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衡》百年︱史家郭廷以與學衡派
宋逸煒（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舞陽人。他一生致力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籌措創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可謂「南港學派」開山宗師。學界關於郭廷以的論著不勝枚舉，本文不揣淺陋，在略述先生生平學思的基礎上，重點關注其與南高學人、學衡名家之關聯。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4年1月12日），郭廷以出生於河南舞陽的一個小康之家。曾祖輩家道衰微，祖、父輩勤於農商。郭廷以四歲開蒙，又受教於新式蠶桑學堂，先後凡十年。
1918年，郭廷以投考開封二中，課業優秀，並開始接觸胡適、梁啟超的論著和《新青年》、《每週評論》等刊物，積極回應五四運動。1920年，郭廷以負笈南下，就讀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英語、國文、數學和史地等科目成績優異。1923年秋，郭廷以以第一名保送東南大學歷史系，在平靜的校園生活中，他受教于陳中凡、柳詒徵、劉伯明等學衡名師。1925年起，東大學潮漸興，郭廷以雖深受羅家倫之教誨，但在易長風潮的鼙鼓聲中，於1927年初匆匆畢業，先後在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總司令部編譯委員會、中央黨務學校等機構中任職。
1928年，羅家倫轉任清華大學校長，郭廷以隨之北上。先任校長辦公室主任秘書、兼文書科主任和出版部主任；又因歷史系教員不足，與羅家倫合開中國近代史課程，常奔走于北平各大圖書館、古舊書店。期間，他結識並舉薦蔣廷黻，並逐漸專注於教學研究。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郭廷以先後任教於河南大學、政治學校、軍官學校。至1933年秋，正式轉入國立中央大學，任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戰前五年，郭廷以專精於學，開設近代史、太平天國史、中西交通史、西域史等課程，完成《近代中國史》、《太平天國大事日誌》等書稿。
抗戰軍興，郭廷以隨中央大學西遷，學術難以為繼。1946年返甯後，郭廷以多次赴臺執教，並曾短暫充任教育部邊疆教育司司長。1949年初，郭廷以再次赴臺，聯絡中大遷校事宜，因船票難得未能返回大陸。留臺後，他執教於臺灣師範大學史地系，兼任文學院院長。1955年2月，應朱家驊之邀，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1965年4月，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郭廷以為首任所長。此後數十年間，郭廷以筆耕不輟，勵精所治，獎掖後進。1968年，當選中研院第七屆人文組院士，卻難逃人事與政治的複雜漩渦。
1969年7月，身心俱疲的郭廷以請假赴美。1971年夏，正式辭去近史所所長等職。他雖處境困頓，仍專心著述講學。1975年9月14日淩晨，郭廷以因心臟病在紐約聖路克醫院逝世，兩天前，他剛剛完成了集畢生心血的《近代中國史綱》一書。
郭廷以之史學思想，呂實強等南港學人早有專文詳述。郭廷以一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尤專精中外關係、太平天國、臺灣史與邊疆史等領域。概括而言，他整理史料的基礎工作和對近代化問題的思考影響最大。
在原中央大學任教期間，郭廷以篤行「史事日誌」的編寫工作，先後出版《大平天國大事日記》、《太平天國曆法考訂》、《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等編年紀事體史料作品。赴臺後，他又完成「姊妹篇」著作《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史事日誌》，旨在為學界提供「一部近代中國的綜合紀錄」和「近代中國史的工具書」。在其看來，「史事日誌」之於歷史研究甚為重要：「歷史研究首須認清史事，方能瞭解它的意義。史事須以史時來聯貫，史時失去正確，史事即因而紊亂，所有過程與前因後果即無從明白，相互關係更無從而知。如將史事按史時順序排次，則全域悉入眼中。分條來看，容有支離破碎之感，綜合參證，自有其脈絡系統可尋。」（《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編者說明」）在《太平天國史事日誌》的凡例中，他亦曾提到：「本書性質為屬於工具一類的史事記，編者個人只求為他人作預備工作，期能節省具有才識德學之史家之精力時間，於願已足。」恰如其弟子王爾敏在《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一書中總結的那樣：「郭廷以先生的史學學術功力，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學養，研治史事，重視年代學。」編年詳盡，史料為先，無疑是郭廷以治史方法的核心要義。
