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一些所謂研究，說是匠氣十足，還算抬舉，實則俗氣逼人
2021-01-22
作者: 桑兵，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來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來源：高校人文界、近代史研究、歷史學研究通訊
學問之事，理應先因而後創。總結七十年學術發展的進程，需要各種視角的參照，否則很難得其實。一時代的學問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地位，除了面向國際前沿之類的橫向比較，更為重要的參照，應該是與古往今來的前賢進行學術對話的能力。如果說歷史人物須蓋棺才能論定，學術最好也留待後人評說。同時代人評價同時代學問，一則缺少時間檢驗，二則有些問題未必看得出，或是看出了未必可以講，三則見仁見智，不易定論。
當然，同時代並非不可以評價同時代的學問，如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與童書業、方詩銘合作)，就將同時期史學各方面的學人分門別類排了座次，只不過當否另當別論。若是安放貼切，固然成為後人稱引仿效的模本，或是反復檢討的依據，若是不在道上，則很可能貽笑大方，變成眾矢之的。就此而論，學問本來就是危險的事業，評價同時代的學問，更是險之又險的險中求之事，應該慎之又慎。不妨以今人與前賢對話的能力為視角,測試一下學術水準的高低。
一、代際興替與學問高下
七十年風雨變幻，雖然幾番大起大落，學術的變化發展還是顯而易見的。例如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從前在海峽兩岸不少學人看來不成其為學問。1949年以後,大陸方面特別重視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延續或批判以往國共雙方的革命史觀念(國民黨的“黨化教育”中,就有革命史一項)，建構起一套以三次革命高潮為樞紐的被稱為革命史的敘述架構，並輔以體系化的資料，一方面與之前的以現代化為主要視角的近代史相對立(後來在臺灣被進一步系統化,在大陸也有不少呼應者)，一方面大幅度擴展充實了近現代史的資料來源。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許多參與者,其實已經是古代史各方面的成名學人,功力較深,取材的寬廣精當,在當時的條件下顯得難能可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長足猛進,儘管普遍而言,還處於以新材料發現新歷史的墾荒階段,刀耕火種,顯得有些粗放,不過在問題的選擇、研究的取法、材料的處理等方面,前鋒已經逐漸接近古代史的水準,甚至因緣史料的極大豐富,在深入複雜的材料史事方面,還有駕古代史而上之的潛在可能。應該承認,達到學術根基很深的歷史學應有的水準,而不再被列於另冊,是七十年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顯著變化。
儘管就既定學科的發展前後比較立論,七十年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已經在很多方面突過前人,但是跳出分科的範圍,則變化的有限性就清晰地顯露出來。雖然人們對於社會發展仍然相信進化論觀念,學術變遷史上的新陳代謝,未必都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古往今來,歷朝歷代的學術當然是層累疊加,可是學問卻不一定後來居上。能夠代表一代學術標高的,往往是不世出的高人。一時代有無這樣的天縱奇才,決定著這一時代學術的峰值。因此,每一時代的學術高度,並非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逐漸攀升,也不一定(甚至很可能不)與成果的數量成正比。先秦、兩漢、兩宋、明清,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的高峰期,而兩宋尤其奇峰突起,具有一覽眾山小的氣勢。
放眼歷史長河蜿蜒曲折的流逝,當下的學術發展究竟達到什麼高度,是一個值得每一位懷有學術抱負者認真思考的大問題。如果分門別類地考察各個學科的現況,幾乎毫無疑問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讓各路專家自信滿滿,以為已經前無古人。可是這樣的看法從評價的主體與客體兩方面講都顯得有匠氣而無匠心,若是放在整個歷史發展的脈絡之中,不要說已經是宋以後的又一高峰,甚至很難說超越了前輩學人。那些以為民國大師多如鯽的說法當然是坊間流行的外行話,可是質疑現在的大學不出大師,卻是社會普遍的觀感。大師與否,實為笑談,所要傳達的意思,正是對缺少學術權威大家的失望與不滿。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照遠不照近的高明,顯然不會代代輩出。那些超凡的智者賢人,代表或是體現了所處時代的學術標高,成為無數來者敬仰的對象。真正懂得他們的思想學術,已經談何容易,遑論超越。要具有與前賢對話的能力,首先應該能夠承接已有的學術。學術對話的前提是平等。所謂平等,並非一般而言的人格及社會地位的平等,首要就是學識的平等,一味高山仰止固然平庸,隨意抹殺更加愚妄。學識不能處於同一層級,對話就難以正常進行。高明的好用其短,也不乏不屑與談之意。後來者雖然不斷試圖與前賢對話,但是能否對話,關鍵要看有無相應的對話能力。那些一廂情願的努力,無論如何花樣翻新,熱鬧一時,其實大都是入不了前賢法眼的旁門左道。
