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史：不是科學是文化——近年七種醫學史著作述評 @ 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載《中國圖書評論》2010年第2期

　醫學史：不是科學是文化
——近年七種醫學史著作述評

□　江曉原　　■　劉　兵

　　《劍橋醫學史》，（美）羅伊·波特著，張大慶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醫學史》，（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範主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楊念群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肯尼士·基普爾主編，張大慶主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醫學史》，（美）洛伊斯·瑪格納著，劉學禮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日）栗山茂久著，陳信宏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高晞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　在我們科學史的視野中，醫學史是一個有點特殊的領域。由於西方人習慣將醫學視為與科學、數學並列的門類，所以有些論著在討論通常所說的「科學」——即所謂「精密科學」（比如天文學、物理學等）——的歷史時，不將醫學包括在內。而在我們國內的論著中，則幾乎毫無例外地將醫學史包括在科學史的範疇之內，因為我們一直將醫學視為「科學」的一部分——而實際上，這種觀念卻是中國人在「全盤西化」時，受西方人影響而確立起來的。
　　2000年以來，醫學史方面的書已經出版了不少，包括幾種卷帙較大的著作。對於這些著作，我經常注意到的，往往首先不是其中所敍述的醫學發展的歷史，而是這些著作引發的對於疾病、健康、身體等等基本概念的思考。
　　例如，在閱讀卷帙浩繁的《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時，我經常聯想到的問題是：疾病究竟是什麼？——它們是早就存在於客觀世界中的，還是人類隨著文明的發展而逐漸建構出來的？此書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了各種想法都有所反映的做法。我們既能看到「相信疾病是具有自身存在的真實的實體」的本體論觀點，也能看到生理學家認為疾病「是一段時期內某人身上的一個獨特過程」的觀點。激進的本體論觀點甚至認為，一次成功的手術可以「可以把病人與其疾病分開，它將病人送回床榻，而將疾病放到瓶子中去」。而19世紀的C. 伯納德則認為：「生命、死亡、健康和疾病，這些詞都沒有客觀實在性。」本書作者也明確認識到：「疾病的定義在歷史中隨時間和地點而變化」、「疾病最終是由構成一個特定社會的那些人的話語和行為來定義的」。
　　考慮到現代醫學還遠遠未能成為一門精密科學（比如像天文學或物理學那樣），所以疾病概念的社會建構成分肯定是相當大的。更別提在醫德敗壞的情況下，醫生和藥品公司的利益聯盟會幹出什麼事情來了。

　　■　順著你的思路，也許我們還是先談談醫學是否是「科學」這個話題為好。這也是為後面的談話做些準備，因為，如果就歷史的研究來說，對其研究物件的性質在認識上還有問題，那肯定會影響到相關的歷史研究的。
　　你剛說，我們這裏一直將醫學視為「科學」的一部分，這種觀念是受西方人影響而確立起來的。從原則上講，這似乎有些道理，即我們受到了某種「科學主義」的影響，並因而將建立在西方近現代生理學等學科基礎之上的西方當代醫學作為「科學」來看待。但具體地講，這種說法又有些問題。因為，許多以醫學為研究物件的人文學者，其實並不把醫學視為「科學」，這也恰恰反映在那種像學術會議等的名稱上，會將醫學與數學、技術和科學相並列的做法。比如，我就曾記得，在好多年前聽著名的美國醫學史家席文的講座時，聽他說他認為醫學不是「科學」，而是一種「術」（或者再加上些限定稱為「仁術」）。
　　前兩年，在寫有關的文章時，又聽到我們的朋友、國內醫學文化研究專家王一方先生，對我講的「科學不是科學」的觀點，進行了更加精細的限定，即也許我們說「臨床醫學不是科學」（或精密科學）會更恰當些。
　　之所以這樣說，那時因為考慮到在我們現在對西方近現代科學之比較狹義的界定時，是以其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之可重複實驗的特徵作為其最根本性特點的。但在醫學中，像這樣的特徵卻是很不明顯甚至經常在醫療實踐中所無法實現的。
　　以前在某些講座中，當我提到說數學不是科學時，經常會引起一些搞數學的人的激烈抗議。數學更是不需要經驗事實的支撐，因而不是經驗科學，這比醫學要更加明顯。現在我們又講醫學不是科學，恐怕也會引起不少人的「憤怒」。但是，當我們說某個領域不是科學是，卻並不意味著它不好或不重要。實際上，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醫學的出現肯定不比科學更晚，它對於人類生存的重要性，甚至也總是比科學要大得多的。
　　
　　□　那些憤怒，有的恐怕是來自于當年中西醫之爭時所提出的「是科學則存，非科學則亡」這樣一種荒謬的觀念。
　　不過我們之所以要辨析醫學是不是科學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認識，是對醫學及其歷史正確理解的必要條件。
　　由於醫學不是一種精密科學，西醫雖然現在佔據著壓倒性的優勢，它仍然還遠遠未能象西方的天文學、物理學那樣在全世界「一統天下」。所以當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在不同的文化中，對於身體、疾病等等的認識其實是眾說紛紜的。
　　例如，栗山茂久在《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一書中，將不同文化中對身體的描述和認識比喻為一個「羅生門」。他看到，中醫用把脈來診斷病情的技術，在西方人看來是難以理解的。相當西化的栗山茂久自己也說：「這種技術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謎。」之所以如此，他認為原因在於中國人和西方人看待身體的方法和描述身體的語言，都是大不相同的。作為對上述原因的形象說明，栗山茂久引用了中國和歐洲的兩幅人體圖：一幅出自中國人滑壽在西元1341年的著作《十四經發揮》，一幅出自維薩里（Vesalius）西元1543年的著作《人體結構七卷》（Fabrica）。他注意到，這兩幅人體圖最大的差別是，中國的圖有經脈而無肌肉，歐洲的圖有肌肉而無經脈。而且他發現，這兩幅人體圖所顯示出來的差別，最晚在西元二、三世紀就已經形成了。所以，雖然西醫也承認脈搏的有無對應於生命的有無這一事實，但依靠診脈就能夠獲得疾病的詳細資訊，這在西醫對人體的理解和描述體系中都是不可能的、無法解釋的。

