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好有位老師在編輯醫學史教科書,請我節錄一下我的書的精華,我著手進行,才發現我的博士論文結論就寫了2萬多字,寫入教科書要精簡,所以大概就精簡成600多字,如下:

民國時期中西醫進行了一場「氣與細菌」的爭論,西醫認為引發傳染病的,就是細菌或病毒,但傳統中醫確是用各種「氣」的思維,來辨別病症和臨床用藥,所以無論是傷寒、溫病、熱病等名詞,都有「氣」的辨證和用藥思維蘊含在其中。毫無疑問的,傳統中醫當然能夠治療瘟疫,但這卻非不證自明的真理。逐步確立中醫能治療具近代意義、經細菌學洗禮的傳染病,是民國以來透過中醫與西方細菌學不斷的對話、重新詮釋、肯定古典醫書中的經驗與治法,而再度建立起來的信心,並賦予了中醫傳染病學(外感熱病學)全新的定義。所以,從治療1918到1920年的大流感,[1]到1950年代中西醫結合治療傳染病的功效,[2]一直到2021至2022治療COVID-19的中藥「清冠一號」的誕生,[3]運用的都不是以消滅微生物為主的思維,反而都是從疾病和藥效的「氣」來調整人體的狀況,來發揮中藥抵抗外邪的作用。若沒有民國時期中醫界的論辯與堅持,這樣的思維恐怕不復存在。正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透過中西醫的論辯過程,見證了中醫文獻「再正典化」的過程,確認了古代醫書具有治療傳染病的價值與實用性。那些在歷史上重要的傳染病醫書,原本在新時代應該被完全丟棄,但在這個時代的中醫,透過反覆刊刻印行,在報刊上解說古典醫學的理論,賦予舊學說新的風貌,可謂中西論爭中亦有匯通,強化了中醫熱病知識體系的內在認同。自此而後,凡中醫面對各種傳染病,必從傳統的兩個體系:傷寒派和溫病派的典籍中尋求治療靈感,爾後再尋求實驗室的科學解釋,成就了一種獨特的臨床治療學,這是該時代對中醫學術最重要的發展態勢。[4]

 

※皮國立,《「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臺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2012,結論摘要。

 

 

 

 

[1] 皮國立,《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臺北:時報出版社,2022年),頁326-254

[2] 皮國立,〈從傳統轉向科學:1950年代的中醫與微生物關係〉,《中醫藥歷史與文化》12(2022),頁299-325

[3] 蔡運寧、蘇奕彰,〈SARSCOVID-19—現代中醫如何因應瘟疫〉,《中國醫藥研究叢刊》34(2023),頁185-208

[4] 皮國立,《近代中西醫的博弈:中醫抗菌史》,上海:中華書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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