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版主：最近寫書，引用黃永年先生的話，這篇文章寫的很到位，可以給剛入研究之門的學生參考。

黃永年的〈治學淺談〉

《文史知識》要我給「治學之道」寫文章。我想既稱「治學之道」，就得講大道理，講大道理至少要把我大半輩子的事情好好總結，目前實在擠不出時間。何況即使擠了時間，可談不出大道理來也夠丟臉。不如老老實實叫「淺談」。談得對的地方來句套話「可供參考」，不對則盡可付之一笑。無非浪費點紙張油墨和印刷工人同志的精力，尚不致構成大過失。

一

    過去有所謂「家學淵源」和「學有師承」的說法。「家學淵源」對我來說並不存在，先父早年去世，先母終生執教小學，並未從事學術研究。「學有師承」倒誠有其事，我的幾位老師，呂誠之（思勉）先生，顧頡剛先生，還有先是老師、後來成為岳父的童丕繩（書業）先生，都是海內外公認的第一流學者或曰學術權威。不過他們都不是我上大學才認識的老師，成為我的老師都在上大學之前。所以要講這個「學有師承」，不能不從我當小朋友時說起。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我出生在江蘇常州城裡，從幼稚園、小學、初中一直接受新式的教育。開始接觸古代的東西，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當時避難到江陰農村讀了半部《孟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回到常州城裡重上初中一年級，很偶然地從地攤上買到一本呂誠之先生的《經子解題》，這本在今天看來仍是研究先秦古籍的好讀物，那時候就成了我涉足學術園地的啟蒙書。一九四一年冬天太平洋戰爭爆發，原先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的呂誠之先生回到故鄉常州，第二年應聘到設在郊區不受敵偽管轄的蘇州中學常州分校任教，我得到消息就轉學該校，在高中二年級時聽到呂先生講的四門課——國文、本國史、中國文化史、國學概論，真可謂「三生有幸」！回憶起來，這一學年的收穫遠超過我以後上大學，開了眼界，掌握了讀書做學問的基本方法，也可以說為我今後的治學奠定了基礎。也在這個時候知道了童丕繩先生和顧頡剛先生。童丕繩先生的大名是從呂先生那裡知道的。知道呂先生和這位童先生合編了《古史辨》的第七冊。本來我已知道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但總認為顧先生要推翻三皇五帝是旁門左道之言。這時出於對呂先生的敬佩心情，托人從上海代購《古史辨》第七冊寄來，邊讀邊思想鬥爭，大約鬥了一星期光景，終於承認顧先生是正確的，我迷戀三皇五帝是封建傳統在作怪。以後我和童先生見了面，抗戰勝利後又經童先生介紹認識了顧先生，我都稱他們為老師，他們也都認我為學生（其實童先生本是顧先生的學生，但我也並未稱顧先生為太老師，當時好像並不計較這類輩分）。儘管以後我並未跟著他們以先秦史為專業，但從他們那裡學來的對中國古史的基本看法，尤其是他們精密不苟的考證方法，使我終身得益，受用無窮。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我就讀于中央大學的南京部分，和龍榆生（沐勳）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感情，但未能傳他的詩詞之學。一九四六年重讀上海復旦大學，蔣秉南（天樞）先生和我的師生感情也很深，中文系主任陳子展先生在我的國文入學試卷上打了一百分，也使我有知遇之感，但我仍沒有繼承他們的學問。這時期對我真有影響的是始終不曾見過面的陳寅恪先生。我在復旦一年級時購讀了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使我跳出《資治通鑒》的老框框，看到了一片大可開墾的新土地，近十多年來我研究唐代政治史，實是受了陳先生的啟發。 從以上的事實，可看到我之所以走上研究古代文史的道路，是受了這幾位先生的啟發和誘導，並不是像某些人怕學不好理科才學文科。不怕讀者笑我吹牛，我上中學時數學還是拔尖的，曾經發現並糾正過當時流行的教材《三S平面幾何》中某個例題的錯誤。後來之所以沒有學理工，實在是這幾位先生吸引力太大的緣故。

二、

    但我現在研究的、講授的東西又絕大多數和這幾位先生不一樣。顧先生、童先生重點在先秦，我的重點在隋唐；童先生同時研究繪畫、瓷器，我則研究版本、碑刻和書法；龍榆生先生研究詩詞，我研究古小說和話本章回小說；只有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和陳寅恪先生相重，但看法不完全相同。所以如此，一則怕閒人說我的成果是偷老師的，偷岳父的，另找一個領域便無此嫌疑；再則學生學老師主要是學治學態度、治學方法，最多學一點基本原理，而不是亦步亦趨地在老師的領域內打轉轉，否則學術怎樣能向前發展？

    研究古代文史必須讀古書，在這方面古人比我們佔優勢。像清代乾嘉學派的學人，他們從小讀的就是《四書》、《五經》，以後在此基礎上研究經學、文字訓詁、先秦諸子之類自是駕輕就熟。就連我的岳父童丕繩先生也從小專門請了老師教古書，《十三經》多半能背誦。到我這一代就不行了，新式學校不教古書，只好在課餘自己找來看。從初中到大學這十年中，我先後看了《書目答問》和《四庫提要》，《五經》加上《論語》和《孟子》，《說文解字》和《系傳》、段注，先秦諸子中的《老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還加上《列子》，《通鑒紀事本末》、《資治通鑒》和《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太平廣記》和《夷堅志》，《古文辭類纂》和《文選》，李商隱、吳偉業、王士禛、姚鼐、黃景仁等人的詩集，《花間集》和龍榆生先生的《唐宋名家詞選》，還有清代學者的《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廿二史劄記》、《陔余叢考》、《癸巳類稿》、《癸巳存稿》、《述學》、《東塾讀書記》等基本書、常見書。工作後仍舊見線裝書即翻即看，半個多世紀以來重要一點的古書差不多都看過或翻過，還看了大量雖不重要但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當時的線裝書價錢還便宜，於是擇價廉物美者買之，從而也兼通了版本目錄之學，又連帶通了碑刻學。

    有人要問，這麼多古書看得了嗎？我回答確已看了。其所以看得快、看得多，是因為我給自己摸索到了一套快速看書的方法：

（一）除必須精讀或特別喜歡的仔細地看上幾遍以至十幾遍外，絕大多數只是粗粗流覽，一遍已足。有些次要的書或大部頭的類書、政書連流覽一遍也無時間精力，只略略翻一下知其內容體例，需要時再查閱有關卷帙。

（二）看時不要緊張，不要正襟危坐地自己對自己說現在要用功了，這樣反而看不進去。不如放鬆點，看所謂正經書也得像看小說一樣，要不擇時地，不講姿態，以保持看書的興趣。有人說，這樣記不住怎麼辦？我說誰叫你去記！看小說時誰都不去死記硬背，反而把內容記住了。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小說的內容形象化，再則看時放鬆不緊張。後一點在看古書時同樣起作用。我看了那麼多古書從沒有死記硬背，但遇到什麼問題一般會記起什麼古書裡有，雖然只是個模糊的印象，一查原書便可核實引用。

（三）不抄卡片。不是說絕對不要抄，而是說在看書時一般不要抄。因為看書時你並沒有想好要寫什麼文章，研究什麼課題，從書裡抄什麼資料好呢？我上高中二年級時就吃過一次苦頭，當時下決心要通讀《資治通鑒》，而且還準備做一套《資治通鑒》的資料卡，可抄起來這條也好像有用要抄，那條又好像有用得抄，這麼邊看邊抄一部《資治通鑒》不知得看到哪一年，結果是廢書而歎，連《資治通鑒》也看不下去了。到暑假裡換看《通鑒紀事本末》才重新提起了興趣，《資治通鑒》遲至大學裡才讀，當然沒有再做死抄卡片的蠢事。卡片要到確定了課題去收集資料時抄，如嫌卡片貴，用普通白紙或小本本替代也可以。

（四）不查字典。讀古書遇到生僻字，往往從上下文就可猜出它是什麼意思，或多遇到幾次也就會知道它是什麼意思，除掉極關鍵的字外，一般不必查字典。查字典會打斷看書的興致，而且太費時間。我們看小說時誰查字典啊，可小說還是看懂了，而且看得津津有味。不知道讀音怎麼辦？讓它去，反正這不會是常用字，以後教學生時萬一遇到再查讀音也不遲。當然，如果你的專業是文字、訓詁、音韻，那就非查字典不可，而且今天的還不夠，還得利用《說文》、《玉篇》、《廣韻》之類的古字書韻書。我不弄文字、訓詁、音韻，所以用上述方法很成功。

    自然，以上四條的（一）（三）（四）都有明顯的缺點，有其不足之處。天真的想法是部部都從頭到尾精讀，每個字都得其正音正解，而且邊讀邊做出十全十美的卡片。但這樣必然讀得極慢，除非修仙活他幾百上千歲，一輩子的歲月實在讀不了幾部書。天下的事情總要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寧可用粗的辦法來實現博覽群書，切勿只圖精而變成了孤陋寡聞之士。 這裡還得附帶講一點，即古書都是文言文，有的還是講對偶音律的駢體文、詩詞，要讀要看，必須文言文過關。這不必學語法，語法是一門學問，可讓專家去研究，但求通讀文言文大可不必去學它。我的經驗是，先讀上二三十篇文言文，要會背，以掌握其語氣之抑揚頓挫，再多看古書，最好看無標點、未斷句的，看上一兩年，便可無師自通。如果再學作文言文，作過幾十篇，作得可以冒充清朝人的文章，在今天就算高水準了。至於平仄音律，找本簡明的如啟功先生的《詩文聲律論稿》看看，再讀點詩詞，也就不難掌握。

三、

    過去有的老先生讀了很多書，也很有學問，就是太謹慎，一輩子沒有寫出多少東西來，這種人今天大概不會有了。但今天有的年輕人寫起東西來又太隨便，還搶著要寫書出書，以一年出上幾本自誇，至於品質如何，真是自己的成果還是當了二道販子，就一概不管了。這種東西有什麼用呢？除了拿稿費和評職稱升等級時充數外，能在學術大廈的建築上添磚加瓦嗎？我的看法是，東西應該寫，否則豈不等於蠶光吃桑葉不吐絲，但寫的必須是自己的心得收穫，這等於蠶一定吐自己的絲而不會把別條蠶吐的絲偷來算自己的絲，否則豈不連蠶都不如？由此出發，我還認為一開始寫學術性東西應該寫論文，甚至寫短一點的讀書劄記，這樣有能力把它寫好。同類的論文積多了，到了一定年齡再寫這方面的專書，這樣此專書才真正是你的研究成果，真正代表你的學術水準。如果不想寫專書，匯印成一本論文集也很精彩。老一輩的學者多數是這麼做的，我也是這麼做的。上復旦大學時開始寫短的論文和劄記，發表了三十多篇。工作後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發表了比較有分量的大約六七十篇。其中有關唐代的四十多萬字經寓居美國的汪榮祖教授介紹，將由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印一本題為《唐代史事考釋》的論文集，其他唐代以外的還有研究古典文學和其他領域的留等以後再結集。

