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針灸醫學的發展及趨勢

張永賢  教授  提供

　　針灸歷史悠久，博大精深，起源至少有3千年前。目前留下醫籍，最早有《黃帝內經》，為《素問》及《靈樞經》，而《靈樞經》又稱《針經》。針灸外傳，在6世紀開始，即到韓國、日本與越南。17世紀傳到歐洲，19世紀傳到美國。但是真正針灸熱潮，是1972年之後，由針刺麻醉肺葉切除術，接著針刺鎮痛等。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重視，在1983年提出「實現公元2000年人人享有醫療保健」，即對針灸寄以厚望，防治疾病，保障人民健康。現世界有160國家使用針灸作為治療，而我們盛逢其機。

　　日本現是全世界最多的針灸學校有104家，其中有大學、研究所（碩士及博士）。日本醫學院80家，自2003年起全部醫學生必修東洋醫學，甚至列入 國家 醫師考試考題，因為人民喜好漢方，醫師必須認識漢方醫學。日本自1976年開放給醫師使用漢方處方，現為210種漢方製劑為保險製劑，日本醫師75%會開立漢方，日本東洋專門醫（專科醫師）現有8千5百人，有66所醫學院附設醫院成立漢方門診中心。

　　韓國有12家韓醫科大學，1999 年教育部政策支持「韓洋醫結合」，認為「結合醫學是21世紀的新醫學潮流」，首先在慶熙大學及圓光大學推動開設「韓洋醫結合研究院」。韓國積極推動「韓醫產業育成發展計劃」，發行國際針灸雜誌JAMS，每年舉辦國際針灸經絡學研討會（ISAMS），並每年提供10萬美元作獎金，作為針灸經絡學術獎（AMS Awards），成立「韓國韓醫學研究院」（KIOM）。

　　德國目前有5 萬名 醫師執行針灸醫療，同時健保給付。德國首家中醫醫院魁茨汀中醫醫院在1991年成立，與北京中醫藥大學合作，住院需經醫師轉診，並經保險公司審核及給付。

　　美國自1973年內華達州針灸立法以來，有44州承認針灸師，現有2萬名針灸師，其中5千名為醫師執行針灸。1992年前，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將傳統醫學列為「另類醫學」，1998年為「互補另類療法」（CAM）。1998年8個學術醫療機構，發動成立「結合醫學聯盟」，現有42所大學醫學院及醫學中心成立「結合醫學中心」，每年舉辦學術大會。

    加拿大首先成立「中醫針灸管理局」（CTCMA），自1996年核發註冊針灸師、中藥師及註冊中醫師。2003年核發註冊高級中醫師（Registered Doctor of TCM）。

　　西班牙在國立馬德里大學設立3年針灸碩士研究所，提供給醫師研讀。而義大利國立帕維亞大學醫學院提供4年中醫針灸博士研究所。

　　中國大陸現有28所中醫學院，其中14所已升格為中醫藥大學。在制度上有醫師、中醫師及中西醫結合醫師的制度。在台灣有中國醫藥大學及長庚大學8年制中西兼學的中醫學系，中國醫藥大學也有7年制中醫學系。而學士後5年制中醫學系有中國醫藥大學、義守大學及慈濟大學。目前也有碩士及博士研究所。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78年成立傳統醫規劃署。1979年在刊物《世界衛生》介紹針灸專刊，並建議針灸可治療43種疾病。1989年公布《國際標準針灸穴名方案》，1995年發表《針灸臨床研究規範》。1999年發表《針灸基本訓練及安全規範》。2000年發表《針灸臨床對照試驗研究的評論》及《傳統醫學研究和評估方法的規範》。2002年發表《2002-2005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全球策略》。2006年發表《 WHO國際針灸標準穴位》及2007年發表《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術語》。

　　針灸醫學在近40年來蓬勃發展，我們要繼承傳薪，也要發揚光大及創新。

版主：這本書牽涉清代中英博物學交流史與自然史的研究，請看 祝平一 教授評論(貼文於書介下)

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科學、帝國與文化遭遇

作者：（美）範發迪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07月01日

內容簡介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國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觸。後來中國的大門一度被關閉而後又被強行打開，這期間，外國的傳教士、商人、外交官、軍隊、探險家、科學考察隊蜂擁而來，東方古國的一切都使他們感到驚奇。基于種種不同的目的，他們記錄下在華的所見所聞。這些記錄數量浩瀚，積存在世界各國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或私人手中，成為了解清代近三個世紀歷史的珍貴資料。由于西方人士觀察、思考和寫作習慣與中國人不同，他們的記載比較具體、廣泛，比較注重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方面，因而補充了中國史料記載的不足。“編譯叢刊”將從中選取若干重要資料譯介給國內的讀者；對早年問世的具有開拓性、奠基性價值，但不為中國學術界所熟知的作品，我們也將同樣給予關注；此外，對反映當代國外清史研究新的學術思潮、前沿問題、熱點問題和重要成果的學術專著，“編譯叢刊”也將及時地介紹給中國學術界。

目錄

中文版序
致謝
導言
第一部分 口岸
第一章 中國商埠中的博物學
第二章 藝術、商貿和博物學
第二部分 地域
第三章 科學與非正式帝國
第四章 漢學與博物學
第五章 內地的旅行與實地考察
結語
附錄︰簡要生平注釋
縮略語
索引
譯後記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china/chinafile.php?item=CN10784716

評介 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新史學》16.3 (2005):181-186。

祝平一

范發迪的近著探討十九世紀英國博物學者(natural history，或譯為自然史) 如何在中國進行研究，創造關於中國的博物學知識。博物學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當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入侵其他地域之際，博物學研究者亦緊跟其後，發掘異域中的動、植、鑛物，提供帝國理解異域的新資訊和視野。因而此書不止是英國博物學的歷史片段，亦是中國人反抗外來支配的故事。

弱勢且被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與生長於斯的人、物和知識系統，如何抗衡挾著堅船利砲之威而來的英國博物學的窺視﹖要敘說反抗的故事，先要擺脫「何以中國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的情結。因為這樣的問題意識已預設西方近代科學便是真理，中國人只有膜拜和迎頭趕上的份。范發迪既不談西方的知識系統單向地從殖民中心往殖民地邊陲傳播；也不是中心負責生產「真理」，而邊陲僅僅提供材料的歷史。他的故事遠為複雜而有趣。他認為殖民科學知識的生產，並非完全由殖民中心操控，更有賴於被殖民者的「合作」。一旦被殖民者（被研究的對象）不受威脅利誘，不被說服，拒絕合作，殖民科學的生產體系便難以為繼。他打破中心與邊陲的二元對立，使支配與反抗的角力有著力點；使被宰制者的知識能成為「真理」的一部分。