能否超越前賢的問題,從來為學術界熱議。早在1988年廣州中山大學舉行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汪榮祖教授就有針對性地談到:“陳先生可以超越,又不可能超越,可以超越,因陳先生之後必定還會有偉大的中國史家出現。但陳先生不可能超越,因陳先生的特殊成就不可能超越,就像沒有人可能再寫一部超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季羨林教授致閉幕詞時,對此回應道:“超越陳先生並不簡單。整個社會是在發展,是在前進,這是一般的狀況。但是中間應該有一些例外,一般來講,後人要超越前人,但有那些高峰、巨人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不了的。主要原因是環境不允許再出那樣的人。馬克思講希臘神話有永久的魅力,理由在此。陳先生是學術巨人,在他的範圍之內,無法超越,原因就是我們今後不可能再有他那樣的條件。總的傾向是可以超越的,但又不可以超越。我同意汪先生的觀點,又可以超越,又不可以超越。”
這些絕非諛詞的推崇,可以說是各位講者心嚮往之實不能至的夫子自道。須知季羨林已經是陳寅恪之後唯一可以在西人之東方學領域繼續跟進前沿之人,考慮到陳寅恪後來苦於無法及時掌握新資料,又不甘為牛後,迫于生計,將相關書籍出售,已經放棄了在東方學方面進一步努力的嘗試,也就是說,在這一領域,季羨林其實已經跟著歐洲東方學的進展走到陳寅恪的前面。儘管如此,連季羨林也覺得很難超越陳寅恪,可見學術上要想超越前輩大家,的確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以此為衡鑒,中國近現代史乃至歷史學整體都有反省的必要。
在學術日益細分化的趨勢下,學人勢必越來越專門化,由此造成人稱的侏儒化現象。小圈子學問的自娛自樂,形同坐井觀天。一些所謂研究，說是匠氣十足，還算抬舉，實則俗氣逼人。受分門別類的分科日益細化的制約,同一學科之內,學術的評判也會失去權威性,流於所謂見仁見智的無所適從,不得不交由民主表決來決定。可是學問之事,越是高深,懂的人越少,多數取決的結果,往往導致逆向篩選。諸如此類的情形,時下已經屢見不鮮,名校亦不能例外。而身在其中的學人,包括擔任各級評委的成名學人,對此渾然不覺,或是雖然不斷抱怨,卻回天無力,無可奈何。依據各種指標計算分數權重,還想當然地以為追求公平公正,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只能以枷鎖為規則。連學術的鑒別評判力也不具備,守成尚且力有不逮,侈談超越豈非天方夜譚。
學術評價的失當，無疑會導致學術失範的亂象。一些貼著各種頭銜標籤的所謂傑出人才,尚未達到前人已經走過的半程，卻無知無畏，以不知為無有，敢於自稱領先，而且有一眾國內外並非專門的同行名家為之背書。判斷力與鑒賞力如此嚴重缺失，可謂學界莫大的悲哀。踮著腳也夠不著卻妄言超越，前人起於九泉，不知作何感想。
不同學科之間當然存在差異,用一視同仁的貌似公平裁量一切,勢必造成偏頗。如時下好將橫向比較具體化,確定適合自己定位及發展目標的若干國內外學術機構作為參照座標,制定各種指標性量化標準。毋庸諱言,在自然科學甚至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由於中外學術的基礎程度差距顯著,一定時期內目光向外理所應當,但是也不可無差別地一概而論,因為還有因地制宜、為我所用等因素的考量。至於人文學科,外國的部分與此類似,中字頭的部分,恐怕就要另當別論,起碼應該有所分別,有所講究,至少應該直接主流,不必通過掮客轉手負販。技不如人,當然只能知恥而後勇,卻沒有必要非得陪綁其他方面一同灰頭土臉,自慚形穢,弄得毫無自信,更不能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反失其本。明治時期以來,日本力圖建構自己在東亞思想文化上的主導地位,在吸取西學與中學的同時,強化其主體性。戰後日本的日本研究一度出現追隨模仿歐美的偏向,日本研究大家丸山真男出而提倡日本人應當用日本的辦法研究日本,結果成效顯著,如今歐美已有學人覺得可以不必自行研究,只要將日本人的日本研究翻譯過來即可。這樣的取徑做法,很值得中國研究者借鑒。
