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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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進興談史語所的學人與學風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

 精神傳統 

郝倖仔：史語所內部的學術環境，或者說是精神傳統，一直保持下來了。被聘到香港任教的李孝悌教授，就說自己“對史語所是無盡的懷念”。因為有一點他在所裡時不曾留意，離開之後感覺越來越強烈：史語所是一個有傳統的所，出過這麼多重要的史學家。這樣的機構就會變得非常不一樣。所以大家知道什麼是學術，心裡會有一個標準。

黃進興：他說得很好。以我個人為例，在回到臺灣服務之前，也就是在國外讀書的時候，比較注重理論訓練，舊學的底子就弱一些。進所之後，請教了很多舊學方面的專家，當時很多老先生還在，很大地彌補了這一知識結構上的不足。所以我常常鼓勵年輕人，只要你有雄心大志，史語所就是一個最好的進行人文研究的環境。因為這裡雲集了不同門類的專家，隨時可以敲門求教，都會得到答覆，得以補偏救弊。

郝倖仔：所裡老人們共同回憶，有這麼一段時光，史語所的很多老前輩還在，請教問題是可以隨時敲門進去，不用預約的。

黃進興：那時候所裡還沒有今天這棟新樓，是座很小的老樓。大家都挨得很近，真的就在隔壁，敲個門就進去了，從來不預約。進去以後就隨便聊，他們對後進非常愛護。

郝倖仔：邢義田院士說，當時他受益最大的就是嚴耕望先生。嚴先生做制度史，大熱天在所裡，就穿個大短褲、大汗衫，坐著聊天。

黃進興：嚴耕望先生有一段時間去了香港，後來又回台大來開課。勞榦先生則是去美國又回來，也是在這個階段，在台大開課，正巧被我們這些年輕人趕上了。還有像許倬雲先生，當時相對年輕，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做教授，也經常回所裡來，都有機會交流請教。那個時候稱得上是黃金的20年，至多不過30年。

郝倖仔：那同時也是臺灣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

黃進興：重視年輕人是老史語所的傳統。老所長傅斯年1947年去美國看病，把所長的位子交給夏鼐來做，沒有交給李濟或者其他老人，就交給年輕人。夏鼐當時才37歲，就你這麼大。夏鼐說好，我就為您做一年，等您回來還是您做。一個敢交，另一個也敢接。

郝倖仔：我讀夏鼐日記，他也是猶豫的，上面都是自己的老師，怎麼管？但還是接下來了，而且還管得不錯。

黃進興: 重視年輕學人；重視他們之間友誼的建立；培養他們平等交流、不畏權威的精神。這是史語所一貫秉承的學風。這跟所裡的機制有關係。

郝倖仔: 史語所有個講論會，安排在每隔一周的禮拜一上午。我實地參加過一次，兩點感受：氣氛自由、態度認真。大家無論層級、職稱，都把研究心得寫成文章，拿出來一起商討。很多博士和博士候選人也會來旁聽。就是您說的這種學風。

黃進興：史語所是個老所，有很多老規矩、老慣例。講論會就是一個。大家都秉承著非常嚴肅的態度來討論問題，彼此攻錯。這對於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鼓勵，也是一個表現。你見到的博士和博士候選人，剛開始可能是為給老師捧場而來，結果聽出了疑問就發問，當場就討論起來，結束之後還要圍著講者東問西問。

郝倖仔：有沒有初生牛犢，質疑發問很激烈的？

黃進興：剛剛進來的學者，沒有講過，不瞭解陣仗，所以容易激烈、活躍；反而是進來幾年以後，會冷靜很多，因為知道自己講的時候也會被人家問，所以自己也就不敢多問了。很有趣。

郝倖仔：我在現場確實沒有感覺到論資排輩，不論所長、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大家的確是暢所欲言。

黃進興：所裡人事行政的會議，偶爾可能還會有一點點火藥味，但講論會是絕對不會允許論資排輩的。有時候會為一個學術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但絕對不會有拍案叫停的事情發生。這種平等磋商的態度體現了大家對學術的尊重，是一種很好的風氣。我自己做所長的時候上去做報告，也是兢兢業業，非常地緊張。

