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本桃園學的重要研究成果，一本是學者探究的成果，另一本是桃園閩南人文藝術的書籍。兩本皆印刷精美，兼顧專業硏究和通俗介紹，對推動地方學的硏究和教育有正面的貢獻。

感謝桃園市文化局大力支持@中央大學歷史所and桃園學研究中心

 

整理臺北房子，意外發現老照片。2006年我博士班二年級。照片內有已離世或退休的老師，當年的青年學者，有些已獨霸一方，剩下像我這樣的硏究生們，有一些也已離開學術界。歷史本是曾經，來來去去、浮浮沉沉，這就是人生。

學長博士班畢業論文發表時，我碩士班一年級，一轉眼而已，學長就要退休了，真覺得時光匆匆。幸好，客家學院又聘他擔任榮譽教授，退而不休，繼續硏究。很為他高興，在這個時代，我認為真正退休是不好的，有點事繼續做，經濟不說，腦筋常動，田野常跑，才不會變老。

 版主：這個資訊真不錯，轉貼過來給大家參考

原文：

2020，庚子年，這極不平凡的一年，對你我，對國家，對世界，都是難以忘卻的。

2020，即將過去，願新的一年，一切安好。

把握學術研究動態是每位史學生的必備素養，了解相關研究領域最新研究成果是我們把握學科發展方向的重要途徑。「史學苦行生」已連續3年發佈年度港台史學研究書訊，受到了學界同仁一定的關注。（資訊 | 2017，港臺出版了這些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書籍、資訊 | 2017，港臺出版了這些中國古代史、世界史研究書籍、資訊 | 2018，港台出版了這些史學研究書籍、2019，港台出版了這些史學書籍）又到年終時，這極不平凡的一年即將結束，本期「史學苦行生」將發佈2020年港台地區出版發行的史學領域相關書籍。

依然有幾點需要說明：一，此名錄以歷史學為主，亦涉及部分與史學有關之學科研究；二，雖已廣為收羅，但此份名錄肯定是不完整的，有所遺缺還請見諒，歡迎補充；三，本名錄以學術研究為主，較少注目於通俗類讀物，在書籍、出版社選定上亦有甄別，少量收錄再版、增訂版書籍；四，因數目較多、內容龐雜，遂一律以出版時間排列，不再細化；五，個別學術研究涉及敏感區域，在此列出純為能較為詳細了解相關研究動態需要，別無他意，敬請理解。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2020閱讀記憶及2021新年展望，截至2021年1月5日24時，精選留言並獲點讚數第一者，我們將送出（羅志田：《中國的近代：大國的歷史轉身》，香港三聯書店，2020）一書，以為紀念。

謝謝各位對「史學苦行生」的關注與支持，預祝新年快樂！

原網址與介紹： 2020，港台出版了這些史學書籍-孔府档案研究中心 (qfnu.edu.cn)

    這裡引述一些《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的文字來淺論台灣的大眾史學熱。若可以用台灣目前興盛的史學觀點來理解，我想公眾史學(又稱大眾史學)的範疇大概是最常為人們所談論的。它囊括的呈現方式非常多元，包括歷史扮演、電玩遊戲、影視史學、數位人文，但大體總須符合「大眾的歷史」、「歷史是寫給大眾的」、「歷史是由大眾來書寫」三種意涵，而這些歷史之展現，往往就是閱讀寫作之後所呈現之多元成果。大眾史學之所以會成為各歷史學系的重要開課標的，乃因在台灣，文史科系、人文類科的學生面臨比較嚴峻的畢業生就業問題，故大學歷史教育也開始注意到大眾市場或與就業相關，故有時也以應用史學、實作史學、應用哲學等課程為名來框定學程，大眾史學的幾個領域則被植入其中，成為一種綜合之發展規劃，已是現代台灣非常流行的新式課程設計，今後應該會持續拓展。美國自1970年代開始出現傳統歷史學博士的就業危機，逐步發展下，羅伯•凱利(Robert Kelley)和威斯利•強森(Wesley Johnson)於1976年開始發展公眾史學課程，要求學生針對機構、公司、企業、社區等領域進行具職業性的「任務導向」，還需要到機構內進行解決問題式的實作課程。這一領域發展到後來，已成為眾多歷史系畢業生的就業訓練，包括設計博物館的展覽、保護與解是過去的物質遺產，包括歷史建物和檔案；或是提供政策與研究成果、運用新媒體與歷史元素行銷和廣泛的歷史教育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大眾史學之範疇，也是本書新歷史研究法倡議歷史閱讀與寫作的實際用途。但還須注意，高等教育不能只是意識到這種改變，還要幫學生規劃未來實作的場域，以及成果和就業之間的關係。這當中的擔憂還是有的，桑兵就指出，要把史學跟旅遊、影視、電視等大眾文化結合，就必須提高影響力和能見度，終將依靠不擇手段與行銷；而史學研究必須嚴格遵守學科戒律，訓練過程中必先耗費大量心力與時間，非長時間訓練難以見到成果，若學生已不能自持自律，一旦墜入流行文化，則想盡辦法與熱門科系掛勾，撰寫的文字不具客觀立場，也無法檢覈是非對錯，則對史學的專業化將產生重大傷害，實已脫離了「史學」的範疇。更重要的是，淺談一點應用，恐怕還是得不到業界的認可，又將落入低薪的惡性循環。所以，在應用與專業化之間，這兩種教學研究取徑如何妥善調和融通，增加史學方法的附加價值，取其利而去其弊，實考驗著未來文史科系師生的智慧與抉擇。