主持近代史研究所的數十年間，郭廷以更著力於史料輯纂和保存工作。研究所成立之初，他多方奔走，收集海內外各類檔案文獻，帶領所內年輕學人整編史料。郭廷以要求嚴苛，培養後學不遺餘力。據李國祁回憶，編檔時「先做提要目錄，接著才是圈點」，而每一份提要目錄，「郭先生每一個字都過，有不妥之處，郭先生就要我們修改。」（《郭廷以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頁。）在此嚴謹學風下，至郭廷以離任時，《海防檔（1861年至1911年）》九冊、《礦務檔（1865年至1911年）》七冊、《中法越南交涉檔（1875年至1911年）》八冊、《中俄關係史料（1917年至1919年）》九冊、《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1842年至1861年）》一冊、《四國新檔（1850年至1863年）》四冊等書先後印行。離任後，郭廷以領銜主持的《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1864年至1911年）》十一冊、《中俄關係史料（1920年）》三冊、《中美關係史料（1805年至1874年）》三冊、《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1821年至1861年）》二冊、《中俄關係史料（1921年）》三冊、《教務檔》（一至四輯，1860年至1886年）各三冊等書亦付梓出版。數十載的工作，不僅為史學界提供了大量珍貴的研究材料，更培養了南港學人嚴謹的治史態度與方法。
依託近代史研究所的平臺，郭廷以積極展開學術交流合作。1958年起，哈佛燕京學社在臺設立東亞學術研究委員會，資助相關檔案的整理出版。1962年起，福特基金會支持年輕學人赴美深造進修。1960至1963年間，近代史所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開展口述歷史合作，在郭廷以的籌畫和參與下，累積訪問六十餘人，保存了豐碩的回憶文字。
郭廷以對史料的高度重視，卻給自己和近史所帶來不少非議，甚至有人對其治史水準提出質疑。然而，如若回到郭廷以的著述中，亦可見其研究之精深。這主要表現在他對「近代中國」的認知和「近代化」問題的思考。
1940至1941年出版的兩冊《近代中國史》，不僅以長編體例排比了大量史料，更闡述了郭廷以對「近代中國」的基本認知。他在書中指出：「從全部的中國歷史來看，『近代中國』是一個大轉變時代。致成這個轉變的力量雖頗複雜，而其主要或中心因素則為此期間的中西關係。無論是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學術、思想，以及任何方面，近代的中國與往昔的中國均有顯著的不同，而此種不同，實無一不直接或間接受此因素的支配或影響。所以我們研究近代中國史，絕不容忍略去『中西關係』。」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主線是中外關係，其轉捩點在於鴉片戰爭：「這個事件不只是具有濃厚的歷史興味，而且有深遠的巨大影響，最少是對於此後整個的中國民族。中國之加入國際會社，感受生存威脅，與一種新文化相接觸，新勢力相激蕩，終於改變了自己生活的方式；所有這些，均須溯源於此次衝突。」當然，傳統與近代之斷裂並非如此顯明，鴉片戰前的中西交往史實已暗含延續性。故而，《近代中國史》第一冊以「中英鴉片戰前之中西關係」為副題，詳細追溯了十六世紀以來俄人東進、西方來華以及早期中英關係的歷史背景，直至第二冊才全面考察鴉片戰爭的過程及影響。郭廷以意識到鴉片戰爭之深遠影響：「中國政府經受此次重大打擊，弱點完全暴露，國威隨之掃地，幾百年來的天朝上國，竟為『紅毛逆夷』所屈服。」但他更深諳此影響之局限：「依照常情，吃虧學乖，理應獲得不少教訓。但實際上並不如此，仗是打敗了，打敗的原因，只知道是船炮不如人家的堅利，軍士不如人家的勇敢，但是，終久不知道怎麼樣才能如人。和約是簽訂了，簽訂之後，初則心存顧慮，進而意有不甘，因之中外齟齬再生；這是後話。」遺憾的是，《近代中國史》僅完成兩卷，其思想只能在《近代中國史綱》等著述中一窺其奧。
