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史學與博物館——「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學家」的實踐之道（一）
撰稿：廖俐瑜
審稿：林志泉、李橋河
攝影：盧悅
熬過期中考週最後一天，終於迎來如花一般美麗的周五夜晚[1]，同時也預告著暑期不遠了。為準備110-1的「林場學校」暑期課程，大學PLUS計畫邀請到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的黃貞燕副教授前來演講，期待能為計畫核心「生活博物館」提供博物館學的專業切路，並搭建進入田野及摸索行動位置的上位思考。
演講題目很有意思，是「公共史學與博物館——「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學家」的實踐之道」。坦白說，完全看不出和「生活博物館」的關聯何在。懷抱著這樣的困惑，只聽到貞燕老師開場時說，「我今天不是要很直觀的回應『生活博物館』，而是想借用公共史學的觀點，找到做這件事的定位。」霎時，有些明白貞燕老師之意。若說生活博物館強調的是——從尋常中汲取養分，進一步整合地方知識網絡，並逐步形成移動式學習網絡——那麼，該如何在茫茫的日常汪洋中下準錨點？即：生活如何博物館？博物館學作為方法，對生活博物館概念的價值為何？
什麼是公共史學？從Writing到Doing的核心關懷
若欲以公共史學作為後續討論脈絡，則理所當然需要先釐清什麼是公共史學。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旨在於以歷史學科訓練走進社區、社會，產生對話、解決問題、探析現象、發展複雜多元的當代詮釋。不過，貞燕老師特別提到：「公共史學是沒有共通定義的。」回望其發展緣起，公共史學在英國最早於1960年代的歷史工作坊運動出現，目標是揭諸民眾史的意義；在美國時，則是1970年代時為發展歷史學多元就業而出現。由此可見，公共史學的概念有著鮮明的區域性、脈絡性，難以用統合的定義總括之。
雖然沒有共通定義，但公共史學有兩個共通的邏輯。一是表現在其特徵上，強調書寫場域的開放、書寫者的開放、史料範疇的擴大以及歷史與當代生活的連結。以往的史學傳統是菁英本位的文字紀錄系統，而今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家，媒介無所不包，從口述歷史、報紙雜誌、電影、文化資產、街道、文化景觀等，「關於我自己的故事，我就是我自己的專家」。這也為歷史學帶來新的理解方式，不再僅以學術議題的發展和累積為基準，更關心歷史與當代間的關係。二是，援此所衍生之行動原則：傳達、參與、協力、協作，也就是異質行動者間透過相互合作同心完成一件事。貞燕老師簡單總結，「傳統史學講究的是怎麼writing，而公共史學講的是怎麼doing。」
公共史學在台灣：歷史與當代前所未見的緊密關係
先前提及公共史學概念在英美發展的背景，回歸到臺灣的在地基礎，貞燕老師認為是在解嚴後新國族論述的主張出現後，重探土地歷史成為政府與民間的共同目標。在這種社會普遍共識下，公共史學便漸漸萌芽。一路走來，許多耳熟能詳的政策其實都可見公共史學的影子，如修訂《文化資產保存法》、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大家來寫村史[2]、地方文化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3]、村落美學[4]、國家文化記憶庫[5]、再造歷史現場[6]、地方創生等計畫。
當民眾對於自己過去發生的事更加重視，政府亦開始鼓勵民間參與歷史書寫，大眾史學的書寫與出版，亦蔚為熱潮。貞燕老師表示，出自周樑楷教授的這句話「為大家寫歷史，寫大家的歷史，大家來寫歷史」是極具代表性的論述，精準呈現公共史學在臺灣的特色，同時點明待發展之處。
公共史學與博物館：協作治理的場域
貞燕老師在此埋下了一個伏筆：周教授的那句話，究竟點出了公共史學在臺灣的什麼課題呢？
細探公共史學在臺灣的來時路，貞燕老師認為在以短期、文化行政理性主導的計畫型推動模式下，通常過於重視量化產出勝於過程與內涵，難以孕育新世代生涯想像。再者，現階段有許多以社造作為方法的計畫，也容易有著懷舊的、情感的、消費導向的侷限，使得新議題難以開展。回到周教授的那句話：「（專家）為大家（民眾）寫歷史，寫大家（民眾）的歷史，大家（民眾）來寫歷史」，似乎真的不見雙向的協作概念。
