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還不錯，薄薄的一本，很好閱讀。作者叫毛升，以前沒有見過他，但是知道他曾經在近史所進行博士後研究，他現在在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書。這本書以書評為主，介紹一些新的研究趨勢，或藉政治外交史、邊疆史、社會史、文化史等書評，取代專業論文。用書評的方式，來認識新的研究趨勢，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作者不諱言，研究不是以專業論文呈現，這對他評鑑與升等非常吃虧，但是他喜歡用書評去認識新的歷史、新的研究趨勢，這一點是這本書獨特的地方。

版主：這本書終於出了，千呼萬喚始出來，非常高興。

《日記與民國史事》

20世紀的民國變局中，從20年代到70年代蔣介石可以呼風喚雨，比之芸芸眾生，蔣是時代的「大人物」。蔣雖也有以聖賢自居之時，追隨者也不免有製造偶像之嫌。但真實的他，是由一介平民晉身軍界，走入政界，一生深具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文人與武將之間層疊往復的色彩。本書本著多元面向，利用不同史料，尤其是以「他者」的日記來對證「蔣介石日記」，不找楷模也不尋典範，毋需頂禮膜拜也不見營造朝聖氛圍，結結實實點出蔣這位人物的歷史地位，見其正面亦見其弱項，尤呈顯其活活潑潑的一生，這才算「真史」。

引自： 日記與民國史事-元照網路書店 (angle.com.tw)

【牛奶狂潮：中國的身體、科學與期望】

為何多數有 #乳糖不耐症 的中國人，突然產生對牛奶的渴求？無論奶粉、鮮乳或奶茶，中國牛奶消費與產出的大量增長，引起全球對食安、健康與環保的疑慮。《牛奶狂潮：中國的身體、科學與期望》（Milk Craze: Body, Science, and Hope in China）跨越國界，檢視並比較中國乳業以及飲食上的乳品消費，特別聚焦於廣東順德與香港。

透過對醫學文本和社會媒體的創新分析，審慎的民族誌研究，Veronica Mak（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思考為何伴隨對西方牛乳的激增，會伴隨著本土水牛牛乳和起士的銷量暴跌。她揭示全球產業與中國乳品企業如何以多面向的手段，破壞並摧毀地方酪農。Mak指出牛乳消費的興起不僅是牛乳生產的全球化或中國飲食的西化，亦為中國傳統食療和現代化全球飲食的交叉點。她以此為參照，探求乳製品在中國的多重意義：如英式「奶茶」、調味優格與水牛乳凝乳/起司相關的文化與階級屬性，以及低層勞工在水牛乳業中的關連，接著從殖民與 #全球現代性 的角度，討論中國在這幾個層面的發展現況。本書有力地論述：當把健康、認知和理想體態視為再定義後的個人責任與義務之時，中國飲食的西化或轉變，常掩蓋了來自結構性、教育性、職業性、社會性的壓力與限制。

引自： 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 | Facebook

小文章轉刊至網路上了，轉貼以資紀念。若大家有機會，歡迎購買《Or旅讀中國》紙本來閱讀。

【老皮說史】從畫符到香氛，從石膏到綠豆：古人抗疫大作戰

2021年1月號 第107期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姚霏教授最近進行的近代中國癌症防治史的硏究。

謝謝俊隆學弟的邀請，今天到南崁高中社會科演講。我擬了4個題目讓該校老師選，如下：

版主：前陣子的新聞，因為是發生在我的故鄉中壢。我記得我最後一部在這電影院看的是「九品芝麻官」，那時應該是1995年吧。這則新聞除了勾起我的回憶外，還讓我思考地方學和地方歷史記憶的問題，對於我來說，大東戲院是有故事的，但是對外地人來說，他們真的能透過故事而產生感情嗎？而事實是，故事有很多，但連建築都保存不了，能談什麼歷史記憶呢？最終，會不會所謂的地方知識，就只能在「地方」上有意義呢？這是研究地方史必須注意的事情。

回憶沒了… 中壢大東戲院拆除

回憶沒了… 中壢大東戲院拆除 - 桃園市 - 自由時報電子報 (ltn.com.tw)

〔記者李容萍／桃園報導〕看電影是許多人最愛的休閒活動，繼中壢區日新路、中原商圈的39年老戲院中源大戲院於今年6月熄燈，中壢區中山路已歇業多年的大東戲院，近日正進行建物拆除作業，勾起許多中壢人對中山路的回憶。當年這條街曾聚集了5家戲院、被稱為電影街，對於老戲院建物被拆，許多人不捨感嘆「以前常常去殺時間的」、「我爸還帶我去大東看過」、「回憶沒了」。

大東戲院為香港電懋公司投資興建，1959年落成開幕時，包括陳燕燕、葉楓等當紅港星都來中壢剪綵，引起地方轟動。

市府文化局文創影視科科長陳瑋鴻表示，市內首輪電影院有7間，包括美麗新台茂影城、星橋國際影城、威尼斯影城、國賓桃園八德、桃園統領威秀影城 、in89統領影城、桃園新光影城，播放二輪電影原有2間，中源戲院停業、民和戲院也歇業中。另外，文化局管理的桃園光影文化館（桃園區埔新路）、桃園光影電影館（中壢區龍清街）均定期播放特色電影，民眾可至文化局官網查詢播放時間及影片。


圖片取材自：

學長博士班畢業論文發表時，我碩士班一年級，一轉眼而已，學長就要退休了，真覺得時光匆匆。幸好，客家學院又聘他擔任榮譽教授，退而不休，繼續硏究。很為他高興，在這個時代，我認為真正退休是不好的，有點事繼續做，經濟不說，腦筋常動，田野常跑，才不會變老。

謝國興老師大學長的新書




【禮祝下鄉：驅瘟逐疫祭典中的王府行儀——臺南、東港、漳州比較研究】

前言 鄉下的禮數，官方祭祀走入民間宮廟

卷一 驅瘟逐疫祭典的歷史

章一【中國社會篇】傳統送瘟與齋醮

一、以船送瘟逐疫

二、齋醮

章二【臺灣社會篇之一】王醮與代天巡狩源流

一、臺灣方志所載王醮

二、代天巡狩／巡臺御史

章三【臺灣社會篇之二】王醮與王府科儀

一、王醮形式與地域

二、禮生與王府科儀

卷二 王府行儀的比較

章四【臺南篇之一】西港慶安宮五朝王醮的王府行儀

一、慶安宮王府格局與空間配置

二、慶安宮王府組織編制

三、慶安宮王府行儀

章五【臺南篇之二】蘇厝長興宮七朝王醮的王府科儀

一、長興宮王府組織與空間配置

二、長興宮王府行儀

章六【臺南篇之三】金唐殿王府科儀與服務輸出

一、蕭壠香王府科儀

二、王府人員聯誼會與海外服務

章七【屏東篇】東港東隆宮的迎王平安祭典

一、東隆宮迎王的淵源與演變

二、迎王平安祭典的組織運作

三、東港迎王祭典流程

章八【漳州篇】白沙王府與龍海安懷宮祀王儀節

一、漳州港白沙王府與王壇儀節

二、龍海市白水鎮安懷宮祀王儀節

結論

附錄

出版日期：2021年1月

出版者：

蔚藍文化出版社

作者：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ISBN：978-986-5504274

轉貼自：台灣歷史評論  臉書粉絲頁 台灣歷史評論 | Facebook

版主：這個題目太棒太實際，我在《跟史家一起創作》中也有提到，史家嘛，很多都是睡眠太少、思慮過度、失眠，甚至精神病、自殺的。研究歷史之人，本應更豁達，但通常並不如此，簡單說，心態和身體都要追求健康。
 

好吧，第一次參加青壯中餐會，時間不太長，隨意聊聊，輕鬆就好。

青壯學者午餐會

主持：林院長文淇
12:10-12:25  午餐交流
12:25-12:40  皮國立老師 -- 中國醫療與疾病史研究之經驗與趣談
12:40-12:45  休息
12:45-13:00  林建廷老師 --「密醫」與台灣戰後醫療現代化發展
13:00-13:30  交流與討論
時間:  2021年01月06日 (三) 12:10-13:30
地點: LS-205 會議室 (文三館2樓)
中醫

 

版主：蠻有感的文章，轉貼給大家參考

面對大學的全面崩壞，教授將何去何從？

作者：V. 瓦西里耶夫／萬國總部的理想與現實

近日拜讀了赫伯・柴爾德瑞斯（Herb Childress）所撰寫的美國大學輓歌《兼任下流：流浪博士何處去？》一書，談及大學教授的專業與學術自由是如何被被扼殺的，內容適合凡是有心參與學術的、遍及中學生到資深學術高層的讀者。本文希望在讀書感嘆之餘，也能綜合自身在台灣、美國和瑞士的研究經驗，梳理出每個人都可能會經歷的內部思想鬥爭，與可選擇的外部應對辦法。

書中開頭所描述的學術供需失衡現象，在領域內已經是人盡皆知的悲慘故事──美國大學裡的終身聘教授逐年減少，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數卻指數暴增，最終能夠取得大學專任教師職位的可能性不到十分之一，而近 70 % 以上的職缺都是低薪且沒續聘保障的兼任教師；在台灣，大學兼任教師人數同樣達到跟專任教師相近比例的 50%，情況持續惡化卻不見政府有所作為。