以中國史為例，中國的中國史如果對標外國的中國史研究，能否取法乎上，顯然未經論證。須知中國史研究在不同國家學術系統中的地位並不一致。日本的歷史學原來大體是三分天下,即日本、東洋、西洋,東洋以中國為中心,甚至主要就是中國史,但也有偏重所謂四裔的取向,尤其是滿蒙回藏鮮,意在分解中國的一體。如今日本的中國史地位顯然較以前下降,但還不至於成為日本史或外國史的附庸。歐洲的漢學研究,主要是從東方學衍生出來,因而民國時被一些中國學者戲稱為虜學,可是畢竟曾經引領時趨,成為國際漢學的中心,伯希和、高本漢等少數大家,也得到中國學人的首肯。二戰結束後,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中心,美國的中國研究,儘管在本國處於邊緣位置,卻能夠挾天子以令諸侯,連歐洲也只能將漢學研究的中心位置拱手相讓。而承接的各國往往不知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出現挾洋自重、格義附會的偏向。如果一味對標美國的中國史,則中國的中國史研究非但永遠無法擺脫依附地位,很可能還會亂象橫生,以至不可收拾。
清季以來,歷經夷夏大防到中體西用最後不得不基本外化的國人,目光向外可謂大勢所趨,中國歷來吸收內化的文化傳統全然改觀,章太炎雖然不能免俗,卻是較早幡然醒悟的先知先覺。早在1910年,他就主張“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這時的他已經清醒地自覺到:
現在北京開經科大學,許歐洲人來遊學,使中國的學說,外國人也知道一點兒,固然是好;但因此就覺得增許多聲價,卻是錯了見解了。大凡講學問施教育的,不可像賣古玩一樣。一時許多客人來看,就貴到非常的貴;一時沒有客人來看,就賤到半文不值。自國的人,該講自國的學問,施自國的教育。像水火柴米一個樣兒,貴也是要用,賤也就要用,只問要用,不問外人貴賤的品評。後來水越治越清,火越治越明,柴越治越燥,米越治越熟,這樣就是教育的成效了。至於別國所有中國所無的學說,在教育一邊,本來應該取來補助,斷不可學格致古微的口吻,說別國的好學說,中國古來都現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棄己所長,也不可攘人之善,棄己所長,攘人之善,都是島國人的陋見,我們泱泱大國,不該學他們小家模樣!
不看外國人的臉色隨風而轉,才有可能堅守中國學問固有的價值。即使西化已成時趨,近代中國學人對外國的漢學家或中國研究者的看法,心中自有一本明賬,章太炎以稱讚小兒路邊放牛比況推許漢學家的貢獻,欲將漢學中心爭回中國的陳垣以及要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傅斯年,入其法眼的各國治中國學者不過寥寥數人而已。他們固然不能改變整體外化的趨勢(僅僅從20世紀中國革命的視角看,將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歷經周折才被認定,顯示片面絕對外化一定程度上形成阻力而非動力),卻不能接受以外國的中國研究為標準尺度。傅斯年說必須留學生才能治中國史,所指顯然不是生搬硬套的食洋不化之流。
二、讀懂前賢談何易
近年來有兩位有名于時的教授的說法,可以提供參考視角。一位是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他坦承沒有超過自己的老師。此說可以多角度解讀,如其故作謙辭,老師的學問曲高和寡,弟子水準的確有限等等。如果著名如彼,尚且不能超越老師,況且現代文學不算太過艱澀高深的領域,可見大國手的確不世出。清華國學院出身的薑亮夫,後來的學術見識和地位已經很高,可是直到晚年還坦言,始終沒有弄懂陳寅恪當年在清華國學院所講授課程的內容。當然,這不能解釋為薑亮夫的學問到老還不如陳寅恪早年講課的水準,其專門領域,未必為陳寅恪所長。可是完全摸不著頭腦,則至少說明在東方學方面沒有足夠的根基,承接不了,這樣做起學問來自然少些參考比較的材料和取徑。
另一位是清華大學教授李伯重,他嚴厲批評時下的學術界大量製造學術垃圾,雖然從趨勢上看已經有所改善,但是總量和基本態勢並未根本改觀。學術垃圾的氾濫,一方面說明學術的評價機制未能起到有效的防弊作用,另一方面顯示整體的學術環境在促進學術的良性發展方面亟待改進。除了風氣不正等背景因素,掌握學術評判權者缺乏應有的判斷力,恐怕至關重要。目前各方面對於整治學風所側重的主要是他律,如行政司法媒體介入等,輕視或根本不相信自律,結果非但成效不彰,甚至適得其反。要想根本改變,必須回到學術的軌道之上。既然愈是高明的學問愈難懂,學術就只能主要依靠自律。如果說他律旨在防小人,則唯有自律才能保君子。戒律定出來是為守法者遵守,存心找空子違法,則再嚴密的律法也是漏洞百出。若是假定學術界充滿小人,自然是防不勝防,而且無論如何也防不住的。
