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版主：謝謝余新忠教授推薦。

立足堅實的歷史，以新的思路重新理解中西醫匯通之路

余新忠/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兼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

兩年多來，全球性新冠肺炎的爆發和持續流行，極大地激發了世人對瘟疫歷史的關注和回憶，與人類同在的瘟疫，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實，都對人類的歷史進程和日常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用說，關於歷史上的瘟疫與人，一定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們去發掘和探究。這兩年，受疫情的加持，大量有關瘟疫歷史的書寫，紛紛湧現。其中，一九一八年前後爆發的「西班牙大流感」，這一發生在現代世界中，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席捲全球的大瘟疫，由於其年代上離現在不遠，加上疫死人數巨大（一般估計五千萬至一億）和症狀方面與新冠肺炎比較接近等原因，一時成為時下最受關注的歷史疫情。然而，儘管這場瘟疫在世界疫病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在中國的疫病史中，卻幾乎處於失語狀態。作為長期從事疾病醫療史研究的研究者，在看到眾多有關西班牙大流感的介紹時，才突然意識到，那段時間自己印象較深的中國疫情似乎只有綏晉鼠疫，而對全球性的流感疫情，卻幾無瞭解。根據常識，當時的中國早已不是封閉的國家，而且有大量華工參與一次世界大戰，肯定不可能自外於世界而獨善其身。這不禁讓我深感震驚和汗顏，不過當我對既有研究進行了一些調查後，又稍感寬慰，因為這可能不只是因為自己不夠敏銳或知識上不專業，更主要的還是緣於既有中國近現代疫病史研究確實對它缺乏關注，只有比較晚近的區區數文論及於此。這又促發我思考何以如此？顯然，考察這場全球大流感在中國的流行情況，並探究它何以較少受到時人和後來研究者的關注，無疑是一個重要且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一度我曾想啟發我的研究生關注此一課題，不過很快得悉皮國立教授對此早有關注，並已有數篇重要的論文發表。我知道國立兄是一位非常勤奮且高產的學者，故覺得用不了幾年就應該可以讀到他系統的研究成果。不過，當去年底收到他書稿和邀請寫序的郵件，還是深感驚喜，一方面訝異於他令人驚嘆的研究和寫作速度，另一方面，則為閱讀過程中，我心中的相關疑惑每每能得到解答而感到欣悅。在本書中，國立兄不僅以宏闊的視野、豐富的史料和細膩的筆觸，十分系統而細緻地向我們展示了，在全球大流感流行的背景下，一九一八年前後中國流感流行的前因後果、流行狀況以及國家、社會和醫界的應對，同時還非常有說服力地解釋了這一重要的疫情何以長期未受到足夠的關注。就筆者的理解，國立兄至少在書中談到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死亡人數較少。這場流感流布全球，不僅對歐美，對亞洲也造成了極大的人口損傷。一般認為，同為亞洲國家的印度，死亡人數多達一千萬以上，所以現有一些海外的研究也多估算中國的死亡人口為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不過本書以翔實的史料和合理的推理令人信服地表明，這場瘟疫導致的死亡人口，遠少於一般的估計，1918至1919年兩年加起來，不過在六十萬左右。這一數字若放在現代，當然顯得頗為驚人，不過相比於其他國家，特別是放在當時中國的歷史情境中，就不足為奇了。二是流感未被列入當時的法定傳染病。作為一種新的疫病，當時沒有列入是理所當然的，不過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也沒有列入，這應該跟當時病原微生物學尚不夠發達和中國社會向來視感冒為非嚴重的疾病有關。未列入法定傳染病，不僅會影響官方的應對行為，也會影響當時對這類疾病的統計及相關記載等文獻的記錄和流傳，從而間接影響後來的研究者對這一疾病的關注。三是尚缺乏比較統一規範的疾病命名和疫病應對機制。當時的中國，疫病頻仍，民間的公共衛生狀況難盡如人意，政局也不夠穩定，比較缺乏統一規範的疫病應對機制，這種情況下，非烈性的低致死率瘟疫，相對也不太容易引起普遍的關注，流感的致病率和死亡率雖然高於普通感冒，但還是比較容易混跡於眾多的時疫之中，而當時的中醫往往將其視為溫病的一種，使得這場流感在當時的諸多文獻中辨識度和顯示度相對較低。

