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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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者揭中港麻風史獲獎

【明報專訊】有否想到1950年代初，偏遠的喜靈洲是怎樣的面貌？投身中國醫療史研究逾20年的中文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梁其姿，透過翻查文獻和實地明查暗訪，揭開中港兩地一幕幕淒然的麻風病史，揭示50年代初，港英政府將麻風病人送到喜靈洲建村隔離，內地的麻風村至今仍有身體殘障的麻風康復者聚居。她期望醫療史普及化，推動社會認識中國醫療面貌。

去年底台灣教育部頒發第53屆學術獎，中大歷史學講座教授梁其姿是得獎的香港學者之一，獲60萬新台幣（約14.7萬港元）獎金。她著有多本中國麻風和風土病史書籍，致力從事研究明、清社會史，以及中國醫療社會史。

喜靈洲原是麻風村 隔離患者

現時建有懲教所和戒毒所的喜靈洲，原來與香港的麻風病史息息相關。梁其姿發現，1949年前，香港政府將所有麻風病人送往中國東莞的麻風村，「1949年後，本港政府與內地斷交，便計劃於喜靈洲興建麻風村，將所有患者隔離」。

梁其姿指出，麻風病人一直遭受歧視，早於乾隆時代經常遭燒死、毆打，或遭趕出村莊，直至1919年，浸信會傳教士於廣東江門大衾島成立全國首個麻風村莊，麻風病人的生命才受到保障。

她表示，一般研究歷史的學者多「閉門造車」，參考歷史檔案為主，但她認為親身參觀麻風村有助她的研究。她去年到訪大衾島的麻風村，了解患者的生活。她指大衾島位處偏僻，先後乘車、坐街渡，需3小時才抵達，「僅得一種交通工具到該島，一般人亦未必能夠前往」。她稱，所有麻風病患者數十年均未離開該島。

粵殘障康復者仍與世隔絕

「由於患者所住的居所建於20年代，現已殘破不堪……食物亦需由外界送入村，由於路途遙遠，患者有時需進食一些變壞的食物。」她說部分康復者已喪失所有手指，或腿部裝上義肢等，慨嘆「患者已病癒逾50年，但僅可居於島上，與世隔絕」。她引述康復者說，當地政府應允今年內將康復者遷出島，重過正常生活。

梁其姿身兼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已將醫療史列入中學課程，唯本港的課程未有提及。她致力於中大推動醫療史的研究及培訓，爭取到本學年已將醫療史加入課程。

明報記者 楊曉楓

資料來源：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2/1/1/1483465/1.html

「發現」伍連德

轉載自：vol.2010005, Sun, 07 Feb, 2010 中國新聞週刊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認定的甲類傳染病僅有兩種：鼠疫、霍亂。鼠疫也稱「黑死病」，在世界範圍內曾三次大流行，數千萬人殞命。而在清朝末年，華人醫生伍連德僅用4個月就領導消滅了一場震驚中外的鼠疫，死於疫病的人數止於6萬人

　　伍連德(1879～1960)，公共衛生學家，我國檢疫、防疫事業的奠基人，劍橋大學首位華人醫學博士。

　　伍連德祖籍為中國廣東新寧(今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於英屬殖民地檳榔嶼，馬來亞(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他的故鄉。1910年末，東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受清廷派遣，赴哈爾濱主持治疫，因功勳卓著而「獲賞」醫科進士。1911年4月，國際防疫大會召開，伍連德被公舉為會長。

　　1911年，伍連德創建了「北滿」防疫處(後為東北防疫事務總處)，這是中國常設衛生防疫機構之發軔。他親任總醫官，之後帶領著中國第一代防疫人駐守哈爾濱20餘年。其間，在有準備的情況下成功地抗擊了哈爾濱1919年夏季的霍亂和1920年的肺鼠疫。1932年，他又成功地控制了上海霍亂。

