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109 年桃園市國家文化記憶庫航空城遷徙故事蒐集案」終於結案，結案報告多達一千四百多頁，辛苦整個團隊了，邀請成員到課程上和同學分享一下其中的酸甜苦辣和操作方法吧。僅貼出結語供參考。

 
結語 
       非常感謝委託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的長官與夥伴，能夠給予執行團隊這個機會來執行「109 年桃園市國家文化記憶庫航空城遷徙故事蒐集案」。在實際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內，本團隊從聯繫、訪談、蒐集照片資材、撰寫相關詮釋內容、取得授權書、上傳檔案至國文庫收存系統，乃至最後完成結案成果報告書並順利完成上傳，看起來整個過程是如此地按部就班，但其實一開始是困難重重的。 本次蒐集與詮釋資材以照片資料為主、聲音資料為輔。但其中最難之處，在於如何從一群過去被漠視，現今又面臨遷徙困擾的基層民眾口中，訪問出有關航空城和大園記憶中的歷史和故事，並再將他們提供的照片加以蒐集、詮釋，可以說執行團隊雖全體執行本委託研究案人員皆為受過歷史學專業訓練的專業人員，但在跑田野調查的實際過程中，還是有些摸著石頭過河的感受。幸賴委託單位的業務承辦科科長、承辦人員、審查委員等專家，不斷給予溝通、鼓勵，使得執行團隊漸漸摸索掌握到方向，從漫無目的到熟能生巧，不但得以完成委託工作，也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和方法，積累與挖掘足以擔當書寫地方文化記憶的能力，實為執行團隊成員在承接此案的最大收穫之一。 依據委託需求，執行團隊順利完成 400 筆的資材收集與詮釋內容撰寫。或許，很多承接此類委託案件的單位公司僅止於單純為了營利目的，但本執行團隊由於組成人員皆為歷史研究者與相關從業人員，對於地方文化以及即將消失的歷史，成員們實有著更深的使命感。因此，在近半年的工作期程中，初步估計，執行團隊蒐集的照片和聲音資材，乃至於進行的口述訪談等，約蒐集了超過兩千筆的資材。因此，其實還有更多的大園航空城遷徙故事值得被挖掘與書寫，但礙於執行期程的時間限制，無法再進一步梳理或論述更多具有意義的故事，然有待於未來，無論是官方或是民間之力量，若對航空城遷徙記憶保存之議題有相關需求者，執行團隊都很樂意繼續合作，保存即將逝去的大園歷史。 

       在執行本委託研究案的過程中，不管是基層的民眾，還是介於官、民之間的里長、地方行政人員等，執行團隊在一開始接觸他們時，都能感覺他們多數無法了解此案之重要性。但經過解說和多次拜會訪談後，使他們覺得自己的故事將被寫入歷史，轉而認為這是有意義的事情，是在為大園保留歷史。例如有一次執行團隊拜訪某一里民活動中心時，里民們竟然跟團隊成員陳情補償過程中的各種問題，經我們表達來意與工作介紹後，他們才逐漸理解並且認同，這是文化歷史的力量，非金錢所可比擬。當然，地方民眾的苦痛與在航空城遷徙過程中所導致的種種不便，我們也加以記錄，無形地成為官方和民間溝通的管道，這是在執行計畫之初所沒有預料到的成果。再加上，我們訪談關心航空城議題的在地議員和前立委，包括邱垂貞、游吾和、徐其萬等人，不但獲得了寶貴的口訪資料，也讓他們了解到委託單位的努力。因此這樣的訪談進行，不但有保留地方故事的意義，也讓監督地方行政的民意代表，知道委託單位的努力，對於未來支持文化與歷史的相關提案，相信起到了支持的正面作用，這也是執行本委託研究案意想不到的收穫。 是的，誠如上述，本委託研究案的進行非常有意義，不是因為我們承接此案才如此定位。研究近代史的權威學者，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長與國史館館長的呂芳上教授曾指出：「發掘新資料、引進新理論、提出新問題、得出新結果，這是近代史學研究的基本精神。」然探究地方史，最重要的問題就在於「史料在何處」？是以這次的航空城遷徙故事蒐集案，實為蒐集資料之先聲，足以為後來的歷史論述奠基。 

