀書到了近乎迷戀的程度，自己不會那麼看不開，所以學問差很多。對於講演，王汎森會非常認真地準備稿子，他的笑話都是有準備的，非常敬業。而且，居然，他是會緊張的。

黃進興：林富士和王汎森是革命感情，同鄉之誼複前後同學。

郝倖仔：下麵說到您了，您緊張嗎？

黃進興：願聞其詳。

郝倖仔：林富士說您有多方面才能，只是不被外人所知。您喜歡哲學，能寫非常棒的散文，也能寫傳記，像為新光集團創始人吳火獅作傳。您寫學人，千兒八百字，就能把一個人的特點、學術寫得活靈活現。史語所沒有幾個人能夠跨越這麼多範疇。王汎森的文學就不如您，但王汎森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有深刻的理解。而您對學術研究中一些獨特議題的把握獨具慧眼，原創性非常高。您二人是不一樣的厲害，他都心嚮往之，雖然您二人相繼執政、平步青雲，而他只是一介布衣。說到這裡，他很可愛地問我，這話聽起來是不是很酸呢？然後大笑。最後，他送了我一句話：你很幸運，黃進興這幾位在臺灣都是一等一的人才，你都認識了。

黃進興：林富士所講皆是他肺腑之言。相當精到。

郝倖仔：李孝悌教授也對您幾位做了點評。復旦大學曾經出版了一個學者講演集系列，其中最暢銷的就是您那一本，內容完全沒有修飾，就是講演原樣拿出來，哼哼哈哈的人生感歎全寫進去了。另外兩部的作者，王德威和王汎森兩位教授，回去改了半年，修得四平八穩，銷量卻沒您那本好。他笑言您是陰陽家，可以不斷抽離——除卻做學問、做行政，還有主持唐獎這種大型國際性獎項，把王德威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理解的“不斷抽離”就是實現技能的轉移，可以在一個領域放空，也可以再到另一個領域充滿，就是林富士說的“多方面才能”。李孝悌還說到您一個特點，一旦需要做決斷時，您的決斷力很強。

黃進興：孝悌出身哈佛，乃孔飛力的弟子，專修明清史，在史語所待了十幾年，人很好，學問也好，被香港大學挖走了。

郝倖仔：史語所近年來多被挖角，條件優厚，高薪高職加房子。據說您做所長時，一聽說有挖角之事，就會立即去找當事人，軟磨硬泡，非要逼對方親口宣誓“我愛史語所”才放心。挽留人才之心可鑒，但是面對人才的競爭，這種“精神勝利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黃進興：臺灣人文學界的薪資待遇一直不高，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少臺灣學人就去香港、新加坡等地高校兼職授課。所以我們才更要為學人營造良好自由的學術環境。

郝倖仔：李孝悌教授坦言，去香港就是因為錢多。但史語所是心中永遠的懷念，它是做學問最好的地方。

黃進興：基本上，史語所能夠吸引優秀的人才留下來，主要還是因為良好的學術環境和氛圍，而不是待遇的多寡。

 “君子國” 

郝倖仔：1948年“中研院”評選出第一屆院士，史語所有七人當選，沒有錢穆。錢穆的反應是可以接受，但第二屆應該有自己。文人胸壑常有不平，能夠平心接受現行的評判體系實屬不易。我在實地考察時，對每一位受訪的史語所學人都問及有關考核標準的問題，就是想看一看這個近乎於神話的“第一屆院士”的傳統，有沒有保存下來。

黃進興：我們這裡沒有教學任務，所以科研任務就變成唯一考核的標準。這是公平的。一般是年度考核，人人都要填報，這一年你發表了什麼成果，都是白紙黑字擺出來，集成一本，予以公開，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別人在做什麼。然後會有一個考核班子對此進行評定，還要打出甲乙丙。班子成員一般包括四個學門（歷史學門、考古學門、人類學門、文字學門）的召集人，還會有一些資深的、但不一定擔任行政職務的研究人員，以免被主事者壟斷。

郝倖仔：如果不合格會怎樣？砍薪水？調崗去做行政？還是捲舖蓋走人？

黃進興：這裡面就有個臉面問題。砍薪水倒不至於，但如果接連幾年不能達標，就會被炒魷魚了。不是只有史語所這樣，整個“中研院”都是這樣，而且被炒的還真不少。有人知道自己表現不好，就會自動離開，沒有必要面對這個尷尬的局面嘛，不如自己趕快在外面找點別的事做了。史語所中途離開的也不少。當然有些離開是被挖走的，不都是因為考核不合格。