　　此外，伍連德還創立了中華醫學會，任《中華醫學》雜誌主編，編撰了《中國醫史》《鼠疫概論》《霍亂概論》等專著。他還曾力爭收回了一直由洋人把持的全國海港檢疫主權，制定了中國海港檢疫制度。伍連德籌建了北京中央醫院(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成為其首任院長，並於1926年創辦了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前身)。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伍連德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曾被日軍誣為間諜在瀋陽拘留，後經英國領事斡旋保釋南下赴上海。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侵佔了中國大片領土，伍連德被迫離開上海全國海港檢疫事務管理處，舉家返回馬來亞。

　　　　1947年，他最後一次訪問中國，從此淡出了國人的視野。伍連德「重返」現代中國，逐漸被人知曉，始於一場烈性疫病，即2003年SARS以後。

　　2008年9月，在原東北防疫事務總處舊址上，哈爾濱市建立了伍連德紀念館。

　　2010年歲初，《中國新聞週刊·往事》欄目謹以此文，紀念伍連德逝世50週年。

　　本刊記者/楊涵舒

　　2007年，諾貝爾委員會的官方網站披露了1901至1951年度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的資料。與中國相關的被提名者共有3個人：一位是曾在奉天(今瀋陽)南滿醫學院工作的日本人，一位是在北京工作的法國外交官，以及成功地控制了1910年東北大鼠疫的中國公共衛生學家伍連德。伍連德被諾獎提名的理由是：在肺鼠疫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發現了旱獺(土撥鼠)於其傳播中的作用。

　　伍連德，儘管當時有英僑民身份，但在諾獎候選人表中，「Country」(國家)一欄為「CHINA」。 這是已公開資料中，首位被提名諾貝爾獎的中國人。

　　獲得提名的1935年，華人醫生伍連德56歲，回到中國服務已28年。

　　 伍 博士在1910

　　1910年12月24日 ，清王朝的最後一個冬天。臨危受命的伍連德來到哈爾濱的華人居住區傅家甸時，這裡已經是人人自危。

　　鼠疫的最先感染者，是那些捕捉旱獺的關內移民。人們這次從旱獺身上感染的，是借呼吸和飛沫傳染的肺鼠疫。病人先是發高燒、打寒戰、頭痛、骨痛，然後胸悶、乾咳、咳痰帶血……不久即窒息死亡，死後皮膚呈青紫色。1910年10月25日 ，滿洲裡首次出現客棧暴死患者，11月8日 ，疫情就傳到了「北滿洲」的中心城市哈爾濱。

　　哈爾濱的名字來自滿洲話，意思是「曬魚網的地方」。1908年中東鐵路建成後，哈爾濱迅速繁榮起來，人口達到七萬。這裡居住了許多俄羅斯和日本僑民，是俄國勢力在「滿洲」的主要中心。

　　當時的傅家甸是貧民棚戶區，約有2.4萬名中國人聚居，疫情首先在那裡爆發了。「那裡沒有醫院、實驗室和防疫消毒站，只有兩名西醫和一個曾經是浴室的防疫室，用來安置那些懷疑被傳染的病人，就是那些發燒、頭痛、咳血痰的病人，他們被不加區分地扔在那裡。」40年後，伍連德在他的英文著作《抗疫鬥士——一個現代華人醫生的自傳》裡這樣記述。

　　那時，整個傅家甸只有兩名中國西醫，是總督錫良由奉天(今瀋陽)派來的。他們只能將病人遣送到特定地點，並將病死者收殮埋葬。

　　儘管這場肺鼠疫和老鼠無關，但當時為了防疫，採取了獎勵捕鼠的措施。東北三省規定：「活鼠斃鼠每個銅幣七枚,由就近巡警發給。」僅奉天省處置的老鼠就有80972只。公共衛生也第一次引起了重視，吉林省「各關檢疫分所於城甕內設機器藥水，見人消毒」。在鐵嶺，政府發放了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盡帶呼吸囊」「由巡警隨時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違警論罪」。

