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醫醫史文獻學會」已於一月二十二日圓滿落幕－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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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醫醫史文獻學會」會員大會日前已於一月二十二日順利結束。

會上安排兩場精彩的演講，希望將來運作更為順利，先以網站重整為第一要務。歡迎對醫經、醫史、中醫文獻有興趣的朋友加入。

最近發表的幾篇論文，貼一下供老師、朋友們參考、指正

皮國立，〈民國疫病與社會應對──1918年大流感在京、津與滬、紹之區域對比研究〉《新史學》27.4(2016) 。
皮國立，〈從口述歷史視野看兩蔣總統的醫療與健康〉《東吳歷史學報》35期(2016)。
皮國立，〈上海中醫藥的發展（1950-1965）──以《人民日報》為中心的考察〉《漢學研究通訊》35.4（2016）。
皮國立，〈碰撞與匯通：近代中醫的變革之路(從中國醫療史看中醫發展之路)〉，《文化縱衡》1期(2017)。

部分摘錄：

民國疫病與社會應對──1918年大流感在京、津與滬、紹之區域對比研究

　　1918年世界大流感之疫情，無疑導致自黑死病以來單獨一場疫病損失人口最多的記錄，「至少」有2000多萬人因此殞命，甚至有殺死1億多人之說。由於當時沒有檢驗微生物的器具，故無法精準地判斷死亡人數或解釋流感是從何而來。但史學家始終不曾放棄對它的解釋權，他們根據此病的特點去尋找蛛絲馬跡。[1]當年的流感同時襲擾許多相隔很遠的地區，因此難以確定1918年的流感疫情是從何地開始的。[2]由於這次疫情是世界性的，所以中國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捲入這場疾病史的論述中。史家已或多或少的指出這次疫情的影響，或是針對各個時期的疫情進行對比，但多偏重世界疫情，對中國疫情的論述較少，近年來略有新作，但仍缺乏深入的研究；整體來說，在中國疫病史的論述中，流感常被史家忽略。[3]日治臺灣與日本之流感疫情皆有學者梳理過，[4]包括官方的處理態度、民眾反應、對社會的衝擊等面向，都非常適合與當時的中國做一區域對比研究。[5]可是，目前我們無法掌握當時中國疫情的細節，區域對比變得難以展開，[6]故急需挖掘當時中國疫情的狀況，才能接著談細部的研究。[7]

　　為了更完整地回答一些問題，本文先就大流感發生的當下一些人的遭遇，梳理他們所描述的流感疫情的實際狀況。起初，筆者即感到非常驚訝，這與接下來的論述有關，即1918年大流感在中國所導致的恐懼與死亡，似乎與它給全世界那種恐怖殺手的形象有所出入，雖有研究者指出當時沒有抗病毒藥物，而且經歷戰爭後人們抵抗力較低，所以死亡人數眾多，但中國的情況似乎還需再檢視。[8]以下舉兩件史事來對照。首先，中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1888-1985)回憶，在1918年大戰將露結束之契機時，他未能去巴黎參加和會，其中一個原因即顧的妻子被大流感奪去了生命，而且駐華盛頓的其他國家外交人員與家屬，也有數人遭到不測。[9]但顧的妻子是在美國死去，那是在流感非常嚴重的異鄉。另一個反差的例子是精研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蕭公權(1897-1981)曾幸運逃過一劫，他說：「民國七年六月我在青年會中學畢業。那一年春末夏初，蔓延全球，死人無算的流行感冒病症[influenza]傳到了上海，我也染上了。在大考前的星期四下午感覺不適，星期五勉強上課，到了晚上便不能支持而病倒了。當時認為是平常的『重傷風』。同學好心給我飯食，都不能下咽，只是口渴，大喝冷水。臥床三天之後，勉強能夠起身。雖然全身酸痛，卻喜無礙動作。到了星期一我居然能夠去應畢業考試。這個險症我竟糊里糊塗地熬過去了。這可說是『勿藥有喜』，也許是命不該絕。」[10]「重傷風」在中文意義中即比較嚴重的感冒，並未給人一種致命、恐怖的感受，況且蕭不但未求助任何中西醫，還靠著多休息、多喝水而康復。他與顧妻的狀況大不相同，這只是偶然的兩個極端例子嗎？