月底是最忙的時刻，偏偏攬了這事，紀念一下，雖然僅是日記的摘錄與解讀，但也輯了2萬多字，為今後寫成文章，奠定了基礎。

轉引民國歷史文化學社FB粉絲頁小編原文：
 

今天準備帶研究生讀這本恩師呂芳上先生的代表作《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在讀之前，可以看看我的學弟陳佑慎在說書網站上發表的一篇短文，大致可以理解這本書的重讀新意，貼在下面，供大家參考。

【說書】通往未來的過去：重讀《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2015-11-9

    去年（2014）春天，一場「太陽花學運」震撼了全國上下，迄今猶是餘音不絕。關於這場運動的認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國內外討論已多，本文無意另起爐灶作全面性的點評。本文要作的，是藉一本舊著新刊，省思「學生運動」的本質和意義。

    這本舊著新刊是呂芳上教授於1994年初版，今年（2015）再版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以下簡稱《學生》）。《學生》是嚴格意義上的學院式歷史學著作，史料豐富，論證嚴謹，自非「借古諷今」之作。但這並非意味，作者沒有深刻的「現實」情懷。原書初版序言謂：「從八○到九○年代，由北京天安門事件到臺北的三月學運，顯示海峽兩岸政治、社會環境急遽變遷中，緊扣社會脈動的校園，也隨著產生極大的震盪。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面向社會，不能沒有時代的感觸和關懷」。從此可見一斑。

二十年後，海峽兩岸政治、社會的變動巨輪並未停下，臺灣尤其走向國家認同的關口，波濤彼落此起。於是，《學生》於2015年再版發行，不能不令人想起臺灣餘燼未熄的太陽花學運，還有香港「雨傘革命」。《學生》再版序文即言：「學生運動有如一把不滅的火種，不同的時代，只要適時適溫，火苗一竄，便要星火燎原」，而「學運的議題可能變種不居，學運的本質和手法幾難二致」。學運的本質和手法是否幾難二致，當然是讀者可細細玩味的。

在介紹本書的內容以前，我們不妨先看看1990、2014年兩次臺灣學運共同反對對象－－「國民黨」的形象。兩次運動皆身歷其事的范雲教授嘗言，「二十四年前的野百合運動，是在威權體制下希望為臺灣搶下民主。二十四年後，臺灣社會已經有了基本的民主，但此新生的民主卻面臨倒退危機，太陽花運動的努力，則是力抗不讓臺灣的民主被偷走。」也就是說，國民黨被學生運動群體定性為一種保守的力量，甚至是與「進步」價值相抵觸的力量。站國民黨立場者，倘另有看法，應屬自然。但即使如此，許多國民黨人其實也意識到，反對者在所謂「進步」價值上提出的重大挑戰。例如，太陽花學運期間，流傳一封當時行政院長江宜樺夫人李淑珍的信函，提及目睹學運現場後的觀感，略謂：「在場靜坐群眾，幾乎全是大學生，而且個個眉清目秀、眼神堅定。相較於許多只關心追星打卡、吃喝玩樂的同儕，他們關心國事、勇於表達，顯然是年輕世代中的佼佼者。可以預見，在這一群人中，將會出現下一代的政治家、律師、學者、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李淑珍說，「這裡坐著的是下一代的菁英」，這令她悲從中來。