　　然而疫情愈演愈烈。1911年1月8日 的《盛京時報》記載：「入街地方，見有華人屍身七具，圍觀之華人約有四十名，又見溝內倒斃華人兩名，甚至見有賣瓜子華人一名，隨地倒斃。」1月11日 ，來支援防疫的法國醫生邁斯尼，因不相信伍連德呼吸飛沫傳染的理論，未按要求戴口罩防護，也染病身亡。到1月31日 ，傅家甸的2.4萬人，四分之一的人喪生。

疫情沿著鐵路迅速擴散：龍江、呼蘭、長春、奉天，甚至河北、山東……時任東三省總督錫良向朝廷告急，形容那裡疫情「如水瀉地，似火燎原」。

　　　　抗疫鬥士

　　以瘟疫調查員的身份來到哈爾濱時，伍連德剛剛31歲，職務不過是袁世凱開辦的天津陸軍醫學堂幫辦，即副校長。這位年輕人隨即被任命為欽差東三省防疫總醫官，帶著一名醫校學生，來面對這場災難。

　　他要求醫護人員把嘴和鼻子都用紗布和棉絨遮擋起來。藥品沒有絲毫作用，因為這種疾病對肺的破壞太快了。伍連德實行「隔離」，整個傅家甸被分成四個區，各自擁有消毒站、消毒車、醫務人員等，外圍駐守著1100多名士兵和600名警察。

　　按照白、紅、黃、藍四色，各區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證章，可以在本區內活動，但要去往別的區域，必須申請特別准許證。每天各區派出40多支搜查隊到各家各戶巡視。鼠疫病人被移送隔離處，他們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碳酸消毒。沒有出現症狀、但和病人有過接觸的人則被送往「疑似病院」隔離，這是伍連德的首創。

　　伍連德自述：「整整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組織逐漸步入正軌。官員們接受了我的觀點。1911年1月，疫情達到最高峰，(傅家甸)最多的一天有183人死亡。」

　　他奏請朝廷執行嚴格的鐵路檢疫，檢查出入境者。春節將近，當局不得不出動軍隊控制意圖返鄉南下的流動人口。

　　東北當年的12月到次年3月間，積雪達五寸到七寸高，無法挖開土地埋葬，疫斃的屍體在雪地上連綿至一里開外，鼠疫桿菌在屍體上能夠存活數周到數月之久，為了阻斷鼠疫通過屍體傳播，伍連德不得不作出向中國傳統觀念挑戰的重大決定——將屍體焚化。

　　1912年出版的《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中，記載了伍連德的憂慮：「至於死亡之事，我國人視之，猶重保存屍體，既同於神聖之不可侵犯。今者亦因防扼傳染之故，乃欲其屍體施種種消毒之法，或則遽令掩埋，或則加以火化，彼死者之父若兄妻若子目擊耳聞，能無不動於心乎？」伍連德相信：唯有皇帝下一道聖旨，才能解決問題。

　　同當地士紳交流並得到支援後，伍連德向清廷上書，請旨焚化屍體。三日後，伍連德收到了清政府的回復：同意火化。

　　「伍連德這個人，既有學術能力又有行政能力，這十分難得。」中國科學院研究員、中國微生物學會原秘書長程光勝向《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介紹了這段歷史，「他能發動群眾。幾千具屍體，他說燒了，當地沒有人(敢)反對。送信的郵差、老中醫……都被他發動起來(投入抗疫)。」

　　1911年1月31日 ，伍連德僱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屍體以100為單位，分成22堆，火葬淨盡。這天是大年初一，人們按照伍連德的要求，燃放了比往年更多的爆竹，爆竹裡的硫磺同樣有消毒之效。

　　所有的努力開始奏效，1911年3月1日 ，哈爾濱的疫情報告出來了——死亡人數為零。其他各地也相繼控制住疫情。在爆發4個多月、死亡6萬人後，伍連德將這場大瘟疫終結。