　　流感疫情對世界造成重大影響，對中國而言可能不是。但既有的研究成果，卻多將這次流感疫情的元凶指向中國，認為是因中國華工為參戰而投身至歐洲各國服務，同時將病菌帶過去，亦或是認為1918年之前華南已有流感病毒。[11]但這些「西病源於中國說」論點，學界未必完全認同。例如有研究指出在1918年初中國已有流感或致命的肺炎流行，其實是相當大的誤判，因為該疫情應是肺鼠疫，與流感無直接關係。甚至有美國科學家指出：1918年在哈爾濱的流感疫情和美國、歐洲一樣嚴重；但從《申報》來看，哈爾濱並沒有爆發流感疫情，如果有，也是肺鼠疫。[12]飯島涉認為：一般認為中國有將近1000萬人死於1918年的流感為估計錯誤，應該只有100萬人左右。[13]其實，中國的流感爆發晚於世界各地的疫情，而最新研究顯示，1918年之後的大流感與之前的流感病毒不同，[14]這就顯示如華工因素或中國人早已因環境或接觸病毒而有抵抗力的說法，不攻自破。例如劉文明就指出，流感是當年3月由香港傳入中國，否定了中國本土作為流感原發地的質疑；[15]而最新研究指流感病毒可能是從牲畜直接跳躍至人傳人的說法，[16]也不適用於香港模式，因為它是商業貿易城，而非農業聚落，這更加證實流感疫源地不在中國。

　　凡此種種模糊之論述，皆說明了我們需要一幅更清晰的，流感在1918年中國流行的圖像，來幫助理解當時人們應付疫病的醫療史，甚至填補世界瘟疫史的一個環節。若沒有一個扎實的、對中國疫情史的考察，則一切跨國比較、文化現象之分析，都無從展開。故本文主要先以《申報》的記載為主要分析材料，乃因該報對疫情的描述比較全面和詳細，為其他報刊所不及，[17]而多能兼顧全國之情況，再以其他報刊作為輔助補充。探討區域雖以京、津、寧、滬、紹等地為主，但也旁及其他幾個流感爆發的地方，期望能對釐清這場疫情在中國肆虐的狀況，以及紳商、慈善等團體在疫病中的具體作為。[18]

從口述歷史視野看兩蔣總統的醫療與健康

摘要

　　本文主要是探討蔣介石與蔣經國兩位總統在台灣的醫療照護，及其對醫師、疾病與日常生活健康的看法與態度。元首醫療，由於事涉私人與檔案不易見到，加上與國家大歷史發展的關係較少，所以過去每易為史家所忽略。但或許是基於好奇，民間文史工作者或媒體卻反而對兩蔣的疾病與身體狀況有許多猜測與傳言，遂導致事實的真相模糊不清。本於史家追求真相的職責，過去因資料不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法掌握某些歷史事實的解釋權，但從學界陸續出版的醫師、醫院和侍從人員等類型的口述歷史，有不少內容已補充了這些空白之處。這些口述的史料，急待史家賦予歷史意義，並提高口述史料本身之價值。當然，透過本文的研究，也可以來探討這些在元首身邊的醫師、侍衛對兩蔣的看法，讓我們可以看到做為「凡人」的元首，以及兩蔣的不同個性與態度，如何形塑其對身體與疾病的認知；並且，口述者本身對元首的看法，有時也牽涉到一種特別的醫病關係建構，從而我們也可以來檢討口述者敘述的各種角度，這對檢討口述史料的價值與應用，也是有意義的。

關鍵詞：蔣介石、蔣經國、總統、口述歷史、醫師、身體觀

[1] 弗雷德里克．F．賴特(Cartwright, Frederick Fox)、邁克爾．比迪斯(Biddiss, Michael)著，陳仲丹、周曉政譯，《疾病改變歷史》，頁145-150。關於書寫1918年流感的歷史，較具社會史視角的西文著作：Howard Phillips and David Killingray, ed., The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 美國的疫情史研究非常多，僅舉Carol R. Byerly, Fever of war : the influenza epidemic in the U.S. Army during World War I. 英國的如：Niall Johnson, Britain and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 : a dark epilogue. 有關中國疫情的全面分析，則較缺乏。

