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臺灣研究外科史的李建民老師也許感興趣，李老師之前也討論過華陀，現在大陸也開始注意外科史了嗎？（若有些字轉成繁體時出錯，可參考原網站PO文）
被懷疑的華佗——中國古代外科手術的歷史軌跡
于賡哲
內容摘要：由其生前的聲名隆盛到後世對他的懷疑，再到近代西學東漸之後傳統醫界對他的“重新發現”，華佗外科術的聲譽在一千多年裏經歷了一個馬鞍形歷程。華佗身後不久，主流醫學已開始逐漸將外科手術排斥在外。留存的外科手術絕大多數是體表型小手術，腹腔外科手術付之闕如，人們對華佗的事蹟感到難以置信，甚至有將其歸為神怪傳說者。直到接觸到近代西方外科醫學的成就才使國人相信華佗外科術確實可能存在過。基於重塑民族自信的需求，部分知識份子以西學中源論為基調對華佗進行褒揚，影響深遠。華佗外科術聲譽的一波三折能從側面反映中國傳統醫學外科術發展的脈絡和近代西學東漸後國人的微妙心態。
主題詞：華佗 外科手術 馬鞍形歷程 西學
項目：2007年度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項目編號NCET-07-0530
陝西師範大學211工程建設專案“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子項目
一
毫無疑問，“疾病、醫療社會史”這一跨學科的史學新領域（外史）必須從專業醫學史領域（內史）汲取營養。在此過程中有必要辨清各種外因對於“內史”研究的影響。面對西方醫學的傳入和民國以來數次有關中醫本質和前途的爭論，中醫學界及內史學界在對西學的侵壓進行反彈的同時，又往往不自覺地受到了西學話語權的影響，在某些問題上反倒陷入了“西學鏡像”的怪圈，研究者們不自覺地將中醫中的成就與西醫加以比對，尤其喜於發掘其中與現代醫學理念相契合的個案，並以此作為中國傳統醫學成就的象徵。看待這種現象必須辨清外來影響，追根溯源。筆者認為，看待中國傳統醫學發展史上的各種成就必須堅持“點、線、面結合”的原則，要明瞭傳統醫學曾經達到過的高度（所謂各個“點”），又要顧及中國傳統醫學“經驗科學”的特色以及私相傳授的教育模式（所謂“線”），還要考慮這項技術是否得到發揚光大，並且轉化成公共技術，從而對醫學的發展和社會福祉產生重大影響（所謂“面”），並非所有的醫學成就都經歷過點——線——面的歷程，有時“點”永遠是“點”，並沒有對中國傳統醫學和全社會產生深遠影響。探索此類現象的原因可能更有助於歷史真相的發掘。本文謹以華佗外科術近二千年來的聲譽變化為例對這個問題進行探索。
目前有關華佗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身世、醫技之上，且多以褒揚為主，其“外科鼻祖”稱號似已成共識。然而二千年來國人對華佗的看法並非一成不變，尤其是他的外科手術的聲譽可謂一波三折，由其在世期間的巨大成就，到身後技藝的失傳，再到後世對其事蹟的逐漸懷疑，及於近代則又備受推崇，可以說有著一個馬鞍形的歷程。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引起學界足夠重視，對這一過程的研究比研究華佗本人的醫術更能夠反映中國傳統醫學發展的全貌，並能映射出西學東漸之後中醫重新“發現自己”的心理軌跡。
華佗並非世界及中國最早實施外科手術之人，而且其技術又後繼乏人，以至於細節已經漫漶不清，現代國人對華佗外科手術的推崇，應該說是西方近代醫學在外科方面的巨大成就對中國傳統醫學界的刺激所致，“華佗”在這裏已然是一個符號，對其外科術的推崇包含著近現代中醫界和民眾重壓之下激發出的民族情感，同時還包含著些許惋惜，即對外科手術在中國未能持之以恆的惋惜。清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九《格物部·中西醫學異同考》：
乃知今日西醫所長，中國自古有之。如《列子》言扁鵲之治魯公扈、趙齊嬰也，飲以毒酒，兩人迷死，乃剖胸探心，互為易置，投以神藥，既悟如初矣。《抱朴子》言張仲景之為醫也，則嘗探胸而納赤餅矣。《後漢書》言華佗精于方藥，病結在內，針藥所不及者先與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之中平復矣。他若太倉公解顱而理腦、《抱樸子》言之徐子才剖跟而得蛤、《北齊書》載之，如此之類，指不勝屈，所可惜者，華佗為曹操所殺，其書付之一炬，至今刳割之法華人不傳，而西人航海東來，乃以醫術甚行于時。[①]
這段文字可以代表“睜眼看世界”的傳統醫者面對西方近現代醫學成就時的初期心態，較之現代醫學史著作在感受方面更加樸素自然。其要有三：一則辯外科手術在中國古已有之，二則歎華佗其術不傳，三則感慨西人醫術之時行。然華佗神術既然在世時已為人所稱道，何故不得流傳？華佗之後，中國雖複有解剖人體之舉，又何故使其不能轉化為醫學革命，如同安德列·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之于蓋侖（Claudius Galen）醫學體系一般？換言之，華佗外科術的境遇，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
