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嬉笑怒罵寫文章，很有意思。但陳邦賢《中國醫學史》首刊於1919年，1920年則有秦伯未撰《國醫小史》 (此文作者說「1932年才有第一本(中國醫學史)」，錯誤) 「王伍醫史」當然重要，但絕非開山之作。況且民國時期(1949年以前)的中醫史，至少還有：

(更遑論還有唐甘伯宗《名醫傳》、宋周守忠《歷代名家蒙求》、張杲《醫說》、明代俞弁《續醫說》、李濂《醫史》、徐春甫《古今醫統》、王宏瀚《古今醫史》、《古今圖書集成．醫部》等等撰述，何來遺漏之說？)「王伍醫史」被拿出來批評，只能說這本書與當時政治所要批評的對象有關。當然，這本書絕對重要，但既是英文，又很厚，一般讀者真的不會拿來看，呼籲應該火速出中文版本，分二至三冊出(不要出精裝，只能用來砸人而已，讀者不太會買)，才能讓更多讀者瞭解、去讀這本醫史書。

中西醫百年爭論：「中國醫學」的定義何時出現？

2010.08.04鳳凰網歷史

    中醫和西醫的爭爭吵吵，到現在一百多年了。雖然隔三差五跳出來一位兩位捍衛中醫的，但這場官司早就有定論了。只不過在當今的中國，中醫這個大旗還豎在那裏，至於旗下面站著坐著的是什麼背景，咱們先不多說，開宗明義說說概念。

    所謂中醫西醫，指的都是在中國的範圍裏面，美國英國小日本撒哈拉他們愛有什麼醫咱不為他們操心。過去一百多年中醫好還是西醫好最後是怎樣中西醫結合，都在討論咱們中國的情況。從來沒有人盤算一旦東風壓倒西風，馬上走向世界，從此美國頭疼腦熱全紮針拔火罐。

    西醫是西方醫學也就是現代醫學，那麼中醫哪？如果說中醫是中國或者中華醫學，這一下子全國醫療衛生系統立馬縮水百分之八九十，因為絕大多數看病賣藥的全是西醫也就是現代醫學出身。而他們是在中國行醫診病，是中國的醫生。不包括在中國醫學裏麵包括到哪去？因此中醫應該是中國的傳統醫學，西醫是中國的現代醫學，兩者合起來就形成中國醫學這個定義。於是從黃帝內經到抗非典的成就，上下五千年在中華大地上給人看病全收容在裏面了。

    這位問了：以前光給牲口看病、現在主要給寵物看病的獸醫算不算？這個問題問得好尤其是中國的國情，因為早年經常就有閹牲口的客串做結紮，而且閹雞閹豬這行當的祖師爺就是神醫華佗。雖然三國演義裏面說起來華神醫天花亂墜，可是他老人家十八般武藝就傳下來這一點。話雖這麼說，可是醫學院沒有獸醫係，學獸醫得去農學院，衛生部衛生局也不管獸醫，所以正確的答案就是中國醫學雖然應該也曾經包括過獸醫，可是現在獸醫屬於農民企業家的範疇。

    這個曾經又是怎麼回事？1915年9月30日 ，大總統袁世凱簽署了一項法令，無論醫學、藥學還是獸醫學，都要完全參照西方的標準。這裡面是三足鼎立，支撐起中國的醫學。可是到了後來，獸醫就溜號了。戰非典的時候衛生部出頭，對付禽流感當先的卻是農業部，所以我們也只好把獸醫撇開。

    中國醫學這個定義是什麼時候出現的那？

    說中國醫學這個定義要從一本書說起，那是一本史書，中國醫學的史書。

咱們中國有寫歷史的悠久傳統，當今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人敢對此叫板的。尤其是太史公把標準這麼一定，後面就沒斷過。如此說來我中華醫史一定源遠流長了。非也，到了1932年才有第一本。這是為什麼呀怎麼遺漏成這樣？

    古來醫學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方技，給醫寫史，那和給要飯的寫史有什麼區別？因此大儒們是不幹這個的。當然現在不同了，給什麼寫史的都有，結果一大半根本就是屎。

    話頭一轉咱們來到1965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戰，要批判「封資修」。封資修是什麼？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和修正主義的東西。各單位都要找典型，衛生部怎麼辦？西醫全是資本主義的可是不好統統批判，三年自然災害好不容易緩過來了，不能用西醫治病又得死多少人呀？中醫那就是封建，可是當年老人家在神壇上，什麼氣功耳朵聽字的有一個敢出頭嗎？充其量就有個別號稱包治百病的，也算民族傳統不方便批判。再深入找一找吧，有了，中國醫學歷史書有問題，問題出在醫史的開山之作上。

    按中國人起外號的傳統，這本書被稱為「王伍醫史」。不是說大刀王五，而是兩位作者一個姓王一個姓伍。部裏一看這本書問題太多了，首先是用英文寫的，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其次看看他怎麼說中國傳統醫學的：「正當歐洲醫學以哈維的發現為原動力，獲得豐碩果實的時期，中國醫學在17世紀以前的長時期中，實際上是處在停滯不前的休止狀態。只有在教會醫學到來以後，它才復興起來。」 這叫什麼？叫民族虛無主義！感情中國醫學的復興靠洋教會。再仔細查一查就更多了，連篇累牘寫教會醫學在華的歷史，全是正面描寫。教會是什麼？是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你們說不批判這本書批判哪本書？

    當然了，毛主席說要調查研究，就查查王和伍是什麼人。王是王吉民，現在是上海中醫學院裏的醫史博物館館長。什麼學歷？宣統二年畢業於香港西醫大學堂，算孫中山的師弟，辛亥革命任中國紅十字會第一救護隊隊長。伍是伍連德，就更不得了了，連中華醫學會的房子都是人家捐出來的，現在已經去世了。這樣啊，那就對書不對人了。中醫研究院組織人把這本書翻譯出來，然後批判。

中醫研究院接下任務，組織一幫專家，再請來馬海德、米勒等洋三八式，不到一年就翻譯完了。印刷吧，經費有限，到處找印刷廠看看哪家便宜。走街串巷到了通縣，找到一家印刷廠，開始排版吧。

    工人排版，這邊就等著，沒多久文革了都上街遊行去了誰還管這事？可是通縣那頭不遊行，工人把版排好了，要印了，給錢呀。主持這事的都成了走資派，哪找錢去呀？可是不給不成呀只好少印點。100本？200本？不成，太貴，印十本吧。太少了。最後出錢印15本。

    印好了以後衛生部早被打爛了還批誰呀？幾個人分了一下大部分當四舊給燒了。本來就是毒草，翻譯得文白相間的紅衛兵小將哪看得懂這個？於是我國醫學史的開山之作至今還得懂英文的才能看。

    後來自力更生用中文寫了《中國醫學通史》。現在有人說《中國醫學通史》原始資料多採用王伍氏的英文版《中國醫史》原書，近代卷尤甚。《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的主編不樂意了：「雖然「王伍醫史」的出發點是基於愛國主義，但是由於受教會的影響，該書在近代醫史方面對教會醫學的著墨過重，並且有美化教會醫學之嫌。所以在編近代卷時，編委會成員們極力避免也出現這樣的傾向。對於近百年來我國西醫各科的發展，以前國內外均少有記述，為了填補這一空白，我們組織有關專家，在收集了國內外大量原始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編寫而成，雖然其中也參考了『王伍醫史』的部分資料，但所佔比例很小。我們力圖克服王、伍二氏《中國醫史》以資料為主體，缺少史論的缺點。」

    這段話什麼意思？王伍二人是愛國的，可是受教會影響，美好教會醫學，而且光是資料，缺少史論。說白了，就是沒有把中國傳統醫學上升到天下無敵的高度，愛國沒有到我們的高度。

    「對於近百年來我國西醫各科的發展，以前國內外均少有記述，為了填補這一空白，我們組織有關專家，在收集了國內外大量原始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編寫而成，雖然其中也參考了「王伍醫史」的部分資料，但所佔比例很小。」這段話看不懂，既然少有記述，又怎麼收集大量原始資料？王伍二人當年是耳聞目睹，至少人家是這麼告訴他們的：我們給病人治病阻力很大，治好了以後病人就信上帝了。查一查當時的筆記：夷人以治病為名誘惑愚民，於是義民焚燒教堂。這個應該怎麼編寫呀？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history/minjianshuoshi/jinghuzi/detail_2010_08/04/1886422_0.shtml

《新生報社論》剖腹生產的醫學歷史
2010/08/05

剖腹生產被稱做帝王切開術(Cesareansection)，因為凱撒(JuliaCaesar,100-44BC)據信是這樣誕生的，但凱撒入侵不列顛時，其母仍健在，因此凱撒不太可能是剖腹生的，反倒是他統治下的羅馬曾經頒布命令要求難產的孕婦必須剖腹。

希臘神話的阿斯克勒庇厄斯(Asklepios)也是剖腹生的，Asklepios的希臘語意即「切開」，他是阿波羅與情婦科羅尼斯之子，阿波羅認定情婦不忠，遂命其孿生妹，掌管月亮和狩獵的阿蒂米斯(Artemis)將她殺死，但沮喪的阿波羅突然想起腹中之子，遂令訊息之神愛馬仕(Hermes)將子宮裡的胎兒娩出，交給半人半馬的喀戎(Chiron)撫養，之後喀戎把醫術傳授給阿斯克勒庇厄斯。

傳說中，阿斯克勒庇厄斯曾診視一個已死的小孩，而剛巧一條蛇經過，他拿起木棒將蛇打死，但沒多久，另一條含著草藥的蛇將藥放在死蛇身上，死蛇隨即復活，於是他如法炮製而小孩也復活。在西方的繪畫和雕像中，阿斯克勒庇厄斯的出現總會伴隨一根纏繞蛇的拐杖，而這幅印象就成了現代醫師團體的紋章圖騰。

剖腹生產可能救命是十九世紀以後才存在醫師的概念中，之前只是零星逸傳，並和牧人，屠夫有關。第一個被記載的也許是一五○○年一名瑞士醃豬的人，在他的女人陣痛數天並且換了十三位產婆之後，這位抓狂的男人在得到官員的同意後做了剖腹，母親活了，之後還生下五個小孩，剖腹產下的嬰孩後來活到七十七歲，這個故事在八十二年之後才被記載，因此也有人質疑。此外另有數件孕婦被有角動物攻擊而腹裂必須剖腹生產的報告。二○○四年，一位地處偏僻高地的墨西哥婦女因為難產而自行剖腹，她用一瓶烈酒消毒菜刀，試了三次才把腹部切開，奇蹟似的救了自己和胎兒。

剖腹生產在不同時代和不同信仰的人都有不同的意義，許多被記載的剖腹產是用在瀕死或已經死亡的孕婦身上，目的是救出希望渺茫的胎兒，或者是因宗教理由必須將母嬰能分葬。

一八七九年，一位在非洲旅行的英國人Felkin曾經報告了烏干達土著成功執行剖腹生產的過程，他目睹療人用香蕉酒消毒孕婦肚子和自己的手，接著採垂直中線切開，燒灼，按摩子宮，但沒縫合，肚皮則以鐵針別起來，再敷上用根做的藥膏，病人恢復良好；Felkin說這項技術經過良好的規劃，而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廬安達。

英國直到一七九○年代才有剖腹存活的案例，這些多發生在偏郊野外，手術往往在廚房桌上或床上進行! 。

根據賴永祥的「教會史話」，一八六五年來台醫療傳道的 馬雅各 醫師曾在台南對同一婦人執行過三次剖腹生產，如果屬實則可以算是台灣最早的剖腹產記載。

一九六三年，台灣孕婦百分之三十在醫院生產，百分之六十由助產士接生，孕婦死亡率為十萬分之八十五，美國為三十二。一九六五年台大醫師魏炳炎寫道：台灣多胎和高齡孕婦死亡率為十萬分之三二○，為美國十倍；分娩大於四次、年齡大於三十四歲的則為十萬分之一五九○。

魏感慨地說：「陸續不斷的懷孕到老，分娩到死」，「善加監視各種避孕法是婦產科醫師無可旁貸的職責」。一九六九年，台大醫院剖腹產率為百分之十，魏炳炎說：「本人時常想，我們是不是做了不少不必要的剖腹生產」，但他也說：「如果能夠避免幾個嚴重的創傷和死亡，那麼多做些不太需要的剖腹產也許可以原諒。」

今天，台灣的剖腹生產率約百分之三十三，孕婦死亡率約十萬分之十。

http://stsweb.ym.edu.tw/board/read.php?f=8&i=3555&t=3555

版主：李尚仁老師寫的科普文章，很有意思。史懷哲的故事不只有人道關懷的視角而已，他同時也有很多醫史的故事可以挖掘。史氏所處的時代正是西方醫學「瘴氣論」過渡至「細菌論」的時代，寄生蟲與熱帶醫學的成就也漸次成熟，但我們看到的是，古典的風土醫學學說，空氣、日光、水、土壤與人體的關係，仍主宰著他、甚至是同時代人的思維。最近在繼續寫博論的過程，我也發現中國醫學這樣的變化。即使西方醫學在民國初年已經佔據了醫學知識的主體，正規教育與國家權力幾乎都認可這一套標準，但傳統中醫的「氣論」卻仍佔據著多數人的觀念（即使我們今天談西方醫學的勢力是怎麼樣的進入中國，也必須知道這些引用的資料很多都是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的狀況，很多鄉村城鎮連西醫都沒有，這些人的思想中，不可能有「細菌論」這種東西，那傳統中醫的變化呢？）並且，即使是大城市的中醫，那些中醫大師們採用的也是一種中西醫匯通的解釋，他們盡力把細菌論和傳統氣論做一種融會的解釋，而讓傳統醫學的氣論有新的面貌。至於轉變，民國中醫和清代中醫畢竟是不同的，他們論述疾病發生的因子，不可諱言，絕對受到了來自西方醫學的影響，這是要繼續挖下去的。是以，我們不能以「斷裂」的視角來看待醫學發展的歷史，即使新的學說已經普及了，我們仍必須審視舊體系的位置，甚至與新醫學論述的關係，這樣才能展現或描述一種多層次的醫學文化。