本書分為兩大部，共五章。第一部份兩章，討論舊廣東時期(1757-1842)，英國人在廣東的博物學研究。第二部份三章，檢視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在中國進行的博物學研究。鴉片戰爭使中國開放通商口岸、內河航行，並且賦予歐、美各國自由傳教的權利。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不再侷限於廣州，全面進入中國內地，使得博物學研究益形複雜，處處牽動著知識和權力的網絡。

鴉片戰爭以前，外國人的行動尚侷限於廣東。英國博物學研究者亦不例外，以廣東為其收集標本的基地。英國的科學機構，不論是博物館或是皇家植物園(Kew Garden)，希望透過當時在廣東的博物學研究者取得中國的標本、園藝知識和各種商業作物。當時在中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多為業餘人士，或為增廣知識、或為獲取聲望、或為培養紳士品味，而勤於研究。此一過程使得英國人的領土擴張、商業利益與博物學的知識生產，相互糾結。

當時的博物學研究者主要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商館(Canton Factory)的成員，還有來自英國的園丁。前者的正職雖然是貿易，但其中如Staunton, Morrison, Reeves等人，卻因本身的興趣，或是受英國科學機構之委託，在中國研究博物學。至於英國園丁，大多是短期的派遣人員，社會地位較低，若無本國駐中的贊助者支持，很難完成任務。這些業餘從事博物學研究的貿易商與專業園丁，角色不同，任務不一，卻同時穿梭於廣東的市場與花園，進行田野工作。博物學研究仰賴田野採集，而身處異域，人生地不熟，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必須仰賴在地行商的社會網絡。行商的花園，乃成為收集與交換園藝知識的重要場域。

雖然運送採集標本回國不易，標本存活至目的地者不多，但是長時期的積累之後，殖民母國優越的中心位置還是成形。殖民科學的特色之一便是以母國為中心，由世界各地源源不絕地向中心輸送物資和情報，不斷擴張中心的知識系統。英國博物學的發展亦不例外。1830年時，廣東市場上所見的標本、種子，已經無法滿足博物學研究者的需求。而鴉片戰爭的爆發開啟新契機，促使英國博物學研究者深入中國內陸。

除了採集實物，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亦收集圖像資料，以補不足。像魚類這類難以運送的標本，繪圖更是保存標本的唯一手段；此外，英國人還常以圖像與當地僱工溝通，找尋標本。圖像因此在博物學中扮演重要腳色，本書第二章便探討此一主題。

由於長期對外貿易，廣東培養了一批畫師，專門畫外銷品。他們成了Reeves收集圖像資料時最好的幫手。Reeves必須先讓這些畫師理解他的要求，盡量配合科學寫實主義的繪圖準則，才能讓這些畫師獨立工作。雖然如此製成的影像多是常態化的樣本；但在無法取得實際標本的情況下，他們的作品仍然得到英國方面的高度評價。

第三章討論「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 和科學網絡、知識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係。「非正式帝國」意謂以貿易等經濟手段遂行帝國主義統治之實，正符合中國並非殖民地卻又受制於他國的情況。英國人在中國設置的種種機構──從海關、領事館、傳教團體和香港植物園等，形成一個「非正式帝國」的網絡，傳遞科學訊息。雖然上述機構，並非專業的科學組織，其成員各有日常事務待理，因此其研究乃基於個人興趣、或科學以外的目的，未必能配合母國科學機構的要求。但是這些機構仍是當時收集與流傳中國資訊最主要的網絡。不過，中國人不見得願意提供完整的資訊，特別是具有商業價值的訊息。因此有時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不得不以協商的方式，取得所需的科學資料。他們甚至竊取機密，卻反控中國人不尊重事實，無法精煉其既有的知識，來合理化自己的竊盜行為。

第四章接著討論漢學與博物學的關係。十九世紀的博物學研究仍然相當依賴文本知識，不論確定或分類新的品種，都必須查考書籍。在華的英國博物學研究者利用了中、西文著作，以進行研究。他們盡力理解中國動、植物的生長環境，亦致力發掘中國藥物和商業作物的資料、植物地理分佈與栽培作物的歷史。《植物名實圖考》和《本草綱目》就是當時最受重視的中文參考資料。但因中文材料的分類系統與西方不同，加上中國亦無統一的分類詞彙，因此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只得披沙瀝金，只挑那些合於「經驗事實」，足以辨認個別動、植物的材料。雖然他們通常認為中國材料瑣碎與落後的博物學描述，但對於是一些不須仔細觀察的較大動物或植物，中文材料仍能提供相當的助益，英國人從中國文獻中「發現」中國鱷 (Alligator sinensis)便是一例。

第五章分析英國博物學研究者在中國內地的旅行和田野經驗。不論是受皇家植物園派遣、狩獵運動、或是自行調查，這些英國博物學研究者一旦進入中國內地，便須仰賴在地人的協助。他們通常無法定點長期停留，亦很少長距離遠征，因此僱用當地農民或獵戶，在某些地區進行系統性採集，通常是最有效的方式。雖然他們對中國採集人的評價不一，但這些在地人構成了英國博物學知識網絡的一環。不過，他們和在地人的關係也未必一帆風順，尤其在反洋較烈的地區，摩擦更大。因此他們也會藉助各種文化展演，來表現自身的優越。

田野經驗與民俗知識有助於英國博物學研究者理解生物分類、遷移與地理分佈。不過為了維持科學知識的一致性，他們仍對民俗知識存疑，以當時的科學知識不斷測試其可信度。一旦民俗知識與既有的科學知識不符，即常被視為錯誤。但是英國博物學研究者與中國採集者的合作關係，模糊了博物學與民俗知識之間的界線，使博物學成為混雜的(hybrid)知識體系。