　　　　銷聲匿跡的英雄

　　1937年，伍連德在上海的府邸毀於日軍炮火，他在中國從南到北建立的近20所醫院、檢疫院、研究所或被毀、或被佔領，伍連德舉家取道香港回到故鄉馬來亞。長子伍長庚則繼續著父親的事業，任流行病部門負責人，但不幸於1942年，因為染疫而在北京殉職。

　　1951年，伍連德將其位於北京東堂子胡同的住宅捐獻給中華醫學會。

　　1960年1月21日 ，伍連德逝世於馬來亞。英國《泰晤士報》評論：「他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鬥士，沒有比他留給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們引以為豪的了……」《英國醫學週刊》致悼詞：「伍連德的逝世使醫學界失去了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他的畢生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無以回報，我們永遠感激他。」

　　悼念，來自世界各地，除了他甘冒性命風險為之服務的祖國。「我們這些新中國建立時的中學生，直到大學畢業，所用的教材大都是從蘇聯的教科書翻譯的。」程光勝還保存著他在50年代用的《微生物學》教科書，伍連德和他1910年抗疫的事，當然一個字都沒有被提到。

　　1965年，由伍連德和王吉民合著的《中國醫史》(英文版，1932年於上海出版)被選中，成為批判「封資修」和「崇洋媚外」的對象。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所原所長、參與了該書中譯本出版的李經緯回憶：這本書在當時被認為「對中醫有一些不太合適的認識問題，那是限於王吉民和伍連德對中醫的瞭解有限，受了民族虛無主義的影響」。

　　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的馬堪溫和蔡景峰承擔了批判材料的翻譯任務。書譯好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領導們無暇過問，倒是排好版的印刷廠等不及了，找上門來要求付錢印書。

　　李經緯和馬堪溫商議：書還要不要印？李經緯認為不印的話連資料都沒有了，而且至少應印100到200本。馬堪溫則認為，「王伍醫史」不應該受到批判，頂多印10本作內部交流。最後，其唯一的中譯本印刷了15本，現在也多已佚失，只有李經緯手裡還有一份清樣本。

從建國後到上世紀90年代，這或許是伍連德其人其作在中國的學術視野中，最後一次被想起，卻是封面註明的「供批判用」。

　　　　重回正統記憶

　　1990年，中國微生物學會接到國際微生物學會聯盟的來信，查詢其創始人之一伍連德的資料。時任中國微生物學會代秘書長的程光勝當時對此一無所知，查閱檢索相關資料後，他驚訝地發現，連伍連德這個名字也很少在中文出版物中見到。倒是科學院裡一位老先生還記著伍連德的一些事情，並看過伍所寫的《鼠疫概論》，但這本書也很難找到。

　　2003年的「非典」，喚起了人們對於烈性傳染病的關注。程光勝應《中國教育報》之約，撰寫了介紹伍連德和他在東三省防治鼠疫事跡的文章。半個世紀以來，這位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的先驅第一次通過大眾媒體公開出現在人們面前。

　　「他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做了這麼多，卻被國人遺忘到這個程度！」中國新聞社退休記者禮露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訪問時，為此唏噓不已。而她本人因為罹患SARS開始關注烈性傳染病問題，才偶然「發現」伍連德。在禮露和《黑龍江日報》記者、文化遺產保護志願者曾一智等的努力下，伍連德北京故居——原東堂子胡同55號在拆遷中得以保留。2010年，禮露的新書《發現伍連德》也將付梓出版。

　　「發現和找回，鑒往知來——讓那些在人類文明進程中做出偉大貢獻的人重回到我們的正統記憶中來——這不單是史學界的責任。」程光勝表示。★

　　(本文感 謝禮露 女士熱忱提供資料及採訪協助)