郝倖仔：其實這種考核還是更多地借助大家自身的自尊心來實現激勵效果。

黃進興：是的，尤其對於年輕人很重要。比如說，同一年進來三個新人，哈佛的博士、京都的博士、牛津的博士。所有人都在盯著，你們這三個小子到底怎麼樣？做出什麼成績？一年兩年三年，很快就看出來了，一目了然。有些面子上掛不住也就走了。

郝倖仔：說到學界的人才考核，首先要說升等，大陸叫評職稱，學名是“專業技術資格評定”，是學者首要的評判標準，學界諸多故事和恩怨幾乎都與此脫不了干係。曾在史語所做過5年副所長的林富士，用他的親身經歷跟我描述了史語所的升等。他自言在所裡做行政時是個酷吏，脾氣非常壞，批評權威不假辭色。但他的升等都非常順利。他笑言就自己這樣的做事方式，居然還能生存且一路升等上來，這就是史語所的偉大。這個偉大是看不見的。

黃進興：這是個君子國。我從畢業就來這裡，一直到快退休。這是一個我非常尊重的地方。史語所能有今天，根源在於大家對人才的渴求如此強烈，從所長開始到下面每一個人。我經常跟年輕人說這個所的傳統一定要珍惜，在全世界都很難能做到這個地步。這必須要有一個涵化的過程，要以內在的文化的秩序和涵養，不斷薰陶大家自我克制。

郝倖仔：林富士做了5年副所長，您和王汎森做所長時都跟他搭過班。當年您把人事都交給他做，包括薪聘、升等、續聘諸多事項。他因而熟知所裡每一個人的研究，以及跟學界的關係，誰是誰的友人，誰是誰的敵人。但當所有這些問題落到投票這一環節的時候，沒有意氣用事，沒有因為私人恩怨借機想把誰做掉。否則一人一票不記名投票，想要反對你也沒有任何辦法。羡慕嫉妒恨在史語所就更沒有發生。文字學門有一個說話非常囂張、人緣差到極點的人，此人辦升等時，大家也還是投他贊成票，因為他學術上硬。就是看誰用功、誰有成就啊，其他都是假的。這是讓他最感動也是最驕傲的。

黃進興：我們在評一個學者，不是評聖人，不是評政治人物。雖然政治立場也各有不同，會爭論，會吵架，但是帶到學術上，還是以學術水準來評判。

郝倖仔：說到人才考核，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陳星燦所長很有發言權，做史語所的外審專家很多年，升等、審稿、進人等等都曾親身經歷。拿升等來說，助研、副研、正研，陳所長都審過，他說都很嚴格，外審絕不是走過場。還有一個等級，就是僅比“院士”次一級的“特聘研究員”，要按規定把工資待遇漲上來，漲幅也分幾個等級，類似幾級津貼，規定也很嚴，也請外聘專家來參與議定，你認為某人應該被加到哪一個級別。陳所長由此認為史語所考核方面的制度已經很成熟完備了。

黃進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就借鑒了我們的一些做法。葛兆光專門來考察過。

郝倖仔：此外還有文章審稿，像《史語所集刊》，審稿相當嚴格，陳所長都做過。我當時笑言，還以為本單位人員怎麼都能塞進《史語所集刊》發一篇。他正色回答：那是絕不可能的。

黃進興：的確是絕不可能。

郝倖仔：《史語所集刊》曾經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大陸學者瞭解國際學術前沿的重要資訊來源。直到今天，在大陸社科職稱評審要求論文發表的評價體系中，將核心期刊分為ABC三等，《史語所集刊》高居榜首，位列5家A刊之一。要知道，發一篇C刊都不容易，A刊更是很多學人一生的夢想。這說明對於史語所，對於《史語所集刊》，學界是服氣的。

黃進興：一大堆注腳、羅列的史料、長段的引述，把證據一一攤開，就像法官判案一樣，最後的判決書就是短短幾句話，可前面的證詞很多。閱讀起來很困難，很無趣，很痛苦——這就是史語所的風格。它的走向就是，我攤開了，你就沒什麼可爭議的了。這樣的文章結論很堅實，除非你找到更多的證據，否則很難辯駁。結論定了就是定了。