 同儕互評 

郝倖仔：我很想聽一聽您對史語所這幾位與您同輩的院士的評價。評價才是真正的學術，但很難得。您當然只會說好，不會說不好，但同樣是說好，也會各有內容。

黃進興：1980年以降的這個階段，從人才建設來看，套句俗語，史語所是人才濟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期間產生了幾位對國際漢學頗有影響的代表性人物，像邢義田、石守謙、王汎森、王明珂等。說到這幾位先生都是趣味橫生、成就非凡。邢義田院士在秦漢史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尤其在運用地下考古發掘和竹簡進行研究這一塊很是嫺熟。此人淡泊名利，一心向學。他在臺灣大學兼課，課講得非常出名：備課充分，圖文並茂，趣味性也很高。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做學術訪問，北京的學者告訴我：“你們史語所有五六位同仁，剛好與你同時，也就是此刻，正在北京的各個高校講演。”我聽了嚇一跳，原來大半個所都受邀到北京講學來了。正好期間有一天，我從北京大學到社科院去，有朋友告訴我說，邢義田院士這個禮拜來北京，不到一周，做了五六場演講。北京的學生非常好學，他講到哪一個學校，就追到哪一個學校，像追星族一樣，當然也追到社科院。由此可見邢義田的好口才、善講課。我聽了非常為同仁驕傲，他們的學問能夠為大陸學界所賞識，也是一個奇緣，很不容易。

郝倖仔：漢語的使用人數多，但範圍不廣，其實主要就是集中在大陸和臺灣。所以中國兩岸研究中國文史的學者之間的互相肯定和彼此承認，在某種程度上就可以構成這一領域的判斷體系。

黃進興：石守謙講課也很出名，他的中國藝術史研究在臺灣無疑是首屈一指的，也蜚聲國際漢學界。他的母校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要把他挖回去，給他一個講座教授，他都沒有答應。他講課也是充分備課，兢兢業業；上起課來，投入忘我，天昏地暗，不計時間。按規制一次大課一般就是兩三小時，可他一講起來根本不管不顧，經常從傍晚6點一直上到午夜12點，一口氣講六七個鐘頭。以至於他的太太規定他在捷運結束之前必須下課，以免學生回去太晚不安全。這裡有個很有趣的事情，我親身經歷。有一次我和他上課的地點排在一起，課間去洗手間，只見他的幾個研究生沖進來說：“老師，對不起，對不起，請讓一下，石先生只給我們五分鐘時間。”教書育人如此投入，所以他桃李滿天下，培養出的學生許多在美國第一流大學任教。

郝倖仔：訪談了史語所這麼多人，石守謙先生是聊的時間最短的，滿打滿算40分鐘。第一句話是：“我不喜歡見朋友。”話題多圍繞要我呼籲盡可能地開放藝術品館藏，方便藝術史研究。感到大概可以對得起所裡的安排了，就起身邀我一起去聽個講座，我當然知趣地告辭了。事後方知他平日裡根本不接電話，對我已是相當重視了。儘管如此我還是超級愛他，他的形象讓人“驚豔”，一襲白衣，還有美髯，仙風道骨，頗類得道高人。

黃進興：還有王汎森院士，用力在明清的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他年少得志，很早就當選為“中研院”院士，我記得好像是四十五六歲左右，總之非常早。

郝倖仔：46歲。2004年當選。1958年生人。

黃進興：他成名也早，在大陸學界久負盛名。因為他文筆非常好，流利可讀，議題也新穎，所以能夠普遍受到學界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和欣賞。他在大陸的粉絲的確不少，去年有出版社跟我講，他的書在大陸，一萬本三個月很快就賣光了。在臺灣也很暢銷。我們寫的都是專業知識書，像他這樣能把專業書寫成暢銷書，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歷史學家一般會更重視史料和理論，敘事語言和歷史寫作這一方面往往受到忽視，但事實上還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從王汎森的史學實踐，還有史景遷在西方漢學界的大受歡迎來看，都是如此。

郝倖仔：我上大學那個時候，王汎森院士在《讀書》雜誌一段時間內集中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開始名聲大振，粉絲蜂擁。

黃進興：其他像王明珂院士，族群史研究很有成就。有人到臺灣來，都會問起王老師怎麼樣，王老師長王老師短的，都很想來跟他學習。他在大陸的講演橫掃大江南北，聽者七八百人以上。大作一刊行便賣上兩三萬本。在大陸的簽書會都大排長龍。據兩位年輕朋友告知，他僅在上海就為書商簽了3000本。據說出去講座時，責編如貼身保鏢一樣緊緊跟隨，對其他出版社嚴防死守。另外還有梁其姿院士的生命醫療史研究等等。我常常講，史語所人在所裡是一條蟲，好像蟄伏在少林寺裡苦練功夫；到外面都是一條龍——史語所同仁在境外，不是當校長，就是院長、系主任，都能獨當一面。