      更有意義的在於，歷史學者往往要從已經逝去的陳跡和殘留於文本上的隻字片語來撰寫歷史，但是本案為「遷徙」還未發生之時，就已經啟動蒐集史料、照片和集體記憶，可以說在史料徵集上已然超前部署，於此已可見委託單位之遠見與史釋之高尚，這是本委託研究案最具有價值之處。未來航空城遷徙一起動，相關史料只會隨時間流逝而同歸消失，到時再來進行搶救航空城遷徙記憶，不啻緣木求魚，事倍恐也只能功半。所以，除了讚賞此委託研究案之積極意義外，也期待委託單位能夠持續關切此一議題，不斷發掘新資料，書寫地方史與民眾的集體歷史記憶，隨後扎實的大園學乃至桃園學，才有臻於完備之一天。以此作為結尾，並有待於來者。

那天動物史的工作坊在文化大學圖書館展開，很有意思的是，我們中午參與了文化大學的校友會餐會，有體育、國術相關系所與學科的大學是不一樣，中午表演是舞獅，很有意思。還遇到徐泓老師，並和佛光大學歷史系的系主任朱浩毅聊上，成為臉友。

禮拜六(20201107)第一次用騰訊視頻的國際板Voov Meeting 開會，大概是一下子太多人上線，感覺聲音卡卡的，但還是完成這次的跨區域報告，最後總結還發言了一下，提出醫療史與科學史，過去都不被歷史學者重視，歷史學者應跨出自己領域的既定論述，去關切其他過去不曾關切的領域，不然歷史學在知識界的話語權，只會愈來愈窄。

如題，今日看到：【2020年】社會人文電子書清單推薦  

19款社會人文電子書推薦

引自
https://shareboxnow.com/ %E7%A4%BE%E6%9C%83%E4%BA%BA%E6%96%87%E9%9B%BB%E5%AD%90%E6%9B%B8%E6%B8%85%E5%96%AE%E6%8E%A8%E8%96%A6/

週五要去清大評論一本專書寫作計畫，實在是非常有趣，有很多讓雞雞變大、壯陽的方法，讀起來既害羞又有趣。
 

【工作坊】風月變體——清華大學人社中心專書研討工作坊

大學的學長捎來訊息，說有一位學姊看了我的書《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後，表達若是在念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時有這本書可以看，就不會寫的這麼辛苦了。有一位老師跟我說，這本書真是《21世紀治史經驗談》，我真是感到羞愧，只是寫寫故事，並沒有要談高深的長篇大論。總之，若能讓讀者感到受益，我覺得就是寫書最大的欣慰了。

版主：貼篇文章給大家參考

陳平原：什麼是博雅閱讀

2017-04-19 陳平原 墨香學術

導讀

對於具體專業的超越，中國人有一個巧妙的說法叫做“博雅”，不同于文人，不同于專家，也不同於無所歸依的雜家，有專業但不限於專業那叫“博雅”。

專家在專業領域裡發言的時候我尊重你，一旦超出專業，我不把專家的話、著名學者的話認真看待，因為你說的跟我一樣，或者你說的還不如我說的清楚。而今天的問題就在於一味崇拜專家，忽略了常識。所以“博雅”最可貴。

專業match性的讀書和非專業性的讀書或者稱業餘的讀書是有區別的。專業性的讀書是在大學期間為了念本科、碩士、博士，你必須要讀的。而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可以持之以恆，畢業10年還在讀，畢業30年還在讀，這種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必定跨越具體專業的限制，這才是閱讀。為了拿學位的專業性閱讀，那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閱讀”。

正文：

    今天的中國人越來越看重實際利益，越來越看重物質的需求，越來越看重欲望，但精神生活越來越少。所以我才會說，談到讀書不是說“讀書”了不起，而是說“讀書”是一個動作，是一種習慣，你在讀書證明你有精神生活的需求。這個問題不要從專業閱讀開始說起，我引用19世紀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一段話：“學術已達到了空前專業化的階段，而且這種局面會一直繼續下去。無論就表面還是本質而言，個人只有通過最徹底的專業化，才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在19世紀發展的大趨勢中，對專業化的人來說身處這個潮流裡面，你必須有對這個專業的真誠和認同，甚至從內心深處有一種特別強烈和熱愛的衝動。如果你對什麼事情都有興趣，當一個新聞記者沒有問題，但是當一個專家就有問題。在專業化的時代，不在具體專業裡面得到承認是很難在社會上立足的。