如今，成為終身聘教授基本上就如同成為頂尖運動員，除了需要從小投注大量資源栽培，大多數人都必須經過各種大大小小的聯盟，最後卻只有極具天賦或者坐擁資源者能夠達到目標，剩餘的都只是炮灰⋯⋯更甚者，當這些人如願上位掌權之後，時常又受到「後見之明偏誤」（hindsight bias）影響，以為自己的成功是因為努力與天賦，而非機會與運氣，而認定其他人就是不夠格，甚至對後進提出更加不合理的要求；事實上，學校對職缺應徵者的標準從未透明，許多因素更是操之在求職者多年準備的控制之外。

而這並不只是單純就業市場機制中的供需失衡，背後還反映出許多高教問題：在即便不考慮博士暴增的情況下，資源有限的教育系統，導致學校不斷推出新政策、為了門面而設立的新學程、大行官僚作風，行政與教學方面的互不理解甚至有利益衝突，同時研究水平低落卻無人聞問，更變相造成了大量的非穩定員工。

當我們看到幾乎每個生物醫學領域的實驗室都竭盡所能地徵求博士後研究員，就該知道這不單純只是供需失衡；學術界對於教育和研究人才仍有需求，卻只想把僱員當作便宜的「免洗勞工」；學費高漲的同時，教師的工資卻更加低落，但不斷被貶低的價值，卻也是被普遍接納的事實⋯⋯作者於是在《兼任下流》一書中，針對今日高等教育系統中的結構性缺陷，探討苦難的源頭並提出可能的對應之道。

從博士生到博士後，親身體會的現實衝擊

大多投身學術研究的人們，最初都是抱持著對於知識突破與分享的熱忱，寧可犧牲物質上的高級追求，從事每天都富有挑戰性、能夠自我成長的工作。

即便媒體與網路上充斥著對於學術環境的失望、批判與反思，但從事學術工作並非毫無好處：博士班時期，自己平均一年內會到世界各地參與為期數天至一週的研討會三次、兩三週的暑期進修一次，除了能結交到不少新朋友，也能藉機好好探索不同地區的文化。而在目前的博士後階段，也有許多諸如彈性工時與課題探索的自由，且專業受到老闆的尊重；下班仍有餘裕自我充實與培養興趣，工作上的自主權是業界無法比擬的，在瑞士的工作簽證也相對於一般行業更容易取得。總結來說，學術工作對於一心想探索知識異國環境的自己，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只有在當我們把注意力放到了現實層面，才會突然發覺自己正被體制剝削著。還記得曾聽過一句話：「科學家的不幸其實幾乎都來自研究之外的東西，研究本身是不會令人不快的。」完全形容了我們的處境：

老闆曾多次對我說「你已經不是學生了」，提醒我負起實驗室中「額外的責任」，不能像學生一樣以學習為重。只不過，博士後的稅後薪水也才比博士生的基本薪資多出幾百瑞郎，卻無法享受學生的保險、餐食與宿舍等優惠，每個月的可支配所得其實和學生時期相距無幾，換句話說，博士後一職往往空有「額外責任」，卻沒有相對應的報償。

除此之外，科學研究是十分考驗個人心理素質的過程，付諸的努力不見得會有成果，許多時候要單獨熬過無數的困境，短暫的成功之後仍將面對無數的失敗。如同前段談到，目前學術環境有如叢林中的極端天擇，僅有少數個體能夠適應，然而這樣「消弭多樣性」的結果真的是我們所要嗎？

不可否認地，博士訓練同樣將人的思考定型，讓人更難接受無需獨立思考與無限辯證的工作，意識到以此維生的機會渺茫後又該何時停損？如果有天有幸獲得專任教職，整天寫研究計劃不再參與實驗，自己是否又能享受身為科學家的樂趣？⋯⋯這一切都讓我開始懷疑起了博士後訓練的最初用意與真實效果。

接軌教職的博士後，卻被當「高級人力」壓榨

學術中階職位如「博士後研究」，無非就是為了尋找大學教職之前的階段性準備。有鑒於今日大學受到如同公司般經營的現狀，學校招聘教授的立場就是希望候選人能為自己爭取到校外經費，因此博士後訓練的關鍵，其實在於該研究員是否可以獨立門戶，在白熱化的競爭之中取得提供實驗室與校方的經費；說得再精確一點，就是寫研究計畫並將自己主導的研究成果發表至高影響力期刊的能力。

以我的領域為例，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名新科博士有足夠的能力，在企劃申請和文章發表與的競爭難度與日俱增的現今，取得研究經費並獨當一面地建立起自己的實驗室。再加上，神經科學領域的訓練內容涵蓋之廣，包含從生物醫學到工程計算的層面，因此畢業後先從博士後研究做起，一方面拓展知識廣度，另一方面鍛鍊自己未來在教職中獨當一面的能力，乍聽之下確實有其必要性。

然而，以上都是理想情況的紙上談兵；現實裡，目前博士後一職大多沒有提供成為教授的必要訓練，反倒更像是一種供科學界上層合理壓榨下層的完人訓練。博士後訓練不像博士訓練一樣有明確的宗旨與系統，沒有受世人肯定的證書，即便理想的訓練可以大幅提升受訓者申請經費、領導與管理團隊的能力卻無從輕易被外人覺知。

更多時候，上層只希望他們能大量產出自己所預期的研究成果，完全流於「博士班後期訓練」的無限延伸；更不用說即便一個人投注生活裡的所有可用時間，完成研究與達成所有可以被量化的目標，發表高影響力的論文、取得自己的研究經費、組織研討會或國際會議、參加著名期刊的編輯委員會，在學校中找到穩定工作的機會仍然非常渺小。

因此，我認為博士後訓練的在學術產業的定位需要更加合理清楚：如果是要培訓獨立教授之材，就該有相應的完整訓練及時程，甚至訓練證明；如果學界需要更多「專業高級實驗人員」來完成關鍵的研究項目，就應給予其恰當名份的正職與保障。各國政府必須認清浪費資源與人才的代價，否則學術界只會邁向墮落的深淵。

「不滿學界就去業界」：問題真有如此簡單？

過去 10 年，自己說不上資深的學術研究生涯之中，就有兩度離開研究環境各約近一年的時間，而這些流浪的日子，都讓我深深思考這條路是否值得？我確實想念獨自專注地做實驗的時光、遇見來自世界各地卻共享科學語言的同伴們。這次，在離開學術圈、9 個月的環球之旅結束後，我選擇回到實驗室重拾過往的熱忱，並偶然間意識到——博士後訓練也許是我最後能將「進行實驗」作為日常的階段了，這樣能在眼底下見證人類第一手觀察之新發現的日子，也許所剩不多了。

在大學到紐約作交換學生的時期，自己就曾受到數名留在美國的國際博士後研究員深刻地啟發，從而決定走向學術之路；自在地生活做研究、獨立的工作管理、帶著工作在世界各地旅行、擁有資深研究員的名分與近乎永久的職位⋯⋯這些都是當時我夢寐以求的。

今天，自己在日內瓦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同樣享有不少的學術自由、彈性工時，做研究也沒有什麼壓力，薪水尚且能支持我個人的短期生涯規劃，未來也充滿各種可能。然而，歐洲整體提供的中階學術永久職位實在是少之又少，像在瑞士對博士後訓練，有著最長 5 年的限制，想要永久維持現狀於是難上加難；台灣更是由於經費缺乏，機會有如鳳毛麟角。

許多人都認為研究人員若是對於自身環境不滿意就應該離開學界、轉戰業界，然而這兩者本來就是互不相干的獨立系統，都有自己的誘人之處也有自己的困境，並非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當部分研究員因為遭受不平對待難以養家餬口，最好的情況應該是針對問題改進，而非一味地告知其轉換至業界，彷彿一切問題就將不復存在。

「我告訴你最好的狀況，就是你站在這裡，你可以看到那邊那個地方；你想那邊一定比這好，但你不能去。你不去，才能解決好這的問題。」讓我想到電影《大象席地而坐》裡的一段台詞。我想起了博士班老闆在我畢業時告訴我「做你所愛」（Do what you love），無論我是否繼續學術之路他都會打從心底支持，然而，現實條件卻無法長久支持我所鍾愛的獨立實驗日常。

我想起博士後老闆說他只接受「極富熱忱」的學生或博士後，應該也是深知只有非理性的偏執才能對抗種種壓迫、不合理與不公平⋯⋯看似，大多數寄望平凡家庭生活的人們根本沒有本錢像我一樣「做你所愛」地追求理想；相反地，如果所有人都被迫選擇金錢，這樣的世界又如何維持或進步呢？

