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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衛生何為——中國近世的衛生史研究(余新忠)

作者：余新忠
文章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11.3 點擊數： 18 更新時間：2012年05月08日

衛生是一個古老的辭彙，以養生為基本內涵的“衛生”，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與此同時，現代意義的“衛生”概念則又是一個比較年輕的辭彙，它是光緒以降在西方衛生知識的傳入、日本近代的“衛生”(eiseyi)用語與衛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國士人對傳統的重新闡釋和利用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登上歷史舞臺，成為與hygiene對應的現代概念的。1晚清以來，“衛生”的使用日益頻繁，也承載了日益豐富的社會文化意涵。作為與現代西方文明相伴出現的現代衛生觀念和公衛制度，不僅理所當然地被視為現代文明的重要內容和象徵，而且也成了國人為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而孜孜以求的目標。一旦“衛生”被賦予了太多的政治和文化色彩，其本身的內涵、價值和問題反而成了不被重點關注的對象。一部衛生史關乎的不僅是醫療和健康的演變，而且是社會和文化的變遷。可見，關於中國近世衛生史的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對我們更好地理解和認識現實深具意義。為此，本文將在對近百年中國衛生史研究做一鳥瞰式回顧的基礎上，對存在的問題和可能的研究道路做一思考。

一、醫學界的研究

由於在現代人的認識中，衛生與醫學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故而現代意義上的衛生史研究，也是與醫學史研究相伴出現的。早期的醫學史研究多少都會談到衛生的情況，比如中國第一部醫學史專著———初版於1920年由陳邦賢撰著的《中國醫學史》，就在第一篇《上古的醫學》中設有《周秦的生理衛生學》一章，不過談論的主要是《素問》和《靈樞》中的生理知識，對衛生則只是從飲食衛生、性欲衛生和優生學三個方面簡單提及;而在後代各朝的論述中，則未再專門列出“衛生”的名目來加以討論。不過在第四篇《現代的醫學》中，對當時的衛生行政和衛生保健等情況做了不少的敍述。2在這類專著中，衛生顯然只是醫學的附庸，而且在民國之前，還是可有可無的附庸。後來的醫學史著作雖層出不窮，但衛生作為醫學附庸的地位，則基本未有變化。

不過，自清末以來，社會對現實的“衛生”事務一直有較多的關注，刊佈了大量有關衛生的書刊文章。3在這種情況下，專門就衛生而作的史學研究亦應運而生。1934年，從事衛生防疫事業的馬允清，利用數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中國第一部衛生史專著《中國衛生制度變遷史》。4該著雖秉持當時通行的進化論思想，但與一般對中國傳統時期的衛生實踐不屑一顧的做法不同，往往能夠從歷代史料中細心體察中國舊有的衛生制度及其變遷歷程。作者將中國衛生行政的變遷分為“迷信時期”、“經驗時期”、“理學時期”和“科學時期”四個階段，主要依據正史、政書等史料，基本以朝代為順序，對中國歷代中央和地方的醫政管理、醫學教育等制度做了較為全面的梳理。該著的立意在衛生，只是因為認為傳統中國並無近代的公共衛生事業，才將關注點集中于衛生制度。不過其作為第一部具有“衛生史”意識的專著，仍具有不可忽略的開創之功。