    20世紀後半期美國教授薩依德發展出另一套學問，他說今天在大學裡教書的人，面對各種各樣的壓力，而所有的壓力裡面最大的壓力就是專業化。專業化已經成為所有大學教授必須直面的問題，從馬克斯·韋伯時代一直走過來的專業化的道路，到了今天專業化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他反而想用業餘性來與之對抗，什麼叫業餘性?就是不因為利益、不因為獎賞、只因為喜愛來做的一件事情，不受行業的束縛，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殺的興趣。專業性、專業能力或者專業化已經成為懸在今天所有的讀書人頭頂的一把利劍，而這個結果是我們的專業確實得到很大的推進，每個人就做一個小領域，在小領域裡做一個小課題，一輩子持之以恆地做一個小課題，然後做出成績，人類文化得以積累。但反過來自由讀書人又受到很大的傷害，因為一輩子就身在這個專業領域裡面，所以薩依德才會說對於大學教師來說是為了一種專業而犧牲自己的趣味，他覺得這有點得不償失。

    說到對於具體專業的超越，中國人有一個巧妙的說法叫做“博雅”，不同于文人，不同于專家，也不同於無所歸依的雜家，有專業但不限於專業那叫“博雅”。在一個專業化時代，一個專家崇拜的時代，請記得魯迅的話：“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為什麼?因為專家們除了他的專長以外，很多見識往往是不如博識家或常識者的。專家崇拜使專家在自己某個小領域裡的才華橫溢到其他的領域。其實專家有他的局限性，因為他一旦跨越了他的專業就是普通人。專家在專業領域裡發言的時候我尊重你，一旦超出專業，我不把專家的話、著名學者的話認真看待，因為你說的跟我一樣，或者你說的還不如我說的清楚。而今天的問題就在於一味崇拜專家，忽略了常識。所以“博雅”最可貴。我說的“博雅”是中國讀書人本來的特點。

    魯迅有一篇文章《隨便翻翻》裡說：大家都說讀書，說起來他還有一個趣味就是隨便翻翻，拿起書來翻翻，有的看，沒的看，就這麼過去了，然後他說了幾個好處：第一，可以休閒;第二，可以增長你在專業閱讀裡面沒有的知識;第三，裡面和外面之間的對話——比較閱讀。他說讀書狹隘的人，眼界狹隘，缺乏一個比較的眼光。所以魯迅說讀那些與自己意見相反的書、甚至過時的書，才會有判斷能力，唯讀和自己趣味完全一致的書，思維會越來越固化在某一點上，就會沒有靈動性，無法自由移動，而這些對讀書來說都是很忌諱的。他在另外一本書《讀書雜談》裡說：讀書，讀不好就變成書櫥，讀書必須要自己思考、自己觀察，跟現在生活相對照，這樣的讀書才有趣味。

    今天魯迅先生所說的那種沒有功利的、隨便翻翻的讀書越來越少。我想起楊絳先生說錢鐘書，說他喜歡讀書，別無營求，“似饞嘴佬貪吃美食：食腸極大，不擇精粗，甜鹹雜進——重得拿不動的大字典、辭典、百科全書等，他不僅挨著字母逐條細讀，見了新版本，還不嫌其煩地把新條目增補在舊書上”。而且還喜歡讀極俗的書。太拘謹的學生就讀老師佈置的基本的書，這是有局限的，有比較的眼光，讀書才有比較大的眼界和趣味。

    汪曾祺也撰《談讀雜書》，說讀雜書一能很好地休息，二能增長知識，三能學習語言，四是“從雜書裡可以悟出一些寫小說、寫散文的道理，尤其是書論和畫論”。其實讀雜書是一種很文人氣的行為，很高雅的行為，讀雜書或者善讀雜書是讀書人的一個訣竅。

    現在的中國人還在讀書，但是問題在於有很多“敵人”，最大的“敵人”是功利化。在這樣一個專業化時代，確實需要達到很多目標，拿學位，考研究生，寫博士論文，獲得某一專業的成就，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途徑，但這不是讀書的全部。過去古代讀書人說“為人之學”和“為己之學”，為自己讀書是一種很好的趣味和境界。我說讀書不能僅僅理解為拿學位、學本事、謀職業，所以我才會說今天要讓大學生，讓社會上的人養成讀“無實用、有大用”的書的讀書習慣。你做什麼事情就讀什麼書，這個不用你說，每個人都懂得。我提倡的是讀跟你的工作沒有關係的書，或者說跟你的晉升或者升級沒有關係的那些書。