面對大學體系的崩潰，我們能做什麼？

面對結構性問題，許多深陷其中的個體都會心死地抱持消極態度，甚至認為人到了一個職位就會換了顆腦袋思考，這樣的問題永遠也不會得到解答；然而，就如同作者柴爾德瑞斯）所言：如今的現狀是由無數個或多或少帶有美好意圖的決議或行動而逐步形成。世上沒有千古罪人，有時上層根本沒有機會意識到政策對於後人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我認為通過閱讀《兼任下流》，能讓正待起步的學子們認知到當前學術圈的困境，思考現實中未來的樣貌；中階學者能在逐步獲得能力與權力的同時不忘卻自己的初衷與責任；通過書中的數據與分析，讓高層理解到他們的每一個觀點與作為將如何影響後世，並認知到自己及組織的成功是建築在多少其他人的付出之上，而給予他們應得的報償、機會與保障。既然問題源自多方，解決辦法大多時候也必須從多管齊下，姑且舉例如下：

• 學生可以在年終評鑑上提到兼任教師的付出與應得的報償，寫信給系主任；作者也強烈建議他們避開非頂尖的博士學位，畢竟學校資源和所隱藏的問題，將更有可能抹煞他們的努力與機會。

• 研究人員必須慎選老闆，重視其是否能夠設身處地理解、溝通並容忍批評，協助淘汰掉學術圈裡唯己利是圖的害群之馬。

• 實驗室主持人和校方不該把博士生和博士後當成免洗廉價勞工，行政與終身職教員也該誠實以告對於兼任教師的待遇與未來，而非用美好的幻想欺瞞他們。

在制度層面，大學的展望是給予每個學生改變人生的機會，不是成人安親班、也不是讓學生能夠使用熱力學定理，而是能接觸過去不曾看過的世界與想見不曾出現的事物。作者於是在《兼任下流》一書中，提出以下四大準則，呼籲學術圈與教育界高層正視問題並即刻修正錯誤：

準則一、正視學界裡每個成員與整體的關係，而非菁英主義的階級制度。

準則二、回歸教學價值，增加專任教師職位與其行政參與度。

準則三、每個人都需要不斷學習，上位者仍需要安排時間自習與聆聽下級所面對的新挑戰。

準則四、定期公開展示與檢討成果，並依照人口與時代價值變化修改政策。

「我進入高等教育，自私地想專注於研究、教學和寫作，但多年後我開始懷疑這些犧牲是否合理⋯⋯」書中最後一章《逃亡人生》的沈痛自白確實令人動容──當高等教育裡的成功大多時候依賴個人運氣與渺茫的機會，而非真實能力與客觀標準，學術浮萍如同世界難民，無非是對學術圈最大的諷刺，而對於所愛的執著，讓許多人彷彿陷入了一廂情願地與「恐怖情人」戀愛的關係。

至於實務上如何影響制度層面的改革？既然權力主要掌握於學校與政府等行政部門，對其施壓喊話就是一種辦法，此刻階級的團結就顯得格外重要，例如實驗室老闆和成員們都支持我去罷工遊行，畢竟我們的訴求都在多數人能理解的範圍之內；有人害怕對抗上層會失業或減薪，但他們仍舊享有前人自我犧牲下所爭取的成果。

當然，抗爭並非唯一途徑，例如由瑞士多個包含日內瓦大學博士後組織的研究員社團所串連而生的請願聯盟，近日也發起向瑞士聯邦議會遞出有關「消弭高等教育的結構性不穩定」請願書的連署活動，如果能通過請願闡明合理的架構達到雙贏的效果，何樂不為？

該是回到往日時光，還是憧憬未來？

事實上，我們同樣沒有所謂「美好的舊日時光」（good old days）去想像或回憶──現今的制度與機會跟過去比起來已經公平許多，如今學術界的組成包含了各色人種、性別、性傾向與不同國籍的人們，競爭自然也會順而激增；此時融入社會主義的考量，也許會比失控的新自由主義來得更為接近雙贏，畢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短視近利的剝削帶來的只有難以逆轉的枯竭未來。既然回不去了，那麽學術界的未來，在端視你我的作為之後，又會是什麼模樣呢？

可能一、年輕學子各個都意識到學術研究環境之惡劣，各項學科專家素質不斷降低，教學水平也日漸退步、知識文明進展緩慢、人類社會革新遲滯，國際地位繼而重新洗牌；社會問題與日俱增，甚至產生階級定型、差距擴大進而引爆革命⋯⋯

可能二、經由你我努力、扭轉局勢邁向理性雙贏，整體學術人員獲得合理的基本薪資、尊重及穩定，學術自由依然存在、研究和教學質量與日俱進、社會持續穩定繁榮、階級逐日消弭，科學、數據、人權與邏輯思辯當道。

可能三、傳統的高等教育式微，帶有商業目的的菁英式私人教育興起；另一方面，彷彿回到中古世紀只有皇室或商業鉅子才有能力進行學術研究的公民科學家年代，學術自由與廣泛性將受限於少數人的眼界。

即使不拿疫情意外爆發而引起大眾對科學的關注作例子，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不證自明；畢竟，在未來世界，諸如人類基因修改、資源枯竭、環境與氣候變遷、拓展新邊境、腦力開發、人工智慧應用⋯⋯甚至是高齡化、社群媒體演進、地緣政治等等的議題， 哪個不需要各界專家的參與？因此撰寫本文，目的並不在勸退後進，而是提醒大家：在一腳踏入學術之前，請先對既有條件深思熟慮，意識到想要收穫也必定會有犧牲，並保有適應不同職涯的彈性與能力。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曾說：「求知是人性本能。」（All men by nature desire to know）──無論外物、世事如何變遷，有機會為著人類未來做出直接貢獻的學術工作，永遠會對部分莘莘學子有著極大的吸引力。

原文網址： 《兼任下流》：面對高等教育的全面崩壞，學術工作者將何去何從？｜V. 瓦西里耶夫／萬國總部的理想與現實｜換日線 (cw.com.tw)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林欣蘋

       昨天晚上一位老讀者打電話給我，說他看了《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相當有感覺。因為嚴耕望正是他的老師，他說該書所描述嚴耕望的話語與叮嚀，相當到位與傳神。這位讀者回憶，有一次上課時嚴耕望說：「你們有沒有參加學術研討會？」大家都不好意思說：「沒參加。」結果嚴先生說：「我一年最多不過參加一、二次，有時還沒有呢。研討會不用參加太多，以免影響讀書寫作的時間。」一次上課又說：「你們研究生，論文寫好放一年後才能發表！」學生聽完後大惑不解，問老師會不會「放」太久？嚴先生說：「我都放二年左右才發表。」他說其實他寫好很多文章，只是放著而已，慢慢審視、慢慢修正。讀者說，嚴先生就像書中那樣，他不喜歡熱鬧、也不喜歡到處找朋友、聊天，每天就是專心一意的讀書寫作而已，不求名、不掛名、不參與社會活動，一心一意當個史學苦行僧。這種精神和耐力，非一般人可以做到。

        1996年時，嚴耕望回臺參加院士會議。據其言嚴先生已經頗有帕金森氏症的徵兆。這位過去的老學生打電話到嚴先生住的中研院活動中心，嚴先生請他來一起用個餐。當日，學生來到中研院活動中心門口後，看到救護車已在門口，他心頭一陣不祥的預感，乃上前詢問，竟然抬出來的就是嚴耕望先生(當時已腦溢血)。他問要把嚴先生送到哪，醫護人員說按地點是忠孝醫院，救護車隨即疾駛而去。這位老學生趕去醫院探視老師，，因為當時事出突然，聯繫不如今日方便，故其打電話給中研院院長和杜正勝先生，只說嚴耕望院士送院急救。大約兩小時，院長和杜先生先後趕到醫院，他才默默離開，沿途中腦內可謂一片空白，繼之哀傷無端，深覺世事無常。這位老學生感概的說，沒想到還沒跟嚴老師見到最後一面，他就驟然離世。後來他出席嚴耕望先生告別式，其遺照乃由杜正勝代捧，多少也可以看出杜先生對嚴耕望的尊重與悼念。我們大約聊了一小時，我再送他3本書，希望他可以送給他的學生或朋友，把史家嚴先生努力寫作的故事和精神傳遞下去，也謝謝他告訴我這些故事。他說，希望我可以再寫下去，把嚴先生治史經驗談的風格繼續傳遞下去。

        謝謝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書的台灣人黃相輔教授的協助，幫我查詢了有關中國大陸華藝的檢索系統「台灣學術文獻數據庫」。看起來「皮國立」相當正常(下圖)，也沒有只剩一層「皮」。我感到非常欣慰。讓大家擔心了，真不好意思。其實整起事件，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回事，那天下課後，就接到一堆關心的訊息。最好氣又好笑的是，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立委、國會助理或記者打來詢問或關心，反倒是華藝還發了一封道歉信給我，說造成我的困擾很不好意思。我原本真的是想趁記者訪問時順便打書《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沒想到大家竟然都不關心皮教授，真的讓「皮」國立消失了，哈哈哈。我是個單純的教書匠和歷史工作者，我看大家還是趕緊去買書，有錢還可以幫忙買一下《虛弱史》(喂，別太過份！)。我覺得，老皮我還是蠻能娛樂大家的。