民國期間也出現了不少有關衛生史的文章，這類文章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根據現代衛生學的認識，從中國歷代的文獻中去搜羅合乎或接近現代標準的衛生史跡，並以此來彰顯古人或中醫在衛生方面的知識和成績，比如李克蕙的《我國固有之防疫方法》，5束世澂的《中國古代醫藥衛生考》等。6另一類則為從事醫藥衛生事業管理和研究的人員，從現實需要出發，對清末以來衛生行政的制度與實踐所做的史學回顧，比如方石珊的《中國衛生行政沿革》、7金寶善的《三十年來中國公共衛生之回顧與前瞻》、8俞松筠《衛生行政之史的回顧》等。9這些研究的目的顯然不盡相同，不過，在基本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上卻頗為一致。比如，往往從現代的衛生觀念和概念出發，去裁剪史料，而很少能將史跡放在具體歷史情境中來體會和呈現不同時空中不同的衛生觀念和行為;均將源於西方的近代“衛生”當作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追求目標，將中國當時衛生狀況的不良和衛生建設方面的不足視為中國社會落後的表現和原因，等等。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確立了“預防為主”的衛生政策，應該與該政策施行有關，著名的醫史學家范行准於20世紀50年代初完成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一書。該著雖未用衛生之名，但其所述內容多與衛生相關，比如環境衛生、避疫與檢疫隔離等。其目標乃是意欲呈現中國預防醫學的發展歷程，即由“樸素的、迷信的、經驗的預防醫學，終於發展到像今天這樣的有系統的、合乎科學的預防醫學”，以及中國在預防醫學發展史上做出的“卓越貢獻”。10該著梳理了中國歷史上的一些衛生觀念和行為，比如對古代諸多民俗活動和迷信行為中的衛生經驗的呈現，對古代用水衛生和環境衛生史跡的梳理等，均甚有貢獻。而對與衛生相關的天花的出現年代、人痘的出現與傳播、牛痘的引入與推廣問題，細加考訂，用力尤多，其引證之廣博，其考訂之詳洽，至今仍令人感歎。

繼範著之後，零星的論著仍時有出現。大多數研究均較為簡單，基本都是按現代的觀念從史料中摘錄若干相關史料加以鋪敍而成，既不夠系統，也較少細緻的分析。其意義主要在於為我們提示了一些資料線索。另外，這一時期的論著對民國期間的衛生建設甚少注目，而較多關注太平天國、解放區和建國後的衛生建設成就。這在陳海峰編著的《中國衛生保健史》中，11有十分明顯的體現。該著詳今略古，全書近500頁，涉及古代、近代和國民政府時期的僅有25頁，而且還包括5頁中外醫學衛生交流、2頁太平天國衛生事業的內容，真正討論從古代至民國的衛生觀念、行為和制度的內容實在是微乎其微。其對當代包括新中國成立前的蘇區、解放區的衛生建設的舉措、制度和成就，論述甚詳，資料也相對豐富。這些論著對中國相關的衛生事務歷史做了一個較為全面的梳理。

進入21世紀後，由於SARS等疫病的衝擊，重新激發了人們對衛生防疫事務的關注，在這一背景下，出現了兩部由衛生工作者和醫史研究者撰著的衛生防疫著作。其中《中國衛生行政史略》一書，12梳理了從古至今衛生行政發展變化的大致狀況，內容涉及衛生行政內涵、發展階段、衛生與保健、衛生行政制度的發展變化、著名醫藥學家、少數民族醫學和中外醫學交流等內容。另一部由鄧鐵濤主編的《中國防疫史》，13凡130余萬言，可謂當今國內衛生防疫史的集大成之作。該著頗為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從古到今不同歷史階段衛生防疫的行為、觀念、知識和制度及其演變的情況，並以較多的篇幅探討了晚清至民國在西方影響下現代衛生防疫體系的引入和逐步建立的過程。該著的編撰者均為中醫出身的醫史研究者，但難能可貴的是編撰者同時也把防疫史視為社會史，對歷史上人們防疫的行為和心態有一定的揭示，而且對近年來國內史學界醫療社會史研究的諸多成果也有相當全面的吸納。