不過，這同時也是後繼者可以著力之處，因為「公共史學就像公共社會一樣，往前不斷滾動，沒有終點。」作為持續進行中的未竟盡之業，公共史學納入協作，將會是很重要的走向，這意味著對於行動的方法、倫理與意義進行反思與深化。但是協作的成立是有條件的：
（1）目的必須清楚，這也反映出行動者對於社區關係的掌握程度；
（2）必須是奠基於互相協作的工作模式；
（3）所產生的協作經驗對於公眾必須是有意義的、有趣的，甚至豐富其對於土地的感受；
（4）因此專家必須調整自身立場，拋開過去解開學術謎題、提供答案的角色，此時要轉換工作亦是，離開以自己為焦點的舞台；
（5）專業方法的應用性，專家是帶著過去訓練經驗進入社區，若失去專業則只能稱得上是位熱心公民。
此時，博物館作為公共史學行動媒介的優勢也浮現了。博物館得以整合詮釋、展演、參與、對話、行動等多元渠道，在型態與運作上能彈性因應不同條件的課題，同時回應公共史學之協作治理、公共治理的機制，進而創造新的公共領域、歷史與當代關係的場域。
博物館（媒介）、協作（行動）與公共治理（創造出的可能性）
承上所述，以博物館作為方法，得以讓不同立場、身分的行動者協作，民眾能夠藉由專家過往的學科訓練，重新釐清並訴說存放於身體裡的歷史。此外，作為對當代課題的回應，亦有助於重思歷史與當代關係並培植歷史敏感度。這樣的方法，並非像學術寫作一般產生論述，而是聚焦於探問、學習、對話、網絡。貞燕老師舉例，在日本有個計劃執行初期，是透過清理社區的水溝和稻田中的垃圾開始，慢慢發現社區環境的獨特文化；於是，計畫團隊舉辦了相關體驗工作坊，並且藉由新進居民採訪原有居民的方式，在了解社區歷史之餘，雙方生活有了交集。
回到本文最剛開始的叩問：生活如何博物館？博物館學作為方法，對生活博物館概念的價值為何？在演講的上半場，貞燕老師引介公共史學作為一種公共溝通的形式，能夠使文化生活更加豐富，也促發對話的碰撞。此外，以博物館作為公共史學的媒介，以協作作為行動原則，則能夠為公共治理帶來新的可能性。下半場，貞燕老師準備了許多有趣的案例與聽眾分享，期待可以更細緻地回應兩個核心問題，並激起大學PLUS計畫「生活博物館」的新點子。
[1] 貞燕老師分享，日語中的星期五為「花の金曜日」，簡稱為「花金」（hanakin），形容一周辛勤工作結束後，終於迎來寶貴的周末，在這樣美麗的夜晚，要盡情玩耍、輕鬆享受。
[2]從彰化縣文化局提供的作業要點可見，此計畫旨在於保存社區居民的集體記憶與史料，並推動縣民認識家鄉、凝聚共識，撰寫對象為彰化縣自然村聚落或村里、文化生活圈，範圍涵蓋自然景觀、地理環境、建築、人文、歷史、文化變遷、風俗、傳說、常民生活等。
[3]該計畫官網內寫道：「文化部為了落實泥土化政策，鼓勵具有創新能量的青年，透過藝文實踐的過程，提升自我價值，並投入社區、村落、部落及資源弱勢地區之藝文環境發展，特別突破舊制，推出『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
[4]相關報導可參考：〈專訪村落美學計畫推手：前宜蘭縣文化局局長林秋芳〉。
[5]該計畫官網內寫道：「國家文化記憶庫是一個走入日常生活，尋找臺灣故事及原生文化的行動，讓我們一起挖掘地方，收集充滿溫度的故事，展示多采多姿的臺灣印象。」
[6]文化部提出的「再造歷史現場計畫」，結合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空間治理，重新「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深化社區營造，發揚生活『所在』的在地文化」、「以提升文化內涵來提振文化經濟」，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文化保存整體政策，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
引自：公共史學與博物館——“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學家”的實踐之道（一） – 大學PLUS (ntu.edu.tw)
公共史學與博物館——「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學家」的實踐之道（二）
撰稿：廖俐瑜
審稿：李橋河