轉貼：史懷哲的神經衰弱

作者：李尚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在 20 世紀初前往非洲從事慈善醫療工作的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博士，是台灣醫界最推崇的仁醫典範之一，也是考生在醫學院入學面談時最常提到要效法的對象。

        在 20 世紀初前往非洲從事慈善醫療工作的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博士，是臺灣醫界最推崇的仁醫典範之一，也是考生在醫學院入學面談時最常提到要效法的對象。

        史懷哲離鄉背井不惜艱難遠赴後來成為加彭共和國（The Gabonese Republic）的法屬西非，為當地人提供慈善醫療。這樣的善舉的確有其令人佩服之處。畢竟史懷哲不只擁有醫師學位，還有演奏管風琴的天分，以及對巴哈作品的精深音樂學素養，留在歐洲發展的前程應該是一片光明。更何況歐洲的醫師到非洲行醫，由於風俗習慣和物質環境的差異，必然碰到不少艱辛困難。

赫曼．哈格頓（Hermann Hagedorn）著，著名作家鍾肇政翻譯的《史懷哲傳》（志文出版社），或許是臺灣流傳最廣的史懷哲傳記。這本書對史懷哲行醫過程遭遇的各種困難，有著生動詳細的描述。其中提到史懷哲剛到非洲行醫時，找不到適合的房子當診所，只用一間空的雞寮充數。然而，由於屋頂有漏洞，以致史懷哲必須戴著遮陽帽看病，而雞寮又沒有窗戶，讓他熱個半死。

        戴遮陽帽當然是要防止日曬，但史懷哲居然對曬太陽如此忌憚，連小縫透出的日光都要避免接觸，這在今天看來有些奇怪。傳記進一步解釋，白人如果暴露在非洲的陽光底下，會罹患嚴重的「日曬病」，還特別強調：「非身歷其境的人恐怕不容易領略其厲害。」

        書中舉了兩個驚人的例子：有個白人午休時，因為房子屋頂有個「銅板大小」的破洞，陽光由破洞照射到他的頭頂，照射一、兩小時後，就讓這位不幸的先生發高燒、「囈語連篇，幾乎不治」。另一個白人則是乘舟時遮陽帽掉入河中被水沖走，即使他趕緊脫下上衣遮住頭部，仍舊難逃罹患重病。

炎熱的氣候可能導致俗稱中暑（sunstroke）的中熱衰竭（heatstroke），過度曝曬也可能導致皮膚癌，但隙縫照入的陽光會引發重病高燒？這似乎有點令人難以置信。上述關於非洲烈日會對白人健康造成嚴重傷害的看法，其實比較接近所謂水土不服的傳統概念。

        古希臘希波克拉底著作（Hippocratic Works）中的《空氣、水、地方》（Airs, Waters, Places）一書，就探討氣候、土壤、水質等環境因素對人類健康的影響，並提出相應的保健之道。17、18 世紀的醫師繼承了這套學說，加上那時歐洲國家追求強化對境內地理環境、自然資源及人口狀況的掌握，不少醫師開始對氣候變化與疫病流行的關係進行有系統的紀錄與研究。

        隨著歐洲在海外的帝國擴張和殖民地增加，醫界發現歐洲人在熱帶地區的罹病率和死亡率往往居高不下，且有些疾病是歐洲本土所罕見的。他們認為這是因為居住在溫帶地區的歐洲人，在熱帶氣候下水土不服所引起的。歐洲人在熱帶地區若不注意預防氣候的影響，會導致身體衰弱，進而罹患各種熱帶疾病。

        可是 19 世紀晚期細菌學與寄生蟲學的研究，已經證明許多傳統歸因於風土因素的疾病，包括瘧疾這個典型的「熱帶疾病」，其實是細菌或寄生蟲感染所引起的。那麼在 20 世紀初接受醫學教育的史懷哲，怎麼還會認為非洲陽光會如此神奇地導致各種嚴重的疾病呢？歷史學者甘迺迪（Dane Kennedy）研究這段期間歐洲人恐懼熱帶陽光的現象，指出風土醫學學說深植人心，在 20 世紀初的西方醫學界仍有眾多的信奉者，即使細菌學說興起，他們還是能對熱帶陽光讓白人生病的說法提出推陳出新的解釋。

        甘迺迪認為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曾經在美國殖民地菲律賓服役的軍醫伍洛夫（Charles Edward Woodruff）。他在 1905 年出版了《熱帶陽光對白人的影響》（The Effects of Tropical Light on White Man），對醫界意見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本書除了整理他在菲律賓的熱帶醫療經驗外，還宣稱熱帶陽光的化學射線（actinic rays）特別強，會對身體造成傷害。

        我們今天認為暴露在紫外線下，有引發皮膚癌的風險，但這不是伍洛夫的論點。他強調的是化學射線會穿透白人皮膚進而傷害裡面的神經組織，導致神經衰弱（neurasthenia）。這樣的疾病症狀五花八門，包括倦怠、記憶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疑神疑鬼、容易發怒、食欲不佳、縱欲過度、性無能、憂鬱、失眠、頭痛，嚴重時還會發瘋與自殺。此外，也會導致腹瀉、心悸、胃潰瘍、月經失調、酗酒、貧血等問題。

        那麼為什麼只有白人受害呢？伍洛夫宣稱這是因為有色人種的皮膚色素有抵擋化學射線的保護作用。白人當中，頭髮、眼睛與皮膚顏色都較淺的亞利安血統者，特別容易受到傷害。相反地，棕色眼睛、黑頭髮、膚色較深的南歐人則較能適應熱帶氣候。

        伍洛夫的論點其實新意不多，19 世紀初許多殖民地的歐洲醫師就有類似看法。他們還認為有色人種比較不容易中暑，除了髮色膚色之外，還因為他們頭皮與頭蓋骨都比較厚，能保護腦部不受陽光侵襲。這種說法的另一面，則是認為有色人種的腦容量因此比較小，是智能低的低等種族。伍洛夫的成功之處，是他比附當時放射線與光化學的最新研究，新瓶裝舊酒，給老舊醫學觀念帶來新科學的光環。畢竟當時大家已經知道放射線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甘迺迪指出，在伍洛夫影響下，醫學界對熱帶陽光對白人的傷害有了新的重視。《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進行調查，發現熱帶神經衰弱是造成海外傳教士因病被迫返鄉休養的最主要病因。史懷哲在這方面也不能免俗。

        傳記提到，史懷哲年輕時非常強健，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卻因罹患「嚴重的神經衰弱」，下班從醫院回家的 4 分鐘上坡路，都讓他舉步維艱體力耗盡。這段期間生病的不只史懷哲，傳記中提到，居住在非洲的白人每兩年就得回歐洲休養，否則身體就會受不了。但這段期間戰爭阻隔了交通，使得一些人好幾年無法返國，進而活力喪失覺得渾身是病。

        甘迺迪的研究指出，殖民醫學對白人與有色人種體質差別的強調，對應了殖民地白人殖民者與被殖民的有色人種之間的社會與文化隔離。史懷哲傳記中一再提到，史氏認為黑人懶散、酗酒、沒有節儉習慣，甚至不知感恩，因此白人不能用平等的方式和他們打成一片，而應該保持尊卑距離，用「大哥」身分來對待與教化黑人。

        過去關於史懷哲的討論大多集中在他的醫療奉獻、道德情操、音樂素養與哲學觀點。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在殖民地行醫的史懷哲其實也生活在殖民社會的文化當中。因此，我們也需要把史氏的行誼放在那個時代脈絡中來考察研究。

深度閱讀資料

·  Kennedy, D.（1990）The Perils of the Midday Sun: Climatic Anxieties in the Colonial Tropics, in Mackenzie, J.M.（ed.）, Imperialism and the Natural World, pp. 118-140,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http://web1.nsc.gov.tw/ct.aspx?xItem=11591&ctNode=40&mp=1

《科學發展》2010年7月，451期，84 ~ 85頁

版主：關於中日戰爭中細菌戰與化學戰的歷史，一直是大陸史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已經有不下十本的專書、史料集問世。臺灣倒是沒甚麼人研究，零星的一些小文章是有，老一輩的 李恩涵 老師在日軍「三光作戰」的專書中有提到，至於全面性研究還有待開發。據說芝加哥有個博士生在寫這方面的論文，不知後續如何？臺灣有一家出版社也想出史料集，曾經詢問有無市場，我回應在大陸出版物這麼豐富的狀況下，老史料新出的價值不大，除非能有一些新論述，才會有看頭。倒是老蔣的《事略稿本》中有許多關照，證實他已經知道日軍在發展類似的生化兵器，據政大 劉維開 老師提供之訊息，老蔣責成李忍濤成立學兵隊，其實就是化學兵部隊。但中國起步太晚，連基本的防禦戰都很難做到。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處出版過化學兵的回憶錄、另，民間學者車潤豐將軍，也出版過專書，可以做為研究初步的入門書。

七三一陳列館申遺 為警示未來

中國時報【李文輝／綜合報導】

大陸「七三一」權威專家金成民，最近公布一份新史料，證實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間，至少有三千多人，遭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在哈爾濱平房區本部，直接充作活體細菌試驗材料，無一生還，這三千多名受害者身分，已被確認。使得七三一遺址是否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再次成了輿論焦點，並強調申遺的目的只有一個：警示未來。

《中華工商時報》報導，七三一部隊是抗戰期間，侵華日軍在中國東北成立的偽滿洲國內，從事生物戰、細菌戰、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的祕密軍事醫療部隊，前身是石井四郎於一九三二年在哈爾濱市郊背陰河設立、偽裝成水淨化部隊的東鄉部隊，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節節敗退，石井四郎才下令摧毀主要實驗設施。

如今，「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位於哈爾濱市平房區新疆大街廿五號，占地約六平方公里，由一百五十多幢建築組成，基地內有約四千五百個培養跳蚤的容器、六個製造化學製品的巨大鍋爐、及一千八百多個生產生物戰劑的容器，幾天內就可成產出大約卅克腺鼠疫。當時屯積的數十噸生化武器，如今對平民還有傷害。

報導指出，七三一相關研究數據，是人類歷史上從未進行過的人體試驗而來，戰後，美國用「不以戰爭罪起訴七三一部隊軍官」為條件，來換取這些數據。

七三一申遺，發想於繼一九七九年二戰奧斯維茲集中營之後，一九九六年日本廣島和平紀念公園也依聯合國文化遺產標準之一的「特殊的歷史事件對人類的影響」申遺成功，當時，反對者爭論七三一的價值何在？如今，隨著真相一一出土，七三一申遺再度成為輿論注目與爭取焦點。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 0716/4/29 cb0.html(更新日期:2010/07/16 03:02)

版主：這個有意思，之前電視台播的時候一直沒注意，沒想到這麼有趣，該找來看看。他提的那本浦澤直樹漫畫作品《怪物 Monster》也很好看，有牽涉許多精神人格方面的問題。

轉貼：

科幻、江戶、民族誌—《仁者俠醫》的醫學敘事

蕭芝琪(台大外文系畢，現服務於3C 科技產業。業餘流行文化與漫畫愛好者。)

■ 日前被改編成電視劇《仁醫》的日本長篇漫畫《仁者俠醫》，不僅是歷史與科幻結合的作品，並詳細刻畫了盤尼西林的製作、梅毒末期的醫療與西方和東方兩種醫學系統的對立。

　　在看過《仁者俠醫》之前，我很難想像，科幻、歷史與醫學這三個元素要怎麼融合在一部漫畫裡，同時又能成就一篇精彩的故事。但村上紀香的《仁者俠醫》，卻確實成功地將三者結合，讓一個現代外科醫師從二十一世紀的東京掉進蟲洞，穿梭到十九世紀正值日本歷史變動轉捩點的江戶城，運用未來的醫學知識，推動一場改變醫學歷史的革命。

　　現代人回到古代，利用現代科學常識解決難題，因而被古人視為先知或異端，這樣的主題在電影、漫畫和小說中已經不是新鮮的題材。穿梭時空的劇情在娛樂文化中早就風行已久，但多半是利用時空錯置營造異國風情，並以相對落後的古代人烘托主角的「知識」威能。實質上，這種劇情其實是一種文化侵略，所謂「科學知識」往往淪為殖民行為的工具。

　　然而，《仁者俠醫》並不強調主角利用機巧與現代知識來征服世界的劇情，醫學在故事中並非手段(means)，而是研究方法(methods)。為了達到這樣的寬廣並包容的視野，本書的監修名單包含醫學史、醫學教育以及日本文化史三個不同領域的學者教授（分別為順天堂大學醫學 史名譽 教授酒井シヅ、杏林大學醫學教育講師冨田泰彥，以及聖德大學日本 文化系 教授大場邦彥），融合各個領域的意見而成的嚴謹考據，自然使得這部作品在技術上的嚴謹度有別於一般目的只在提供娛樂的穿越故事。

　　不過這些都還不算是這部科幻作品最引人入勝的地方。《仁者俠醫》最成功的設計，其實是南 方仁 醫師以現代公衛與醫學的角度，對江戶生活的觀察與再發現。

「病」與「魔」的觀念

　　大部分的穿越故事都會具備以下的情節：主角遇到流行病的爆發，因為知道一些簡易的隔離與治療的方式，而被人認為具有特殊的神力。《仁者俠醫》的主角是醫師，自然也不能免俗處理了「流行病」這個題材，相繼處理了麻疹、霍亂與梅毒。但難能可貴的是，村上並不利用知識水平的差異，強調主角創造「奇蹟」，而是把重點放在古今對於疾病不同觀念的比較。

　　在南方仁試圖拯救當時妓院碩見不鮮的重症梅毒患者時，花魁（藝妓中等級最高者）「野風」給了他一本小冊子，幫助他瞭解當時對於梅毒的觀念和現代完全不同。讀完之後，南方仁發現江戶的人們對於這種無藥可醫的致命疾病，沒有正確的觀念，也沒有治療的方法，只能心存僥倖、悲呼哀嘆，並隨波逐流，不禁感慨萬千：

一次又一次的經驗已經叫人麻木，變得習以為常，不再去和疾病對抗，這便是這個時代的日本人特有的…

　　因為沒有辦法治癒疾病，就只能以戲謔或是漫不經心的態度面對，或是訴諸鬼神，或是乾脆認命。《仁者俠醫》不斷試圖點出，古代人對於疾病的隨便反應，並不是因為觀念落後或未開化，而是在無可奈何的背景之下發展出來的一種特有的文化。