2021中央歷史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暨校友回娘家
吳學明教授榮退演講
時間：2020/1/8(週五) 14:00 ~ 21:00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一館三樓國際會議廳A-302
活動議程:
14:00-14:10 開幕致詞：蔣竹山副教授兼所長
14:10-14:50 移地計畫分享會
主持/與談人：皮國立副教授
張業祥，朱元璋自我形塑之研究
陳偉汛，港英時代的師培重鎮：羅富國教育學院之研究(1939-1994)
15:00-16:20 論文及研究計畫發表會
主持/與談人：蔣竹山副教授兼所長
程安鯖，日治時期大溪煤礦產業與地方互動
吳晶，上山下鄉運動中知青與農民婚姻考察(1968-1980)
許惠敏，飢餓與生存：列寧格勒圍城時期女性的飲食生活
16:30-17:20 校友回娘家座談會
梁世佑(U-ACG創辦人，2002畢業)
鄭仲烜(新北市立明德高中歷史教師，2010畢業)
吳柏岳（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助理，2012畢業）
17:30-18:30 歷史所期末餐會(會議廳旁會議室)
18:40-19:40 吳學明教授榮退演講
主持人：鄭政誠教授
講題：土地、人民：臺灣移民的故事
19:40-21:00
「地方學、地方知識與歷史記憶的建構座談會」
與談人：張弘毅副教授、陳志豪助理教授、彭啟原導演
報名截止日期：2020/1/6(周三)

聯絡人：呂承叡
郵箱：lu.elson091185@gmail.com

相關連結： 2021中央歷史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暨校友回娘家 (google.com)

 版主：這個資訊真不錯，轉貼過來給大家參考

原文：

2020，庚子年，這極不平凡的一年，對你我，對國家，對世界，都是難以忘卻的。

2020，即將過去，願新的一年，一切安好。

把握學術研究動態是每位史學生的必備素養，了解相關研究領域最新研究成果是我們把握學科發展方向的重要途徑。「史學苦行生」已連續3年發佈年度港台史學研究書訊，受到了學界同仁一定的關注。（資訊 | 2017，港臺出版了這些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書籍、資訊 | 2017，港臺出版了這些中國古代史、世界史研究書籍、資訊 | 2018，港台出版了這些史學研究書籍、2019，港台出版了這些史學書籍）又到年終時，這極不平凡的一年即將結束，本期「史學苦行生」將發佈2020年港台地區出版發行的史學領域相關書籍。

依然有幾點需要說明：一，此名錄以歷史學為主，亦涉及部分與史學有關之學科研究；二，雖已廣為收羅，但此份名錄肯定是不完整的，有所遺缺還請見諒，歡迎補充；三，本名錄以學術研究為主，較少注目於通俗類讀物，在書籍、出版社選定上亦有甄別，少量收錄再版、增訂版書籍；四，因數目較多、內容龐雜，遂一律以出版時間排列，不再細化；五，個別學術研究涉及敏感區域，在此列出純為能較為詳細了解相關研究動態需要，別無他意，敬請理解。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2020閱讀記憶及2021新年展望，截至2021年1月5日24時，精選留言並獲點讚數第一者，我們將送出（羅志田：《中國的近代：大國的歷史轉身》，香港三聯書店，2020）一書，以為紀念。

謝謝各位對「史學苦行生」的關注與支持，預祝新年快樂！

原網址與介紹： 2020，港台出版了這些史學書籍-孔府档案研究中心 (qfnu.edu.cn)

如題，今日看到許多硏究大眾史學的前輩與學長，我來與談，不如說來學習吧，謝謝王政文學長邀請。

    這裡引述一些《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的文字來淺論台灣的大眾史學熱。若可以用台灣目前興盛的史學觀點來理解，我想公眾史學(又稱大眾史學)的範疇大概是最常為人們所談論的。它囊括的呈現方式非常多元，包括歷史扮演、電玩遊戲、影視史學、數位人文，但大體總須符合「大眾的歷史」、「歷史是寫給大眾的」、「歷史是由大眾來書寫」三種意涵，而這些歷史之展現，往往就是閱讀寫作之後所呈現之多元成果。大眾史學之所以會成為各歷史學系的重要開課標的，乃因在台灣，文史科系、人文類科的學生面臨比較嚴峻的畢業生就業問題，故大學歷史教育也開始注意到大眾市場或與就業相關，故有時也以應用史學、實作史學、應用哲學等課程為名來框定學程，大眾史學的幾個領域則被植入其中，成為一種綜合之發展規劃，已是現代台灣非常流行的新式課程設計，今後應該會持續拓展。美國自1970年代開始出現傳統歷史學博士的就業危機，逐步發展下，羅伯•凱利(Robert Kelley)和威斯利•強森(Wesley Johnson)於1976年開始發展公眾史學課程，要求學生針對機構、公司、企業、社區等領域進行具職業性的「任務導向」，還需要到機構內進行解決問題式的實作課程。這一領域發展到後來，已成為眾多歷史系畢業生的就業訓練，包括設計博物館的展覽、保護與解是過去的物質遺產，包括歷史建物和檔案；或是提供政策與研究成果、運用新媒體與歷史元素行銷和廣泛的歷史教育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大眾史學之範疇，也是本書新歷史研究法倡議歷史閱讀與寫作的實際用途。但還須注意，高等教育不能只是意識到這種改變，還要幫學生規劃未來實作的場域，以及成果和就業之間的關係。這當中的擔憂還是有的，桑兵就指出，要把史學跟旅遊、影視、電視等大眾文化結合，就必須提高影響力和能見度，終將依靠不擇手段與行銷；而史學研究必須嚴格遵守學科戒律，訓練過程中必先耗費大量心力與時間，非長時間訓練難以見到成果，若學生已不能自持自律，一旦墜入流行文化，則想盡辦法與熱門科系掛勾，撰寫的文字不具客觀立場，也無法檢覈是非對錯，則對史學的專業化將產生重大傷害，實已脫離了「史學」的範疇。更重要的是，淺談一點應用，恐怕還是得不到業界的認可，又將落入低薪的惡性循環。所以，在應用與專業化之間，這兩種教學研究取徑如何妥善調和融通，增加史學方法的附加價值，取其利而去其弊，實考驗著未來文史科系師生的智慧與抉擇。

口罩

簡介：

《口罩文化史：病毒、符號與身份建構》一書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該書聚焦「先戴口罩是從何而來的？」「口罩是如何從專業群體走入尋常百姓家的？」和「口罩對現代社會的多維度影響」三個問題，並通過對這三個議題的解析，展現了小口罩里的大世界。

《口罩文化史：病毒、符號與身份建構》

周凱 高福進 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某種意義上，口罩既是一種衛生用品，也是一種文化符號。人類遮掩口鼻的歷史極為久遠，中國三星堆遺址就出土過令人嘆為觀止的青銅面具。當然，這些古老文明中發現的面具和今天的口罩有本質差別——最顯著的差異在於遮蔽性不好，沒有醫學上的用途，而更多是象徵性的文化內涵。而在西方則不相同，希臘作為歐洲文明的發源地，他們的醫學文獻中包括對傳染病的防治記載，是歐洲文明中最早的記述。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古典文明社會中，類似用口罩抵禦呼吸惡氣的措施已經出現。

可以說，在文明最開始的記載中，來自世界東西方的人們為口罩所賦予的內含大不相同。關於戴不戴口罩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所折射出來的有關文化、歷史、社會乃至政治的種種問題，值得我們深入分析和思考。這也正是本書的學術價值所在。從這本書中，我們也許能在周凱和高福進兩位學者的解讀下，一窺這個小小的口罩所見證下的歷史。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g4452gm.html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g4452gm.html

月底是最忙的時刻，偏偏攬了這事，紀念一下，雖然僅是日記的摘錄與解讀，但也輯了2萬多字，為今後寫成文章，奠定了基礎。

轉引民國歷史文化學社FB粉絲頁小編原文：
 

版主：東海大學歷史系老王學長辦理的大眾史學工作坊，歡迎參加

原訊息：

議程：http://history.thu.edu.tw/zh-tw/seminar/detail.php?id=439

版主：這篇文章很棒，特別轉載過來給大家參考

黃進興談史語所的學人與學風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

 精神傳統 

郝倖仔：史語所內部的學術環境，或者說是精神傳統，一直保持下來了。被聘到香港任教的李孝悌教授，就說自己“對史語所是無盡的懷念”。因為有一點他在所裡時不曾留意，離開之後感覺越來越強烈：史語所是一個有傳統的所，出過這麼多重要的史學家。這樣的機構就會變得非常不一樣。所以大家知道什麼是學術，心裡會有一個標準。

黃進興：他說得很好。以我個人為例，在回到臺灣服務之前，也就是在國外讀書的時候，比較注重理論訓練，舊學的底子就弱一些。進所之後，請教了很多舊學方面的專家，當時很多老先生還在，很大地彌補了這一知識結構上的不足。所以我常常鼓勵年輕人，只要你有雄心大志，史語所就是一個最好的進行人文研究的環境。因為這裡雲集了不同門類的專家，隨時可以敲門求教，都會得到答覆，得以補偏救弊。

