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衛」歷史學者蔣竹山
作者：曾夢龍 2021-05-14 23:33
如果你對歷史普及和史學趨勢感興趣，多半對蔣竹山這個名字有點印象。
他被看作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推手，創立的新文化史網站在史學愛好者和研究者當中很有影響；他常常出現在各種歷史書籍的封面和導讀中，為出版社主編新史學叢書，比如「全球視野與物質文化史」系列的《植物與帝國》《設計異國格調》《奢侈與逸樂》等；他也辦了很多推廣新史學的活動，比如動物史、情感史、概念史、醫療史、環境史、閱讀史、食物史、海洋史、全球史、歷史記憶、歷史人類學、博物館歷史學，令人眼花繚亂。
2021年3月，蔣竹山出版新書《看電影，學歷史》，這是本歷史通識讀物，源自他在大學開了近20年的課程「電影與社會」。蔣竹山覺得，電影像是一扇窗，希望通過電影引導讀者思辨歷史問題，培養分析與理解事物的技巧。「此外，還希望讀者能認識到，看待歷史不應用現代的觀點，而是要回溯當時的脈絡，立足於當時的經驗與看法，採以‘神入’（即同理心，Empathy）方式。」他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寫道。
於是，你可以從電影《荒野獵人》瞭解北美的毛皮貿易、白人與原住民的關聯；隨著《海洋深處》探尋人類第一個全球性產業——捕鯨業的歷史；從《希特勒回來了》思考戰後德國的歷史記憶光譜；從《伊本·白圖泰》看橫跨亞洲世界的中世紀旅行者；從《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看17世紀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跟著《霸王別姬》從戲曲看近代中國等等。
2021年4月，我和蔣竹山做了一次視頻訪談，聊了聊他為公眾普及歷史的心得和想法；怎麼看待歷史學研究從社會史到新文化史，再到全球史的轉向；他自身的研究又如何受到新文化史和全球史轉向的影響。
在許多人眼中，蔣竹山在歷史學界是個「前衛」的人，一是他穿著打扮時髦，頭髮挺有特色；二是他不願受傳統束縛，喜歡創新，熱衷介紹學術前沿。但是，他也不贊同學者盲目追逐「前衛」：「我倒不會覺得新的東西就一定好，只是說它會讓你在舊文獻裡找到一些新的關注點。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新史學家，所以不見得大家一定都要轉到新，或者一定都繼續做舊。」
讓普通人對歷史感興趣
2003年秋天，當時還是大學講師的蔣竹山想通過電影教歷史，但擔心學生對歷史不感興趣，所以把課程取名「電影與社會」，「先把學生‘騙’到課堂上來，再夾帶一些東西」。第一年開設時，他只講性別電影，並將每年12月的國際女性影展花蓮巡迴場列入課程活動，一百多位學生參與修課，反響熱烈。
後來，這門課的課程設置調整過多次，除了性別，加入全球化、記憶與鄉愁、戰爭與媒體、國家與社會、族群認同等議題。每部電影的課程內容定型為四部分，先是「電影本事」，講述電影的基本故事；再是「電影裡沒說的歷史」，探討電影裡的歷史片段；然後是「像史家一樣閱讀」，援引和導讀當代史家的作品或歷史文獻；最後是「用曆想想」，啟發學生討論問題。
蔣竹山稱，和十年前不一樣，現在學生都是「手機世代」，影像不見得對他們有太大吸引力，所以老師不能只放電影，讓學生自己看，要學會設計不同橋段。
除了《看電影，學歷史》，蔣竹山還寫過兩本歷史普及讀物。一本是《裸體抗炮：你所不知道的暗黑明清史讀本》，改寫自他20年來所撰的明清文化史論文，探討物、身體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包括裸體抗炮、過癩習俗、士人的身體書寫、五通神、官員的拉薩之旅、清代姦情的社會文化史、纏足的修正史、物的十七世紀流通、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呈現一場明清的感官世界之旅。
另一本是《島嶼浮世繪》。蔣竹山稱，寫這本書是想說服學者寫一些給大眾看的書，所以自己先做一個示範。在書中，他用41個關鍵字，如銅像、地震、服裝、麻雀、咖啡店、寫真館、納涼會、圓山動物園、臺北鐵道旅館，書寫和臺灣地區民眾息息相關的日常生活史（1895~1945）。
雖然已經有許多人意識到公眾瞭解歷史的必要，甚至誕生了大眾史學（PublicHistory，又譯為「公眾史學」、「公共史學」）這一派別。但是，由於學術評價和觀念偏見等原因，真正踐行大眾史學的學者還是少數。