　　「疾病」的觀念由古自今的演變，很適恰地反映在中文的「病魔」這個詞裡。人類對於疾病的觀感，始於不瞭解與恐懼，因而命名為「魔」（如印地安人會稱疾病為『壞 東西 先生』），等到能夠理清頭緒甚至治療之後，才改稱為「病」。在霍亂流行於江戶時，南方仁將符紙撕去、呼籲民眾以正確的方式治療與防制，就是一個加速將疾病觀念從「魔」推進到「病」的例子。

　　在本書中，不因江戶人對於疾病的科學觀念不如現代人，而稱之為落後；而是去挖掘出時空與環境因素，把江戶人和現代不同的觀念視為一種風土民情來描寫，並描寫同一個時代中不同知識體系之間縱橫捭闔的權力關係。這樣的描繪方式，給予了該時代應有的尊重，而不是僅以現代標準的狹隘眼光睥睨古代。與其說這是一部歷史、穿越或是醫學漫畫，不如說是一部以現代公共衛生的角度去撰寫的江戶民族誌，更要來得貼切。

醫學倫理的古今對照

“我的介入撥快了醫學歷史的時鐘，本來會死的人沒有死，本來會出生的人可能不會出生…歷史勢必因此而改變…”

　　仁醫師初至江戶時代時，曾經對於自己的醫療行為產生猶豫，懷疑自己改變歷史的行為是否錯誤。一個不屬於這個時代的人來臨，並且拯救一些原本會死亡的生命，後續的結果可能反而危害別的生命，違反了醫學倫理當中的「公平正義原則」(justice)。但無論如何，他無法拒絕受苦的生命，這可能是不能避免的，因為他的名字正叫做「仁」。在現代，對於重刑犯的醫療行為也經常遇到類似的道德困境，如浦澤直樹漫畫作品《怪物 Monster》當中的天 馬 醫師，就因為曾在手術檯上拯救連續殺人犯，為了彌補而自行追捕病患。

　　四大醫學倫理原則包括：

- 自主性 (autonomy)
- 不傷害(nonmaleficence)
- 行善(beneficence)
- 公平正義(justice)

　　儘管四大倫理由 Tom L. Beauchamp 及 James F. Childress 於1979年在美國所提出，但並不代表在那之前沒有醫學倫理的觀念。事實上，醫學倫理的歷史和醫學一樣長，就算沒有明文條列，各時代與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醫學倫理觀念。

　　在《仁者俠醫》中，經常可見南方仁在動外科手術前被江戶人以生命要脅，若是手術不成功要將他殺死。這樣的反應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乍看無疑是野蠻不理性的，但從江戶的角度看來，只是因為外科的侵入性治療違反江戶人心目中的「不傷害」原則，加上當時西醫不如今日普及，一般人都對西醫療效半信半疑的背景之下，才會覺得可能是騙人、無法相信。

 從無到有 手作盤尼西林

　　1928年，英國倫敦聖瑪利醫院的佛萊 明 醫師（Alexander Fleming, 1881-1955）注意到實驗室的葡萄球菌培養被一種特殊的黴菌所阻礙。1930年代末期，牛津大學的佛羅利(Howard Walter Florey)和錢恩(Ernst Boris Chain)兩人（《仁者俠醫》當中，南方仁的同學有提到這兩人）經過實驗證實，這種黴菌中提煉出的抗生素「盤尼西林」（中文又稱青霉素），可以阻止細菌產生其賴以維生的細胞壁，使細菌缺少細胞壁而立刻死亡，進而達到殺菌的效果。此後，盤尼西林就被廣泛運用在各種醫療行為中。

　　《仁者俠醫》中為了讓外科手術能進行，避免感染，此外也為了治療梅毒，自然必須在古代製造出抗生素。聽起來荒誕無稽？不過在二十世紀初期，盤尼西林就是由大量女工（時值世界大戰，女工代替男人做了不少事）手動製作出來的。而在本書中，盤尼西林的提煉主要利用其高度水溶性與酸性先去除雜質，再以濾紙色層分析法(paper chromatography )將盤尼西林精製出來。

　　混合物當中，不同成分的溶解度不同，移動時的分佈方式也不同，色層分析法就是利用這個原理，把單一的物質分離出來，而濾紙色層分析法，便是利用濾紙當中的纖維素來將固定混合物當中的各種成分。南方仁使用和紙代替濾紙，將泡過盤尼西林的和紙泡在一定比例的酸鹼混合液當中，利用毛細現象及溶劑的展開作用分離不同的成分。一旦瞭解盤尼西林物質在紙上的停留範圍，便可以精製出高純度的盤尼西林。

　　為了大量生產盤尼西林，仁醫師教育並訓練了一批本來就有志於醫學的「科學家」來幫忙。當然，在仁醫師闖進他們的世界前，這些人本來學的是「漢醫」（類似中醫的傳統草藥醫學），只有少數的人學習「荷蘭醫」（西方醫術）。這些努力不懈的科學家，將盤尼西林作坊規模擴大，並且成功地把盤尼西林從液體精製到粉末化，才方便攜帶運輸到江戶以外的城市，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但這樣的「超前進度」到底會對歷史產生什麼後果呢？這不是南方仁能考慮的。儘管對未來世界中盤尼西林的真正發明者佛萊明很不好意思，但仁醫師已經不打算停止介入歷史，並下定決心永遠留在19世紀的江戶。《仁者俠醫》目前出版到第十七集，南方仁為了阻止史上有名的坂本龍馬暗殺一案發生，動身前往東京。在原本的日本歷史中，維新人士（亦即當時的改革派份子）坂本龍馬應該死於政治立場不同的人之手，但與龍馬結識的南方仁不願意坐視這件事情發生。

　　“這可能是一條非常漫長的路，但我已經不打算走回頭路了。”

　　成功做出盤尼西林之後，南方仁曾這樣對自己說。《仁者俠醫》的時空的確已經沒有回歸我們已知歷史的可能，而一個被意外與意志共同改造的未來，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http://case.ntu.edu.tw/blog/?p=4002(原網址還有許多插圖，有興趣之學友可上去瀏覽)

版主：有很多有趣的醫史訊息，除了補充毛晚年的身體狀況外，還有「赤腳醫生」的驚奇，在鄉間竟然普遍施行白內障手術，真是不可思議。毛也是個特別的例子，除了他的身份崇高外，他個人不愛看醫生，必須看心情而定，也是出了名的。這一切晚年的病中生活，也可見張玉鳳當時在毛心中的地位，幾乎重要時刻，她都在場。

張玉鳳的回憶︰我所知道的關於毛澤東的部分真相

1993年，在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之際，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會曾委托本校教師，邀請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張玉鳳等到學校，回顧他們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親身經歷的珍貴歷史。當時的受托教師，最近在整理舊稿時發現了1993年12月24日晚張玉鳳女士這次即席演講的錄音整理稿。現在這個稿件，經張玉鳳女士本人審閱，在事隔16年之後，于2009年在《社會科學論壇》首次發表。如下：

1970年，我來到毛主席身邊工作時，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歲高齡了。從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六年。當然，在這之前，與毛主席也有接觸。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專列上工作，多次見過他。後來，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不夠，就把我調去了。

剛才李連成和田雲玉都談到毛主席五、六十年代叫他們學習文化的故事。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時候，毛主席強調要年輕人學外語。1972年基辛格來時，毛主席對他說，我給你們送一批人去學習，不僅有二十幾歲的，也有十三、四歲的，每年派一批去，讓你們來培養，過幾年我們再收回來。你們敢不敢要？基辛格當時感到非常意外,這也令在座的中方人員感到十分震驚。可見，毛主席當時就高瞻遠矚地預見到了學習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先進技術的重要性，感到這將是一個大趨勢。而現在，學外語、出國留學，都已成了一股風氣了。

毛主席晚年身體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難。1971年去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上汽車時，毛主席幾次想踏著車門台階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後來還是我扶他上了汽車。他的腿困難到這種程度，令人驚訝。

後來，他患了老年性白內障，兩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白內障。醫生說，只有等到白內障長成熟的時候，才能動手術。在他雙眼看不見外界期間，給他請來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老師蘆荻來幫忙。蘆荻在毛主席身邊呆了七、八個月，等毛主席眼楮恢復光明後，蘆荻就回到人民大學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學作品和其它古文書籍時，由蘆荻念給他听。現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為主席讀。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毛主席就是這樣來讀書和辦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給毛主席做了白內障手術。那天天氣很好，毛主席也難得睡了個好覺，一共睡了六個小時。下午四點鐘他醒來時，我問：「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麼樣？」主席說：「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覺。」我接著說：「主席，既然您休息的很好，今天我們就把那件大事辦了吧。」主席問：「什麼事呀？」我說：「不是動白內障手術的事嗎？你不是已經答應過的嗎？」那段時間，只說要做個手術，但沒確定哪一天做。我想，這天是個很好的時機，就動員主席做。參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說，根據主席近幾天的身體狀況，可以實施手術。主席點頭表示同意，並說：「做！」。於是，醫生為主席量了血壓，聽了心臟，又測了脈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間休息廳里進行了嚴格的消毒，做好了動手術的準備。（毛主席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南海里的豐澤園，1966年9月由于豐澤園舊居需要維修，而搬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在那里的一間休息廳內，里面放著一張床，兩個沙發，還有幾個擺滿了書的書架，擠得滿滿的。誰也沒有想到，他這一住就是十年。）

當時，有一個為毛主席治療的醫療小組，負責人有周恩來、鄧小平、汪東興和王洪文。手術由廣安門中醫研究院和同仁醫院的醫生參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當時大家都擔心手術有沒有把握。事後，我也問過唐醫生有多大把握，他說他有百分之九十五點多的把握。白內障手術實際上也不算什麼大手術，赤腳醫生就在農村的田間地頭做過多少次。但現在是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別緊張和擔心。我看到過有的護士在給毛主席打針時，手都直發抖，一連幾次就是打不進去。在這種情況下，主席總是跟護士談點別的事情，以消除她們的緊張情緒。等到手術準備工作做好後，毛主席也沒有馬上做。毛主席對做手術心裏也很不安。他一生從未做過手術，一旦這次手術不成功，那還不如不做的好，雖然眼睛看不見東西，但別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麼毛病。他還想到，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丟下這個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讓我放了一段昆曲（京劇的分支）演員蔡瑤詵唱的岳飛《滿江紅》的錄音。——「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陳詞慷慨激昂，曲調摧人奮進。毛主席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踩著昆曲的節拍走上手術台的。醫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圍打了一針麻醉藥。這個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針扎過後麻醉藥不管用，主席說他眼睛還有感覺。於是又打了第二針麻醉藥，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覺。這時，我就關掉了錄放機。手術時間不長，前後十五分鐘，實際動手術時間只有八分鐘。手術過後，周總理、鄧小平、汪東興、王洪文他們怕影響剛做完手術的主席，沒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臨走時，周總理對我說，毛主席的手術做得很成功，讓我轉告毛主席。我這樣做了，並特意告訴毛主席說總理也是剛從醫院裏來的。（版主按：周恩來當時已得癌症，時日也不常了，毛身體不好，國家大小事都落在周身上，忙起來常常是3、4天不睡覺，真是累壞了）主席聽後就說︰「謝謝他。」手術後，毛主席的情緒很穩定。一個星期後，醫生給毛主席眼睛上的繃帶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終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間，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邊工作人員的面孔，並一一叫出了我們的名字。這時，毛主席激動得流了淚，因為他一年多沒有看到這個世界了。醫生做手術時，只做了白內障長成熟的左眼，也沒有切除白內障，而只是把白內障壓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問為什麼不切除？唐醫生說，切除的手術比較復雜，尤其對高齡老人不適宜，而把它壓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證七、八年的視力。毛主席左眼的視力剛恢復時，醫生說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鐘的書。一開始，毛主席還能做到這一點，但很快他就不幹了。看書是他一生最大的愛好。因此，他又開始夜以繼日地讀書、看報、批閱文件了。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鍛練身體，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時，他就沒法鍛練了。只在累了的時候，把頭來回扭一扭，活動一下脖頸。兩臂舒展一下，練習「左右開弓」。他有心臟病、支氣管炎、腿浮腫，等等。支氣管炎主要與吸煙有關，後來在晚年大家動員他把煙戒了。他看書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慢地躺在床上，靠在一個很高的枕頭上。毛主席從來不喜歡戴眼鏡，他看書總是用一個放大鏡看。長時間手裏拿著放大鏡是很累人的，後來我們給他換了一個輕一點的放大鏡。但手術後我們為他準備了三副眼鏡。考慮到他在床上看書的習慣，一會兒左躺，一會兒右側，手術後，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就給他做了特殊的眼鏡，一副是沒有左腿的眼鏡，一副是沒有右腿的眼鏡，還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發上看書時用的平常的眼鏡。我們就不停地給主席換眼鏡。當他左躺時，就給他戴沒有左腿的眼鏡，右側時就給他戴沒有右腿的眼鏡。老年人本來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這樣長期從事高強度腦力勞動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經常在服過安眠藥後仍長時間地不能入睡（版主按：失眠是毛的一大問題，毛常常也是2、3天不睡覺，和周不同，周大多是工作，毛則在思考或看閒書中渡過）。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都有體會，對於他老人家來說，睡眠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毛主席雖然身體不好，但他不隱瞞，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很坦然。在接待外賓時，他坦率地給他們講自己身體不太好。由於翻譯听不清主席的話，我每次都參加主席與外賓的談話。我和翻譯坐在沙發的背後。毛主席在談話中，總是引經據典，妙趣橫生，瀟灑自如。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來時，主席對他們說，自己的身體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說，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說，外表是騙人的，不要為假象所迷惑，我剛剛才從一場大病中恢復過來。1976年春，毛主席會見巴其斯坦總理布托，這是他最後一次會見外賓。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們都談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歡和毛主席談。在主席與布托會談期間，我發現主席的額頭在冒汗，知道他身體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從來不呻吟，並不像有人所說的那樣臉拉得老長，張著嘴流口水，他從來沒有這樣。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乾乾淨淨的。因為主席身體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談了三十分鐘就告辭了。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當時中央根據醫療小組的診斷，第一次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的領導通報了主席的健康狀況，但保密等級仍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狀況方面，要是早點，比如說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狀況公開告訴人民，也許人民對主席逝世就不會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幹嘛要嚴格保密呢？人最後都是要走的，這是自然規律。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隱瞞自己健康狀況的。這個問題，研究黨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好在這次心肌梗塞在醫生的幫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復過來了。雖然說這次恢復了，醫生說人要闖三關。已闖兩關了，下一關主席能闖過去嗎？主席恢復過來後，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樹賦》找來給他看。他很喜歡詩賦。《枯樹賦》寫得很好，也很長。講的晉朝一個人，來到一棵大樹下，看到這棵大樹過去也有過生長繁盛的時期，而現在已經逐漸衰老了，使人在內心中油然產生出一種悲涼的感覺。毛主席看過後，對守在床邊的我說，你拿著書，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來。我看著《枯樹賦》，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來。可見，他老人家頭腦並不糊塗。

