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版主：這本書牽涉清代中英博物學交流史與自然史的研究，請看 祝平一 教授評論(貼文於書介下)

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科學、帝國與文化遭遇

作者：（美）範發迪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07月01日

內容簡介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國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觸。後來中國的大門一度被關閉而後又被強行打開，這期間，外國的傳教士、商人、外交官、軍隊、探險家、科學考察隊蜂擁而來，東方古國的一切都使他們感到驚奇。基于種種不同的目的，他們記錄下在華的所見所聞。這些記錄數量浩瀚，積存在世界各國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或私人手中，成為了解清代近三個世紀歷史的珍貴資料。由于西方人士觀察、思考和寫作習慣與中國人不同，他們的記載比較具體、廣泛，比較注重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方面，因而補充了中國史料記載的不足。“編譯叢刊”將從中選取若干重要資料譯介給國內的讀者；對早年問世的具有開拓性、奠基性價值，但不為中國學術界所熟知的作品，我們也將同樣給予關注；此外，對反映當代國外清史研究新的學術思潮、前沿問題、熱點問題和重要成果的學術專著，“編譯叢刊”也將及時地介紹給中國學術界。

目錄

中文版序
致謝
導言
第一部分 口岸
第一章 中國商埠中的博物學
第二章 藝術、商貿和博物學
第二部分 地域
第三章 科學與非正式帝國
第四章 漢學與博物學
第五章 內地的旅行與實地考察
結語
附錄︰簡要生平注釋
縮略語
索引
譯後記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china/chinafile.php?item=CN10784716

評介 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新史學》16.3 (2005):181-186。

祝平一

范發迪的近著探討十九世紀英國博物學者(natural history，或譯為自然史) 如何在中國進行研究，創造關於中國的博物學知識。博物學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當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入侵其他地域之際，博物學研究者亦緊跟其後，發掘異域中的動、植、鑛物，提供帝國理解異域的新資訊和視野。因而此書不止是英國博物學的歷史片段，亦是中國人反抗外來支配的故事。

弱勢且被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與生長於斯的人、物和知識系統，如何抗衡挾著堅船利砲之威而來的英國博物學的窺視﹖要敘說反抗的故事，先要擺脫「何以中國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的情結。因為這樣的問題意識已預設西方近代科學便是真理，中國人只有膜拜和迎頭趕上的份。范發迪既不談西方的知識系統單向地從殖民中心往殖民地邊陲傳播；也不是中心負責生產「真理」，而邊陲僅僅提供材料的歷史。他的故事遠為複雜而有趣。他認為殖民科學知識的生產，並非完全由殖民中心操控，更有賴於被殖民者的「合作」。一旦被殖民者（被研究的對象）不受威脅利誘，不被說服，拒絕合作，殖民科學的生產體系便難以為繼。他打破中心與邊陲的二元對立，使支配與反抗的角力有著力點；使被宰制者的知識能成為「真理」的一部分。

本書分為兩大部，共五章。第一部份兩章，討論舊廣東時期(1757-1842)，英國人在廣東的博物學研究。第二部份三章，檢視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在中國進行的博物學研究。鴉片戰爭使中國開放通商口岸、內河航行，並且賦予歐、美各國自由傳教的權利。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不再侷限於廣州，全面進入中國內地，使得博物學研究益形複雜，處處牽動著知識和權力的網絡。

鴉片戰爭以前，外國人的行動尚侷限於廣東。英國博物學研究者亦不例外，以廣東為其收集標本的基地。英國的科學機構，不論是博物館或是皇家植物園(Kew Garden)，希望透過當時在廣東的博物學研究者取得中國的標本、園藝知識和各種商業作物。當時在中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多為業餘人士，或為增廣知識、或為獲取聲望、或為培養紳士品味，而勤於研究。此一過程使得英國人的領土擴張、商業利益與博物學的知識生產，相互糾結。

