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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社會恐慌與藥物流行
林富士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壹、引言：瘟疫再臨
2013年3月下旬，禽流感病毒H7N9侵襲人類的案例，首先見於中國的上海，隨後在長江中下游的省份（江蘇、浙江、江西、湖南等）也陸續發現一些病例，並有逐漸擴散的跡象，連黃河流域的省份（安徽、河南、河北、山東等）也無法倖免，病毒甚至還被大陸台商帶回台灣。截至2013年4月底，雖然所有的確診病例才128個，死亡也才26人，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認為不太可能造成大流行。但是，因為傳染途徑是經由人類經常接觸的鴿子與家禽，而被感染的禽鳥卻無症狀，也不會死亡，因此，格外難以防備。更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專家認為一旦病毒基因突變，可能會演變成人傳人的流行性感冒。因此，海峽兩岸的政府還是提高警覺，並啟動相關的防疫機制，連周邊的地區和國家也不敢輕忽其潛在的危險。
而民間的反應則更激烈。網際網路上充斥著各種流言：有人說H7N9已經演變為人傳人的病毒；有人說這是西方強權的生化攻擊；有人說政府隱匿疫情的嚴重性。口罩、溫度計、洗手乳、消毒液、克流感（Tamiflu）、板藍根等醫護、防疫器材與藥物開始熱銷，禽鳥或被撲殺或乏人問津，活禽交易與觀光旅遊市場開始遭受打擊。這是非常典型的瘟疫所造成的社會恐慌現象。
貳、恐慌的宗教反應
這樣的恐慌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瘟疫，而且，並不是第一次出現。2003年「煞死病」（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流行時，海峽兩岸便有過類似的現象。而在中國歷史上，類似的恐慌更是不乏前例，只是面對恐慌時的反應與應對措施不盡相同而已。
就以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大約從西元三世紀起一直到六世紀）來說，在四百年左右的時間裡，「正史」記載的「大疫」流行至少有二十七次，平均一、二十年便爆發一次。在瘟疫的陰影之下，人總不免會有所不安、惶惑和恐慌，必須尋求解答與慰助。而當時的宗教，無論是傳統的巫覡信仰，還是新興的道教，乃至外來的佛教，都成為恐慌者的心靈「解藥」。巫覡的「厲鬼」說和道、佛二教的「末世」（末劫）論，都被用來理解瘟疫的流行，都曾引起廣大的共鳴。而符咒、祓禳、齋戒、悔過、誦經、祭禱等宗教法術和儀式，也大為風行，即使是最高的統治者也奉行不二。例如，隋文帝開皇十二年（592），當時首都長安流行「疾疫」，隋文帝便召來剃髮為僧的儒士徐孝克（527-599），令他「講《金剛般若經》」，企圖消弭瘟疫（見《太平御覽》、《佛祖統紀》等）。
參、恐慌的醫藥反應：從白犬膽到板藍根
面對瘟疫，尋求醫藥救助也很常見。不過，在極度恐慌之下，有時候不免會有些荒腔走板的演出。例如，東晉元帝永昌二年（323），百姓訛言「蟲病」流行：這種蟲會吃人皮膚、肌肉，造成穿孔，而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這個謠言從淮、泗一帶一直傳到京都（建康），「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都覺得自己已經染病。不過，當時也傳出解救之道：當蟲還在體表時，「當燒鐵以灼之」，嚴重的話，就要用「白犬膽以為藥」。因此，大家紛紛找人燒灼，有人甚至自稱能燒鐵，專門替人燒灼治病以牟利，還真「日得五六萬」。白犬的價格更是「暴貴」，漲了十倍，大家紛紛搶奪。不過，這畢竟只是傳言，並非真正爆發瘟疫，因此，四、五天之後便平息了（見《宋書•五行志》）。
H7N9病毒對人類所造成的傷害當然比西元四世紀的「蟲病」真實，再加上過去遭逢瘟疫的恐怖經驗，雖然感染與死亡的人數還不多，社會恐慌依然出現。板藍根（Radix Isatidis）熱潮就是指標。