[2] 當時的名稱「西班牙流感」是一誤導，可參見蔡承豪，〈流感與出草——臺中地區的泰雅族動亂(1918-1923)〉，頁171-205。

[3] 傳統論近代疾病史，流感疫情常被忽略，例如鄧鐵濤、程之范主編，《中國醫學通史—— 近代卷》，頁458-468。新的綜合研究內，有關流感疫情篇幅也不多，參見鄧鐵濤，《中國防疫史》，頁448。應先做中國疾病史的基礎研究，再與世界疫情進行比較，立基才會有所根據。皮國立則略為提到在流感疫情爆發時中醫的治療、調養應對，參見皮國立，《「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 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頁234-237、280-283。

[4] 速水融，《日本を襲ったスペイン・インフルエンザ人類とウイルスの第一次世界戦争》。傳染病對日本社會的影響，可參見飯島涉，《感染症の中囯史—— 公衆衛生と東アジア》。

[5] 參見甄橙，〈記80年前流感大流行〉，頁207-211。另有施信如，〈H1N1知識篇——流感病毒的前世今生〉，頁427-430。李秉忠，〈關於1918-1919年大流感的幾個問題〉，頁84-91。個案研究有郝紅暖，〈1918年流感的中國疫情初探——以直隸獲鹿縣為中心〉，頁65-72。可惜僅羅列南方疫情，沒有對南北區域加以比較。姬淩輝則討論了1918-1919年上海的流感與霍亂疫情，初步討論到本文將會觸及的慈善團體力量，參見姬淩輝，〈流感與霍亂—— 民初上海傳染病防治初探(1918-1919)〉，頁51-59。Darwyn Kobasa et al., “Aberrant innate immune response in lethal infection of macaques with the 1918 influenza virus,” 319-423. NP. Johnson and J. Mueller, “Updating the Accounts: Global Mortality of the 1918–1920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105-115. 約翰．M．巴瑞(John M. Barry)著，王新雨譯，《大流感—— 致命的瘟疫史》。吉娜．科拉塔(Gina Kolata)著，黃約翰譯，《流行性感冒—— 1918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的發現》。在臺灣的部分，則有蔡承豪的研究成果：蔡承豪，〈歷史殷鑑—— 1918年流感的侵襲台灣〉，頁570-576。蔡承豪，〈「西班牙夫人」來了—— 1918年流感侵襲下的臺灣社會景況〉，頁337-362。蔡承豪，〈流感疫病下的地域社會景況與公衛因應—— 以1918年台南廳為例〉，頁175-222。蔡承豪，〈紙上惡疫—— 世紀流感下的總督日記〉，頁44-54。

[6] 目前對中國傳染病史多偏重鼠疫、瘧疾、肺結核、傷寒、霍亂等疾病，流感之流行病學史分析，相對較少。可參見張泰山，《民國時期的傳染病與社會—— 以傳染病防治與公共衛生建設為中心》。鼠疫可參見Sean Hsiang-Lin Lei, “Microscope and Sovereignty: Constituting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ontaining the Manchurian Plague,” 73-108. 傷寒史可參見皮國立，〈民國時期中西醫詮釋疾病的界線與脈絡——以「傷寒」(Typhoid fever)為例的討論〉，頁25-88。其他研究甚多，不一一贅列。

[7] 本文的分析方式，先使用報刊資料來重建當時中國流感疫情的爆發情況，接下來才能處理「流感」在民國時期所代表的文化史意義。有關論述疾病史的研究與意義，可參見林富士主編，《疾病的歷史》，頁1-21。疾病的文化史研究，參見Charles Rosenberg, Explaining Epidemics and O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305-318.

[8] Philip Harding, “Pandemics, Plagues and Panic,” 29.

[9]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頁165-166。

[10] 蕭公權，《問學諫往錄》，頁26-27。

[11] 例如Kennedy F. Shortridge, “Is China an Influenza Epicenter?” 637-641, 及Christopher Langford, “Did the 1918-19 influenza pandemic originate in China?” 473-505.

[12] 約翰．M．巴瑞(John M. Barry)著，王新雨譯，《大流感—— 致命的瘟疫史》，頁450-452。吉娜．科拉塔(Gina Kolata)著，黃約翰譯，《流行性感冒—— 1918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的發現》，頁317-318。以及李秉忠，〈關於1918-1919年大流感的幾個問題〉，頁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