    這裡再談我撰寫學術論文的經驗和體會，大致可說這麼幾點：

    （一）我是在復旦後期才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後來試把它用於學術研究，覺得很靈，很解決問題。這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來指導研究，例如毛澤東同志《實踐論》裡所說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就對研究古代文史同樣有指導意義。再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如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我研究唐代政治史時不主張把古人現代化，抵制了庸俗地玩什麼古為今用，就是這些基本原理在我頭腦中起了作用。

   （二）要在讀書時發現了問題再寫文章，寫文章時把問題徹底弄清楚或曰徹底解決。所謂問題，無非是兩種：一是前人或今人都沒有注意到的，但確屬重要應該研究解決，這通常叫作「填補空白」；再是前人或今人弄錯了講錯了的，需要加以糾正。發現了以上任何一種情況，就可以試做研究寫學術文章，文章確實寫得好，也就是自己提出的見解確實站得住而毫無勉強之處，就可以發表，就算在這個領域做了點貢獻。檢查一下我的論文，還沒有一篇不是這麼寫成的。例如唐史方面對河北藩鎮的研究就是填空白，對兩稅法的研究就是糾正人家的錯誤。千萬不能隨便想了個題目，然後隨便找幾條資料甚至偷點人家的論點來湊文章。想當年鬧評法批儒、評《水滸》、講《紅樓夢》時冒出過數以千百計的應景文章，哪一篇不是這麼湊出來的？撇開政治問題不說，在學術上也是不值半文錢的。

    （三）要讀常見書，用常見書，不要光依賴孤本秘笈。譬如研究古代史，紀傳體的二十四史是常見書，《資治通鑒》也是常見書；研究先秦，十三經、諸子是常見書；講詩文，若干大家的集子還有《文選》之類是常見書。這些其實都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文獻，碑刻、敦煌卷子以及近年出土的臨沂、銀雀山漢墓簡牘，雖然也很有用，畢竟太零碎，只起輔助作用。呂誠之先生、顧頡剛先生、陳寅恪先生還有我岳父都是能從常見書裡看出人家看不到的問題，寫出第一流的論著，這就是他們的真實本領。我多年來也一直從這方面努力，比較有創見的唐史研究文章，還有像講《長恨歌》《秦婦吟》之類人們感興趣的小玩意兒，引用的資料都沒有超越常見書範圍。

    （四）寫文章要善於聯想，運用資料不要局限於那麼一點小領域。這講起來好像有點抽象，只好舉些我經歷的實例來說明。早在我剛上復旦時，童先生在上海博物館研究瓷器，對「卵色」一詞不得其解，我就聯想到《太平廣記》裡有「春風卵色天」的詩句，告訴他卵色即天青之色，這如果死查講陶瓷的書是查不到的。又如研究唐人所說的「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究竟指什麼？我忽然想起劉劭的《人物志》，一查果然查到了這個詞的正確解釋。要做到這樣的，靠電腦恐怕不行，還得靠多看書，看多了才有東西可供聯想。        

    （五）要注意尋找事物的規律。有些論文單純屬於考證性質，譬如我曾考證過唐太宗的出生年份，維護了《舊唐書》的舊說而否定了某友人的新說，這就談不上有無規律。但有很多事物確有其規律性，在考證事物弄清其真面目後，最好進而探求其中的規律性的東西。呂誠之先生、顧頡剛先生、陳寅恪先生和我岳父都很注意這點，儘管他們探求到的不一定都正確，但對我有很大啟發，我也力求在這方面努力。例如我認為唐代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幾乎都是權力之爭，包括近年來為人們豔稱的二王八司馬也只是權力之爭的失敗者，未見得比他們的對立面憲宗更為「革新」，就是我在探求規律中的一點收穫。

    （六）不要迷信權威。權威總有其成為權威的道理，對其學問應該學，但不應該迷信。當年羅振玉在明器研究上也算是個權威了，可他把明器中的有角怪獸定為「魌頭」就錯了，我上復旦時根據《唐會要》和《太平廣記》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迄今為考古界所承用。陳寅恪先生更是大權威，我在復旦時寫文章對他的《狐臭與胡臭》一文商榷，他讓夫人代筆覆信同意我的看法，老一輩學者在這些地方確有雅量。以後我在唐史研究上還有許多地方和陳先生的說法不一樣，這當然不是指故意標新立異，故意作翻案文章，而是講要堅持真理，不要迷信權威。

    除掉寫論文外，我在五十年代前期還寫過十幾本歷史通俗小冊子，近十年來又為「祖國叢書」寫過《〈舊唐書〉與〈新唐書〉》和《唐太宗李世民》，為指導研究生需要撰寫了《唐史史料學》、《古籍整理概論》、《碑刻學》、《古籍版本學》幾種教材，給這幾門學問建立了體系，還校點了《類編長安志》、《雍錄》和《西遊證道書》，選譯了《舊唐書》、韓愈詩文、吳偉業詩、《顏氏家訓》、《北齊書》、《周書》。限於篇幅，其中的甘苦留待他日有機會再談罷。 

                正在寫一篇論述有關呂思勉對文獻學與歷史學的相關文章，以前在寫《跟史家一起創作》時，就有談到呂的史學研究方法，當時就非常佩服呂氏的低調與卓見。最近又讀到一則資料，頗為有感，論學術研究之破碎化，早於民國時期已見其端，年輕人(今天稱為青年學者)寫文章、申請工作、賺錢，都是靠寫文章，這簡直和現今的大學一樣，歪風一起，大家都習慣發得快，找些小題目寫寫，先發再說。另一種現象則是什麼都寫，阿貓阿狗都可以寫網路評論，沒有專長也沒關係，大家一起來亂寫，其實就是為了吹捧背後所帶來的名利而已，呂氏早有論及，他說：「二十六年四月三日，讀上海《大公報》，見所載周大玄《歐遊通信》，頗有足相發明者。其大意若曰：「現在科學中一問題 ，如欲深究之，其論文動至數十百種；若並其相關涉之事而求知之，則其書可以逾千，又多不同文字；乍觀之似若可駭，實多無關緊要，只堪覆瓿也。所以然者？今之求學，多為謀生。欲謀生，必得業；欲得業，須有成績；又或可以得獎金；或可以易稿費。人至二三十歲時，有研究報告數十種，於其地位，極為有益。故一人研究數題者，往往彼此各不相干，不過就取材之便，或則偶然興到耳。其天分高者，積久或能融合貫通，有所心得；低者則終身沉溺於破碎之中而已，於學既茫無所知，已亦絕無樂境，此學術之大弊也。學術如此，文章亦然，不過取悅他人而已。然以讀者所好之卑下，亦足邀一時之名。此社會之組織為之，非生於其間者所能屍其咎也。不特此也，舉世以貲財虛譽判地位之高低，此利己損人為人生之正鵠，自其孩提之時，即已習而與之俱化矣，非有過人之度量，又曷克自拔耶？」

引自李永圻、張耕華，《呂思勉先生年譜長編》上冊，頁584。

許久沒看看我的《跟史家一起創作》了，今天上博客來看看，意外發現最近有評價，貼在下面。雖然這位讀者過譽了，但還是很感謝他，讓我很開心，感覺書沒有白寫。

         公眾史學(又稱大眾史學)的範疇，其囊括之呈現方式非常多元，包括歷史扮演、電玩遊戲、影視史學、數位人文，但大體總須符合「大眾的歷史」、「歷史是寫給大眾的」、「歷史是由大眾來書寫」三種意涵，[1]而這些歷史之展現，往往就是閱讀寫作之後所呈現之多元成果。在台灣，因為面臨畢業生就業之問題，大學歷史教育也開始注意到大眾市場或與就業相關，故有時也以應用史學、實作史學、應用哲學等課程為名來框定學程，大眾史學的幾個領域則被植入其中，成為一種綜合之發展規劃，大概是現代台灣非常流行的新式課程設計，今後應該會持續拓展。美國自1970年代開始出現傳統歷史學博士的就業危機，逐步發展下，羅伯•凱利(Robert Kelley)和威斯利•強森(Wesley Johnson)於1976年開始發展公眾史學課程，要求學生針對機構、公司、企業、社區等領域進行具職業性的「任務導向」，還需要到機構內進行解決問題式的實作課程。這一領域發展到後來，已成為眾多歷史系畢業生的就業訓練，包括設計博物館的展覽、保護與解是過去的物質遺產，包括歷史建物和檔案；或是提供政策與研究成果、運用新媒體與歷史元素行銷和廣泛的歷史教育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大眾史學之範疇，[2]也是本書新歷史研究法倡議歷史閱讀與寫作的實際用途。但還須注意，高等教育不能只是意識到這種改變，還要幫學生規劃未來實作的場域，以及成果和就業之間的關係。這當中的擔憂還是有的，桑兵就指出，要把史學跟旅遊、影視、電視等大眾文化結合，就必須提高影響力和能見度，終將依靠不擇手段與行銷；而史學研究必須嚴格遵守學科戒律，訓練過程中必先耗費大量心力與時間，非長時間訓練難以見到成果，若學生已不能自持自律，一旦墜入流行文化，則想盡辦法與熱門科系掛勾，撰寫的文字不具客觀立場，也無法檢覈是非對錯，則對史學的專業化將產生重大傷害，實已脫離了「史學」的範疇，[3]更重要的事，淺談一點應用，恐怕還是得不到業界的認可，又將落入低薪的惡性循環。所以，在應用與專業化之間，這兩種教學研究取徑如何妥善調和融通，增加史學方法的附加價值，取其利而去其弊，實考驗著未來文史科系師生的智慧與抉擇。

        要將人文素養化成實際的就業力，就需要產出具有市場價值、符合大眾需求的具體成果，這些都需要學界持續來注意。而閱讀寫作方法依舊是在整個藍圖中的學生所必須具備之基本能力，它將使得產出的成果更有理念、層次與內涵，並且與眾不同。過去，學院的改變略顯緩慢，研究所的課程還是以「研究」為主，這樣似乎也沒有大錯，但當失業博士愈多，學用落差擴大，這個文史教育的平台地基就將鬆動，岌岌可危，很多人尚未充分注意到如何將研究方法轉化，成為實際的就業能力，甚至更長遠的人文專才鑑定或執照之可能，也不是不能思考，筆者所論，不過拋磚引玉，提出一些腦力激盪的層面，這本書《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只是開始，限於篇幅和可讀性，並無法再多作長篇大論，若再將影音製作、遊戲構思、新聞報導等非虛構寫作這些應用方法摻入，可能失之駁雜，故僅點到為止。[4]新的歷史研究方法不再只單純強調是為學術而學術，也不會被批評學者「不過是在小圈圈裏面求得自我滿足」，讀書寫作的技巧有大用，希望能讓文史教育與研究有更好的發展，思索如何將史學家的讀書與寫作之實際功能與意義進行擴大，讓喜歡文史的學子們取得更寬闊的實踐與成就。