皮國立稱蔣竹山是老師輩，自己年輕時因新文化史網站知道他，後來和他常有通信和學術交流。受其影響，現在皮國立運營了一個網站「歷史學X醫療史新時代」，也和蔣竹山成為同事，在「中央大學」任教。
他對我說，像蔣竹山這樣願意向公眾推廣歷史的學者在學界比較少見。「我們現在一直講大眾史學，可是傳統歷史系跟那些比較有名望的教授，他們不管歷史學大眾化，覺得歷史是高深研究的學問，有很強的學術脈絡。但是，在這個時代，對於大部分不是歷史系的民眾，你怎麼讓他接觸更多歷史，讓他喜歡歷史，不可能給他看一篇很硬的學術文章，要用其他方式。」
2003年，蔣竹山寫過一篇對南開大學教授余新忠著作《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的評論，「有鼓勵讚揚的話，也有不少批評性意見」，余新忠說，「雖然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批評意見，但一些批評意見對我有幫助，甚至有觸動，所以我主動寫了一封郵件，向他表示感謝」。兩人因此結識，成為相交十多年的好友。
在余新忠印象中，蔣竹山對資訊傳播的公益工作很熱心。他敬重大眾史學這類工作，對我說：「這樣的工作做得好比我們這些站在象牙塔的人對社會的影響更有直接效應。當然，沒有象牙塔真正的知識生產，推廣也是不可能的。」不過，他也覺得，蔣竹山在大眾史學、前沿追蹤、舉辦活動、外出講學上面花了太多時間，可能多少也會影響他在具體研究中扎實和深入程度。
關於大眾史學，不同國家有不同發展，遠比學者普及歷史的單一維度豐富。
蔣竹山在《看電影，學歷史》中就介紹了英國大眾史學的最新趨勢，包括越來越多著名學者從學院進入影視、出版、媒體等公共領域，接觸社會大眾，典型代表為西蒙·沙瑪的《藝術的力量》、尼爾·弗格森的《帝國》等；地方史受到歡迎，地方檔案需求增加，以及各式各樣的文化遺產方案等；大眾考古活動流行，「尋寶」的金屬探測構成興趣社群；越來越多人熱衷跳蚤市場、古物交易、拍賣。「收藏」成為大眾建立自我認同的關鍵之一，西方有25%至30%的成年人認為自己是收藏者，其中三分之一住在英國；歷史角色扮演活動、歷史紀錄片、數字歷史興起，等等。
「在這個人人都是史家的年代，歷史已成為商品，歷史消費者可以通過物質媒介接觸歷史。大眾不僅可以通過學院史家掌握歷史知識，也可以借由大眾文化發展趨勢下的虛擬轉向（virtualturn）與視覺轉向（visualturn）接觸歷史，並以此為起點發展他們自己的敘事、故事及歷史經驗，這種趨勢在英國尤其明顯。」蔣竹山寫道。
在接受採訪時，蔣竹山稱，英國的趨勢是歷史成為商品，這對美國史家來講，憂心忡忡，覺得可能流於通俗。美國的大眾史學比較傾向於歷史學家寫給大眾看，關注博物館怎麼扮演歷史教育的重要平臺，史家如何參與地方社區發展等，這方面內容可以參看浙江大學教授李娜的《公眾史學研究入門》。
「我不見得特別喜歡美國，或者特別喜歡英國，尤其在我們這邊，你同時要去關注。有一塊，現在年輕人的歷史知識是打電玩打出來的，所以遊戲本身變成值得探究。像中國人民大學姜萌教授在編《中國公共史學集刊》，裡面就提到‘遊戲史學’。」蔣竹山說。
他覺得，有些學者對商業這一塊嗤之以鼻，但對另一些學者來講，你越不理它，就越不瞭解它，覺得是旁門左道，但其實社會非常大一塊的人在通過這種方式接觸歷史，需要史學裡的人特別關注和研究。如果史家要保護大眾的歷史意識，他們首先就必須要瞭解民眾是如何被告知且擁有歷史資源的。
從經世濟民到聲色犬馬
除了大眾史學，蔣竹山另一重要工作是介紹國際學術前沿。正如余新忠所言：「他對前沿學術的關注和追蹤，在整個大陸和臺灣史學界，都是很突出的，特別對我們醫療史研究來講，更是如此。」
蔣竹山稱，20世紀的歐美史學發展有兩次重大轉變。一是1960年代以來，社會史挑戰傳統史學，成為史學研究主流。學者遠離精英的歷史，轉向自下而上審視歷史，關注普通人、被邊緣化或被壓迫的人的經歷。
二是1980年代發生語言學轉向，新文化史取代社會史成為學界寵兒。他援引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的說法：「新文化史的史家們大多認為，個人是歷史的主體，而非客體，他們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長時段裡影響歷史的發展。新文化史的最新發展方向是在文化裡包含了政治、飲食、服裝、日常語言、身體等主題。」
歐美史學這些變化逐漸擴散，身處其間的蔣竹山，學術關懷重點隨之發生變化。