展開論述之前，筆者要強調——本文所探討的主題是以華佗外科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醫學外科手術的歷史境遇，並非華佗本人醫術的全部，因此所謂“被懷疑”也僅僅指他的外科術本身而言，華佗本身的歷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
陳寅恪《三國志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雲：“夫華佗之為歷史上真實人物,自不容不信。然斷腸剖腹,數日即差,揆以學術進化之史跡,當時恐難臻此。” [②]陳先生的這一看法應是產生于閱讀古籍時所感受到的華佗時代腹腔外科術之罕見，故有“揆以學術進化之史跡”云云。但是近年來考古活動證明——華佗的外科術並非孤例，以學術進化史而言，似有一條若隱若現的外科手術發展軌跡。據韓康信等介紹，在國內考古中已經發現開顱術案例三十多起，其中可以確信帶有病理治療色彩的約有十一起，時間多為距今2000~4000年前，[③] 而2001年在山東廣饒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遺址392號墓發現的一個顱骨則將我國開顱手術歷史上推到5000年前，該顱骨右側頂骨有31×25mm橢圓形缺損，“根據體質人類學和醫學X光片、CT檢查結果，392號墓墓主顱骨的近圓形缺損系開顱手術所致。此缺損邊緣的斷面呈光滑均勻的圓弧狀，應是手術後墓主長期存活、骨組織修復的結果。這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開顱手術成功的實例。”[④]這種手術的目的很可能是為了排出某種原因導致的顱內壓。就全球範圍而言，開顱手術的歷史有可能上溯到舊石器時期。[⑤]
在特定情況下，人體其他部位的手術案例亦有發現，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鄯善縣蘇貝希村發掘距今約2500年的古代墓葬時發現一具男性乾屍，腹部有刀口，以粗毛線縫合，[⑥]很有可能是腹腔手術，但是顯然沒有能挽救其生命。林梅村先生認為這表明“華佗之前中國西部地區的古代醫師已經開始實施外科手術”[⑦]，並以此為“華佗外科術西域外來說”之例證，但是既然比剖腹手術還要複雜的古代開顱手術案例在內地屢有發現，我們就沒有理由認定腹腔外科手術必然要由西部傳入。[⑧]新疆能發現腹腔外科手術實例可能是因為該地區特有的乾燥氣候保留了更多的古代乾屍，從而擁有了更大的發現概率，內地環境只適於骨骼之保存而不利於軟組織保存，因此內地留下的開顱術證據較多，而腹腔手術實例的發現則尚待時日。
綜合以上使人相信，《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記載的上古醫人“割皮解肌”的手術技藝是有一定根據的，傳曰：
中庶子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⑨]
此段記載不無誇大，但是其程式卻頗有章法（可能是幾種手術的一個概括性綜述），即剖開皮膚肌肉（割皮解肌）——血管結紮和韌帶處理（訣脈結筋）——拉開胸腹膜和大網膜（揲荒爪幕[⑩]）——病變部位處理（搦髓腦，湔浣腸胃，漱滌五藏），與現代手術基本程式大致吻合，應該說沒有一定的手術經驗是無法做出如此陳述的。另外，馬王堆出土西漢《五十二病方》中有疝修補手術和痔瘡切除術的記載。[11]當然，此時的外科手術並非建立在準確的人體解剖學知識基礎之上，很可能還混雜有巫術成分，[12] 至於術後感染問題則只能聽天由命，因此成功率估計很低，可謂是原始性的、經驗性的，帶有嘗試的意味。無獨有偶，古代世界其他地區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即在尚不具備準確的人體解剖知識的情況下進行各種外科手術，[13]今人總是習慣以自己的思維模式來揣摩古人，以為在醫學尚不發達的時代古人應該是不敢動刀剖開人體的，但是，古人有自己的思維模式，有自己的人體觀，他們並不見得認為自己不瞭解人體。他們的手術並不一定找到了病變位置，並不一定真的起到了作用，問題的關鍵在於這種手術在他們的文化觀之下被認為是正確的、必需的。古人對待其他自然界問題也有類似的做法，例如水旱、地震、日食，古人都有自己的應對方式，而這些行為並不建立在對這些自然現象的科學解釋基礎之上。可以說，原始手術是原始醫學“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體現。當然，其實際效果應該是很有限的。
有關華佗外科手術的記載主要有以下幾條：
《三國志》卷二九《華佗傳》：