郝倖仔：所裡老人們共同回憶，有這麼一段時光，史語所的很多老前輩還在，請教問題是可以隨時敲門進去，不用預約的。

黃進興：那時候所裡還沒有今天這棟新樓，是座很小的老樓。大家都挨得很近，真的就在隔壁，敲個門就進去了，從來不預約。進去以後就隨便聊，他們對後進非常愛護。

郝倖仔：邢義田院士說，當時他受益最大的就是嚴耕望先生。嚴先生做制度史，大熱天在所裡，就穿個大短褲、大汗衫，坐著聊天。

黃進興：嚴耕望先生有一段時間去了香港，後來又回台大來開課。勞榦先生則是去美國又回來，也是在這個階段，在台大開課，正巧被我們這些年輕人趕上了。還有像許倬雲先生，當時相對年輕，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做教授，也經常回所裡來，都有機會交流請教。那個時候稱得上是黃金的20年，至多不過30年。

郝倖仔：那同時也是臺灣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

黃進興：重視年輕人是老史語所的傳統。老所長傅斯年1947年去美國看病，把所長的位子交給夏鼐來做，沒有交給李濟或者其他老人，就交給年輕人。夏鼐當時才37歲，就你這麼大。夏鼐說好，我就為您做一年，等您回來還是您做。一個敢交，另一個也敢接。

郝倖仔：我讀夏鼐日記，他也是猶豫的，上面都是自己的老師，怎麼管？但還是接下來了，而且還管得不錯。

黃進興: 重視年輕學人；重視他們之間友誼的建立；培養他們平等交流、不畏權威的精神。這是史語所一貫秉承的學風。這跟所裡的機制有關係。

郝倖仔: 史語所有個講論會，安排在每隔一周的禮拜一上午。我實地參加過一次，兩點感受：氣氛自由、態度認真。大家無論層級、職稱，都把研究心得寫成文章，拿出來一起商討。很多博士和博士候選人也會來旁聽。就是您說的這種學風。

黃進興：史語所是個老所，有很多老規矩、老慣例。講論會就是一個。大家都秉承著非常嚴肅的態度來討論問題，彼此攻錯。這對於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鼓勵，也是一個表現。你見到的博士和博士候選人，剛開始可能是為給老師捧場而來，結果聽出了疑問就發問，當場就討論起來，結束之後還要圍著講者東問西問。

郝倖仔：有沒有初生牛犢，質疑發問很激烈的？

黃進興：剛剛進來的學者，沒有講過，不瞭解陣仗，所以容易激烈、活躍；反而是進來幾年以後，會冷靜很多，因為知道自己講的時候也會被人家問，所以自己也就不敢多問了。很有趣。

郝倖仔：我在現場確實沒有感覺到論資排輩，不論所長、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大家的確是暢所欲言。

黃進興：所裡人事行政的會議，偶爾可能還會有一點點火藥味，但講論會是絕對不會允許論資排輩的。有時候會為一個學術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但絕對不會有拍案叫停的事情發生。這種平等磋商的態度體現了大家對學術的尊重，是一種很好的風氣。我自己做所長的時候上去做報告，也是兢兢業業，非常地緊張。

 同儕互評 

郝倖仔：我很想聽一聽您對史語所這幾位與您同輩的院士的評價。評價才是真正的學術，但很難得。您當然只會說好，不會說不好，但同樣是說好，也會各有內容。

黃進興：1980年以降的這個階段，從人才建設來看，套句俗語，史語所是人才濟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期間產生了幾位對國際漢學頗有影響的代表性人物，像邢義田、石守謙、王汎森、王明珂等。說到這幾位先生都是趣味橫生、成就非凡。邢義田院士在秦漢史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尤其在運用地下考古發掘和竹簡進行研究這一塊很是嫺熟。此人淡泊名利，一心向學。他在臺灣大學兼課，課講得非常出名：備課充分，圖文並茂，趣味性也很高。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做學術訪問，北京的學者告訴我：“你們史語所有五六位同仁，剛好與你同時，也就是此刻，正在北京的各個高校講演。”我聽了嚇一跳，原來大半個所都受邀到北京講學來了。正好期間有一天，我從北京大學到社科院去，有朋友告訴我說，邢義田院士這個禮拜來北京，不到一周，做了五六場演講。北京的學生非常好學，他講到哪一個學校，就追到哪一個學校，像追星族一樣，當然也追到社科院。由此可見邢義田的好口才、善講課。我聽了非常為同仁驕傲，他們的學問能夠為大陸學界所賞識，也是一個奇緣，很不容易。

郝倖仔：漢語的使用人數多，但範圍不廣，其實主要就是集中在大陸和臺灣。所以中國兩岸研究中國文史的學者之間的互相肯定和彼此承認，在某種程度上就可以構成這一領域的判斷體系。

黃進興：石守謙講課也很出名，他的中國藝術史研究在臺灣無疑是首屈一指的，也蜚聲國際漢學界。他的母校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要把他挖回去，給他一個講座教授，他都沒有答應。他講課也是充分備課，兢兢業業；上起課來，投入忘我，天昏地暗，不計時間。按規制一次大課一般就是兩三小時，可他一講起來根本不管不顧，經常從傍晚6點一直上到午夜12點，一口氣講六七個鐘頭。以至於他的太太規定他在捷運結束之前必須下課，以免學生回去太晚不安全。這裡有個很有趣的事情，我親身經歷。有一次我和他上課的地點排在一起，課間去洗手間，只見他的幾個研究生沖進來說：“老師，對不起，對不起，請讓一下，石先生只給我們五分鐘時間。”教書育人如此投入，所以他桃李滿天下，培養出的學生許多在美國第一流大學任教。

郝倖仔：訪談了史語所這麼多人，石守謙先生是聊的時間最短的，滿打滿算40分鐘。第一句話是：“我不喜歡見朋友。”話題多圍繞要我呼籲盡可能地開放藝術品館藏，方便藝術史研究。感到大概可以對得起所裡的安排了，就起身邀我一起去聽個講座，我當然知趣地告辭了。事後方知他平日裡根本不接電話，對我已是相當重視了。儘管如此我還是超級愛他，他的形象讓人“驚豔”，一襲白衣，還有美髯，仙風道骨，頗類得道高人。

黃進興：還有王汎森院士，用力在明清的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他年少得志，很早就當選為“中研院”院士，我記得好像是四十五六歲左右，總之非常早。

郝倖仔：46歲。2004年當選。1958年生人。

黃進興：他成名也早，在大陸學界久負盛名。因為他文筆非常好，流利可讀，議題也新穎，所以能夠普遍受到學界各方面人士的注意和欣賞。他在大陸的粉絲的確不少，去年有出版社跟我講，他的書在大陸，一萬本三個月很快就賣光了。在臺灣也很暢銷。我們寫的都是專業知識書，像他這樣能把專業書寫成暢銷書，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歷史學家一般會更重視史料和理論，敘事語言和歷史寫作這一方面往往受到忽視，但事實上還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從王汎森的史學實踐，還有史景遷在西方漢學界的大受歡迎來看，都是如此。

郝倖仔：我上大學那個時候，王汎森院士在《讀書》雜誌一段時間內集中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開始名聲大振，粉絲蜂擁。

黃進興：其他像王明珂院士，族群史研究很有成就。有人到臺灣來，都會問起王老師怎麼樣，王老師長王老師短的，都很想來跟他學習。他在大陸的講演橫掃大江南北，聽者七八百人以上。大作一刊行便賣上兩三萬本。在大陸的簽書會都大排長龍。據兩位年輕朋友告知，他僅在上海就為書商簽了3000本。據說出去講座時，責編如貼身保鏢一樣緊緊跟隨，對其他出版社嚴防死守。另外還有梁其姿院士的生命醫療史研究等等。我常常講，史語所人在所裡是一條蟲，好像蟄伏在少林寺裡苦練功夫；到外面都是一條龍——史語所同仁在境外，不是當校長，就是院長、系主任，都能獨當一面。

郝倖仔：方才您一一點將，各有評述。同樣的問題我問了林富士。他是您和王汎森教授的小師弟。您二位做所長時都找他搭班做副所長。他在我的要求下對您和這幾位學人也做了點評。說到開懷之處，他常會後仰大笑，非常可愛。我在您和王汎森、陳弱水這幾位身上，還有史語所其他幾位同年齡、同資歷學人身上都沒有看到過如此放得開又極具感染力的大笑。所以我想他有詩人氣質。

黃進興：難逃法眼。林富士本人為詩人兼散文家，還得過獎。

郝倖仔：首先說到的是王明珂。據說王明珂他們都超好玩的，只是在我這個來訪者面前嚴肅。王很會煮菜，是個美食家。且超級討厭做行政，讓他接的時候就不想接，他更沉湎於學術，對教書和寫書有興趣。王明珂是基督徒。基督教有一句名言：你的獎賞在天上。所以他不太追求塵世的獎賞。

黃進興：史語所大部分人都不喜歡做行政，一找到誰誰就嚇個半死。現在王明珂正在請辭所長，院裡要我再度兼任，我實在是幹不動。

郝倖仔：我說王汎森應該喜歡做行政，林富士不認同。他認為王只是不拒絕，更準確地說，王是喜歡研究權力。王汎森身上有宮廷，尤其是清宮的那些東西。他腦子裡至少有500個以上各行各業的人才庫。這是天生的，也是有準備的。但他是被選中的，並不是權力欲非常重。