郝倖仔：方才您一一點將，各有評述。同樣的問題我問了林富士。他是您和王汎森教授的小師弟。您二位做所長時都找他搭班做副所長。他在我的要求下對您和這幾位學人也做了點評。說到開懷之處，他常會後仰大笑，非常可愛。我在您和王汎森、陳弱水這幾位身上，還有史語所其他幾位同年齡、同資歷學人身上都沒有看到過如此放得開又極具感染力的大笑。所以我想他有詩人氣質。

黃進興：難逃法眼。林富士本人為詩人兼散文家，還得過獎。

郝倖仔：首先說到的是王明珂。據說王明珂他們都超好玩的，只是在我這個來訪者面前嚴肅。王很會煮菜，是個美食家。且超級討厭做行政，讓他接的時候就不想接，他更沉湎於學術，對教書和寫書有興趣。王明珂是基督徒。基督教有一句名言：你的獎賞在天上。所以他不太追求塵世的獎賞。

黃進興：史語所大部分人都不喜歡做行政，一找到誰誰就嚇個半死。現在王明珂正在請辭所長，院裡要我再度兼任，我實在是幹不動。

郝倖仔：我說王汎森應該喜歡做行政，林富士不認同。他認為王只是不拒絕，更準確地說，王是喜歡研究權力。王汎森身上有宮廷，尤其是清宮的那些東西。他腦子裡至少有500個以上各行各業的人才庫。這是天生的，也是有準備的。但他是被選中的，並不是權力欲非常重。

黃進興：王汎森不僅才氣逼人，行政也非常幹練。我做史語所所長就是接替他，他是我的前任。他在所長任內主編了一套《中國史新論》。後來因為他的才幹又到院方服務，做了“中研院”的人文副院長，也做了很久，七八年的樣子。

郝倖仔：王汎森用功的程度讓人想不到。林富士和他一起去美國開會，飛機上，林看電影，王看書，一趟旅行下來，林看了三部電影，王一本書讀完了。林笑言，王汎森對讀書到了近乎迷戀的程度，自己不會那麼看不開，所以學問差很多。對於講演，王汎森會非常認真地準備稿子，他的笑話都是有準備的，非常敬業。而且，居然，他是會緊張的。

黃進興：林富士和王汎森是革命感情，同鄉之誼複前後同學。

郝倖仔：下麵說到您了，您緊張嗎？

黃進興：願聞其詳。

郝倖仔：林富士說您有多方面才能，只是不被外人所知。您喜歡哲學，能寫非常棒的散文，也能寫傳記，像為新光集團創始人吳火獅作傳。您寫學人，千兒八百字，就能把一個人的特點、學術寫得活靈活現。史語所沒有幾個人能夠跨越這麼多範疇。王汎森的文學就不如您，但王汎森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有深刻的理解。而您對學術研究中一些獨特議題的把握獨具慧眼，原創性非常高。您二人是不一樣的厲害，他都心嚮往之，雖然您二人相繼執政、平步青雲，而他只是一介布衣。說到這裡，他很可愛地問我，這話聽起來是不是很酸呢？然後大笑。最後，他送了我一句話：你很幸運，黃進興這幾位在臺灣都是一等一的人才，你都認識了。

黃進興：林富士所講皆是他肺腑之言。相當精到。

郝倖仔：李孝悌教授也對您幾位做了點評。復旦大學曾經出版了一個學者講演集系列，其中最暢銷的就是您那一本，內容完全沒有修飾，就是講演原樣拿出來，哼哼哈哈的人生感歎全寫進去了。另外兩部的作者，王德威和王汎森兩位教授，回去改了半年，修得四平八穩，銷量卻沒您那本好。他笑言您是陰陽家，可以不斷抽離——除卻做學問、做行政，還有主持唐獎這種大型國際性獎項，把王德威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理解的“不斷抽離”就是實現技能的轉移，可以在一個領域放空，也可以再到另一個領域充滿，就是林富士說的“多方面才能”。李孝悌還說到您一個特點，一旦需要做決斷時，您的決斷力很強。