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雲：“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同卷載《華佗別傳》：
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余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14]
沈約《宋書》：
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陀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內之以藥。[15]
此事或可疑。一般認為華佗卒于建安十三年（208），是年景皇帝司馬師誕生，但月份未詳，華佗死前有請假回家、系獄等波瀾，二者是否有機會謀面不可知。有的學者推斷華佗卒于建安八年（203）[16] 或九年（204）[17] ，果如是則絕無可能為司馬師治病，此一疑；為景皇帝治病乃醫人顯跡，《三國志》、《後漢書》之《華佗傳》及二書所保存之《華佗別傳》均無載，相反為縣吏、軍吏治病之事卻有載，此又一疑；《晉書》卷二《世宗景帝紀》：“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18] 僅雲“醫”，而未雲華佗，此三疑也。但無論如何司馬師幼年接受過眼部手術是確實的，施行手術者很可能並非華佗本人，而沈約將此歸功於華佗，所據應為當時之傳聞，此為當時華佗外科術聲名顯赫之例證。
有學者認為陳壽所依據的史料極有可能出自《華佗別傳》，而此傳作者與華佗是同時代人，[19]果如是則證明傳世文獻中有關華佗外科術的種種傳聞在華佗在世時已經出現。當然，僅根據以上文字來研究華佗手術的技術細節恐怕是很難做到的，因為真實情況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極可能已遭到有意無意的變形和誇大，醫學史上這種現象是很普遍的，“對於某醫有信仰心者、有好感者，則其批評之言，往往有溢實過量之譽；有不信任心者、有惡感者，則必有溢實過量之毀。”[20] 史籍中華佗的神奇大約也包含有“溢實過量之譽”，但我們卻不能因為部分細節的失實就否定華佗外科術的存在。
筆者相信華佗外科術存在的另一依據是史籍中華佗外科術的基本要素與現代外科術基本要素的契合。基於實證基礎的人體解剖和麻醉術的運用是現代大型外科手術的兩塊基石，而這兩個要素在華佗時代似乎都能找到存在的證據，《靈樞》卷三《經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21]這是漢語中“解剖”一詞的首先出現。《漢書》卷九九《王莽傳》：“翟義党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雲可以治病。” [22]可能稍晚于華佗時代成書的《八十一難經》[23]中也記有大量關於人體各個內臟器官的度量資料，當然，這些解剖活動所帶來的人體結構知識可能並不準確，但是卻能促使我們產生聯想——華佗對於人體結構的認識很可能淵源有自，並非空穴來風。如果說這些解剖行為構成了那個時期的醫學文化觀的話，那麼它們可能就是華佗敢於操行腹腔外科術的要素之一。當然，這種“解剖”很可能是粗淺的，它所帶來的療效恐怕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現存史籍中的華佗外科手術案例實際上只有兩條（本傳正文中只有一條），外科手術在其醫術生涯裏大約並不佔據主要地位。至於現代外科手術的另一大要素麻醉術，毫無疑問，華佗的麻沸散恰恰與之契合（麻沸散的運用大概也是華佗比他之前的那些外科手術實施者更成功的原因），麻醉的目的（施行手術）、全身麻醉的狀態（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麻醉的效應（不痛，人亦不自寤），與現代麻醉術如此吻合，很難想像這一切都是某個毫無手術經驗的人向壁虛構出來的。
曾經存在的原始手術、華佗外科術兩大要素與現代外科術的暗相契合——以上因素每一個單獨拿出來也許都不足以證明華佗外科術的存在，但是它們合在一起恐怕還是有說服力的。
三
筆者懷疑華佗健在的時候腹腔外科手術已然是醫家另類。約定型於漢代的《黃帝內經》及成書於六朝的《八十一難經》記載了當時對人體結構的認識，歷來被奉為醫界寶典，但均未顯言華佗這種“刳破腹背，抽割積聚”的腹腔外科手術。華佗在外科手術方面取得的成就隨著其身亡而失傳，《千金翼方·序》雲：“元化（華佗字）刳腸而湔胃，……晉宋方技，既其無繼，齊梁醫術，曾何足雲。”[24]《後漢書》、《三國志》記載華佗身邊有廣陵人吳普和彭城人樊阿二位弟子，華佗給吳普傳授了五禽戲，給樊阿傳授了針法和服食，據《隋書》卷三四《經籍志》記載，傳世的吳普作品有《本草》六卷和《華佗方》十卷，均為本草類著作，可見吳普還擅長藥物。但是沒有明文記載吳普和樊阿繼承了華佗的外科術。