黃進興：王汎森不僅才氣逼人，行政也非常幹練。我做史語所所長就是接替他，他是我的前任。他在所長任內主編了一套《中國史新論》。後來因為他的才幹又到院方服務，做了“中研院”的人文副院長，也做了很久，七八年的樣子。

郝倖仔：王汎森用功的程度讓人想不到。林富士和他一起去美國開會，飛機上，林看電影，王看書，一趟旅行下來，林看了三部電影，王一本書讀完了。林笑言，王汎森對讀書到了近乎迷戀的程度，自己不會那麼看不開，所以學問差很多。對於講演，王汎森會非常認真地準備稿子，他的笑話都是有準備的，非常敬業。而且，居然，他是會緊張的。

黃進興：林富士和王汎森是革命感情，同鄉之誼複前後同學。

郝倖仔：下麵說到您了，您緊張嗎？

黃進興：願聞其詳。

郝倖仔：林富士說您有多方面才能，只是不被外人所知。您喜歡哲學，能寫非常棒的散文，也能寫傳記，像為新光集團創始人吳火獅作傳。您寫學人，千兒八百字，就能把一個人的特點、學術寫得活靈活現。史語所沒有幾個人能夠跨越這麼多範疇。王汎森的文學就不如您，但王汎森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有深刻的理解。而您對學術研究中一些獨特議題的把握獨具慧眼，原創性非常高。您二人是不一樣的厲害，他都心嚮往之，雖然您二人相繼執政、平步青雲，而他只是一介布衣。說到這裡，他很可愛地問我，這話聽起來是不是很酸呢？然後大笑。最後，他送了我一句話：你很幸運，黃進興這幾位在臺灣都是一等一的人才，你都認識了。

黃進興：林富士所講皆是他肺腑之言。相當精到。

郝倖仔：李孝悌教授也對您幾位做了點評。復旦大學曾經出版了一個學者講演集系列，其中最暢銷的就是您那一本，內容完全沒有修飾，就是講演原樣拿出來，哼哼哈哈的人生感歎全寫進去了。另外兩部的作者，王德威和王汎森兩位教授，回去改了半年，修得四平八穩，銷量卻沒您那本好。他笑言您是陰陽家，可以不斷抽離——除卻做學問、做行政，還有主持唐獎這種大型國際性獎項，把王德威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理解的“不斷抽離”就是實現技能的轉移，可以在一個領域放空，也可以再到另一個領域充滿，就是林富士說的“多方面才能”。李孝悌還說到您一個特點，一旦需要做決斷時，您的決斷力很強。

黃進興：孝悌出身哈佛，乃孔飛力的弟子，專修明清史，在史語所待了十幾年，人很好，學問也好，被香港大學挖走了。

郝倖仔：史語所近年來多被挖角，條件優厚，高薪高職加房子。據說您做所長時，一聽說有挖角之事，就會立即去找當事人，軟磨硬泡，非要逼對方親口宣誓“我愛史語所”才放心。挽留人才之心可鑒，但是面對人才的競爭，這種“精神勝利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黃進興：臺灣人文學界的薪資待遇一直不高，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少臺灣學人就去香港、新加坡等地高校兼職授課。所以我們才更要為學人營造良好自由的學術環境。

郝倖仔：李孝悌教授坦言，去香港就是因為錢多。但史語所是心中永遠的懷念，它是做學問最好的地方。

黃進興：基本上，史語所能夠吸引優秀的人才留下來，主要還是因為良好的學術環境和氛圍，而不是待遇的多寡。

 “君子國” 

郝倖仔：1948年“中研院”評選出第一屆院士，史語所有七人當選，沒有錢穆。錢穆的反應是可以接受，但第二屆應該有自己。文人胸壑常有不平，能夠平心接受現行的評判體系實屬不易。我在實地考察時，對每一位受訪的史語所學人都問及有關考核標準的問題，就是想看一看這個近乎於神話的“第一屆院士”的傳統，有沒有保存下來。

黃進興：我們這裡沒有教學任務，所以科研任務就變成唯一考核的標準。這是公平的。一般是年度考核，人人都要填報，這一年你發表了什麼成果，都是白紙黑字擺出來，集成一本，予以公開，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別人在做什麼。然後會有一個考核班子對此進行評定，還要打出甲乙丙。班子成員一般包括四個學門（歷史學門、考古學門、人類學門、文字學門）的召集人，還會有一些資深的、但不一定擔任行政職務的研究人員，以免被主事者壟斷。

郝倖仔：如果不合格會怎樣？砍薪水？調崗去做行政？還是捲舖蓋走人？

黃進興：這裡面就有個臉面問題。砍薪水倒不至於，但如果接連幾年不能達標，就會被炒魷魚了。不是只有史語所這樣，整個“中研院”都是這樣，而且被炒的還真不少。有人知道自己表現不好，就會自動離開，沒有必要面對這個尷尬的局面嘛，不如自己趕快在外面找點別的事做了。史語所中途離開的也不少。當然有些離開是被挖走的，不都是因為考核不合格。

郝倖仔：其實這種考核還是更多地借助大家自身的自尊心來實現激勵效果。

黃進興：是的，尤其對於年輕人很重要。比如說，同一年進來三個新人，哈佛的博士、京都的博士、牛津的博士。所有人都在盯著，你們這三個小子到底怎麼樣？做出什麼成績？一年兩年三年，很快就看出來了，一目了然。有些面子上掛不住也就走了。

郝倖仔：說到學界的人才考核，首先要說升等，大陸叫評職稱，學名是“專業技術資格評定”，是學者首要的評判標準，學界諸多故事和恩怨幾乎都與此脫不了干係。曾在史語所做過5年副所長的林富士，用他的親身經歷跟我描述了史語所的升等。他自言在所裡做行政時是個酷吏，脾氣非常壞，批評權威不假辭色。但他的升等都非常順利。他笑言就自己這樣的做事方式，居然還能生存且一路升等上來，這就是史語所的偉大。這個偉大是看不見的。

黃進興：這是個君子國。我從畢業就來這裡，一直到快退休。這是一個我非常尊重的地方。史語所能有今天，根源在於大家對人才的渴求如此強烈，從所長開始到下面每一個人。我經常跟年輕人說這個所的傳統一定要珍惜，在全世界都很難能做到這個地步。這必須要有一個涵化的過程，要以內在的文化的秩序和涵養，不斷薰陶大家自我克制。

郝倖仔：林富士做了5年副所長，您和王汎森做所長時都跟他搭過班。當年您把人事都交給他做，包括薪聘、升等、續聘諸多事項。他因而熟知所裡每一個人的研究，以及跟學界的關係，誰是誰的友人，誰是誰的敵人。但當所有這些問題落到投票這一環節的時候，沒有意氣用事，沒有因為私人恩怨借機想把誰做掉。否則一人一票不記名投票，想要反對你也沒有任何辦法。羡慕嫉妒恨在史語所就更沒有發生。文字學門有一個說話非常囂張、人緣差到極點的人，此人辦升等時，大家也還是投他贊成票，因為他學術上硬。就是看誰用功、誰有成就啊，其他都是假的。這是讓他最感動也是最驕傲的。

黃進興：我們在評一個學者，不是評聖人，不是評政治人物。雖然政治立場也各有不同，會爭論，會吵架，但是帶到學術上，還是以學術水準來評判。

郝倖仔：說到人才考核，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陳星燦所長很有發言權，做史語所的外審專家很多年，升等、審稿、進人等等都曾親身經歷。拿升等來說，助研、副研、正研，陳所長都審過，他說都很嚴格，外審絕不是走過場。還有一個等級，就是僅比“院士”次一級的“特聘研究員”，要按規定把工資待遇漲上來，漲幅也分幾個等級，類似幾級津貼，規定也很嚴，也請外聘專家來參與議定，你認為某人應該被加到哪一個級別。陳所長由此認為史語所考核方面的制度已經很成熟完備了。

黃進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就借鑒了我們的一些做法。葛兆光專門來考察過。

郝倖仔：此外還有文章審稿，像《史語所集刊》，審稿相當嚴格，陳所長都做過。我當時笑言，還以為本單位人員怎麼都能塞進《史語所集刊》發一篇。他正色回答：那是絕不可能的。

黃進興：的確是絕不可能。

郝倖仔：《史語所集刊》曾經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大陸學者瞭解國際學術前沿的重要資訊來源。直到今天，在大陸社科職稱評審要求論文發表的評價體系中，將核心期刊分為ABC三等，《史語所集刊》高居榜首，位列5家A刊之一。要知道，發一篇C刊都不容易，A刊更是很多學人一生的夢想。這說明對於史語所，對於《史語所集刊》，學界是服氣的。

黃進興：一大堆注腳、羅列的史料、長段的引述，把證據一一攤開，就像法官判案一樣，最後的判決書就是短短幾句話，可前面的證詞很多。閱讀起來很困難，很無趣，很痛苦——這就是史語所的風格。它的走向就是，我攤開了，你就沒什麼可爭議的了。這樣的文章結論很堅實，除非你找到更多的證據，否則很難辯駁。結論定了就是定了。

郝倖仔：我讀書的時候就喜歡從《史語所集刊》裡發現史料線索，對寫文章頗有助益。

黃進興：這就像蓋房子，實實在在用的都是磚塊，不是保利龍（注：泡沫塑料）也不是紙糊的，把房子拆了，建材還都在，還可以拿去蓋別的。所以《史語所集刊》文章最早拿出的史料，你還會覺得很有用，還願意拿去充實自己的文章。