這些論述不僅很好地解釋了這場流布世界各地的全球大流感為何長期在中國疫病史中處於失語狀態，同時，也顯示了開展這項研究的難度。不過儘管存在著諸多的困難，國立兄還是憑藉他超強學術探究精神、深厚的學養以及勤奮，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成功地將這場疫病在中國的流行情況比較清晰地呈現了出來。當然，本書的成功也不僅僅在於比較清晰地揭示這場疫情的流行和應對狀況，還在於他能將這一新研究置於既有的學術史脈絡中，以前沿的學術理念和強烈的現實關懷，推動了中國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不斷深入開展。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至少有兩點：第一，他將醫療史和日常生活史很好地匯通起來，將與流感相關疾病認知、醫藥知識置於具體的日常生活中來加以探討，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這場疫病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並踐行了他提倡的「重層醫史」的研究理念。這一點，他在書中，特別是緒論和結語中都有清晰的論述，毋庸贅言。

這裡我想稍微多說兩句的是第二，他關於中西醫匯通和中醫發展歷程的思考。幾年前，我在拜讀他的《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一書時，就真切地體會到了我們作為歷史學者，在真正關心中醫發展上的意趣相投；這次閱讀本著，我不僅再次更明確地感受到了他的這一心願，同時感受到的還有他對中醫的認同。本書中，他提出了一個頗有衝擊力但多少是假設性的看法，當時那場流感疫情，中國之所以病死人數相對較少，應與中醫作用的發揮有關，我們不應該忘記或抹殺中醫的功勞。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結合現實，認為中國大陸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醫的介入治療對提升新冠病人的療效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樣的判斷儘管自有其道理，但要想得到扎實史料和科學資料的證實，似乎也頗為困難，實際上，這可能根本也不是歷史學者可以完成的任務。不過作者通過具體的研究提出這樣的認識，其意義並不在於這一結論是否可以成立之本身，而是提示學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實有必要立足於堅實的歷史研究，以新的思路和理念來重新認識和理解至少已歷經百餘年的中西醫匯通之路。遙想一百多年前，徐壽、李鴻章等人率先提出中醫西匯通之論，未必真的從內心認同中醫的學理，而唐宗海等人首先在醫學界舉起中西醫匯通的大旗，也未必真的理解西醫醫理的精妙何在，但他們都出於本能性的民族文化認同，基於西方文明已成現代世界主流文明、中西醫療效上各有所長和中西醫學同為治病救人的醫學等基本事實，開啟了意義深遠的中西醫匯通之路。時至今日，儘管這樣一條道路為現代中醫的形成和中醫在現代中國依然與現代醫學並列於主流醫學體系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然而，出於中西醫醫理匯通上的困難重重、中醫理論現代化研究乏善可陳以及現代的研究者往往狹隘地理解中西醫匯通的內涵和意義等因素，也出現相當多頗為強烈的反對中西醫匯通和結合、主張回歸「中醫」的聲音。於是，現實社會中嚴重對立的「中醫粉」和「中醫黑」之間無休止的拉鋸戰也獲得了專業上的背書，嚴肅的學理之爭與一地雞毛的口水戰相互攪合，讓本來就頗為複雜的中西醫之爭變得更加糾纏混亂。

若要跳脫這一現實的困境，就有必要回到歷史的起點，去認識和思考中西醫匯通思想出現的來龍去脈，並結合現實，去體認以下事實：中醫的現代化及其取得重要成就，可以說根本上就是中西醫交流匯通的成果；雖然現代醫學突飛猛進，但中醫在治療上、效果上依然具有其特色和某些方面的優勢。在現代社會，任何專業、學術乃至文化，都不可能完全自外於現代文明體系而獨立存在和發展，中醫也不例外；現代研究表明，醫學具有科學和人文的雙重屬性，所以從文化上凸顯中醫的價值和意義，無論從策略上還是學理上都有其合理性，但同時，中醫作為醫學無疑更具有科學的屬性；中醫雖然有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和臨床經驗積累，但專業而現代的研究，歷時尚短，而現代科學研究的投入，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相較於西醫及其相關學科，都極為欠缺和薄弱，所以在中醫理論現代化等中醫醫理研究方面，暫時未能取得良好的成績，應該也是頗為自然的事。若能如此，我們就可以以新的觀念和思路來重新理解中西醫匯通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立足中醫的療效，以更加開放的心態、科學的方法和創新的精神去尋求現代中醫理論和治療上的突破和發展，在中西醫匯通的道路上，開創中醫發展的新格局、新氣象。

我想，這應是國立兄內心的祈願和我們共同的心意吧！故謹此聊贅數語，以志對國立兄出版新著的敬意和祝賀！

余新忠

2022年2月3日於津門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