除此之外，近年來還有兩部疾病史著作《嶺南瘟疫史》和《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14對清末民國的衛生防疫做了較為系統的探討。《嶺南瘟疫史》的內容雖然以嶺南地區的瘟疫流行狀況為主，但其第六至八章，在探討鼠疫的應對、防疫觀念、瘟疫對社會的影響等時，也較多地關涉了衛生的內容，借助報刊等資料對清末香港和廣州等地的衛生防疫行為和制度建設做了梳理。《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一書對衛生的關注更高，研究也更為深入。該著雖然名為疾病社會史，但並沒有對疾病具體的情況有太多著墨，主要關注的是當時社會的應對機制。該著從建制化、體系化、大眾化和社會衛生等四個方面對此展開了探討。

二、史學界的探索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隨著醫療社會史研究的逐漸興起，疾病和醫療不再是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而成為西方歷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衛生作為廣義醫學領域中與社會、文化關聯特別密切的一部分，自然也非常容易受到歷史研究者的青睞，有關衛生的歷史學論著不斷湧現，而且主題上也日漸細化和多樣。15

西方學術界新的研究動向，也在西方的中國史研究中有所體現。自20世紀70年代以後，就不斷有從社會文化角度探究中國疾病醫療的論著出現。史學界最早的衛生史專著當屬程愷禮有關上海租界公共衛生的研究。她主要從城市用水、公共醫療和醫院建設等方面勾勒了上海租界從開埠到19世紀末的50年間，從沼澤荒野之地演化為已基本建成近代衛生機制的近代都市的歷程，認為到1893年上海租界的衛生狀況已經跨入世界至少遠東的先進行列。16葉嘉熾有關民國衛生建設的專著，依靠較為豐富的中英文檔案、報刊以及民國期間的諸多著述，較為細緻地呈現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十年國家建設時期在衛生建設上所取得的成就，認為國民政府的公共衛生和醫療保障制度的建設卓有成就，基本建成了由政府主導、覆蓋全國的縣級醫療衛生體系。17該著基本以呈現成績為主，對存在的問題及衛生現代化過程中的複雜性甚少著墨。

羅芙芸有關近代天津衛生的力作也成為當下西方研究中國衛生史的代表性著作。該著立足天津，探究了“衛生的現代性”是如何被洋人、開放而“先進”的士人精英、國家力量和革命所採用的，進而揭示了現代化背後的文化權力關係和“現代性”值得省思之處。18該著給我們印象最深的似乎是“衛生”這一現代化的象徵，在近代天津是如何參與和影響歷史進程以及人們日常生活的。該著的重心乃是對近代天津“衛生”意涵的解讀，而非“衛生”進程的梳理。

在歐美學術思潮的影響下，醫療社會史研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也逐步開始在日韓學術界興起，並進而影響到他們的中國史研究。日本的飯島涉是東亞地區較早開展中國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學者，他于2000年出版的《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與社會變遷》一書，以晚清民國發生的鼠疫以及霍亂等疫病為契機，探究了中國逐步推進衛生“制度化”的過程。他所謂的衛生制度化，其實也就是衛生的行政化，即衛生行政的推進過程。19該著對近代中國引入和實施衛生行政過程的梳理頗為詳備清晰。韓國的年輕學者辛圭煥有關北平衛生行政的專著，從衛生概念史的梳理入手，從近代出生與死亡管理以及衛生教育、市政府的傳染病管制、空間管制和城市環境與環境衛生改革等方面對20世紀30年代北平市的衛生行政改革及其與國家醫學的關係作了頗為全面細緻的探討。20該著的突出之處，是在一個頗為集中的時空中對衛生行政具體實施情況給予較為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國家衛生行政限度及其實施過程中的複雜性。