    為什麼這麼說，現在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大學本科教的那些知識，到了碩士進一步縮小，到了博士再進一步縮小，到了教授就剩下一個自己的專業了。這個專業化的特徵在全世界都一樣。專業化一方面使得我們人類的具體專業知識大大推進，但另一方面對具體而言的讀書人來說，一輩子從事一個很小的專業，就精神層面而言是有點可惜的。追求人的全面發展，在高深的專業研究之外，保持對宇宙、對人生的廣泛興趣，是一種值得欣賞的生活態度，過分學科化與專業化導致知識之間的隔閡，導致人們對世界理解得不完整，割裂了學術研究和日常生活，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狀態。 

    作為一個讀書人，那些跟你的工作沒有關係的閱讀，不能拿來評職稱、不能拿來報課題、也不能拿來獲獎的閱讀是我們必須堅守的。今天的學科傾向是，理科往工科偏、人文往社科偏，這個趨勢就是越來越講求有用，而人類知識的探尋很多時候是沒有用的，沒有用不是說真的沒用，而是說現在還不是可以實際應用的知識。我這樣講，你會覺得我是人文學教授才這麼說，其實我在人文學教授裡面特別強調防止人文學科的教授變成“深宮怨婦”。20世紀70年代所有第一名的文科生都考中文系，90年代都轉到經濟管理學院去了。香港大學每年招大概1600個大陸學生，家長們趨之若鶩，去了之後首選工商管理。讓人傷心的是這麼多聰明的頭腦都學了工商管理。北大的文科裡面考分最低的是哲學系，而哲學本來應該是最聰明的人學的。我不是說分數不高就不聰明，但是我覺得整個社會的趨向對那些悠遠綿長的東西不感興趣，對不能轉化為薪水的東西不感興趣，這是現在社會的一個大毛病。我承認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重視是有道理的，我只是說今天我們的人文學科學者們必須學會大聲說出自己專業的好處。

    有一個朋友說是晚清的制度導致了這個狀態，因為中了歐美大學制度的毒。我認為這並不對，因為歐美一流的大學，不管是綜合性大學還是文理學院，都特別重視“博雅”的課程，強調對人類、對歷史、對人生的理解和接受，今天的專業化其實是遺留了上世紀50年代的狀態，今天的專業化，特別是教育裡過早的專業化，其實是不好的狀態。我再三抨擊今天中國的文理分科制度。以前的人是雜食出來的，什麼都吃的，今天都是精糧、細糧，培養出來的人除掉這一口其他都不懂，或者其他的都不感興趣，這是大學教育的問題。

文章來源：摘自陳平原教授在“強素質·做表率”讀書活動中的演講。

陳平原，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老北大的故事》《大學何為》《大學有精神》《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大學新語》《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與境界》等著作三十餘種。治學之餘，撰寫隨筆，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

引自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ODQ0MjU5Ng%3D%3D&mid=2247484889&idx=1&sn=ef6dc16c66d58debf9c77b79fbd41271&chksm=eb57a2d2dc202bc42d5e2a596c166949639bad62ff9b3db8d5e3c5a06f22de2fe85e589584d7&mpshare=1&scene=1&srcid=0419ertcqGmphYP39i1bHtPx#rd

來參考一下醫學大學通識中心的社會參與式課程怎麼做。

計畫1-2　深化社會參與及服務學習融滲(延續)

http://geducation.tmu.edu.tw/projects/super_pages.php?ID=projects&Sn=38

計畫主持人：通識教育中心林文琪主任、通識教育中心張國城副教授

【計畫理念】

本校社會參與式課程實施目標在於啟發學生個人或是集體對於公共事務關懷的動機與能力，讓學生在醫學相關的專業知識之外，得以連結不同學科的觀點，從學生自身之日常社會場域出發，關心社會發展與結構趨勢，並透過運用行動/問題導向/服務學習運用體驗/探索式學習等課程，了解社會現況，增進對公共事務的了解與社會事務的參與。