相較於國民黨內若干一股腦兒「把學運推給反對黨」的言論，李淑珍能正視青年人心的歸向，應是可正面看待的。至少，筆者願相信她曾經一番下筆沈重。畢竟，這不是國民黨人第一次說類似的話。且不談1946至49年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窮於應付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坐令學運為共產黨在武裝鬥爭外的「第二條戰線」所利用。其實遠在1924年，亦即共產黨初建未久，尚屬襁褓嬰兒的年代，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便語重心長地說過：「今日最能奮鬥之青年，大多數皆為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然今日中國之需要，則又為一有力之國民黨」。

    今夕何夕，把文字中的「共產黨」替換成現今的反對力量，把「中國」改為「臺灣」，還是會讓人感到歷史女神開了國民黨一個玩笑。

數十年來，多數國民黨人對群眾運動認識不清，方法欠周，造成諸多惡劣影響，應有相當程度的事實。或者更確切地說，不論是在南京抑或臺北，國民黨人似乎總是有「站在學生運動對立面」的形象。然而，過份聚焦於國民黨對學運的舉措失當，很容易忽視一個事實：國民黨本身曾經是學生運動的弄潮兒。即令是前引的戴季陶的感言，也必須用此角度，方能適切理解。

溯國民黨組織的前身，興中會、同盟會等反清革命團體，成員固不乏江湖豪俠、綠林好漢，但青年學生仍是當中重要的主體（特別是同盟會組織）。及清廷傾覆，民國肇建，有「清遺臣」吳慶坻、金梁等人編輯《辛亥殉難記》一書，詳列忠於清室、力抗革命黨人的「殉難」之士。

    是書收錄前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著名經學家王先謙所寫序文，內稱：「推肇亂之由，自學校至軍屯，創立制度一以不教之民處之，列省奉行，糜金錢無算。其出洋留學者，復不加約束，以致流言朋興，莽戎潛伏，謀國不臧」。用白話文即是說：我大有為清政府之所以遭逢不測，原因出於未嚴加約束「學生」言行，造成政治、社會秩序大亂。

    不意在一百年後，繼承革命團體家業的國民黨人，在臺灣已經失去了革命氣慨，也失去了「學生」人心。於是乎，國民黨人師承清遺臣的衣缽，接力指責「學生」的不是，當然用語隨時代會產生區別：「不教之民」變成了所謂「婉君」。

究其實質，國民黨（及其前身眾革命團體）從學生運動弄潮兒，變成在價值論述上否定學生運動，是一個發展過程。而這個過程是發人深省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號稱「成功」，但黨人並未藉此奪取政權，政權落於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軍人、官僚之手。自1912至1926年十多年間，黨人基本上是在野黨，除了數度掌控廣東地方政權外，缺乏挑戰北京中央政府（所謂「北洋政府」）的實力。

直到1920年代中期，國民黨借鑑蘇俄經驗，轉型為動員性的革命政黨，再搭配強調意識形態訓練的黨軍，始漸有問鼎中央政權的能力。經過曲折的統合過程，「國民革命軍北伐」終於在1926年夏天發動，打下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江山。

    這時期，國民黨作為動員性革命政黨，又保持接近青年學生的傳統，與學運的關係極其密切。即使是在北伐軍事行動中，每有「學運世代」（借用現代的語言）成員擔任幕僚、政戰與宣傳人員，「持筆且從戎」。今天臺灣讀者熟悉的羅家倫先生，本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北伐戰爭期間便在蔣介石總司令部幕下服務。他們洋溢著革命情緒，深信國家的危難「實由於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之相互勾結」；他們所高喊的「打倒列強，除軍閥」口號，根本就是五四運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口號的直接傳承。

    然而，自1927年下半年起，國民黨因北伐軍事的勝利，由「在野黨」向「執政黨」轉型，許多政策開始改弦更張，「穩健」的施政計劃取代了「激進」的革命話語，學生運動也因此有明顯轉折。