讀范發迪的書，令人敬佩他淵博的知識。本書運用了大量有關殖民科學、科技與社會(STS)、旅行研究、圖像研究、乃至底層人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成果，撐起本書的架構與視野，將無數零碎的資料，化為生動有趣的故事。其中蘊含許多精彩的細節，以及發人省思的課題。例如漢學和博物學之間的關係（文本和自然間的關係）、以收集圖像代替採集自然標本、非正式帝國的網路如何為科學知識服務、旅行者的凝視和在地協商，都寫得非常精采而有創意。

以下本文討論范書中「支配與抵抗」和「知識的混雜性」兩個議題。范發迪此書前半認為應重視行動者賦予文化接觸的意義，以此理解英國博物學在中國的景況。當時的中國人不見得將英國視為殖民者，因此以後殖民主義「賭爛」式的反抗(weapons of the weak)，如拒絕提供正確的資訊或開小差等，來理解這段文化遭遇史太過死板，亦不適用於中國這個非（半）殖民地。(p. 86) 但隨著英國人逐漸進入內陸，書中支配與反抗的聲調卻越來越強。范發迪寫道：「中國不是一片空白、不是博物館、不是一片待刻的石板。」(p. 153)這雖與英國入侵略中國日亟有關，但即使在十九世紀末，書中所描述的種種反抗，大體是「賭爛」式的，更何況反抗還是由西人的書寫再現。因此，筆者認也許不當一下子將被支配者的動能提得過高，反而應當注意被支配者看待文化接觸和支配者的態度；以及支配者如何透過種種方式遂行其目的。以范發迪的謹慎和修為，他當然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只是書末最後一節的力道，仍讓我覺得過重。

范發迪已清楚論證博物學知識的「混雜性」，不過其程度似乎有待商榷。且讓我從一個小論點進入這個問題。Thomas T. Meadows認為中國的資料不適合統計分析。(p. 88) 范發迪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公允的批評，只是顯示了帝國主義者對於在地知識的輕蔑，以一種東方主義的(Orientalism)視野看待中國的材料。范發迪以方志為例，說明了中國有著長久記錄各種博物學的在地材料。但我覺得方志的例子正印證Meadows的看法。雖然Meadows的說法乃是立於西方特定的知識立場而發，現代研究者大概也會承認方志中的數字資料並不好用，更別說是用來做統計分析。

Meadows的例子還有另一層次的問題，亦即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如何使用在地材料。其實不論是圖像、數字、文本或是民俗知識，都必須先被過慮後才能使用，這在范發迪的書中已舉證歷歷。因此，重點不在於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是不是利用了在地知識，而在於在地知識如何被馴化才能納入西方的知識系統。既然在地知識已先被過濾，中心知識系統被玷污的程度是否像范發迪在書末所言那樣，不無疑義。雖然為歷史上的弱勢者發聲，歷史學者責無旁貸，但是要如何將弱勢者的發聲擺在合適的位置與估量其力道，仍得值得細細思量。筆者以為范發迪的書無疑豐富了Latour的Center of calculation的說法(p. 230, n. 160)，呈現了中心與和邊陲遭遇時的細節和網路中各節點(node)不同的知識生產方式。但在各節點的在地知識送往中心的過程中，對於在地知識的監控和過濾，在相當程度上防禦了當時科學知識的界線。

只運用理論觀點，不見得能寫好歷史；而沒有了好故事，則肯定難以寫出令人動容的歷史。范發迪能將理論和無數的細節融為一爐，令人讀之，興味無窮。每當我想起雄糾糾、氣昻昻，扛著獵槍的英國紳士Swinhoe被在地人邀去扮演武松，害得他差點命喪異域；英雄氣概，萎靡難振，便不覺莞爾。(p. 142) 文化接觸中的支配與反抗、展演與觀視、了解與誤解除了在知識與權力的網絡中，還常在這種不可逆料而反諷兼具的情境下，脫軌演出。

轉貼自：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750722/

版主：本期 (19期，2011年5月15日) 「明清研究通訊電子報」，刊載了兩位醫療史學者規畫、執行研究計畫與研究之心得，敬請參閱。

中央研究院「影像與醫療的歷史」主題計畫

——專訪李貞德、祝平一教授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劉威志 採訪整理

　　中央研究院「影像與醫療的歷史」主題計畫共執行三年 (2008-2010)（參見網站），由歷史語言研究所李貞德教授、祝平一教授共同主持，參與研究人員有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建民教授、李尚仁教授、戴麗娟教授，臺灣史研究所劉士永教授、近代史研究所張哲嘉教授、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陳秀芬教授。本計劃參與學者試圖突破以文字作為主要（甚至唯一）研究媒介之現狀，改從圖像、影片等視覺材料入手，進行醫療史研究。三年的研究成果於去年底「醫療與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 (2010.11.24-26) 中，與其他國內外學者共同發表，迴響熱烈。本期《明清研究通訊》非常難得邀請到李貞德、祝平 一兩 位計畫主持人，為我們分享本主題計畫的研究取徑與一路過來的種種經驗、心得。

研究背景與計畫源起

　　李貞德教授研究漢唐之間的性別與醫療，廣泛使用石刻、圖表、繪畫人體經脈等圖像，察覺圖像不僅可以是文字的輔助說明，本身也可構成值得分析的史料，故投入圖像、視覺相關研究。此次醫療與視覺的研究構想則受到兩個經驗影響，第一個經驗是李教授 1992 年加入史語所的「疾病、醫療與文化」讀書小組，在蒐集資料時，看到四川大足寶頂山摩崖石刻「父母恩重經變相」圖錄，其中一組「臨產受苦恩」造像，產婦一手下垂、一手捧腹，似欲臨盆，並承受臨產陣痛之苦，而身旁有兩位助產女性與一位流露焦慮神情的男性，一般人若不瞭解造像的佛經背景，很難看出這位婦人正面臨生產。這組造像使李教授深受震撼，便開始搜尋古今中外婦女臨盆的圖像，想進一步瞭解產婦如何被描繪，尤其是垂直式生產的臨盆情狀，她也在文獻裡搜查關於垂直式生產的記載，並在 2004 年親自造訪大足，驗證書中所記。這便是李教授從事影像與醫療研究的重要契機。