其實諸如此類的問題民國時期同樣存在,1942年12月20日,金毓黻撰寫了《大學教育本位論》的初稿,對於抗戰時期各個大學裡教授濫竽充數的情形深惡痛絕。由於大後方大學林立,“可膺經師、人師之選者,今世寧複有幾;甲校已約,乙校爭聘,捷者先得,拙者落後;往往停驂於待發,迴車於中途,以忽東忽西為故常,視應聘為兒戲。若乃降格以求,濫竽充數,文義未通儼為教授,版業初畢謬號專家,寫講義數十翻已侈稱為著述,有門生十余輩便自命為大師”。諸如此類掛羊頭賣馬脯的大學教授,不以傳道授業解惑為專務,“而專以政治權謀,利用學生厚植勢力,所教成之學生,亦必為權謀功利之徒,將為社會造成多數之遊士,亦為國家釀成無量之亂源”。如此,則大學教育非破產不可,“亦何貴有此教授與此大學也哉!”這樣活靈活現的學界掌故,只要改文言為白話,仿佛《儒林外史》一直在不間斷地續寫之中。
近代中國學界的亂象與知識系統的混淆不無關聯。晚清以來,國人始終糾結于中學西學兩套知識的關係,直到戊戌時期,開始融合成西體中用的新學。不過,新學未能如韓愈、朱熹等人找到取珠還櫝以免用夷變夏的憑藉,實際上導致全盤外化。不中不西的新學在中西兩面都是半桶水,實際上中學不信,西學不懂,所謂學貫中西,大概是中西學更加等而下之的來者的盲信。近代學人,少壯時往往趨新,如王國維的文學哲學美學,劉師培的週末學術,後來都一笑置之,章太炎的佛學未必升堂入室,他與梁啟超相約,欲以社會學觀念重寫中國史,也沒有下文。可是今日不少學人還將這些當事人自悔的少作當成頂禮膜拜的經典,認認真真地研究總結,作為超越前人的可觀成就。反之,章太炎較早覺悟到教育學問當從自國自心發出來,不再一味以西為新,卻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被視為復舊的起始,拉車向後的開端。
與越是高明懂的人越少相反,學問越是橫逸斜出,越容易引起廣泛(尤其在少年新進當中)共鳴。清季康有為的讀書法,民初胡適的學問範式,就是兩大顯例。康有為敢於在西學東學大舉入侵之際提倡讀書速成,與其基本襲用1893年編輯出版的《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而成《日本書目志》一炮打響關係匪淺。儘管康有為有所加工,所據畢竟只是島國書商的出版目錄,但在混淆視聽的包裝之下,居然能夠掩人耳目,構成中國趨新人士心目中時髦的東學系統。康有為的東學知識其實相當有限,不動聲色地照搬拿來,搶佔了先機高地,所做的一些加工改造,望文生義的成分居多,卻並不妨礙其儼然成為借由東學引入西學的先知先覺者。而梁啟超的宣傳推介進一步放大坐實了康有為新學祭酒的地位,他說,中國要想自強,以譯書為第一要義。為此康有為“早睊睊憂之,大收日本之書,作書目志以待天下之譯者”。雖然這份書目主要是為譯書準備的,而譯書的目的,還是為了便於閱讀。
康有為聲稱,後發者可以趕超先進,泰西變法五百年而成治藝,日本只要三十年就能成就。中國取法日本,三年可成。況且日本文字與中國大同小異,泰西諸學的好書,日本大概已經翻譯完備,“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使明敏士人,習其文字,數月而通矣。於是盡譯其書,譯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內。以數年之期,數萬之金,而泰西數百年數萬萬人士新得之學舉在是,吾數百萬之吏士識字之人,皆可以講求之,然後致之學校以教之,或崇之科舉以勵之,天下響風,文學輻湊,而才不可勝用矣。於是言礦學而礦無不開,言農工商而業無不新,言化光電重天文地理而無不入微也。以我溫帶之地,千數百萬之士,四萬萬之農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駕于英美而逾越於俄日,可立待也。日本變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與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國家如此,何況個人?這樣的時代大潮,不願落伍者當然會趨之若鶩。
康有為偷樑換柱得以迅速登頂新學教主之位,而且能夠欺瞞天下百餘年,以至於民國時期以來不少學問大家尊奉康有為為新學開山,當真是得逞不止于一時。多年來,儘管中外學者始終心存疑惑,並且多方求證,認為如此系統的東學書籍分類及學問分科知識,即使在同時期的日本也幾乎無人能及,可惜苦於不得確證。如此這般的速成經驗,令康有為敢於據以登高疾呼,號召士林。天下士子苦中西學兩套知識難以相容並獲久矣,猛然間聽說有此讀書捷徑,自然趨之若鶩,連嚴複的質疑也擋不住人們的滿腔熱忱。雖然在中學、西學、東學的夾擊之下,一般學子不堪重負情有可原,可是循此途徑追求中外學問的正途大道,無異於南轅北轍。開此惡例,居心叵測之徒難免有樣學樣。
胡適的學術典範同樣被認為開啟了廣大青年通往學術之道,不過所用方法貌似清人治學與科學方法相類似的部分,其實主要是以西學系統作為比附。稍有西學知識者,對其質疑頗多,連什麼是科學方法也很成問題。而近代學術大家,經由胡適的示範獲得成功的例證並不多見。同樣由清華國學院出身的陳守實,因為受過幾位高明的親炙,於“無聊中閱胡適《讀書》一篇”,輕易就看出“此君小有才,然綻論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間執通方之士也”。後來者以從者如潮為據,論其影響大小,實則但凡專門面向青年後進的所謂方法,頂多就是偏門窺視的孔隙,而非升堂入室的臺階,不能領略前賢不必經由卻輕易跨越的高明所在。學術史研究中,諸如此類的評議所在多有,對於前賢的學問及其座次,不能增減分毫。