郝倖仔：這是硬的東西。那些講一大堆理論、主義，相形之下風一吹就垮了。所以到現在還有人談陳寅恪。

黃進興：當然史料學派也有毛病和盲點。但確實是20世紀初中國文史學界的革命。從《史語所集刊》的格式到寫作的習慣，再到嚴謹的審查，即同儕之間就學問談學問，不涉及情感，不涉及個人恩怨。

郝倖仔：說到《史語所集刊》，所裡學人多提到：我們自己所長的稿子都被退。即便如此有人還要發難，審稿為什麼要封名字？封名字就是玩假呀。《史語所集刊》哪裡需要遮遮掩掩？既然是學術，就來呀，討論呀。我是審查人，你是被審查人，我說你這一篇不行，就拿出來公開討論。

黃進興：史語所確實可以做到這一點。但還是會有人治的衝突。坦白講，如此嚴格，裡面也有壞文章。早年是半公開的，大家都知道是誰審的，所以就會有人治的衝突。這是人性。現在人人都面對這樣的審查，院士、所長都一樣，就公平了，都沒有什麼好怨的了，大家就會忍耐，因為知道每個人都要經過這一關。

郝倖仔：除了外審專家，史語所還聘請不少大陸知名學者擔任諮詢委員。二者職能區別何在？

黃進興：全然不同。外審專家負責審查升等或續聘等事項；諮詢委員負責全所發展方向即策略。

郝倖仔：陳星燦所長說做這個諮詢委員，也不拿薪酬，就是史語所想就發展的大方向，聽聽外面的意見。這是一種被信任的感覺。實際上是一個學術信用體系，西方也如此。他表示他們很應該而且正在力圖向史語所學習。這是一個機制的問題。他肯定史語所的院士總體來說還都是品質很高的，“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選舉的傳統是保存下來了。

黃進興：簡之，史語所之能繁榮滋長，無非始終秉持學術多元的精神，培養了一塊堅韌而純潔的學術沃土，以供學者實踐對知識的嚮往。

原載於中華讀書報，轉載自彭湃新聞網：

黃進興談史語所的學人與學風_湃客_澎湃新聞-The Paper

很謝謝一位作家朋友，承蒙她介紹，在和《旅讀中國》雜誌的編輯商量後，開了一個專欄，專門寫醫療疾病史，兼寫一些近代中國的科技與摩登事物。編輯幫我取了個很直白的名字「老皮說史」。第一篇當然就是先用中醫抗疫歷史來打頭陣，排版出來，看得出美編很用心。

謝謝以上朋友給我機會與鞭策。「專欄」的意義我不甚清楚，我先把自己扮作一位學生，這是一個學習的歷程。以前愛看漫畫期刊，那些作者都抱怨，趕稿很痛苦，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奮鬥；日本漫畫家更慘，撐不住就退場吧，理所當然。所謂「連環」漫畫的意思，就是循環無端、除非故事完結。是的，我現在學到的第一課就是，交了一篇以後，編輯就會提醒，下個月的又要排版了。嗯嗯，秉持著「跟史家一起創作」的志氣，趕緊去寫，不要再吐廢話了。

照片來了，大眾史學新時代！！

今天準備帶研究生讀這本恩師呂芳上先生的代表作《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在讀之前，可以看看我的學弟陳佑慎在說書網站上發表的一篇短文，大致可以理解這本書的重讀新意，貼在下面，供大家參考。

【說書】通往未來的過去：重讀《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

2015-11-9

    去年（2014）春天，一場「太陽花學運」震撼了全國上下，迄今猶是餘音不絕。關於這場運動的認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國內外討論已多，本文無意另起爐灶作全面性的點評。本文要作的，是藉一本舊著新刊，省思「學生運動」的本質和意義。

    這本舊著新刊是呂芳上教授於1994年初版，今年（2015）再版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以下簡稱《學生》）。《學生》是嚴格意義上的學院式歷史學著作，史料豐富，論證嚴謹，自非「借古諷今」之作。但這並非意味，作者沒有深刻的「現實」情懷。原書初版序言謂：「從八○到九○年代，由北京天安門事件到臺北的三月學運，顯示海峽兩岸政治、社會環境急遽變遷中，緊扣社會脈動的校園，也隨著產生極大的震盪。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面向社會，不能沒有時代的感觸和關懷」。從此可見一斑。

二十年後，海峽兩岸政治、社會的變動巨輪並未停下，臺灣尤其走向國家認同的關口，波濤彼落此起。於是，《學生》於2015年再版發行，不能不令人想起臺灣餘燼未熄的太陽花學運，還有香港「雨傘革命」。《學生》再版序文即言：「學生運動有如一把不滅的火種，不同的時代，只要適時適溫，火苗一竄，便要星火燎原」，而「學運的議題可能變種不居，學運的本質和手法幾難二致」。學運的本質和手法是否幾難二致，當然是讀者可細細玩味的。

在介紹本書的內容以前，我們不妨先看看1990、2014年兩次臺灣學運共同反對對象－－「國民黨」的形象。兩次運動皆身歷其事的范雲教授嘗言，「二十四年前的野百合運動，是在威權體制下希望為臺灣搶下民主。二十四年後，臺灣社會已經有了基本的民主，但此新生的民主卻面臨倒退危機，太陽花運動的努力，則是力抗不讓臺灣的民主被偷走。」也就是說，國民黨被學生運動群體定性為一種保守的力量，甚至是與「進步」價值相抵觸的力量。站國民黨立場者，倘另有看法，應屬自然。但即使如此，許多國民黨人其實也意識到，反對者在所謂「進步」價值上提出的重大挑戰。例如，太陽花學運期間，流傳一封當時行政院長江宜樺夫人李淑珍的信函，提及目睹學運現場後的觀感，略謂：「在場靜坐群眾，幾乎全是大學生，而且個個眉清目秀、眼神堅定。相較於許多只關心追星打卡、吃喝玩樂的同儕，他們關心國事、勇於表達，顯然是年輕世代中的佼佼者。可以預見，在這一群人中，將會出現下一代的政治家、律師、學者、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李淑珍說，「這裡坐著的是下一代的菁英」，這令她悲從中來。

相較於國民黨內若干一股腦兒「把學運推給反對黨」的言論，李淑珍能正視青年人心的歸向，應是可正面看待的。至少，筆者願相信她曾經一番下筆沈重。畢竟，這不是國民黨人第一次說類似的話。且不談1946至49年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窮於應付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坐令學運為共產黨在武裝鬥爭外的「第二條戰線」所利用。其實遠在1924年，亦即共產黨初建未久，尚屬襁褓嬰兒的年代，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便語重心長地說過：「今日最能奮鬥之青年，大多數皆為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然今日中國之需要，則又為一有力之國民黨」。

    今夕何夕，把文字中的「共產黨」替換成現今的反對力量，把「中國」改為「臺灣」，還是會讓人感到歷史女神開了國民黨一個玩笑。

數十年來，多數國民黨人對群眾運動認識不清，方法欠周，造成諸多惡劣影響，應有相當程度的事實。或者更確切地說，不論是在南京抑或臺北，國民黨人似乎總是有「站在學生運動對立面」的形象。然而，過份聚焦於國民黨對學運的舉措失當，很容易忽視一個事實：國民黨本身曾經是學生運動的弄潮兒。即令是前引的戴季陶的感言，也必須用此角度，方能適切理解。

溯國民黨組織的前身，興中會、同盟會等反清革命團體，成員固不乏江湖豪俠、綠林好漢，但青年學生仍是當中重要的主體（特別是同盟會組織）。及清廷傾覆，民國肇建，有「清遺臣」吳慶坻、金梁等人編輯《辛亥殉難記》一書，詳列忠於清室、力抗革命黨人的「殉難」之士。

    是書收錄前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著名經學家王先謙所寫序文，內稱：「推肇亂之由，自學校至軍屯，創立制度一以不教之民處之，列省奉行，糜金錢無算。其出洋留學者，復不加約束，以致流言朋興，莽戎潛伏，謀國不臧」。用白話文即是說：我大有為清政府之所以遭逢不測，原因出於未嚴加約束「學生」言行，造成政治、社會秩序大亂。

    不意在一百年後，繼承革命團體家業的國民黨人，在臺灣已經失去了革命氣慨，也失去了「學生」人心。於是乎，國民黨人師承清遺臣的衣缽，接力指責「學生」的不是，當然用語隨時代會產生區別：「不教之民」變成了所謂「婉君」。

究其實質，國民黨（及其前身眾革命團體）從學生運動弄潮兒，變成在價值論述上否定學生運動，是一個發展過程。而這個過程是發人深省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雖然號稱「成功」，但黨人並未藉此奪取政權，政權落於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軍人、官僚之手。自1912至1926年十多年間，黨人基本上是在野黨，除了數度掌控廣東地方政權外，缺乏挑戰北京中央政府（所謂「北洋政府」）的實力。