■　《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之比較》確實是一本難得見到的好書。其中的觀點與研究方法，極有啟發性。不過在這裏，也許我們先來注意一下，在那些寫西方醫學的典型的歷史著作中，對於如何看待和研究醫學史問題的一般性看法。
　　如果說，那本有了中譯本的《劍橋醫學史》在傾向上更有些科學主義的味道的話，那麼，最新譯出的洛伊斯·瑪格納的《醫學史》，則表現出一些更新的意識。該書作者在其「序言」中提到，自上個世紀40年代西格裏斯提出了醫學史領域的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即將醫學史作為社會史和文化史來研究）之後，「醫學史研究發生了諸多的變化。學者們原來幾乎只專注于現代醫學理論的演變，而現在則已經轉向對社會、文化、經濟以及政治等諸多背景中一些新問題進行研究，而這些背景都是根植于醫生和病人頭腦之中的。由於深受源自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和人口學的技術的影響，新興的社會文化醫學史的專家們更強調一些影響因素，比如種族、階級、性別以及習俗與職業的聯繫等。雖然關於該學科的屬性問題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爭議，但業已達成一項共識，即醫學史並不僅僅只是對從過去黑暗到現代科學啟蒙這一過程的簡單描述。」
　　如果我們不僅僅把上述說明看做是醫學史外史化的表現，那麼，將那麼多原來不被認為是醫學史中需要注重的「非醫學」內容的作為關注的物件，其背後，顯然是有著更深層的含義的。因為，那些與醫學，也即同時對與疾病的認識與對疾病的治療相關的要素，本來就是與醫學不可分離的。
　　
　　□　確實如此。即使是卡斯蒂廖尼初版於1927年的《醫學史》，明顯帶有18～19世紀之交現代科學高歌猛進的色彩，「就醫學論醫學」的味道相對濃些，書中也對許多與醫學有關的文化現象有所觀照。而當代醫學史著作中，對於你上面所說原先被認為是「非醫學」內容的關注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則是明顯的趨勢。這一點與科學史研究領域中「外史」日益受到重視的傾向倒是相當同步的。
　　在這次我們要討論的集中醫學史著作中，《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引起我注意一個問題：即我們今天關於醫學的觀念是如何建立起來的。這裏似乎有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我很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先將我的想法簡要陳述一下：
　　本來在西方人的觀念中，如前所述，醫學並不是一種能夠和天文學、物理學之類的「精密科學」相提並論的「科學」，但是現代中國公眾的心目中，絕大多數人卻都下意識地將現代醫學——即西醫——視為通常意義上的「科學」的一部分。而中國公眾的這種觀念，又恰恰是德貞之類的人士幫助建立起來的。這種觀念的建立，對於西醫此後在中國的勝利來說，應該是決定性的。
　　於是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德貞之類的人士——他們的個人品德經常是無可挑剔的——在幫助中國公眾建立上述觀念時，他們有沒有私心呢？
　　第二，上述中西方觀念的錯位，為什麼會長期存在呢？