不過,近代學人在中國文史領域,仍有少數真正的高明或真正高明的方面,令後人無論怎樣努力用功,也難以超越。只是中國文人好用其短,不會輕易以看家本領治學法門示人,如章太炎好談岐黃之術,其實並不擅長,只是紙上談兵,其醫術非但不能治人,還可能治死人。可是蒙文通來談,知其有備且懂行,立即正襟危坐,所論極深。人品方面口碑有虧的黃侃,論學也令來訪的倉石五四郎大為佩服。只是各位學術大家隨便說的很多人附和或爭議,認真做的卻很少人能夠領悟,更無從接續。高手之間的爭議,如孔老先後的儒家以及中古一大要事因緣的新儒家,後來者大都不得要領,避而不談。七十年聚訟紛紜的議題,除了政治導向的作用以外,多是一般人可以置喙的問題。諸如此類的爭鳴,看似參與者眾,相當熱鬧,能夠起到吸睛作用,整體而言,對於學術的推進意義有限。而其中一些有意義的題目,反而爭議不大,難以持久。如五朵金花中的漢民族形成問題,就因為與基本架構存在內在衝突,剛有漸入佳境之意,就不得不戛然而止。
不僅中國固有的學問如此,關於外國學問的部分更是如此,越是主流,回應附和者越少。如果按照原來必須以拉丁文為治學基礎為判(懂拉丁文還未必會治學),近代以來能治所謂“西學”(西學其實是東亞人的觀念,所以只存在于東亞人的心中)者尚有幾人?
時下對於近代學術大家,作為掌故的坊間傳聞不少,真正能夠瞭解同情其人其學的卻少之又少。那些自以為是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總是令人不由得想起李杜文章在的詩句。究其原因,學問不在同一水平線上,無法平等對話,恐怕是根本。盲目推崇與隨意抹殺,所反映的都是來者的局限,既不能增減前賢的學行,也無助于解讀前賢的學行。
學術史上,後來者總想突過前人,按照學術應該先因而後創的原則,必須守成有餘力,才有可能超越,這對於一般人而言多少有些力所不及,於是只好橫逸斜出,想方設法繞過前人,而自詡能言前人所未能言。通常的取徑,或是鑿空蹈隙,而美其名曰填補空白,或是婢作夫人,而號稱附庸蔚為大國,或是借資域外,以天寶舊妝為元和新樣。今日治學,分門別類,未經放眼讀書,或僅僅讀過教科書,就直接進入專題研究,習慣與時限使之最多唯讀相關書,甚至只是從書中搜撿相關材料,研究自己關心的問題,無從做到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整體之下研究具體。
治中國近現代史的學人大都少看或不看古代史的書,治中國史的學人不大看世界史的書,反之更甚。世界史研究者懂中國史的人數和能力,較前人明顯降低,而對世界史研究的自律,則不如原來嚴謹,以譯述為創作者甚至還有增長的趨勢。治史學的人雖然看其他各科的書,多數是在其中尋找架構系統,以便敷衍成文時照搬套用。如此,充其量只能發些橫通之論。有時人已進到習相遠,自己還在人之初盤旋,甚至無知無畏,以不知為知,不能藏拙,適以露醜。
民國時期,因為高抬考據,輕視義理,提倡窄而深的研究,重視專門,與提倡通學者形成通才與專家之爭。抗戰結束後,有學人針對學界的時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稱專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識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損益及其演變之故,其著述論證,多所附會穿鑿”。後來錢穆進一步批評道:“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返讀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主張以既有的分科門類,參融舊籍,求其會通。
時至今日,專家在學界也已經由譏諷變為尊號,進而畸變為坊間調侃的物件,影響學者的形象何止是大而已。專家之學通行,不僅形成一定之規,而且有一定之人,一定之法。專家之學起於分科,本來是為了深入,後來因為無力駕馭眾多,只能縮小範圍。一方面,要將所有學問包括所謂國學,都變成分科之學,以符合近代國人以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另一方面,又不甘居人後,細分化之餘,再竭力使附庸蔚為大國,使得創建分支無形中似成學術創新的時趨捷徑。
小圈子的專家之學,大都不免斷章取義,支離破碎,破綻百出,甚至開口便錯,可是當局者迷,不嫌固陋,披著破漁網,卻以為華服加身,竊喜于婢作夫人,可以自成一統。一些分支奉為開山宗師者,在同輩學人當中未必算得上是出類拔萃,因而當時大都不能入高明者的法眼,後來也的確有顯而易見的局限。如書院學的盛朗西,抗戰期間曾經申請中英庚款的資助,擔任評審的傅斯年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暫系年於1940年7月),給出的結論是:“盛朗西。送來著作中,其《小學課程沿革》一書,屬於教育,有關史學者甚微。其《中國書院制度》一書,於抄撮常見書外,亦無所表見也。”其餘如報刊史、方志學、俗文學、民俗學等,亦有類似情形。