就中國醫療社會史和衛生史研究而言，我國臺灣史學界的努力和成就有目共睹。從2002年開始，該領域的領軍學者梁其姿教授召集一批較為年輕的學人，開展衛生史研究計畫。該計畫的主題為“華人社會的衛生史———從傳統到現代”，主要是希望通過從觀念的變化到相關政策的實踐考察，來探討明、清時期至20世紀50年代初期漢人社會的衛生問題。研究的重點主要有二：一為探討傳統至近代之衛生觀念的演變，以瞭解中國“現代性”的問題;二為從漢人社會的衛生觀念與實踐檢視漢人社會的特色，尤其是傳統社會的文化特性。其成員除了主持人外，主要還包括祝平一、劉士永、雷祥麟、張哲嘉、李尚仁和王文基等人。21這一計畫至今仍在延續。2004年在臺北召開了“明清至近代漢人社會的衛生觀念、組織和實踐”學術研討會，以這次會議的論文為基礎，梁其姿還和費俠莉一道主編了《東亞華人社會的健康與衛生》一書，除了序跋，共收錄論文11篇，分為“傳統和變遷”、“殖民地的健康與衛生”和“疫病控制運動”三個主題，內容涉及中國傳染觀念的演變、中國的糞穢處置及其近代演變、清末東北鼠疫中的防疫、19世紀通商口岸的節食與個人衛生、消滅血吸蟲運動以及當代的SARS等。22

該團隊還發表不少相當精彩的研究論文。比如，劉士永在對臺灣公共衛生觀念轉變的探討中，一方面較為細緻地呈現了1895年以前臺灣社會業已出現的各種健康觀和衛生論，另一方面也指出，在殖民地時期，臺灣社會的健康觀和衛生思想開始逐漸趨近於當時重要的世界醫學及衛生學主流思潮，不過，臺灣社會本身的角色基本上是被動的，對於20世紀20年代以後西方各種衛生思想的討論比較缺乏反應。23雷祥麟有關民國衛生的論文，則考察了1930年前後民國社會有關衛生的論述，當時的中國不僅存在著官方標準的衛生概念和規範，同時存在著大量的另類衛生認識，比如對“治心”等個人身心調節的強調等。他並沒有延續那種認為這種另類的衛生認識妨礙了真正的公共衛生在中國開展的一般說法，而是致力於描繪它與西方“hygiene”間的爭議與互相界定的過程，並探索它出現在20世紀上半葉之中國的歷史過程和可能的意義，提出“衛生”不只是保衛生命，同時也是體現自我或自我體驗生命的一種路徑和方式。24而李尚仁則對英國傳教士德貞的衛生論述做了深入的探析。文章首先考察了德貞對中國衛生狀況的認識從批評到讚賞的變化歷程，並進而深入地探討了他那些獨特論述形成的原因及背後的思想淵源。他那種一反常人的論述，既是因為他在體會到了西方公共衛生學說存在著一些難以解釋的現象後，希望藉中國的經驗來反省英國公共衛生運動的局限，同時，也與德貞秉持新古代醫學傳統以及宗教神學中的道德經濟觀念密切相關。25在該文的基礎上，李氏又引入“身體感”這一分析概念，以《腐物與骯髒》為題，探究了19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環境的體驗。該文在比較詳細地呈現了19世紀來華西方人對中國環境描述的基礎上，細膩分析了西方人“不衛生”、“骯髒”等身體感的形成機制和社會文化因素。26李尚仁的研究總體上是在殖民醫學的理論模式中展開的，其關心的中心問題與其說是中國的衛生，不如說是帝國中心與殖民地邊陲在醫學和衛生方面的關係。實際上他的研究也幾乎完全是建立在西文資料基礎之上的，對我們認識和理解19世紀在華的殖民者心態以及現代“衛生”背後的複雜社會文化意涵和權力關係頗有助益。但若希望通過他的研究瞭解晚清以降中國人的心態和中國人的衛生觀念與實踐，恐怕難免會感到失望。