【預期成效】完成本專案後，學生/教師應能：

1.出現兼具教學與研究能量的教師社群，提升教師在社會參與課程的研發能量。

2.開設運用行動/問題導向/服務學習運用體驗/探索式學習等相關課程，使學生能在學習中深化社會參與。

3. 建立可供教師長期合作的社會教學行動基地。

【特色指標】本專案預定達成下列指標：

1.  形成教師社群，鼓勵通識、專業服務學習與專業課程教師，帶著課程進入社群研發。

2.  增加社會參與式課程，如行動/問題導向教學、服務學習、體驗式與探索式學習等。

3. 建構長期實踐之社會行動教學基地，依地理區位分為：校園、社區以及偏鄉，經評估與探索選擇可資長期經營重點場域。

1032社會參與式課程活動集錦　　

1042社會式參與課程活動集錦－全球衛生專論
　　　　　　　　　　　　　　性別與心理健康
社會服務功能與技巧
　　　　　　　　　　　　　　專業服務與社會參與
　　　　　　　　　　　　　　歐洲社會與文化

 

「臺灣中醫醫史文獻學會」會員大會日前已於一月二十二日順利結束。

會上安排兩場精彩的演講，希望將來運作更為順利，先以網站重整為第一要務。歡迎對醫經、醫史、中醫文獻有興趣的朋友加入。

最近發表的幾篇論文，貼一下供老師、朋友們參考、指正

皮國立，〈民國疫病與社會應對──1918年大流感在京、津與滬、紹之區域對比研究〉《新史學》27.4(2016) 。
皮國立，〈從口述歷史視野看兩蔣總統的醫療與健康〉《東吳歷史學報》35期(2016)。
皮國立，〈上海中醫藥的發展（1950-1965）──以《人民日報》為中心的考察〉《漢學研究通訊》35.4（2016）。
皮國立，〈碰撞與匯通：近代中醫的變革之路(從中國醫療史看中醫發展之路)〉，《文化縱衡》1期(2017)。

部分摘錄：

民國疫病與社會應對──1918年大流感在京、津與滬、紹之區域對比研究

　　1918年世界大流感之疫情，無疑導致自黑死病以來單獨一場疫病損失人口最多的記錄，「至少」有2000多萬人因此殞命，甚至有殺死1億多人之說。由於當時沒有檢驗微生物的器具，故無法精準地判斷死亡人數或解釋流感是從何而來。但史學家始終不曾放棄對它的解釋權，他們根據此病的特點去尋找蛛絲馬跡。[1]當年的流感同時襲擾許多相隔很遠的地區，因此難以確定1918年的流感疫情是從何地開始的。[2]由於這次疫情是世界性的，所以中國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捲入這場疾病史的論述中。史家已或多或少的指出這次疫情的影響，或是針對各個時期的疫情進行對比，但多偏重世界疫情，對中國疫情的論述較少，近年來略有新作，但仍缺乏深入的研究；整體來說，在中國疫病史的論述中，流感常被史家忽略。[3]日治臺灣與日本之流感疫情皆有學者梳理過，[4]包括官方的處理態度、民眾反應、對社會的衝擊等面向，都非常適合與當時的中國做一區域對比研究。[5]可是，目前我們無法掌握當時中國疫情的細節，區域對比變得難以展開，[6]故急需挖掘當時中國疫情的狀況，才能接著談細部的研究。[7]

　　為了更完整地回答一些問題，本文先就大流感發生的當下一些人的遭遇，梳理他們所描述的流感疫情的實際狀況。起初，筆者即感到非常驚訝，這與接下來的論述有關，即1918年大流感在中國所導致的恐懼與死亡，似乎與它給全世界那種恐怖殺手的形象有所出入，雖有研究者指出當時沒有抗病毒藥物，而且經歷戰爭後人們抵抗力較低，所以死亡人數眾多，但中國的情況似乎還需再檢視。[8]以下舉兩件史事來對照。首先，中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1888-1985)回憶，在1918年大戰將露結束之契機時，他未能去巴黎參加和會，其中一個原因即顧的妻子被大流感奪去了生命，而且駐華盛頓的其他國家外交人員與家屬，也有數人遭到不測。[9]但顧的妻子是在美國死去，那是在流感非常嚴重的異鄉。另一個反差的例子是精研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蕭公權(1897-1981)曾幸運逃過一劫，他說：「民國七年六月我在青年會中學畢業。那一年春末夏初，蔓延全球，死人無算的流行感冒病症[influenza]傳到了上海，我也染上了。在大考前的星期四下午感覺不適，星期五勉強上課，到了晚上便不能支持而病倒了。當時認為是平常的『重傷風』。同學好心給我飯食，都不能下咽，只是口渴，大喝冷水。臥床三天之後，勉強能夠起身。雖然全身酸痛，卻喜無礙動作。到了星期一我居然能夠去應畢業考試。這個險症我竟糊里糊塗地熬過去了。這可說是『勿藥有喜』，也許是命不該絕。」[10]「重傷風」在中文意義中即比較嚴重的感冒，並未給人一種致命、恐怖的感受，況且蕭不但未求助任何中西醫，還靠著多休息、多喝水而康復。他與顧妻的狀況大不相同，這只是偶然的兩個極端例子嗎？