黃進興：孝悌出身哈佛，乃孔飛力的弟子，專修明清史，在史語所待了十幾年，人很好，學問也好，被香港大學挖走了。

郝倖仔：史語所近年來多被挖角，條件優厚，高薪高職加房子。據說您做所長時，一聽說有挖角之事，就會立即去找當事人，軟磨硬泡，非要逼對方親口宣誓“我愛史語所”才放心。挽留人才之心可鑒，但是面對人才的競爭，這種“精神勝利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黃進興：臺灣人文學界的薪資待遇一直不高，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少臺灣學人就去香港、新加坡等地高校兼職授課。所以我們才更要為學人營造良好自由的學術環境。

郝倖仔：李孝悌教授坦言，去香港就是因為錢多。但史語所是心中永遠的懷念，它是做學問最好的地方。

黃進興：基本上，史語所能夠吸引優秀的人才留下來，主要還是因為良好的學術環境和氛圍，而不是待遇的多寡。

 “君子國” 

郝倖仔：1948年“中研院”評選出第一屆院士，史語所有七人當選，沒有錢穆。錢穆的反應是可以接受，但第二屆應該有自己。文人胸壑常有不平，能夠平心接受現行的評判體系實屬不易。我在實地考察時，對每一位受訪的史語所學人都問及有關考核標準的問題，就是想看一看這個近乎於神話的“第一屆院士”的傳統，有沒有保存下來。

黃進興：我們這裡沒有教學任務，所以科研任務就變成唯一考核的標準。這是公平的。一般是年度考核，人人都要填報，這一年你發表了什麼成果，都是白紙黑字擺出來，集成一本，予以公開，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別人在做什麼。然後會有一個考核班子對此進行評定，還要打出甲乙丙。班子成員一般包括四個學門（歷史學門、考古學門、人類學門、文字學門）的召集人，還會有一些資深的、但不一定擔任行政職務的研究人員，以免被主事者壟斷。

郝倖仔：如果不合格會怎樣？砍薪水？調崗去做行政？還是捲舖蓋走人？

黃進興：這裡面就有個臉面問題。砍薪水倒不至於，但如果接連幾年不能達標，就會被炒魷魚了。不是只有史語所這樣，整個“中研院”都是這樣，而且被炒的還真不少。有人知道自己表現不好，就會自動離開，沒有必要面對這個尷尬的局面嘛，不如自己趕快在外面找點別的事做了。史語所中途離開的也不少。當然有些離開是被挖走的，不都是因為考核不合格。

郝倖仔：其實這種考核還是更多地借助大家自身的自尊心來實現激勵效果。

黃進興：是的，尤其對於年輕人很重要。比如說，同一年進來三個新人，哈佛的博士、京都的博士、牛津的博士。所有人都在盯著，你們這三個小子到底怎麼樣？做出什麼成績？一年兩年三年，很快就看出來了，一目了然。有些面子上掛不住也就走了。

郝倖仔：說到學界的人才考核，首先要說升等，大陸叫評職稱，學名是“專業技術資格評定”，是學者首要的評判標準，學界諸多故事和恩怨幾乎都與此脫不了干係。曾在史語所做過5年副所長的林富士，用他的親身經歷跟我描述了史語所的升等。他自言在所裡做行政時是個酷吏，脾氣非常壞，批評權威不假辭色。但他的升等都非常順利。他笑言就自己這樣的做事方式，居然還能生存且一路升等上來，這就是史語所的偉大。這個偉大是看不見的。

黃進興：這是個君子國。我從畢業就來這裡，一直到快退休。這是一個我非常尊重的地方。史語所能有今天，根源在於大家對人才的渴求如此強烈，從所長開始到下面每一個人。我經常跟年輕人說這個所的傳統一定要珍惜，在全世界都很難能做到這個地步。這必須要有一個涵化的過程，要以內在的文化的秩序和涵養，不斷薰陶大家自我克制。

郝倖仔：林富士做了5年副所長，您和王汎森做所長時都跟他搭過班。當年您把人事都交給他做，包括薪聘、升等、續聘諸多事項。他因而熟知所裡每一個人的研究，以及跟學界的關係，誰是誰的友人，誰是誰的敵人。但當所有這些問題落到投票這一環節的時候，沒有意氣用事，沒有因為私人恩怨借機想把誰做掉。否則一人一票不記名投票，想要反對你也沒有任何辦法。羡慕嫉妒恨在史語所就更沒有發生。文字學門有一個說話非常囂張、人緣差到極點的人，此人辦升等時，大家也還是投他贊成票，因為他學術上硬。就是看誰用功、誰有成就啊，其他都是假的。這是讓他最感動也是最驕傲的。