與上述研究團隊的旨趣有所不同，臺灣學界還有些有關衛生史的研究是在城市史特別是城市生活史的研究脈絡中展開的。其中較早出現的代表性成果是梁庚堯有關南宋城市衛生的研究。作者對南宋以臨安為中心的城市中出現的衛生問題以及政府所採取的措施作了論述，認為各類公共衛生與社會福利設施在城市中普遍設立，是宋代以後城市的一項特色，而城市衛生環境惡化之後疫病容易流行，應是這項特色所以會出現並延續的部分原因。27稍後，邱仲麟發表的明清北京城市生活的系列論文中，有兩篇與城市衛生密切相關。其中《風塵、街壤與氣味》一文，考察了明清士人對於北京生活環境的印象與記憶，以翔實的資料呈現了當時士人特別是南方士人印象中的北京風塵彌漫、臭穢難聞的城市生活環境。28另一篇有關明清到民國北京城市用水的論文，同樣以翔實的資料考察了城市供水群體、民生用水以及用水管理及其近代變遷等問題，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鮮活的城市生活圖景。29這些研究雖然對相關衛生問題意涵的解讀用力較少，但研究者均對傳統文獻研究的功力深厚，同時又具有一定的國際視野，故而對我們瞭解中國傳統時期的衛生狀貌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另外，周春燕最新出版的《女體與國族》似乎是目前臺灣僅有的衛生史方面的專著。該著從性別史和身體史的視角探討近代中國婦女衛生，著重從月經應對和分娩處理兩個方面，梳理了在“亡國滅種”、“強國保種”這一近代危機意識的促動下、由國家主導的婦女衛生近代化過程。對這一過程中晚清特別是民國政府在婦女衛生近代化方面的努力均持較為正面的認識和評價。30該著比較重視過程的梳理和呈現，所論亦具一定深度，給人明快清晰之感，但對婦女衛生的全面性和複雜性似乎認識有所不足。

進入新世紀後，衛生史的研究也開始受到中國內地史學界的關注，大體而言，目前內地史學界有關衛生史的探討主要是從醫療社會文化史、城市史和中外關係史特別是來華傳教士史研究等三個角度切入的。筆者2003年出版的《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書，就對清代的衛生概念、防疫和檢疫等衛生問題做過初步的探討。31這一研究無疑還十分粗淺，不過其提出或隱含的諸多問題卻為筆者此後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和探究的動力。又如，曹樹基對鼠疫的探討中也關注到公共衛生的問題，如在探討內地對1894年香港鼠疫的反應時，梳理了《申報》中有關防疫及衛生行政的相關討論。32而有關1918年山西鼠疫的探討，則完全是在公共衛生的主題下展開的，對防疫舉措及其現代衛生機制的理解均持相當正面的態度。33除此之外，隨著國內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影響的擴大，亦出現了不少年輕的研究者從衛生這一主題切入來從事該領域的研究。比如，近些年南開大學就有兩篇專門探究清末和民國公共衛生的博士論文。這兩篇論文主要借助報刊、檔案、方志等資料，對清末以降到民國時期天津和北京由官方主導和推行的公共衛生舉措及其制度建設做了梳理，對我們瞭解近代衛生行政的發展脈絡和施行中的複雜性多有助益。34又如，筆者主編的《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一書的第四個主題“近代境遇中的‘衛生’”中，收錄的四篇青年研究者的有關清代沐浴、北京衛生行政、上海的醫療衛生廣告和民國天津衛生運動的論文，可以說亦反映了同樣的趨向。35

城市衛生乃是現代城市管理無可回避的問題，故而衛生問題也往往容易受到城市史研究者的關注，特別是隨著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興起，更促發了研究者對城市衛生問題的關注。如果說早期的一些通論性研究只是對城市衛生問題有所涉及的話，近年則出現了專門從衛生的角度來探究中國近代城市發展的作品。36其中彭善民的專著《公共衛生與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可謂是代表性的成果，該著將源於西方的近代公共衛生視為現代都市文明的象徵和重要內容，主要從近代城市變革的視角梳理了自清末到民國上海公共衛生的緣起及其演變歷程，探究了上海的近代公衛是如何在華洋及官紳民等多重力量的多方作用下漸趨展開的，而公衛的演進又是如何推動上海都市文明發展的。37他的這一研究在時段上差不多是程愷禮早期開拓性研究的接續，而且在學術理念上亦頗為類同，不過就搜集資料、關涉衛生的相關問題以及涉及區域的廣度上，則較程的研究有一定的推進。