　　過去李教授從事漢唐性別醫療研究時，發現醫書中收錄圖表指示婦女生產方位、姿勢的宜忌，圖表劃分為十二個月，說明產婦須朝子、丑、寅、卯哪一方位生產才能順利安產。中國現存最早的產圖，可能是漢代馬王堆《胎產書》殘存的「南方禹臧」圖，用來「埋胞」（埋小孩的胞衣），但過去生產手冊與助產策略皆以文字記載，且繁複難以理解，隋代德貞常採用易懂好用的向坐方位手冊重構出「十二月圖」；到了唐宋，產圖統合了設帳、埋胞等宜忌，製成一大表，提供產家使用。分析這些中國古代產圖的演變，就能理解歷代人們對於產婦、產家與生產的態度與觀念。^[1]另外，日本現存最早的醫學全書《醫心方》(982) 也曾收錄隋代《產經》的資料，裡面也附了月禁脈圖，說明懷胎幾月時哪些穴位不能針灸，很可能是中國最早經脈圖的留存。



　　另一個契機則是 2002 年至 2003 年間，李教授至美國哈佛大學訪問之時，她旁聽了科學史學系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science) 的「攝錄科學」(Filming Science) 課程。這門課訓練學生進入科學操作現場拍片，企圖利用視覺呈現的方式，一探醫學或科學在實驗和操作過程中默會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李教授也去校區附近婦幼醫院的卵巢癌實驗室現場跟拍，這次攝影經驗讓她體悟到，作者觀點的融入不只傳達了某一事實、真相或說法，更能啟發觀影者的思考。因此，不僅是傳統文獻裡附載的圖，任何當代的攝影照片、紀錄片、電影等視覺媒材皆是能進一步分析的史料。



　　自哈佛返臺後，李貞德教授提出先導研究計畫，號召幾位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2]的同仁共同發想研究主題，邀請國外學者訪臺演講，並籌辦了約二十次圖像史料和醫療影像的讀書討論會。計畫進行初期也曾遭遇困難，首先，參與成員對圖片、影像等各種視覺史料之間，及其與文字資料在功能與意義上的異同，討論熱烈，並試圖提出更清晰的分類概念。其次，各成員的研究斷代亦差異甚遠，從魏晉南北朝、隋唐直到明清、近現代，時間上難以統合。幾經討論協調，最後有八位成員參與主題計畫。不過，三年計畫正式啟動前，李教授因借調清華大學負責行政，參與研究討論的時間相對減少，故謙稱共同主持人祝平一教授才是主導計畫開展的領導人。

以性別觀點反思法律與醫療的歷史：李貞德教授

　　1986 年，美國歷史學家 Joan Wallach Scott (1941-
) 提出性別 (gender) 一詞，作為歷史分析的類別，^[3]而臺灣學界則至 1990 年代後期才較普遍使用性別一詞，並視為研究取徑。以前臺灣高等院校沒有性別與歷史的相關課程，至 1979 年鮑家麟教授自美國亞利桑那大學返台客座時才首次開設中國婦女史，開啟先聲。之後，婦女與性別課程、論文逐漸增加，學者和學生也開始意識到可以從日常生活的性別權力關係瞭解女性地位、角色，許多課題都能由性別觀點切入，突破才女名媛、婚姻家庭，或女權運動等課題，發展性別分析的研究框架。十多年來，李教授的研究以性別為關懷重點，著重討論法律與醫療領域中女性身體與社會角色所受到之規訓 (discipline)。她認為，法律是國家治理的一種方式，具有強制性，可影響個人的角色位置；從律令規定做為切入點，理解女性處境、男女關係，以及家庭在社會國家中的角色。



　　醫療對於生命、生死的處理準則也具有一定的強制性，醫書對於女性生育的措施，包括求孕、墮胎、分娩、產後調理與養育子女，設法給予保護，卻在同時形成了管束的力量。從醫書中對女性產育照顧的規範，以及與他人互動的描述與評價，可以瞭解傳統中國性別化的身體觀。〈笑疾考〉(laughing disorders) 一文是李貞德教授醫療史研究的里程碑。她閱讀唐代孫思邈 (581-682)《備急千金要方》時，發覺古人對於情緒存有性別差異的觀點，認為女性常會忌妒、憂憒，導致疾病難治癒，便著手研究漢唐之間性別、醫術與笑的關係。中古中國認為多話與多笑會讓人體內的氣洩出，而排氣過多會讓人體虛弱，為了避免亡精費氣，傳統醫書發展出「諸情不宜，多笑無益」的養生文化，崇尚人要少言少笑、減少情緒起伏以維持健康。 然而研究結果並未發現女性與笑疾之間的絕對關聯，也讓李教授體認到，研究出發點與結論不見得必然相關，有時預設的性別論述並不存於研究的斷代，而是在之後的時代才出現，但對性別議題的關懷，常能帶動研究思考。

　　視覺史料則是一種對新材料的探索——從醫療紀錄片、照片中發掘影像記錄與女性生育之間的關係，能觸發更多研究想像。李教授指出，靜止圖像 (still image) 與影像 (motion picture) 的性質截然不同，兩者表達的時間性也有所差異，如醫書圖譜可以供人反覆閱讀、細察，但醫療紀錄片所釋放出的訊息也許就在那一瞬間。李教授憶及中學時期曾看過健康教育宣導影片，當時放映紀錄片十分困難，播映設備昂貴且架設不易，必須要全體聚集在某一定點集體播映，再搭配現場講解與衛生教育解說，然而影片釋放的訊息仍有限，觀影者接受的資訊未必與影片所傳遞的內容相符。又如美國學者研究醫療影片 (medicine’s moving
pictures) 時，就發現早期的乳癌自我檢查與宣導短片因牽涉到女性乳房裸露畫面，不僅拍攝時困難重重，播映時也引起極大騷動，原欲傳達的乳癌衛教知識參雜了許多社會文化的面向。



　　李教授表示，影像資料除了內容，其製作與再現脈絡皆值得探究。去年的研討會，李教授延續先前研究成果，進一步探討美籍女性傳教士孫理蓮 (Lillian R. Dickson,
1901-1983) 女士在臺灣佈道與協助醫療設施的歷史，其中將近32分鐘的紀錄片《趁著白日：孫理蓮的台灣》(While It Is Day: Lillian
Dickson’s Taiwan, 1972) 成為她的論文焦點。這部宣教紀錄片，由美國教會領袖包伯皮爾斯 (Bob Pierce, 1914-1978) 籌劃與拍攝，向美國教友介紹這位在臺灣奮力傳播基督福音的女性宣教士；在報告宣教成果的同時，也透過影像傳達台灣的醫療困境與需求，以期激發母國與母會的同情，獲得更多支持，並且呈現台灣在公共衛生史上的特殊性。



