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源流論》真正的著者是誰？ @ 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版主：感謝陳重方學弟提供這則訊息。很有意思，其實早在一年前，我的好朋友林政憲已發現這個問題，他懷疑謝利恆把呂思勉的東西「抄」過去了，其實甚至是把人家的書用自己的名字給掛名出版了，這非常令人震驚。當時我們都想寫一篇文章來說明此事，但有中醫的長輩告訴我們，此事茲事體大，應該真正看過手稿後，鑑定無誤，再來判斷誰抄誰，不急，以免得罪謝的後人。我最近在整理呂思勉的東西，也發現很多有意思的玩意兒，原想寫這篇考證，沒想到還是轉到史學方法上，這篇讓祖先生寫出來了，我覺得也很好，有人關注是好的，我想還是有東西可以論述的。這篇也寫得很詳細，祖先生研究民國醫史的文章很豐富，不用多介紹，當然，他的立場我覺得還是反中醫的多吧。

《中國醫學源流論》真正的著者是誰？

——史學家呂思勉的《醫籍知津》顯露真相

祖述憲《中華讀書報》（ 2013年03月20日 13 版）

由民國時期著名中醫謝觀署名的《中國醫學源流論》（謝觀著，余永燕點校，福建科技出版社），被中醫界和中國醫史界公認，是20世紀研究中國古代醫學的一本重要著作，代表了作者的醫學思想。此書對中國古代醫籍的考證嚴謹，參照儒學的發展，揭示醫學與儒學演進的關係，對其源流傳承、演變分期和正誤得失做出客觀的評價。2003年，這本著作列為國家“十五”規劃重點圖書的“民國名醫著作精華”系列之一出版。秦伯未在該書的序言中稱，“海內醫家，歎為絕作”，“近日及門諸子，為先生編印全集，複以此篇冠其首”，足以代表中醫界的評價。（秦序所說的《全集》，即《謝利恒先生全書》——本文作者注）

謝觀字利恒，號澄齋，江蘇武進人，生於1880年，1950年逝世。他出身中醫世家，祖父是孟河名醫。其父謝鍾英是清光緒的舉人，張之洞任湖廣總督，延其為幕僚，參政論學，是一位對輿地有研究的學者。謝觀早年于東吳大學肄業後，在廣州多所學校講授地理課程，因善講課而成名。他兩次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輯地理和醫學書籍，主編出版了《中國醫學大辭典》。後來擔任過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和上海神州中醫大學的校長。1922年以後在上海懸壺行醫，著名中醫秦伯未、張贊臣、章次公和程門雪等皆出其門下。《中國醫學百科全書醫學史》（中國醫學百科全書編委會，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卷分別列有《中國醫學源流論》及其作者謝觀的詞條。

《中國醫學源流論》中的《謝觀生平業績及其學術思想》一文，對謝利恒的讚揚無以復加，稱他在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發生巨變、西學東漸、新舊文化碰撞和中醫界的動盪中，做出了許多開創性貢獻；他集中醫教育家、中國醫史學家、中醫文獻學家、中醫臨床學家於一身，又是一位出色的活動家。他的醫史學家和文獻學家兩個銜頭正是來自於這一本書，而他對中醫的突出貢獻實際上在於他的活動家能力。他作為中醫行業社團的領軍人物，在反對廢止中醫的運動中起了“中流支砥柱”的作用。（張贊臣所撰挽聯的用語）

數月前購得呂思勉文集《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一書，《醫籍知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是該書的第一種。從開始閱讀那一刻起，我就覺得其中文字似曾相識，越看越覺得像過去讀過的《中國醫學源流論》，尤其是其中某些特別的句子，記憶猶新。於是將兩者加以對比，驚訝地發現二者的基本內容相同，只是編輯不同，標題各異。

呂思勉，字誠之，也是江蘇武進人，出生於1884年，1957年逝世。他自幼受家學啟蒙，未曾接受過新學堂的教育，憑著天賦和努力攀上了學術高峰，擔任過上海光華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和歷史系主任。他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他與陳垣、陳寅恪和錢穆被推崇為中國現代史學四大家。錢穆讀中學時，曾受業于呂，晚年在他的《師友雜憶》中不止一處提到對呂師的回憶。他說，“當時常州府中學堂諸師長尤為余畢生難忘者，有呂思勉誠之師”。