1987年，蔣竹山考入「政治大學」歷史系。他回憶，那時臺灣高校的歷史教育處於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外交史轉到社會史的階段，所以比較強調斷代史、國別史。不過，雖然學院大部分是老教授，但少數從美國回來的老師給他們帶來新的研究趨勢，包括介紹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何炳棣的《明清的社會史論》，衝擊很大。
「我看書有一個習慣，會看一些不是傳統史學的東西。那時候臺灣在流行年鑒學派，我後來的老師梁其姿，在我大學的時候已經編了一些書，把年鑒學派的一些重要論文翻譯進來。臺灣出現一個刊物叫《新史學》，代表從傳統走到比較西方史學訓練。我大概大四時接觸這些東西。」蔣竹山說。
1991年，蔣竹山進入臺灣「清華大學」念思想文化史。當時，許多西方漢學家會到學校講學，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A.Elman）。艾爾曼開設的課叫「十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教育與社會」，主題雖是「教育」，但重點強調「社會」。蔣竹山在這門課上閱讀了許多歐美社會史的重要著作。
他說：「第一代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最早從沿海城市看中國問題，有衝擊才有回應。但是，到艾爾曼這一代，他們從比較社會史的方式研究中國，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在研究士紳、宗族、廟宇等。這其實代表《在中國發現歷史》那本書裡一個大的方向。艾爾曼的思想史也開始轉向社會史，看起來還在研究思想，但背後在談思想在某個時代怎麼跟社會結合，變成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關鍵。比如談宋明理學，朱熹的思想怎麼變成地方社會運作非常重要的支柱。那時最常被提到大概是孔飛力的《叫魂》。」
受艾爾曼啟發，蔣竹山的碩士論文看起來在做宗教史，但是從社會脈絡去做宗教，談地方社會跟宗教之間的關聯。當時，學界關於上層文化跟通俗文化之間有一場論辯。他恰好讀了論文集《明清時期的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裡面講了很多民間信仰，所以最後做的是「五通神」研究。
1990年代初，蔣竹山參加一個「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讀書會，開啟他日後對醫療史的研究興趣。不過，他關注的醫療史以文化史取向居多，第一篇醫療史研究明清華南地區麻風病，就是從該讀書會的報告發展而來。
博士期間，蔣竹山轉向醫療史，開始從身體史的角度研究醫療，於是有了陰門陣、晚明祁彪佳家族的醫病關係等研究。有一段時間，他甚至想做明清身體史研究，但最終研究的是「物」的歷史，也就是東北人參的歷史，成書為《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
他回憶：「有一本書對我影響蠻大，叫《歷代醫師筆記》。它把所有筆記裡跟醫療有關的資料全部摘錄出來。我慢慢摸索出來，筆記裡怎麼那麼多人參？我就問老師（注：蔣竹山的碩博導師都是梁其姿，現任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兼歷史講座教授），這個題目可不可以做？她說，可以。」
「剛開始覺得這是個醫療的課題，後來發現這跟清朝內務府息息相關，因為它是專賣制度。它怎麼開發東北，怎樣透過內務府專賣，然後賣到江南，所以跳脫醫療史範疇，有政治、經濟、社會蠻多不同層面。整個環節接起來，你會看到在做人參的社會生命史，物的背後有一些制度或者人在影響物的流通、發展。」
蔣竹山稱，曾有學者認為，當代臺灣明清史研究的走向可以概括為「從經世濟民到聲色犬馬」。他覺得這話一點都不誇張，體現了「文化轉向」。
