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①]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上海寶善齋光緒辛醜年（1901）石印本，卷九九第7頁。
[②]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79頁。
[③]韓康信、譚婧澤、何傳坤《中國遠古開顱術》，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5頁。
[④]韓康信等《山東大汶口開顱手術鑒定意見》，《中國遠古開顱術》，第1頁。
[⑤]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第二冊第七章《中國和歐洲之間傳播科學思想和各種技術的情況》，第451頁。及羅伊·波特《劍橋醫學史》中譯本，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3頁。
[⑥]徐永慶、何惠琴《中國古屍》，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24頁。
[⑦]林梅村《麻沸散與漢代方術之外來因素》，《學術集林》卷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第241頁。
[⑧] “華佗外科術外來說”淵源已久，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認為華佗外科術事蹟來自於印度佛教故事，林梅村《麻沸散與漢代方術之外來因素》支持此觀點，日本松木明知《麻醉科學史研究最近の知見（10）——漢の名醫華佗は實はペルシャ人だった》（日本《麻醉》1980年第5期，第946-948頁）認為華佗之名及其醫術來源於波斯，以上論斷的依據多為語音上的對音（主要是華佗和麻沸散的名字）及華佗事蹟與外國傳說之接近。證據應該說是比較單薄的。目前已經有學者對這些文章中的語音證據、學術進化史的認識提出質疑，筆者亦認為，近年來考古發現可以證明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即有外科手術，可見華佗事蹟在學術進化史上並不算突兀。而且要證明華佗外科手術來源於印度或者波斯，就必須證明在華佗之前印度、波斯確實已經存在著大型胸腹腔外科手術並對外傳播，在這一點上“外來說”者做得並不充分。
[⑨]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扁鵲倉公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788頁。
[⑩] “揲”為整理、折疊，“荒”可通“肓”，爪通“抓”，幕即膜，“幕，覆也”（周祖謨校箋《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73頁），日本丹波元簡《靈樞識》：“幕、膜同，……全元起注曰：‘膜者，人皮下肉上筋膜也。’”轉引自《靈樞經校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第271頁，注釋2。
[11]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五十二病方》，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82頁及第92頁。
[12] 參看湯惠生《古代文化中的碎顱與開顱》，《文化研究》2005年第3期，第64-70頁；韓康信等《中國遠古開顱術》第二章第七節《原始時期開顱手術的動機》。
[13] 古代印度的人體解剖學知識也不豐富，但是古印度著名醫學家蘇斯魯塔（約西元前9世紀）的著作《本集》中列舉了許許多多的外科手術，有整容術、肛瘺手術、扁桃體切割術、膽石切除術、膿腫切除術、截肢手術等。並且提到了121種外科手術器械的名字（羅伯特·瑪格塔著《醫學的歷史》，北京：希望出版社，2003年，第20頁）古埃及也有各種外科手術，包括摘除小腫瘤。希臘也有不少針對潰瘍、顱腦損傷、膀胱結石的外科手術和專著（羅伊·波特《劍橋醫學史》中譯本，第323-325頁）。
[14]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799-800頁、第804頁。範曄《後漢書》卷一一二《華佗傳》記載略同。
[15] 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七四○《疾病部·盲》，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283頁。
[16] 吳海林, 李延沛編《中國歷史人物生卒年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頁。
[17] 夢裏《華佗三疑淺析》，《江淮論壇》1985年第2期，第101頁。
[18]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1頁。
[19] 參見尚啟東《華佗三傳考》，《安徽中醫學院學報》1981年第1期。
[20] 餘雲岫《我國醫學革命之破壞與建設》，《余雲岫中醫研究與批判》，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1頁。
[21] 《靈樞經校釋》，第290頁。
[22] 班固《漢書》，第4145-4146頁。
[23] 範行准認為《八十一難經》是六朝作品，《中國病史新義》，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0頁。
[24] 孫思邈《千金翼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頁。
[25] 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一注引《蜀本草》：“李當之……華佗弟子，修神農本經，而世少行用。”李當之名不見於正史華佗本傳，故其“華佗弟子”身份只能存疑，《神農本草解故》雲：“及至曹魏之世。有李當之者出。修神農本草三卷。”（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第二十二類《神農本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8年，第1226頁）陶弘景修《本草經集注》對李當之著作多有引用。觀其條文，李當之所擅長亦是藥物。
[26] 陳壽《三國志》，第211-212頁。
