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第二週 醫療史研究在臺灣
*1.劉士永，〈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耿立群編，《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慶祝漢學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臺北：國家圖書館，2021)，頁395-426。
*2. 杜正勝，〈另類醫療史研究20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古今論衡》25 (2013.10)，頁3-38。
3.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臺北：三民書局，2005），第一「方法篇」。
4.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第一單元。
5. 李貞德，〈疾病、醫療與文化專輯導言〉，《漢學研究》34.3（2016.9），頁1-7。
*6. 杜正勝，〈「日常生活」的背後〉，《成大歷史學報》61號 (2021)，頁1-45。
7. 皮國立，〈新史學之再維新——中國醫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011-2017)〉，《當代歷史學新趨勢：理論、方法與實踐》(臺北：聯經出版社，2019)，頁439-462。
醫療史研究之反思
皮國立
這三篇文章建議先從〈另類醫療史研究20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看起。先看看解釋「另類」的時代意義，其實蘊含了醫學史發展的意義。該文引Charles Greene Cumston和杜聰明的例子，醫者寫醫學史、教醫學史的意義。杜文從臺灣出發，但劉文或許更彰顯近代中國的脈絡。
劉提到20 世紀上半期中國醫學史的發展，是在醫學史研究、著述，與教學三路並進的情況下，回應當時西醫引入中國與中西醫論戰而誕生的一門學科，而參與者不論是中醫或西醫，率皆具有一定之醫學專業背景。關於政府遷臺後的研究發展，劉又談到，劉伯驥的和陳勝崑醫師是早期的代表作，但後者更是醫家治史的代表性人物，著有《中國傳統醫學史》及《中國疾病史》等書，是早期的醫界先行者。而特別是前者的例子，後者也一樣，沒有教學場域和研究單位的支持，這個學問很難為繼。我也有一個很好的比喻，如果這個工作沒有「位置」(包括工作、計畫和願景)，這門學問就很難持續下去，這當然多少也談到歷史學的危機。你比如又說西方醫學史的研究吧，在臺灣很難開展，因為西醫醫學院不重視，西醫學生當然也不會重視，現況是連一部像樣的臺灣西醫史都寫不出來。
杜回憶，1992年春天在史語所首次舉辦「歷史研習營」開幕時演講「什麼是新社會史」，並在最後的綜合討論抒發胸中鬱悶說，青年學子如果冒然走新路，會不會「出師未捷身先死」呢？他舉1928年傅斯年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從清華國學院挖了陳寅恪、李濟和趙元任三位學術新秀，組成研究團隊的核心，他致陳寅恪的信說到：「此研究所本是無中生有，凡辦一事，先騎上虎背，自然成功。」寫得真棒。1980至1990年初，以及後來醫療史的誕生，可能還包括1990年創辦《新史學》學術季刊等事件。這其實都反映一種史學界的焦慮，來自於當時臺灣歷史學界為與大陸學者在論述上抗衡，而亟思另闢歷史解釋的蹊徑，那麼現在呢？直接投降還是害怕想起。杜前去1994年年會演講，顯示一個特別的單位：中央研究院的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臺灣分支，可以關注一下。
Andrew Wear也在一九九二年編輯出版了Medicine in Society: Historical Essays（《醫學在社會：歷史論文集》），三年後，David J. Rothman等人也編選醫史文獻，以Medicin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醫學與西方文明》）為題出版。一個強調社會，一個強調文化(他們當時用的是醫學社會史，多少影響了中國大陸後來研究的定位，臺灣還比較[生命])，從新社會史出發的醫療史研究，隱隱然與英美的醫史先進有若合符節之處，但最初並沒有太多連結，而從本土文明之創新，必須要能與國際漢學對話，這一點是重要的，又可連結至劉文之關懷。
杜認為，自己其實仍帶有濃厚的保守性，例如他將古醫籍定位成用來探討心態與文化，正如陳寅恪資以考證歷史，周作人、江紹原用來透視文化，「另類醫療史」是在他們的基礎上揭舉社會與文化作目標，自認從較寬廣的學術傳承來看，臺灣醫史學界顯然循著他們的足跡前進。但是，他又是充滿期待的，似乎整篇文章又意猶未盡，似乎還未完結，感覺醫家和史家似乎又可以共同努力，大有可為，但他自己又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很難有真正的結論。但從劉文中可以補充觀察到，李尚仁、巫毓荃等具有醫師背景的研究者進入史語所，象徵醫者與史家對話的空間可能加大加廣。感覺杜也想尋求一歷史定位，事實上，這篇文章就是一篇史學史的好文章，後面附錄也是很有用的。