1928年6月，北伐軍開入北京，北洋政府覆滅。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於南京召開，自由派知識份子國民黨員蔡元培提出一個引人矚目的提案「取消青年運動」，內稱：「本黨之青年運動，則在運動學生，使犧牲其光陰，犧牲其課業，犧牲其學校之秩序。」值今北伐軍事結束，國家需要培養建設人材，如不及早籌謀，「十年二十年以後，今之青年既已老大，感學業之不足以應世變，雖取吾輩之白骨而鞭之，豈足以償誤國誤黨之罪耶？」因此，「非停止往日之青年運動不可！」

    蔡元培之議一提出，正反意見紛至沓來，贊成者多半是教育行政單位，反對者多半是學生組織及民眾團體，無法獲致結論。但基本上，國民黨之疏離學生運動，已是無可逆轉的現實了。

綜上所述，國民黨疏離學生運動的形象，應是始於1920年代晚期。1930年初，國民黨通過「學生團體組織原則」及「學生自治會組織大綱」，終於明令限制學生不得與聞校政和涉入政治。於是，在「合法」的學生團體中，五四學生運動的意義和精神已經蕩然無存。

    根據學者王奇生的研究，國民黨在大陸時期黨員群體的社會構成，除了軍人黨員外，始終主要集中於知識界；只不過，在國民黨於1928年取得中央政權後，一個趨勢是教師所佔比例增大，而學生所佔比例逐漸下降。其原因可能是在教育「黨化」的口號下，某些地方限制非黨人員從事教職，或者強制教師集體入黨。1920年代青年學生爭相入黨的情形已不復見，黨對富有革命激情的學生失去了吸引力。

    國民黨之所以在取得政權之初，隨即疏離學生運動，原因是多方面的。《學生》一書的主軸，簡單說就是探討「五四」後十年中國學生運動的變化及其政治意涵。中國學生運動以學生自發性活動揭開序幕，以停學、罷課、請願、遊街、示威等手段，提出含括下至個人權益，上至政治、人權、教育、外交等項目的訴求。

但是，富理想色彩的學生「以極無責任之人，辦極有責任之事」，學運不能不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學生固然有知識，惟能力薄弱，又無經濟基礎，既擱不倒北洋政府，也逼退不了「帝國主義者」。他們若能獲致一點成果，多半還是要靠「各界」的同情與援助。適在此時，新興的動員性政黨，國民黨、共產黨，還有青年黨，抱著「誰有青年，誰有將來」的看法，逐步與學生接近，多方滲透學運，甚至操控了學運，終於使「學生運動變成了（政黨）運動學生」。

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從自主到喪失自主的過程，可以《學生》一書中的「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簡稱「學總」）為例。溯五四運動時期，各地青年學生為加強聯繫，擴大活動，相繼於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南京、杭州等大都會成立學生聯合會。及至1919年6月，各地學生團體進一步成立「學總」，作為串連全國學生力量的組織。一、二、三屆負責學總的理事，多無政治色彩，也不願和政治扯上關係。但是，學總的政治獨立性，在1921年以後逐漸失去。

是年7月，共產黨成立，注意佔領「機關」「團體」的重要，有意操縱學總的活動。未幾，國民黨於1924年改組，特設「青年部」作為領導青年學生的機關，很快就將學總收納入黨的青年運動組織中。然而，當時國民黨正值「聯俄容共」時期，許多具有共黨身份的「跨黨分子」，身居各級國民黨黨部的要職，包括青年部及其附屬機關。處此情境，國民黨「純正黨員」和「跨黨分子」之間，既有合作，亦有爭執。政治上的紛紛擾擾，勢必會波及學總的前途。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已受政治力介入的學總當即表態支持，各地學生也相繼響應。於是，北洋政府軍警動輒以「赤化」罪名逮捕學生，摧殘學運，學總只能更堅定地追隨「革命」陣營。不意革命陣營內部的左右翼之爭，亦已逐漸白熱化，大變繼起。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對峙，史稱「寧漢分裂」。處此情勢，學總左右翼遂分別在武漢、南京各開各的第九屆全國大會，交相指責對方是「偽學總」。7月，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決裂，不久垮台，武漢學總即告瓦解，負責人作鳥獸散。至於南京學總，雖能繼續存在，實已徹底失去了獨立性。這正是學生運動夾在政治運動下進行的最佳寫照。