再者，在近代中外關係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西方來華傳教士顯然是其中重點關注的內容之一，而在這些傳教士中，有相當一部分為醫學傳教士，在傳教士的相關活動中，醫療衛生活動也佔有相當的份量。不僅如此，醫療和衛生也是他們較為關注且記錄較多的內容，醫藥衛生問題也自然相對容易受到這方面研究者的關注。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田濤就曾利用《中國叢刊》等中英文資料，對清末民國初的在華基督教會的醫療衛生事業做了探討。38而近年來更是湧現出了一批專門探究西方來華傳教士對中國醫療衛生事業影響的論著。39其中也往往會涉及到衛生問題。比如何小蓮在其專著中列專章探討傳教士與中國公共衛生事業，認為正是傳教士的積極活動與影響促進了中國近代公共衛生事業的艱難起步。40高晞的新著也有一章論述德貞的公共衛生學研究與流行病調查，較多地介紹了德貞對中國衛生習慣的讚賞和對某些中醫學內容的認同。41

近些年來，國內還出現了一些具有國際學術視野、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來探究中國近世衛生的論著。其中較具代表性的當屬胡成的數篇論文。其中《“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的不同講述》一文，主要利用晚清上海的諸多中英文報刊資料，從華人“不衛生”被定義為瘟疫之源、近代細菌學理論的傳入、租界衛生景觀的改善和華人社會的變革維新以及西方文化優越感、民族主義訴求和主權之爭等方面比較細緻地呈現了中外間不同的講述共同塑造了所謂華人的“不衛生”形象。42而其有關衛生檢疫的兩篇論文，則從租界政治和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視角出發，考察了1910年上海租界檢疫風潮和清末東北鼠疫中的檢疫行為，藉此來表明華人的爭取自主檢疫和國家對檢疫的積極推行對加強中國國家主權起到的積極推動作用。其研究在關注外交、主權的同時，特別注意到了普通民眾的感受和回應。43而其最新的一篇評述性論文，則主要立足東北鼠疫中檢疫問題的探討，對國內以往存在的相關研究資料單一、缺乏國際視野等問題提出了批評，並進而通過檢疫中複雜性的呈現，探討了研究中應如何更多地珍視、尊重底層民眾和貧苦階級的生命的問題。44胡成的研究往往能夠借助其頗為前沿的學術理念和廣泛的資料搜集，讓我們看到以往研究中未曾注意到的諸多歷史面相和問題，對目前國內衛生史的研究頗具啟發和促進作用。不過就衛生史研究而言，其涉獵的只是個別的點，不具系統性，而且對“衛生”複雜性及其豐富內涵也仍有較大的拓展空間。

楊念群具有強烈“新史學”色彩的專著《再造“病人”》，也有兩章(第三、八章)較多地涉及到衛生問題。該著的重心並不在探究近代中國具體的醫療衛生問題，而是借其所感興趣的某些特定專題的探析來揭示疾病、醫療和衛生背後的政治和文化意涵。45在第三章中，他探討了民國以降由國家來全面操控醫療衛生事務的醫療“國家化”的改革進程，以及西方醫學人士通過引入“社會服務”理念力圖將西方的醫療空間滲透至城市的各個角落和民眾日常生活之中的情形。第八章則以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的“細菌戰”為切入點，論述了中國政府通過社會動員即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推進現代衛生機制在中國社會進一步確立的過程。46