板藍（菘藍；馬藍）是傳統的中草藥，《神農本草經》便有關於「藍實」藥性與功效的記載，而從南北朝時期陶弘景（456-536）的《名醫別錄》起，到明代李時珍（1518-1593）《本草綱目》，此物一直是中國本草學家著錄與討論的藥物之一。至於板藍根，則在宋代廣泛的被用來治療中風、蛇蠍螫傷、藥毒、傷寒、下痢等疾病（見《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等），明代治療各種疾病的複方之中，板藍根也是常見的組合成分之一（見《普濟方》等）。
不過，近代以來，板藍根受到矚目似乎是始於1988年上海A型肝炎流行期間，但廣為人知則可能肇因於2003年「煞死病」流行所引起的恐慌。不過，當時主要還是以「民間偏方」的方式流傳。而這一次，則有了官方的倡導或鼓動。例如，2013年4月3日，江蘇省衛生廳制訂、印發了《江蘇省人感染H7N9禽流感中醫藥防治技術方案（2013年第1版）》，文中建議「高危險人群」要服用中藥，其中便包括「板藍根沖劑」（板藍根顆粒）。這個「方案」一出，「板藍根」立刻熱銷，甚至被認為是「萬能藥」。根據中、港、台、日、美等地的媒體報導：中國有將近五成的受訪民眾表示會去買板藍根；上海市中心的一家藥店設立了板藍根專櫃；南京的大學生開始流行以「板藍根」取代咖啡，有人則創出加牛奶、咖啡的混搭喝法。浙江省的養雞戶和江蘇省的蘇州動物園甚至還拿板藍根餵養動物。疫情較多的南方，從上海到廣州，許多藥店的板藍根都銷售一空，價格也跟著飛漲。到了四月中旬，連北京的板藍根藥材也已缺貨，只剩顆粒製劑。事實上，板藍根顆粒已經進入了中國國家基本藥物目錄，販售價格必須執行政府的「指導價」，但在搶購的熱潮之下，官方的定價很輕易就被打破，例如，湖北省物價局在四月份針對武漢市藥店進行突擊檢查時便發現，當地有些藥店的板藍根顆粒實際售價已經是官價的十倍。
當然，根據媒體的報導以及網際網路上流傳的訊息來看，仍有許多人拒絕盲目跟從這一波的板藍根熱潮，對於其效用及搶購行為，或加以嘲諷，或予以駁斥。若干藥物專家也紛紛提出警告，勸告民眾不要胡亂服藥或過度用藥，以免防疫不成反而產生不良的副作用。
肆、防疫藥物的先鋒：洗瘴丹
在傳統中國的醫藥史上，板藍根基本上只是眾多具有「清熱解毒」的藥物之一，而且，很少作為單方使用。我不知道中國民眾和官方何以會選擇板藍根做為防治禽流感的藥物，這或許是來自近代民間的「經驗方」，或許是根據實驗室的科學實證研究結果，或許是社會恐慌之下的隨機選擇或藥商行銷。無論如何，如果真要選擇一種簡單易用，又能配合南方的風土， 而且還要有醫藥經典為憑據的藥物，那麼，檳榔的妥適性理應在板藍根之上。
檳榔此物，唐末五代初年侯寧極（926-930之間的進士）的《藥譜》曾給予「洗瘴丹」的別名。從此之後，從五代北宋初年陶穀（903-970）的《清異錄》、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刊刻，由施元之（1154年進士）、顧禧（fl.
1131）注，施宿（1164-1222）補注的蘇東坡詩集《註東坡先生詩》（《施註蘇詩》）、元末明初陶宗儀（1329-1410）的《輟耕錄》、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一直到清代諸多的筆記、詩文，「洗瘴丹」這個別名始終是檳榔的專用，由此看來，檳榔必定與防治瘴癘、瘟疫有關。而大量宋、元、明、清時期的詩文中，凡提到中國南方的瘴癘之氣時，無論是親身遊歷之記、送行贈別之作，還是追憶遙想之詞，也常常會同時提到檳榔。
事實上，不少「外地人」到了南方（尤其是嶺南、閩粵一帶），都會入境隨俗而嚼食檳榔，而其動機就是為了防瘴辟瘟。例如，北宋蘇軾（1037-1101）〈食檳榔〉一詩便提到：
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中虚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随亦苦。面目太嚴冷，滋味絶媚嫵，誅彭勲可策，推轂勇宜賈。瘴風作堅頑，導利時有補。藥儲固可爾，果録詎用許。
這是東坡先生吃檳榔的初體驗，滋味有苦有甘，評價有褒有貶，但他還是相信檳榔具有藥效，而人在瘴風之地，也不得不吃。其次，元末明初的劉基（劉伯溫，1311-1375）也有類似的經驗，他有一首〈初食檳榔〉詩便說：
檳榔紅白文，包以青扶留。驛吏勸我食，可已瘴癘憂。初驚刺生頰，漸若戟在喉。紛紛花滿眼，岑岑暈蒙頭。將疑誤腊毒，復想致無由。稍稍熱上面，輕汗如珠流。清涼徹肺腑，粗穢無纖留。信知殷王語，瞑眩疾乃瘳。三復增味歎，書之遺朋儔。