    面對政黨的介入，學生未必毫無自覺。《學生》指出，學生是否應涉入政治，在1920年代已是爭議性的話題。贊成者謂：一、青年是國家未來主人翁，所以對政治應有相當研究，但研究不如切實訓練好，故第一步應該加入政黨；二、政局杌隉，校園不安，欲改革教育先改良政治，改良政治目標在打倒軍閥官僚、打倒帝國主義；加入政黨，使目標得以實現。反對者則認為：一、青年人思想未固定，加入政黨乃一時之衝動，於黨義漠然，於黨於學生均無益處；二、青年時代應先打好學問根柢，再努力實際政治不晚；三、青年入黨，囿於黨義，喪失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於黨員責任又不能放棄，會造成荒學後果。

不可否認的是，學生加入政黨，加深了學運政治色彩，一不小心便栽入爭權奪利的現實世界中。《學生》認為，前揭蔡元培提案取消青年運動的說詞，是令人驚訝又不失坦白的話語，一語道破了五四以來學運變質的實情。不惟如是，政黨介入學生運動，或有其必然性，但也有令人難以忽視的負面效果。例如，「校園自主」、「學術獨立」，原是近代西方社會的觀念，傳統中國思想一向強調學問與入仕的關係，而發展中國家尤其很難奢侈地供養大批知識分子作「純粹的學術研究」。於是，學術為政治目標服務，校園滋長為政治的資源，是常見的事例。儘管學校依然是政治批評的主要來源，學生運動在許多場合確是促使國家進步的力量，惟弄到「教育為宣傳之工具，學校成結黨場所，學生充戰地之先鋒」的程度，顯然是一個壞現象，也是國家長遠發展的隱憂。

事實上，《學生》一書所揭露的學生運動景象，對當代臺灣一般的「藍」、「綠」青年（如果可以這樣硬性區分的話）而言，是同感陌生的。

讀者也許想問，《學生》對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的斷語，是否合理？這部分，讀者自可從書中浩繁的史料引註找尋答案。惟對臺灣讀者來說，更大的疑問恐怕是：1920年代的中國歷史經驗，可否作為思索臺灣未來前景的靈感？對此，筆者仍舊是抱持肯定的答案。畢竟，歷史固然不會單純重演，但太陽底下確實不會有太多的新鮮事。

     《學生》書內所描寫的，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訴求維護國權、改善人民生活，不同學運群體間的路線衝突，政府當局對學生運動的壓制，在野黨對學生運動的微妙關係，以及學生運動始終存在失去獨立性的質疑，對照當今臺灣的現狀，真令人有撫卷長嘆之慨，值得細細品味。當然，筆者並不主張，生硬地將舊日中國經驗套用在當今臺灣之上，淪為「借古諷今」者流。兩者的情境差異，在某些方面是很明顯的。例如，1920年代的國民黨、共產黨一方面試圖操弄群眾運動，但同時也正走向武裝奪權。而臺灣過去雖有軍事化政權的執政，確沒有軍人干政的傳統，今後更不該有任何政黨企圖假此手段。

其次，1920年代的群眾運動，正由五四時期的百花齊放、重視個人解放，轉向集體主義化的發展。這是國共兩黨革命奪權後走向「黨國體制」的重要關鍵。相較於此，當今臺灣已有得之不易的自由民主，還有正在萌芽的多元價值觀。太陽花學運的爆發，曾引起社會各界對政治制度的焦慮與爭辯。但無論如何，筆者對政治體制、自由化、多元化的遠景仍深具信心，不相信臺灣政治走向「革命奪權」的回頭路。

    筆者言盡於此，不擬再多作發揮，相信不同的讀者會另有不同的感懷。記得一位在出版界工作的友人，形容《學生》一書是「一部時代之作，每個人讀都各有體會」。誠哉斯言。不管我們對臺灣的未來有何看法，若願意用歷史的眼光來做點思考，這本書絕對值得一讀。

引用網址： 【說書】通往未來的過去：重讀《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 故事 StoryStudio

葉毅均學兄說，想用他的新書《走向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路：范文瀾前傳》和我交換一本《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來讀，我一口答應，除了換書本來就事是雅事外，這兩本書都有歷史學家的奮鬥故事和為學歷程，或許，都在回應作者自身讀書問學的初衷吧！

新书：夏松涛《展示新中国：展览、空间与新生政权的形象建构（1949—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