在大陸，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轉向同樣影響到研究者，比如「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如劉志偉、科大衛、鄭振滿；南開大學成立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推動社會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王笛提倡微觀史、新文化史，寫出《街頭文化》《茶館》、《袍哥》等作品；趙世瑜、孫江、楊念群、張仲民等學者都採用了新文化史的研究方式；新史學相關的刊物和書籍不斷湧現，羅伯特·達恩頓、彼得·伯克、娜塔莉·澤蒙·大衛斯、林·亨特等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都有大量中譯，等等。
有關新文化史導致史學破碎化的擔憂，蔣竹山認同王笛的看法，覺得這是個假議題。新文化史的量遠遠不夠，根本沒有衝擊傳統史學。但是，在臺灣，由於史學工作者數量有限，傳統史學非常擔憂新文化史的衝擊。
皮國立稱，像他的老師呂芳上對此就有很深的危機感。「醫療，有意思！情感，好新奇！動物，好快樂！這些歷史都很有趣。但我的老師呂芳上先生認為，歷史的主幹是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不能偏廢。大陸人數多，學術呈現百花齊放是很好的發展。可在臺灣，研究歷史的人沒那麼多，所以當新文化史很紅時，另外一派的人很緊張，覺得他們的話語權可能會消失。」
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熱
蔣竹山稱，21世紀初，新文化史在美國獲得空前勝利，沒有人再去標榜自己做的東西是新文化史，內化到所有研究。但是，新文化史因為過於關注虛構、表像、符號，熱衷探討什麼被建構、發明，導致傳統史學社會、實體的層面被丟棄。大概在2010年，另外一波變化發生，全球史跑出來。
「你如果去找全球史的源頭，更早會有一些關鍵字跑出來，但它有一些是外在的東西。所謂外在，‘9·11’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9·11’之後，美國史學家開始跳脫西方中心觀看其他世界，瞭解歷史裡西方文化跟其他文化之間接觸的關聯性。比如，2010之前就有一些重要著作跑出來，彭慕蘭的《大分流》是非常重要的作品，看起來是中國史，但是後來變成研究18世紀前後世界史的參考讀物。在他之前，也有一些相關研究，比如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
彭慕蘭認為，1800年之前，中國與歐洲在經濟發展方向大致相同，此後才有了「大分流」。「大分流」最主要的關鍵不在於過去說的技術創新等，而是一種偶然因素，也就是所謂地理上的好運帶來的能源革命，以及海外人力資源的特權。這一歷史變遷和白銀密不可分。缺少白銀，16世紀後期及17世紀初期中國商品的全球出口就不可能出現。
蔣竹山覺得，這些論點影響了後來的卜正民、歐陽泰、包樂史等漢學家，引發關於大分流的各種爭論，誕生了一系列全球史著作，包括《維米爾的帽子》《塞爾登的中國地圖》《從丹藥到槍炮》《看得見的城市》等。他們認為，工業革命之前，世界中心是在亞洲，尤其在中國。
「他們寫的明清史是把明清放在世界框架裡去看，所以老外會覺得他們不是在寫中國史，而是在寫世界史，只是所有寫的課題都導向中國在那時的重要性。這個時代他們的主流看法就是這樣，轉向看亞洲，看中國。」
受此影響，蔣竹山的研究也轉向全球視野，最近正在做味精的全球史，主要關注它在東亞的流變，講述一個物的社會生命史。
比如，味精是一項化學工業發明，開始被認為是現代性的科學產物，但在1980年代變成具有負面意味，為什麼人們的看法會發生這樣的轉變？味精如何塑造亞洲乃至世界的味覺？
味精剛發明時，打入日本市場是靠改變年輕女性的看法。因為日本在1920年代有所謂新女性的誕生，所有女性都要走入職場時，不太有時間待在廚房。這種科學發明宣稱讓女性可以快速做出現代的健康料理。
到了民國時期，上海興起國貨運動，所以味精的故事變成愛國企業家如何創造出中國自己的味精，然後與日本競爭。
「通過探討味精在東亞的生產、流通與消費，我們可以認識到受日本影響的幾個東亞地區如何接受這項新商品，並且獲得一場感官與味覺的新體驗。這裡頭有化學工業技術史與產業發展史的關聯，有株式會社鈴木商店的企業史和經濟史問題，有海外推廣的廣告與消費文化的文化史重點，也涉及與20世紀飲食文化變遷有關的感覺史課題。此外，在戰時體制下，更涉及了殖民體制的政治史課題。因而，通過味精的全球視野研究，我們更能理解一種商品的全球化特色。」蔣竹山在《看電影，學歷史》中寫道。
除了味精的全球史，蔣竹山還在做《燕行錄》裡的中朝醫藥交流、透過10本日記寫1941年的全球史、東亞生活史四部曲等寫作項目。