　　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裏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時，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裏。突然聽到一聲震響，我匆忙地爬了起來，穿上外衣，向主席那裏走去。但由於房屋擺動得很厲害，我感覺走起路來都很費力，東倒西歪的，好像怎麼也走不出去，最後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這時，看到汪東興他們也費力地向主席那裏走。來到主席那間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動聲色地平靜地躺在床上。偉人真不愧為偉人，遇到重大事情從不慌張，而是泰然處之。那次「九一三」林彪出逃時，他是這樣；這次地震時他依然是這樣。主席問汪東興出了什麼事，汪東興說，還不清楚，可能是發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後再向你匯報。當時，我們擔心屋頂上會有什麼東西摔下來打著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幾個人牽起一張床單，懸空擋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種緩沖和掩護的作用。在當時那樣緊急的情況下，也只有采取這樣極其簡陋的防御措施了。第二天，汪東興報告主席說，唐山發生了地震。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見，中央政治局決定讓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說，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決定，我就搬過去吧。但等地震過後，我還要搬回來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間房子里。由于主席心髒不好，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給主席找來了一副擔架。事先還由衛士們演練了一下，盡量做到讓主席安安穩穩地躺在擔架上。這樣，在戰爭年代就坐過擔架長征的毛主席，建國幾十年後又坐了一次擔架。在地震期間，毛主席很關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區人民的情況，詢問損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麼樣，反映了領袖與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彌留之際，他仍關心著國際問題。當時日本在搞選舉。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選舉中的情況。他嘴角在動著，想要什麼東西，但護士們不知道他想要什麼。護士們就把我叫了去，主席發音太輕，很微弱，我也沒聽懂。這時，主席在他背後的床頭木板上敲了幾下，並伸出三個手指頭。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說「三木」，就問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況，他點了點頭。我就把有關三木的情況簡報找來了給他。他老人家最後幾年從未中斷過看書讀報，直到去世前最後一次甦醒過來後，還由身邊工作人員給他讀文件。9月9日凌晨0點10分，他老人家離開了這個世界，告別了他的祖國，永別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詳，沒有一點痛苦的表現，就像永遠地睡著了一樣。沒給他做新衣服，還是那件洗乾淨了的穿過的中山裝。

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六年，發現他老人家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愛錢。他不是沒錢，僅《毛選》的稿費他就有百萬存款，就在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里，必須有他的親筆信，才能取到錢。這些存款，在他去世後，都留給了國家和人民。他經常在經濟上幫助有困難的民主黨派人士和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但如果有誰伸手向他要錢，他就不願再見到這個人了。他看不起愛錢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裝的口袋里裝有兩件東西，一樣是香煙，但總是只裝半包香煙，不裝整包香煙；另一樣是一塊手帕。他身無分文，我們在他身邊工作也沒什麼可撈。因此，不存在犯經濟錯誤的問題。主席不愛錢的品格，對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從來不為錢而活著。

主席晚年頭腦很清醒，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醫生每次給他量血壓，他都能算出高壓和低壓之間的差距，他還知道上次血壓和這次血壓之間的變化。他的女兒李敏（賀子珍所生）在他病重期間一直在他的身邊。他曾把李敏叫到他床邊坐下來，為她算出她出生的年、月、日以及她當時的年齡。在他彌留之際，當多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員來看他時，他能一一叫出他們的名字，並與他們一一握了手。在與葉劍英握手時，他似乎有很多話要說，但他說不出來，他把葉劍英的手握住了好長時間。因此，說他老人家晚年頭腦糊塗，我是不相信的。

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們都呼喊「萬歲」、「萬壽無疆」，但他討厭這些。他認為有些人這樣喊，是「屁話」，他真正關心的是他離開這個世界以後人們怎麼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遠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老人家曾多次對我說過，希望我在他去世後每年都到他的墳上去看他。後來我知道，他對其他身邊工作人員也說過同樣的話。這麼多年來，我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遺願。

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部分真相，就是我親眼看到的毛澤東。我們不應該為政治所左右來看待毛主席，要把事實告訴人民。我作為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六年的見證人，有責任把真實的毛澤東告訴人民，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願。今天，當我在這里與老師和同學們一起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時說出了我內心的話時，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之靈應該是會感到安慰的！　　

注︰張玉鳳，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澤東乘坐的專列上工作，1970－1976年為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1974－1976年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96713-big5.html

版主：非常高興聽到 梁 老師當選中研院院士的消息。並且，她說：「台灣的醫療社會史、疾病史研究已發展許久，累積了許多的醫療史資源，像是中研院史語所設有醫療生命史研究室，院外也有不少學者研究，呈現活絡的氣氛。」我想， 梁 老師的得獎，除了對她的研究是一種肯定外，也代表著對整個臺灣醫療與疾病史學研究的一種肯定，這真是令人感到興奮的一則消息。

新科院士梁其姿：中研院提供良好的學術環境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梁其姿，今天(8日)在獲知當選中研院第28屆院士後表示，很感謝中研院提供良好的學術研究環境，對於能夠獲得推選感到非常幸運。另一名女性新科院士王瑜則表示，很高興自己的研究能夠獲得肯定，並謙虛的說運氣好。

第28屆中研院院士共有4名女性獲得推選，是歷屆最多的一次。在香港出生、後來到法國留學，之後到中研院服務的新科女院士梁其姿表示，以前在法國求學時就知道有中研院這樣一個機構，可以讓研究人員專心做研究，所以就申請進中研院服務，至今已有20多年。

專長歷史的梁其姿指出，當初進中研院服務時，有很多國、內外的年輕學者先後進來，覺得生氣勃勃，而且可以安心做研究，是相當大的福氣；同時，中研院擁有的資料相當豐富，加上國科會也有給予研究經費的補助。梁其姿說：『(原音)所以在這兩方面(人與資料)，過去20幾年我一方面享受了我的同事陪伴，就是大家對學術都非常專注；另一方面也獲得很好的研究條件：研究資料，我們所有的硬體、軟體對我們研究都非常有幫助。』

另一名女性新科院士、專長化學的王瑜則表示相當高興獲得肯定，也謙虛的說自己運氣好。對於女性投身數理研究領域，王瑜表示，女孩子更有耐心、細心，相信整個風氣會慢慢改變。王瑜說：『(原音)家長可能覺得有些領域女孩子不適合，任何的行業都有某些的危險性或是什麼，只要自己注意就好，我不覺得那不是一個，有些領域，反而女孩子的耐心和細心還更有。』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249463&id=5&id2=1

其他訊息參閱竹山老師的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tw/ginseng/article.php?pbgid=66120&entryid=608332

另，可參閱梁老師研究與教學的相關網頁：

臺灣：http://www.ihp.sinica.edu.tw/

香港：http://www.history.cuhk.edu.hk/People_Info/kcleung/Publications.aspx

版主：網路上看到的一則醫生讀醫史的隨筆，醫生還是比較關切醫療史背後的技術脈絡，並最終回到醫者的實際關懷和精神層面。

讀史筆記拿破崙死於胃癌

何乃强 医生

美國德薩斯州大學西南醫藥中心，採用現代的腫瘤病理分期法，以及參閱當時拿破崙主治醫生的剖屍報告、回憶錄、家族患病記錄等，在2007年發表研究報告，判定拿破崙患上末期胃癌，病因是細菌感染，引發胃潰瘍，不是家族遺傳所致。

法國國王拿破崙一世(Napoleon I)拿破崙•波納帕(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在1804年宣佈法國為法蘭西帝國，自己當上皇帝，號稱拿破崙一世。這就是歷史上的法蘭西第一帝國。1805年，他在義大利由教皇加冕成為義大利國王。

　　19世紀初，他多次帶領軍隊和歐洲國家作戰，所向披靡，史稱拿破崙戰役。他的軍事勝利讓法國在歐洲大陸，有很大的影響力，那時候，法國幾乎佔領整個義大利、德國各地區，也擊敗歐洲強國奧地利、普魯士；連西班牙、荷蘭等地也在法國控制之下。

　　政治上，他和歐陸很多國家結盟，安排或安插親信或家族成員來統治這些國家，一時成為歐洲「霸主」。

　　當時俄國不合作，退出和法國的聯盟，此舉激怒拿破崙，使到他下決心要發動戰爭，逼使俄國屈服。這就是1812年的俄法戰爭，拿破崙不宣而戰，率領大軍(Grande Armee)，侵略俄國國土，俄國衛國戰爭，結果拿破崙慘敗。

　　1813年，英國(大不列顛)、愛爾蘭聯合王國、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帝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在德國的萊比錫(Lepitz)打敗法軍。翌年聯軍入侵法國，逼使拿破崙退位，然後放逐到義大利沿海的阿爾巴島(Elba)。

　　1815年拿破崙逃出東山再起，結果又兵敗滑鐵盧戰役，從此不再翻身，在大西洋的聖海倫那孤島上(Saint Helena)度過餘生，鬱鬱而終。

醫生不透露拿破崙病情

　　100多年來，拿破崙的死因一直是個謎，有人說他中砒霜毒藥死，有人說他是自然死亡，死於惡性腫瘤。

　　其實，拿破崙在聖海倫那島就有病。英雄最怕病來磨，指揮千軍萬馬的常勝將軍，也敵不過病魔。

　　拿破崙的私人醫生恪守醫學行為守則，維持崇高倫理道德，為病人保守專業醫藥秘密，所以一直沒有向聖海倫那島的總督哈遜勞(Hudson Lowe)報告，透露病情，結果被總督驅逐「出境」。

　　在這段時間，拿破崙沒有服用過藥物，直到幾個月後，他的健康日漸惡化，食欲減退，胃痛，嘔吐不止，而且吐出咖啡狀嘔吐物，和排除漆黑糞便(melaena)，這兩者都是胃出血的臨床症狀。

　　便秘日益嚴重，拿破崙才開始接受派來的安東馬齊醫生(Antonmarchi)的治療，最終因腸胃出血，精神錯亂，陷入昏迷狀態，奄奄一息而逝。

拿破崙患上末期胃癌

　　根據記錄，拿破崙在彌留時還吩咐安東馬齊醫生解剖他的屍體，詳細檢查他的胃部，然後將報告交給他兒子，告訴他應該要有怎樣的生活方式，以及尋求辦法來預防患上同樣的病患。

　　拿破崙一直懷疑他的病有家族遺傳，他的父親就因肝臟硬化而死。一位皇帝竟然吩咐別人剖解自己的屍體，別說是皇帝，就算平民百姓，也不會這樣做，這也是拿破崙與眾不同的地方。

　　後來(1938年)的研究發現，他的父親死于胃癌。

　　剖屍發現，拿破崙有胃潰瘍和胃穿孔，以及一個很大的腫瘤，已經擴散到附近的淋巴結，這些病變顯示他有擴散性癌腫(metastatic cancer)。

　　美國德薩斯州大學西南醫藥中心，在2007年發表研究報告，採用現代的腫瘤病理分期法tumour staging(或惡性腫瘤臨床病期分類)，以及參閱當時主治醫生的剖屍報告、回憶錄、家族患病記錄等，總結拿破崙的真正死因。

　　這些病理結果，判定拿破崙是患上末期胃癌，病因是細菌感染，引發胃潰瘍，不是家族遺傳所致。報告也駁斥、否定1961年所提出的砒霜中毒死亡的說法。

60年代胃潰瘍的解釋

　　胃潰瘍和胃癌兩者關係密切，長期患上胃潰瘍的慢性病者，演變為胃癌的幾率很高，有65至80%的胃癌病例，幽門螺旋菌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感染是主要的風險因素。

　　在上世紀60年代，我在醫學院所學到的是：胃潰瘍的誘因是由於精神壓力和辛辣食物，導致胃酸過多引起。

　　在80年代，病理學家在胃潰瘍患者的胃組織裏，發現幽門螺旋菌的存在。不過很多人還一直認為，幽門螺旋菌是不可能在含有強度胃酸的胃液裏存活。胃組織所看到的這些細菌，只不過是一種污染微生物罷了。

　　可是西澳年青醫生馬歇爾(Barry J. Marshall)和他的病理學同事華倫醫生(JR Warren)卻深信這些細菌才是胃潰瘍的元兇。

　　但是深信歸深信，理論只不過是假設，真相是需要求證的。有一位著名的腸胃道權威還譏笑過馬歇爾，不屑地說他是：瘋子講瘋話！

　以自己來實驗的醫生

　　令馬歇爾醫生苦惱的是，他沒有找到適合的動物模型，去證明幽門螺旋菌是胃潰瘍的病因。最後他只好「以身試法」，將自己作為科研的實驗品！他奮不顧身，吞服幽門螺旋菌，讓自己胃部受細菌感染。過了不久，他胃病發作，真的患上胃潰瘍！檢查結果，居然在胃潰瘍組織培養出幽門螺旋菌！從而推翻了數十年來的“教條”——胃潰瘍是精神壓力，辛辣食物，胃酸過多所引起理論。

　　馬歇爾和華倫醫生開拓性的發現，惠澤人類，因此獲頒2005年諾貝爾醫學獎。諾貝爾委員會對他們的表揚是：他們發現幽門螺旋菌和胃潰瘍及胃炎的關係。感謝他們的發現，胃潰瘍已經不再是一種常令人喪失能力的慢性疾病，而是一種可以以抗生素、抗酸藥物的短療程治癒的疾病。