[1] 蔣竹山，〈當歷史成為商品：近來英國大眾接觸歷史的幾種管道--從Consuming History談起〉，《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8期(2014)，頁185-203，以及張隆志的主編序。

[2] 李娜，《公眾史學研究入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頁1-35。

[3] 桑兵，《治學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的史料與史學》，頁24-25。

[4] 影音製作和遊戲創作，都需要有專業的軟體應用甚至是開發技術來配合，這一點未來文史科系的課程也可以帶入。至於圖像分析與創作，藝術史、漫畫史更是很好的切入點。新聞、報導等非虛構寫作，則已有不少專論，可參考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著，馬克•克雷默(Mark Kramer)、溫蒂•考爾(Wendy Call)主編，王宇光等譯，《哈佛寫作課》，頁8-15。

以下文字，選自 《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
 

    在西方，即使在十九世紀，歷史也大多是男性文人的書寫專利，他們多擁有富人、紳士、公務員、政治家等多重身分，「史家」的概念相當寬泛，而且多與政治事務相關。[1]而在近代中國，專業史家是二十世紀後才出現的概念，它透過制度性研究機構的培養與資金支持，培養一批純粹以做學問為工作的史學工作者，例如中央研究院的歷史研究單位可為代表。[2]這影響相當巨大，因為後來所有的歷史系幾乎都以培養這種專業史家為主，而忽略其他能力的訓練；但實際上，社會並不需要這麼多的專業史家，這些被訓練出來的專業史家有了位置後，也很少去在意超額的問題，或是思考文史教育更多應用之可能，這是很可惜的「學用落差」。在西方也如此，特別是美國，史學發展的高度職業化引發不少批評，例如博士論文鑽牛角尖，擠滿了上千個註腳和冗長的書目，既呆板又無意義。歷史學者只會大量引註，卻不懂得想像與創作等等，這些發展都將歷史學的各種可能給扼殺掉了。[3]所謂歷史學的方法訓練，不應該只有寫學術論文而已，目前已有歷史系注意到應用史學的發展，但其成效仍在觀察中，若讀過本書前面內容就可以知道，本書所談正是閱讀、寫作的「史學方法」應用，此方法並不是只能用於狹隘地研究學問而已。「寫作」就是所有敘事能力的核心技術，敘事以文字寫出，乃最初步、原始的形式，所以才一開始就談寫作。但要活學活用，懂得實用，成為職場競爭力，就需要訓練從文字書寫到影音甚至口語的各種表達形式。閱讀寫作之能力，正是培養對任何專業之敘事、策畫、擬定策略、執行、評估等技術，因為不管什麼「能力」，雖不一定要透過書寫，但總需要呈現，讓別人(讀者、聽眾)，聽得懂，進一步感動人心，這一點是從大學一直到研究所都可以訓練的「應用」能力，不管什麼寫作、行銷、企劃、文案、業務、廣告、影劇等事業，不都需要寫作與敘事能力嗎？例如企劃和文案、博物館策展計畫，看起來好像很難，一般歷史系根本沒有開設相關課程，但其實蒐集資料，把過往的好企畫案拿來摘要、閱讀，這不是就是前述「摘要」的功夫嗎？蒐集好的企劃案，問一個好的問題，找資料書寫，其實不都是研究或學術論文寫作方法的變形嗎？你若會像史家依樣閱讀寫作，又怎麼不會產生相關能力呢？歷史書寫來可以賦予物件生命力和意義，其實講得更明確一點，就是幫人物、老物件、老建築、記憶等進行具體且富有感情的書寫，寫活了、寫真了，那些死的東西就會有生命。拿一件毫不起眼的東西進行觀察、書寫，賦予生命，這就是文化創意中的加值應用，受過歷史訓練的學生，才能掌握這些技巧與過往的故事。所以我才說，從史學出發的閱讀寫作能力，是應該被高度開發且研究的學問。

    無論怎麼看，研究歷史與人文，在這個時代都仍有它的市場，話說「現實是現實」，但很多時候，人生不是只有「現實」，新的歷史學要思索自己學科的本位，要能夠守住一些基本的知識論，再談創新。我認為，可以先將歷史系的能力化作實際且具體的能力指標，要重整教學方式，因為目前臺灣歷史系的主流課程還是在訓練學者，但學者並沒有這麼多。廣義文史科系的大學畢業生，驟然投入職場，等於是不教而殺。臺灣太多的檢定、指標、數據，用固定的模式去培養人文素養，必定失敗。每個人都是特殊的個體，不能用絕對統一的標準，所以教學與課程也要適度創新與鬆綁。我認為，第一步就是要減少過往專業之必修學分，增加彈性選修的幾個「模組」，例如「語言模組」即重視第二外國語之訓練；「電腦程式模組」，則重視人文學科與數位人文、科技之整合應用；「影視與多媒體模組」，則著重訓練歷史與新聞、製作紀錄片、劇本理論等課程；「商業行銷模組」，則可訓練歷史系學生在金融行業中考取相關證照或分析資料、大數據解讀之技能，依此類推，模組可依各系所師資、特色與新趨勢，隨時靈活調整。以目前各大學的「應用史學」課程來看，略為零碎，學生不會修個一、二堂課，就會產生跨領域的「能力」，至少要有一個「模組」，大約18-22學分的課程，才會略有基礎，而且修課不能過於分散。還要注意，學院的老師聘任來源仍是來自學院本科系或國外生產的博士，他們的訓練大部分都是舊的，而非真有應用史學的專業訓練，而且也完全沒有應用的產學實作經驗，這樣的應用史學只有一招半式，闖不了天下。比如GIS或數位人文，會一兩種技術，好像很不錯，但是業界並不需要這樣的人才，那些技術，訓練一、二個月就可以隨便找一個研究助理來頂替，而且資工、資訊科系的人還比較好用，所以「低技術導致低薪」，惡性循環，薪資結構並不會改變；業界需要的「專業」，往往是在業界中產生，而非於學院中被認證，這一因果關係必須弄清楚。你可能會問，是不是加修個「輔系」就好？但問題是，輔系的開課主導權不在文史科系之本身，所以只不過是任他系來規劃，與文史科系本身所應訓練的專業能力和課程規劃又有差距、且有難以整合之困擾。我認為，既要談文史的「應用」，就應該由文史學者和專業的業師、技術人員一同來規劃課程，所以文史類科系若能增聘或合聘幾位業師，包括比較了解AI發展與數位人文趨勢的資工、資管科系，要能真實具有專門技術者，才可收課程整合之實效，也才是真的「跨領域」。設計不同的模組供學生選修，其實就等於是修一個應用實務的技術，讓不走學術的學生可以充實就業能力，這才是真的應用史學。

[1] 莎拉•瑪札(Sarah Maza)著，陳建元譯，《想想歷史》(臺北：時報出版，2018)，頁207-208。

[2] 王汎森原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2013)，頁101。

[3] 蔡石山，《西洋史學史》，頁320-321。

公共史學與博物館——「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學家」的實踐之道（一）

撰稿：廖俐瑜
審稿：林志泉、李橋河
攝影：盧悅

  熬過期中考週最後一天，終於迎來如花一般美麗的周五夜晚[1]，同時也預告著暑期不遠了。為準備110-1的「林場學校」暑期課程，大學PLUS計畫邀請到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的黃貞燕副教授前來演講，期待能為計畫核心「生活博物館」提供博物館學的專業切路，並搭建進入田野及摸索行動位置的上位思考。

  演講題目很有意思，是「公共史學與博物館——「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學家」的實踐之道」。坦白說，完全看不出和「生活博物館」的關聯何在。懷抱著這樣的困惑，只聽到貞燕老師開場時說，「我今天不是要很直觀的回應『生活博物館』，而是想借用公共史學的觀點，找到做這件事的定位。」霎時，有些明白貞燕老師之意。若說生活博物館強調的是——從尋常中汲取養分，進一步整合地方知識網絡，並逐步形成移動式學習網絡——那麼，該如何在茫茫的日常汪洋中下準錨點？即：生活如何博物館？博物館學作為方法，對生活博物館概念的價值為何？

什麼是公共史學？從Writing到Doing的核心關懷

  若欲以公共史學作為後續討論脈絡，則理所當然需要先釐清什麼是公共史學。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旨在於以歷史學科訓練走進社區、社會，產生對話、解決問題、探析現象、發展複雜多元的當代詮釋。不過，貞燕老師特別提到：「公共史學是沒有共通定義的。」回望其發展緣起，公共史學在英國最早於1960年代的歷史工作坊運動出現，目標是揭諸民眾史的意義；在美國時，則是1970年代時為發展歷史學多元就業而出現。由此可見，公共史學的概念有著鮮明的區域性、脈絡性，難以用統合的定義總括之。

  雖然沒有共通定義，但公共史學有兩個共通的邏輯。一是表現在其特徵上，強調書寫場域的開放、書寫者的開放、史料範疇的擴大以及歷史與當代生活的連結。以往的史學傳統是菁英本位的文字紀錄系統，而今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家，媒介無所不包，從口述歷史、報紙雜誌、電影、文化資產、街道、文化景觀等，「關於我自己的故事，我就是我自己的專家」。這也為歷史學帶來新的理解方式，不再僅以學術議題的發展和累積為基準，更關心歷史與當代間的關係。二是，援此所衍生之行動原則：傳達、參與、協力、協作，也就是異質行動者間透過相互合作同心完成一件事。貞燕老師簡單總結，「傳統史學講究的是怎麼writing，而公共史學講的是怎麼doing。」

公共史學在台灣：歷史與當代前所未見的緊密關係

  先前提及公共史學概念在英美發展的背景，回歸到臺灣的在地基礎，貞燕老師認為是在解嚴後新國族論述的主張出現後，重探土地歷史成為政府與民間的共同目標。在這種社會普遍共識下，公共史學便漸漸萌芽。一路走來，許多耳熟能詳的政策其實都可見公共史學的影子，如修訂《文化資產保存法》、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大家來寫村史[2]、地方文化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3]、村落美學[4]、國家文化記憶庫[5]、再造歷史現場[6]、地方創生等計畫。

  當民眾對於自己過去發生的事更加重視，政府亦開始鼓勵民間參與歷史書寫，大眾史學的書寫與出版，亦蔚為熱潮。貞燕老師表示，出自周樑楷教授的這句話「為大家寫歷史，寫大家的歷史，大家來寫歷史」是極具代表性的論述，精準呈現公共史學在臺灣的特色，同時點明待發展之處。