總體來說《中國醫學源流論》與《醫籍知津》都是從縱橫兩個方面介紹我國古代醫書的，一方面概述從遠古、漢唐至明清的歷代醫書本草及其傳承發展，另一方面是對傳統醫術各科和病症的重要醫書的概括的介紹。兩書都只有五六萬字，內容和順序相同，各節獨立，一般大多短小，許多節僅百餘字或數十字，言簡意賅。謝書比呂著多了最後的六節——中西匯通、東洋醫學、民國醫學、時代病、地方病和結論，約五千餘字。

此外，兩書還有兩點差別：一是《中國醫學源流論》分節更多更短，一共65節，《醫籍知津》為30節，少了一半。有些主題本是相互聯繫、順理成章的，但在謝書中被分解成多節，顯得有些支離破碎，失去連貫性。以呂著的緒論為例，概述中國古代醫學的分期，並以古代儒家學術的傳承發展為喻，來解釋古代醫學代表性人物及其醫術的傳承。在《中國醫學源流論》裏，這個緒論的內容則分成醫學大綱、儒學比例和醫學變遷三節，醫學大綱大約只有一百來字，十來句關於中國古代醫學各期特點的話，顯得有點文不對題。古代中醫各科發展不平衡，所存醫書數量不等，因而反映在這個書上對各科評述的文字長短不一。由於兒童的傳染病較多，古代幼科的書籍亦多，因此這一節較長，故謝書將其中兒童傳染病的一個症狀——痘疹作為痘疹學單獨成節。應當指出的是，呂思勉的《醫籍知津》手稿是在上世紀80年代，由他的女兒呂翼仁重新抄錄，與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楊寬教授共同校對、補正、分節和加標題的。

二是兩書的文字只有不多的細小差別。《中國醫學源流論》與《醫籍知津》的很多內容和文字基本相同，有些似乎只是在呂著的基礎上改動幾個字，或添加一點瑣屑的個人經驗。舉幾個例子：針灸學一節，謝書的注釋中比呂著多了“余於民國二十三年五月，至北平遊故宮，入延德殿，見所謂宋代銅人者……恨不能拓樣本攜回也”。在辨證學一節提及蔣金鏞所著《臨病考證》一書時，呂著說“書雖淺近，實于病家大有裨益”，謝書則多了“尊生者所宜家置一編也”。在祝由科一節的最後，謝書加了以下文字：“今此術雖少，然社會上述其奇效甚多，有非科學所能解釋，亦非憑書籍所能研究者。”這說明謝觀相信祝由巫術。呂著第二十四節為霍亂與痧脹，謝書中則分為霍亂病和痧脹病兩節。呂著霍亂一節的最後一段為：“謂得此方後（指前面說的“白痧藥”），治霍亂皆令先嗅此藥少許……無不愈者，不知信否。”而在謝書中稱霍亂為“霍亂病”，該節的末尾沒有“不知信否”四個字，表示作者對白痧藥療效深信不疑；同時加了幾句臨床辨證的話，並以“但西醫之鹽水針，能救危亡於頃刻，其術較中醫為優，故治疫能用中西合參，方為完善”結尾。此書是論述中國醫籍的變遷及其源流的綱要性著作，不是診療手冊，加進有關中醫臨症知識的四行文字，實是續貂之筆。

於是，我進一步去探尋造成這種一文二主的原因，究竟出自誰的手筆？起先讀了附在《醫籍知津》後面的史學家胡道靜的文章——《呂誠之先生〈醫籍知津〉稿本題記》。此文最初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二期，後來收入俞振基編的《蒿廬從學記》（三聯書店，1996年），題目為《讀呂誠之師〈醫籍知津〉》。胡文說，他是1986年，“就夫子大人女公子翼仁大姐處盥手恭讀遺著原稿”的，呂思勉對中國古代醫籍深有研究，有這種作品是不足為奇的，但是該文沒有提及《中國醫學源流論》一書。再讀的是李永圻和張耕華為《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所寫的前言以及張耕華著的呂思勉傳——《人類的祥瑞》。李、張的前言說：“《醫籍知津》寫于1919年夏，呂先生由謝利恒（觀）介紹進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協助謝先生編纂《中國醫學大辭典》，撰《中國醫籍源流論》（原文如此。——本文作者注），後未出版，由謝先生私人木刻印行少許冊，分送同行友人。”二位作者都是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在呂思勉遺作的整理出版及其研究方面，與呂翼仁女士有密切的接觸，當早讀過1952年呂思勉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所做的自述。（《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載《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4期，第51—60頁）但是，他們似乎不太瞭解以謝觀署名的《中國醫學源流論》及其在中醫和中國醫史界的評價，或者沒有看過這本書。