　　李貞德教授在分析《趁著白日》時，將其中烏腳病防治的片段，和電影《一隻鳥仔哮啾啾》(1997)，以及公共電視臺製播的臺灣公衛發展史紀錄片《戰疫——臺灣流行疾病》(2004) 的影片相比較，發現即使是同一課題，不同的視覺史料敘事方式不同，呈現患者、醫生與政府的方式也因影片類型與主題有所差別。^[5]

從事視覺與醫療研究的契機與心得：祝平一教授

　　祝平一教授關注天主教教士與信徒面對西方醫學傳入中國的議題，偶然間看到醫書中「翻圖」的記載，覺得十分有趣，便加入了本項主題計畫，著手研究「圖」在中國醫學傳統中扮演的角色。

　　祝教授坦言，自己一開始便困在「圖」這個字裡，因為就中文詞意而言，「表」也是圖的一種，但西方已有許多表達 image（圖）與 diagram（表）概念的同義字。西方學界一直探討圖像與再現之間的現實關係，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之後，科學家對於透過顯微鏡等新技術，以儀器、圖像再現現實更為關注，製圖能力也越發精良。醫學的圖理論上較為功能取向，與為了美學而製作的圖不同。然而不論是那種圖像，其符號與指涉間的關係不見得就能輕易解讀，有許多複雜因素交互影響，這正是「再現」過程的複雜性。中國版刻、手繪圖畫使用的技術在十七世紀後與西方已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版圖不論是抄本或刻本往往都沿襲過去式樣，雖然可描摹精細，但同一類圖的精細與粗糙差異甚大。因此，中國醫書裡的圖在畫工、刻工、出版商的技術網絡中，與文本和圖原作者所想傳達的訊息之間的關係為何，尚待探討。



　　祝平一教授討論的是十九世紀的「翻圖」。根據醫書記載「翻」是「痧」的別稱，「痧」在清代已成為疫病的代名詞。「翻圖」似是描繪「痧症」病狀與治法的圖譜，乃疾病圖的一種。祝教授寓目的「翻圖」有三種版本：一為刊於咸豐元年 (1851) 的《繡像翻症》，二為附刊於《繪圖針灸易學》的〈七十二翻全圖〉，三為柏林國家圖書館的手抄本《繪圖針灸易學》。〈七十二翻全圖〉附於《繪圖針灸易學》，其原版為河南長葛李守先所著，原名《針灸易學》，分上、下二卷，為嘉慶三年 (1798) 出版的自刊本。此醫書版本甚多，但原刊本與道光二十七年本 (1847) 最早的兩個版本，書名皆無「繪圖」二字，亦無〈七十二翻全圖〉，可見「翻圖」乃後來附加。從〈七十二翻全圖〉內容也可看出，其來源當為刊於咸豐元年 (1851) 的《繡像翻症》。李守先於《針灸易學》中強調針灸「手法」之重要，當時治痧使用括挑技術亦強調手法，以實用為取向，少討論醫理問題；而《針灸易學》以灸法治療小兒之豬癇、羊癇、牛癇、馬癇、犬癇諸疾，在命名上與「翻症」頗為相似，具有親近性 (affinity)；另外，李守先的墓誌透漏了當時修德被認為是一種具有療效的醫療手段，故刊刻醫書能修德行善去邪，療治天行時疫。因此祝教授認為，清末將《繡像翻症》的「翻圖」附於李氏的針灸書上，或與《針灸易學》文本性質近於治痧手冊、強調「手法」以及崇尚修德去邪有關。而李守先逝世兩年後的道光元年 (1821)，河南宜陽大行瘟疫「翻症」，是年江南亦大疫，但由於記載不同，也難以斷定這些疫病是否為同一疾病分類，即使為同一疫病，南北稱謂各殊。^[6]

　　疾病的出現與消失，是西方醫療史長期以來探討的議題，但不見得都能清楚地將每一疾病的起因與症狀和現在的疾病分類相互連結。疾病的定義與命名也有一段發展過程，疾病的命名可能只存於某一時期，疾病概念更有其歷史性的變化。



　　「翻圖」出現年代很晚，醫書中亦罕見，同一時代的「痧症」概念也已有轉變，且越來越難被指認；而記載「翻症」作為一種疾病的文獻出現於山東泰山與山西太行山地區，被認為是北方病症，但「痧症」的論述大多來自於南方醫家。「痧」並非正統醫學裡的疾病分類與知識，而是將民間流傳的疾病知識寫回文本中。「翻症」亦然，且翻圖的文字比較類似宗教治療。從「翻症」的例子可以再討論一般民間醫療知識和醫家的同異處。



　　醫療記述與文本、圖像之間的關連，疾病本身的歷史變遷等等都是值得進一步關注的議題。從多種醫書與文獻資料中發現細微的問題也十分重要，可拓展中國醫療史的研究範疇。中國醫書中有許多圖，但特別集中在婦科、兒科、外科，內科則多為經脈圖，而且圖大多重複，且圖不見得與文字配合。祝教授提醒道，人的疾患有時間性變化，一般醫生若只照著圖的指示，不見得能妥善處理，過去時代醫學知識運作的方式與現今相差甚遠，因此醫書圖像是否能增進醫術也屬未知，是知識論上很大的難題。



　　祝教授認為以視覺文化談醫療十分有趣，但牽涉的範圍太龐雜，分析困難，必須事前做好心理準備。

影像醫療史的研究心得與未來方向

　　隨著「影像與醫療的歷史」主題計畫的推展，祝平一教授接觸到各類史料，發現不同醫書作者記述的「痧症」大同小異，相互傳抄，讓人不禁思考中國醫療體系中知識生產的意義。祝教授也提到，中國醫書中經脈圖的原型相同，雖然各時代的繪製可能有粗細、造型的不同，但所擺出的姿勢均雷同。雖然很多圖像的研究者都想探討圖的意涵，但也許醫書裡的圖像只具有點綴性、裝飾性的意涵。最後，圖像反映出的科學觀察也隱含了許多個人訓練與表達的差異，有時候科學觀察像是靈光一現，一眼而見現象的全體結構。現代科學研究的圖像往往是探索未知，無法於第一眼就掌握圖像所給予的全部線索。祝教授笑說，進行研究就是從中學習新知識的過程，將來考慮將清代的痧症寫成一本小書。之後會繼續西學輸入的的研究。