《近代中國史綱》亦從十六世紀以來中西交通的視角探尋「世變」之背景，近代中國的轉捩點在於「西力衝擊」和「內部動亂」的共同作用。中國境遇的初變在於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的簽訂：「過去的中西關係，一切操之於中國，今後是幾乎事事由人；過去是中國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聲聲要爭取平等，現在及今後反以不平等對待中國了。英法聯軍之役不僅使國門開放、主權淪喪、鴉片貿易合法化、各國利益均沾而「形成一個對華聯合陣線」，更使「中國有識之士，經過此次幾乎亡國或改朝換代的危機，亦獲得若干教訓與認識。」加之太平天國等內部衝擊，清朝在憂患中方才踏上自強運動的「近代化」道路。至於造成近代變局的原因，他概括為：「因為以往所接觸的民族，縱能憑其一時武力，乘中國之敝，以圖一逞，彼此形勢猶可相埒。近代所接觸的西洋則大不然。除了強大的武力，尚有別具一格的政治組織、經濟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國的樊籬為之突破，立國基礎謂之震撼。於是張惶失措，自處處人，兩無是處，遂陷入悲運。」簡言之，「任何民族的命運，胥決之於其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力，亦即決之于文化。」
事實上，在郭廷以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中，亦可看到他對近代中國歷史的整體理解。在1950年發表的〈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一文中，郭廷以指出：「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均可以說是一部生存競爭的歷史。競爭過程的順逆和結果的成敗，決定這個國家民族的禍福命運。順逆成敗，則又決之於國家民族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能力，亦就是決之於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適應環境或近代化，首須對於環境與時代具有正確的認識，否則就無從說起。無疑義的，近代中國在民族大競賽中，縱不能謂完全失敗，最少也當承認是暫時落伍。」在1951年發表的〈近代西洋文化的輸入及其認識〉一文中，郭廷以指出：「中西接觸最少已有二千年的歷史，西洋文化的輸入中土，自非一日，而其真正在中國發生重大影響，則為近代之事。所謂近代，即指十九世紀前期以來，明確的說，即中英第一次戰爭或鴉片戰爭開始。」在1953年發表的《近代科學與民主思想的輸入——晚清譯書與西學》一文中，郭廷以曾將西學入中的歷史分為三期：明清之際、道鹹同光、民國初年以來。「嚴格來講，第二期西學的迻譯，應自同治初年算起。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〇年中國所受創痛之深，屈辱之甚，在當時人的感覺，遠過於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災禍之烈極矣』。而自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三年對太平軍的戰爭，複獲得重大而有益的教訓。」何謂「近代化」？在晚年發表的〈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一文中，郭廷以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個人，為使其生活方式，精神的與物質的，能適應時代環境，以增進其福利所作的努力與所獲的成果，即為近代化。」而關於「近代化」的現狀和未來，郭廷以通過回顧歷史而滿懷信心：「中國應拋棄其猜疑心理與自是感，外人應拋棄其強權政策與優越感」；「近代化是自己的事，要靠自己的力量。但如能獲他人的同情援手，自較易順利推進」；「強權解決不了問題，單憑政治經濟的措施亦不易消除隔閡，一切有賴於彼此觀念的一致，而以中國的『恕』與『仁』為準則，『恕』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要之，郭廷以在肯定中國歷史連續性的前提下，從明末清初中西交通的歷史中探尋近代中國的緣起，鴉片戰爭無疑是影響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轉捩點，但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等合力作用亦不可忽視。在其看來，民族歷史的命運不僅取決於武力，更取決於文化。
不難發現，郭廷以將畢生心血付諸近代史研究和「學術共同體」構建。不必計較他人的功過評說，無需理會人事糾葛的紛繁複雜。郭廷以在史料輯纂中極盡精微，在近代中國的場域中致其廣大，他留給後世的不僅是卷帙浩繁的皇皇巨著，更是南港學風的薪火傳承。
作為「南港學派」的開創者，郭廷以亦有自己的師承與學術積澱。論及於此，學界往往多引用其在《近代中國史》（第一冊）「例言」中的自述：「編者研習史學，柳翼謀（詒徵）徐養秋（則陵）兩先生首啟迪之，而專力於近代中國歷史，則實受羅志希先生之教誨，本書之編輯，所得羅先生之指導協助尤多。蔣廷黻先生於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同開其風氣，直接間接，編者亦受其相當影響。」然而，論者往往只關注到郭廷以與羅家倫、蔣廷黻等人的密切交往，卻把其與柳詒徵、徐則陵的關係一筆帶過。事實上，通過郭廷以的回憶，不難發現以柳、徐為代表的「學衡派」對其治學亦有重大影響。