往事欄目郵箱：wangshi@chinanews.com.cn，歡迎讀者投稿或提供歷史報道線索

（http://magazine.sina.com/chinanewsweek/2010005/ 2010-02-07 /ba83470.shtml）

版主：好像是生產過程中「不小心」摻入西藥的。

保濟丸含致癌禁藥 回收

【世界日報╱香港25日電】

香港老牌中成藥「保濟丸」被新加坡藥物監管當局驗出含有可致癌的禁藥「酚酉太」和減肥藥「西布曲明」，服後可能引致非常嚴重的副作用，衛生署指令藥物製造商「李眾勝堂（集團）有限公司」從本地零售商及消費者回收被驗出含西藥的「保濟丸輕便裝」及傳統的「保濟丸拾樽裝」，又呼籲市民立即停止服用，如有不適應盡快求醫。

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劉愛國表示，以往只曾傳出有偽冒保濟丸的事件，對這次保濟丸攙有西藥成分感到莫名奇妙，形容「解釋不到」。其藥房有200多盒保濟丸存貨，全屬十瓶裝。他指出，一般藥房都有數百盒保濟丸貨量，估計市面上有數以十萬計的保濟丸出售，形容這次回收行動屬香港歷來最大規模的中成藥回收，促請當局盡快調查事件。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銷售未經註冊的藥劑製品屬違法，最高可罰款10萬元及監禁兩年。

「保濟丸拾樽裝」已在港註冊為中成藥並在市面出售，「保濟丸輕便裝」則正申請註冊為中成藥。衛生署表示，藥劑部昨進行藥物監測時，得悉新加坡藥物監管當局公告回收「保濟丸輕便裝」的行動。

衛生署發言人表示，鑑於該兩款「保濟丸」含「酚酉太」及「西布曲明」，可能引致非常嚴重的副作用，此產品又被市民廣泛使用，包括高風險的組別人士如兒童及長者，故回收行動是預防措施。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副會長崔俊明說，保濟丸主要用於止瀉，若含有可致輕瀉作用的「酚酉太」，反而會令患者的腹瀉病情加劇。他認為，這次為歐化藥廠生產發霉藥事件的翻版，反映港府對中成藥的監管不足，包括巡查及檢驗，導致保濟丸離奇含有西藥成分。

資料來源：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2/5497466.shtml

雙飛人藥水

引自2010-03-16 中國時報

【林郁庭／文】

    這雙飛人真是法國生產進口到香港嗎？為何於原產國不聞聲息，在千里之外的香江卻如此這般普度眾生？我開始想著，或許它並非誕生於絢爛卻也陣痛不斷的十九世紀法國，而是如同鴛鴦茶咖啡、檸檬可樂、菠蘿油般的混血產品，不折不扣地Made in Hong Kong：華洋雜處的背景下，挾著殖民地豐沛的創造力雜交再生，留存了帝國影子與當地特色的變種生物。

    　歲暮在香港停留，不慎染上風寒，香江風景便無奈地於愈來愈濃滯的鼻息、一刻比一刻啞澀的喉壁前模糊了。

    　「要不要試試我的祕方？」

    　友人鑽進一家藥房，片刻後，亮著個紅白藍相間的藥盒，獻寶地托在掌心，「Made in France，但法國回來的沒幾個人知道。」

    　我睜大了眼仔細端詳，旅法兩年，不長不短的期間卻也足夠建立起藥罐子的聲譽，只是這樣的感冒藥，委實從未看過。

    　藥瓶還是饒有古風的紅蓋透明玻璃瓶，黑白印刷的素淨標籤上浮現原廠法文印記（餘處則是進口商重新包裝過，中英混搭的殖民風情）：Ricqles，1838年始創，80％薄荷酒精。依他的示範，我得在舌上滴幾滴，慢慢嚥下去，舒緩喉嚨不適；但事實上，80％的高濃醇酒精一沾口就熱烈地燒灼我的唇舌，顧不得優雅與否，已經進了五臟六腑，威猛的後勁也讓動不動就想乾咳幾下的喉部，大吃了一驚而噤聲以對。