　　如今，要診療、檢查胃部如胃窺鏡檢查，從胃部取出一些組織來檢驗幽門螺旋菌的存在，幾乎成為例常的程式，從而對症下藥，及早治療，預防胃潰瘍以及胃癌的發生。

　　馬歇爾醫生的成功不是輕易的，也絕非偶然。他不顧生命危險，努力不懈，孜孜不倦去探索，尋求真理的研究精神，值得人們敬佩和學習。

(摘自《聯合早報》 作者：何乃強)

http://www.chinanews.com.cn/hb/2010/07-05/2382462.shtml

        版主：得周春燕博士致贈新書《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一本，特此致謝。

        沒想到呂老師也是口試委員呢。看了致謝詞後，很是感動與感慨，一則感動於博士論文之完成必經千辛萬苦與眾人扶持，其間苦澀難耐與委屈恐不足為外人道；一則乃莫名無聊地感概於「芸芸眾」博士花了如此多心血寫成的力作，知曉者卻往往不是那芸芸眾生，而是少數關切此論題的專業人士，或還可能必須經過「流浪」、「退稿」、「被打槍」等洗鍊，這是必經的磨練，也許是吧，拿到博士其實都三十好幾了，已不再年輕，那艱苦歲月可有曾光輝過？

廢話完畢。

但是，版主覺得周博士這本力作兼顧專業與趣味化，讀起來很有意思，絕對有價值讓芸芸眾生來閱讀。尤其是女性作為醫療史觀察的一個主體，她本身就有一種吸引人閱讀的感性魅力，也許是版主自己是男性，對其好奇之故？以上版主贅語那麼多，終就是希望春燕博士能早日修成正果，找到適合的研究崗位，並能順利地繼續發表文章，堅持走下去，僅此數語略表祝福。

國立成功大學「熱蘭遮醫學人文行動網發表會」12日登場 (中央社訊息服務20100611 18:02:13)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謹訂於2010年6月12日（六）假成大成功校區圖書館地下一樓會議廳舉辦「熱蘭遮醫學人文行動網發表會」，將由12組學生發表『mihumisum』等12個主題，分享行動過程，並展出作品。歡迎媒體記者蒞臨採訪。

「熱蘭遮醫學人文行動網」以台南古城「Zeenlandia」為名，鼓勵學生組隊參與醫學人文田野調查，透過旅行或短期社區駐紮形式，走入台灣鄉鎮村里，自我搭建醫學專業、醫療歷史與日常人民生活之間的關聯，從課堂外觀察醫學與社會間的連結，從社會體驗中實踐社區參與。特殊的醫學人文行動學習計劃，曾獲得天下雜誌於440期，以「未來醫生的小島啟蒙記」為名報導。

國立成功大學「熱蘭遮醫學人文行動網發表會」新聞採訪邀請主題：成大熱蘭遮醫學人文行動網發表會時間：6月12日（六）上午9時地點：成大成功校區圖書館地下一樓會議廳主持人：成大教務長湯銘哲議程： 09：00－09：10 開幕／湯銘哲教務長 09：10－09：40 mihumisum 09：40－10：10 望美部落的醫朝醫夕 10：10－10：40 人文覆滿甲，成杏逸如仙 10：40－11：10 愛在白雲無盡處‐尖石後山 11：10－12：30 午餐 12：30－13：00 Morning Light 13：00－13：30 雲端的孤島 13：30－14：00 達悟淨土 14：00－14：30 火燒．彼岸浪漫 14：30－14：50 休息 14：50－15：20 篳路蘭嶼 15：20－15：50 新鹿歷程 15：50－16：20 石硦追跡者 16：20－16：50 宗教與人文醫學關懷 16：50－17：00 閉幕 圖說:成功大學「熱蘭遮醫學人文行動網發表會」宣傳海報 訊息來源：成功\大學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cvpread.aspx?ID=60821

版主妄想在新的學期或未來的課程中，加入部分「西方醫學史」（近世為主）的內容；由於從沒修過這樣的課程，現在談設計一個有系統有內涵的課程，根本談不上。

在外國，這類課程已經行之有年，但在臺灣，不但不普及，並且需要思索改進之處仍甚多。幾個月前，我遇到一位老師，向他吐露了這樣的痴想，他很鼓勵也很支持，他認為臺灣目前開西方醫學史的人，還是以專業的醫生為多，他們的視角幾乎到最後都變成「專科醫學史」（不是不好，或許更貼近醫生的需要），而跟人文或歷史學者關心的醫史比較不同。我接著問他，該給學生看什麼樣的書？這個問題很重要，雖然談西方醫學史的英文專書很多，但中文翻譯著作較少，如果課程大綱只列一堆英文，學生可能會「望之卻步」（其實我自己也很怕啊），除了嚇退學生外，引起不了任何選課動機。那麼，有什麼通俗、有趣又可以吸引學生閱讀的著作呢？他跟我說可以從波特 (Roy Porter, 1946-2002)主編的《醫學簡史》、《劍橋插圖醫學史》開始讀起。

平常，除了論文的寫作和少的可憐的陪伴家人時光之外，版主很少有別的「娛樂」可言，論文幾乎是一切，沒有辦法思考什麼「西方」的問題。一想也好，就把那兩本書當成「閒書」來看好了（但不是隨意翻翻，必須精讀才有收穫），沒想到，它使我心靈上獲得不少收穫。我先讀的是《醫學簡史》，這本書我早已購買了，只是它一直橫躺在書架上，凝視著它的主人：「什麼時候來閱讀我？」把它當成「閒書」來讀是愉快的，收穫很多，獲取與博論撰寫相關的知識就不說了，這本書也讓我瞭解西方醫學史發展的大綱與重要事件，我認為這是做為一本醫史教科書最重要的部分，太專門不好，再加上波特本來就是說故事高手，就像李尚仁老師在是書導讀中引述的：「若伊為一般讀者寫作的興致，遠高於專為幾十個聰明的同行專家而寫。」

當然，本書也有一定的問題，例如有些專業名詞與實驗方法，透過簡單的文字描述，我並無法掌握它的重點與獲得實驗結果的方式、原理；也就是說，這樣的閱讀讓我反思一個也是我自己的困境：我在一般大一、大二生的閉、選修歷史課程中已經融入中國醫療史的課程了，但是學生往往會做出很像醫學生做的報告，例如：探討「醫療史的現代性」或「擇醫」的歷史，他們就會把中西醫各自的優缺點列出來，順便介紹一下名醫，不過，我的回應都是：歷史的意涵在哪裡？是否，對醫學史的興趣或閱讀的動力必須根源於某部分來自對醫療專業技術的好奇？或是，其實讀醫學史本來就需要有專業素養？即使波特的通俗作品，仍有一些西方醫療的專業問題困擾著我，而且是書內容很多仍是單向的「西方醫學技術進步史」（雷祥麟老師的導讀中也透露出某些有趣的思考），這是可以再改進的部分（雖然在導言中李尚仁老師也指出波特也認為「一般史」（我們認知的通史，general history）必須加以注意，要適度跟醫學史結合；可能礙於篇幅，波特比較少著墨醫學技術與社會的關係）。

版主自己粗淺地學過一點中醫，但對西方醫學則不甚了解，對西醫歷史上許多技術與理論的認知都是片面的，這該如何解決呢？若融入部分這樣的內容，也不夠紮實。版主一時也無甚良好之解決方法，也只好是繼續讀下去、繼續發現問題，再去參考別的著作了。還沒讀完，且繼續下去吧。有興趣的好朋友，不妨和我一起讀，不會難讀，王道還老師對本書專業的翻譯還是很棒的。

版主：轉貼梁老師的一篇專訪，如下：

香港中文大學 教授：歷史研究要關注弱勢人群

2010年05月31日  時代週報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梁其姿2009年出版的《中國麻風病史》一書，開創了英文著作從單一疾病研究中國醫療社會史的先河，今年獲台灣“教育部”頒授第五十三屆學術獎（人文及藝術學科）。《中國麻風病史》著眼于中國社會從古到今對麻風的反應來研究麻風發展史，並探討這個疾病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文化意義。梁其姿研究明清時期的醫療資源、醫學傳承、方土與疾病觀、女醫等問題，在中英文權威醫療期刊與專書中發表重要論文，是當今研究中國醫療史必讀之作。

醫療社會史的先行者

梁其姿是地道的香港人，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對文史感興趣，後入讀香港大學歷史系。雖然教學語言是英語，梁其姿的主要興趣是中國近代史。梁其姿回憶：“當年的香港大學有點類似于培養高級公務員的機構，需要多重考試才能進去，但是學術氣氛不濃。進大學前，我期待有不同的思想刺激，但進去以後有點失望，我覺得基本上是中學教學的延續，歷史教學也相當傳統，所以當時學習的興趣並不太濃，而我當時讀到的法國史學著作很有意思，當中能看到活生生的‘人’，這也是我出國的原因之一。”1975年大學畢業後，她考取了法國政府獎學金，赴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留學，1980年底獲得博士學位。

梁其姿師從畢仰高（Lucien Bianco），博士論文寫戰前解放區的合作運動。當時很多關於解放區的資料還沒有出版，梁其姿通過朋友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找到一些未曾公開的資料。完成論文後，梁其姿又在巴黎待了兩年，這時學術興趣才轉向中國明清史。

學成之後，梁其姿沒有回到香港，而是到了台灣。時值“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在台灣推動“國家科學委員會”五年計劃，吸收國外讀書的華人，於是梁其姿選擇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同時期留學歸來的學者還有後來成為近史所所長的陳永發。1987年，梁其姿推出兩篇疾病醫療社會史方面的論文：《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和《明清醫療組織：長江下游地區國家和民間的醫療機構》，被譽為中國史學界涉足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先行者。梁其姿曾擔任“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

2008年，梁其姿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講座教授，為本科生講授明清社會史，為研究生指導明清的衛生醫療研究。對比三地學生的程度，梁其姿分析：“香港的本科學生和我在台灣的學生不太一樣，台灣的學生比較願意主動來探討問題。大陸和台灣的學生比較相似，人和人之間私底下的交流要多些，而香港的學生比較務實，這可能是跟香港的生活節奏比較快有關吧。”

歷史是各個社會科學的綜合

時代週報：你到法國留學時的主要學術興趣是什麼？

梁其姿：我留法時的主要興趣是中國近代史。因為此前在香港大學念歷史系是屬於比較傳統的政治史、事件史，在我拿到獎學金要去留法的時候，讀到了一位法 國 教授畢仰高寫的《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主要是從社會史角度來寫1949年的革命。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一個學者用社會史角度來分析革命的產生，看完以後就認定要他做我的導師，所以我的研究興趣也就放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史。

我也跟幾位法國有影響的教授進行了交流，在 和畢仰高 老師寫完論文之後才轉到明清史的研究。年鑒學派的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認為，歷史應該是各個社會科學的綜合，不是純粹的政治史、事件史、戰爭史。我當時覺得用社會史角度來寫1949年前後這段歷史會比較困難，就回到中國明清史的研究。

時代週報：　到了台灣“中央研究院”工作後，你怎麼研究起醫療社會史？

梁其姿：在離開法國之前，我與菲利普·阿雷茲（Philippe Aries）老師一起研究心態歷史，他的課主要是西方人面對死亡態度轉變的問題。他給我最深刻的影響就是對人的生老病死的關注，當時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少有人注意。所以，我到台灣後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很多明清時期的方志資料，從明清的育嬰堂到安葬死人的機構資料蒐集，於是就試著去做這方面的歷史研究。

我寫完《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之後，就發現明清時醫療機構的諸多問題，大概16世紀以後，中國南方就出現收容麻風病人的機構。基於這樣的興趣，我寫了《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中間寫了很多關於醫療、社會方面的論文。

廣州的善堂和醫療活動

時代週報：當年的育嬰堂算是中國的慈善機構嗎？

梁其姿：當然。在宋代以後，沒有很好的避孕方法，墮胎也是非常危險的手術，所以很多窮人對多生了的小孩，要麼選擇遺棄，要麼選擇溺死，算是控制人口的一種方式。但對傳統道德很看重的官方來說，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所以就出現收容被遺棄嬰兒的機構，這種機構多半是士人和地府官員捐錢來創辦的。

在中國，以前處理社會問題的角色一個就是政府，另一個就是家族。在我的研究中，發現出錢出力最多的還不是官員，是靠地方力量來支援的。但中國社會問題往往是由民間處理，並不完全是政府、家族上層精英來處理。譬如明末更多是一些知識領袖來倡導，由小部分生員或有錢的商人捐錢來建立，過去很多人都忽略這方面的問題。

時代週報：這種傳統後來還有延續嗎？

梁其姿：有，特別是太平天國之後。當時清政府沒有太多力量，全靠地方或家族來進行善後處理也不太可能，而在大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武漢，很多社會的管理問題都是善堂進行處理的。我現在研究的興趣就在這方面，特別是同治以後的廣州善堂和醫療活動。

香港有個東華醫院，那是同治以後建立的，是在廣州的愛育善堂建立之後才產生。當時英國殖民政府沒有辦法處理華人生病的諸多問題，所以鼓勵在香港有錢的商人建立東華醫院來處理這些問題。

1949年左右，廣州最大的醫院要算是方便醫院，1949年之後就慢慢成了現在的第一人民醫院，所以還算是被吸收進了國家機器裏面。

時代週報：2008年到香港後，你的研究方向有沒有大的改變？

梁其姿：趁在香港的時間，我就抽空到廣州研究19世紀的醫療文化。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廣州是最早引進西洋醫學的地方，大概是在1834年，幾個英國人在廣州建立醫院行醫，也訓練當地人做學生，像種牛痘也是在廣州開始的。後來本土善堂的進一步完善，也有了西方醫學，但兩者算是一種競爭的關係，我很想進一步了解現代醫學是如何在廣州發展與演變過程，也想具體了解何謂華南的現代醫學，我想那不只是西醫東漸那麼簡單。我只要有時間就會去廣州，現在因為要教書的關係，去得比較少了。

黃仁宇在他的環境看歷史

時代週報：張逸安在《黃河青山》的“譯後記”提到你的幫助，你 和黃仁宇 先生有交往嗎？

梁其姿：其實交往並不多，因為 黃仁宇 先生有一段時間到台灣演講，但後來回去美國，加上身體不是很好，所以沒有太多交往，倒是 黃 先生的好友 林載爵 先生和我比較熟。