黃進興：我們在評一個學者，不是評聖人，不是評政治人物。雖然政治立場也各有不同，會爭論，會吵架，但是帶到學術上，還是以學術水準來評判。

郝倖仔：說到人才考核，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陳星燦所長很有發言權，做史語所的外審專家很多年，升等、審稿、進人等等都曾親身經歷。拿升等來說，助研、副研、正研，陳所長都審過，他說都很嚴格，外審絕不是走過場。還有一個等級，就是僅比“院士”次一級的“特聘研究員”，要按規定把工資待遇漲上來，漲幅也分幾個等級，類似幾級津貼，規定也很嚴，也請外聘專家來參與議定，你認為某人應該被加到哪一個級別。陳所長由此認為史語所考核方面的制度已經很成熟完備了。

黃進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就借鑒了我們的一些做法。葛兆光專門來考察過。

郝倖仔：此外還有文章審稿，像《史語所集刊》，審稿相當嚴格，陳所長都做過。我當時笑言，還以為本單位人員怎麼都能塞進《史語所集刊》發一篇。他正色回答：那是絕不可能的。

黃進興：的確是絕不可能。

郝倖仔：《史語所集刊》曾經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大陸學者瞭解國際學術前沿的重要資訊來源。直到今天，在大陸社科職稱評審要求論文發表的評價體系中，將核心期刊分為ABC三等，《史語所集刊》高居榜首，位列5家A刊之一。要知道，發一篇C刊都不容易，A刊更是很多學人一生的夢想。這說明對於史語所，對於《史語所集刊》，學界是服氣的。

黃進興：一大堆注腳、羅列的史料、長段的引述，把證據一一攤開，就像法官判案一樣，最後的判決書就是短短幾句話，可前面的證詞很多。閱讀起來很困難，很無趣，很痛苦——這就是史語所的風格。它的走向就是，我攤開了，你就沒什麼可爭議的了。這樣的文章結論很堅實，除非你找到更多的證據，否則很難辯駁。結論定了就是定了。

郝倖仔：我讀書的時候就喜歡從《史語所集刊》裡發現史料線索，對寫文章頗有助益。

黃進興：這就像蓋房子，實實在在用的都是磚塊，不是保利龍（注：泡沫塑料）也不是紙糊的，把房子拆了，建材還都在，還可以拿去蓋別的。所以《史語所集刊》文章最早拿出的史料，你還會覺得很有用，還願意拿去充實自己的文章。

郝倖仔：這是硬的東西。那些講一大堆理論、主義，相形之下風一吹就垮了。所以到現在還有人談陳寅恪。

黃進興：當然史料學派也有毛病和盲點。但確實是20世紀初中國文史學界的革命。從《史語所集刊》的格式到寫作的習慣，再到嚴謹的審查，即同儕之間就學問談學問，不涉及情感，不涉及個人恩怨。

郝倖仔：說到《史語所集刊》，所裡學人多提到：我們自己所長的稿子都被退。即便如此有人還要發難，審稿為什麼要封名字？封名字就是玩假呀。《史語所集刊》哪裡需要遮遮掩掩？既然是學術，就來呀，討論呀。我是審查人，你是被審查人，我說你這一篇不行，就拿出來公開討論。

黃進興：史語所確實可以做到這一點。但還是會有人治的衝突。坦白講，如此嚴格，裡面也有壞文章。早年是半公開的，大家都知道是誰審的，所以就會有人治的衝突。這是人性。現在人人都面對這樣的審查，院士、所長都一樣，就公平了，都沒有什麼好怨的了，大家就會忍耐，因為知道每個人都要經過這一關。

郝倖仔：除了外審專家，史語所還聘請不少大陸知名學者擔任諮詢委員。二者職能區別何在？

黃進興：全然不同。外審專家負責審查升等或續聘等事項；諮詢委員負責全所發展方向即策略。

郝倖仔：陳星燦所長說做這個諮詢委員，也不拿薪酬，就是史語所想就發展的大方向，聽聽外面的意見。這是一種被信任的感覺。實際上是一個學術信用體系，西方也如此。他表示他們很應該而且正在力圖向史語所學習。這是一個機制的問題。他肯定史語所的院士總體來說還都是品質很高的，“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選舉的傳統是保存下來了。

黃進興：簡之，史語所之能繁榮滋長，無非始終秉持學術多元的精神，培養了一塊堅韌而純潔的學術沃土，以供學者實踐對知識的嚮往。

原載於中華讀書報，轉載自彭湃新聞網：

黃進興談史語所的學人與學風_湃客_澎湃新聞-The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