    　酒精，薄荷精油，蒸餾水。這樣簡潔純粹的配方，的確像是兩個世紀前的作品。我可以想像巴黎石板路上敲著的達達馬蹄聲，在瀰漫著煉金術士氣氛的鋪子前停了下來，拖著裙裾搖曳至木製櫃台前的顧客，吩咐要他們賣給某某伯爵夫人同樣的薄荷水。店員拿出已經調配分裝好的小瓶，她摘下一只手套接了過來，端詳著掌上那兩個天使展翅加持的藥瓶：「就是這個？」

    　就是它，溫水裡對幾滴，喝下去保證口氣清新；滴在方糖上，和進東印度來的紅茶裡，氣味特別香甜；夫人若有不適，這個比嗅鹽還好用，直接聞還是鼻端點一下，「清涼得像給鞭子結結實實抽了一把，昏死過去的也會馬上跳起來！」

    　這法寶當然不光在衣香鬢影、摺扇笑語之間傳遞；找不到適當的酒精刺激之時，它那比白蘭地多一倍的烈度，也挺讓人振奮的──活在動蕩的時代，畢竟需要點惡魔的勇氣。在短短一百年間歷盡拿破崙崛起與殞落、君主復辟、接連兩次革命、共和國總統稱帝、羞辱的戰敗與黯淡前景的十九世紀法國，改朝換代如此頻繁，伴隨著走過來的Ricqles薄荷酒精，商標與成分倒是沒怎麼反映時代的變動。

    　●

    　回到台灣，在同樣感冒的朋友Ａ君面前，我秀出從香港帶回來的古典感冒藥水，Ｂ君在旁邊插嘴，「這不是雙飛人嗎？擦燙傷特別有效。」

    　又是一個受了香港醫療文化熏陶而識得Ricqles──雙飛人的例子，但她的香港朋友只把這藥水拿來外用，「被燙到了趕快擦，涼得不得了，而且不會紅腫起水泡。」Ｃ君聽了馬上伸出手，上禮拜燙到已經快癒合的一道小疤，想來試試它的神效。

    　我們展開尚帶著上世紀中期樸拙風格的圖解使用說明書，發現不只感冒與灼傷，舉凡腹痛、消化不良、牙痛、頭痛、消毒、蚊蟲咬、暈車暈船、睡眠不足等等，都是「功效神速」，有病治病，無病常飲，也會「身心舒暢」。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不曉得手中似無足輕重的小晶瓶，竟是這麼了不得的濟世良藥，瞬時間成為朋友們妒羨的視線集中點，Ａ君更立即撥了手機勒令近期去香港的親族，勢必要帶回這神藥。

    　不是那紅白藍的包裝，我真以為又是一味保濟丸、保心安油之類的港式萬靈丹。這雙飛人真是法國生產進口到香港嗎？為何於原產國不聞聲息，在千里之外的香江卻如此這般普度眾生？我開始想著，或許它並非誕生於絢爛卻也陣痛不斷的十九世紀法國，而是如同鴛鴦茶咖啡、檸檬可樂、菠蘿油般的混血產品，不折不扣地Made in Hong Kong：華洋雜處的背景下，挾著殖民地豐沛的創造力雜交再生，留存了帝國影子與當地特色的變種生物。

