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武老師思想史演講紀要更新 @ 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吾師

黃克武演講

文字紀錄：方慧芯
修訂：趙席夐

民國史大師系列講座第二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特聘研究員以「如果把文本想像成一幅圖畫」，牽引學子們進入思想史領域，回望與追尋多重視角下不同層次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

講座的起點，是由三位前輩師長對於黃克武老師的薰陶，逐步帶入其個人學思經驗分享。如李國祁先生曾告誡要「才大心細、勁氣內斂」，為學應有開闊的胸懷格局，當格局愈大，心思愈是要細緻縝密。這對於當時才華橫溢的他往後的求學之路乃至於人生體悟，從外發到內斂、廣博至深究，著實有著深遠的啟示。張朋園先生勉勵治學應遵從郭廷以先生訓示的「勤於動筆」，是其史學訓練的重要啟發。學歷史不僅是紙上閱讀、腦中思考，更是要將抽象凌亂的思想感受化為具邏輯理路的文字軌跡，而唯有筆耕不輟、精煉琢磨，才能在不斷的書寫中凝鍊出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寫日記」便是黃克武老師給予學生的入門之方。而在台師大碩士攻讀期間，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先生手把手帶著他解讀《皇朝經世文編》，對其影響至深，從潛心研讀的過程中，逐步體會文本解讀時要能「耐煩」地探索文本之後的思想「預設」。

回溯讀歷史系學生最大的挑戰，黃老師認為首先要能解讀不同類型的文本，第二則是能夠對於不同的文本加以分析，進而成文且具有深度。至於何謂好的史學方法？黃克武老師明言「史無定法」，但同時也不藏私分享「閱讀一流的史學著作」就是一種相當有效的訓練方式，如梁啟超、錢穆、余英時、張灝、墨子刻、王汎森等人的著作，都是可作為思想史引路的經典作品。

要如何進入到思想史研究的領域呢？黃克武老師以圖畫為喻，認為解讀文本，就像探討一個人如何「看」一幅畫。思想史研究的核心是“man thinking”（人的思索）的動態過程，而非“thought”（思想）的靜態內涵。思想史關注的不僅是事實（fact），而是人們怎麼看這些事實。更在意人的主動性、獨特的生命經驗以及所思所想。文本作者究竟從何種視角出發？以及其問題意識、終極關懷與思想預設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議題。簡單說，思想史研究的就是「人對環境的意識性的反應」

黃克武老師以孔恩（Thomas Kuhn）提出的「典範」（paradigm）轉移切入思想史正題，此概念不僅帶給科學社群劇烈衝擊與迴響，對於人文社會學科的震撼乃至於思想史的研究亦帶來深層的影響。黃克武老師認為孔恩的典範論具有「相對主義」（relativism）的意涵（雖然孔恩自認非相對主義者），配合「後現代理論」（postmodernism）的語境。在此理論下，使用語言進行描寫，被認為只是一個受到文化制約的「文字遊戲」。這樣一來從典範的觀念來看思想史研究，人們所仰賴的思想體系是歷史過程下的產物，其中的每一個命題反映的其實是主觀的立場，這個立場可能源自從文化而來的思維模式，也可能是時代造就的意識形態。然而，縱使人類的思想具有歷史性，但仍具有思考普遍性問題的能力，於是思想史研究注意的是從典範概念而來的歷史語境（historical discourse），自覺地探討人們如何思考、人對於環境意識性的反應，以及這些反應背後的思想預設。

談及思想史與哲學的區別，黃克武老師也提出了簡要的看法，即「思想史強調描寫與分析，哲學研究則重視評估，而一個更高的理想是結合兩者」。思想史透過仔細地「描寫」人的思維活動，進行徹底地「分析」，從而做出適當的「評估」，且必須注意評估是以描寫與分析為前提；而哲學則是一個「格義」的工作，起始點就是「評估」，是為了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黃克武老師以數篇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回顧來探討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發展方向：

研究典範的反省：如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與馬若孟（Ramon H. Myers），〈漢學的陰影：美國現代中國研究近況〉（收入黃克武主編，《政治批評、哲學與文化 : 墨子刻先生中文論文集》，新北市 : 華藝數位公司學術出版部，2021，頁392-436；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89）；沙培德（Peter Zarrow），〈西方學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最新動向〉，《漢學研究通訊》，卷22期4 (2003) ，頁1 - 22等。
思想史研究的回顧：王爾敏、鄭宗義，〈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顧〉，《六十年來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1-45。傅揚的〈思想史與近代史研究：英語世界的若干新趨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99（2018），頁79-105，此文梳理了西方思想史研究的三個重要的趨勢──思想史的全球轉向（從一個國家到全球思維）、知識實踐的歷史（在意動態的過程，如閱讀史、出版史、讀者反映論等），以及數位人文學（透過「電算」技術和數位工具探討知識實踐、社會網絡等）。呂妙芬，〈台灣漢學四十年——裂變與跨界的思想史研究〉，收入《深耕茁壯——台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台北：國家圖書館，2021），頁335-368。
日本學界的視野：《新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東京：岩波書店，2010），承襲日本東洋史學的傳統，注重關鍵文本的解讀，進行全面翻譯並加以註釋解析。
思想史的國際轉向：《思想史》第一期，「思想史的國際轉向」論壇（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方法論的探討：墨子刻，〈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問題：一個休謨後的看法〉，收入《政治批評、哲學與文化 : 墨子刻先生中文論文集》，頁358-376。