謝觀與呂思勉是同鄉，少時即已相識，呂在1952年的《自述》中對進商務印書館的緣由做了記述：

“1919年，入商務印書館，助謝利恒君編輯中國醫學詞典。予於醫學，本無所知，而先外王父程柚谷先生，先舅均甫先生，先從舅少農先生，皆治漢學而兼知醫，故予於中國醫書之源流派別，略有所知。謝君本舊友，此時此書亟欲觀成，乃將此一部分屬（囑）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訖。”

這裏的“此一部分”，很可能指的就是《醫籍知津》。但不知什麼原因，謝觀並沒有把這個材料納入《中國醫學大辭典》，而是在時隔16年後，即1935年，用《中國醫學源流論》的書名，由自家的澄齋醫社刻印出版。在正文的開頭署名是武進謝觀利恒著和門人張贊臣校錄，前有弟子秦伯未撰寫的序言，而將同邑呂思勉撰寫的《謝利恒先生傳》置之卷首，使得這本書的著作權似乎是鐵板釘釘，容不得半點質疑。但是，《醫籍知津》的手稿，卻一直保存在呂家。1986年，在呂思勉逝世30周年的前夕，呂翼仁將父親的手稿示于胡道靜先生，次年胡先生寫的《題記》發表，胡也是史學家，長於古代文獻的研究。《中國文化思想史九種》中的《醫籍知津》是以抄本為底本，並與原手稿進行了校對（《前言》）。從此《醫籍知津》公諸於世。但在中醫和中國醫史界迄今卻毫無反應或渾然不知。

總體來說，呂的《醫籍知津》是為辭書而寫的，分題細小，篇幅不大，但簡明扼要，重點突出。呂先生稱此為《醫籍知津》，即中國古代醫書的入門或導引，恰如其分。《中國醫學源流論》帽子似嫌過大，文體也不相稱，內容與書名形成反差。由於呂思勉的大著原來是為《中國醫學大辭典》所撰寫，謝觀是詞典的主編，呂應聘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做事，其實就是為了他的的這個目的，似乎成為謝觀掠人之美而心安理得的一個理由，不過《中國醫學源流論》上所加的閑言贅語，是否為了做點改頭換面做點掩飾呢？

也許有人說，呂思勉在為此書所寫的《謝利恒先生傳》中承認，《中國醫學源流論》是謝觀與其弟子論學的成果，當如何解釋？呂文說：“君年五十有六，乃謝世務，居澄齋不復出，但日為弟子討論學術，而君弟子群謀言論輯君言論行事，以告當世。曰《中國醫學源流論》……”他們二人差不多是同齡人，其時呂已是上海光華大學知名教授和歷史系主任，根本不會參與謝這個圈子討論中醫問題，而且《醫籍知津》寫成於十多年前，也不是這個時期的作品。呂思勉為什麼這樣寫，的確有些令人費解，但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指在此時呂的稿子在出版前由弟子“張贊臣校錄”或是討論過，二是呂是寬厚之人，受傳主的示意亦未可知。