當時的博物學研究者主要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商館(Canton Factory)的成員，還有來自英國的園丁。前者的正職雖然是貿易，但其中如Staunton, Morrison, Reeves等人，卻因本身的興趣，或是受英國科學機構之委託，在中國研究博物學。至於英國園丁，大多是短期的派遣人員，社會地位較低，若無本國駐中的贊助者支持，很難完成任務。這些業餘從事博物學研究的貿易商與專業園丁，角色不同，任務不一，卻同時穿梭於廣東的市場與花園，進行田野工作。博物學研究仰賴田野採集，而身處異域，人生地不熟，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必須仰賴在地行商的社會網絡。行商的花園，乃成為收集與交換園藝知識的重要場域。

雖然運送採集標本回國不易，標本存活至目的地者不多，但是長時期的積累之後，殖民母國優越的中心位置還是成形。殖民科學的特色之一便是以母國為中心，由世界各地源源不絕地向中心輸送物資和情報，不斷擴張中心的知識系統。英國博物學的發展亦不例外。1830年時，廣東市場上所見的標本、種子，已經無法滿足博物學研究者的需求。而鴉片戰爭的爆發開啟新契機，促使英國博物學研究者深入中國內陸。

除了採集實物，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亦收集圖像資料，以補不足。像魚類這類難以運送的標本，繪圖更是保存標本的唯一手段；此外，英國人還常以圖像與當地僱工溝通，找尋標本。圖像因此在博物學中扮演重要腳色，本書第二章便探討此一主題。

由於長期對外貿易，廣東培養了一批畫師，專門畫外銷品。他們成了Reeves收集圖像資料時最好的幫手。Reeves必須先讓這些畫師理解他的要求，盡量配合科學寫實主義的繪圖準則，才能讓這些畫師獨立工作。雖然如此製成的影像多是常態化的樣本；但在無法取得實際標本的情況下，他們的作品仍然得到英國方面的高度評價。

第三章討論「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 和科學網絡、知識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係。「非正式帝國」意謂以貿易等經濟手段遂行帝國主義統治之實，正符合中國並非殖民地卻又受制於他國的情況。英國人在中國設置的種種機構──從海關、領事館、傳教團體和香港植物園等，形成一個「非正式帝國」的網絡，傳遞科學訊息。雖然上述機構，並非專業的科學組織，其成員各有日常事務待理，因此其研究乃基於個人興趣、或科學以外的目的，未必能配合母國科學機構的要求。但是這些機構仍是當時收集與流傳中國資訊最主要的網絡。不過，中國人不見得願意提供完整的資訊，特別是具有商業價值的訊息。因此有時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不得不以協商的方式，取得所需的科學資料。他們甚至竊取機密，卻反控中國人不尊重事實，無法精煉其既有的知識，來合理化自己的竊盜行為。

第四章接著討論漢學與博物學的關係。十九世紀的博物學研究仍然相當依賴文本知識，不論確定或分類新的品種，都必須查考書籍。在華的英國博物學研究者利用了中、西文著作，以進行研究。他們盡力理解中國動、植物的生長環境，亦致力發掘中國藥物和商業作物的資料、植物地理分佈與栽培作物的歷史。《植物名實圖考》和《本草綱目》就是當時最受重視的中文參考資料。但因中文材料的分類系統與西方不同，加上中國亦無統一的分類詞彙，因此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只得披沙瀝金，只挑那些合於「經驗事實」，足以辨認個別動、植物的材料。雖然他們通常認為中國材料瑣碎與落後的博物學描述，但對於是一些不須仔細觀察的較大動物或植物，中文材料仍能提供相當的助益，英國人從中國文獻中「發現」中國鱷 (Alligator sinensis)便是一例。

第五章分析英國博物學研究者在中國內地的旅行和田野經驗。不論是受皇家植物園派遣、狩獵運動、或是自行調查，這些英國博物學研究者一旦進入中國內地，便須仰賴在地人的協助。他們通常無法定點長期停留，亦很少長距離遠征，因此僱用當地農民或獵戶，在某些地區進行系統性採集，通常是最有效的方式。雖然他們對中國採集人的評價不一，但這些在地人構成了英國博物學知識網絡的一環。不過，他們和在地人的關係也未必一帆風順，尤其在反洋較烈的地區，摩擦更大。因此他們也會藉助各種文化展演，來表現自身的優越。