自1920年南下金陵，郭廷以便開始接受「學衡派」的文化薰陶。在南高附中就讀期間，國文教師許誠先生將郭廷以引薦給業師柳詒徵。郭廷以晚年口述自傳中說，柳詒徵曾囑咐他們一般年輕學生：「你們不要受胡適影響不看舊書，要有本領把《史記》、《漢書》都標點出來才好。」柳詒徵不僅把自己的《中國文化史》交給郭廷以，還要求他標點段氏《說文解字》。正因如此，郭廷以才下定讀史決心。此時，郭廷以有很多機會聆聽教授學者的演講，在他看來，對自己影響最大的當屬南高哲學教授劉伯明：「最難得的是劉先生常來我們中學演說，談有關道德學問的問題，出口成章，很能吸引聽眾。他強調一個做學問的人必須要有基本的訓練——即科學的訓練，而科學的訓練以數學為第一，物理化學為其次，再次是工具書的運用。」
進入東南大學歷史系後，郭廷以直接受教於諸位學衡名家。大一學年，柳詒徵親授中國文化史、西洋史、西洋哲學史等，他極其重視學生的課外閱讀，解決學生們提出的問題。大二學年，柳詒徵又開授近代史課程，郭廷以晚年口述自傳中說：「中國近百年史從鴉片戰爭講到近代大約有七十多年，因為材料問題不好解決，拿日本資料來教，另外要我們自己看東華錄，初看茫無頭緒，後來越看越有興趣，從道光朝到咸豐朝，再往前看到乾隆朝，我另編出一套章節，很得劉先生贊許。後來我又讀《聖武紀》、《清朝紀事本末》，得益極多。」史學方法的課程由歷史系主任徐則陵承擔，「（他）用中國的歷史作例來解釋西洋的新史學方法，他精通西洋歷史及研究方法，中國學問也有根基，教起來融會貫通，使人傾服。」此外，劉伯明、湯用彤、繆鳳林、劉崇鋐、羅家倫等先生也先後在歷史系授課。東南學風也深刻影響了郭廷以學術習慣的養成：「在大二時受柳先生影響，一天到晚做讀書劄記，後來把做劄記的習慣應用到記時事方面。我隨時記內閣變遷，記各省軍隊番號，記軍隊駐防區的變更，記軍官的出身，並列出表格，記得很熟，這些工作等於是我後來研究現代史的準備。」
東南大學的四年學習奠定了郭廷以一生的史學功底，時隔數年，輾轉奔波的他再次回到南京。此時，東南大學已經易名為國立中央大學，郭廷以成為母校的一名近代史教師。1937年前，郭廷以專注於學，據其回憶：「為了研究太平天國歷史，我經常在國立圖書館、江蘇省立圖書館、金陵大學圖書館查閱書報資料，金陵大學是教會學校，英文書多，想不到地方誌有七八百種之多，這些是各地教士搜集來的，李國鼎的兄長李小緣幫我很多忙，讓我在圖書館閣樓上查書，我把所有地方誌都看過，善本書也全看過，相當下工夫，當時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熱溫度一高，汗流浹背，非常之苦。」其著作甫一出版，即在學界引發巨大反響。
至1949年的數十年間，郭廷以在中央大學歷史系勤勉執教，廣受學生讚譽。王覺非曾回憶：「我在大三時上郭廷以先生的『中國近代史』。這門課是必修課，郭先生上課史料豐富，他按照年代順序和歷史事件經過，詳細講授。同學們都很用心聽。他聲音小，講話速度又快，記筆記非常辛苦，不太能全部記下來。當年，我們參加學生運動、示威遊行時，郭先生既不鼓勵，也不干預。」「就我所瞭解，郭先生非常用功，他極為重視史料。······此外，別的一些教授也很重視史料，中央大學有這個特點，這些老師都是講究史料的正確性與豐富性。因此，學生受老師影響，也重視史料。」（《南港學風：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頁）劉敬坤亦有如下回憶：「郭先生上課從不遲到，而下課時間一到，無論講到哪裡，都準時下課。他對我們同學非常嚴格，舉個例子，上第一堂課，他一個一個點名，而且一個一個仔細地看，之後，就不再點名；到下一次上課時，他只要把卡片拉出來一看，就知道哪個人沒來，當場就做了記號。」「郭先生指定我們看的書，例如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籌辦夷務始末》等清季外交史料」，「後來，我的研究多少還是受到郭先生對史料下工夫的信念影響······郭先生為我們打下很好的基礎，我很佩服他做學問的精神，以及教書認真的態度，他教了我們實際的歷史知識。」（《南港學風：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393頁）郭廷以重視史料的治史方法，不僅影響了中央大學歷史系的青年學子，更是對南高師、東南大學學術傳統的踐行與傳承。
誠然，郭廷以的治學理念受羅家倫、蔣廷黻等清華學人的影響甚大。然而，在民國學術南北雙峰並峙的時代，郭廷以雖未曾在《學衡》等刊物上撰文，但他成長並執教於「學衡派」大本營二十餘年，無論是對史料整理之重視，還是「近代化」史觀之構想，均是汲取各家所長之結果。這種相容並包、貫通古今之學風，無疑是對學衡精神的絕佳詮釋。
2022-01-29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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