我記憶中的博物館是井然有序的，循著地面上的箭頭指引，觀者或靜靜欣賞展品，或細細閱讀展品敘述；同時也是充滿歷史感的，巨大的恐龍腳印、華麗的木乃伊，在日常中不易觸及又難以具象的「過去」被妥善存放於此地。回想起小時候，每次看完展覽都會覺得好充實、好興奮，像是在「人生願望清單」旁的框框內打了勾，但近年來的觀展經驗，大多都是遲遲勾不下去的狀態，有種未完待續的感覺在身體裡延燒，讓我在踏出博物館後（有時在館內）便忍不住拿出手機立刻查找資訊：策展團隊是誰？過去還做過哪些主題？想傳遞什麼樣的訊息？這些幽微抽象的改變，搭建在貞燕老師所提之公共史學脈絡上則變得有意義：當代的博物館在建立知識的「秩序感」之外，似乎更添增了生活的「節奏感」，除了回望來時路之餘，亦著眼於紀錄「現在」、創造「未來」。
回顧演講上半場，貞燕老師先說明公共史學的概念，昭示著從Writing到Doing的核心關懷，象徵著歷史與當代前所未見的緊密關係，而當博物館作為協作治理的場域，對公共治理而言也正意味著新的可能性。據此，亦帶出下半場的討論重點：博物館怎麼成為協作的一種模式？知識生產怎麼成為創造公共領域的媒介？老師繼而透過幾個地方實例，具體回覆前面兩點探問。
「大溪學」：大溪木博街角館、大溪全昌堂與大溪社頭文化現地展
貞燕老師首先談的，是大溪：「通常，以文化體驗包裝的文化經濟並不深入，但這裡不一樣。」在大溪，博物館的尺度從單一據點擴展為整個轄區。
其中一個重要行動者是——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後簡稱木博館）。作為一個與居民共學行動的永續基地，木博館以在生活脈絡中展演大溪、建立「大溪學」為核心目標，並嘗試透過不同的關注主題來訴說大溪人、大溪事。本次演講，貞燕老師便以「街角館」、「全昌堂」與「社頭文化現地展」為例，回應在公共史學脈絡下，博物館如何透過協作原則生產知識、創造公共對話的空間。
｜街角館｜
在大溪，共有30幾座街角館，它們原本可能單純是個人生活場域，或是商家的作業空間，透過木博館發起的計畫，串接起地方知識網絡。在街角館中，貫徹著「習以不為常，理所不當然」的精神，將看似平凡無奇的日常經驗，轉化為有意義的在地文化展示，只要訪客願意駐足，主人就願意分享。然而，故事是有了，但如何好好說出來？這個提問的重要性在於：一，故事需要是「意味深長的」，說者透過公共敘事的學習，將（個人或地方）故事從私領域推展至公領域的層次，以更佳展演在地知識。二，木博館作為媒介，意味著它不是帶著補助進入地方的金主，更不是前來下指導棋的軍師，而是與民眾協作／共學的夥伴——所以，木博館開設了一系列工作坊，讓專家與民眾從彼此身上學習，建立起「我們即將一起創造大溪故事」的意識。
至於欲訴說的故事該如何揀選，貞燕老師提到另一參照案例：某計畫邀請每位眷村居民展示自己心中視為珍寶之物，團隊成員當初設想的是會很有「歷史感」、「眷村味」的物件，到了會議當天才發現居民帶來的卻是迪士尼紀念品、蔣公誕辰紀念幣等等。由此可見，私領域所在意的事情，不一定與公領域相同，個人經驗中生動的小故事，又怎麼置放於當代脈絡下，這便是專家可以著力之處。
當然，聽人說故事是很有趣，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可能會碰到侷限：不是每個人都愛講，也不是每個人都會講，更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講。是故，貞燕老師提出另一種方法——讓「物」來說故事。比如說，「全昌堂」[1]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昭示小歷史（家族史）與大歷史（大溪學）間的相互映照，以「現地保存」作為方法，也讓「大溪就是一座博物館」推展至「我家就是一座博物館」。那時，計畫團隊集結了整個家族來討論物件背後的故事，讓民眾成為「有意識的收藏家」，學習如何分類並運用物件。該計畫曾舉辦「讀．物件」工作坊，以4-8歲的孩童為目標對象，學習閱讀老物件、引導他們聽家族故事。貞燕老師接著自問道：「是不是很好奇這個年齡怎麼訂的？其實很簡單，因為全昌堂第五代當時7歲，這還是回歸到家族的期待！」這個經驗也反映出博物館角色的轉向，從過去處理物件的後台，成為當今提供公共教育資源的媒介。