所謂附庸蔚為大國者,大都是在細分化的時趨下將原來的技上升為學,以分科的眼光看,開創者固然不無篳路藍縷之功,用通人的尺度衡量,過度細分化的專科專家之學,未免有唾餘之嫌,充其量只能等而下之。尊奉追仿的後學者,或天分不足不過印版而已,或輕鬆突過而不免躊躇自得,都會貽笑方家。在努力超越之前,不妨先瞭解一下所屬分支之外的標杆準繩,不要先驗地以學科界域畫地為牢。有些學人對所屬學科發自內心的維護,或許是捍衛生存的權利,多少已經逸出學術的考量範圍。
更有甚者,專家之學局限顯然,往往不能滿足抱有學術野心者的學問欲,因而總想超越專門,發表通論,以炫其博通。可惜訓練不足,在專門領域內已經破綻百出,依據專門的知識做通貫的推論,更加望文生義,將看似彼此關聯實則截然不同並無內在聯繫的物事生拉硬拽地扯在一起,好發橫通之論,外行看來以為廣博,內行眼中卻句句綻論,貌似縱橫捭闔,其實不通之至。以專家之眼解通人之意,無非盲人摸象,以專家之學求通儒之道,形同緣木求魚。
即便在成熟領域,後來者的學識也備受質疑。中國古史方面,地上地下的新發現層出不窮,可是綜合訓練不足,行世的文獻不熟,以至於解讀能力不夠,對此龐樸早已提出尖銳批評,認為忽視基本典籍已經嚴重影響了出土文獻的判別與利用。一帶一路重現中西交通,但語言訓練滯後,不能分段深入,也不能從兩端向中間,展現並解釋如貨幣形象所體現的東西雙方文化影響的強弱走向,只好一廂情願地一路向西。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進展顯著,總體上努力與古代史並駕齊驅,不過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大陸近現代史研究的傳統與海峽對岸有所不同,中國科學院創院第一所以近代史為中心,開始雖然不免政治需求高於學術取向,卻使得近代史的地位在整個史學界至關重要,而彼岸晚到的近代史則一度遭到質疑和排拒。
然而,近代史另有其尷尬,一般人誤以為門檻低,容易做,甚至覺得古文不好不能治古代史,外語不好無法治世界史,卻能夠勝任既要古文好也要外語好的近現代史。待到入得門來,受不良示範的負作用,缺乏必要的門檻,也無法遵守基本的規則,又誤解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而預流的本意(實則此說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基本是無的放矢,不能套用),覺得材料易得,問題好找,訓練欠缺而著述隨意,忽略常見史料,不注意新舊材料的比勘互證,更談不上用常見材料說別人不常說的話。
另一方面,受一些別有用心的翻譯西書的誤導,整個中國史研究崇洋太甚,後學新進尤其喜歡盲目附會外國框架,全然無視這些架構生成于不同的文化社會,相關學人在本國不過處於邊緣位置,為了迎合主流,刻意套用移植,以顯示其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適用,又挾其文化話語權而淩駕於物件地,以時趨為先進。這樣的情形近代以來日益顯著,只是如此這般的貌似國際化,不過歐洲中心籠罩的變形。久而久之,勢必邯鄲學步,反失其本。
中國學問歷來以經史為大道,用史學的方法研究經學,與懂經學者研究歷史相輔相成。分科治學之下,經學失位,學人大都不懂經學,一方面,不知治學以經史為本,治宋史也很少談宋學,另一方面,治一書也號稱治經學,分不清經、經學與經學史究竟有什麼聯繫及分別。專家之學,不知學問之事本來具有無限聯繫,人為割裂,不能把握問題的邊際,不知相關研究的進展,老子與“格老子”的情況自然所在多有。
在各種量化指標的評估壓力且與實際利益掛鉤的時趨下,不要說像章太炎、陳寅恪那樣自覺為文化托命之身,神州正朔所在的立意高遠之士,就連以學問為志業而非手段、對學術真正懷有敬畏之心者,也如鳳毛麟角,有心向學者不得不隨波逐流,以免滅頂之災。為稻粱謀式的學問想方設法落實為各項指標,目的在於即時變現各種利益。至於這些指標與所做學問有何關聯,完全不在考慮之列,更不要說學問背後關乎社會發展與人類命運的大節。所做學問不要說高深,能夠不說外行話已經難能可貴。而這些指標看似嚴格,對於挖空心思投機取巧之人,卻如同漏勺篩子,有無數的縫隙可以鑽營。各式各樣的執法評判者既無判別力,亦無經驗談,幾乎束手無策。由於專家式的評價大都只能根據紙面內容做出心證,越是自洽的論著越容易好評如潮,使得投機鑽營的取巧之徒如魚得水,遊刃有餘,一路暢通,如入無人之境。長此以往,不要說超越前賢,矗立高峰,連維繫起碼的學術準則和道德良知也難上加難。學風不正的現象屢禁不止,與其說是“犯罪成本”太低,毋寧說是因為獲利太高,所以不惜犯險。
中國歷史悠久,且一直延續,又特重人倫關係,因而史學發展甚早,程度較高。晚清以來,中外文化乾坤顛倒,取珠還櫝變為全盤外化,用西式有色眼鏡重新審視中國文化,百不如人,唯有史學,多少還留有一份敬意(梁啟超的“中國無史論”附和者少而異議者多),甚至還懷抱與人爭勝之心。正因為此,駕前人而上之,談何容易。當務之急,是獲取與前賢平等對話的能力。就此而論,七十年風雨過去,要想再創輝煌,依然任重而道遠。
三、叫得響與傳得久