田野經驗與民俗知識有助於英國博物學研究者理解生物分類、遷移與地理分佈。不過為了維持科學知識的一致性，他們仍對民俗知識存疑，以當時的科學知識不斷測試其可信度。一旦民俗知識與既有的科學知識不符，即常被視為錯誤。但是英國博物學研究者與中國採集者的合作關係，模糊了博物學與民俗知識之間的界線，使博物學成為混雜的(hybrid)知識體系。

讀范發迪的書，令人敬佩他淵博的知識。本書運用了大量有關殖民科學、科技與社會(STS)、旅行研究、圖像研究、乃至底層人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成果，撐起本書的架構與視野，將無數零碎的資料，化為生動有趣的故事。其中蘊含許多精彩的細節，以及發人省思的課題。例如漢學和博物學之間的關係（文本和自然間的關係）、以收集圖像代替採集自然標本、非正式帝國的網路如何為科學知識服務、旅行者的凝視和在地協商，都寫得非常精采而有創意。

以下本文討論范書中「支配與抵抗」和「知識的混雜性」兩個議題。范發迪此書前半認為應重視行動者賦予文化接觸的意義，以此理解英國博物學在中國的景況。當時的中國人不見得將英國視為殖民者，因此以後殖民主義「賭爛」式的反抗(weapons of the weak)，如拒絕提供正確的資訊或開小差等，來理解這段文化遭遇史太過死板，亦不適用於中國這個非（半）殖民地。(p. 86) 但隨著英國人逐漸進入內陸，書中支配與反抗的聲調卻越來越強。范發迪寫道：「中國不是一片空白、不是博物館、不是一片待刻的石板。」(p. 153)這雖與英國入侵略中國日亟有關，但即使在十九世紀末，書中所描述的種種反抗，大體是「賭爛」式的，更何況反抗還是由西人的書寫再現。因此，筆者認也許不當一下子將被支配者的動能提得過高，反而應當注意被支配者看待文化接觸和支配者的態度；以及支配者如何透過種種方式遂行其目的。以范發迪的謹慎和修為，他當然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只是書末最後一節的力道，仍讓我覺得過重。

范發迪已清楚論證博物學知識的「混雜性」，不過其程度似乎有待商榷。且讓我從一個小論點進入這個問題。Thomas T. Meadows認為中國的資料不適合統計分析。(p. 88) 范發迪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公允的批評，只是顯示了帝國主義者對於在地知識的輕蔑，以一種東方主義的(Orientalism)視野看待中國的材料。范發迪以方志為例，說明了中國有著長久記錄各種博物學的在地材料。但我覺得方志的例子正印證Meadows的看法。雖然Meadows的說法乃是立於西方特定的知識立場而發，現代研究者大概也會承認方志中的數字資料並不好用，更別說是用來做統計分析。

Meadows的例子還有另一層次的問題，亦即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如何使用在地材料。其實不論是圖像、數字、文本或是民俗知識，都必須先被過慮後才能使用，這在范發迪的書中已舉證歷歷。因此，重點不在於英國的博物學研究者是不是利用了在地知識，而在於在地知識如何被馴化才能納入西方的知識系統。既然在地知識已先被過濾，中心知識系統被玷污的程度是否像范發迪在書末所言那樣，不無疑義。雖然為歷史上的弱勢者發聲，歷史學者責無旁貸，但是要如何將弱勢者的發聲擺在合適的位置與估量其力道，仍得值得細細思量。筆者以為范發迪的書無疑豐富了Latour的Center of calculation的說法(p. 230, n. 160)，呈現了中心與和邊陲遭遇時的細節和網路中各節點(node)不同的知識生產方式。但在各節點的在地知識送往中心的過程中，對於在地知識的監控和過濾，在相當程度上防禦了當時科學知識的界線。

只運用理論觀點，不見得能寫好歷史；而沒有了好故事，則肯定難以寫出令人動容的歷史。范發迪能將理論和無數的細節融為一爐，令人讀之，興味無窮。每當我想起雄糾糾、氣昻昻，扛著獵槍的英國紳士Swinhoe被在地人邀去扮演武松，害得他差點命喪異域；英雄氣概，萎靡難振，便不覺莞爾。(p. 142) 文化接觸中的支配與反抗、展演與觀視、了解與誤解除了在知識與權力的網絡中，還常在這種不可逆料而反諷兼具的情境下，脫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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