直到1920年代中期，國民黨借鑑蘇俄經驗，轉型為動員性的革命政黨，再搭配強調意識形態訓練的黨軍，始漸有問鼎中央政權的能力。經過曲折的統合過程，「國民革命軍北伐」終於在1926年夏天發動，打下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江山。

    這時期，國民黨作為動員性革命政黨，又保持接近青年學生的傳統，與學運的關係極其密切。即使是在北伐軍事行動中，每有「學運世代」（借用現代的語言）成員擔任幕僚、政戰與宣傳人員，「持筆且從戎」。今天臺灣讀者熟悉的羅家倫先生，本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北伐戰爭期間便在蔣介石總司令部幕下服務。他們洋溢著革命情緒，深信國家的危難「實由於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之相互勾結」；他們所高喊的「打倒列強，除軍閥」口號，根本就是五四運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口號的直接傳承。

    然而，自1927年下半年起，國民黨因北伐軍事的勝利，由「在野黨」向「執政黨」轉型，許多政策開始改弦更張，「穩健」的施政計劃取代了「激進」的革命話語，學生運動也因此有明顯轉折。

1928年6月，北伐軍開入北京，北洋政府覆滅。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於南京召開，自由派知識份子國民黨員蔡元培提出一個引人矚目的提案「取消青年運動」，內稱：「本黨之青年運動，則在運動學生，使犧牲其光陰，犧牲其課業，犧牲其學校之秩序。」值今北伐軍事結束，國家需要培養建設人材，如不及早籌謀，「十年二十年以後，今之青年既已老大，感學業之不足以應世變，雖取吾輩之白骨而鞭之，豈足以償誤國誤黨之罪耶？」因此，「非停止往日之青年運動不可！」

    蔡元培之議一提出，正反意見紛至沓來，贊成者多半是教育行政單位，反對者多半是學生組織及民眾團體，無法獲致結論。但基本上，國民黨之疏離學生運動，已是無可逆轉的現實了。

綜上所述，國民黨疏離學生運動的形象，應是始於1920年代晚期。1930年初，國民黨通過「學生團體組織原則」及「學生自治會組織大綱」，終於明令限制學生不得與聞校政和涉入政治。於是，在「合法」的學生團體中，五四學生運動的意義和精神已經蕩然無存。

    根據學者王奇生的研究，國民黨在大陸時期黨員群體的社會構成，除了軍人黨員外，始終主要集中於知識界；只不過，在國民黨於1928年取得中央政權後，一個趨勢是教師所佔比例增大，而學生所佔比例逐漸下降。其原因可能是在教育「黨化」的口號下，某些地方限制非黨人員從事教職，或者強制教師集體入黨。1920年代青年學生爭相入黨的情形已不復見，黨對富有革命激情的學生失去了吸引力。

    國民黨之所以在取得政權之初，隨即疏離學生運動，原因是多方面的。《學生》一書的主軸，簡單說就是探討「五四」後十年中國學生運動的變化及其政治意涵。中國學生運動以學生自發性活動揭開序幕，以停學、罷課、請願、遊街、示威等手段，提出含括下至個人權益，上至政治、人權、教育、外交等項目的訴求。

但是，富理想色彩的學生「以極無責任之人，辦極有責任之事」，學運不能不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學生固然有知識，惟能力薄弱，又無經濟基礎，既擱不倒北洋政府，也逼退不了「帝國主義者」。他們若能獲致一點成果，多半還是要靠「各界」的同情與援助。適在此時，新興的動員性政黨，國民黨、共產黨，還有青年黨，抱著「誰有青年，誰有將來」的看法，逐步與學生接近，多方滲透學運，甚至操控了學運，終於使「學生運動變成了（政黨）運動學生」。

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從自主到喪失自主的過程，可以《學生》一書中的「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總會」（簡稱「學總」）為例。溯五四運動時期，各地青年學生為加強聯繫，擴大活動，相繼於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南京、杭州等大都會成立學生聯合會。及至1919年6月，各地學生團體進一步成立「學總」，作為串連全國學生力量的組織。一、二、三屆負責學總的理事，多無政治色彩，也不願和政治扯上關係。但是，學總的政治獨立性，在1921年以後逐漸失去。

是年7月，共產黨成立，注意佔領「機關」「團體」的重要，有意操縱學總的活動。未幾，國民黨於1924年改組，特設「青年部」作為領導青年學生的機關，很快就將學總收納入黨的青年運動組織中。然而，當時國民黨正值「聯俄容共」時期，許多具有共黨身份的「跨黨分子」，身居各級國民黨黨部的要職，包括青年部及其附屬機關。處此情境，國民黨「純正黨員」和「跨黨分子」之間，既有合作，亦有爭執。政治上的紛紛擾擾，勢必會波及學總的前途。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已受政治力介入的學總當即表態支持，各地學生也相繼響應。於是，北洋政府軍警動輒以「赤化」罪名逮捕學生，摧殘學運，學總只能更堅定地追隨「革命」陣營。不意革命陣營內部的左右翼之爭，亦已逐漸白熱化，大變繼起。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對峙，史稱「寧漢分裂」。處此情勢，學總左右翼遂分別在武漢、南京各開各的第九屆全國大會，交相指責對方是「偽學總」。7月，武漢國民政府與共產黨決裂，不久垮台，武漢學總即告瓦解，負責人作鳥獸散。至於南京學總，雖能繼續存在，實已徹底失去了獨立性。這正是學生運動夾在政治運動下進行的最佳寫照。

    面對政黨的介入，學生未必毫無自覺。《學生》指出，學生是否應涉入政治，在1920年代已是爭議性的話題。贊成者謂：一、青年是國家未來主人翁，所以對政治應有相當研究，但研究不如切實訓練好，故第一步應該加入政黨；二、政局杌隉，校園不安，欲改革教育先改良政治，改良政治目標在打倒軍閥官僚、打倒帝國主義；加入政黨，使目標得以實現。反對者則認為：一、青年人思想未固定，加入政黨乃一時之衝動，於黨義漠然，於黨於學生均無益處；二、青年時代應先打好學問根柢，再努力實際政治不晚；三、青年入黨，囿於黨義，喪失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於黨員責任又不能放棄，會造成荒學後果。

不可否認的是，學生加入政黨，加深了學運政治色彩，一不小心便栽入爭權奪利的現實世界中。《學生》認為，前揭蔡元培提案取消青年運動的說詞，是令人驚訝又不失坦白的話語，一語道破了五四以來學運變質的實情。不惟如是，政黨介入學生運動，或有其必然性，但也有令人難以忽視的負面效果。例如，「校園自主」、「學術獨立」，原是近代西方社會的觀念，傳統中國思想一向強調學問與入仕的關係，而發展中國家尤其很難奢侈地供養大批知識分子作「純粹的學術研究」。於是，學術為政治目標服務，校園滋長為政治的資源，是常見的事例。儘管學校依然是政治批評的主要來源，學生運動在許多場合確是促使國家進步的力量，惟弄到「教育為宣傳之工具，學校成結黨場所，學生充戰地之先鋒」的程度，顯然是一個壞現象，也是國家長遠發展的隱憂。

事實上，《學生》一書所揭露的學生運動景象，對當代臺灣一般的「藍」、「綠」青年（如果可以這樣硬性區分的話）而言，是同感陌生的。

讀者也許想問，《學生》對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的斷語，是否合理？這部分，讀者自可從書中浩繁的史料引註找尋答案。惟對臺灣讀者來說，更大的疑問恐怕是：1920年代的中國歷史經驗，可否作為思索臺灣未來前景的靈感？對此，筆者仍舊是抱持肯定的答案。畢竟，歷史固然不會單純重演，但太陽底下確實不會有太多的新鮮事。

     《學生》書內所描寫的，1920年代中國學生運動訴求維護國權、改善人民生活，不同學運群體間的路線衝突，政府當局對學生運動的壓制，在野黨對學生運動的微妙關係，以及學生運動始終存在失去獨立性的質疑，對照當今臺灣的現狀，真令人有撫卷長嘆之慨，值得細細品味。當然，筆者並不主張，生硬地將舊日中國經驗套用在當今臺灣之上，淪為「借古諷今」者流。兩者的情境差異，在某些方面是很明顯的。例如，1920年代的國民黨、共產黨一方面試圖操弄群眾運動，但同時也正走向武裝奪權。而臺灣過去雖有軍事化政權的執政，確沒有軍人干政的傳統，今後更不該有任何政黨企圖假此手段。

其次，1920年代的群眾運動，正由五四時期的百花齊放、重視個人解放，轉向集體主義化的發展。這是國共兩黨革命奪權後走向「黨國體制」的重要關鍵。相較於此，當今臺灣已有得之不易的自由民主，還有正在萌芽的多元價值觀。太陽花學運的爆發，曾引起社會各界對政治制度的焦慮與爭辯。但無論如何，筆者對政治體制、自由化、多元化的遠景仍深具信心，不相信臺灣政治走向「革命奪權」的回頭路。

    筆者言盡於此，不擬再多作發揮，相信不同的讀者會另有不同的感懷。記得一位在出版界工作的友人，形容《學生》一書是「一部時代之作，每個人讀都各有體會」。誠哉斯言。不管我們對臺灣的未來有何看法，若願意用歷史的眼光來做點思考，這本書絕對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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