因為全球史比較新，對學者的要求也比較高，臺灣和大陸真正做全球史的人很少。像在大陸，蔣竹山注意到李伯重、葛兆光等學者在用比較全球史的方式處理問題，採取跨文化、跨區域視角。
不過，由於全球史在西方的興起，和新文化史的傳播路徑一樣，先是大量作品被引進中文世界。這四五年以來，中文出版市場掀起一股全球史圖書熱潮。「兩岸三地大概都是出這種書，因為它是一個趨勢，西方現在很紅。」蔣竹山說。
他將這些書大致分為四類，一類是物的交流，比如《維米爾的帽子》《茶葉大盜》《青花瓷的故事》；一類是環境與歷史，比如《槍炮、病菌與鋼鐵》《哥倫布大交換》《瘟疫與人》《1493》；一類是大歷史、比較史、全球化，比如《人類簡史》《西方將主宰多久》《世界是平的》《大分流》；最後一類是帝國，比如《文明》《全球帝國史》《世界帝國史》《未終結的帝國》。
蔣竹山認為，全球史出版熱背後，實質討論的是東西方大分流的問題——近代以來，為什麼西方佔優勢？所以人們會用全球比較的眼光看待和解釋。粗略劃分，傳統一派強調制度，如《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A.羅賓遜，新的一派則強調環境，如彭慕蘭、蔔正民、戴蒙德、麥克尼爾。
這種出版熱也帶來一些問題。他擔心可能太「一窩蜂」，議題需要平衡。「你看中信做全球史，後浪、社科文獻也做全球史，大家差異、區隔越來越小，但是還有很多書沒被介紹，而且有不同議題。讀者的嗜好有時是被養大的，他會忽略掉史學其他重要作品，像軍事史、教育史、家族史都各自有相當不錯的作品。」
對於全球史熱，皮國立覺得，這股熱潮只停留在出版市場，對中國歷史學界所起的影響有限，有待觀察。他說：「西方人寫那種歷史，大而化之，一下到亞洲，一下到歐洲，跳來跳去。他們允許這麼做，但在傳統中國歷史論述和評價體系，似乎不太支援。」而且，「有些學者笑笑說，你目前看到的全球史著作，沒辦法探討古代史。一是沒辦法掌握古代資料，二是古代也沒有那麼多跨區物質交換，貿易或文化交流比較少」。
即使停留在出版市場的熱，臺灣和大陸也有一些區別，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余新忠對背後思潮的觀察：
「我們原來的敘事，中國是落後國家，西方是先進文明。在這種認知之下，西方很早就很厲害，中國很早就落後，至少明清以來是這樣。這種認知自然值得反省，無疑我們需要破除西方中心主義。不過有必要注意，反省與批評西方中心主義也是從西方興起，西方全球史研究興起也與此密切相關。但中國社會歡迎這樣的思潮，並積極跟進，相當一部分原因跟民族自豪感有關，希望表明我們曾經強大，到近代因為一些偶然因素才導致落後，現在要重新崛起。」
「我們正處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機遇期，這樣的心理和認知可以理解，這樣的思潮也具有意義。但是，作為學者，對於這樣一種潮流，我覺得應保持清醒頭腦。我們不能因為要破除西方中心主義，就認為我們的落後是偶然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固然理應讓我們擁有文化自信，但我們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盲目地認為我們一直都很好，如果這樣，中國近代又怎麼會經歷那段屈辱歷史呢？」
「做全球史的意義，不是讓我們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自我滿足，而是要通過引入全球視野，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性，不再總把自己想像成世界中心，破解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也要避免東方中心主義，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中國還是美國，顯然都只是人類世界中的一份子。」
關於全球史對公眾的當下意義，葛兆光曾說，它可以達成歷史學的一個崇高理想，即培養世界公民。蔣竹山覺得，作為世界公民，我們不僅要跳脫傳統的民族國家史觀，將自身歷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來看待，更要多加接觸全球史著作，以瞭解世界歷史的演變。
引自：「前衛」歷史學者蔣竹山-經濟觀察網 (eeo.com.cn)
{{ article.tit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