郝倖仔：我讀書的時候就喜歡從《史語所集刊》裡發現史料線索，對寫文章頗有助益。

黃進興：這就像蓋房子，實實在在用的都是磚塊，不是保利龍（注：泡沫塑料）也不是紙糊的，把房子拆了，建材還都在，還可以拿去蓋別的。所以《史語所集刊》文章最早拿出的史料，你還會覺得很有用，還願意拿去充實自己的文章。

郝倖仔：這是硬的東西。那些講一大堆理論、主義，相形之下風一吹就垮了。所以到現在還有人談陳寅恪。

黃進興：當然史料學派也有毛病和盲點。但確實是20世紀初中國文史學界的革命。從《史語所集刊》的格式到寫作的習慣，再到嚴謹的審查，即同儕之間就學問談學問，不涉及情感，不涉及個人恩怨。

郝倖仔：說到《史語所集刊》，所裡學人多提到：我們自己所長的稿子都被退。即便如此有人還要發難，審稿為什麼要封名字？封名字就是玩假呀。《史語所集刊》哪裡需要遮遮掩掩？既然是學術，就來呀，討論呀。我是審查人，你是被審查人，我說你這一篇不行，就拿出來公開討論。

黃進興：史語所確實可以做到這一點。但還是會有人治的衝突。坦白講，如此嚴格，裡面也有壞文章。早年是半公開的，大家都知道是誰審的，所以就會有人治的衝突。這是人性。現在人人都面對這樣的審查，院士、所長都一樣，就公平了，都沒有什麼好怨的了，大家就會忍耐，因為知道每個人都要經過這一關。

郝倖仔：除了外審專家，史語所還聘請不少大陸知名學者擔任諮詢委員。二者職能區別何在？

黃進興：全然不同。外審專家負責審查升等或續聘等事項；諮詢委員負責全所發展方向即策略。

郝倖仔：陳星燦所長說做這個諮詢委員，也不拿薪酬，就是史語所想就發展的大方向，聽聽外面的意見。這是一種被信任的感覺。實際上是一個學術信用體系，西方也如此。他表示他們很應該而且正在力圖向史語所學習。這是一個機制的問題。他肯定史語所的院士總體來說還都是品質很高的，“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選舉的傳統是保存下來了。

黃進興：簡之，史語所之能繁榮滋長，無非始終秉持學術多元的精神，培養了一塊堅韌而純潔的學術沃土，以供學者實踐對知識的嚮往。

原載於中華讀書報，轉載自彭湃新聞網：

黃進興談史語所的學人與學風_湃客_澎湃新聞-The Paper

我出版的新作，請大家多多指教。特別適合想讀歷史系的高中生，歷史系在學學生、被論文困住的研究生、歷史研究所博士生、年輕學者等等，有寫作疑難雜症的讀者，希望閱讀後有所幫助。另外，書內也有自己一些個人經驗，歷史學界的故事，還有近代史學家包括顧頡剛、呂思勉、錢穆、嚴耕望、王爾敏、李國祁、王汎森、呂實強、呂芳上、張哲嘉等歷史學者的教導與寫作經驗，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謝謝幫我推薦的先進、老師們

中研院史語所近年雖被挖角不少，優良學術氛圍仍吸引許多傑出人才放棄高薪前來。原本是牙醫的副研究員李尚仁、明年初將到任的耕莘醫院精神科醫師巫毓荃，都是其中佼佼者。

今年四十八歲的李尚仁，就讀台大牙醫系時活躍於視聽社，並加入精神醫師王浩威的讀書會，頻在文星、當代、電影欣賞等雜誌發表論述，在知識青年圈早有名氣。

大學畢業後當了一年牙醫，李尚仁「不想下輩子都在看牙齒」，由於喜愛的哲學家傅柯也關注醫學領域，決定赴英念醫學史，一路拿到倫敦大學醫學史博士；首次聽說史語所，他本以為都是老先生研究古史，進所後才知所內也積極開拓醫學史等新領域，天寬地闊。

「這裡不講師門派系，沒有複雜人際關係，學術討論開放；傅斯年圖書館更是世界級圖書館。」李尚仁說，學術研究者最在意的是學術環境，並非只看薪水；他認識的牛津、劍橋大學教授，薪水雖不高，卻都因喜愛學院環境、豐富藏書而久留校園。

不少重量級研究員被挖角，史語所學術地位似受影響，但李尚仁說，台灣仍保有相當優勢，以研究中國史來說，大陸雖有錢、有資源，但台灣社會開放，能深入探討在大陸政治環境下較敏感的學術議題，「這是我們的優勢所在。」