　　李貞德教授也補充自己對於醫療圖像的研究心得。前幾年她研究日本平安朝的醫書《醫心方》，發現丹波康賴 (912-995) 蒐集中國醫書圖像時只留下搭配病症解說之用最精要的圖，並不像中國醫書有完整的經脈圖，實用性非常強，這表示丹波康賴也對中國醫療概念作出取捨，建構出屬於日本的醫療理論。^[7]因此，圖的來源與指涉，也與醫書種類以及醫書的預設讀者十分相關，如記載「翻圖」、「痧症」的醫書也只畫出病狀、施行醫術處理的位置與方法，以實用為取向。本次計畫讓她體悟到，圖像與影像的分析截然不同，需分門別類處理，才能理解不同的視覺材料，詮釋個別脈絡。

　　「影像與醫療的歷史」主題計畫可視為一大型的先導計畫，開展了許多視覺史料與醫療史的新興研究方向，如醫書的圖像類型、圖像的技術、流傳與閱讀或圖像的內容進行分析。西方學界研究書籍史的潮流已風行多年，臺灣學界也可以朝著這方向進行。若能在每一子議題下再設立三年期的計畫，針對不同主題、類型進行深入研究，成果會更具體而細緻，藉著主題計畫與讀書會的討論，也可與同道合作、切磋。



　　李貞德教授的近期研究針對孫理蓮女士等傳教士的宗教醫療紀錄片做進一步探索，範圍從宣教片裡的醫療影像，擴展至當代衛生教育的宣傳政策與論述。另外，李教授對於台灣健康教育的推廣及其中的性別議題也已蒐集了許多資料，包括教科書的圖像、海報掛圖，以及美援時期及聯合國衛生組織計畫製作的衛教宣導短片等，近期內應可發表新作。至於史語所的「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未來則會繼續這個脈絡，以「醫療的物質文化」為主題，申請新的整合計畫，除了影像和圖片之外，醫療物品與器材（如顯微鏡成像、超音波攝影）也將成為分析的焦點，希望聯合時代差距、媒材差異，且結合同仁們的研究興趣，延續本主題計畫對醫療史的研究。

院內明清研究學者的優勢

　　根據兩位教授的觀察與瞭解，臺灣學者接觸新的理論或學術觀點之機會甚多，接受度也高，而院內歷史學者的治學態度嚴謹，擅長細微考證與精細敘事，思維縝密，能將線索放入更大的研究脈絡中深入理解，不只是空泛地陳述而無詳實例證與描述，也不僅為羅列出瑣碎訊息，而沒有一套完整的研究架構與發展脈絡。這一直是院內歷史學人們的研究特色與優點，使得跨領域、跨斷代的交流更有可為。

對明清研究委員會的建議

　　李教授與祝教授對於委員會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過去委員會舉辦過多場學術活動，邀請來的國際學者講演內容精采，提供了許多創新、獨特的研究觀點，為推動研究氣氛、促進院內與國際學界交流的努力有目共睹。祝教授表示本院明清史的大型計畫，成果斐然。如歷史語言所李孝悌教授曾主持「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研究計畫，聯合院內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以及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美國賓州大學歷史研究所等諸位學者，從文化、文學、社會、政治、經濟等不同角度，對傳統中國的城市文化和繁庶生活內容進行專題探討，發展時尚、豪宅、情色、節慶、寺院、感官之娛、城市文學與城市想像等等饒富趣味，成為國內外學者稱讚的對象。李教授亦提到，委員會籌辦的《明清研究通訊》電子刊物資訊豐富，報導詳細而不失真，對於國內與國際學界的認識和交流提供可行的管道，更熱心提議專題訪問，若能找兩三位相同研究範圍的學者圓桌會談，針對一項議題暢談研究發現與心得，相信訪問內容會更豐富，也能刺激讀者點閱，讓此刊物益臻完美。

^[1]
李貞德：〈生產之道與女性經驗〉，《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台北：三民書局，2008），頁 71-134。



^[2] 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原即「疾病、醫療與文化」讀書小組。相關資訊可參考網站。



^[3]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No. 5 (December 1986): 1053-75.



^[4] 李貞德：〈「笑疾」考──兼論中國中古醫者對喜樂的態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1 (2004)，頁 99-148。



^[5] 李貞德：〈宣教影片中的疾病、醫療與文化──以《趁著白日：孫理蓮的台灣》為例〉，發表於「醫療與視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0 年 11 月 24 日至 26 日。



^[6] 祝平一：〈圖像與分類：從翻圖談起〉，發表於「醫療與視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0 年 11 月 24 日至 26 日。



^[7] 李貞德：〈《醫心方》論「婦人諸病所由」及其相關問題〉，《清華學報》第 34 卷（2004 年），頁 479-511。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19/interview/interview-20110515.html

版主：本期收錄多篇醫療、婦女史的論文，歡迎大家參閱。

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8 期業已出版。本期共收錄學術論文6 篇：周春燕，〈胸哺與瓶哺――近代中國哺乳觀念的變遷(1900-1949)〉、吳燕秋，〈西法東罰，罪及婦女――墮胎入罪及其對戰後臺灣婦女的影響〉、張淑卿，〈美式護理在臺灣――國際援助與大學護理教育的開端〉、郭美芬，〈20 世紀初澳洲華裔報刊中的女性論述和社會認同〉、楊佳嫻，〈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與女性寫作――從《天地》說起，1943-1945〉、秦方，〈晚清才女的成長歷程―― 以安徽旌德呂氏姊妹為中心〉；研究動態1 篇：吳雅琪，〈近十年臺灣婦女史研究評述――以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學位論文為中心(2000-2009)〉。另收書評1 篇。共324 頁，定價平裝300 元。同仁如欲瞭解詳細資訊，請洽近史所發行室吳小姐，電話(02)2789-8208。

http://www.sinica.edu.tw/as/weekly/100/1313/1313.pdf

版主：大家如有空，多給新人鼓勵囉。

臺灣公衛百年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2011年1月7日（週五）

地點:衛生署樂生療養院（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794號）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議程
2011年1月7日（週五）
10:40-11:50
第一場：醫師與醫療活動
講評人：范燕秋
臺灣醫生與日本在廈門的醫療活動(1895-1945)（陳力航）
臺灣公醫的來源與職責（陳雅苓）
近代臺灣漢生病醫療機構與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以樂山園為例（張達欣）