另外必須提到，杜沒有談到，臺灣學界尚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華人衛生史計畫」(先期是「明清至近代漢人社會的衛生觀念、組織與實踐」研究計畫，後來變成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劃，2002-2018)，也是另一股力量。以梁其姿為首，拓展醫療、疾病與社會、法律、族群之間的對話，後期又有STS的成員加入，成員不限於歷史學界，選題與詮釋顯得更加多元但也觀點分岐。另一個就是2014年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聯合執行科技部「新世代跨領域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 建立紮根性的研究合作－主題計畫 C：醫療史研究群的建構與發展」專題計畫。還有類似2013年開始運作之「日臺中韓醫療史環境史青年學者論壇」和中原大學醫療史與人文研究中心(2014-2020)等等。
日常生活史這一篇，則回顧臺灣於2010年前後至2020年有更多的發展，特別回顧王鴻泰、呂紹理等人的研究。杜正勝認為，日常生活史其實就是人民生活史，但這個「人民」不限基層社會的芸芸大眾，更不必因為政治理念或人道關懷，而非研究那些與歷史大脈動無關的課題不可。於是乎人民史學不再如無米炊的巧婦，可以打開相關領域，歷史研究的局面乃可能開濶，例如日書、鬼怪，就是統治階級與平民共通的思想或技術，民俗往往是全民的，不過，杜完全沒談到所謂大眾史學觀念。
他這樣認為，作為新社會史的一環，日常生活史(最初是生活禮俗)、民族的根底，必須要具備全面的視野，避免枝節雜亂。從表層到內裡，體驗與覺識？史家需要對研究對象有所體驗，並依憑直覺而產生識見，其研究成果才容易貼切。他嚮往蘭克（Leopold Ranke, 1795-1886）所說：「辛苦艱難的史 料批評之後，還需要直覺（intuition）。」直覺應該屬於「識」，學與識相互為用而 建構歷史。怎麼得到，歷史具 有延續或遺傳的特性，才有可能。所以現代人研究某個國家、民族、文化的歷史， 擁有那個國家民族的現代經驗，應是必備的條件。(歷史不能脫離真實世界，這裡可以反思劉文所引Richard Horton的話，過度沉溺於稀有資料發掘和解讀，缺乏與時俱進的醫學技術發展背景知識，卻是造成當前西方醫學史（history of medicine）研究死氣沉沉的原因之一。Pratik Chakrabarti主張，即便是研究古代醫學史，也應當懷抱晚近對於醫療衛生技術與知識史的理解。換句話說，不貼近現實與真實，恐怕歷史研究會與實況脫節，也就不真實了。
二戰前中國許多關於生活禮俗史的著作不同程度地累積史料，難免失之零碎，然而這是「日常生活」進入學術殿堂的基礎，也是這個新領域發展的必經過程。直到最近年輕世代史家開發新課題，也需要先下過這種基本功，延伸的歷史解釋才可能具說服力。(杜引了邱仲麟，可以詢問) 不論史學如何轉變，史家的任務還是要了解歷史大局，探索文明進程，關注人類未來，可是百年史學專業化的結果，學院史家逐漸瑣碎化。在不側重政治的新社會史，尤其是日常生活次領域，很容易陷入此一瓶頸，所以新社會史方法學特別強調歷史不同層面的有機聯繫。日常生活史研究平凡的人、物、事，雖從民生日用出發，要能延伸到更大的歷史問題，而不只是「鍋盤瓶罐」而已。
杜日常一文，感覺好像沒寫完，也沒有結論，最後引很多文學資料代表真實，感覺拉不太到本文的問題意識。老師研究日常生活史的經驗與困難，也遇到挑戰，例如報刊資料能代表常民嗎？還有個小錯誤，杜文頁4，三○年代陳邦賢（1889- 1976）寫中國醫療史，其實1919年就寫好了。
就展望而言，過去新社會史一支，在為史家找空間、定位，但又不幸的將對社會文化理解較弱的醫者給推出去，看看早期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討論，其實有相當多醫師或醫療從業人員參加，到了後期後削弱了。著名的西方醫學史家 喬治·魯梭(George Sebastian Rousseau)長期關注疾病如何被科學架構與社會想像的過程，這些形塑疾病的過程正是醫學科學與社會文化交鋒的結果。它們共同指向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一個必須要結合內史與外史相互理解的領域。我認為，新的醫學史是結合內史與外史、醫家與史家的新史學。
醫療衛生史在臺灣地區的發展雖已被認為是個值得期待的新興史學領域，但其專史的地位與專業性特質迄今仍不夠清晰。臺灣地區醫療衛生史偏好採用文化史與社會史的角度切入研究醫療現象，這雖符合早期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成立的初衷，也有效避開了醫療專業脈絡難以掌握的現實。但在另一方面卻也因為缺乏內史的支撐，從而失去了與醫學對話，甚至是協助醫師超越專業限制的基礎，隱約削弱了醫療衛生史作為一個專業史學的立場。劉指出：「期待下一個40年再有人撰寫回顧論文時，將是討論專業的醫療衛生史如何支援其它學科領域的發展。」(劉文422-424)
當然，從這三篇中看到了回顧、言論、研究成果，但卻缺少方法，值得同學們進一步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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