所謂「現地」[2]的意義何在，貞燕老師以「大溪社頭文化現地展」為例，進一步將現地延展為一種非常態、非特定時間、甚至不需要囿限於場域的現地，並且轉而著眼於其概念精神。不過，事情卻沒有如此簡單——當草根性的地方社頭，遇上帶著計劃補助的木博會，雙方都有很大的衝擊。老師分享，曾經有位提案者到了現場後表明：「我準備好了，給我錢吧！」當對方發現事情並不如過去的操作方式，甚至憤怒的在場外吵鬧。不過，過程中的你來我往，逐漸變得有意思了：當提案者意識到木博館是「來真的」，雙方有了基本的相互理解，才能夠聽懂對方說的語言。
舉例來說，在社頭文化中，「神將」是為關聖帝君出巡護駕、助陣的重要存在，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夠成為扛起神將的「神將腳」，除了體能上的訓練外，這本身即是一個由信仰觀念而生的儀式行為。在木博館團隊介入下，以「神將」作為提案主軸的團隊，打造出一尊體驗用的神將架構，讓訪客體驗做神將腳的不容易。這引起後續極大迴響，除了反映出文物與身體記憶如何作為大溪學的引路人，也回應貞燕老師先前提到的「協作」原則——清楚的目的、合作的工作模式、對公眾而言有意義的經驗、調整專家視角、以及強調專業方法的應用性——當木博館與地方團隊都確立了「讓更多不知道社頭文化的年輕人到大溪」的共同目標，那些原有不同的做事方法與敘事表達，反而在衝擊與協作之下產生更顯明的發酵作用。
臺史博臺江計畫：口述歷史與竹籠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後簡稱臺史博）研究組助理研究員陳怡菁，曾寫過一篇〈與人民共構的博物館地方學〉，談博物館如何處理非文字史料，又如何以自身史觀促進地方共同參與。貞燕老師先簡單介紹臺史博的關懷，其常設展區名為「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志在成為一座「大家的博物館」；而為了累積地方參與的能量，臺史博開始了針對周邊歷史空間的調查研究，並規劃特展「扛茨走溪流：臺江風土與自然」。
計畫邀請到一名老匠師打造傳統物件「竹籠茨」，他一邊做，一邊說了許多往事，那些難以言說的身體記憶在過程中就像是被喚醒了：技術的再現，除了是身體知識的再現，亦是被遺忘的區域史再建構。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行動體驗對觀者而言是「有感的」——儘管活動參與者或許不會記得那些地質地貌，甚至忘記了「竹籠茨」所象徵的文化意涵，但往後他們至少仍會記得：「原來歷史是有重量的啊！」
生活即博物：持續進行中的識讀、學習與協作
在最後問答時間，有位同學好奇：公共史學的「Doing History」哲學如何具體實踐於博物館收藏？貞燕老師快速的以「引路文物工作坊」與OBM（One Box Museum）兩個例子來示意可行的方案：前者的例子中，由文史工作者蒐集的「戰地政務時期的物件」多半由在地鄉親及軍人捐贈，然而在發掘這些物件時「發現」的功力高度仰賴於「識讀」的專業能力，就像是一張漁民證也許對擁有者而言根本「不足掛齒」，但置放於馬祖戰地歷史脈絡下，卻是關鍵觸發的要點；後者的例子則表現策展人如何透過「用一個箱子說故事」的方法來重新思考收藏與展示，這同樣回歸到「識讀」的能力——當生活即博物，除了發現物件，更要學習如何萃取、組織和呈現物件的意義。
談到這，兩個小時居然就過了，貞燕老師在下半場以許多精彩案例回應：博物館怎麼成為協作的一種模式？知識生產怎麼成為創造公共領域的媒介？奠基於此，又怎麼對於博物館在調查、蒐藏、展示等文化技術的可能性生成出新的想像？從公共史學與博物館學的專業切路，不僅宣示「生活即博物」，正也點明大學PLUS計畫與110-1「林場學校」的協作共學模式，如何成為一種社會實踐的進路。
[1]「108年度現地保存推廣工作執行案」協同主持人吳淳畇，對於全昌堂做為一個「家族微型博物館」實驗的來龍去脈，已有細緻爬梳，在此不多做贅述。
[2]「現地」（in-situ）一詞通常指稱將「物件留在現場原地」，例如車站遺址、鐵道倉庫等，然而也可將其內涵擴充至此處談的「非常態、非特定時間、固定非場域的現地精神」，側重於人與物件相互纏繞下重新記憶與反思。
引自：公共史學與博物館——“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學家”的實踐之道（二） – 大學PLUS (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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