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余英時昨日過世了,最初讀他的著作,是因為前輩和學長都說研究所的題目會從他的書出來,要好好唸。所以啃了《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之類的書。其實,那時似乎只有清大、臺大歷史所會考余先生的書,而我考研究所的那年(2000),並沒有碰到相關的題目。後來不往思想史發展,只把余先生的著作當成通俗作品來看,反而感到《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重尋胡適歷程》和《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更加平實且有味道。須知在平易近人的文字中書寫自己的觀點與複雜的思想脈絡,那才是學者得真功夫,大部分學術專書,只有堆砌史料和理論,難以咀嚼,無法深入一般人的內心。摘錄幾段我書內的文字,也算對余先生史學人生之悼念吧:
余英時:「史學必須與文學融化為一體,然後才能產生雅俗共賞的敘事作品。」……閱讀與寫作,不只是技巧或方法,還是一種態度與精神,失去了核心的後者,再好的技巧或方法,也只是奇技淫巧,換一題目或寫作模式,立刻捉襟見肘,只能立於無用武之地。正如余英時所言,所謂的方法論是「為學如扶罪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一方面吸取新方法雖然有用,但新方法又隱藏著無數的陷阱,「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在史學研究上是沒有捷徑可走的,一切都要靠史學家自己去辛苦而有耐心地摸索。」要隨著不同主題,靈活地運用相關研究法,才會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余英時有一段廣為學者引用之名言:「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20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國史者先有外國框框,則勢必不能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
———摘自《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頁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