這是劉伯溫到了南方，在「驛吏」的勸說之下，為了防治瘴癘而嚼食檳榔的經驗談。此外，清代士人從中國大陸到瘴癘之鄉的台灣，其經驗更是豐富。例如，清嘉慶十一年（1806）纂修完成的《續修臺灣縣志》，便收錄了一首「檳榔」詩云：
臺灣檳榔何最美，蕭籠雞心稱無比。乍嚙面紅發軒汗，鵔鵝風前如飲酏。人傳此果有奇功，內能疏通外養齒。猶勝波羅與椰子，多食令人厭鄙俚。我今已客久成家，不似初來畏染指。有時食鮆苦羶腥，也須細嚼淨口舐。海南太守蘇夫子，日啖一粒未為侈。紅潮登頰看婆娑，未必膏粱能勝此！
這是在讚美檳榔的滋味，也說明大家嚼食檳榔的理由在於它有「奇功」，也就是所謂的「內能疏通外養齒」。此詩作者剛來臺之時，也不太敢吃，但「客久成家」，逐漸就接受了，有時吃了「鮆苦羶腥」的食物之後，還必須「細嚼」檳榔以「淨口舐」。而清代文獻，從蔣毓英《臺灣府志》（1685）、高拱乾《臺灣府志》（1695）、陳夢林《諸羅縣志》（1717）、李丕煜《鳳山縣志》（1720）、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薛志亮等《續修臺灣縣志》（1806）、周璽《彰化縣志》（1832）、陳培桂，《淡水廳志》（1871）、到連橫《臺灣通史》（1920）等，在提到臺灣人嗜食檳榔的風氣時，大多會注意到臺人吃檳榔的原始動機就在於辟除瘴癘之氣。
伍、檳榔的醫藥功能
中國並不是檳榔的原鄉，但接觸甚早。西漢武帝之時（140-87 BC）司馬相如所寫的〈上林賦〉，在描述長安上林苑（皇帝的御花園）的景物時，便提到一種叫做「仁頻」的植物，而根據唐人的注解，仁頻就是檳榔。事實上，漢人所撰的《三輔黃圖》也提到，漢武帝在元鼎六年（111 BC）滅了南越之後，曾經從南越（兩廣、越南一帶）移來各種「奇草異木」，種植在上林苑中新建的「扶荔宮」，其中，便有「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各百餘棵。這或許是檳榔樹首度越過長江流域，進入華北地區。
當然，隨著南越納入漢帝國的版圖，當地的檳榔樹也可以說就成為「中國」的物種。不過，在西漢時期（206 BC-24 AD），身處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北方人對於檳榔應該還非常陌生。但是，到了東漢時期，章帝時（76-88 在位）的議郎楊孚在《異物志》中已清楚的描述了檳榔樹的外觀、生物特性、檳榔子的食用方式和功效：「下氣及宿食、白蟲，消穀」。《異物志》原書已經亡佚，我們根據的是北魏（386-534）賈思勰《齊民要術》的引述，因此，中國人對於檳榔的清楚認識是否可以前推到西元第一世紀，還有爭辯的空間。但是，西元第三世紀的吳普《本草》和李當之《藥錄》都已提到檳榔，南朝陶弘景《名醫別錄》更是針對檳榔的產地、藥性和功效（消穀、逐水、除痰澼、殺三蟲、伏尸、寸白）詳加介紹。由此可見，檳榔很早就進入中國的醫藥知識體系之中，中國對於這種原產於異邦他鄉的「異物」的容受，最早可能是出自醫藥方面的考量。
總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醫家很快的便將南方「土產」的檳榔納入本草世界，並且開始研究、配製以檳榔為主要成分的各種藥方，而東晉南朝的皇親貴戚、富家豪族，乃至僧人，也開始流行「吃檳榔」。雖然，當時並沒有文獻明白指出他們吃檳榔的目的，但是，因為檳榔在嶺南之外的地區還是相當難得的珍異之物，因此，「誇富」、炫耀應該是動機之一。其次，交州、廣州一帶雖然是可怕的瘴癘之鄉，但也是充滿「財富」和機會之地，到當地仕宦、商貿，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因此，為了防治瘴癘，「入境隨俗」而食用檳榔，可能也是南方王朝轄下的士人、民眾沾染此風的原因。
不過，早期的中國醫方或一般文獻似乎並未特別強調檳榔辟瘴、防瘟的效用。到了唐宋時期才有了明顯的變化。例如，在唐昭宗時期（889-904）曾任廣州司馬的劉恂，其《嶺表錄異》便記載：
安南人自嫩及老，採實啖之，以不婁藤兼之瓦屋子灰，競咀嚼之。自云：交州地溫，不食此無以祛其瘴癘。廣州亦噉檳榔，然不甚於安南也。（引自李昉等編，《太平御覽．果部．檳榔》）
北宋的本草學家蘇頌（1020-1101）也說：
嶺南人啖之以當果食，言南方地濕，不食此無以袪瘴癘也。（引自李時珍，《本草綱目．果之三．夷果類．檳榔》）