公共史學與博物館：協作治理的場域

    貞燕老師在此埋下了一個伏筆：周教授的那句話，究竟點出了公共史學在臺灣的什麼課題呢？

    細探公共史學在臺灣的來時路，貞燕老師認為在以短期、文化行政理性主導的計畫型推動模式下，通常過於重視量化產出勝於過程與內涵，難以孕育新世代生涯想像。再者，現階段有許多以社造作為方法的計畫，也容易有著懷舊的、情感的、消費導向的侷限，使得新議題難以開展。回到周教授的那句話：「（專家）為大家（民眾）寫歷史，寫大家（民眾）的歷史，大家（民眾）來寫歷史」，似乎真的不見雙向的協作概念。

    不過，這同時也是後繼者可以著力之處，因為「公共史學就像公共社會一樣，往前不斷滾動，沒有終點。」作為持續進行中的未竟盡之業，公共史學納入協作，將會是很重要的走向，這意味著對於行動的方法、倫理與意義進行反思與深化。但是協作的成立是有條件的：

（1）目的必須清楚，這也反映出行動者對於社區關係的掌握程度；

（2）必須是奠基於互相協作的工作模式；

（3）所產生的協作經驗對於公眾必須是有意義的、有趣的，甚至豐富其對於土地的感受；

（4）因此專家必須調整自身立場，拋開過去解開學術謎題、提供答案的角色，此時要轉換工作亦是，離開以自己為焦點的舞台；

（5）專業方法的應用性，專家是帶著過去訓練經驗進入社區，若失去專業則只能稱得上是位熱心公民。

此時，博物館作為公共史學行動媒介的優勢也浮現了。博物館得以整合詮釋、展演、參與、對話、行動等多元渠道，在型態與運作上能彈性因應不同條件的課題，同時回應公共史學之協作治理、公共治理的機制，進而創造新的公共領域、歷史與當代關係的場域。

博物館（媒介）、協作（行動）與公共治理（創造出的可能性）

   承上所述，以博物館作為方法，得以讓不同立場、身分的行動者協作，民眾能夠藉由專家過往的學科訓練，重新釐清並訴說存放於身體裡的歷史。此外，作為對當代課題的回應，亦有助於重思歷史與當代關係並培植歷史敏感度。這樣的方法，並非像學術寫作一般產生論述，而是聚焦於探問、學習、對話、網絡。貞燕老師舉例，在日本有個計劃執行初期，是透過清理社區的水溝和稻田中的垃圾開始，慢慢發現社區環境的獨特文化；於是，計畫團隊舉辦了相關體驗工作坊，並且藉由新進居民採訪原有居民的方式，在了解社區歷史之餘，雙方生活有了交集。

  回到本文最剛開始的叩問：生活如何博物館？博物館學作為方法，對生活博物館概念的價值為何？在演講的上半場，貞燕老師引介公共史學作為一種公共溝通的形式，能夠使文化生活更加豐富，也促發對話的碰撞。此外，以博物館作為公共史學的媒介，以協作作為行動原則，則能夠為公共治理帶來新的可能性。下半場，貞燕老師準備了許多有趣的案例與聽眾分享，期待可以更細緻地回應兩個核心問題，並激起大學PLUS計畫「生活博物館」的新點子。

[1] 貞燕老師分享，日語中的星期五為「花の金曜日」，簡稱為「花金」（hanakin），形容一周辛勤工作結束後，終於迎來寶貴的周末，在這樣美麗的夜晚，要盡情玩耍、輕鬆享受。

[2]從彰化縣文化局提供的作業要點可見，此計畫旨在於保存社區居民的集體記憶與史料，並推動縣民認識家鄉、凝聚共識，撰寫對象為彰化縣自然村聚落或村里、文化生活圈，範圍涵蓋自然景觀、地理環境、建築、人文、歷史、文化變遷、風俗、傳說、常民生活等。

[3]該計畫官網內寫道：「文化部為了落實泥土化政策，鼓勵具有創新能量的青年，透過藝文實踐的過程，提升自我價值，並投入社區、村落、部落及資源弱勢地區之藝文環境發展，特別突破舊制，推出『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

[4]相關報導可參考：〈專訪村落美學計畫推手：前宜蘭縣文化局局長林秋芳〉。

[5]該計畫官網內寫道：「國家文化記憶庫是一個走入日常生活，尋找臺灣故事及原生文化的行動，讓我們一起挖掘地方，收集充滿溫度的故事，展示多采多姿的臺灣印象。」

[6]文化部提出的「再造歷史現場計畫」，結合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空間治理，重新「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深化社區營造，發揚生活『所在』的在地文化」、「以提升文化內涵來提振文化經濟」，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文化保存整體政策，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

引自：公共史學與博物館——“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學家”的實踐之道（一） – 大學PLUS (ntu.edu.tw)

公共史學與博物館——「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學家」的實踐之道（二）

撰稿：廖俐瑜
審稿：李橋河

  我記憶中的博物館是井然有序的，循著地面上的箭頭指引，觀者或靜靜欣賞展品，或細細閱讀展品敘述；同時也是充滿歷史感的，巨大的恐龍腳印、華麗的木乃伊，在日常中不易觸及又難以具象的「過去」被妥善存放於此地。回想起小時候，每次看完展覽都會覺得好充實、好興奮，像是在「人生願望清單」旁的框框內打了勾，但近年來的觀展經驗，大多都是遲遲勾不下去的狀態，有種未完待續的感覺在身體裡延燒，讓我在踏出博物館後（有時在館內）便忍不住拿出手機立刻查找資訊：策展團隊是誰？過去還做過哪些主題？想傳遞什麼樣的訊息？這些幽微抽象的改變，搭建在貞燕老師所提之公共史學脈絡上則變得有意義：當代的博物館在建立知識的「秩序感」之外，似乎更添增了生活的「節奏感」，除了回望來時路之餘，亦著眼於紀錄「現在」、創造「未來」。

回顧演講上半場，貞燕老師先說明公共史學的概念，昭示著從Writing到Doing的核心關懷，象徵著歷史與當代前所未見的緊密關係，而當博物館作為協作治理的場域，對公共治理而言也正意味著新的可能性。據此，亦帶出下半場的討論重點：博物館怎麼成為協作的一種模式？知識生產怎麼成為創造公共領域的媒介？老師繼而透過幾個地方實例，具體回覆前面兩點探問。

「大溪學」：大溪木博街角館、大溪全昌堂與大溪社頭文化現地展

   貞燕老師首先談的，是大溪：「通常，以文化體驗包裝的文化經濟並不深入，但這裡不一樣。」在大溪，博物館的尺度從單一據點擴展為整個轄區。

其中一個重要行動者是——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後簡稱木博館）。作為一個與居民共學行動的永續基地，木博館以在生活脈絡中展演大溪、建立「大溪學」為核心目標，並嘗試透過不同的關注主題來訴說大溪人、大溪事。本次演講，貞燕老師便以「街角館」、「全昌堂」與「社頭文化現地展」為例，回應在公共史學脈絡下，博物館如何透過協作原則生產知識、創造公共對話的空間。

｜街角館｜

   在大溪，共有30幾座街角館，它們原本可能單純是個人生活場域，或是商家的作業空間，透過木博館發起的計畫，串接起地方知識網絡。在街角館中，貫徹著「習以不為常，理所不當然」的精神，將看似平凡無奇的日常經驗，轉化為有意義的在地文化展示，只要訪客願意駐足，主人就願意分享。然而，故事是有了，但如何好好說出來？這個提問的重要性在於：一，故事需要是「意味深長的」，說者透過公共敘事的學習，將（個人或地方）故事從私領域推展至公領域的層次，以更佳展演在地知識。二，木博館作為媒介，意味著它不是帶著補助進入地方的金主，更不是前來下指導棋的軍師，而是與民眾協作／共學的夥伴——所以，木博館開設了一系列工作坊，讓專家與民眾從彼此身上學習，建立起「我們即將一起創造大溪故事」的意識。

   至於欲訴說的故事該如何揀選，貞燕老師提到另一參照案例：某計畫邀請每位眷村居民展示自己心中視為珍寶之物，團隊成員當初設想的是會很有「歷史感」、「眷村味」的物件，到了會議當天才發現居民帶來的卻是迪士尼紀念品、蔣公誕辰紀念幣等等。由此可見，私領域所在意的事情，不一定與公領域相同，個人經驗中生動的小故事，又怎麼置放於當代脈絡下，這便是專家可以著力之處。

  當然，聽人說故事是很有趣，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可能會碰到侷限：不是每個人都愛講，也不是每個人都會講，更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講。是故，貞燕老師提出另一種方法——讓「物」來說故事。比如說，「全昌堂」[1]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昭示小歷史（家族史）與大歷史（大溪學）間的相互映照，以「現地保存」作為方法，也讓「大溪就是一座博物館」推展至「我家就是一座博物館」。那時，計畫團隊集結了整個家族來討論物件背後的故事，讓民眾成為「有意識的收藏家」，學習如何分類並運用物件。該計畫曾舉辦「讀．物件」工作坊，以4-8歲的孩童為目標對象，學習閱讀老物件、引導他們聽家族故事。貞燕老師接著自問道：「是不是很好奇這個年齡怎麼訂的？其實很簡單，因為全昌堂第五代當時7歲，這還是回歸到家族的期待！」這個經驗也反映出博物館角色的轉向，從過去處理物件的後台，成為當今提供公共教育資源的媒介。

  所謂「現地」[2]的意義何在，貞燕老師以「大溪社頭文化現地展」為例，進一步將現地延展為一種非常態、非特定時間、甚至不需要囿限於場域的現地，並且轉而著眼於其概念精神。不過，事情卻沒有如此簡單——當草根性的地方社頭，遇上帶著計劃補助的木博會，雙方都有很大的衝擊。老師分享，曾經有位提案者到了現場後表明：「我準備好了，給我錢吧！」當對方發現事情並不如過去的操作方式，甚至憤怒的在場外吵鬧。不過，過程中的你來我往，逐漸變得有意思了：當提案者意識到木博館是「來真的」，雙方有了基本的相互理解，才能夠聽懂對方說的語言。

  舉例來說，在社頭文化中，「神將」是為關聖帝君出巡護駕、助陣的重要存在，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夠成為扛起神將的「神將腳」，除了體能上的訓練外，這本身即是一個由信仰觀念而生的儀式行為。在木博館團隊介入下，以「神將」作為提案主軸的團隊，打造出一尊體驗用的神將架構，讓訪客體驗做神將腳的不容易。這引起後續極大迴響，除了反映出文物與身體記憶如何作為大溪學的引路人，也回應貞燕老師先前提到的「協作」原則——清楚的目的、合作的工作模式、對公眾而言有意義的經驗、調整專家視角、以及強調專業方法的應用性——當木博館與地方團隊都確立了「讓更多不知道社頭文化的年輕人到大溪」的共同目標，那些原有不同的做事方法與敘事表達，反而在衝擊與協作之下產生更顯明的發酵作用。