13:00-14:10
第二場：防疫與公衛
講評人：劉士永
鼠疫肆虐下的金門：1945至1952年金門的公共衛生建置（劉燕琪）
日治時期臺北汚物處理之初探（李佳卉）
日治時期臺灣之小兒保健－－以預防注射為中心（沈佳姍）

14:30-15:55
第三場：疾病與保健的書寫
講評人：許佩賢
清末臺灣的醫藥衛生與空間論述－－以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為主（郭侑欣）
近代臺海兩岸報紙廣告之比較(1912-1945)－－以醫藥欄為中心（劉彥甫）
1930年代葡萄酒在臺灣的健康形象（郭婷玉）
臺灣百年烏腳病之鹽村心靈、醫療人文層面（黃豑民）

http://shanefish.enpurist.0lx.net/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期

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2010年10月, No. 11

版主：感謝陳瑞麟、林文源兩位老師與整個編輯團隊的辛苦付出，當然也謝 謝雷祥麟 老師與審查人的指導。對版主個人而言，這次真的學習到很多寶貴之經驗，也藉這個機會，修正了博論的某些論點。從讀、寫到不斷修改，是每篇論文必經的歷程，跟STS的前輩與學友們交流與學習，感覺擴展了自己原本史學領域的範圍，雖然自己對許多理論性的東西仍瞭解不深，但從閱讀STM期刊上學者的文章開始，我彷彿看到一條史學與STS匯通的道路。

目錄：

第11期編輯室報告

社論

邁向永續產業政策的里程碑

專輯論文

專輯導言：「東亞傳統醫療、科學，與現代社會」

民國時期中西醫詮釋疾病的界線與脈絡：以「傷寒」（Typhoid fever）為例的討論

論中藥作為保健食品： 以四物湯的生命史為例探討藥品與食品範疇的革命

醫學、商業與社會想像：日治臺灣的漢藥科學化與科學中藥

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

名家選譯

京城帝國大學漢藥研究之成立

動態報導

STS動態： 卸下「愛丁堡學派」這張招牌吧！：巴恩思訪談錄

書評、影評、書介

一個務實又微笑的STS：評《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兼論如何使用它

詳情請上：http://stm.ym.edu.tw/epublish/1/current

版主：竹山老師，您要不要把演講心得整理出來，PO給那些沒法到場聆聽的人呢？（我算一ㄎㄚ，孩子生病，師大場地主竟然沒到，真不好意思啦）。宣傳一下：

如何運用史料在醫療與社會文化單元裡進行歷史教學(中區場)

轉引自：http://blog.sina.com.tw/learnhistory/article.php?pbgid=69985&entryid=594286

買了一本閒書，是以1918年大流感為背景所撰寫之小說，原本希望睡前看增進睡眠品質的，但讀起來總覺不對勁。翻譯小說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原文作者所使用之語言，是以描述作者在特定生活成長背景與經驗的溝通工具，經過中文翻譯後，作者想要表達的東西，或是想要營造的想像，往往失去原味；以前讀存在主義大師卡繆的《瘟疫》，還不曾有這種無力感，但這本書不知怎麼了，節奏慢、鋪陳過度，我不清楚作者想要表達什麼，是翻譯不佳嗎？還是這篇作品不好呢？可是它真的得了不少獎項喔。所以還是介紹出來，如果對大流感歷史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買來看看。（版主）

作者：湯瑪斯?穆倫

原作者：Thomas Mullen

譯者：楊淑嬌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08年04月02日

內容簡介：

為了拯救自己最愛的人，寧可把別人送入地獄……

我們眼見最愛的家人朋友可能因病倒下，我們聽說外面有千萬人正在死去。但是我們所能倚靠的，只有片段的訊息和謠言。所以，我們決定自我封閉起來，直到這場劫難過去。

在美國西北部深山裡有個特別的伐木小鎮，專門提供逃離暴力壓榨的工人安居樂業之地，不過對鎮長16歲的養子菲力普來說，這裡也是他生命的庇護之地，因為這裡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到家庭溫暖與愛的地方。

但是當流感在鄰近城鎮大肆蔓延開來，病人咳血窒息而死，奪走無數生命時，這個尚未受到波及的伐木小鎮，在恐慌之下，決定封鎖對外的道路，派員武裝戒備，讓全鎮孤立在森林之中，以求自保。

這一天，菲力普跟他視如兄長的朋友葛拉漢，一起負責看守，卻面臨到一個兩難的抉擇：一個士兵在寒風中遠遠走來，咳嗽噴嚏不斷，懇求在小鎮借宿一夜。

菲力普跟葛拉漢應該讓這個看起來生病的士兵進入小鎮，但令自己所愛的家人陷入被傳染的危險呢？還是為了保護家人，讓這個士兵在森林裡凍死餓死呢？

結果，士兵繼續往前走來，槍聲響起。

小鎮從此捲入一連串無法阻擋的悲劇事件，居民必須面對人類最深層的恐懼，考驗人性對愛、家庭、友誼、社群與國家的價值觀，小鎮的存亡也遭受嚴重威脅，瀕臨毀滅邊緣。

得獎記錄

庫柏獎（James Fenimore Cooper）最佳歷史小說得主
芝加哥論壇報年度最佳圖書
2006亞瑪遜網路書店年度五十大好書
2006亞瑪遜網路書店年度十大新人獎
2006年今日美國報年度最佳新人小說（與《不存在的女兒》同時獲選）
2006年紐約時報編輯首選推薦
2006年9月獨立書商協會選書