呂思勉是史學家，而此書在短期內完成，對中國歷代醫籍及其源流條分縷析如數家珍。那麼，有沒有可能呂著是在謝觀幫助或指導下完成的呢？這種疑問是出於對呂先生的才能、經歷和家庭背景的不瞭解。呂先生旁出中醫世家，耳濡目染，“讀過的古典醫籍之多，鑽研之深，是罕有倫比的”，其實他“是一位精通祖國傳統醫學的學者”（引自胡道靜《題記》）。也可以說，正因為謝觀瞭解他對中醫書籍了然于胸，才邀請他應急協助他編寫《中國醫學大辭典》的。呂先生此前就在東吳大學等校教授過文史課程，歷史和中國醫學的學問兼備，所以，稱他為中國醫學史家是實至名歸的。同樣，也可以在《謝利恒先生傳》中找到辯駁的理由。呂在稱讚謝觀以後接著寫道：“予頗讀古書，喜事考證，自度無一逾於君。于醫學則一無所知，顧君不以為無所知，讀古醫書，或時下問，相與賞奇析疑……”雖然呂自謙對醫學一無所知，但謝卻經常向他請教，研討醫籍的疑難問題，學術上高下自現。

《醫籍知津》的緒論以簡約的文字，對我國各個時期的儒學發展源流作全景式的概括，以“惟醫亦然”，銜接到各期重要醫家及其醫籍的傳承，以及與儒學的關聯；高屋建瓴，由博返約，這正是學養深厚的史學家撰寫專門史的優勢；中國醫家即使熟讀醫籍，恐怕也難達到這個境界的。

《醫籍知津》是站在學術研究立場上的寫作，對中國古代醫書的系統考證，究其真偽，辨其是非，察其傳承，所以能夠客觀公允，實事求是，不憑虛拔高，不敝帚自珍。如果中醫業者仔細閱讀此書，思想狹隘、堅守傳統的中醫，對書中的一些觀點，如對脈診、五運六氣和宋代醫學新說之興起等的評價，未必能夠接受。他評論說：“然學術之真必存於事物，後世解剖之學既已絕跡，形下之學又日湮晦，欲明醫理，果何所據以資推求哉？於是冥心探索，而其說轉遁入於虛無，而五運六氣之說興矣。”從這些話來看，此書也非作為中醫業者的謝觀所出，而這正是呂思勉先生的真知灼見，是他的科學思想和精神的顯現。

《謝利恒先生傳》當然是應謝觀的請求而作，讚揚歷來是傳記的主旨，在這點上呂思勉也難免俗。呂先生的為人博得廣泛一致的稱讚，臺灣著名史學家嚴耕望與呂思勉未曾謀面，但他說：“我想像他一定是一位樸質恬淡、循規蹈矩、不揚露才學，不爭取名位的忠厚長者……人生修養極深，冷靜、客觀、勤力、謹慎、有責任感的科學工作者。”他反對治學作為爭取名位的警語手跡，可在有關他的著作卷首見到。從《謝傳》中看不出他對自己的心血作品被謝據為己有表示異議，相反卻給予肯定，寬宏大量，高山仰止。但是，呂先生未必對己出愛物無違心之痛，因此呂翼仁女士將父親的《醫籍知津》手稿，在兩位當事人均已離世數十年之後整理發表，一方面既為父討還公道，又免除了可能產生的恩怨。

我對中國歷史只有一點零星的常識，近些年讀了一點呂著歷史教科書和有關文化史的啟蒙著作，領略了大師的風采，更感到相見恨晚。十多年前讀過呂先生的《先秦學術概論》，其中陰陽數術和方技兩章，對於深入瞭解中醫的淵源至有裨益，有關中醫分期的注釋尤其令我欣賞，因而把它摘下編入拙作《哲人評中醫——中國近現代學者論中醫》（2012年臺灣民生書局出版）書中。他在該書中對清代與當時中醫的批評是：“惜無科學以為憑藉，仍以陰陽五行等為推論之據。遂至非徒不能進步，反益入于虛玄矣。”“直至今日，醫家之風氣，猶未大變。”

中國舊時的名醫大都是洞察人情社會、善於應對進退的聰明書生，有些人的醫術並無師承，只是讀了些醫書行醫，發些議論，寫了些心得感想。呂思勉先生雖幼承家學，飽讀醫書，已具備了名醫的要素，但沒有掛牌行醫，這也正是他更為高明的境界。有時書以人興，設想《中國醫學源流論》以呂思勉《醫籍知津》問世，會不會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中醫界如此的崇奉呢？《醫籍知津》的作者一時被張冠李戴，未始不是這本書的一種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