根據上述的文章可以將過去的思想史研究分為四個不同的學術傳統：

中國大陸：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傳統到近年政治控制力衰退下的眾聲喧嘩，在後期面臨典範崩解的過程，多數作品只能追尋破碎、單一面向的歷史事實，而難以有宏觀的大敘事。在新典範尚未出現前，或許要捱過碎片化衝擊後才能慢慢理出新方向。中國大陸重要的思想史學者有，侯外廬、熊月之、葛兆光、羅志田、孫江、方維規、章清、許紀霖等。
台灣學界：早期如胡適（他從哲學史轉向思想史）、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2009），到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張灝的《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後者三人帶給台灣思想史學界重要的發展方向。另一個取向則是中研院近史所王爾敏的《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及陸寶千的《清代思想史》（台北：廣文書局，1978），代表主要源於本土的思想史傳統。1980年代之後台灣的思想史研究者幾乎都受到上述兩個傳統的影響。
日本學界：延續東洋史的傳統，重視紮實的文獻解讀與翻譯，如島田虔次、溝口雄三、並木賴壽、村田雄二郎等著名學者，集大成是《新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
歐美研究典範：柯文（Paul A. Cohen)的典範變遷一書描述從西方中心論（衝擊與反應）、帝國主義、現代化理論到中國中心論，即回到中國文化脈絡去理解中國人的想法。有關歐美的思想史研究傳統，可以參考，Richard Whatmore,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6).

這些學術傳統到1960年代以後逐漸受到建構論、詮釋學、後現代主義等影響逐漸轉向。思想史研究的不再是靜態的思想內涵，而是置於社會脈絡下動態的知識實踐的過程。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思想史重視描寫、分析與評估，透過重構文本的歷史脈絡，從各種表現方式中，挖掘出深藏在表層文字底下的思想。在介紹述四個學術傳統後，黃克武老師以四個重要刊物分述中文學界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最新趨向：《思想史》（台北）、《東亞觀念史集刊》（台北）、《亞洲概念史研究》（北京）、《翻譯史研究》（香港、上海）。其中《東亞觀念史集刊》特別介紹以「數位人文」的新方法探討思想史的新趨勢，它不再將資料庫視為找尋史料的工具，而是採用電算的方法來觀察核心概念出現的頻率與人際網絡的分佈，透過新的史學方法重新運用舊有資料，是一套值得關注的研究取徑。

思想史討論的課題，經常與政治哲學有交會之處，黃克武老師以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等人所編的《政治哲學史》（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ag Press, 1987）的研究視角來闡述兩者的不同。這本書邀請不同學者分章介紹西方歷史上重要的政治哲學家。然而Leo Strauss特別強調的是思想能夠干預歷史，他不單是描寫思想，也嘗試為思想的發展進行評估，企圖為現代西方思想尋得一條解決的道路。對Leo Strauss來說，西方文明的危機在於實證主義與自由主義，他也擔心相對主義、懷疑主義破壞道德的基礎。他主張回到古希臘的德性傳統。相對來說，思想史研究試圖掌握的是表層底下的核心理念，無論是個人、社會、國家，它關心的是脈絡化與流動性，以及觀念所造成的結果。思想史的用途在於不斷地剖析與反省當代意識形態，挖掘出別樣的思考路徑，從而找出解決當代問題的另一種可能，然而前提是這樣的評估必須是立基於充分的描寫與分析之上。簡言之，思想史與政治哲學縱然有著相重疊的部分，但顯然後者更重視「應然」的層面。