■　在《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這本書中，作者對於德貞其人，以及傳教士在將西方醫學帶入中國，以及中國如何開始了醫學「現代化」的諸多問題進行了細緻的研究，是近年來有關此類問題的出色工作。就此而言，聯繫到你問的問題（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而且不一定就能有確切肯定的答案），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來進行一些嘗試性的分析。在西方傳教士配合其傳教工作而傳入中國的各種「西學」中，既包括我們現在在廣義上的講的「科學」，也包括「西方近代現醫學」。前者，實際上，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繫並不密切，甚至與日常生活幾乎無關，但由於當是對於科學與技術的相混，再加上對於科學的意識形態化，首先是把對西方技術的學習，在很大程度上等同於對「科學」的學習。而至於後者，即醫學，則與真正的科學不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關的。雖然有傳統中醫知識系統與文化對於這種新傳入的西方近現代醫學的抵抗，但畢竟因為現實的生活需要，還是有一些空間可以讓人們逐漸接受一些這種外來的醫學。
　　當這兩種力量，即對科學的意識形態化，把它等同於真理、力量等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面對有一些具體應用價值，雖然在西方並不一定被認為嚴格等同於「精密科學」的醫學，畢竟還是與某些科學（不是在臨床意義上，而是在其基礎意義上，如生理學、解剖學等）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樣，由於這個階段的特殊背景，大部分中國人把近代西方醫學等同於科學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所以說，西醫在中國的被接受，雖然因為中國有與之不同的中醫傳統而遇到相當的阻力，但也正是借助了科學的這種名義，在缺少對其本性之正確認識的情形下，這種觀點部分地幫助它克服了這種中國傳統的阻力。比如，試看看當年魯迅對有關中醫西醫的論述，就是典型的例子。
　　至於這種錯位的長期存在，恐怕就與為什麼我們這裏雖然是在科學本身並不發達的情況下，卻對科學有超級崇拜，也即科學主義的長期存在這一問題相關了。你說呢？
　　
　　□　那似乎可以這樣說：那些將西醫植入中國的人士——不管他們出於什麼動機——在看到上述觀念錯位出現時，即看到中國人對西醫的認識與他們自己國內對此的認識有所不同時，至少也認為沒有糾正的必要？畢竟，考慮到「五四」以後科學主義在中國獲得勝利的大背景，這種錯位對於讓西醫擊敗中醫是有利的。
　　如果上面的推測成立的話，那我覺得「私心」的指控也就不是完全無法成立的了。因為這種觀念錯位對於中醫來說曾經是一種致命打擊——這就是上面我們提到的「是科學則存，非科學則亡」的荒謬論點。因為和「科學」的西醫相比，中醫經常被視為「非科學」甚至「偽科學」；而對於「非科學」的東西就可以而且應該窮追猛打斬盡殺絕。只有在科學主義獲得勝利的情況下，這樣的荒謬論點才會出現並被某些人認可。
　　接下來，我想到閱讀這些醫學史著作給我們帶來的另一個教益——讓我們看到「科學」的西醫明顯具有「非科學」甚至「偽科學」的出身或血統。這一點在洛伊斯·瑪格納的《醫學史》中就有比較明顯的反映，她專門寫了「玄學：占星術和煉金術」一節，裏面當然要談到著名的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和這種「非科學」甚至「偽科學」的血統相對應的，是西醫在歷史上那些用現代眼光看起來非常簡陋甚至殘暴的治療手段。
　　當然，今天的西醫是用各種各樣精密科學儀器設備武裝起來的，它已經具有讓公眾感覺非常「精密」的外表，這當然大大加強了公眾將它視為「科學」的衝動。而從它簡陋殘暴和神秘主義的昨天發展到今天，則被順理成章地描繪為「科學的進步」——這些醫學史著作往往認為有一個時間節點，從那個節點之後，「醫學成為科學」（這時採用的當然是廣義的「科學」）。但是如果醫學史著作能夠讓我們知道西醫曾經有過那樣的昨天，而不是刻意去粉飾或隱瞞這個昨天，畢竟是一種人文關懷的表現。