[27] 王勃《王子安集》卷四《〈黃帝八十一難經〉序》，《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第102冊，第314-315頁。
[28] 參看李建民《中國古代〈禁方〉考論》，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八本第一分，1997年。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
[29] 《靈樞經校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下冊第7頁。
[30] 《黃帝內經素問校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第175頁。
[31] 《黃帝內經》中也有少量外科手術的記載，例如《靈樞·癰疽篇》中記載了“脫疽”切除術，《玉版篇》記載以“砭石鈹鋒”治療膿瘡，都是些體表型手術，而且地位並不顯要。
[32] 孫思邈《千金翼方》，第813頁。
[33] 《千金翼方》提到咒禁術，即巫術療法，而前引《內經》文沒有提到巫術療法，並不意味著唐代比漢代更迷信，恰恰相反，漢代醫療活動中迷信色彩更濃厚，許多醫人兼行巫覡事，並將物理化學療法與巫術緊密結合，因此在醫學分科上反倒顯示不出湯藥針灸與巫術療法的區別。
[34] 敦煌文書龍530號《本草經集注甲本殘卷》第165—171列；錄文參《敦煌醫藥文書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48—549頁。
[35]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第3頁。
[36]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522頁。
[37] 葉夢得《玉澗雜書》，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368頁。
[38] 《靈樞經校釋》，上冊第145頁。
[39] 喻昌《醫門法律》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83冊，第332頁。
[40] 葉權《賢博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5頁。
[41] 蕭繹《金樓子》，武漢：鄂官書處，民國元年（1911）刻本，卷五第5-6頁。
[42]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五（1936）年，卷三五，第19頁。
[43] 呂複《九靈山房集》卷二七《滄洲翁傳》，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89年，卷二七，第17頁。
[44] 孫一奎《醫旨緒余》，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66冊，第1088頁。
[45] 蘇軾《蘇軾文集》卷四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06頁。
[46] 樓鑰《攻媿集》卷七一《跋〈華氏中藏經〉》。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89年，卷七第21頁。
[47] 王燾《外台秘要》序言，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第19頁。
[48]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五《唇卒有傷缺破敗處者方》引《葛氏方》，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第1015頁。
[49]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一八《治金瘡腸斷方》引《葛氏方》，第1137頁。
[50] 李經緯《中醫外科學的發展》，《中國醫學百科全書·醫學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第46頁。
[51] 陳自明《外科精要》，薛己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第1頁。
[52] 齊德之《外科精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第5頁。
[53] 汪機《外科理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年，第1頁。
[54]例如唐代治療腦後淋巴結腫大原本有“割無辜”一法，但是崔知悌卻提出以針法代替之（《外台秘要》卷一三）， “無辜”即腦後淋巴結腫大（範行准《中國病史新義》第598頁）。《千金翼方》卷二○《刺在肉中不出方》記載治療箭鏃在背脊中經年不出，按理說這種創傷最佳處理方式是手術摘除，但孫思邈處以“瞿麥丸”，“斷口味令瘦，肉緩刺則自出矣”，至來年春季，“其鏃不拔自然而落”。 （《千金翼方》第570頁）
[55] 王執中《針灸資生經》，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9年，第260頁。
[56] 汪機《外科理例》，第1頁。
[57] 陳自明《外科精要》，第3頁。
[58] 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醫》，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93頁。
[59] 本表內藥材名稱依照原文，不做分析。
[60] 有關中國古代解剖學史請參看餘雲岫《靈素商兌》，《余雲岫中醫研究與批判》，第26-46頁；陳垣《中國解剖學史料》，《陳垣早年文集》，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2年，第362-369頁。侯寶璋《中國解剖史之檢討》，《齊大國學季刊》新1卷1期(1940)，第1-17頁；侯寶璋《中國解剖史》，《醫學史與保健組織》1957年第1期，第64-73頁；日本三上義夫《王莽時代の人體解剖と其當時の事情》，《日本醫史學雜誌》131號(1943)，第1-29頁；山田慶兒《中國古代的計量解剖學》，《尋根》1995年4期，第39-42頁；日本山田慶兒,《伯高派の計量解剖學と人體計測の思想》，收入山田慶兒、田中淡編《中國古代科學史論·續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1)，第427-492頁；Yamada Keiji, "Anatometrics in Ancient China," Chinese Science 10(1991),pp.39-52；廖育群《岐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年；李建民《王莽與王孫慶——記西元一世紀的人體刳剝實驗》，《生命與醫療》，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36-55頁。王道還《論〈醫林改錯〉的解剖學——兼論解剖學在中西醫學傳統中的地位》,《新史學》6，1（1999），頁95-112。栗山茂久 (Shigehisa Kuriyama), 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