本書特色

《末日小鎮》是對「理智」最殘酷的試煉。在面臨家園遭受未知疾病肆虐之時，人能想出來的對策只有盲目的猜疑與極度的恐慌。

作者簡介

湯瑪斯．穆倫（Thomas Mullen）

1974年出生於美國羅德島州，畢業於俄亥俄州著名的歐伯倫學院。曾經在企管顧問公司、歷史研究機構、出版社等領域任職，目前為專職小說家。

譯者簡介

羅藹玲

清華大學外語系學士、美國奧勒岡大學新聞碩士，曾任記者、雜誌撰稿，現為文字工作者，譯有《與包曼對話》、《當代社會學理論精簡本》。

中文版序　從未提起的事

新秀作家常聽到這樣的建議：寫作時切忌迎合市場口味或潮流。因為寫小說需要花極長的時間蒐集、研究資料、書寫、重改，等到你的作品上市時，原本想要迎合的口味、潮流早已過時了，變成去年的事，或是五年前的新聞。

我的書寫主題既然是發生在1918年的流行性大感冒，自然不會陷入這種「抓不住潮流」的困境。2002年我剛開始寫《末日小鎮》時，1918流感這件事是個鮮為人知的歷史插曲，只有少數歷史學家、病毒學家及公共衛生行政官員才略知一二。真的，有關這件事我只找到一本書，名叫《被遺忘的傳染病》。我自己在大學主修歷史，且專攻二十世紀當代史，但連我也沒聽過1918大流感這件事，後來是讀了一位曾經研究流感病株的愛滋病毒學者所撰寫的長篇論文，才曉得此次事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1918年間有些小鎮並未遭到流感入侵，但他們卻在鎮外派人持槍看守，不允外人進入。《末日小鎮》故事一開頭的衝突畫面，立刻在我內心出現。令我同樣吃驚的事情是，這麼可怕、影響全球的流感，竟然會被人類遺忘！本書的書名，其實就暗示了這個可怕的事實。

這麼重大的災難，為何會被掃入歷史的灰燼中而遭遺忘呢？可能是因為它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歷史上有關這段時期的記載，全部集中在戰事之上。雖然這場疾病在全球奪走了多達一億人的性命，遠超過大戰期間的死亡人數，但歷史上沒人費神去談它。就算有，也只是聊聊數語帶過。

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就是美國文壇巨擘海明威、史坦貝克、福克納、費茲傑羅、多斯帕索斯等人都成長於1918大流感的年代，但他們從未在作品中提到這件事。這些小說黃金年代的大家選擇了「戰爭」這個背景盡情發揮，並且從中發掘出男性氣概、愛國情操、勇氣等寫作主題（事實上，當時力主美國參戰的人士——也就是所謂的備戰派運動人士——認為，戰爭能讓年輕人學習忠勇的騎士精神，否則年輕人會在虛無的物質主義、無情的工業化墮落社會中漂浮沈淪）。在另一方面，這場無情的疾病奪命無數，為何無法對上述作家產生同樣的創作訴求呢？原因或許是這場流感讓當時的人想起才剛剛發生過的傷寒、黃熱病、霍亂等流行病（不過流感的規模大多了），而這些流行病象徵著「前」現代的時光，新銳年輕作家如果要開闢一條大膽創新的藝術之路，最好還是把這些「前」現代的事情給忘掉吧。也或許是當時的人不知不覺接受了強大的促戰宣傳口號，要勇敢，要愛國，永不可懼怕，以致於任何有關流感奪命的書寫、有關人類面對疾病時的無助和敗退、有關疾病冤死的記載，都在激情口號底下顯得不恰當了。

也或者，1918年的流感，根本就是一個痛苦的記憶，當時的人只想快快把它忘記。好多人讀完《末日小鎮》之後告訴我，這個故事讓他們想起自己有個姨婆、曾祖父曾經在那次流感中痛失父母、伴侶、子女。更叫我震驚的是，他們告訴我的故事都有一個相同點：「他╱她後來絕口不談這件事」。經歷過1918流感的人，彷彿都將自己的記憶隔絕在一道沈默之牆的背後，經過幾代之後這些記憶就自然消失了。我只能猜測，他們選擇沈默的原因是經歷了難以言喻的痛苦，使得他們的心智無法處理眼睛所看見的恐懼，也無力坦然面對自己生命的重大損失。在我們這個心理分析、現場談話性節目、真人實景回憶口述大行其道的世代，我們相信克服創傷、舊恨的最好方式，就是把這些記憶全部挖出來攤在陽光下，讓現在的這個我和這些舊事「和解」。理論告訴我們，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忘記過去，努力前面」，而且成為健康的人。但是在1910年代，美國人的心態不是這樣，經歷創傷的倖存者可能覺得從創傷中回復的最好方法，就是築一道牆把這段記憶關起來，慢慢淡忘，漸漸遠離。

我撰寫《末世小鎮》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希望能夠填補文學發展史上的一段空白，同時能夠留住這些正在消逝的記憶，讓這些多年來沈默無言的故事，重新有了聲音。

本書在美出版之際，正逢亞洲禽流感病情蔓延，病毒學家警告大眾說人類正面臨新一波的流感爆發。因此，1918年流感也重新自歷史中浮現，擠上焦點新聞版面。我原先以為這部小說會因為它陌生的主題而引起讀者興趣，沒想到突然間它的主題竟然變得非常切合當下的現勢了。這樣的巧合，並非事前能夠安排，也全然出乎我的預料之外。

1918年的流感本為天然災害，但人類愚行卻加遽了它的嚴重性。政府忙於打仗，未能投入足夠的資源來保護大眾的健康；戰時的言論檢查使得報紙媒體報喜報不憂；社會大眾互不信任而彼此猜忌，不願對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簡單來說，大家都不曉得該怎麼辦才好。政府、媒體、家族故事都沒有發揮引導、指示的角色。就算到了媒體發達的今日，我們也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全球化潮流下的世界，尤其容易受到疾病蔓延的侵襲。1918大流感已是90年前的舊事，現在我們更不能遺忘前人的經歷，更應該理解上一代的人如何處理變局，並且思考如果今日我們面對同樣嚴峻的挑戰，該採取何種做為。

湯瑪斯．穆倫　2008.2.26

轉貼自：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96999

第二屆東亞科技與社會研究國際季刊研究生討論工作坊

最近很多關於醫療史的演講，包括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兩場（見轉貼之電子報）。梁其姿與李建民兩位老師至香港講學，也將臺灣的醫史研究帶入香港，不知會產生什麼研究上的化學效應，值得期待。

訊息轉貼自：http://www.visionbookcafe.com/eventdetail.php?eventid=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