南宋羅大經（1196-1242?）《鶴林玉露》也記載：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痰，餘酲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
根據羅大經的觀察，當時嶺南人認為檳榔「可以禦瘴」，而且嚼食風氣非常興盛，已到了「以檳榔代茶」的地步，而他自己的體驗則是：「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飢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飢。」這也就是後來屢屢被文人、雅士所引述、討論的檳榔「四功」。
不僅民俗以嚼食檳榔「禦瘴」，當時的醫方中也有不少是以檳榔為主要成分複方，例如，延年桃奴湯、木香犀角丸、木香丸、七聖圓、紅雪通中散、七寶散、達原飲、三消飲、芍藥湯方、檳芍順氣湯等，被用來治療山瘴、溫瘴、瘴毒、瘧疾、伏連鬼氣、瘟疫、下痢等傳染性疾病（見唐代王燾《外臺秘要》；宋代《太平聖惠方》；《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蘇軾、沈括《蘇沈良方》；宋代陳自明《婦人良方大全》；明代吳有性《瘟疫論》等）。而李時珍《本草綱目》總括檳榔主治的各種疾病便有：
消穀逐水，除痰澼，殺三蟲、伏尸，療寸白（別錄）。治腹脹，生搗末服，利水穀道。傅瘡，生肌肉止痛。燒灰，傅口吻白瘡（蘇恭）。宣利五臟六腑壅滯，破胸中氣，下水腫，治心痛積聚（甄權）。除一切風，下一切氣，通關節，利九竅，補五勞七傷，健脾調中，除煩，破癥結（大明）。主賁豚膀胱諸氣，五膈氣，風冷氣，脚氣，宿食不消（李珣）。治衝脈為病，氣逆裏急（好古）。治瀉痢後重，心腹諸痛，大小便氣秘，痰氣喘息，療諸瘧，御瘴癘（時珍）。
其中，瘧、瘴癘、諸蟲（三蟲、伏尸、寸白）等，可以說就是現代所謂的「傳染病」，或是俗稱的「瘟疫」。由此可見，對於傳統中國醫家來說，檳榔不僅是「洗瘴丹」，還頗接近「萬能藥」。
陸、結語：藥物的古今之變
不過，古人對於嚼食檳榔是否真能防治瘴癘，其實也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南宋周去非（1135-1189）的《嶺外代答》、明代吳興章杰的《瘴說》、本草學家盧和的《食物本草》，都曾討論過檳榔的醫藥功效，也都認為檳榔並不是百利而無一害，如果經常食用，會導致「臟氣疏洩」。至少，若未染病，不應該為了要預防而吃檳榔，否則會「耗氣」、「有損正氣」。不過，他們似乎並不完全否定檳榔能緩解「瘴癘」所引起的一些症狀。
但是，到了近代則不同了。尤其是在台灣，檳榔幾乎已經被徹底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1997年4月8日官方核定的〈檳榔問題管理方案〉，列舉了檳榔所帶來的四大問題：一是個人健康（嚼食會增加罹患口腔癌的風險）；二是自然生態（種植氾濫會嚴重影響水土保育）；三是公共衛生（檳榔殘渣會污染環境）；四是社會秩序（風俗）。於是乎，「檳榔有害」便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價值，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檳榔會招致「亡國滅種」，並大聲呼籲要「早日把這些檳榔危害清除乾淨」。
從萬能的藥物到被人厭惡的毒物，檳榔形象與評價的古今之變可謂大矣！目前正在風行的板藍根，乃至克流感等防治禽流感的藥物，是否有一天也會被人唾棄？還是會盛行不衰？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2013年5月8日完稿於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文史知識》，2013:7（2013），頁5-12
引自http://newtaiwanshaman.blogspot.tw/2013/08/blog-post.html?spref=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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