臺史博臺江計畫：口述歷史與竹籠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後簡稱臺史博）研究組助理研究員陳怡菁，曾寫過一篇〈與人民共構的博物館地方學〉，談博物館如何處理非文字史料，又如何以自身史觀促進地方共同參與。貞燕老師先簡單介紹臺史博的關懷，其常設展區名為「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志在成為一座「大家的博物館」；而為了累積地方參與的能量，臺史博開始了針對周邊歷史空間的調查研究，並規劃特展「扛茨走溪流：臺江風土與自然」。

  計畫邀請到一名老匠師打造傳統物件「竹籠茨」，他一邊做，一邊說了許多往事，那些難以言說的身體記憶在過程中就像是被喚醒了：技術的再現，除了是身體知識的再現，亦是被遺忘的區域史再建構。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行動體驗對觀者而言是「有感的」——儘管活動參與者或許不會記得那些地質地貌，甚至忘記了「竹籠茨」所象徵的文化意涵，但往後他們至少仍會記得：「原來歷史是有重量的啊！」

生活即博物：持續進行中的識讀、學習與協作

  在最後問答時間，有位同學好奇：公共史學的「Doing History」哲學如何具體實踐於博物館收藏？貞燕老師快速的以「引路文物工作坊」與OBM（One Box Museum）兩個例子來示意可行的方案：前者的例子中，由文史工作者蒐集的「戰地政務時期的物件」多半由在地鄉親及軍人捐贈，然而在發掘這些物件時「發現」的功力高度仰賴於「識讀」的專業能力，就像是一張漁民證也許對擁有者而言根本「不足掛齒」，但置放於馬祖戰地歷史脈絡下，卻是關鍵觸發的要點；後者的例子則表現策展人如何透過「用一個箱子說故事」的方法來重新思考收藏與展示，這同樣回歸到「識讀」的能力——當生活即博物，除了發現物件，更要學習如何萃取、組織和呈現物件的意義。

  談到這，兩個小時居然就過了，貞燕老師在下半場以許多精彩案例回應：博物館怎麼成為協作的一種模式？知識生產怎麼成為創造公共領域的媒介？奠基於此，又怎麼對於博物館在調查、蒐藏、展示等文化技術的可能性生成出新的想像？從公共史學與博物館學的專業切路，不僅宣示「生活即博物」，正也點明大學PLUS計畫與110-1「林場學校」的協作共學模式，如何成為一種社會實踐的進路。

[1]「108年度現地保存推廣工作執行案」協同主持人吳淳畇，對於全昌堂做為一個「家族微型博物館」實驗的來龍去脈，已有細緻爬梳，在此不多做贅述。

 [2]「現地」（in-situ）一詞通常指稱將「物件留在現場原地」，例如車站遺址、鐵道倉庫等，然而也可將其內涵擴充至此處談的「非常態、非特定時間、固定非場域的現地精神」，側重於人與物件相互纏繞下重新記憶與反思。

引自：公共史學與博物館——“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學家”的實踐之道（二） – 大學PLUS (ntu.edu.tw)

下週要到中原大學通識講座講「 歷史學的訓練、生活與其價值 」，這題目是黃信二老師指定的，哈哈哈，其實我也很喜歡講這樣的題目，因為更加具有通識精神，而專精的演講，給學生的助益有時反而不多，因為沒有過一個基礎知識的門檻，只談學者一己之理解，對聽眾的啟發實有限，聽眾並沒有閱讀過相關資料或經過同類的研究歷程，所以往往無法參透，坐在那邊聽二小時，真實收穫有限。反倒是通俗的演講，更能啟迪一般非歷史系學生之智慧與視野，正因為不是從純研究、純學術出發，才能對一般人有貢獻，特別是對那些可能不是歷史專業的大學生而言。

 我除了談一下《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外，也歸納了一些好玩的觀察，大家可以來補充一下。例如：歷史男、歷史女是什麼樣子？低調、淡薄、寡言、默默、認真、執著或太過甚且小有偏執、不修邊幅、記憶力強、不喜過度社交或高談闊論，也討厭這樣的人。不知上面這樣歸納正不正確，抑或是偏見，哈哈。

桑兵：一些所謂研究，說是匠氣十足，還算抬舉，實則俗氣逼人 

2021-01-22

作者: 桑兵，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來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來源：高校人文界、近代史研究、歷史學研究通訊

學問之事，理應先因而後創。總結七十年學術發展的進程，需要各種視角的參照，否則很難得其實。一時代的學問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地位，除了面向國際前沿之類的橫向比較，更為重要的參照，應該是與古往今來的前賢進行學術對話的能力。如果說歷史人物須蓋棺才能論定，學術最好也留待後人評說。同時代人評價同時代學問，一則缺少時間檢驗，二則有些問題未必看得出，或是看出了未必可以講，三則見仁見智，不易定論。

當然，同時代並非不可以評價同時代的學問，如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與童書業、方詩銘合作)，就將同時期史學各方面的學人分門別類排了座次，只不過當否另當別論。若是安放貼切，固然成為後人稱引仿效的模本，或是反復檢討的依據，若是不在道上，則很可能貽笑大方，變成眾矢之的。就此而論，學問本來就是危險的事業，評價同時代的學問，更是險之又險的險中求之事，應該慎之又慎。不妨以今人與前賢對話的能力為視角,測試一下學術水準的高低。

一、代際興替與學問高下

七十年風雨變幻，雖然幾番大起大落，學術的變化發展還是顯而易見的。例如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從前在海峽兩岸不少學人看來不成其為學問。1949年以後,大陸方面特別重視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延續或批判以往國共雙方的革命史觀念(國民黨的“黨化教育”中,就有革命史一項)，建構起一套以三次革命高潮為樞紐的被稱為革命史的敘述架構，並輔以體系化的資料，一方面與之前的以現代化為主要視角的近代史相對立(後來在臺灣被進一步系統化,在大陸也有不少呼應者)，一方面大幅度擴展充實了近現代史的資料來源。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許多參與者,其實已經是古代史各方面的成名學人,功力較深,取材的寬廣精當,在當時的條件下顯得難能可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長足猛進,儘管普遍而言,還處於以新材料發現新歷史的墾荒階段,刀耕火種,顯得有些粗放,不過在問題的選擇、研究的取法、材料的處理等方面,前鋒已經逐漸接近古代史的水準,甚至因緣史料的極大豐富,在深入複雜的材料史事方面,還有駕古代史而上之的潛在可能。應該承認,達到學術根基很深的歷史學應有的水準,而不再被列於另冊,是七十年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顯著變化。

儘管就既定學科的發展前後比較立論,七十年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已經在很多方面突過前人,但是跳出分科的範圍,則變化的有限性就清晰地顯露出來。雖然人們對於社會發展仍然相信進化論觀念,學術變遷史上的新陳代謝,未必都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古往今來,歷朝歷代的學術當然是層累疊加,可是學問卻不一定後來居上。能夠代表一代學術標高的,往往是不世出的高人。一時代有無這樣的天縱奇才,決定著這一時代學術的峰值。因此,每一時代的學術高度,並非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逐漸攀升,也不一定(甚至很可能不)與成果的數量成正比。先秦、兩漢、兩宋、明清,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的高峰期,而兩宋尤其奇峰突起,具有一覽眾山小的氣勢。

放眼歷史長河蜿蜒曲折的流逝,當下的學術發展究竟達到什麼高度,是一個值得每一位懷有學術抱負者認真思考的大問題。如果分門別類地考察各個學科的現況,幾乎毫無疑問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讓各路專家自信滿滿,以為已經前無古人。可是這樣的看法從評價的主體與客體兩方面講都顯得有匠氣而無匠心,若是放在整個歷史發展的脈絡之中,不要說已經是宋以後的又一高峰,甚至很難說超越了前輩學人。那些以為民國大師多如鯽的說法當然是坊間流行的外行話,可是質疑現在的大學不出大師,卻是社會普遍的觀感。大師與否,實為笑談,所要傳達的意思,正是對缺少學術權威大家的失望與不滿。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照遠不照近的高明,顯然不會代代輩出。那些超凡的智者賢人,代表或是體現了所處時代的學術標高,成為無數來者敬仰的對象。真正懂得他們的思想學術,已經談何容易,遑論超越。要具有與前賢對話的能力,首先應該能夠承接已有的學術。學術對話的前提是平等。所謂平等,並非一般而言的人格及社會地位的平等,首要就是學識的平等,一味高山仰止固然平庸,隨意抹殺更加愚妄。學識不能處於同一層級,對話就難以正常進行。高明的好用其短,也不乏不屑與談之意。後來者雖然不斷試圖與前賢對話,但是能否對話,關鍵要看有無相應的對話能力。那些一廂情願的努力,無論如何花樣翻新,熱鬧一時,其實大都是入不了前賢法眼的旁門左道。

能否超越前賢的問題,從來為學術界熱議。早在1988年廣州中山大學舉行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汪榮祖教授就有針對性地談到:“陳先生可以超越,又不可能超越,可以超越,因陳先生之後必定還會有偉大的中國史家出現。但陳先生不可能超越,因陳先生的特殊成就不可能超越,就像沒有人可能再寫一部超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季羨林教授致閉幕詞時,對此回應道:“超越陳先生並不簡單。整個社會是在發展,是在前進,這是一般的狀況。但是中間應該有一些例外,一般來講,後人要超越前人,但有那些高峰、巨人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不了的。主要原因是環境不允許再出那樣的人。馬克思講希臘神話有永久的魅力,理由在此。陳先生是學術巨人,在他的範圍之內,無法超越,原因就是我們今後不可能再有他那樣的條件。總的傾向是可以超越的,但又不可以超越。我同意汪先生的觀點,又可以超越,又不可以超越。”

這些絕非諛詞的推崇,可以說是各位講者心嚮往之實不能至的夫子自道。須知季羨林已經是陳寅恪之後唯一可以在西人之東方學領域繼續跟進前沿之人,考慮到陳寅恪後來苦於無法及時掌握新資料,又不甘為牛後,迫于生計,將相關書籍出售,已經放棄了在東方學方面進一步努力的嘗試,也就是說,在這一領域,季羨林其實已經跟著歐洲東方學的進展走到陳寅恪的前面。儘管如此,連季羨林也覺得很難超越陳寅恪,可見學術上要想超越前輩大家,的確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以此為衡鑒,中國近現代史乃至歷史學整體都有反省的必要。