 

全文網址: 醫師改當研究員…「好的學術環境勝高薪」 | 史語所人才流失 | 國內要聞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6/8210997.shtml#ixzz2h5DgYP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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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我覺得台灣也應該來辦類似這種全國性的史學論文評選，對後進者絕對是一種鼓勵。我知道現在有類似的，但僅止於學會和區域舉辦的發表會，但有時論題範圍各玩各的，大家各有山頭，不過提供研究生跨過畢業門檻的一種工具而已，缺少一種整體性的發展視角，以致「台灣史界」的成果沒有辦法團結，形成更好的影響力(台灣的史學發展特色在哪裡？)以致於歷史學的影響力無法有一種整體力量的展現，推出好的成果，讓其他領域的人知道。另外，國家不重視歷史學，當然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我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來改變。也許我是過度理想化了吧，供博友參考。

1999-2012年(大陸)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名單（歷史學）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12ddfb01012mug.html

版主：感謝林富士老師提供5月13日演講之大綱，內容很精彩，資訊也相當充實，特此致謝，這是林富士老師這幾年研究的成就。今日之史學科技，即明日之科技史。現今因各種資料庫、運用軟體的出現，已經根本的改變了史學研究的本質與人們獲取知識的方式。從小我就崇拜歷史老師，因為歷史老師總是知道最多有趣的故事。但是，數位科技的出現，一般人若能掌握資料庫會查找資料的方法，他所知的史事，不見得會少於史學家，這是史學研究的新挑戰，無法迴避。是以這個主題，不僅是一門技術而已，它也將成為一種觀察史學研究與社會關係、技術開發之間互動的一種新視角吧。轉貼供各先進、學友參考，如下：

數位科技與歷史研究

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應用史學系列講座」

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視聽教室，2011/5/13（星期五）14:00-16:00

壹、引言：微縮震撼

一、1980年10月：一份生日禮物；一套二十五史。

二、1985-1987年，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籍自動化計畫」（1984年起）兼任助理，1995-2000年，擔任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小組委員（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任小組的召集人）。

三、2001年起，擔任「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工作小組委員。2002年起，擔任「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工作小組委員。2005年起，擔任「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內容發展分項計畫」主持人。2006年起，擔任「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總計畫暨子計畫二：數位內容公開徵選子計畫」主持人。2009年起，擔任「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總計畫主持人。

貳、數位科技的特色：以數位檔案的建立、傳輸和運用為例

一、儲存：佔據空間小、不易毀損、多媒體的整合。

二、複製：快速、大量、精確、原始檔與備份檔沒有差別。

三、傳輸：快速、遠距、重複、傳輸者無損。

四、創作：資料取用與資料提供者合一（Web 2.0）、多人共創、多元並存。

五、價值：使用者為尊、量大勝出、標準化至上、免費優先、搜尋簡易。

參、數位科技對於學習者的衝擊：以數位檔案的使用為例

一、必須掌握多種數位學習與創作工具：PC與作業系統、文書軟體、繪圖軟體、圖像軟體、影音軟體、通訊軟體、GIS、資料庫、搜索引擎、網頁與網站、網際網路、雲端運算與手持裝置等。

二、軟硬體必須不斷更新。

三、檔案格式必須不斷轉換（encode和decode永遠必須相互吻合）。

四、原創者與抄襲者不易區分。

五、過多的資訊不易揀選。【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六、知識範圍大幅擴大：時間延伸與空間膨脹、交通與比較之必要。

七、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難以改善：知識、資源、習慣、心態。

肆、數位科技對於社會的衝擊：文化大革命

一、記錄媒材與記錄方式的改變：口語與記憶（大腦）、文字與書籍（金石、布帛）、數位與電腦。

二、傳播方式的改變：口耳相傳、閱讀與印刷（傳抄）、多媒體與網際網路。

三、知識的獨享與開放：巫師與祭司、文人與教師、資訊人與大眾。

四、權力的壟斷與均等：專家與文盲。

五、專利與分享：共創共有、作者、智慧財產權。

伍、歷史研究者應如何回應數位革命

一、全球視野。

二、多語能力。

三、科技素養。

四、閱讀經典。

五、關懷現世。

六、問題導向。

七、研究團隊。

陸、結語：樹立數位人文學（Digital Humanities）的新典範

一、以自我為中心：建立獨一無二的數位世界。

二、以溝通為職責：提供自我與他者展示、交換、互動、成長的平台。

三、以天下為家鄉：不自我設限。

電郵：fslin@asihp.net;
fslin@gate.sinica.edu.tw

部落格：http://newtaiwanshaman.blogspot.com/

網址：http://www.ihp.sinica.edu.tw/~linfs/1.html

附錄：相關計畫與網址

一、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http://teldap.tw/。

二、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http://content.teldap.tw/。