與上述幾種研究路徑不同，張仲民有關衛生的專著則是從書籍史和閱讀史的角度來展開的，通過對晚清“衛生”書籍的鉤沉，探討了出版與文化政治間關係以及晚清政治文化的形成。就衛生史研究而言，該著最大的貢獻是系統而全面地梳理了晚清諸多有關衛生書籍的出版情況，為人們更好地研究晚清的衛生提供了重要的基礎;不僅如此，他從衛生及衛生書籍的出版和閱讀出發，探究與此密切相關的種族和消費文化問題。47另外，筆者也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就清代的衛生概念、環境和用水衛生、糞穢處置、防疫觀念與行為、清潔觀念與行為、衛生檢疫、衛生行政與身體控制等問題做了探討。48

三、問題與可能的路徑

經過近百年特別是最近十數年的中外相關學者的努力，中國近世衛生史研究至今已經有了一定的積累和成就，在資料積累、呈現歷史經驗以及引入和實踐相關學術理念等方面為後來者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不過總體而言，衛生史研究在中國史學界還是一個正趨興起的研究領域，研究之薄弱毋庸諱言，而內容上的有待進展之處也顯而易見。筆者以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現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紀以降特別是民國時期衛生的探討，對晚清社會在衛生行政等方面的努力和成績似乎重視不夠，而對傳統時期的衛生觀念和行為，則除了邱仲麟等人的個別研究外，還幾付闕如。

第二，由於近代的公共衛生觀念一般均被視為西方的舶來品，也因為現有研究對傳統時期的衛生觀念和行為缺乏關注和探究，使得現有的一些探究中國近代公共衛生的研究，往往存在著割裂傳統和近代之嫌，不能從內外兩個方面多視角地來認識中國近代公共衛生的演變。

第三，目前大多數國內的相關研究者，無論是學術視野還是學術理念，都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而海外的一些研究(也包括國內個別研究)雖然對揭示和探析“衛生”的現代性及其社會文化意涵用力甚多，亦對人啟益良多，但其或許過於注重對意義的探析，反而影響了對具體歷史經驗的呈現，也就是說，對近世中國的衛生觀念、組織和行為及其近代演變脈絡的梳理和呈現還存在著不盡如人意之處。

“衛生”和衛生的歷史並不單純，只要我們能從不同的視角和立場去多方位、多層次地觀察和思考，便不難發現眾多習以為常的認識局限和為人所忽視的歷史面相。誠然，無論用何種方法、以什麼路徑展開對近世衛生史的探究，只要深入而專業，都自有其意義和價值。不過，在當前的學術情境中，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若研究者能有選擇地汲取國際前沿的研究方法，使其無論在內容還是方法與理念上都體現出一種新意來，那自然就會更具意義。隨著研究者對國際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理念的深入探討，從中國史學的傳統和現實出發為我所用，必然會對這一研究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1参阅余新忠：『清末における「衛生」概念の展開』、『東洋史研究』第64卷第3号(2005年12月)，第104—140页。

2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上海書店1984年影印，第14—20、269—292頁。

3關於晚清衛生書籍的出版，可參閱張仲民：《出版于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版。只要稍稍翻檢一下民國期間的出版書目和報刊，就很容易發現這類書籍和相關刊物、論文的數量大為增加。关于民国时期国家和社会对卫生事务的关注和实践，可参阅飯島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衞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2000，第209—314页;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202页。

4馬允清：《中國衛生制度變遷史》，天津益世報館1934年版。

5《中醫新生命》1936年4月第19期。

6《中國文化研究匯刊》1944年第5期。這類論文詳細目錄可以參閱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編：《醫學史論文資料索引(1903—1978年)》第1輯，中國書店1989年版，第32—36頁。

7《中華醫學雜誌》1929年第14卷第5期。

8《中華醫學雜誌》1946年第32卷第1期。

9《社會衛生》1946年第2卷第4期。這類的研究目錄亦可參閱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編：《醫學史論文資料索引(1903—1978年)》第1輯，第122、133—134頁。

10範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自序”，上海華東醫務生活社1953年版，第1—2頁。

11陳海峰編著：《中國衛生保健史》，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

12劉榮倫、顧玉潛編著：《中國衛生行政史略》，廣東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

13鄧鐵濤主編：《中國防疫史》，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版。

14賴文、李永宸：《嶺南瘟疫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5Elizabeth Fee，“Public Health，Past
and Present：A Shared Social Vision”，in Gerge Rosen，A Histroy of Public Health，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93，pp.ix－lxvii.