時代週報： 林載爵 先生認為，現在 黃仁宇 先生的史學觀點受到了主流學界的批評，是很大的不公平。

梁其姿： 黃 先生那時候的觀點是一種很自然的歷史觀，就像 錢穆 先生那樣看歷史也是很正常的。但我們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來看歷史，我上課也是告訴學生：“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理解的歷史是與我們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來理解。 黃 先生是一位很好的史學家，但他的解釋是受到了他的時代背景的影響。

時代週報： 何炳棣 先生的回憶錄 和黃仁宇 先生的回憶錄給人完全是兩種不同的讀後感。

梁其姿：他們的際遇不同， 何炳棣 先生是很早就受到國際學術界肯定的一個人，而且 何 先生出道也比較早，所以看這個人的著作就和看他本人是一樣的。 何炳棣 先生是我尊重的一位前輩，我和他的交往就比較密切，他是當時我所在的中山所的通訊研究員，每次院士會議都是我們來接待他，常聽他講故事、講研究學問的態度。

歷史洪流中的小人物

時代週報：如果說歷史研究和自己的際遇是相互關聯的，那你為什麼關注慈善醫療這方面的研究？

梁其姿：像 何炳棣 先生從來不做二等的題目，都是研究中國社會文化思想裏的核心問題。相比較，可能是性別上的差異因素，我更為關心的是社會中下層的人們的命運。這些人是很弱勢的嬰兒、老人、病人、婦女，還有城市邊緣人，他們都沒有權利，那他們怎樣看待這個社會，怎樣對待命運，這才是我所關心的。他們常常是被主流所冷落的，同時也是被歷史忽略的，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怎樣思考、怎樣生活，我就是需要給他們一個還原歷史聲音的發言機會。

我覺得在歷史研究上，這也有技術性的困難。弱勢人群通常是沒有能力把自己的想法書寫下來，他們往往沒有掌握文字的能力，所以有關他們的看法很少，同時也需要太多資料的了解。相反，精英看歷史方面的資料就比較多。研究一個偉大的東西往往比較容易得到資料，像我研究的這方面就有困難，但又非做不可，否則歷史上又少了這方面的聲音。相對於主流精英的歷史，即英雄式的主流敘述，我要提供一個卑微人的敘述。這個方法不能流於情緒，是需要一些修養在裏面，我也儘量往這方面去做。

時代週報：在歷史裏看見你所說的卑微人物是很不容易的。

梁其姿：其實我並不是想把小人物寫成一個可憐巴巴的人，因為他們也不是這樣的人。我希望展現出來的是英雄式人物的對立面，應該寫出小人物的主體性、主動性，這需要很多努力。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0_05/31/1568134_0.shtml

版主：最近好忙啊，除了修改文章、寫論文外，還要因應老婆帶班去畢業旅行，只好我這老爹兩地奔波，帶孩子了。除此之外，大學紛紛邁入期末，要算成績和監考，負擔就更重了些，還被拉去監考國中基測，真累。明天蔣竹山老師在史語所講「圖像與歷史教學:從十七世紀日本的知新流銅人形談起」，我因為有課，無法到場聆聽。幸好，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會後會貼心地將演講視訊放到網路上，可以下載來看，終稍解我未能到場的遺憾。上次 雷祥麟 老師演講「習慣成道德——新生活運動與防癆運動中的倫理、家庭與身體」，也卡到我要上課，無法親自到近史所聽，會後寫MAIL給 雷 老師，非常感謝他寄來文章初稿給我閱讀，我用很零碎的時間將它拜讀完，獲益良多，談家庭對病人的意義，我在博論中也有提及，部分是針對民國時期熱病之日常家庭照護為出發點的， 雷老師的論文給了我許多靈感，特此致謝。不知可否也 向蔣竹山老師要一下啊，哈哈。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本部落格成立至今短短3個月左右，瀏覽人數已經破千。以這樣一個小眾、較偏學術性質的部落格來說，有這麼多人的支持，已是版主最大的安慰。每個領域的研究都一樣，沒有傳承、創新，就沒有未來；沒有推廣，再好的研究，也將因為沒有後繼者而銷聲匿跡。文科的研究不比理科，文科不以「實用」作為前提，它的深層意義與價值，必須透過不斷的研究人員在研究著作中給予加值，使其成為一門學問、一種知識，並透過不斷的研究，然後學術生命才能生生不息。成立這樣一個部落格，既不列入學術評比，也沒有獲得任何資源，完全只能憑一股熱誠和用力擠出的時間來處理新資訊，目的就是希望更多人支持、了解、加入這個園地，讓這塊領域的研究更上層樓。    

       本站仍有許多可以改進的地方，因為它還是無法發揮讀書會的功能，畢竟大家都有事情，很忙，而版主也不知該從何書讀起，或是，如果參與讀書會，這樣一個會，對會友有何幫助？這個實質問題版主一直無法解答，以致於讀書會至今仍停留在構想中，真是遺憾。

        另外，據大陸的研究同好說，本部落格好像看不到，應是被封鎖了，基本上，本網不涉及政治議題，不知為何會被封鎖，真是納悶兒。如果對岸有相關人員看到這則訊息，還希望能幫我恢復，讓對岸的研究者也看得到新的研究訊息。(聽說如果上百度搜索，許多被限制的網站就能被瀏覽，不知是真是假，如果對岸同好看到這則訊息或本網內容，還請告知，多謝)

        本站雖瀏覽破千，應該不是真的有一千人來看，許多老朋友常常上來瀏覽，並且留言，版主特別要感謝這些先進，給予本站支持，努力「灌水」之功，多謝多謝。寥寥數語，是為破千感言。

民國99台灣久久－不分彼此 宗教醫院大愛救人

2010-05-18 中國時報

【（採訪／吳敏菁、唐嘉邦、洪祥和、高有智，整理／高有智）】

早期宣教士的醫療傳道，除了引進現代西方醫療，更發揚犧牲奉獻的捨己精神。如今宗教醫院更趨多元化，除了存在已久的基督教與天主教醫院，佛教的慈濟醫院與道教的恩主公醫院等紛紛加入，展現宗教慈悲胸懷，也讓冰冷的醫療體系多了溫暖與大愛。

    　遠方來台的宣教士不僅救人無數，也影響許多人的價值觀。南投市光華國小老師簡世明，曾在期末考卷向學生寫下「十個對不起」，引起各界動容。他年輕時嚮往媒體工作，大學考上台東師範學院，負笈偏遠的後山，一時很難適應。有一次，他騎機車在台東縱谷發生車禍，被送到台東基督教醫院，為他診療的正是美國籍院長譚維義。

    　彰基切膚之愛 啟蒙周金耀

    　譚維義細心治好他的傷口，他好奇反問院長怎麼會遠渡重洋，到偏遠台東行醫，譚維義強調：「病人在哪裡，醫院就在那裡；上帝叫我來，我就來了！」這一席話點醒了簡世明，從此確認要在教育界服務的心願。

    　台灣的教會醫療工作，源於英國醫生馬雅各一八六五年來台設立診所，因為教會資源投注，南部新樓醫院、中部彰基醫院和北部馬偕醫院，形成長老教會醫療的「鐵三角」，都是日治時代數一數二的先進醫院。來自歐美國家的醫護人員前仆後繼，貢獻青春歲月給台灣土地，寫下不少感人故事。

    　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發生在一九二八年的「切膚之愛」事蹟。彰基的蘭大衛醫師為了救治十三歲男童周金耀，割下太太連瑪玉的皮膚，這也是當時植皮外科手術的創舉。雖然第一次植皮失敗，後來又割取周金耀左大腿植皮才治癒傷口，但蘭大衛夫婦救人熱誠讓小男孩沒齒難忘。周金耀後來不僅獻身成為牧師，也曾擔任長老教會總會議長。

    　范鳳龍獲民心 送葬五千人

    　已經往生的周金耀曾回憶，他當時在麻醉中甦醒，親眼看到蘭醫生割除「蘭媽」的股腿皮肉四塊皮膚，覺得如觸電一樣的震駭，「雖然那一次植皮沒有成功，我卻覺得皮已牢牢貼上心口。」彰化地區因而流傳一段話：「南門媽祖宮，西門蘭醫生」，就是稱頌蘭大衛醫術好，又有愛心。

    　類似故事也發生在宜蘭羅東小鎮，天主教靈醫會在當地設立聖母醫院，來自歐洲斯洛伐尼亞的外科醫師范鳳龍，來台將近四十年，從未離開過台灣，連母親過世也未返鄉奔喪，唯恐病人需要他，最後選擇葬在台灣，羅東當地不分宗教多達五千多人送葬。

    　「宜蘭人都叫他日語oki，就是尊稱『大醫師』，」聖母醫院院長陳永興說，范鳳龍將全部歲月都奉獻給台灣人，不僅終身未娶，更以院為家，睡在急診室旁邊的房間，二十四小時待命開刀救人，前後共完成八萬餘件手術，平均每天六、七件，直到七十八歲還動刀，臨終前一個月才因為肺疾休刀，「這簡直就是破了全世界紀錄！」

    　關心老弱貧病 慈濟不後人

    　信徒最多的佛教與道教雖然腳步相對緩慢，但仍急起直追，早年曾有菩提醫院，後來慈濟證嚴法師發願推動醫療志業，從一九七二年在花蓮市仁愛街成立「慈濟義診所」，目前已經拓展全台六家醫院，花蓮慈濟醫院當年也立下「住院免收保證金」的創舉，成為當前宗教醫院的典範。

    　宗教人慈悲為懷，除了撫慰教化人心，同時也關心老弱貧病。宗教對醫療的無私大愛流傳百年迄今不輟，始終是台灣醫療史中最令人動容的一頁。

出自：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0,5251,5130492x112010051800045,00.html

     感謝STS學會與王玉豐教授家屬、評審委員會等將「第一屆王玉豐年輕學者論文獎」頒給版主以及采燕，也感謝當初STM期刊主編瑞麟與祥麟老師的鼓勵，我才有勇氣投稿。前一陣子我還跟內人說，有參加即很歡喜，不得獎的機率應該很高；她問我：「為什麼這麼沒信心？」我回答說：「因為我的論文真的不像STS。」昨日至高雄領獎，先到了會場旁的教室與郭文華、許宏彬兩位前輩聊天，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文華老師鼓勵我說，如果也認同STS的理念，或許不妨在今後的論文中考慮融入這些概念在其中，得獎是鼓勵，其實也是另一種開始。宏彬兄則告訴我一些可以進階閱讀的書單，並分享他在大學上STS課程的感想與方法，凡此，版主皆非常感謝。特別是王玉豐老師及其家屬，我對他們既感謝又抱歉，我與王玉豐先生素昧平生，只在網站上得知他大力推展STS教育的精神，令人感念。版主覺得既得此獎，也必須對整個STS教育有所付出，在下學年即將開設的課程中，我也決定了除了醫療、身體等我較熟悉的領域外，也要將科學、技術與社會的概念、科技史的研究適度的融入課程中，展現「科學、人、社會日常生活」的連結關係。說了這麼多，無非是希望STS的前輩們，如有好的專書、網站、課程資訊等等，還望不吝指導，版主會盡力地在本網與課程中展現，再次謝謝大家。

版主：很好的文章，很有感覺。最近許多大學紛紛取消了歷史課，從必修到選修，再到通識課，歷史學的領域慢慢地被削弱。在知識變動迅速、網路世界發達的社會中，古老的歷史知識顯得緩慢又了無新意。很多理工科的學生或老師會問 : 我們幹麻要學習歷史？應該把歷史拿開。在這樣的壓力下，許多學校的歷史課面臨縮減的危機。「科技史」或許是一個溝通文史哲與理工醫農兩個不同教育方式與思維的最大折衷，在歷史學家還能把握的有限時間中，如果不能積極開拓領域，找到歷史學的新價值，恐怕歷史這門古老的學問總有一天會式微。 陳恒安 先生的文章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這是歷史學的另一種美麗的可能。有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請科技史幫幫歷史學。

請歷史學幫幫科技史！

作者：陳恒安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這幾年經常聽到「理工醫」教育界人文關懷的呼籲。在各種課程改革中，廣義的科技史往往被視為具有跨越所謂「兩種文化」鴻溝，緩衝知識高度分化造成見樹不見林缺憾的潛力。

    相較於自然學科對科技史的想像與實踐，我們很少看到一般歷史學與科技史關係的討論。不過，若大家都認為科技史可能在不同專業之間扮演溝通的角色，那麼比字面意義更進一步掌握科技史的特質，或許有助思考以下問題。例如，科技醫療專業究竟需要什麼樣的科技史？或者，歷史學能夠如何幫助科技史？又或者，科技史可以從哪些「兩種文化」都能接受的議題切入？

    雖然醫學、技術與科學性質互異，但整體而言，具有類似特質。因此本文並不特別區分科學、技術與醫學的差異。

科技史發展的歷史

    現今科技史研究採用歷史方法，被視為歷史學的範疇。不過，科技史的發展卻異於其他史學次領域。例如，社會史或政治史都是從通史中獨立出來的。科技史最初並非歷史學家研究的興趣，而是科技陣營由於自我需求而主動整理的。

    以德國技術史的發展為例。18 世紀，技術史關心技術發展如何影響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當時，技術史是公務人員養成教育的科目之一。19 世紀，技術史一度成為政治經濟學領域，探討工業化之後，機械應用、勞工與資本家之間的關係。馬克思的《資本論》（1867）或許最負盛名。20 世紀，技術史成為工程師爭取社會認同的工具。由具有興趣與文采的工程師撰寫專業歷史，以凝聚同業共識，進而向政府爭取設立工業技術高等學校，並要求與普通大學一般，具有授予工程博士與碩士學位的權利。

    醫學史也有類似的發展歷程。在 19 世紀的德國，醫學史屬於醫學專業教育的一環。例如，希波克拉底全集與 羅馬 醫師蓋侖的醫學著作仍是醫學教材。這種情形與中醫相似。中醫到目前還是得熟讀《黃帝內經》等文獻。19 世紀末期，醫學或實驗科學家開始整理專業的歷史文獻，目的同樣是為了提升醫學專業的自我認同，並彰顯科學醫學的重要性。那時，醫學史成為醫學的文化教養素材。