1960年代以後思想史研究在台灣有一條特殊的發展脈絡（受到上述胡適、殷海光等人與王爾敏、陸寶千的影響），而與黃老師個人經驗相結合。「在這一時代和環境裡，我像一隻想乘風破萬里浪的船，可是現在卻成為一隻兩不靠岸的孤舟」（〈殷海光致張灝函〉，1967年3月8日）。黃克武老師從殷海光寫給張灝的一封信談起，細數當代思想史大家的往來交遊、思想交鋒，從而窺見在浪潮中的思想史研究變遷。例如殷海光、張灝、林毓生、杜維明等人，在激盪時代與典範轉移的過程中，投身於思想史研究，試圖尋找中國的靈魂。上述的思想激盪涉及台灣思想史研究與1949年之前學術界的關連。1949年之前中國大陸有二個不同的學術傳統，台師大承襲南高、中央學派，亦及學衡派的思想傳統，代表人物如柳詒徵、錢穆到朱際鎰、郭廷以等；臺大則是傳承了北大傳統，如胡適、傅斯年、殷海光等延續五四精神。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所抱持的觀點是在肯定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的前提下追求現代轉型；後者則是為人熟知的追求民主、科學與反傳統。由此可見，五四與反五四的辯論在1949年前後一直存在，且深刻影響流轉於此學術傳統氛圍下的學子們。

1980年代，余英時、林毓生、張灝等人在五四與反五四的典範轉移衝擊之下，歷經思想的激盪與辯證，已經得以站在五四的基礎上，超越五四。林毓生提出的傳統與反傳統的辯證關係、張灝著名的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都可以見得在這些命題背後，存在五四與新儒家兩種典範的分歧與共識（兩者的終極目標都是追求民主與科學）。誠如張灝對於五四的反省，他認為五四思想並非單一旋律，而是具有兩歧性，既在乎個人主義，也強調集體主義；既重視民族，也放眼世界；既講求理性，也具有浪漫情調。此一兩歧性開啟了多元的可能並孕育了新時代的契機。

回到黃克武老師自身的經歷。1980年代初期黃老師在台師大開始從事清中葉經世思想的研究。他一方面受到上述三位思想史家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回應西方的衝擊反應說，亦即西方學者有關中國傳統文化與近代化的關係。經世思想反映傳統之中有面對西方衝擊的思想動力，也呼應新儒家對於儒家傳統的新詮釋。從方法論而言，其師承系統是受到劍橋學派的影響，同時重視內在邏輯與思想脈絡。正如同其所言「思想是一個選擇的過程，也是肯定與否定的結合」。

1990年代之後，黃老師再以上述的方法論研究嚴復。對於嚴復與翻譯史的研究，使得黃克武老師開始關注到思想史的全球轉向。這也涉及到語言學的轉向，即認為語言不再是媒介，語言形塑經驗，並且構成經驗，它打破了過去的對立，如大眾與菁英、創造與詮釋、生產與消費、再現與現實，與典範論、後現代主義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有關新舊思想史研究的區別，呼應了黃克武老師在起初導引思想史研究時所提到的靜態內涵與動態過程。若以劍橋學派與德國概念史作為比較，其相近之處在於兩者都注意到語言的特性，然而劍橋學派更為重視文本置於社會脈絡下的語境，包含了語言經驗的形塑、文化內蘊的導引。概念史研究則關注核心概念的政治、社會意涵及其發展。

講座尾聲，黃克武老師綜述了思想史的價值、意義與挑戰，並分享他認為從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心法。首先，思想史研究重視文本解讀，必須擁有紮實的功夫能夠閱讀、分析不同類型的史料。其次則是培養自覺反省的精神，從跨文化的比較之中去了解自身典範的長處與限制。再者，反省過去思想的經驗，回望過去可以讓我們理解一個支離破碎的現在，並凝聚出批判的能量。思想史研究不僅是肯定思想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同時也帶給歷史學研究從思想的面向切入而有更為豐富且具層次的認識，從而在歷史時空中檢視知性活動，減少目的論與時代錯置的謬誤。如同葛兆光先生所言：要拿捏好專業研究與現實關懷的分與和，肯定純粹的知識追求，並「通過歷史診斷當下的思想價值」。

黃克武老師從一幅圖畫的啟示，接引學子們由文本表層的現象，進一步探索文本底層的思維脈動，在行雲流水的言談之中層次分明地述說思想史發展的跌宕與思想史價值的精深。同時，不忘分享自身學思養成的經歷，提點學子們在無涯學海中靠岸的途徑。黃克武老師的翩翩風采，無疑地展現大師的豐厚內蘊及謙和有度，在細膩地分說中流露出做思想史研究的魅力。他不但善用語言文字、邏輯條理清晰，而論述總是迷人且意味深長。然而如何把盤旋的思想透過閃現的光點串聯成線，轉化為清晰可循的筆墨，確實是一門深厚的學問與功夫。

從民國史大師系列講座首場至本場精彩的演講，兩位大師無不推崇「勤於動筆」之工，或許，唯有在「學寫字」的過程中，才能漸漸在玄妙的空轉中抓住落地的實感。如果將歷史置於時間之流而言，我們往往是逆流回顧、順流成章，歷史書寫的起點，至末，反而是終點，且未完待續。而終究，顧盼反覆或許都是在追尋安放靈魂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