在學術日益細分化的趨勢下,學人勢必越來越專門化,由此造成人稱的侏儒化現象。小圈子學問的自娛自樂,形同坐井觀天。一些所謂研究，說是匠氣十足，還算抬舉，實則俗氣逼人。受分門別類的分科日益細化的制約,同一學科之內,學術的評判也會失去權威性,流於所謂見仁見智的無所適從,不得不交由民主表決來決定。可是學問之事,越是高深,懂的人越少,多數取決的結果,往往導致逆向篩選。諸如此類的情形,時下已經屢見不鮮,名校亦不能例外。而身在其中的學人,包括擔任各級評委的成名學人,對此渾然不覺,或是雖然不斷抱怨,卻回天無力,無可奈何。依據各種指標計算分數權重,還想當然地以為追求公平公正,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只能以枷鎖為規則。連學術的鑒別評判力也不具備,守成尚且力有不逮,侈談超越豈非天方夜譚。

學術評價的失當，無疑會導致學術失範的亂象。一些貼著各種頭銜標籤的所謂傑出人才,尚未達到前人已經走過的半程，卻無知無畏，以不知為無有，敢於自稱領先，而且有一眾國內外並非專門的同行名家為之背書。判斷力與鑒賞力如此嚴重缺失，可謂學界莫大的悲哀。踮著腳也夠不著卻妄言超越，前人起於九泉，不知作何感想。

不同學科之間當然存在差異,用一視同仁的貌似公平裁量一切,勢必造成偏頗。如時下好將橫向比較具體化,確定適合自己定位及發展目標的若干國內外學術機構作為參照座標,制定各種指標性量化標準。毋庸諱言,在自然科學甚至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由於中外學術的基礎程度差距顯著,一定時期內目光向外理所應當,但是也不可無差別地一概而論,因為還有因地制宜、為我所用等因素的考量。至於人文學科,外國的部分與此類似,中字頭的部分,恐怕就要另當別論,起碼應該有所分別,有所講究,至少應該直接主流,不必通過掮客轉手負販。技不如人,當然只能知恥而後勇,卻沒有必要非得陪綁其他方面一同灰頭土臉,自慚形穢,弄得毫無自信,更不能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反失其本。明治時期以來,日本力圖建構自己在東亞思想文化上的主導地位,在吸取西學與中學的同時,強化其主體性。戰後日本的日本研究一度出現追隨模仿歐美的偏向,日本研究大家丸山真男出而提倡日本人應當用日本的辦法研究日本,結果成效顯著,如今歐美已有學人覺得可以不必自行研究,只要將日本人的日本研究翻譯過來即可。這樣的取徑做法,很值得中國研究者借鑒。

以中國史為例，中國的中國史如果對標外國的中國史研究，能否取法乎上，顯然未經論證。須知中國史研究在不同國家學術系統中的地位並不一致。日本的歷史學原來大體是三分天下,即日本、東洋、西洋,東洋以中國為中心,甚至主要就是中國史,但也有偏重所謂四裔的取向,尤其是滿蒙回藏鮮,意在分解中國的一體。如今日本的中國史地位顯然較以前下降,但還不至於成為日本史或外國史的附庸。歐洲的漢學研究,主要是從東方學衍生出來,因而民國時被一些中國學者戲稱為虜學,可是畢竟曾經引領時趨,成為國際漢學的中心,伯希和、高本漢等少數大家,也得到中國學人的首肯。二戰結束後,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中心,美國的中國研究,儘管在本國處於邊緣位置,卻能夠挾天子以令諸侯,連歐洲也只能將漢學研究的中心位置拱手相讓。而承接的各國往往不知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出現挾洋自重、格義附會的偏向。如果一味對標美國的中國史,則中國的中國史研究非但永遠無法擺脫依附地位,很可能還會亂象橫生,以至不可收拾。

清季以來,歷經夷夏大防到中體西用最後不得不基本外化的國人,目光向外可謂大勢所趨,中國歷來吸收內化的文化傳統全然改觀,章太炎雖然不能免俗,卻是較早幡然醒悟的先知先覺。早在1910年,他就主張“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這時的他已經清醒地自覺到:

現在北京開經科大學,許歐洲人來遊學,使中國的學說,外國人也知道一點兒,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覺得增許多聲價,卻是錯了見解了。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不可像賣古玩一樣。一時許多客人來看,就貴到非常的貴;一時沒有客人來看,就賤到半文不值。自國的人,該講自國的學問,施自國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個樣兒,貴也是要用,賤也就要用,只問要用,不問外人貴賤的品評。後來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這樣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於別國所有中國所無的學說,在教育一邊,本來應該取來補助,斷不可學格致古微的口吻,說別國的好學說,中國古來都現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棄己所長,也不可攘人之善,棄己所長,攘人之善,都是島國人的陋見,我們泱泱大國,不該學他們小家模樣!

不看外國人的臉色隨風而轉,才有可能堅守中國學問固有的價值。即使西化已成時趨,近代中國學人對外國的漢學家或中國研究者的看法,心中自有一本明賬,章太炎以稱讚小兒路邊放牛比況推許漢學家的貢獻,欲將漢學中心爭回中國的陳垣以及要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傅斯年,入其法眼的各國治中國學者不過寥寥數人而已。他們固然不能改變整體外化的趨勢(僅僅從20世紀中國革命的視角看,將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歷經周折才被認定,顯示片面絕對外化一定程度上形成阻力而非動力),卻不能接受以外國的中國研究為標準尺度。傅斯年說必須留學生才能治中國史,所指顯然不是生搬硬套的食洋不化之流。

二、讀懂前賢談何易

近年來有兩位有名于時的教授的說法,可以提供參考視角。一位是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他坦承沒有超過自己的老師。此說可以多角度解讀,如其故作謙辭,老師的學問曲高和寡,弟子水準的確有限等等。如果著名如彼,尚且不能超越老師,況且現代文學不算太過艱澀高深的領域,可見大國手的確不世出。清華國學院出身的薑亮夫,後來的學術見識和地位已經很高,可是直到晚年還坦言,始終沒有弄懂陳寅恪當年在清華國學院所講授課程的內容。當然,這不能解釋為薑亮夫的學問到老還不如陳寅恪早年講課的水準,其專門領域,未必為陳寅恪所長。可是完全摸不著頭腦,則至少說明在東方學方面沒有足夠的根基,承接不了,這樣做起學問來自然少些參考比較的材料和取徑。

另一位是清華大學教授李伯重,他嚴厲批評時下的學術界大量製造學術垃圾,雖然從趨勢上看已經有所改善,但是總量和基本態勢並未根本改觀。學術垃圾的氾濫,一方面說明學術的評價機制未能起到有效的防弊作用,另一方面顯示整體的學術環境在促進學術的良性發展方面亟待改進。除了風氣不正等背景因素,掌握學術評判權者缺乏應有的判斷力,恐怕至關重要。目前各方面對於整治學風所側重的主要是他律,如行政司法媒體介入等,輕視或根本不相信自律,結果非但成效不彰,甚至適得其反。要想根本改變,必須回到學術的軌道之上。既然愈是高明的學問愈難懂,學術就只能主要依靠自律。如果說他律旨在防小人,則唯有自律才能保君子。戒律定出來是為守法者遵守,存心找空子違法,則再嚴密的律法也是漏洞百出。若是假定學術界充滿小人,自然是防不勝防,而且無論如何也防不住的。

其實諸如此類的問題民國時期同樣存在,1942年12月20日,金毓黻撰寫了《大學教育本位論》的初稿,對於抗戰時期各個大學裡教授濫竽充數的情形深惡痛絕。由於大後方大學林立,“可膺經師、人師之選者,今世寧複有幾;甲校已約,乙校爭聘,捷者先得,拙者落後;往往停驂於待發,迴車於中途,以忽東忽西為故常,視應聘為兒戲。若乃降格以求,濫竽充數,文義未通儼為教授,版業初畢謬號專家,寫講義數十翻已侈稱為著述,有門生十余輩便自命為大師”。諸如此類掛羊頭賣馬脯的大學教授,不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專務,“而專以政治權謀,利用學生厚植勢力,所教成之學生,亦必為權謀功利之徒,將為社會造成多數之遊士,亦為國家釀成無量之亂源”。如此,則大學教育非破產不可,“亦何貴有此教授與此大學也哉!”這樣活靈活現的學界掌故,只要改文言為白話,仿佛《儒林外史》一直在不間斷地續寫之中。

近代中國學界的亂象與知識系統的混淆不無關聯。晚清以來,國人始終糾結于中學西學兩套知識的關係,直到戊戌時期,開始融合成西體中用的新學。不過,新學未能如韓愈、朱熹等人找到取珠還櫝以免用夷變夏的憑藉,實際上導致全盤外化。不中不西的新學在中西兩面都是半桶水,實際上中學不信,西學不懂,所謂學貫中西,大概是中西學更加等而下之的來者的盲信。近代學人,少壯時往往趨新,如王國維的文學哲學美學,劉師培的週末學術,後來都一笑置之,章太炎的佛學未必升堂入室,他與梁啟超相約,欲以社會學觀念重寫中國史,也沒有下文。可是今日不少學人還將這些當事人自悔的少作當成頂禮膜拜的經典,認認真真地研究總結,作為超越前人的可觀成就。反之,章太炎較早覺悟到教育學問當從自國自心發出來,不再一味以西為新,卻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被視為復舊的起始,拉車向後的開端。

與越是高明懂的人越少相反,學問越是橫逸斜出,越容易引起廣泛(尤其在少年新進當中)共鳴。清季康有為的讀書法,民初胡適的學問範式,就是兩大顯例。康有為敢於在西學東學大舉入侵之際提倡讀書速成,與其基本襲用1893年編輯出版的《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而成《日本書目志》一炮打響關係匪淺。儘管康有為有所加工,所據畢竟只是島國書商的出版目錄,但在混淆視聽的包裝之下,居然能夠掩人耳目,構成中國趨新人士心目中時髦的東學系統。康有為的東學知識其實相當有限,不動聲色地照搬拿來,搶佔了先機高地,所做的一些加工改造,望文生義的成分居多,卻並不妨礙其儼然成為借由東學引入西學的先知先覺者。而梁啟超的宣傳推介進一步放大坐實了康有為新學祭酒的地位,他說,中國要想自強,以譯書為第一要義。為此康有為“早睊睊憂之,大收日本之書,作書目志以待天下之譯者”。雖然這份書目主要是為譯書準備的,而譯書的目的,還是為了便於閱讀。

康有為聲稱,後發者可以趕超先進,泰西變法五百年而成治藝,日本只要三十年就能成就。中國取法日本,三年可成。況且日本文字與中國大同小異,泰西諸學的好書,日本大概已經翻譯完備,“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使明敏士人,習其文字,數月而通矣。於是盡譯其書,譯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內。以數年之期,數萬之金,而泰西數百年數萬萬人士新得之學舉在是,吾數百萬之吏士識字之人,皆可以講求之,然後致之學校以教之,或崇之科舉以勵之,天下響風,文學輻湊,而才不可勝用矣。於是言礦學而礦無不開,言農工商而業無不新,言化光電重天文地理而無不入微也。以我溫帶之地,千數百萬之士,四萬萬之農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駕于英美而逾越於俄日,可立待也。日本變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與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國家如此,何況個人?這樣的時代大潮,不願落伍者當然會趨之若鶩。