三、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數位島嶼平台」http://cyberisland.teldap.tw/。

四、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台灣多樣性知識網」http://knowledge.teldap.tw/。

五、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數位典藏資料庫推廣網站」：http://content.teldap.tw/index/database/。

大「家」都不見了？

·          2011-02-06 中國時報 【邱天助】

    　以前，在學生時代，時常會聽到某些「教育家」、「文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的名號，包括葉石濤、鍾肇政、錢穆、羅光、辛志平、衛惠林、董作賓、傅斯年等等。耳聞他們的真知灼見或感人事蹟，心底每每湧起一股熱泉，並且勉勵自己「有為者亦若是」！

    　如今，在大學校園沉浸多年，有一天，猛然醒覺，曾幾何時，在台灣，這種「家」的稱號逐漸消失，尤其在人文社會學界，大「家」似乎都不見了。

    　基本上，要被賦予「家」的尊稱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他必須見解獨到，形成一「家」之言；其次，他必須能為大「家」付出，對社會有所貢獻，受到社會的認同。這些人往往具備公共知識分子的特質，不但在人品、涵養、眼光、資歷和學識方面有足夠的水平。最重要的，他們敢獨排眾議，不趨炎附貴。例如，薩伊德、阿宏、漢娜.鄂蘭、海耶克、里奧.史特勞斯、沈恩等人皆是。

    　以大學的自由學風，應是最能孕育名家的地方。回想昔日，大學校長地位何等尊崇，如今，在當前的教育制度下，多數校長已經淪為教育部派駐校園的ＣＥＯ，只能執行一些標準化的作業程序和要求，哪敢奢談大學理想，最多只能私下感嘆其志難伸罷了。即使是教育部長，也無法掙脫一些政治團體、專業組織或其他壓力團體的綁架，難有大刀闊斧的作為，足以留下歷史美名。試問社會大眾，幾年來，能有幾人記得那位大學校長或教育部長的事蹟與聲名？顯然的，在台灣，「教育家」的身影似乎越來越模糊了。

    　名家的隕落，知識生產的模式有極大的影響。台灣的大學知識場域內，學術生產常常不是自主性知識活動的結果，或是基於深層的社會關懷，而是根據某種特定的知識規畫（例如國際化、ＳＳＣＩ化），或以國家發展的邏輯為原則（例如提升國家競爭力），而由某種特定的「集體性」、「規範性」知識生產機器的生產和再生產。

    　在標準化、規格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下，教授們須服膺於制度性規範，依據ＳＳＣＩ產量、教師評鑑的規則，去扮演政府公務員或工廠作業員的角色。使得原本獨立自由的學術工作者，逐漸被收編在國家生產體制之下，淪為執行國家意志的重要工具，以獲取制度的額外利益，領取彈性薪資，甚至隨時待價而沽。

    　他們所在意的是學門內正統性、合法性地位的取得，以爭取場域內發言與審核的權威性。因為，有了這種權威，就能規定什麼是場域內最具有優越性的產品，因而控制知識再製的權力，也控制學術利益的分配。多年來，台灣的大學學術工作逐漸失去與社會的聯結，學術的生產僅剩圈內人自我消費、自我評比或自我參考的價值，外界不知他們所為何事，他們也不須跟外人交代所做何為。慢慢的，台灣沒有「學家」，沒有「學者」，只有知識生產者，甚至按件計酬的學術作業員。

    　後現代知識的轉折，強調的是知識的個別性、差異性與多元性。不知我們何時才能摒棄ＳＳＣＩ知識霸權，以寬廣的態度，接受並期待各式各樣知識的產生，甚至透過一些原來被壓制或被忽視知識的甦醒，進行自我反思與批判，讓一些被剝奪資格知識的再次出現，也讓知識的宇宙充滿大大小小的星星閃爍。有朝一日，也讓大「家」的身影在台灣慢慢重現。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http://showbiz.chinatimes.com/tech/171703/1120110206000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