　　流感疫情對世界造成重大影響，對中國而言可能不是。但既有的研究成果，卻多將這次流感疫情的元凶指向中國，認為是因中國華工為參戰而投身至歐洲各國服務，同時將病菌帶過去，亦或是認為1918年之前華南已有流感病毒。[11]但這些「西病源於中國說」論點，學界未必完全認同。例如有研究指出在1918年初中國已有流感或致命的肺炎流行，其實是相當大的誤判，因為該疫情應是肺鼠疫，與流感無直接關係。甚至有美國科學家指出：1918年在哈爾濱的流感疫情和美國、歐洲一樣嚴重；但從《申報》來看，哈爾濱並沒有爆發流感疫情，如果有，也是肺鼠疫。[12]飯島涉認為：一般認為中國有將近1000萬人死於1918年的流感為估計錯誤，應該只有100萬人左右。[13]其實，中國的流感爆發晚於世界各地的疫情，而最新研究顯示，1918年之後的大流感與之前的流感病毒不同，[14]這就顯示如華工因素或中國人早已因環境或接觸病毒而有抵抗力的說法，不攻自破。例如劉文明就指出，流感是當年3月由香港傳入中國，否定了中國本土作為流感原發地的質疑；[15]而最新研究指流感病毒可能是從牲畜直接跳躍至人傳人的說法，[16]也不適用於香港模式，因為它是商業貿易城，而非農業聚落，這更加證實流感疫源地不在中國。

　　凡此種種模糊之論述，皆說明了我們需要一幅更清晰的，流感在1918年中國流行的圖像，來幫助理解當時人們應付疫病的醫療史，甚至填補世界瘟疫史的一個環節。若沒有一個扎實的、對中國疫情史的考察，則一切跨國比較、文化現象之分析，都無從展開。故本文主要先以《申報》的記載為主要分析材料，乃因該報對疫情的描述比較全面和詳細，為其他報刊所不及，[17]而多能兼顧全國之情況，再以其他報刊作為輔助補充。探討區域雖以京、津、寧、滬、紹等地為主，但也旁及其他幾個流感爆發的地方，期望能對釐清這場疫情在中國肆虐的狀況，以及紳商、慈善等團體在疫病中的具體作為。[18]

從口述歷史視野看兩蔣總統的醫療與健康

摘要

　　本文主要是探討蔣介石與蔣經國兩位總統在台灣的醫療照護，及其對醫師、疾病與日常生活健康的看法與態度。元首醫療，由於事涉私人與檔案不易見到，加上與國家大歷史發展的關係較少，所以過去每易為史家所忽略。但或許是基於好奇，民間文史工作者或媒體卻反而對兩蔣的疾病與身體狀況有許多猜測與傳言，遂導致事實的真相模糊不清。本於史家追求真相的職責，過去因資料不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法掌握某些歷史事實的解釋權，但從學界陸續出版的醫師、醫院和侍從人員等類型的口述歷史，有不少內容已補充了這些空白之處。這些口述的史料，急待史家賦予歷史意義，並提高口述史料本身之價值。當然，透過本文的研究，也可以來探討這些在元首身邊的醫師、侍衛對兩蔣的看法，讓我們可以看到做為「凡人」的元首，以及兩蔣的不同個性與態度，如何形塑其對身體與疾病的認知；並且，口述者本身對元首的看法，有時也牽涉到一種特別的醫病關係建構，從而我們也可以來檢討口述者敘述的各種角度，這對檢討口述史料的價值與應用，也是有意義的。

關鍵詞：蔣介石、蔣經國、總統、口述歷史、醫師、身體觀

前言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