到了 20 世紀初期，德國大學紛紛在醫學院內成立醫學史研究所，醫學史成為學術專業。時至今日，德國大學的醫學院仍擁有大小規模不一的醫學史研究所（目前醫學史有與醫學倫理及醫理學整合的傾向），主要教學內容是醫學史（少數也提供牙醫史、藥學史或護理史的課程）、醫學拉丁文與醫學英文。二戰期間，許多德國醫學史家前往美國，促成美國醫學史專業的發展。目前，「醫學史、醫學倫理與醫理學」（history, ethics and theory of medicine）仍是德 國 醫師考試的必考科目。

    從廣義科技史專業發展的類似過程來看，廣義科技史具有多種特性與目的。因此，我們必須考慮今天的社會到底希望科技史發揮什麼作用？或者反過來問，想要達到我們預設的目標需要什麼樣子的科技史？

為何要研究或研讀科技史

    當然每一世代都有自己不同的任務，我們今天身處的世界，科學、技術、經濟、社會、文化等物質與非物質因素交纏的複雜情況更勝以往，研究科技史至少能讓我們了解文化中重要知識體系的特色與影響力。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科學論證與駁斥習慣已逐漸成為決策過程的重要理性基礎。在民主的社會中，科學家、技術工作者、學者早就以專業人員的身分涉入許許多多的政策決定。

    因此，有學者建議把科技史應用在以下三領域，即：通識教育、科學教育與科學政策。

    科技史在通識教育中可發揮之處至少有二。首先，科技史著重科學知識生產的過程，科技史中的案例能夠提供學生了解現代科學實際操作的方法，讓讀者「感受到」科學發展是偶然與必然的結合。其次，教師可以把科技史放在文化史或通史的架構下講授。例如，美國現代史若談到交通發展，可以從引擎、車輛、經濟、貿易、政治談到軍事發展。如此一來，主修科技的學生便能透過科技產品形塑社會的過程，掌握到什麼是歷史與科技的關係。

    其實，筆者認為透過自然組學生熟悉的議題，學習把單一的科技概念歷史化、脈絡化，這種做法更容易傳達歷史學想傳達給自然組學生的歷史觀。另一方面，對非科技專業的學生來說，從歷史脈絡掌握科技與其他因素的互動關係，也能有效減少因害怕科技知識細節而排斥接觸科技相關知識的可能性。

歷史學能扮演的角色

    在臺灣，不是自然組的朋友，往往對科技兩字敬謝不敏。1985 年，清華大學成立歷史研究所，設一般史與科技史兩組。25 年來編制雖有變化，科技史組目前仍舊是臺灣大專院校中唯一標舉科技史研究的正式單位。藝術史系也在 80 年代設立，現在至少在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以及幾所藝術大學中可見藝術史系所。從這點來看，或許我們可以推測，說服大眾科技史是自主的一門學科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是否成為獨立系所是一回事，頂多代表某個學科的發展瓶頸。但是，筆者擔心的是，相較於「自然組」對科技史的重視，歷史學家似乎還未積極參與對話，以提供各領域更具歷史觀點的科技史。歷史學家如果不把握「自然組」這次因呼籲科技人文對話而伸出的友誼之手，只怕下次再找機會說服科技專家歷史學的重要性得更費力。當然，這並不意味所有歷史研究者或學生都必須涉入這樣的「應用」領域。

    對歷史學來說，研究科技史的利基究竟在哪裡？筆者常聽到歷史系的學生問：「要懂多少科技才能研究科技史？」其實，歷史學與科學歷史並非只能「相敬如冰」。許多議題相當適合搭起兩方友誼的橋梁。以臺灣來說，目前出現許多有趣的研究取向。例如，社會天文學史、道教科學技術史、醫療，疾病史與性別研究、學術機構發展史、科技政策發展史、科技產業與經濟史、科學的文化史，以及以當代概念撰寫的科技專家傳記等。這些研究取向與議題，歷史學家並不陌生。

    為了進一步說明歷史學可以討論的方式，筆者舉科技史研究科技政策為例。這方面的研究重點通常放在大型國家科研計畫上，例如，二戰時期研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畫」、冷戰時期的登陸月球計畫、諸多癌症研究計畫、人類基因體計畫等。國內也有類似的研究，例如林崇熙的〈臺灣科學用人造衛星計畫早期大辯論〉、〈AIDS，省府虛級化，與Ｂ型肝炎疫苗：科學知識在臺灣的一種社會建構歷程〉與〈免洗餐具的誕生──醫學知識在臺灣的社會性格分析〉。

    透過科技史分析科技政策形成的過程，科學理性的地位將不是政策形成的充分與必要條件。因此，科技史在這方面的研究應與政治經濟學、經濟史、社會史等學科合作，勾勒決定政策的運作軌跡。

    總之，目前各界似乎對科技史提升科技人文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這是難得的機會，如果是這樣，筆者認為歷史學家應在這友善環境中創造對話機會。能讓少部分歷史人多一點科技，理工醫才有更好的環境多一點人文。

《科學發展》2010年5月，449期，78 ~ 79頁

網頁：http://web1.nsc.gov.tw/ct.aspx?xItem=11373&ctNode=40&mp=1

兩本書

最近被迫繼續賦閑。眼看開學在即，而課業荒廢已久，於心不安之際，倒是耐下性子來慢慢看了一些暑假買的書。

八月中重回博雅堂，一眼就看見魏老師曾經提及的《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以社會文化史為視角的探索》，南開大學社會史中心余新忠老師主編。這書裏的內容以2006年在南開的某疾病醫療社會史會議論文為主，另邀稿若干而成。所有這些作者都可算是我的同行先輩，因此若說我將來要做的東西和這本書裏的大致相近，應該也八九不離十。

近年來，把西化等同於現代化、或把西方式的現代化等同於全人類共同歸宿的觀念在學術界四面楚歌，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致力於找尋不同於西歐北美的“另類”現代化模式。對醫療史來說，現代公共衛生制度和現代西醫傳入東亞的過程，也開始受到更多關注。有人注意到，在十九世紀傳入中國的西醫與今天人們心目中的西醫相比，無論是醫理還是治療手段上都存在天壤之別，因此對於晚清人眼裏的西醫傳教士，需根據當時的實際史料重新考量。還有學者仔細研究從清末新政開始的中國城市公共衛生建設史，看從西歐產生的衛生觀念和制度如何改頭換面，在東亞落地生根。從醫理、藥理方面探討清末民初醫家對中西醫會通的論著也不在少數。今年出版的這本論文集，其實並算不上太新的點子，不如說是先請若干資深學者對十年以來的研究工作略作總結，再加上年輕學者的一批摹仿與回應之作為多。

在書裏讀到若干與我之前想過的問題暗合的論述。比如梁其姿開篇即提出向中國前現代的歷史中去梳理中國本身的歷史脈絡，以期尋找東亞“近代性”（或者說現代性）的意義。但梁認為明清時代的制度和醫學創新均與中央政府無關，須把目光轉向地方史，是我不能完全贊同的。又比如楊念群一直感興趣的話題，現代醫學對個人身體的控制如何轉化為實際操作層面上的現代政治，其實可以順著相似的思路往明清時期去推（“現代”不“現代”可以暫時撇開），再往回看它如何與民國政治體制相銜接。蔣竹山關於清代人參貿易壟斷和江南士紳對人參的消費文化的文章是聞名已久的了，不知道上學期認識的韓國博士後姐姐是否還打算繼續從朝鮮史的角度來把這個話題寫一寫。

惱人的是總覺得這個集子裏的文章不夠好看，除了少數幾篇例外，都堆砌史料，味同嚼蠟，幾乎看標題就知道他全篇的論點何在了。辛辛苦苦做半天學問，並不是為了說明“十九世紀西醫亦有吸收中醫觀點”或“清末新政為後來北平城公共衛生建設做了不少好事”這樣的結論就可以止步了的。最近讀的史學好文章，無論是哪國文字，幾乎都是研究古代史的。簡直要以此作為自己興趣向古代史轉移的藉口了。另外中國近代史尤其和書面語言的劇變緊密勾連，從民初開始的史料，半文不白，文章就開始粗惡蕪雜起來，比滿清地方官的奏摺還要難看。49年以後政府檔的官樣文章更不要提了。讀史料都找不到一點新鮮感和美感的話，可不是大麻煩麼。（我覺得我的這個想法很不對頭，拿出來大家批判吧⋯⋯）

與這書形成對照的是另一本，費振鍾《中國人的身體與疾病——醫學的修辭及敍事》。費振鍾先生何許人之前並沒聽說過，似乎不是史學科班出身，看作者簡介裏寫過題為《為什麼需要狐狸》這樣的書，不由得心生好感。翻開一看果然不是學術書，沒有註腳（關於footnote的感想改天再寫）。可最大的好處是語言生動好看，即便有幾分野氣，幾分掉書袋的呆氣，還有若干脫落不通的歐化詞語散落在這裏那裏，都無傷大局。

全書分六章，按時間順序，從《黃帝內經》說到“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借用了頗多Charlotte Furth《繁盛之陰》的觀點、話題甚至結構（也有一章專論明清江南醫學，一章專論宋代儒醫，一章專論婦人科），讓我一開始頗為疑惑，讀下去卻每每能翻出新意，不被國外理論所拘束。例如講宋代醫學轉型的一章，就從趙光義對技術專家的偏愛講起，引出《太平聖惠方》的成書內幕，繼而接上北宋士人中“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風氣，以及蘇軾結交醫人、給自己和別人亂開方子的逸事，再講到新儒學讓知識份子都去格物致知，會念書的人就能學治病，最後才歸結到朱丹溪這樣大器晚成的儒醫。雖然回頭想想，整個敍事中存在不少引證和論理上的漏洞可以攻擊，但史實大體準確，故事講得也聰明，讀起來不知道比枯燥的論文好看多少倍。說起來這本書也同樣有虎頭蛇尾之嫌。講到作者熟悉的明清士人，就有點收筆不住，這個人也想寫，那件事也不能不提，結果一章分成支離破碎的七個單篇，未免可惜。

歸結起來，還是不能不時刻警醒自己，寫史終究是寫故事，而且是寫給人看的故事。想好的意思一旦落筆，就要能見得人，就得負責任。古人言治大國如烹小鮮，今人治學文章，何嘗不該如是。

轉貼自：http://eileenbh.blogspot.com/2009/08/blog-post_25.html

版主按：這位女士的部落格很有意思，我猜她應該是在美國攻讀歷史的博士學位，很可能與醫療史相關。有興趣者可以上去看看。

版主：在臺灣，感覺史學研究根本不為新聞媒體所重視，因為沒有話題性，不需要報導。這不是說史學家希望出頭，而是這個領域的大小事，不是大眾關心的事，這是史學的危機。曾經，隔壁鄰居說，歷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挖到很多有價值的骨頭和古董吧？……可見誤解多深；另一位外系同學曾則說，喔，某某學長考上了歷史所博士班，「沒什麼好驚訝的，因為他講的話大家都聽不懂，很適合做研究。」我聽了當場愣住（還好我那時只是碩士班），不知該說什麼。史學不是為了討好大眾，但是史學絕對有需要讓大眾知道，這個圈子在做什麼研究，它的價值何在，這很重要。就如本版，只貼相關文章，但在搜尋過程中，就在新聞中找到了這則有關文化史、醫療史的報導，只是覺得，臺灣要更加油（為什麼大陸媒體會報導他們的史學研究？印象中總以為政治史新聞對岸才會報導），臺灣史學界默默耕耘的學者、前輩們，他們的努力應該要有人知道。對不起，廢話多了，請看報導。

中國「文化史」研究的結構性缺陷及其克服

楊念群                        2010年04月23日 19:20　來源：中華讀書報

《新史學》(中華書局版)叢刊目前已出版三卷，每卷均對當前中國歷史學界某個領域的方法論問題進行討論，第三卷的主題是「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目的是探討如何建立有別於西方「新文化史」流派的新的敍述體系。3月26日 ，《新史學》部分編委和作者召開了一次小型座談會。

　　中國「文化史」研究的結構性缺陷及其克服

　　1　位置的尷尬：

　　從學科建制的背景觀察，中國文化史研究的興起與歷史學科的轉型無法脫離關係，實際上是史學專門化分科不斷細化的產物。中國史學專業的分化重組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與90年代初，歷史學開始脫離原有的學科佈局結構。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制約，傳統的歷史學分科體系基本是按經濟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框架加以安排的，其中根本沒有「文化史」的位置。

　　90年代以後，一些中國歷史學者開始借鑒人類學的方法探索基層社會組織的運行狀態，由此開始從「經濟史」這門傳統學科中分化出「社會史」這支偏軍，之所以說是「偏軍」，一是中國的基層「社會史」研究大多是由出生于福建、廣東地區的學者所發起，他們以後求學與研究的區域也基本與上述區域的位置相互疊合。由於身處相對邊緣的地帶，故其研究身份具有鮮明的「在地化」特徵；其二是「社會史」研究基本隊伍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是從擁有區域經濟史訓練背景的學者中分化出來，故其研究方法又具有鮮明的「區域社會史」研究特徵。當「社會史」從歷史學科的傳統佈局中脫穎而出並呈蔚然大觀的發展之勢以後，由於其強勢的崛起和擴張，使得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主題和範圍幾乎可以等同於「區域社會史」，「社會史」的興起改變了傳統史學始終服務於政治意識形態構造的基本格局，特別是改變了「政治史」研究主要服務於論述政權合法性建立與鞏固的敍述風格，同時也使得以「整體史」解釋為本位的史學理念遭到強大衝擊，特別是針對傳統史學只關注上層精英和制度變遷的研究取向，「區域社會史」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眼光向下的治學主張。

　　廣義上講，「文化史」研究的興起也可視為「區域史研究」理念的附和者，因為兩者都反復強調從下層民眾的角度重構日常生活的歷史場景。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史」長期以來僅是「社會史」的偏軍而已。「文化史」研究最初是以脫離傳統「思想史」研究取向作為自身「造反」的出發點。他們認為，「思想史」僅刻意注目於那些著名人物的思想意識，卻沒有充分注意社會層面「文化」多元遺跡所表現出的活力，諸如服飾、繪畫、生活用具，乃至嗅覺和身體感受。「思想史」和「政治史」一樣，都過多把目光集中在上層，「文化史」力求克服思想史視野的狹隘和限制，把觸角伸向人類活動更加有趣的各個方面。「文化史」強調走下層路線的觀點，與「社會史」的革新動向是完全一致的。