[61]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六《針灸》，第729頁。
[62] 班固《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第4146頁。
[63] 李建民《王莽與王孫慶》，《生命與醫療》第49頁。
[64] 趙與時《賓退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3頁。
[65]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六《藥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7頁。
[66] 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795頁。
[67] 靳士英《〈存真圖〉與〈存真環中圖〉考》，《自然科學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280頁。
[68]中國古代的人體解剖案例還有不少，但它們對於醫學的發展都沒有起到明顯的推進作用，其中最為令人遺憾者是宋慈及其名著《洗冤集錄》。該書被譽為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書，內裏有關於屍體檢驗的許多內容。在傳統禮教寶重屍體的情況下，經常接觸、檢驗屍體的仵作們按理來說有機會為正確認識人體結構作出貢獻，但是很遺憾，仵作們的觀察也存在很大的謬誤，例如認為人體有骨頭365塊，“男子骨白，女子骨黑”，以及腦顱骨男子8片，女子6片，蔡州人9片，肋骨男子12條，女子14條，並憑空杜撰出“心骨”，有關這些謬誤及其駁正見楊奉琨校釋《洗冤集錄校譯》，北京：群眾出版社，1980年，第44-45頁校釋者按言。廖育群認為：“（法醫們）何致會有這類錯誤，實屬耐人尋味之事，這亦說明中國傳統文化思維特點的潛在影響，即多注重外表之‘象’，以為‘有諸內必形於外’，注重與結果（死因）直接相關之原因（損傷）的查找，而不注重類似解剖學那樣純以形態學基礎研究為目的的知識體系。”（廖育群《宋慈與中國古代司法檢驗體系評說》，《自然科學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374-380頁）此說是也。宋慈及仵作們的頭腦中並沒有對醫學理論的懷疑，相反還受到其束縛（例如有關人骨有365塊的說法就來源於《內經》）；只注重死因的調查，而未曾留意人體結構與經典醫書的差異，從而與改寫醫學史的寶貴機會失之交臂。從這個角度來說，宋慈及仵作們與王莽的太醫並沒有本質區別。
[69] 參看何兆武《明末清初西學之再評價》，《學術月刊》1999年第1期，第24-29、35頁。
[70]丁福保《歷代醫學書目序》，轉引自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第257頁。
[71] 參看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第四編第一章《新醫學的蓬勃》；郝光中《晚清中國對西洋醫學的社會認同》，《學術月刊》2005年第5期，第73-79頁。
[72]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九第9頁。
[73] 王揚宗《明末清初“西學中源論”說新考》，劉純、韓琦等編《科史薪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頁。
[74] 王仁俊《格致古微》，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吳縣王氏刻本，第1頁。
[75] 沈雁冰《也算紀念》，《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78年第3期，第108頁。
[76]有關西學中源論的問題請參看全漢昇《清末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嶺南學報》第4卷第2期，1935年，第57-102頁；王揚宗《“西學中源”說在明清之際的由來及其演變》，《大陸雜誌》第90卷第6期，1995年，第39-45頁；及前揭氏撰《明末清初“西學中源論”說新考》；賈小葉《1840~1900年間國人“夷夏之辨”觀念的演變》，《史學月刊》2007年第10期，第54-62頁。
[77] 王韜《弢園著述總目》，收於《弢園文新編》，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380頁。
[78]鄭觀應《盛世危言》，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166、168頁。
[79] 王仁俊《格致古微》，微二第4頁。
[80] 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上海：上海書局，1911年，卷六，第4-5頁。
[81]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上海：寶善齋石印本，光緒辛醜年（1901），卷九九第7頁。
[82] 惲鐵樵《群經見智錄》，與《靈素商兌》合刊，周鴻飛點校，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第113頁。
[83] 區結成《當中醫遇上西醫》，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78頁。

網址同上文
於賡哲（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71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