康有為偷樑換柱得以迅速登頂新學教主之位,而且能夠欺瞞天下百餘年,以至於民國時期以來不少學問大家尊奉康有為為新學開山,當真是得逞不止于一時。多年來,儘管中外學者始終心存疑惑,並且多方求證,認為如此系統的東學書籍分類及學問分科知識,即使在同時期的日本也幾乎無人能及,可惜苦於不得確證。如此這般的速成經驗,令康有為敢於據以登高疾呼,號召士林。天下士子苦中西學兩套知識難以相容並獲久矣,猛然間聽說有此讀書捷徑,自然趨之若鶩,連嚴複的質疑也擋不住人們的滿腔熱忱。雖然在中學、西學、東學的夾擊之下,一般學子不堪重負情有可原,可是循此途徑追求中外學問的正途大道,無異於南轅北轍。開此惡例,居心叵測之徒難免有樣學樣。

胡適的學術典範同樣被認為開啟了廣大青年通往學術之道,不過所用方法貌似清人治學與科學方法相類似的部分,其實主要是以西學系統作為比附。稍有西學知識者,對其質疑頗多,連什麼是科學方法也很成問題。而近代學術大家,經由胡適的示範獲得成功的例證並不多見。同樣由清華國學院出身的陳守實,因為受過幾位高明的親炙,於“無聊中閱胡適《讀書》一篇”,輕易就看出“此君小有才,然綻論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間執通方之士也”。後來者以從者如潮為據,論其影響大小,實則但凡專門面向青年後進的所謂方法,頂多就是偏門窺視的孔隙,而非升堂入室的臺階,不能領略前賢不必經由卻輕易跨越的高明所在。學術史研究中,諸如此類的評議所在多有,對於前賢的學問及其座次,不能增減分毫。

不過,近代學人在中國文史領域,仍有少數真正的高明或真正高明的方面,令後人無論怎樣努力用功,也難以超越。只是中國文人好用其短,不會輕易以看家本領治學法門示人,如章太炎好談岐黃之術,其實並不擅長,只是紙上談兵,其醫術非但不能治人,還可能治死人。可是蒙文通來談,知其有備且懂行,立即正襟危坐,所論極深。人品方面口碑有虧的黃侃,論學也令來訪的倉石五四郎大為佩服。只是各位學術大家隨便說的很多人附和或爭議,認真做的卻很少人能夠領悟,更無從接續。高手之間的爭議,如孔老先後的儒家以及中古一大要事因緣的新儒家,後來者大都不得要領,避而不談。七十年聚訟紛紜的議題,除了政治導向的作用以外,多是一般人可以置喙的問題。諸如此類的爭鳴,看似參與者眾,相當熱鬧,能夠起到吸睛作用,整體而言,對於學術的推進意義有限。而其中一些有意義的題目,反而爭議不大,難以持久。如五朵金花中的漢民族形成問題,就因為與基本架構存在內在衝突,剛有漸入佳境之意,就不得不戛然而止。

不僅中國固有的學問如此,關於外國學問的部分更是如此,越是主流,回應附和者越少。如果按照原來必須以拉丁文為治學基礎為判(懂拉丁文還未必會治學),近代以來能治所謂“西學”(西學其實是東亞人的觀念,所以只存在于東亞人的心中)者尚有幾人?

時下對於近代學術大家,作為掌故的坊間傳聞不少,真正能夠瞭解同情其人其學的卻少之又少。那些自以為是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總是令人不由得想起李杜文章在的詩句。究其原因,學問不在同一水平線上,無法平等對話,恐怕是根本。盲目推崇與隨意抹殺,所反映的都是來者的局限,既不能增減前賢的學行,也無助于解讀前賢的學行。

學術史上,後來者總想突過前人,按照學術應該先因而後創的原則,必須守成有餘力,才有可能超越,這對於一般人而言多少有些力所不及,於是只好橫逸斜出,想方設法繞過前人,而自詡能言前人所未能言。通常的取徑,或是鑿空蹈隙,而美其名曰填補空白,或是婢作夫人,而號稱附庸蔚為大國,或是借資域外,以天寶舊妝為元和新樣。今日治學,分門別類,未經放眼讀書,或僅僅讀過教科書,就直接進入專題研究,習慣與時限使之最多唯讀相關書,甚至只是從書中搜撿相關材料,研究自己關心的問題,無從做到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整體之下研究具體。

治中國近現代史的學人大都少看或不看古代史的書,治中國史的學人不大看世界史的書,反之更甚。世界史研究者懂中國史的人數和能力,較前人明顯降低,而對世界史研究的自律,則不如原來嚴謹,以譯述為創作者甚至還有增長的趨勢。治史學的人雖然看其他各科的書,多數是在其中尋找架構系統,以便敷衍成文時照搬套用。如此,充其量只能發些橫通之論。有時人已進到習相遠,自己還在人之初盤旋,甚至無知無畏,以不知為知,不能藏拙,適以露醜。

民國時期,因為高抬考據,輕視義理,提倡窄而深的研究,重視專門,與提倡通學者形成通才與專家之爭。抗戰結束後,有學人針對學界的時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稱專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識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損益及其演變之故,其著述論證,多所附會穿鑿”。後來錢穆進一步批評道:“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返讀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主張以既有的分科門類,參融舊籍,求其會通。

時至今日,專家在學界也已經由譏諷變為尊號,進而畸變為坊間調侃的物件,影響學者的形象何止是大而已。專家之學通行,不僅形成一定之規,而且有一定之人,一定之法。專家之學起於分科,本來是為了深入,後來因為無力駕馭眾多,只能縮小範圍。一方面,要將所有學問包括所謂國學,都變成分科之學,以符合近代國人以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另一方面,又不甘居人後,細分化之餘,再竭力使附庸蔚為大國,使得創建分支無形中似成學術創新的時趨捷徑。

小圈子的專家之學,大都不免斷章取義,支離破碎,破綻百出,甚至開口便錯,可是當局者迷,不嫌固陋,披著破漁網,卻以為華服加身,竊喜于婢作夫人,可以自成一統。一些分支奉為開山宗師者,在同輩學人當中未必算得上是出類拔萃,因而當時大都不能入高明者的法眼,後來也的確有顯而易見的局限。如書院學的盛朗西,抗戰期間曾經申請中英庚款的資助,擔任評審的傅斯年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暫系年於1940年7月),給出的結論是:“盛朗西。送來著作中,其《小學課程沿革》一書,屬於教育,有關史學者甚微。其《中國書院制度》一書,於抄撮常見書外,亦無所表見也。”其餘如報刊史、方志學、俗文學、民俗學等,亦有類似情形。

所謂附庸蔚為大國者,大都是在細分化的時趨下將原來的技上升為學,以分科的眼光看,開創者固然不無篳路藍縷之功,用通人的尺度衡量,過度細分化的專科專家之學,未免有唾餘之嫌,充其量只能等而下之。尊奉追仿的後學者,或天分不足不過印版而已,或輕鬆突過而不免躊躇自得,都會貽笑方家。在努力超越之前,不妨先瞭解一下所屬分支之外的標杆準繩,不要先驗地以學科界域畫地為牢。有些學人對所屬學科發自內心的維護,或許是捍衛生存的權利,多少已經逸出學術的考量範圍。

更有甚者,專家之學局限顯然,往往不能滿足抱有學術野心者的學問欲,因而總想超越專門,發表通論,以炫其博通。可惜訓練不足,在專門領域內已經破綻百出,依據專門的知識做通貫的推論,更加望文生義,將看似彼此關聯實則截然不同並無內在聯繫的物事生拉硬拽地扯在一起,好發橫通之論,外行看來以為廣博,內行眼中卻句句綻論,貌似縱橫捭闔,其實不通之至。以專家之眼解通人之意,無非盲人摸象,以專家之學求通儒之道,形同緣木求魚。

即便在成熟領域,後來者的學識也備受質疑。中國古史方面,地上地下的新發現層出不窮,可是綜合訓練不足,行世的文獻不熟,以至於解讀能力不夠,對此龐樸早已提出尖銳批評,認為忽視基本典籍已經嚴重影響了出土文獻的判別與利用。一帶一路重現中西交通,但語言訓練滯後,不能分段深入,也不能從兩端向中間,展現並解釋如貨幣形象所體現的東西雙方文化影響的強弱走向,只好一廂情願地一路向西。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進展顯著,總體上努力與古代史並駕齊驅,不過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大陸近現代史研究的傳統與海峽對岸有所不同,中國科學院創院第一所以近代史為中心,開始雖然不免政治需求高於學術取向,卻使得近代史的地位在整個史學界至關重要,而彼岸晚到的近代史則一度遭到質疑和排拒。

然而,近代史另有其尷尬,一般人誤以為門檻低,容易做,甚至覺得古文不好不能治古代史,外語不好無法治世界史,卻能夠勝任既要古文好也要外語好的近現代史。待到入得門來,受不良示範的負作用,缺乏必要的門檻,也無法遵守基本的規則,又誤解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而預流的本意(實則此說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基本是無的放矢,不能套用),覺得材料易得,問題好找,訓練欠缺而著述隨意,忽略常見史料,不注意新舊材料的比勘互證,更談不上用常見材料說別人不常說的話。

另一方面,受一些別有用心的翻譯西書的誤導,整個中國史研究崇洋太甚,後學新進尤其喜歡盲目附會外國框架,全然無視這些架構生成于不同的文化社會,相關學人在本國不過處於邊緣位置,為了迎合主流,刻意套用移植,以顯示其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適用,又挾其文化話語權而淩駕於物件地,以時趨為先進。這樣的情形近代以來日益顯著,只是如此這般的貌似國際化,不過歐洲中心籠罩的變形。久而久之,勢必邯鄲學步,反失其本。

中國學問歷來以經史為大道,用史學的方法研究經學,與懂經學者研究歷史相輔相成。分科治學之下,經學失位,學人大都不懂經學,一方面,不知治學以經史為本,治宋史也很少談宋學,另一方面,治一書也號稱治經學,分不清經、經學與經學史究竟有什麼聯繫及分別。專家之學,不知學問之事本來具有無限聯繫,人為割裂,不能把握問題的邊際,不知相關研究的進展,老子與“格老子”的情況自然所在多有。