　　從學科建制的角度觀察，「社會史」研究旗幟鮮明地借鑒人類學方法，以「歷史人類學」的理論為依託建立自己的解釋框架，並通過參與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的形式為自己贏得了在體制內進行學科建設的合法性，由此開始大力獲取體制內資源的支持，漸漸從邊緣步入主流。具體來說，「社會史」研究通過引入人類學觀察方法，把某個區域的宗族、廟宇或社會組織作為觀察物件，其背後的深層動機並非是對西方理論和概念的簡單搬用，而是企圖回應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開始興起的南方宗族復興運動和廟宇祭祀風潮等獨特的現實現象，並力求從區域歷史演變中獲得解釋。

　　同時，「社會史」研究的崛起也有中國本土自身的傳承譜系可以依託。比如社會人類學中的「士紳理論」始終是「社會史」研究所借助的最有力理論工具之一，「士紳理論」並非是西方人類學脈絡中的「西式」產品，而是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以吳文藻和費孝通為代表的人類學中國學派對之即有深刻的闡揚，因此「社會史」對此一傳統的繼承，在學科建制資源的分配中，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

　　但「文化史」研究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文化史」在中國史學建制系統中的定位始終是模糊的。它既沒有如「社會史」那樣，從「區域經濟史」向「區域社會史」轉型過程中借助人類學理論和實踐而成功地獲得矚目，也缺乏社會人類學「中國學派」隱隱遺留給「社會史」研究的歷史正當性。因此，它想「造」舊體制的「反」，只能依靠在「社會史」這棵大樹底下獲得一些有限的庇蔭而已。甚至常常還得以「社會文化史」這樣的尷尬表述來獲取自己的基本生存空間。

　　2　方法論的尷尬：

　　如上所述，中國「文化史」研究並不具備「社會史」那樣可資繼承的傳統學術譜系，也沒有像「歷史人類學」這般系統的當代社會科學理論可資借鑒，以促成自身表述的制度化、正當化。當「社會史」名正言順地延襲著「士紳理論」開拓的研究脈絡向前掘進，並在諸如宗族的作用及其組織角色等方面有所探索和創獲時，「文化史」研究則顯得左顧右盼，無所適從，不知從何處下手建立自身的新學統。

　　「文化史」的尷尬狀態表現在它始終被夾在「國學」研究和「社會史」研究之間，無法給自己準確定位。「國學」研究的用意是破解舊有思想史譜系對傳統文化的忽視乃至無理批判。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國學」基本上是打著「學術史」復興的旗號重新獲取其正當性的。從表面上看，「學術史」(國學)研究與「社會史」(底層)研究的取向完全不同，一個是重述和再釋精英文人學統，梁任公、胡適、陳寅恪等人的思想在多年沉寂之後重新大熱即是明證；另一個則強調「眼光向下」，關注的是那些原被精英排斥的所謂底層落後愚昧的「迷信」言行。實際上，兩者卻有相當一致的交集點，那就是均認為，傳統思想和背後所支持的相關制度有其合理的成分，通過「傳統的再造」和「發明」，都能為當代的中國變革所用，只不過兩者關注的層面頗有差異。

　　「文化史」夾在兩者當中自然會顯得頗為無奈，當它面對「國學」時，因「文化史」本身就主張回避過多關注精英歷史，以示自己區別於上層「思想史」的姿態，故無法與之苟同對話；當它面對「社會史」時，又在闡釋工具方面無法擺脫「社會史」業已傳承的歷史人類學規範的桎梏與陰影，形成自身的獨立品格。最後只能掇拾一些人類學剩餘的理論匆忙裝備自己。

　　具體的例子是，中國史界引入「新文化史」的過程，實際上是對人類學中強調對「象徵物」應予以特別關注這一派別的刻意模仿，比如對旗幟、服飾、藝術品、建築所包含意義的探討。早在80年代末，高毅曾撰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文化》一書，系統引進「新文化史」健將林亨特的思想，可是遲至90年代末，中國史界才在自己的研究中對此真正有所回應。其遲疑之處即在於，「文化史」研究無法和「社會史」研究的敍述框架做徹底的切割，因為中國社會史研究同樣關注宗族、寺廟與日常生活中各種符號作為隱喻的支配作用。只不過，受 費孝通 先生功能學派解釋的影響，大多數學者把注意力放在「民族志」式的基層社會構造的解讀上，對底層生活符號和「象徵物」的研究沒有真正獨立出來，形成區別於社會功能分析之外的有效方法。

　　90年代以後，中國史學界終於抓住機會，從「物質文化」的解讀入手開拓自己的研究空間。特別是以探索「消費文化」為名拓開了「時尚」研究的新路徑。這條路徑的出現大致是為了回應和間接解讀當代中國消費能量以驚人速度膨脹的歷史原因，試圖闡明其根源在明清兩朝已呈雛形，從而把「文化史」研究建立在與當代問題意識進行對話的基礎之上。但問題在於，「消費文化」的研究致力於從比較的角度揭示明清士大夫奢華生活與當代白領大款的糜爛享受之間存在某種傳承和呼應的關係，卻沒有進一步揭示這種聯繫對士人和當代知識份子精神世界的影響，沒有和「國學」或「學術史」研究形成有效的對話格局，故臺灣有學者形容此轉變為從「經世濟民」到「聲色犬馬」。

　　另一方面，「物質文化」的研究也沒有像「社會史」研究那樣為「傳統的再造」和復興提供一種歷史的解釋，更沒有為中國政治轉型中文化層面的變化及其意義提供有說服力的說明。「物質文化」的研究還過多彌漫在「懷舊」感傷的氛圍裏，孤懸于一種文人式的自我欣賞狀態之下。

　　「文化史」研究重尋出路的另一個路徑是，依憑「建構論」的觀點重構中國文化圖像。如對中華民族祖先和其他符號的解構式閱讀，或者是對某一地區文化被「建構」過程的梳理，都力圖和以往思想史的「根基論」解釋區別開來。但這種解讀也有自我消解歷史的嫌疑，極易陷入歷史虛無論的泥沼。

　　「建構論」迅速滲透到了中國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開始改變原有的學科佈局，比如「性別研究」和「醫療史研究」的興起，即是對國內風靡一時的「現代性」反思與批判風潮的協應。但細觀中國史界對「後現代理論」的接受史，我們會發現，凡是通過對現代性批判進入歷史語境的文化史研究著作，幾乎都帶有一種美化古代歷史的傾向，似乎以前的一切都是那樣的美好，現代社會政治展現出的齷齪一面恰好可以映襯出古代生活的優雅浪漫，與消費主義文化研究那懷舊式的沉吟冥想若合符節，幾乎構成了一個等式：「後現代」=「前現代」(古代)，這樣的等式完全與西方「後現代」從「現代」中自我引伸出來的批判風格大異其趣。面對這個荒誕的等式，我只能說，在未來的「文化史」實踐中，「根基論」與「建構論」必須有機地融合起來，才能找到出路。

　　除「後現代理論」外，「後殖民」理論也對中國文化史研究產生一定影響。比如注重對「跨文化」語境的探索，特別關注各種「邊界」狀態下的歷史糾結所發生的作用。但對「跨」語境的重視一旦走向極端，往往會忽視「跨」與「被跨」文化內部歷史特性的把握，並有可能做出錯誤判斷。

　　文化史研究中的相當一部分論著是打著「閱讀史」旗號出現的，並為此積累了大量與閱讀行為相關的歷史資料。但國內的研究仍對閱讀者心理、動機和閱讀目的以及制約閱讀取向的歷史語境等層面缺少分析力度，似乎仍處於資料整理辨析的階段。當然，這與中國缺乏有分量的能折射閱讀群體心理精神世界的材料有關。故「閱讀史」往往通過對「印刷文化」等課題的探討展現出來，實際上變相成為「物質文化」研究的一個分支，無法獨立構成一個規範性的研究派別。

　　3　「文化史」研究的自我拯救：

　　這裏所說的「拯救」大體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文化史」研究如何獲得學科建制內的合理位置；二是「文化史」如何在史學大潮的革新中真正能夠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獲取自己的主體身份，而不是總處於某個學科的附庸地位。當然，前者的實現應以後者的完善為前提條件。

　　我認為，「文化史」要走出「孤懸」的困境，必須要在問題意識上與社會史，特別是政治史建立起真正的橫向聯合。而不僅僅是在方法論方面一味模仿西方「新文化史」的解讀路徑，在形式上追求所謂「獨立」。比如國內興起的「概念史」研究就要更注意國內社會語境的制約作用，而不是一味尋求「概念」本身作為語言的演變軌跡。《新史學》第三卷中的多篇文章就在這方面做出了嘗試。更為重要的是，「文化史」研究者應該形成一個共識，「文化」歸根結蒂是「政治」的一種表述，應該與中國歷史變遷中的複雜政治過程構成相互說明和印證的關係，而不是僅僅表現成和「政治」相脫離的獨吟淺唱。當然，我這裏所說的「聯合」並非主張要簡單地回到某種「政治史」的敍述軌道上去，或者與某種傳統「決定論」式的政治史命題重新實現妥協共處，而是借助「文化史」的認知方法，爭取對中國歷史上存在的重大問題做出嶄新的解釋。

　　「文化史」與「政治史」聯姻的路向早已通過「政治文化」的研究取徑表現了出來。在古代史研究方面，余英時的著作《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可稱典範。但中國近代一直面臨如此複雜的政治變動，目前卻尚未出現力作來闡明「文化」在什麼樣的意義上促成了近代「政治」格局的變化。國外有關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論著中，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對此做出了嶄新嘗試，應該作為一個重要的路標予以重視。

　　「文化史」研究受到國外「新文化史」典範的影響，越來越細膩地把觸角伸向了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諸如細緻到了如何觀察「身體」與「感覺」之間的複雜關係，前不久我收到一本名為《體物入微》的論著，書內的文章直接涉及到「物」與「身體感」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近代中國人骯髒感的產生或者在馨香禱祝中香氣的儀式力量，而且開始嘗試從食物味覺中感知身體的變化。這些都有助於我們理解「文化」的具體表現形態。但研究做得越精緻，就越應該避免出現過度「碎化」的傾向。因為現如今，「香水」和「眼淚」這樣的微小題材都能寫出大部頭的「文化史」，如果我們大談特談的所謂「文化」不能與一些重大的政治歷史進程重新建立起新的關聯性，其結果只能是日益走向狹隘和自閉。

資料來源：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10/04-23/2245034.shtml

版主：前2個禮拜有至利生醫院參觀，目前在整修，沒什麼可供參觀。原想照個幾張古蹟的照片，但在整修中，只好失望而歸，不過，至少縣府有在關心與整修，等修整好了，我再去探訪，照幾張相片吧。聽說原利生醫院的負責人是我岳母的遠親，如果能來個口述歷史，就更完美了，這也是台灣醫療史的一頁啊。

原新聞：

宜蘭縣縣長林聰賢今（16）日前往五結鄉的縣定古蹟「利生醫院」現勘修復工程進度，並表示「利生醫院」修復後，將從「點」的文化景點串聯老街整體規畫，成為極富人文、藝術氣息的文化藝廊。
　　是項縣定古蹟利生醫院修復工程，由詹益忠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登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承攬，於98年3月23日開工進行木作建築修復（屋架、門窗）、水泥建築修復（磨石地坪、白灰牆面及天花），並以雙層屋面、防水、金屬瓦等技術材質進行屋頂新作，此外尚包括機電、空調、植栽…等工程，本項修復工程預計於99年5月30日完工。
　　利生醫院建於1920年，因建築型式優美，且創建年代久遠，為宜蘭地區重要醫療史見證，具歷史保存價值，於民國94年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7條暨古蹟指定審查處理要點第8點」，經宜蘭縣政府公告為縣定古蹟。
　　現存的利生醫院古蹟本體，由兩層樓的原「利澤簡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事務所與左側一層樓的舊「利生病院」所組成。利生醫院原為一層樓之「利澤簡信用組合」，後於昭和10年（西元1935年）改建為現在兩層樓建築，曾作為日據時期輕便車車站，後期因羅東火車站開通，利澤簡沒落，輕便車站停止使用；此棟樓便為「五結鄉農業會」所利用，繼之為「五結鄉農會利澤簡分會」，林崑智醫師於民國62年將其買下，經營為利生醫院，成為現今的規模，後來則因為建築體老舊毀損而閒置。
　　利生醫院對於利澤簡居民來說，是一個集合出生、醫療、農業的生活記憶場所。她也是老街、冬山河舊河最明顯的地標，經過地方及文化局共同努力，將於2010年完成整修，同時右側一層樓的「原利生醫院」將作為「利澤簡生命館」，透過展示訴說利澤簡人的生命故事。
　　而利澤老街再造工作自95年起至今，持續的針對硬體及軟體建構，工作內容包括：利生醫院修復工程、廣惠宮修復工程、利澤戲院立面維護工程、街屋修復工程、街景工程及未來永安宮之修復工程，已逐漸依據前期規劃藍圖逐步實現；利澤簡老街修復工程之目的，是從「關心我們生活的地方」作為基本出發點，將老街區域內一些原本就散發著利澤簡在地文化與歷史故事的所在（地方）。
　　宜蘭縣縣長林聰賢在視察上項工程時指出，目前透過「點」的修復與整理，串起老街的光陰故事，將老街的生活、生命故事呈現出來；並請宜蘭縣五結鄉公所配合街屋立面的整體整修，將整個老街間修復之各點串聯起來，再加上騎樓間人行步道之整體規劃，未來如果能量足夠時，甚至可以將老街打造為純人行之步行空間，形成一條文化藝廊。未來將進入活化經營層面，以在地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為資本，作為帶動老街觀光及經濟活動的利基，串聯週邊資源如傳統藝術中心、五十二甲濕地、在地特色產業及民宿業者，結合在地節慶如童玩藝術節、走尪、八大庄遶境及淨尪等活動，共同打造出豐富的人文氣息，提升在地文化素質，達到老街再造及活化目標。

來源網頁：http://www.e-land.gov.tw/ct.asp?xItem=48714&ctNode=640&m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