    　●

    　然而Ricqles卻真是純法國血脈。1838年由藥劑師Henri de Ricqles研發成功，從藥房調配到成立公司銷售，於世紀之交打響了名號，受歡迎度扶搖直上；一戰期間，首度推出鐵盒罐薄荷涼糖，給前線將士打氣，號稱薄荷強烈的氣息能安定心神增強毅力（可見現在很流行的芳療在百年前就奠下基礎）。Ricqles之名已與薄荷密不可分，打下品牌江山的薄荷酒精卻逐日式微，薄荷汽水推出後，歡愉氣泡包裹著的淡薄荷飲料儼然成為主流，帶著苦艾酒般惡魔氣息的高濃度薄荷酒精，已經是前朝遺老，只得識相地遜位。經歷數次轉手併購，在不同集團之間流轉，包裝隨之改變──寶特瓶、鋁罐、玻璃汽水瓶──原先那兩個捧著藥瓶的小天使早就消失無蹤，只殘存強力薄荷讓人升上雲端的意象，以及那無所不在的氣泡。

    　聽法國人談Ricqles──如果指的不是薄荷汽水而是強力酒精──多半帶著老祖父般的懷舊情緒：藥房還買得到，年輕人都不曉得了，以為是那個廣告詞很滑稽的氣泡水。可真是好東西啊！出門爬山背袋裡放一瓶，不怕蚊蟲咬，受傷了可以消毒，疲勞的時候，滴在糖上吃，精神馬上來。沒有帶火種，用它來生火也很快，一點就著。

    　法國人大概想不到，那時隨著遠東貿易或派駐安南寮國諸屬國臣民傳到香港的Ricqles，在東方搖身一變成為「法國利佳製藥廠雙飛人藥水」，至今歷久不衰。為歲月潮汐沖刷而逐漸淡忘的法國傳統，香港人不但幫他們完整地保存下來，還發揚光大：Ricqles──雙飛人同屬舶來與在地，它既忠於法國原味，也已經融入香港文化的脈絡中，成為香港人很驕傲地推薦給外來客的優良在地產品。

    　●

    　朋友們突然起了陣騷動，原來是我手上掛彩了，在重複開瓶關瓶讓她們去聞、去感受靈藥神奇之際，不知給瓶蓋還是紙盒邊角劃傷了，手背正滲出細細的血珠。「快！把它擦到傷口上！」Ａ君幾乎是亢奮地，我遲疑地還沒說出小傷並不礙事無須掛心，她不耐煩地再加一句，「趕快！正好試試它的效果，你還在蘑菇什麼！」

    　在旁邊見證的Ｂ君信誓旦旦地，原來血肉模糊好大一道口子，抹上雙飛人，傷處馬上乾了開始收縮，還說當初要是沒它，搞不好會留下疤痕。薄荷與膜拜的氣息瀰漫在空中，信徒們殷切的眼讓我明白，雙飛人已成下次訪港必購禮品，而且最難得的是終於有這麼一次，「香港品牌」的號召力，竟然遠遠勝過Made in France的事實。

    　我已經記不得傷口的原貌，但薄荷酒精滴上傷口的那瞬間，彷若飛車衝上雲霄的顫慄感，又帶我回到香港。那是個喧囂又孤寂的夜晚，開往太平山頂的纜車發動之前，我和友人以治感冒的名義，又各自於口中點了幾滴雙飛人，在旁人疑慮的眼光之下（他們想著，這兩人八成在嗑藥吧！），隨著未稀釋薄荷酒精的燎原之勢，登上香港最華麗與蒼涼的所在。

    　除卻少數豪宅低調的燈火，山頂一片漆黑，遙望維多利亞港邊璀璨如晝的遍地星辰，對比映襯格外鮮麗，像是一只超大的豪華鑽戒，戴在暗黑的幽魂指上。鴿子蛋。

    　此時此刻，不需要雙飛人，也能感覺到掠過心口那絲寒意，像是人類文明末世的燦爛與灰飛煙滅，都這麼一眼看盡了。留得下甚麼痕跡麼？未受到雙飛人蠱惑的觀光客在一旁拍照、興奮而喧譁，對他們而言，那片黑暗是為了成就中環尖沙咀綺麗的夜景，侷限於彈丸之地高度密集的繁華，就是香港的魅力，真是讓人不虛此行了。

    　能這麼相信也好。

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0,5251,11051301x112010031600432,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