在各種量化指標的評估壓力且與實際利益掛鉤的時趨下,不要說像章太炎、陳寅恪那樣自覺為文化托命之身,神州正朔所在的立意高遠之士,就連以學問為志業而非手段、對學術真正懷有敬畏之心者,也如鳳毛麟角,有心向學者不得不隨波逐流,以免滅頂之災。為稻粱謀式的學問想方設法落實為各項指標,目的在於即時變現各種利益。至於這些指標與所做學問有何關聯,完全不在考慮之列,更不要說學問背後關乎社會發展與人類命運的大節。所做學問不要說高深,能夠不說外行話已經難能可貴。而這些指標看似嚴格,對於挖空心思投機取巧之人,卻如同漏勺篩子,有無數的縫隙可以鑽營。各式各樣的執法評判者既無判別力,亦無經驗談,幾乎束手無策。由於專家式的評價大都只能根據紙面內容做出心證,越是自洽的論著越容易好評如潮,使得投機鑽營的取巧之徒如魚得水,遊刃有餘,一路暢通,如入無人之境。長此以往,不要說超越前賢,矗立高峰,連維繫起碼的學術準則和道德良知也難上加難。學風不正的現象屢禁不止,與其說是“犯罪成本”太低,毋寧說是因為獲利太高,所以不惜犯險。

中國歷史悠久,且一直延續,又特重人倫關係,因而史學發展甚早,程度較高。晚清以來,中外文化乾坤顛倒,取珠還櫝變為全盤外化,用西式有色眼鏡重新審視中國文化,百不如人,唯有史學,多少還留有一份敬意(梁啟超的“中國無史論”附和者少而異議者多),甚至還懷抱與人爭勝之心。正因為此,駕前人而上之,談何容易。當務之急,是獲取與前賢平等對話的能力。就此而論,七十年風雨過去,要想再創輝煌,依然任重而道遠。

三、叫得響與傳得久

文學藝術,叫好與叫座往往難以兼得。學術研究,也有叫得響與傳得久的差異。好評如潮,未必經得起大浪淘沙,無人問津,不一定就毫無價值。儘管總有一些學人煞費苦心,想要魚和熊掌兼而有之,效果似乎不如預期,普遍而言,還是可遇而不可求。從積極的方面看,專家時代,常有人說治學應當專精,所謂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由此可以佔領制高點。從消極的角度講,針對學術界垃圾太多的情形,或以為解決辦法是取消量化,品質第一,應該提倡十年磨一劍的精神。此說一般而言,大體不錯,但也不宜一概而論。

首先,學問之事,應當整體之下研究具體,精深與博大相輔相成,即使專題研究,也要經過放眼讀書的階段,一味窄而深,很可能跑偏,未必一定能夠專精。其次,縱觀前賢,很少有一本書主義的大家,缺少整體關懷,視野眼界拘泥,具體研究好也有限。有數的高人,著述都是既多且好。近代學人中,嚴謹如二陳一王,著述的量都相當驚人,更不要說梁啟超、章太炎、胡適、顧頡剛、錢穆以及才情更盛的郭沫若,連事功大於學問的傅斯年和投身革命、惜字如金的範文瀾,論著也較時下多數專家為多。總之,成名學人大都當得起著作等身。考慮到時局動盪戰亂頻仍,如果換到承平之世,創獲更加難以估量。當然,也有太炎門下終身不著一書的嫡傳弟子,以及著述眾多名聲反而不佳的所謂“大師”。真正十年一劍磨成精品的成例其實並不多見。民國學界被戲稱“大師”的衛聚賢和鄭師許,都是方面廣博,著述頗豐,可是卻駁雜粗淺,因而頗受詬病。多固然不能濫,少也未必就是精,可見多少並不能作為學術高下的權衡。

清季以來,受明治日本的影響,國人喜歡用統計學辦法將中國的各項資料置於世界各國的序列之中排出名位,在爭取自由獨立的時代,只有追趕先進才能避免國墟人奴的悲慘境遇,鼓起奮力爭先的勇氣和精神。民國時期,學術界大都目光向外,中西比較。時過境遷,名目繁多、花樣翻新的各式排名,或許已經成為各方揮之不去的夢魘。這樣的橫向比較,大概是歷史不長的民族文化生成的習慣,未必就是真的具有世界眼光。

時下學術評估,往往推重獎項和刊物等級,實則這些看似硬指標的東西,與學術的內容水準未必直接關聯。若是以傳世與否為準則,更加風馬牛不相及。今人稱引民國時期學人的著述,極少有人關注發表在何種刊物上,更沒有刊物分級之說。國民政府時期教育部也曾評過學術獎,分為三等,這些著作,至今看來雖然水準不俗,可是衡量的標準,卻不是獲得獎項與否及其等級可以判定。其實評獎本身當時即引起不小的爭議,誰能獲獎,評為幾等,聚訟紛紜,不以為然和不服氣的情況所在多有。即使從程式正義的角度看,也的確存在諸多可議。例如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胡適讀過第一冊稿本,就大為激賞:“錫予與陳寅恪兩君為今日治此學最勤的,又最有成績的。錫予的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為最有權威之作。”賀麟也推許說湯用彤“得到了西洋人治哲學史的方法,再參以乾嘉諸老的考證方法。所以他採取蔡勒爾(Ze11er)治希臘哲學史一書的方法,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材料的豐富,方法的謹嚴,考證方面的新發現,義理方面的新解釋,均勝過別人”。抗戰期間,此書獲得教育部學術研究評獎哲學類一等獎。

然而,關於宗教研究,歷來僧俗兩界評價各異,一般認為能夠同時被雙方首肯的學人屈指可數,湯用彤便是其中之一。可是近年根據新發現資料的進一步研究顯示,該書通訊評審時兩位元評審人的評價都不高,一位認為作者不通佛教義理,根本不能得獎,另一位同樣不大認可,覺得即使獲獎,只能勉強給三等。可是通訊評審的意見與最終獲獎的結果大相徑庭。由此看來,一本學術著作是否傳得久,與其獲得的獎項並沒有直接關聯,《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學術價值並不會因為評獎的等級變化而發生任何增減,反而是評審人的學術眼光要在所評審的著述面前受到檢驗。

宗教研究的傳教史,算是特例,一般而言,學術上能否傳得久,主要還不在僧俗兩界的意見是否一致。近代以來,古今中外的影響最為凸顯。今日中國治學所用的概念、架構,幾乎都來自域外,包括西學以及以西學為範式的東學。迄今為止,以美國的中國研究為准的,幾乎成為中國的中國研究之一大怪像。實則與歐洲東方學、漢學,日本的東洋學、“支那學”相比,美國的中國研究雖然看似後來居上,對於本國的學術主流卻是相當邊緣性的學問。所用理論概念方法,大都照搬移植主流,並非生成於所研究的物件。主流自然樂見其發明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邊緣也借此得到與主流對話的機會。國人機械教條式的生搬硬套導致食洋不化,甚至在中文著作中還不得不時時夾雜西文詞彙,顯示所用概念尚未在漢語言文字中找到恰當對應來確切表達新意。如此這般的新穎,恰是囫圇吞棗的表現,難免遺患無窮。有日本學人笑稱,中國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門世界性學問。此說固然可以從瞄準國際前沿以及與世界接軌的角度正面解讀,可是一味通過仲介的轉手負販,非但不能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心,還會偏離學問的根本之道。熟悉域外中國研究狀況的余英時教授斷言:

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20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國史者先有外國框框,則勢必不能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當報紙一樣的翻檢,從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你們千萬不要誤信有些淺人的話,以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無法詳說)。

這番話,與前引章太炎教育的根本當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相互印證,作者當是對中國有心讀書潛心向學之人講的肺腑之言,與面向外人的說話多少有些異趣。海外華人華裔學者中的高明,處於不同文化群體的夾心狀態,必須左右逢源,才能適者生存,言論行事,不能一概而論,但心中自有一把量學的尺度,知道不能從他國學術的邊緣得道中國學問的正統。清季以來,中國的知識系統、概念分科、著述體例,幾乎全盤西化,不以西方觀念作比附,或是還能取珠還櫝,可謂鳳毛麟角。以上述論斷為准,則最有價值的當屬少之又少。不僅如此,普遍而言仍然在繼續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路上高歌猛進,則將來的學術能有多少價值,不免令人擔憂。因為按照80多年前陳寅恪所說:

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既不能居最高地位,又終歸於歇絕,當然就不可能傳之久遠。其中的道理1931年清華大學20周年紀念時陳寅恪所寫《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的文章即有所論及:“近年中國古代及近代史料發見雖多,而具有統系與不涉傅會之整理,猶待今後之努力。”也就是說,研究中國問題,參照域外新知,既不能完全照搬,更不能穿鑿附會,同時又要把握內在聯繫,找出本來系統。此說可以從陳寅恪對熱極一時的文化史研究的批評中得到進一步的闡釋,他說:

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一)舊派失之滯。舊派作中國文化史……不過鈔鈔而已,其缺點是只有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讀後不能使為瞭解人民精神生活與社會制度的關係。(二)新派失之誣。新派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條理,然甚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歷史、政治、社會的材料,歸納而得的結論。結論如果正確,對於我們的材料,也有適用之處。因為人類活動本有其共同之處,所以“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過也有時不適用,因中國的材料有時在其範圍之外。所以講大概似乎對,講到精細處則不夠準確,而講歷史重在準確,功夫所至,不嫌瑣細。

前賢的金玉良言,值得認真反省。陳寅恪留學歐美、日本各名校,以時間之長,範圍之廣而論,極少有人能出其右,所用方法取徑,也合乎歐洲正統的比較語言學、比較文獻學、比較宗教學、比較歷史學,可是其著述卻很少稱引西書,即使有所應用,也要從中國歷史文化中找尋淵源,以免數典忘祖,如合本子注及格義。治學不能只是為稻粱謀，那些今是昨非的量化指標，包括名目繁多的獎項榮銜，無論如何叫得響，與是否傳得久都沒有必然的聯繫。反之，轉變視角，貼標籤與扣帽子其實並無二致。

涉世較深，生前身後的名利早已化為鏡花水月，流覽那些花樣翻新的排名榜單，不免對坐困愁城的有司和惶惶不可終日的才俊滋生幾分同情，同時也對學術發展的前景產生一些隱憂。治學的樂趣，來源於沐浴前賢的光輝，不要老是盯著他們身形之下的暗影，以苦行僧自怨自艾。如果覺得為了學問要做出重大犧牲，了無生趣，則性情不宜，應該及時改弦易轍，以免耽誤大好前程。將眼光從禹內海外轉向古往今來，坐地日行八萬里，何如上下五千年，努力提升當代學術的標高，當為有生之年的孜孜以求，以免讓無盡的來者俯視乃至無視。追步前賢，冥想神遊，若有幸能夠附驥尾而致千里，豈非人生一大快事。

引自：桑兵：一些所谓研究，说是匠气十足，还算抬举，实则俗气逼人_学术 (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