[25] 《三國志》卷二九《華佗傳》：“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26] 華佗臨死所要託付的應是生前未曾傳授於人的醫術，很可能就包括了外科術及麻沸散配方，惜其未成。華佗之所以對其弟子有所保留，估計還是受了當時醫界技術保密風氣的影響，所謂“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針石之道不可妄傳也”，[27] 此為傳統醫界之痼疾，[28]華佗可能也不能免俗。不過話說回來，假如當時社會上外科手術療法是普遍現象的話，華佗一人之死，也不至於使腹腔外科術和麻沸散就此失傳。因此華佗當時傳奇般的名氣及其死後技藝的失傳，很可能反襯出當時腹腔外科手術的罕見。在他那個時代或者更早，腹腔大型外科手術就已經從中國醫學的主要治療手段中被排除了，《靈樞》卷七《病傳》有雲：“黃帝曰：余受九針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爇、飲藥之一者。”[29] 這裏提到了幾種當時流行的治療手段，無外是湯藥、針灸、按摩、導引之類，《素問》卷四《移精變氣論》：“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針石治其外。”[30] 案“毒藥”乃當時對藥物的稱呼，這裏提到的治療手段是藥物和針砭，均未把外科手術列入其中[31] ，所以說華佗生前就已經是一個“另類”了。《千金翼方》卷二九《禁經上》：“故有湯藥焉，有針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導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術也。”[32] 案“救急”即“治療”之意，觀文意可知隋唐時代治療手段是湯藥、針灸、導引、咒禁，與《內經》時代無大異。[33] 此後直至明清，中國醫學的主要治療手段也不外乎如此。就現有史料來看，至少自南朝開始，醫界就開始將華佗外科術排除在“正道”之外，陶弘景雲：
春秋以前及和緩之書蔑聞，道經略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意，至漢淳于意及華佗等方，今之所存者，亦皆備藥性，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候以（意）消息之耳。至於刳腸剖臆，刮骨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34]
陶弘景距離華佗時代不算久遠，且身為名醫，但卻將華佗“刳腸剖臆刮骨續筋之法”斷言為“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言下之意似暗指屬於巫覡行徑），以今之觀點看來，“刳腸剖臆”非醫家事複誰家事耶？但是當時醫療技術已經基本局限於湯藥針灸，故陶弘景將外科手術摒於醫門之外自有其時代根基。無獨有偶，唐代孫思邈對於胸腹腔外科手術也採取消極保守態度，而北宋校正醫書局校正《備急千金要方》序言對此則加以讚揚：
合方論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驗，四種兼包，厚德過於千金，遺法傳於百代，使二聖二賢之美不墜於地，而世之人得以階近而至遠、上識於三皇之奧者，孫真人善述之功也。然以俗尚險怪，我道純正，不述刳腹易心之異；世務徑省，我書浩博，不可道聽塗說而知。[35]
“我道純正，不述刳腹易心之異”，“我道”者，醫道也，“不述刳腹易心之異”竟成為醫道純正之體現，“易心”乃指《列子·湯問篇》所記扁鵲為二人易心的故事，確實不可信，而“刳腹”當包含華佗故事，竟也被歸為異類，可見華佗那種腹腔外科手術已被以北宋校正醫書局館臣為代表的主流醫家目為奇說異聞，此思想與陶弘景如出一轍。可以說華佗身後的中國古代醫界已經基本上沒有了胸腹腔外科手術的傳統，湯藥針灸佔據了主流地位。應該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歷史的進步，在人體解剖知識極不完善、感染問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胸腹腔外科手術一定有著巨大的風險和較高的死亡率，前引華佗本傳為某士大夫剖腹治病之事證明，華佗本人對外科手術也採取極其謹慎的態度，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施用。所以外科手術被逐漸放棄是可以理解的，湯藥針灸等危險係數較低的療法逐漸成為主流也是順理成章的。發展及後，人們甚至對華佗事蹟真實性也產生懷疑，這種懷疑主要表現有二：一為不信，一為神化。
《宋史》卷四六二《方技·龐安時傳》：“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36] 龐安時是名列正史傳記的名醫，但看起來他從未涉及腹腔外科手術，也不相信這種手術是人力所能為。亦有人從醫理角度否定華佗事蹟的真實性，宋葉夢得《玉澗雜書》：