文學藝術,叫好與叫座往往難以兼得。學術研究,也有叫得響與傳得久的差異。好評如潮,未必經得起大浪淘沙,無人問津,不一定就毫無價值。儘管總有一些學人煞費苦心,想要魚和熊掌兼而有之,效果似乎不如預期,普遍而言,還是可遇而不可求。從積極的方面看,專家時代,常有人說治學應當專精,所謂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由此可以佔領制高點。從消極的角度講,針對學術界垃圾太多的情形,或以為解決辦法是取消量化,品質第一,應該提倡十年磨一劍的精神。此說一般而言,大體不錯,但也不宜一概而論。
首先,學問之事,應當整體之下研究具體,精深與博大相輔相成,即使專題研究,也要經過放眼讀書的階段,一味窄而深,很可能跑偏,未必一定能夠專精。其次,縱觀前賢,很少有一本書主義的大家,缺少整體關懷,視野眼界拘泥,具體研究好也有限。有數的高人,著述都是既多且好。近代學人中,嚴謹如二陳一王,著述的量都相當驚人,更不要說梁啟超、章太炎、胡適、顧頡剛、錢穆以及才情更盛的郭沫若,連事功大於學問的傅斯年和投身革命、惜字如金的範文瀾,論著也較時下多數專家為多。總之,成名學人大都當得起著作等身。考慮到時局動盪戰亂頻仍,如果換到承平之世,創獲更加難以估量。當然,也有太炎門下終身不著一書的嫡傳弟子,以及著述眾多名聲反而不佳的所謂“大師”。真正十年一劍磨成精品的成例其實並不多見。民國學界被戲稱“大師”的衛聚賢和鄭師許,都是方面廣博,著述頗豐,可是卻駁雜粗淺,因而頗受詬病。多固然不能濫,少也未必就是精,可見多少並不能作為學術高下的權衡。
清季以來,受明治日本的影響,國人喜歡用統計學辦法將中國的各項資料置於世界各國的序列之中排出名位,在爭取自由獨立的時代,只有追趕先進才能避免國墟人奴的悲慘境遇,鼓起奮力爭先的勇氣和精神。民國時期,學術界大都目光向外,中西比較。時過境遷,名目繁多、花樣翻新的各式排名,或許已經成為各方揮之不去的夢魘。這樣的橫向比較,大概是歷史不長的民族文化生成的習慣,未必就是真的具有世界眼光。
時下學術評估,往往推重獎項和刊物等級,實則這些看似硬指標的東西,與學術的內容水準未必直接關聯。若是以傳世與否為準則,更加風馬牛不相及。今人稱引民國時期學人的著述,極少有人關注發表在何種刊物上,更沒有刊物分級之說。國民政府時期教育部也曾評過學術獎,分為三等,這些著作,至今看來雖然水準不俗,可是衡量的標準,卻不是獲得獎項與否及其等級可以判定。其實評獎本身當時即引起不小的爭議,誰能獲獎,評為幾等,聚訟紛紜,不以為然和不服氣的情況所在多有。即使從程式正義的角度看,也的確存在諸多可議。例如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胡適讀過第一冊稿本,就大為激賞:“錫予與陳寅恪兩君為今日治此學最勤的,又最有成績的。錫予的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為最有權威之作。”賀麟也推許說湯用彤“得到了西洋人治哲學史的方法,再參以乾嘉諸老的考證方法。所以他採取蔡勒爾(Ze11er)治希臘哲學史一書的方法,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材料的豐富,方法的謹嚴,考證方面的新發現,義理方面的新解釋,均勝過別人”。抗戰期間,此書獲得教育部學術研究評獎哲學類一等獎。
然而,關於宗教研究,歷來僧俗兩界評價各異,一般認為能夠同時被雙方首肯的學人屈指可數,湯用彤便是其中之一。可是近年根據新發現資料的進一步研究顯示,該書通訊評審時兩位元評審人的評價都不高,一位認為作者不通佛教義理,根本不能得獎,另一位同樣不大認可,覺得即使獲獎,只能勉強給三等。可是通訊評審的意見與最終獲獎的結果大相徑庭。由此看來,一本學術著作是否傳得久,與其獲得的獎項並沒有直接關聯,《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學術價值並不會因為評獎的等級變化而發生任何增減,反而是評審人的學術眼光要在所評審的著述面前受到檢驗。
宗教研究的傳教史,算是特例,一般而言,學術上能否傳得久,主要還不在僧俗兩界的意見是否一致。近代以來,古今中外的影響最為凸顯。今日中國治學所用的概念、架構,幾乎都來自域外,包括西學以及以西學為範式的東學。迄今為止,以美國的中國研究為准的,幾乎成為中國的中國研究之一大怪像。實則與歐洲東方學、漢學,日本的東洋學、“支那學”相比,美國的中國研究雖然看似後來居上,對於本國的學術主流卻是相當邊緣性的學問。所用理論概念方法,大都照搬移植主流,並非生成於所研究的物件。主流自然樂見其發明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邊緣也借此得到與主流對話的機會。國人機械教條式的生搬硬套導致食洋不化,甚至在中文著作中還不得不時時夾雜西文詞彙,顯示所用概念尚未在漢語言文字中找到恰當對應來確切表達新意。如此這般的新穎,恰是囫圇吞棗的表現,難免遺患無窮。有日本學人笑稱,中國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門世界性學問。此說固然可以從瞄準國際前沿以及與世界接軌的角度正面解讀,可是一味通過仲介的轉手負販,非但不能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心,還會偏離學問的根本之道。熟悉域外中國研究狀況的余英時教授斷言:
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20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國史者先有外國框框,則勢必不能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當報紙一樣的翻檢,從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你們千萬不要誤信有些淺人的話,以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無法詳說)。
這番話,與前引章太炎教育的根本當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相互印證,作者當是對中國有心讀書潛心向學之人講的肺腑之言,與面向外人的說話多少有些異趣。海外華人華裔學者中的高明,處於不同文化群體的夾心狀態,必須左右逢源,才能適者生存,言論行事,不能一概而論,但心中自有一把量學的尺度,知道不能從他國學術的邊緣得道中國學問的正統。清季以來,中國的知識系統、概念分科、著述體例,幾乎全盤西化,不以西方觀念作比附,或是還能取珠還櫝,可謂鳳毛麟角。以上述論斷為准,則最有價值的當屬少之又少。不僅如此,普遍而言仍然在繼續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路上高歌猛進,則將來的學術能有多少價值,不免令人擔憂。因為按照80多年前陳寅恪所說:
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既不能居最高地位,又終歸於歇絕,當然就不可能傳之久遠。其中的道理1931年清華大學20周年紀念時陳寅恪所寫《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的文章即有所論及:“近年中國古代及近代史料發見雖多,而具有統系與不涉傅會之整理,猶待今後之努力。”也就是說,研究中國問題,參照域外新知,既不能完全照搬,更不能穿鑿附會,同時又要把握內在聯繫,找出本來系統。此說可以從陳寅恪對熱極一時的文化史研究的批評中得到進一步的闡釋,他說:
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一)舊派失之滯。舊派作中國文化史……不過鈔鈔而已,其缺點是只有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讀後不能使為瞭解人民精神生活與社會制度的關係。(二)新派失之誣。新派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條理,然甚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歷史、政治、社會的材料,歸納而得的結論。結論如果正確,對於我們的材料,也有適用之處。因為人類活動本有其共同之處,所以“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過也有時不適用,因中國的材料有時在其範圍之外。所以講大概似乎對,講到精細處則不夠準確,而講歷史重在準確,功夫所至,不嫌瑣細。
前賢的金玉良言,值得認真反省。陳寅恪留學歐美、日本各名校,以時間之長,範圍之廣而論,極少有人能出其右,所用方法取徑,也合乎歐洲正統的比較語言學、比較文獻學、比較宗教學、比較歷史學,可是其著述卻很少稱引西書,即使有所應用,也要從中國歷史文化中找尋淵源,以免數典忘祖,如合本子注及格義。治學不能只是為稻粱謀，那些今是昨非的量化指標，包括名目繁多的獎項榮銜，無論如何叫得響，與是否傳得久都沒有必然的聯繫。反之，轉變視角，貼標籤與扣帽子其實並無二致。
涉世較深，生前身後的名利早已化為鏡花水月，流覽那些花樣翻新的排名榜單，不免對坐困愁城的有司和惶惶不可終日的才俊滋生幾分同情，同時也對學術發展的前景產生一些隱憂。治學的樂趣，來源於沐浴前賢的光輝，不要老是盯著他們身形之下的暗影，以苦行僧自怨自艾。如果覺得為了學問要做出重大犧牲，了無生趣，則性情不宜，應該及時改弦易轍，以免耽誤大好前程。將眼光從禹內海外轉向古往今來，坐地日行八萬里，何如上下五千年，努力提升當代學術的標高，當為有生之年的孜孜以求，以免讓無盡的來者俯視乃至無視。追步前賢，冥想神遊，若有幸能夠附驥尾而致千里，豈非人生一大快事。
引自：桑兵：一些所谓研究，说是匠气十足，还算抬举，实则俗气逼人_学术 (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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