■　你對於西醫在中國的被接受與作為「科學」而接受的錯位的分析很有道理。要想糾正這種錯位，可以有多種途徑，比如，當下對於醫學哲學的研究，對於醫學社會學、醫學人類學、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對於醫學文化的研究，等等。
　　當然，正如你提到的，對於醫學史的研究與學習，也可以為糾正這種錯位提供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甚至於比前面例舉的那些學科更為有直接的關聯。
　　但是，醫學史也像一般的科學史一樣，在不同的階段是有著在觀念上的差異的。雖然，因歷史學科的本性，它總不能只寫當下或臨近當下的醫學，而對於那些歷史久遠的醫學，無論怎樣撰寫，都可以明顯地看出它們與當下西醫的不同。這樣，以什麼立場來看這些久遠的醫學，就顯現出歷史撰寫者的歷史觀念的差別了。在傳統的輝格史觀之下，顯然不會把那些東西作為重點，甚至只會作為反襯。而在反輝格歷史觀興起後，則就會有像你所舉的那些例子很突出地出現在醫學史著作中。
　　不過，在此之後，在醫學史研究觀念上是否再有發展，可能就與如何看待你說的「節點」，以及如何看待節點之後的西方醫學的問題相關了。無可否認，在「節點」過後，西醫有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快的發展速度和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大的影響、更廣泛的傳播。但從邏輯上講，這並不能成為近現代西醫被當作是唯一的醫學真理的理由。近現代西醫的「出身」如何，「血統」怎樣，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上個世紀科學史和醫學史中反輝格主義的變化是重要的，但僅此還是不夠的。在承認近現代西醫強勢的同時，也看到諸多已經消失，或仍然存在但已被邊緣化的其他地方性醫學知識的價值和意義，承認在醫學中的文化相對主義，持有一種多元的醫學文化的立場，也許這應是醫學史研究的更進一步的發展。
　　
　　□　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事實上，在一些新的醫學史著作中，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身體的語言》一書中，就已經開始這樣做了。我們這次所討論的六種醫學史著作，當然是很不完備的，但是已經可以隱約看到「在醫學中的文化相對主義」趨勢正在逐步形成（例如在洛伊斯·瑪格納的《醫學史》和栗山茂久的《身體的語言》中就能夠看到一些端倪）。這種趨勢將補充以往「科學」醫學史的不足，幫助我們更好、更深刻地認識醫學。
　　以前我在文章中說過「每個人都是自己的醫生」這樣的話，這話的意思，當然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需要醫生的幫助——這在今天基本上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就是醫生自己生了病，還要去求助別的醫生呢。我的意思是說，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或多或少地照顧自己的健康。考慮到我們對自己身體的瞭解是那麼不足，考慮到個體之間的差異又是那麼大，考慮到今天的醫學仍然遠遠沒有成為精密科學，還要考慮到當下「醫學的人性正在技術和利益中陷落」，我們自己設法照顧自己健康的情形肯定是經常發生的。在這種情形中，一部持有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的醫學史，會給我們帶來有益的啟發和幫助；而那種秉持輝格史學立場和科學主義立場的醫學史，只會增強讀者對醫學的誤解和迷信，最終受害的將是讀者本人。

■　是的，這裏說的患者自己對於自己身體的照顧，恰恰是一種對於身體的控制權的爭奪。過去，在傳統的中醫中，是有這樣的意味的，就像在《再造病人》中所提到的，過去中醫在診病時，患者與醫生的交流與建議，是很正常的活動。而在近現代西方醫學中，患者對於自己的身體的控制權卻幾乎喪失貽盡。
　　我們過去經常討論研究與學習科學史的價值和意義。在說到醫學史時，也許其讓讀者對於醫學有一種歷史的、更全面的瞭解，會更有一種現實的意義。這恰恰是因為醫學是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緣故。但遺憾的是，在像一些對於「公眾科學素養」的「標準要求」中，卻很少看到這樣的內容。
　　從更人文的、歷史的角度上來看醫學，可以有許多許多收穫，但鑒於我們在談話的一開頭就提到的目前國內的現狀，也許，學習醫學史可以帶來的對於近現代西醫不確定性的認識，以及醫學的文化多元性的認識，這方面價值是應該被突出強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