16Kerrie MacPherson，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1843－1893，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7Ka-che Yip，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1928－1937，Ann Arbor：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5.

18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19飯島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衞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2000。

20辛圭煥：《國家·城市·衛生———20世紀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衛生行政和國家醫療》，ACANET，Seoul，Korea，2008。

21參閱相關的“衛生史研究計畫”網站，網址為：http：//www.issp.sinica.edu.tw/hygiene/index.html。

22Angela Ki Che Leung，Charlotte Furth，eds.，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23劉士永：《“清潔”、“衛生”和“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2001年6月第8卷第1期，第41—88頁。

24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04年6月第54期，第17—59頁。

25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5年9月第76本第3分，第467—509頁。

26李尚仁：《腐物與骯髒：十九世紀西方人對中國環境的體驗》，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臺北2008年版，第45—82頁。

27梁庚堯：《南宋城市的公共衛生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99年3月第70本第1分，第119—163頁。

28邱仲麟：《風塵、街壤與氣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環境與士人的帝都印象》，《清華學報》2004年6月新34卷第1期，第181—225頁。

29邱仲麟：《水窩子：北京的民生用水與供水業者(1400—1937)》，李孝悌主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年版，第229—284頁。

30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版。

31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探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49頁。

32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349頁。

33曹樹基：《國家與地方的公共衛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第178—190頁。胡成：《東三省鼠疫蔓延時的底層民眾與地方社會(1910—1911)———兼論當前疾病、醫療史研究的一個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東亞醫療歷史工作坊”論文，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及近代史研究中心，2010年6月25日，第1—4頁。

34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衛生機制演進研究(1900—1911)》，南開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朱慧穎：《近代天津公共衛生建設研究(1900—1937)》，南開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這方面的碩士論文數量較多，於此不再列舉，可在“中國知網”(http：//www.cnki.net/index.html)上檢索到。

35余新忠主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81—370頁。

36具體學術史梳理可以參閱李忠萍：《“新史學”視野下的近代中國城市公共衛生研究述評》，《史林》2009年第2期，第173—186頁。

37彭善民：《公共衛生與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8田濤：《清末民初在華基督教醫療衛生事業及其專業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169—185頁。

39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高晞：《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李傳斌：《基督教在華醫療事業與近代中國社會(1835—1937)》，蘇州大學2001年博士學位論文，等等。

40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第157—191頁。

41高晞：《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第380—406頁。

42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的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1860—1911)》，《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年6月第56期，第1—43頁。

43胡成：《檢疫、種族與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發現後的華洋衝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74—90頁;《東北地區肺鼠疫蔓延期間的主權之爭(1910.11—1911.4)》，《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9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4—232頁。

44胡成：《東三省鼠疫蔓延時的底層民眾與地方社會(1910—1911)———兼論當前疾病、醫療史研究的一個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第1—4頁。

45余新忠：《另類的醫療史書寫———評楊念群著〈再造“病人”〉》，《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92—104頁。

46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第95—126、311—360頁。

47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

48余新忠：『清末における「衛生」概念の展開』、『東洋史研究』第64卷第3號(2005年12月);《清代江南的衛生觀念與行為及其近代變遷初探———以環境和用水衛生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從避疫到防疫：晚清因應疫病觀念的演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防疫·衛生·身體控制———晚清清潔觀念和行為的演變》，黃興濤主編：《新史學》第3卷，中華書局2009年版;“Treatment of Nightsoil and Waste in Modern China”，in Angela Ki CheLeung，Charlotte Furth．eds.，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