華陀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云云，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陀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刳割與能完養，使毀者複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以破裂斷壞，則氣何由含？安有如是而複生者乎？審陀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無所複施矣。[37]
葉氏認為人體不可“破裂斷壞”，否則“氣”（應指中醫所謂“真氣”）無所含，則“形”亦不復存在，《靈樞》卷二《壽夭剛柔》：“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38] 葉氏概以此為據（此可視為今世民眾“動手術傷元氣”觀念之濫觴）。明末清初名醫喻昌同樣不相信華佗事蹟，他認為這是撰史者的虛妄，氏著《醫門法律》卷二：“華元化傳寖涉妖妄，醫脈之斷，實儒者先斷之也。”[39]正因為超出了人們的認知能力，所以華佗故事的真假成為縈繞古人心裏的巨大疑問。有人曾以奇特的方式加以“驗證”，明代葉權《賢博編》：“雞瘟相次死。或教以割開食囊，探去宿物，洗淨，縫囊納皮內，複縫皮，塗以油，十餘雞皆如法治之，悉活。莊家所宜知，且華佗之術不誣也。”[40] 葉權在給雞動手術的過程中悟到“華佗之術不誣”，不過這種驗證方式對當時人來說恐怕是缺乏說服力的。
在質疑之外，後世對待華佗外科手術還有“神化”的一面。有的人將華佗之術看作是異怪傳說，例如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篇》：“夫耳目之外，無有怪者。余以為不然也，水至寒而有溫泉之熱，火至熱而有蕭丘之寒。重者應沉而有浮石之山，輕者當浮而有沉羽之水。淳於能剖臚以理腦，元化能刳腹以浣胃。”[41] 明宋濓《贈醫師賈某序》：“淳于意、華佗之熊經鴟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刳腹背、湔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42] 亦有將華佗技能看作是天賦異稟者，元末明初呂複雲：“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43]明孫一奎《醫旨緒餘》卷上：“世傳華佗神目，置人裸形于日中，洞見其臟腑，是以象圖，俾後人准之，為論治規範。”[44] 華佗何以能“刳腸剖臆”？因為華佗“造詣自當有神”或有“神目”——這就是二文對於華佗的“能”與後世的“不能”之原因的解釋。應該說對華佗外科手術的“神化”過程本身是一個“去人化”的過程，即將曾經實際存在的腹腔外科手術看作是非人力所能致，將華佗這個實際存在的人物塗抹上神異色彩，究其根本，這是對腹腔外科手術的另一種懷疑。宋蘇軾《擬進士對禦試策》：“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肺胃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45] 宋樓鑰《跋〈華氏中藏經〉》：“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於獄。使之尚存，若刳腹斷臂之妙又非紙上語所能道也。”[46]明末清初名醫程衍道：“若夫刳腸湔胃，無論其方不傳，即令華元化方傳至今，而亦難乎效其為方也。”[47] “無其術不敢行其事”、“非紙上語所能道也”、“難乎效其為方也”，古人與華佗外科術的距離感在這些話語中表露無遺。
綜合以上可以看到，華佗外科手術的真實性在他身後受到了很大的質疑，這種懷疑的根源就在於人們對腹腔外科手術的陌生。從這個角度來說，儘管華佗是公認的名醫，但是其醫技之精華卻隨著時間逐漸消逝，這並非偶然現象和個人悲劇，而是因為中國傳統醫學沒有給他的外科術提供生存的土壤。
上表證明，中古時期的外科術主要是體表型手術或者創面開放的搶救型手術，醫人不會主動切開腹腔進行內臟手術。宋以後的相關史料更多，涉及骨折及脫臼、鼻息肉摘除、穿刺引流、導尿術、咽喉異物剔除、針撥白內障、痔瘡切除等等，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舉，和前面列舉的手術案例一樣，這些手術絕大多數屬於體表小手術，“（這一階段）我國外科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即強調整體的理論觀念日漸發展，而外科手術的發展除小手術外，已接近停頓。”[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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